【佔屋運動】Klinika的佔屋：在布拉格重振反資本主義力量

來自專欄 αναρχ?α編譯局27 人贊了文章

布拉格一個自治的社會中心為城市的反資本主義政治和文化注入了活力，但遭到了當局的攻擊。

作者：Nikolay Savov

譯者：王老闆

原文：The Klinika squat: revitalizing anti-capitalism in Prague

過去的幾年中，佔屋運動在捷克一直是邊緣化運動。然而，隨著自治社會中心Klinika在布拉格的一座廢棄的前肺科診所的建立，有人提出了新的社會解決方案。現在，這個運動又要脫離邊緣化了。

Klinika通過其關於自治原則的自我組織的思考，重新引發了對於資本主義語境下「民主」和「自由」的懷疑，而這些虛偽的概念在1989年的極權主義政權倒台後基本上沒有受到過質疑。在捷克的民族主義宣傳，反對移民的呼聲高漲之際，這項新的實驗成功地獲得了民眾的支持。

目前，Klinika採取了一種狂歡節式的戰鬥方式，展示了一項決不妥協的和平主義社區復興計劃，積極動員起各種各樣的社會團體，這些團體反過來保護自治中心不受臃腫的政府機構來操縱甚至關閉它。這使當地的反資本主義政治重新煥發活力，脫離了宗派主義，並與對社會產生了廣泛直接的影響。

這種回應方式表明，在捷克社會中，那些尋求新思路取代主流體系的人與新興的法西斯分子之間格格不入，值得警惕的是，後者在主流政治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Klinika的誕生

自從2009布拉格的Milada佔屋運動被消滅之後，捷克的佔屋運動似乎一潭死水。直到2014年的秋天，一群激進分子佔領了一座廢棄診所並建立了一個自治的社會中心，人們找到了一個公有空間來表達它們的另類政治觀點並為集體活動創造一個了安全的環境。

這場佔屋運動中不少人喊著「Obsa? a ?ij!」（佔屋與生存！）而來，努力將如何利用好閑置的、被浪費的空間問題提上公共議程，但Klinika遠遠不止這些。與之前的其他項目不同，比如Red Zizkov的自治中心，Klinika希望自己的理念更加開放，而不止是一個「激進的貧民窟」。

這需要一個樹立良好公眾形象的策略，這使得居住者不會刻意強調這是佔屋運動，因為一般大眾的眼裡，佔屋是負面的。人們普遍認為，這些人是癮君子，一群霸佔著無辜受害者財產的無賴。因此，重點放在建立一個開放社會中心的項目上，由活動人士管理，目的是在沒有贈款、捐助者或國家資助的情況下創造一個自我可持續發展的空間。進一步的目標是表明，即使拋開資本主義市場邏輯，這種另類做法也是可以延續的。

2014年11月下旬，佔屋者接管了廢棄的診所，在附近迅速發放了大量的解釋性信件，開通了一個公共熱線。很快就舉辦一個公開的集會，讓鄰居們來參與打掃衛生，組織各種社會和文化活動。在社交媒體上的交流行動和中心裡的工作一樣緊張，傳統媒體也在播放著Klinika的影像，對比從前那個衰敗的，無人問津的建築，現在充滿著活力。

十天之後，驅逐事件發生了。

這既不出乎意料，但也沒人因此沮喪。在接下來的三個月里，人們進行一場場激烈的遊行活動，想要奪回Klinika，最終在一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中達到頂峰，這種集體對當局施加壓力的決心是至關重要的。然後，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公開支持Klinika的事業，這引起了必要的關注，最終導致了財政部長的介入。從2015年3月2日開始，當局代表建築所有者為佔屋者們提供了一份為期一年的免租金合同。

無家可歸者與城市生活的權利

Klinika繼承了左派傳統的一部分，反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與其無所不在的滲透。但是，在我們位於布拉格的小型自治中心及其周圍的發展，也反映出一種擁有自己真正聲音的創造力。Klinika的存在似乎為在反對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年齡歧視和其他相互交織的歧視領域採取集體行動開闢了新的空間或擴大了已經存在的機會。

Klinika為無家可歸者而設立的公共洗衣房，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從一開始，無家可歸問題一直中心議題的一部分。矛盾的是，一些傳統媒體為保護這些佔屋者所採用的敘事方式，把他們描繪成從「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手中拯救了這座建築。Klinika的回應是明確譴責那些對於社會最底層的人的誹謗。在表達我們對無家可歸者的支持時，我們想起了不久前我們曾是類似的謾罵的目標。

此後，Klinika提出了自己的批評，呼籲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正如人們在Klinika的佔屋之前所看到的那樣，無家可歸的問題與其他一些人——比如房地產「開發商」——一起存在，因為他們私人佔有了城市的大部分地方，而從不考慮買不起房的窮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自治中心的活動是與底層的人團結一致的。

然而，長期以來也存在不少問題，很難實現大庇天下寒士這一目標。這棟建築仍處於糟糕的狀態，電力和水時斷時續，幾乎沒有房間可供居住。當一群社工來到Klinika，想要找地方組織他們的公共洗衣間時，我們才找到了一種方法來應對無家可歸危機。幾個月後，它成為該中心眾多自主項目之一。

自治的政治

一年多來，我們在Klinika建立了自治機構，目的是創造一個安全的空間，抵抗資本主義的整體性的，全方位的壓迫。這是我們的核心原則之一；我們始終在實踐中不斷發展自治中心。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產生的個性化力量促使我們去尋找其他的東西，Klinika正在進行的實驗是試圖在個人自主中重新發現自由，去行動，獲取知識，找回我們的生活。

然而，如果沒有集體自治，這就不能實現，這取決於我們分享和合作的能力，以重建我們的社區。我們採取一種集體自主，使我們能夠直接處理我們個人和作為一個集團所關心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自治本身就是我們的政治——我們每天都在搞政治。

與此同時，Klinika也是一個讓別人來組織他們的活動的地方。讓我們高興的是，自治的原則實際上是具有傳染性的。它已經吸引了許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路。一些人最初倡議將他們的活動轉移到Klinika，只是為了證明他們的支持，但是也有其他人的行動正是因為這裡實實在在有一個自由自治的空間。

目前，這裡有七種語言的自組織課程。一個名為Mamatata的家長團體為他們的孩子開辦了一所幼兒園。他們也成為了當局的眼中釘，每次Klinika的存在受到威脅時，他們就在國家的辦公場所進行抗議活動。這裡還有各種各樣的小組織：冥想團體、女權主義研討會、自由商店、各種工作坊、街頭電台等等。

因此，Klinika並不是嚴格按照集體的意識形態觀點進行建設的。在我們這兒，大多數集體成員都公開了無政府主義者的身份，但並不是只有無政府主義者才能在Klinika舉辦或參與活動。活動的「自主化」是Klinika的對外倡議中反覆提及的。人們自己的願望是自主掌握自己的項目，我們只是提供一個自由的空間。與無政府主義精神類似，正如Malatesta所言，不是集體解放人民，而是要人民解放自己。

其結果是，在我們這個小小的自治空間里，一種充滿力量的自由願景走進了我們的生活。一種生存的自由，一種不可動搖的自由。這是一個自我組織的問題。我們可以把它看成一個過程，一個共同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Klinika變成了「公地」的一部分。然而，我們也不會忘記，它也起源於與主流政治體系的對抗。

站在難民一方

在開拓新思路的同時，Klinika陷入了另一場戰鬥：目前引起歐洲廣泛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所謂的「難民危機」。去年夏天，有關全國各地難民營條件惡劣令人不安的報道傳出後，Klinika是第一批採取行動的組織之一。該中心很快為捐贈和募捐提供了一個空間，隨後，許多想提供支持的人做出了熱情的回應。由於難民危機的範圍日益擴大，Klinika已作出決定，組織渠道並向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的拘留中心分發援助物資。

當時，許多人明白他們並不是唯一同情難民的人。一個支持難民的運動在捷克共和國開始了。據一些人估計，捷克多達80%的人反對移民，因此這具有重要意義。

一場人道主義危機發生在歐洲堡壘的邊境，Klinika的行動受到民眾的支持，也受到一些民族主義法西斯團體的威脅與反對。像是一些捷克的Pegida組織（譯者註：「PEGIDA」德語全稱為：Patriotische Europ 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翻譯成中文就是，「愛國的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Islám v ?R nechceme （伊斯蘭教在捷克沒有容身之地）、Blok proti Islámu（反對伊斯蘭教）。這些團體有不少人支持，甚至是捷克共和國總統米洛什·澤曼（Milo? Zeman）。

這兩個組織都認為Klinika是它們的敵人，並利用他們的支持基礎，迫使政客們對我們的中心採取行動。在這種激進的反移民環境中，Klinika在反種族主義示威後遭到新納粹分子的攻擊，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在這一事件之後，之前由政府批准Klinika的免租金租約續期，突然遭遇當局的變卦，拒絕了免租金租約，宣布我們對大樓是非法佔領。

受到攻擊的Klinika

官方對我們態度轉變的第一個跡象，是在襲擊發生近兩周後——兩周後，國家財產問題代表局(UZSVM)所有者宣布所有協議即將到期。他們自己與我們進行的溝通談到，他們正受到上峰的壓力，要求他們不要延長我們的合同。他們的論點是，這座建築原來是一座醫療設施，這與我們作為一個社會中心的意圖是不相容的。

另一個對UZSVM施加壓力的人是當地的市長鬍約娃（Hujova），她指責Klinika是「安全隱患」。她認為，這個社區將成為左翼和右翼極端分子之間的戰場，從而將我們與新納粹相提並論——自那以後，她多次表達過這種觀點。對於胡約娃來說，她認定無政府主義者實際上是極端分子。不幸的是，她並不是唯一持這種觀點的地方政客。

雖然UZSVM聲稱它們很想為了我們的目標而讓未經批准的建築續約，但是法律卻不允許他們這樣做。律師們透露，事實上，這只是一種借口，為了讓UZSVM改變這棟建築的所屬。然而，律師們並不願意幫他們的忙，這讓我們相信，政客們是出於政治原因行事，以法律借口為掩護。

就在合同結束的前幾天，我們組織了一場示威，出乎我們的意料，吸引了2000人支持Klinika。我們的街頭遊行突襲了當地市政廳，以反擊對我們的指責，我們所謂「無能」的恫嚇就是一項新的租約。3月2日，在當局決定無視公眾對Klinika的支持後，我們宣布「非法」佔領該建築，並堅持進行真正的談判。

有幾十人參加了我們的組織，還有數百人來到Klinika，營造了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氛圍，這裡有許多新的活動，他們參與政治討論，或者聆聽一些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在Klinika的演講。由於人民的存在，當局實施驅逐行動在戰略上很不方便。隨後，綠黨主席出人意料地發現，這座建築從未被批准用作醫療設施，而且非法運營了40多年。

然而，即使在UZSVM的陰謀敗露之後，該組織的部門負責人卡塞琳娜·阿拉茲姆(Katherina Arajmu)仍拒絕改變她對Klinika的看法。之後，她和胡約娃一起指責Klinika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過去關於佔屋是非法的爭論(到那時為止，人們已經不再認為佔屋是合法的了)和關於不支付水電費用的猜測出現了，還有鄰居抱怨不斷的指責。

這種試圖掩蓋拒絕Klinika合法地位的政治新嘗試很快就失敗了，就像最初關於這棟建築的地位的爭論一樣。警方報告早些時候得出結論說，我們沒有構成任何威脅。此外，警方的發言人宣布，由於UZSVM沒有拿出可靠的數據與證據說明Klinika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因此無意驅逐Klinika。其他任何指控也不是基於真實的證據，正如所披露的那樣。

為什麼Klinika必須戰鬥下去？

在新納粹主義襲擊中心之前，當局對Klinika合同的延長持支持的看法，然而後來當局試圖利用這一侵略行為繼續沿著官僚主義路線進行壓迫，並無視公眾對Klinika的巨大支持。目前，我們的佔領仍在繼續，並且與其他機構進行公正的談判，以使我們獲得法律地位。

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我們目睹了當局對無政府主義者的妖魔化。儘管我們進行了和平抗議，我們仍被視為極端分子。此外，Klinika的名字最近被總統提到了，把我們和焚燒汽車和阻礙商業聯繫在一起。與此同時，當局對所謂「極端的公民」的法西斯動員視而不見。我們還沒有看到有人因新納粹分子襲擊我們的中心而被起訴。

Klinika必須戰鬥下去，不僅因為我們代表了捷克社會除了自我毀滅之外的另一種選擇，而且我們的實踐也推動了大眾去選擇別的路子（而不是法西斯道路）。Klinika提供了一個社區重建的願景，即自治、合作和自我管理的原則，這正是反資本主義的真正意義所在。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