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葯神》顛覆我們對醫藥行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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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天，《我不是葯神》在網路上刷屏。

這部口碑爆棚的國產電影以中國電影中較少見的、強烈的現實主義風格引發了諸多討論，其中揭開的一些真相可能也顛覆了我們平時對醫藥產業的一些印象。

1.西方葯企並不是「救苦救難的菩薩」

「醫者仁心」，這是平時媒體宣揚的比較多的話；對於醫藥行業的從業者，我們也大多冠以「救死扶傷」的讚譽。

但《我不是葯神》這部電影可能揭開了西方大葯企表面身批的那層「慈善」外衣，暴露出其資本逐利的本質，甚至是不顧病人死活。

影片中的格列衛可謂是藥物研發中的一個傳奇，它第一次把白血病這種癌症轉變成了一種慢性病。

病人只要堅持服用，就可以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但病友們又稱它為「吸血鬼」，只有把病人吸死了才會停，因為諾華一盒賣4萬塊。

電影的原型陸勇2002年被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服用格列衛兩年就花了50多萬人民幣；

而這種「救命葯」是需要堅持服用的，對於普通人來說，又有幾個50萬呢？

或許有人會說這葯是人家藥廠花了大價錢、辛辛苦苦研製的，賣的貴點也理所應當，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真是如此嗎？我們可以多看幾件大藥廠所做的事。

有一種抗癌藥阿伐斯汀，它被批准用於治療轉移性結直腸癌，未被批准用於治療眼疾。

但在臨床實踐中，許多醫生髮現阿伐斯汀可用於治療眼部黃斑病變，與另一款專門治療該眼疾的藥物Lucentis相比，價格便宜的多（從6000-8000下降到100-300）。

而西方大藥廠是怎麼做的呢？

諾華和羅氏為了保證貴的多的Lucentis的銷售，不但不願開展阿伐斯汀治療黃斑變性的臨床研究，反而啟動法律手段阻撓醫生使用阿伐斯汀治療眼病患者。

濕性黃斑變性是老年人致盲的主要原因之一， 葯企根本不管是不是有人因為買不起葯結果瞎了，而是阻撓醫生採用便宜的治療手段。

這或許才是西方葯企赤裸裸的資本逐利。

在學術界提供了一次性治癒和長期維持兩種選擇時，葯企會毫不猶豫的選擇投資續命葯，而不是治癒葯。

而藥廠研發的抗癌藥「療效」也值得商榷。

對於抗癌藥，藥廠喜歡先做所有藥物都耐葯的腫瘤，只要比安慰劑好就可以上市，能延長3-4個月患者壽命就可以賺錢。

只是這3-4個月，對於患者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2.大葯企是新葯研發的主力？

電影中諾華的代表說他們公司花了50多年，幾十億美元才研發出了格列衛，當然要賣的貴一點。

但事實是50多年的前30年里，主要是確定了慢粒白血病的靶標，完全是在學界完成的。

1960年David Hungerford發現在一類白血病人中多出一條染色體，他們把這類現象命名為費城染色體。

當時他們受到無數嘲諷，因為沒人相信人會多一條染色體。

1970年Janet Rowley發現這染色體是怎麼出現的，他們發現是第9和第22號染色體發生了重組，並且找到了因為重組，bcr和abl兩個基因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個新的酶。

諾華的貢獻在於篩選出了特異性地抑制這個酶的小分子。

但諾華的高層並不喜歡這個項目，因為慢粒白血病病人太少了，沒法賺錢。

最後是發現這個小分子的Lydon繼續與學界合作，不斷深入研究，最終才成就了格列衛。

可以說格列衛的研發過程中，學界在裡面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如果懷疑格列衛是一個特例的話，下面我們可以再看看2017年最暢銷的十大藥物都是由誰開發的。

Humira：艾伯維年銷售額達180億刀的巨無霸，由巴斯夫生物研究公司與英國劍橋抗體技術公司合作於1993年發現的，這還是個政府資助項目；

Revlimid：Celgene的來那度胺，2004年研發的沙利度胺的衍生物，其後面有個很長的故事，與萬艾可一樣可謂是藥物研發中意外的「驚喜」；

沙利度胺是1957年由當年西德的Chemie Grünenthal公司研發的，說「反應停」可能大家更熟悉一點；

主要用於懷孕的鎮靜劑或安眠劑，但卻導致了大量「海豹畸形嬰兒」出生；

這個葯也在1961年被禁用。

但到了1991年，沙利度胺被發現有抗癌特效；

隨後學界不斷跟入研究，最終開發了效果更好的衍生物來那度胺，成為了年銷售80億刀的另一個巨無霸藥物。

Rituxan：羅氏的利妥昔單抗，由IDEC製藥公司的研究員Nabil Hanna發現的；

Enbrel：安進和輝瑞的依那西普，由Immunex公司開發的；

Herceptin：羅氏的曲妥珠單抗，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Jonsson綜合癌症中心的Axel Ullrich和H. Michael Shepard開發的。

餘下的不再一一列舉。

但從中我們可知，這些重磅藥物絕大多數其實都是由小公司或學界發現的。

現在的大藥廠越來越多地變成了一個風投的角色，依靠雄厚的資金，買小公司或學界有潛力的葯，找外包公司做優化，藥物的吸收，代謝，毒理，然後用藥企的人脈去醫院做臨床研究，去FDA報批。

而大藥廠的核心業務是什麼？這些年似乎轉變成了銷售，而不是研發了。

它們自己宣揚的花了幾十年、辛辛苦苦才研發成功一個藥物可能更多是為其高葯價辯護的謊言。

3.醫藥市場化就一定好嗎？

前幾年在討論醫改時有一種方案就是醫藥產業全部市場化，以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

美國可謂是最自由的市場之一，但只有到了那，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看病貴」。

筆者的一位留學美國的同學，半夜高燒進了一次急診，病癒後收到了一張9000多美元的賬單。

是的，你沒有看錯，就是9000多刀，夠他飛中美幾個來回了；

即使最後刨除保險，依然付了近1000刀，只因為一次發燒。

而更有代表性的可能是2015年的馬丁·什克雷利案。

2015年9月，這位來自華爾街的投機者買下了抗寄生蟲藥物「達拉匹林（Daraprim）」的專利所有權.

該藥物是專門治療弓蟲症的特效藥，弓蟲症是一種寄生蟲感染，對孕婦、免疫系統受損的人和老年人來說是非常危險的，艾滋病患者需要依賴這種藥物來維持生命。

馬丁·什克雷利在壟斷這種藥物後，將其價格提高了50多倍(從每片13.5美元到750美元)，至於那些艾滋病人的生死應該不在他的考慮之內。

市場化嘛，賺錢第一。

當然，惹了眾怒的馬丁·什克雷利最後下場也不怎麼好，以涉嫌證券欺詐被逮捕（注意並不是藥物漲價，當時FBI認為藥物漲價是合法的）。

其實隨著中國醫藥市場化的改革，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例如心臟手術的一款必備藥品——魚精蛋白，近年因為利潤太低，許多企業選擇了停產。

不過中國的解決方法是政府直接給國有藥廠下指令，在維持成本的情況下，繼續生產。

更多的公有制與市場化之爭還可以參考英國的鐵路改革與中國的高鐵。

只能說私有制、市場化並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藥，在涉及民生、社會公益等領域可能公有制是一個更好的模式。

當然，西方的藥物研發模式不可否認的是鍛造了最強的研發實力，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如何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尋找一個結合點，這是一個更大的命題。

最後回到藥物本身，格列衛相對於慢粒白血病確實是一個神葯，但依然有部分病人會出現耐受，只能選擇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尼羅替尼、達沙替尼等（還沒有進入醫保，負擔可能比較大）。

另一個選擇可能是砷類中藥。

三氧化二砷已經被張亭棟教授證明可以有效治療急性早幼粒白血病，饒毅教授曾對此專門介紹過 @知識分子。

砷類中藥用於慢粒白血病的治療目前還在研究之中，不過筆者曾見過格列衛聯合砷類中藥治療的有效病例。

因此，對於沒有其他選擇的病友，僅是一個小建議，不妨考慮一下這個方向。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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