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首页.书架.社科.目录下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一章 秦汉都城文化（一）　　都城是一个国家或者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是统治者发号施令、实施有效统治的中枢。因此都城的选址和建设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对内对外政策，直接影响到国运的兴衰。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都城的选址和建设，把定都建都视为“国之大事”。“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墨子·七患》，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自古帝王维系天下，以人和不以地利，而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徐元文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都城的选址要考虑到政治形势、经济条件、地理环境、交通等多方面因素，而都城地址一旦确定和建设，就会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都城也是一样，对后代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都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后世都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早期秦都邑　　秦早期都邑是指秦在建都雍城以前的都邑，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这一时期的都城与后来秦的都城有较大的差别，当时秦国力弱小，都城规模较小，还处于探索发展的阶段。雍城以后都城的规模扩大，布局讲究，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西垂与西犬丘　　关于秦早期都邑中的“西垂”与“西犬丘”，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多处记载。在殷商王朝时，秦先祖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到非子时先“居犬丘”，后被“分土为附庸，邑之秦”；庄公时，“居其古西犬丘”；文公元年，“居西垂宫”。这些不同的早期都邑的迁徙是这一时期秦人发展的缩影。因此，搞清这一时期都邑的地理位置及其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质上，西垂和西犬丘为一地两名，《史记·秦本纪》云：“非子居犬丘”，“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从上可看出，非子、秦仲到庄公、文公都曾在西垂（西犬丘）居住过或把它作为都邑。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西垂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也”。《汉书·地理志》陇西郡属县中确有西县，新莽时改名曰“西治”，东汉时又复称“西”。王国维先生云：“余疑犬丘、西垂本一地，自庄公居犬丘号西垂大夫，后人因名西犬丘为西垂耳。”（王国维：《秦都邑考》，见《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9页。）　　既然西垂和犬丘的地望在西县，那么探讨秦时西县的治所是非常必要的。实质上只要弄清了西县的治所，秦早期都城的地望便可迎刃而解。　　西县的地望，《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王国维《秦公敦跋》、马非百《秦集史》、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均采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之说。《汉书·地理志》：“西，《禹贡》璠冢山，西汉所出。”《后汉书·郡国志》：“西，故属陇西，有璠冢山、西汉水。”这为确定西县故城的位置不仅有方位、距离可参，又有山、水可依。　　西垂（西犬丘）在今天水市西南，即礼县的盐官、永兴一带，正在天水的西南方向，且其和天水的距离与史书记载相当。《水经注》记载的西县县治也就在这一带。更重要的是，近些年，考古工作者在永兴乡的大堡子山（位于永兴乡西边的平泉和文家之间）发现了三座秦公墓葬。　　在该墓葬内还发现了很多的青铜器和陶器，这些青铜器和陶器一部分存在甘肃省考古所，一部分存在礼县博物馆，而大部分被盗卖海外，上海博物馆已从海外购回了四个铜鼎和两个簋，其中最大的一个鼎高47厘米，口径42.3厘米。器腹内铸有铭文二行六字“秦公乍铸用鼎”（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馆刊》第七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李学勤先生在美国纽约也发现一对秦公壶，这对壶保存良好，高52厘米，器口内壁有铭文“秦公”二字，故称之为秦壶。他认为其器在周厉王晚期到宣王初年这段期间，就是秦庄公，壶制作于他即位以后，比不其簋要晚一些，这对秦公壶，很可能出于器主的墓葬。（李学勤等：《最新发现秦公壶》，《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日。）不仅如此，这一带过去经常出土秦的青铜制品，如秦公簋、不其簋等。　　韩伟先生曾在法国看到一批金箔饰片，据收藏者讲，该批文物出土于甘肃礼县，这批金箔饰片形制奇特，数量众多，制作精美，前所未闻，实属罕见文物。（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第6期。）　　前几年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附近，又发现了一座大型祭祀坑，出土了大型的秦公钟、秦公镈。专家推测可能是用于祭祀地神的。此次发掘出土的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秦早期的青铜编钟，由3个大钟和8个小纽钟组成，外观完整，整体呈现深绿色，形状和太公庙出土的编钟的形状非常相似，11个钟一字排开，整齐地放在坑道内。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套编钟保存得非常完好，出土后完全可以再一次演奏出美妙的音乐。同时，在祭祀坑里还有两具人牺牲的骨架，专家认为这两具骨架是人牺牲中童男童女的祭祀骨架。人牺牲就是用人来当做祭祀的祭品，这非常符合秦朝时期的历史特征。（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同时，离祭祀坑1000多米的地方还有一座大型的建筑基址，被判断为秦早期的宫殿遗址，具体作用不详。在这个遗址上出土了土夯的城墙和17根大型的柱杵基，每一根直径都接近1米，非常壮观。此次大型宫殿基址的发现，从体量大和其他特征上判断已经被证实为秦早期所有，并且人牺牲和大型古乐器的同时出现也证明了当时已经拥有了完善的礼乐祭祀制度，已经是贵族和王族所有，是标志性的发现。大堡子山城址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主体为周代城址、城外墓地和居址。城内遗迹主要为秦公墓及大型房屋基址和灰坑及中小型墓。大堡子山遗址钻探面积1299245万平方米，到目前为止共发现各类遗迹699处。城内目前已钻探出夯土建筑基址26处，探明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建筑基址南北长102米，东西宽17米，平面形状呈回字形。另一座东西长70米，南北宽13.5米，形制与前者基本相同。此外，秦公大墓和车马坑及祭祀坑也位于城内。北城墙长约250米，东、西城墙长约1000米，南城墙尚未发现，在东、西城墙的正中有小路横贯城址，形成的缺口可能和城门有关。城墙为夯筑，宽3米余，保存高度2—3米。（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建筑基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从以上对秦的考古遗址的发掘来看，秦的西垂城址应在此附近，因为古代君王的墓葬都在都城的附近，特别是秦前期都城更是如此。不管这些中字形墓是谁的墓葬，秦的西垂（犬丘）都应在此附近，这两处墓地都位于西汉水的两岸，地势较高，是建都的理想场所。　　秦在西垂的祭祀建筑有西畤，《史记·秦本纪》云：秦襄公立国后，“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宗庙的修建是都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笔者曾多次去甘肃礼县一带考察，实地考察了西汉水上游盐官、永兴一带的地理环境。这里素称“秦陇锁钥，巴蜀咽喉”。在秦先祖时期，环境比现在优越得多，北邻秦岭、岷峨山，西汉水两岸形成了高数米或数十米的黄土地，或梯形坡地，或起伏土丘。尤其是黄土台地，因土壤肥沃，气候温暖湿润，临近水源，适宜耕种。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人类就开始在这里生产、生活，在此发现了很多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址。　　秦人迁居这里后，利用这里优越的地理环境，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在此定居，又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征服了周边民族，走出陇山，挺进关中平原。　　结合西汉水一带优越的地理环境、古代的文献记载及现在的考古发现，笔者认为秦的西垂（西犬丘）就在现在礼县的永兴附近。　　（二）秦邑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由于非子善于养马，周孝王指出“昔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从“邑之秦”可看也，秦人曾以秦为都邑。　　关于秦邑的地望，《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川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史记集解》引徐广云：“今天陇西县秦亭也。”《汉书·地理志》云：“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又据《水经·渭水注》云：“（秦）水出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而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非子所封也。秦之为号，自是始矣。秦水西经降陇县城南……过清水城西，南注清水，清水上下，咸谓之秦川。”　　从以上记载来看，秦邑应在秦川，而秦川是由秦水冲蚀形成的。秦川有故秦亭，即是秦的都邑——秦邑，为非子所封之地。　　秦邑的地望就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自治县城南的瓦泉一带，这是文献资料记载和实地考察的结果，文献资料已经明确指出秦在清水。晋代的《十三州志》认为秦亭在清水县东北。徐日辉曾撰文并对新版《辞海》予以纠正，认为秦亭不在张家川东，更不在清水东北，而在张家川县城城南之川地上。（徐日辉：《秦亭考》，见《秦州史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今张家川县城南的瓦泉位于清水（秦水）的岸边，从文献上来讲符合秦邑位于清水县东北的记载。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张家川县城南一带依山傍水，地形优越，地势开阔，是建都邑的理想场所。在这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秦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我们在张家川县博物馆看到了秦时的铜鼎、铜壶、铜柄铁殳、铜矛、半两钱及约二三十斤的车马器，均出土于瓦泉一带。我们在此还发现了大量被盗的秦墓，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个大遗址，面积250米×150米，这是一个大夯土层，据当地人反映，在此夯土层下曾发现过秦建筑材料砖瓦等，这种情形和秦公大墓的情况相类似。　　（三）汧邑　　自从秦襄公被封为诸侯后，为了得到周天子许诺的岐以西之地，便告别昔日的西垂，越过陇山，挺入关中。但由于关中地区的戎族势力强大，不愿放弃所占领之地，因而秦人进入关中以后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缓慢东进，先立足汧（今陕西宝鸡陇县东南的边家庄），后沿汧河东南下，建都汧渭之会（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千河乡魏家崖），又沿渭河东进，立都平阳（今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附近），经过与戎狄近百年的不断争战，夺得了关中西部的土地，并找到了理想的建都之地——雍城。　　秦建都汧的最早记载是《括地志》引《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对于这一点，有些学者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徙都汧是成立的。　　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周封为诸侯，而被“赐以岐以西之地”，实质上这是一张空头支票，当时的关中地区随着周的东迁，几乎被戎狄瓜分殆尽，平王当时讲：“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虽然如此，对秦来说也不失为一个绝好的机会，秦襄公终于可以以诸侯国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尊王攘夷”了，为了得到这一大片的土地，秦襄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而要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只有越过陇山东进才行，只待在陇山以西是绝对无法完成的。　　《史记·秦本纪》云：“襄公二年，戎围攻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从这一句话中可以看出秦襄公由于徙都汧，犬丘失去了政治中心的作用，犬丘的地位被汧所代替，西犬丘的防守变得薄弱，遂引起了周围戎族对犬丘的进攻。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史记》卷五《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9页。）。能伐戎至岐，把都邑仍放在陇山以西也是无法想象的。到文公时，为了养精蓄锐，并为其父守丧，即位后仍“居西垂宫”，三年后，他便率兵东进，经过一年的努力，终在汧渭之会建都。　　考古资料也可以证明秦人确在汧建过都。近20年来，在陕西省陇县的边家庄村发现了大量春秋时秦墓地。该地位于陇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汧河南岸台地上，村西北一条小河自南向北注入汧河。　　到目前为止，共出土和发掘墓葬30多座。这些并非该处墓地的全部，经踏察了解仅是墓地东北部临近断崖的一部分，是五鼎四簋的高级别墓。在边家庄墓地东南约1.5公里的磨儿原村西，有一座古城址，为春秋城址，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边家庄墓地处于汧河西岸的同一片台地上，东临汧河，南临川口河，这座城址的东南部至今仍可见到部分夯土城墙。东墙的南段尚断续保存近百米，南墙的东段尚存约近200米，东南角也保存有一部分残墙遗迹，残存高度约1至2米不等。在该遗址上有相当于春秋时期的代表器物盆、罐、鬲等陶器残片，还有战国时期的陶盆残片、素面半瓦当，内饰麻点、外饰绳纹的板、筒瓦、空心砖等建筑材料残片，说明这一城邑曾使用了较长一段时间。可以这样认为，该城址和边家庄秦墓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即边家庄墓地是该城邑的墓葬。　　下面我们再分析文献资料。《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陇州汧源县即现在的陕西陇县，汧源县是隋代建制，其县治就是陇县县城所在地。　　汧作为秦都城的时间很短，从襄公二年到襄公十二年襄公死，共11年。需要说明的是，汧城是为伐戎扩张领土的需要，城址规模不大。这是因为作为都城时间短，当时无暇修建规模较大的都城。　　（四）汧渭之会　　《史记·秦本纪》云：“二年（公元前763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直到秦宪公二年，徙居平阳，汧渭之会作为秦的都邑共48年。　　“汧渭之会”顾名思义，在汧水和渭水的汇合处，由于历史环境的变迁，引起了对其地望的争论，目前关于汧渭之会的地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大体说来，有两种观点，第一，在今眉县附近。第二，在今陕西宝鸡市和宝鸡县的交界处。在第二种观点中又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在陈仓，有人认为在魏家崖，有人认为在汧河西岸宝鸡县千河乡的李家崖一带，有人认为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卧龙寺西北。笔者同意汧渭之会于东渭河以北的千河乡魏家崖一带。　　汧水以东的千河乡魏家崖一带，地形高而平，正好在凤翔原（三畤原）的西端，其西为汧河，其南为渭河，无论从地形还是从交通而言，都符合古代建都的条件。　　按照当时秦人进入关中地区的路线应为沿着汧河向东南走，先在今陇县东南的边家庄附近建汧都，后继续沿着汧水河谷向东南前行，在魏家崖一带立足，因为这里的整个地形优于古陈仓地区。从情理上讲秦人不可能后退十里然后建都。只有在此建都，秦人才进可攻，退可守。所谓进就是依靠凤翔原，向东进取与戎作战，所谓退就是可以继续沿着汧水向西北而上。　　考古资料也可以说明秦人在魏家崖建过都。在此发现过不少秦时的金器、铜器和陶器。而且在魏家崖一带有秦的宗庙即鄜畤，这也是我们判断都城所在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凡邑有先君宗庙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下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秦文公十年“初为鄜畤，用三牢”。（《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9页。）《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鄜县属冯翊。”《史记索隐》云：“音敷，亦县名，于鄜地置畤，故曰鄜畤。”故《封禅书》曰：“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史敦以为神，故立畤也。”认为鄜畤在左冯翊是错误的，应在右扶风地区。因为当时秦的势力根本未达到左冯翊地区，更谈不上在其地设畤了。《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所云：“三畤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鄜畤，襄公作西畤，灵公作吴阳上畤，并此原上，因名也。”李泰先生认为鄜畤在雍县南原上是对的，但又把西畤定在雍县就不对了，西畤应在甘肃的礼县。　　综合以上而言，可知汧渭之会就在今汧河入渭河的东岸魏家崖一带。韩伟先生认为“千（同汧）渭之会”在今凤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千河东岸，在这里发现了一处两万平方米秦代宫殿遗址，出土了“蕲年宫当”、“竹泉宫当”、“橐泉宫当”、“来谷宫当”等瓦当，应是战国乃至统一秦的蕲年宫等四个宫殿所在。（韩伟：《远望集前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而最近的考古发掘成果更能说明汧渭之会就在汧河以东。2003年，陕西省考古所为了配合宝鸡东岭集团的基建项目，对其所征用的一千余亩土地进行随工清理，在凤翔县西南约15千米处的汧河东岸台地上，迄今已发现了200余座秦墓葬，显然是一处大型的秦人墓地，在清理的31座秦人墓葬中，既有平民墓，也有身份较高的贵族墓。墓葬时代均为春秋早中期，应早于秦都雍城的时代。特别是发现了一座随葬铜器为五鼎四簋组合的中型墓葬，墓内有五个殉人，还有一座陪葬车马坑。可以看出绝非一般人的墓葬，当为大夫级的墓葬。这一发现为秦汧渭之会地望的确立找到了更有价值的线索。随着这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还会有新的发现。（焦南峰、田亚岐：《寻找“汧渭之会”的新线索》，《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5日。）　　（五）平阳　　《史记·秦本纪》云：“宁公（宪公）二年（前714年），公徙居平阳。”平阳是宪公新立的都邑，又叫“西新邑”。宁公，《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纪》作宪公，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秦公镈也作宪公，当称宪公为是。《史记·秦本纪》也云：“秦武公元年，居平阳封宫。”至秦德公即位时，始居雍城大郑宫。由此可以看出，平阳从秦宪公二年到秦武公二十年（公元前678年），共有36年作为秦的都城。　　关于古平阳的地望，文献中多有记载。《史记集解》引徐广云：“眉之平阳亭。”《史记正义》云：“平阳封宫在岐州平阳城内。”平阳故城秦时属雍县，《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武公卒“葬雍平阳”。秦雍县辖境自今凤翔向南直到渭水之滨，西汉属郁夷县。《水经·渭水注》：“汧水东南历慈山东南，经郁夷县，平阳故城南，《史记》秦宁（宪）公二年徙平阳，徐广曰：故郁之平阳亭也。”郁即郁夷县，西汉置。东汉废郁夷县，把今宝鸡县东渭河北岸并入眉县，因而《史记集解》引徐广语改为“眉之平阳亭”，当为一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里，秦宁（宪）公徙都之处。”岐山县唐贞观年间即移治今址，今岐山县城向西南距宝鸡县太公庙村约40里，与《括地志》记载差不多。前几年，在宁王古城遗址发现“郁夷”瓦当一枚，更进一步说明这里就是西汉郁夷县治所在地。（《“郁夷”瓦当现身宝鸡宁王遗址 五座秦王陵有望找到》，《文汇报》2003年12月17日。）　　1987年元月，宝鸡县杨家沟乡太公庙村出土春秋秦早期铜镈三件、铜钟五件。铜镈器形硕大，全身饰24条飞龙勾连，纹饰线条流畅，布局疏密得当。一号镈重125斤，通高75.1厘米。镈钟上有铭文，是秦国国君宗庙祭天告祖时使用的一套乐器。铜器上的铭文为研究秦国早期历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毫无疑问是宫廷重器。（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年第11期。）出土地东距今阳平镇7里多，南临渭水，北倚凤翔原，为渭水北岸第一阶地。这片地西起宝鸡陈仓区虢镇，东迄今宝鸡县宁王村一带，东西长约30里，南北宽2里余，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在这一台地范围内的阳平、秦家沟、大王村、南阳村、窑底村、太公庙村、东市泉村、西市泉村、李家堡、贾家崖等地均有堆积丰富的春秋、战国及秦的遗物。台地在太公庙村一段，地势高亢、开阔。太公庙村东北距古岐州县城（今岐山县）约四十里，古雍城亦在其西北约三四十里处。文献记载与实际出土情况完全相符。　　在太公庙村以东不远处现仍有宁王村，“宁”的繁体字“寧”与“宪”的繁体字“憲”字形近，当是后人误为，实际上应为宪王村，与秦宪公在此居住有关。　　当秦的都城迁至平阳时，秦已相对强大，因而在都城的建设上比以前规模要大一些，《汉书·郊祀志》载汉成帝时，“雍大雨，坏平阳宫垣”。说明秦时的平阳可能有宫城。直到汉时，仍作为离宫使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九有平阳封宫中的铜器一件，上刻“平阳封宫”四字，秦篆，阮元定为秦平阳封宫中的器物，始皇或二世时所作，又有衡器“平阳斤”，上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及秦二世补刻辞，当为平阳宫或平阳城中之物。　　（六）秦早期都城何以频繁迁徙　　在战国以前，迁都之事常见于史书，夏时的都城除考古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外，其他都城尚不清楚；商王朝都城迁徙不定，史载至成汤已八迁，至盘庚迁殷时又已五迁；西周的都城由西而东多次迁徙，从周原到丰镐；春秋战国时大多数国家也常常迁都，战国时的韩国五易其都，楚三易其都，赵也三易其都。这些迁都的原因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但迁都的目的都很明确——另寻合适的生存环境。秦人的迁都频繁进行，完全是主动的，是为了更大的目标而选择更合适的地方作为根据地，这也是秦人后来之所以能称霸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秦前期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数易其都，这是因为：　　第一，秦在成为诸侯国后，虽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诺，赐以岐以西之地，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当时的岐以西之地，基本上为戎狄控制，其势力强大，连周天子也被逼得东徙洛阳，而秦当时的势力还很小，要得到岐以西之地，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秦人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每前进一步，便扎下根，建设都城，向四方扩展领土，然后再向前进。　　第二，在东进的过程中，秦人也对占领区的地形环境进行观察，以便选择较为理想的地方作为都城，因而随着占领的土地越多，选择的机会也多起来，因此完全可以说是优化选择和充分利用优越地理环境的过程。这也是秦德公以前数易其都的原因。　　史念海先生认为：“自然环境应是形成都城的首要因素，不具备自然环境诸条件，是难以成为城的。所谓自然环境，至少应包括地形、山川、土壤、气候、物产等各项。”（史念海：《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中国古都研究》第四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虽然每一个都城在自然环境诸条件方面难以全部优越，但总以各自的特色见长。当然自然环境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既是形成都城的基本因素，又可成为都城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加之不同历史时期的都城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要求的角度不同，因此就可能形成都城的迁徙。　　总之，秦在德公以前的都城还处在探索阶段，在探索的过程中，频繁更换都城是正常的，但从数易其都的情况来看，所建都城的地理环境越来越好，秦从越过陇山后，不断向东发展，地形越来越开阔，土地越来越肥沃、平坦，适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交通和文化越来越发达，从汧河岸边，到汧渭之会，再到渭河岸边，八百里秦川，土地的开发程度越来越高。这对于秦的发展强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 秦都雍城　　雍城在秦的发展中是里程碑式的，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从此以后秦才真正揭开了其称霸中原、称雄海内的历史画卷。　　（一）定都雍城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雍城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南。秦为何要把都城选在此呢？这是秦人建国以来对自然环境不断追求、不断探索总结的结果。此前的平阳地处渭河谷地，地势低洼，而且夹于渭河、秦岭与凤翔原之间，地窄路隘，无论是东进还是西守，或向南北扩展都受到极大的限制。　　而凤翔原是周代周原的一部分，位于关中平原的西部，地势高敞，依山傍水，南为雍水，地势平坦。北为汧山，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当时通往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这里土壤肥沃，易于农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从秦德公开始，迁都于此。经过200多年的修建，成为当时列国诸侯中较有影响的都城。　　（二）雍城的布局和结构　　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及人为破坏，秦雍城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从20世纪3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依据文献在此寻觅。50年代开始了有计划的勘探、试掘和发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根据勘探得知，城址平面略似正方形，城墙东西长3300米，南北宽3200米，坐北面南，部分地段依自然地势蜿蜒而筑。西城垣保存较好，南墙次之，东墙和北墙保存较差。城垣一般宽14米左右，城墙基最宽处15米，最窄处7.5米，城墙系黄土夯筑而成，夯窝较小，夯土密实，西墙北段发现有人工构筑的城濠，现长1000米左右，宽12—25米，深约6米，城东、南两面分别有纸坊河和雍水作为天然屏障，北边由于被压在现在的凤翔县城下，是否有城濠不详。　　城内共有干道八条，纵横交错，东西、南北向各四条，井字交叉排列，呈棋盘状，八条干道宽8—10米，把城内分成25个似后代都城中的坊的结构。相邻干道之间的距离不等，一般在650—800米之间，最宽的1300米，窄的400多米，其走向不甚端直，相互之间亦不平行。现发现三个城门均在西城垣，与城内东西向干道中的三条相通，门宽8—10米，大体上由三道组成，中间一道较宽，路土较厚，两边两道较窄，且路土较薄。据推测雍城当有16座城门。目前已发现三处城门，宽8—10米，车轨间距2.1米。（尚志儒、赵丛苍：《秦都雍城布局与结构探讨》，《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482页。）　　雍城的宫殿建筑是十分华丽的，早在秦穆公时，都城尚处于发展时期，当时的戎族使者由余来到秦国，当他看到处于修建时期的雍城时，不禁感叹道：“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92页。）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可知雍城有社。依“左祖右社”之制，社当位于秦公朝寝即马家庄三号建筑群遗址之西。　　在雍城发现了“市”的遗址，市位于城的北部，在北城墙南面偏东300米处，经详细勘探，知其是一个近似长方形的全封闭空间，四周围有夯墙，西墙长166.5米，南墙长230.4米，东墙长156.6米，北墙长180米，宽1.8—2.4米。钻探时于四周围墙中部都发现有“门塾”遗址，一般宽21米以上，进深14米左右。墙体两侧均有瓦片堆积，应是夯墙上的覆瓦。四周有围墙基址，围墙内为露天市场，面积3万平方米左右。（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与四川汉画像砖上的市亭图基本一样。　　西墙的市门已经发掘，南北长21米，东西宽14米，建筑呈“凹”字形，进入门口处有大型空心砖踏步，从门四周的柱洞及瓦片堆积情况推断，门上有四坡式大屋顶建筑，遗址内出土有秦半两钱、鹿纹等图案瓦当及一件钤有“咸□里□”的陶器残底，雍市遗址与《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面朝后市的格局一致。从布局来看，市周围有围墙，四边开门，市门上有市楼。市的交易限时限地，分门别类，集中管理。在西南市门外，还发现两道南北向车辙，可见此“市”处于南北向和东西向干道之间，既便于货物流通，也有助于对“市”的规划设置和对其交易状况的了解。据出土文物种类及纹饰推测，这座“市”建筑的建造使用当在战国早期至秦汉之际。　　从以上的社和市遗址所在位置看，雍城的布局基本符合《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记载，都城的设施比较齐全。宗庙、社稷、市场是都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都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秦纪》所载：“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高寝”，“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太寝”，“景公享国四十年，居雍高寝”，“躁公享国十四年，居受寝”，说明雍城的高寝、太寝、受寝是秦王公的宫殿。其遗址在雍城已被发现。目前在城内已发现三个主要宫殿区。　　姚家岗宫殿区。姚家岗为一隆起的台地，位于雍城中部偏西，距雍城西垣约500米，当地人称此为“殿台”。主体建筑位于姚家岗村及其东南部，面积约两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此发现宫殿遗址一处、铜质建筑构件三窖、凌阴遗址一处。宫殿遗址的东部已被破坏，北部尚未清理，仅发掘了西南的部分。夯土基的西南两侧各有河卵石铺就的散水一道。出土文物主要有素面半瓦当、槽形三角形几何纹板瓦、绳纹与三角几何纹相同的筒瓦、饕餮纹贴面砖等。　　在宫殿遗址附近发现三窖64件铜质建筑构件，其形状有：阳角双面蟠虺纹曲尺形，阳角三面蟠虺纹曲尺形，双面蟠虺纹楔形中空形，双面蟠虺单齿方筒，单面蟠虺方筒形，双面蟠虺纹双齿方筒形，单面蟠虺纹双齿片状，小拐头等。（凤翔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凤翔先秦宫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考古》1976年第2期。）　　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有的构件内仍有朽木遗存来看，推断这批构件是与木构结合在一起使用的，“方筒形构件的截面为正方形，因此，无论单齿或双齿的双筒形构件的施用，应与截面呈正方形的枋材有关”，“小拐头从其较小的形制来看，应施作门窗装饰，但具体部位尚难推断”。同时，发掘者还认为方筒形构件的形制和后世的枋心彩画有一事实上的渊源关系。杨鸿勋先生对构件的分类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大件的形制，大体上可分为内转角、外转角、尽端（单向齿饰）和中段（双向齿饰）四个类别，另外还有少数小型转角和梯形截面的构件”。同时还指出：“大型铜件所附着的木构件截面，小于一般殿堂的主要承重构件，又鉴于器物多数仅有一、二铜板并带纹饰，其余为粗糙的框架，说明此件安装后仅一、二面露明，其余各面为暗藏（为其他建筑部件遮挡）。据此可以判断，它们可能是加固版筑墙所用的壁柱、壁带之类的构件”。所以可以称为“”。“大型的用途当属统治阶级宫殿壁柱、壁带之类上面所加的饰件，小型转角一类当是门窗构件。这些铜质构件的出土为我们关于木构交接自早期扎结到晚期健全榫卯之间，曾存在使用金属件加固阶段的设想提供了依据。”（杨鸿勋：《凤翔出土春秋秦铜钩——金》，《考古》1976年第2期。）这种建筑构件1930年曾在燕下都遗址发现124件，可见当时的宫廷建筑已经普遍使用铜建筑构件，使得秦宫显得更加辉煌华贵。　　凌阴遗址位于宫殿遗址的西北，为一平面近方形的夯土台基，夯土基的四边有东西长16.5米、南北宽17.1米的夯筑土墙。墙内以细泥抹光，夯土基的中部为一东西10米、南北宽11.4米的长方形窖穴，窖内四壁呈斜坡状。该遗址面积达190平方米。（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从凌阴遗址的设置反映出该宫殿建筑豪华，设备齐全。凌阴遗址的发现也证明了《诗经·豳风·七月》记载的“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正确，这也是考古上的首次发现。后来在秦都咸阳也有发现。　　根据《秦纪》的记载，据推测姚家岗宫殿区很可能是春秋时期秦康公、共公、景公居住的雍高寝。　　马家庄宫殿区。马家庄发现了四座宫殿遗址。一号建筑群坐北朝南，平面为长方形，位于雍城中部偏北。南北残长约76米，东西宽87.6米，面积约为6660平方米。由大门、中庭、朝寝、亭台及东西厢等部分组成，整个建筑四周有围墙环绕，布局井然有序，规矩整齐。大门由门道、东西塾、回廊、散水等部分组成。　　在一号建筑遗址内，出土有各种陶瓦、铜质建筑构件。在中庭、东西厢南侧及祖庙东厢内，发现各类祭祀坑181个，牛羊有全牲、无头和切碎三种祭祀形式，坑与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打破关系，可以看出是多次祭祀的结果。根据遗址祭祀坑中出土的遗物、建筑的总体布局及有关史籍记载，初步认为一号建筑群的建筑年代应为春秋中期，废弃时间应在春秋晚期，一号建筑群为宗庙性质的建筑是毫无疑问的。（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一号建筑群是包括祖庙、昭庙、穆庙、祭祀坑等在内的一座较完整的大型宗庙遗址。它的发现，无疑对探讨秦宫室宗庙制度、祭祀仪式及秦的建筑史有重要意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记·曲礼》云：“君子将营室，宗庙为先。”祭祀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先秦时代是崇尚鬼神、祖先的时代，研究其礼制建筑、祭祀形式，有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先秦时期宗庙之类的礼制建筑，古时的记载很多，但考古发掘出来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先秦礼制建筑，目前还只有这一个，它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先秦高级建筑，在商周到秦汉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二号建筑群与一号建筑群相距15米，坐北向南，由于破坏严重，目前仅保存有门塾、隔墙、围墙及水井、输水管道等几部分。　　三号建筑群位于雍城中部偏北稍西处，东距马家庄宗庙建筑约500米，西距姚家岗宫殿区约600米。基址坐北朝南，除南部取土破坏外，保存基本完整。南北全长326.5米，北端宽86米，南端宽59.5米，总面积达21849平方米。平面布局严谨规整，四周有围墙。由南至北可分为5座院落、5个门庭。第一院落长52米，宽59.5米，南墙和东墙有一门，前门有三段土墙，好像是屏，即后代的照壁。第二院落长49.5米，宽59.5—60.5米，南墙和西墙各有一门，院中部偏北西侧各有一长方形建筑。第三院落长82.5米，宽60.5—62.5米，东西墙各有两门，南墙有一门。正中有面积达586平方米的长方形建筑一座。第四院落长51米，宽70米，东西南围墙各有一门。第五院落长65米，宽86米，东墙中部有一门，院内正中偏北及前方两侧各有一座建筑呈“品”字形排列。院内南部有两座长方形建筑，中有一通道与第四院落相连，各院落的南门均宽于其他门，应是主要门道。　　三号建筑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有凹字形板瓦、绳纹及抹光带相间的各式筒瓦，还有饰粗绳纹的厚瓦片及散水石等，根据建筑形制分析，该遗址为雍城的朝寝，此朝宫与附属建筑面积达四五万平方米。　　李如圭《仪礼·释宫》曰：“周礼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南宫乡而庙居左，庙在寝东也。”马家庄三号建筑群遗址位于宗庙遗址以东，且时代相近，规模较大，故推测这一遗址可能是寝宫所在。韩伟先生在《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一文中，对马家庄三号建筑群各部位名称进行了推定，对各门及有关建筑的形制、功能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家庄三号建筑的五个院落即为五重曲城，五个门庭即所谓皋、库、雉、应、路五门，并以此证实先秦时代的天子五门制度及秦公的僭越行为。同时还考证了外、治、燕三朝的位置及功能等。　　四号建筑群遗址位于二号建筑群遗址以东，相距50余米，遗址高于周围地面，破坏严重，散水石到处可见，残存面积达两万平方米，夯土墙基已残缺不全，出土有凹字形板瓦、筒瓦、陶水管、散水石等。　　马家庄朝寝、宗庙、二号、四号四座建筑群由西向东依次排列，组成了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马家庄宫殿宗庙区。马家庄一、二、四三座建筑群的年代均为春秋中晚期，这同秦桓公居“雍太寝”的时间相近，由此推断，马家庄宫殿宗庙可能是“雍太寝”之所在。　　铁沟、高王寺宫殿区位于雍城北部，北起铁沟凤尾村，南至高王寺，西到棉织厂、翟家寺。凤尾村遗址位于纸坊乡铁沟行政村，由于破坏严重，现在面积约四万平方米。暴露在断崖上的夯土基高约1.4米，地面堆积瓦片很多，板瓦、筒瓦俯首皆是，曾在此采集到“奔兽逐雁”纹瓦当、板瓦、筒瓦等多件。从形制看大多为战国中早期的遗物。　　秦躁公“居受寝”的时间同铁沟、高王寺宫殿遗址的上限大致相近，故铁沟、高王寺宫殿很可能即所谓“受寝”。　　雍城的陵区在雍城以南，位于凤翔县尹家务至宝鸡市陈仓区阳平的南原上，东西绵亘30余里，埋葬着德公至出公等23位国君。　　由此可以看出，雍城已具备了都城的规模，且规模很大。除了鳞次栉比的宫殿外，秦还在都城中修建了台观馆舍等建筑，有繁华的商业区，国君和大臣的陵墓集中在一起，城外又有秦公狩猎游玩用的北园等苑囿，这在石鼓文中有记载。　　雍城是秦都城遗址中保存较好的一个，其整个都城的情况已基本勘探清楚，除以上介绍的三大宫殿区外，还在城内外发现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如青铜作坊有雍城南部的史家河、中部的马家庄村北、城外北部的今凤翔县城北街等地；炼铁作坊在史家河和南郊的东社、高庄一带；制陶作坊在城内东部的瓦窑头，城外杨家小村、八旗屯均有发现。　　（三）雍城的特点及其对以后都城的影响　　秦都雍城在中国都城史中应占有一席之地，既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又具有共性，对以后都城的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1.选择有利的地形环境　　雍城地理位置优越，被雍水和纸坊河环绕，地势开阔，北有汧山阻挡，地形优越，交通发达，易守难攻。　　2.棋盘式城市布局　　雍城由于城内有东西向和南北向各四条干道井字交叉排列，因此，使得城内布局呈棋盘状，这种棋盘式布局便是里坊形成的最初形式，利于统治阶级进行统治，因为这种棋盘式的里坊布局，都有自己的围墙和固定出入的门，按照不同级别住在不同的地方，闾左和闾右的地位不同。在雍城和咸阳已经有里的建制，应该就是这种棋盘式都城布局的最初形式，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3.不筑外郭城　　春秋战国时，随着社会的变化，都城的建制也在发生变化，各诸侯国一般除了修建宫城外，还要修建外郭城。但雍城则未发现外郭城，只在宫室外修建宫城，这种建筑形式是与诸侯国有区别的，其原因何在呢？尚志儒、赵丛苍两先生认为与雍城在战国中期之初已不再是都城有关。（尚志儒、赵丛苍：《秦都雍城布局与结构研究》，《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5页。）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实质上应与秦人筑城观念有关，其都城的建设是先建筑宫殿，后修宫墙。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悼公“城雍”。说明在悼公时才开始修建宫墙。不只是雍城无外郭城，栎阳、咸阳均未有外郭城，关于这一点后文中还要详论。　　4.离宫别馆环绕城郊　　在都城外建设离宫别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中是较少的。雍城郊外的离宫别馆有的在近郊，有的在远郊。在雍城郊区，发现了“蕲年宫”、“囊泉宫”、“年宫”“来谷宫”、“阳宫”等遗址。这些离宫均为秦宫汉葺。这种城郊离宫别馆形式到秦咸阳城、汉长安城时被发扬光大。有些学者认为秦时无文字瓦当，但从雍城发掘的文化层来看，秦时是有文字瓦当的。　　5.朝寝在都城的地位提高　　《墨子·明鬼》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必择国之正坛，治以为宗庙。”《礼记·曲礼》亦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　　宗庙不仅仅是这种血亲关系的象征和本族人心目中的神圣殿堂，而且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象征，国家的主要活动都在此进行，宗庙自然成为政治统治中心。　　而秦时期突出人的作用，在都城规划中明确提出“重天子之威”的指导思想，城内建筑便以朝宫为中心。　　秦都雍城的宗庙与宫室已经形成两个独立的建筑，也都位于雍城中部南北中轴线的两侧，说明这时的秦人已把宗庙和宫室看得同等重要，说明人的地位上升。宗庙不再像以前那样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一点上秦人的思想要比当时其他诸侯国人的思想更解放一些。因为这一时期实质上是宗族统治，宗庙是团结人们的纽带，因此宗庙成为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象征，国之大事都要在宗庙中进行。　　雍城处于过渡阶段，宗庙和宫室同等重要，到了秦统一前后的咸阳，宗庙的地位已降到次要，宫室建筑处于主要的地位，七庙位于咸阳宫的南面，到了秦始皇时，“重天子之威”的思想已完全体现出来，朝宫修建在都城的最南面，汉的未央宫也是如此，而其宗庙都位于城的北面。　　可以看出，雍城处于中国都城发展的过渡时期，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据研究，秦当初营建雍城时，仍以宗庙为主，大郑宫即为一座以宗庙为主的建筑，前面讲到姚家岗遗址发现的牛羊祭祀坑及祭祀用玉器，说明大郑宫确为宗庙性质的建筑，其后约经过一百多年，秦国社会逐渐走上变革的道路，思想意识也由重祖宗向重君主的方向发展。这种思想变化表现在宫室规划上，便是“朝”与“庙”的分离，于是便于姚家岗宫殿区之东，分别建造了一座独立的宗庙和朝宫，这样一来就使得雍城的主体格局呈现出一种过渡形式，这确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中的重要一步，它的发现填补了商周到秦汉间都城制度史上的空白。　　（四）雍城在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自从德公居雍大郑宫后，秦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时期，特别是秦穆公时期，文治武功兼备，他任用贤才，西取东进，使秦的领土面积显著扩大。在西边，“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94页。）；在东边“是时秦地东至河”。可以说这是秦在孝公以前最辉煌的时期。在雍城的十多位秦公励精图治，不断开拓疆土，整顿内政，使秦成为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襄公受封立国是秦国历史上的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秦国只有在建都雍城后，才真正揭开了争霸中原、称雄海内的历史画卷，也只有在此之后，秦族才真正跨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行列。”（王学理等：《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雍城作为秦都城的二百多年里，秦的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生产工具得到了较大改进，秦公一号大墓发现铁农具十余件，在凤翔高庄秦墓中，出土器件50件，反映出当时铁农具的使用比较广泛。农具的改进，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泛舟之役”反映出当时秦农业的发展情况。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只要我们看一看秦都雍城的考古发现即可以清楚。从1962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对城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勘探和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文物，有金器、银器、铜器、陶器等，制作工艺精良。　　其中以陶器为主，有盆、罐、鬲、钵、豆、盂等生活用具，还有水道、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有用于生产的石磨、铜铲等工具。在青铜器方面，姚家岗出土的青铜建筑构件，为新出现的器形，其纹样为蟠虺纹。这是春秋时代秦国流行的纹样。在制陶领域，秦人立国后又有所创新和发展，突出的展现在砖瓦建材方面，如雍城宫殿遗址出土的凹字形板瓦，以及瓦当等，鲜明地显示了秦文化的特征。在仿铜器礼器方面，彩绘大耳壶、大口罐等，都是新出现的秦的典型代表性器物。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彩色丝织物及木胎漆猪、金鸟、金兽，以及玉器、骨器等，反映了秦国的丝织、漆器、金属细作等各种手工业都发展起来，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文博》1990年第5期。）手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工艺水平也相当高，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秦都雍城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关中地区著名的经济都会，其手工业已十分发达，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业肯定也是比较繁荣的。　　秦都城迁离雍城后，雍城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当时雍城的经济地位很高，有许多的手工业作坊仍然存在，又处于交通要道，所以史念海先生认为：“远在春秋战国之际……关中这时已有三个经济都会，即雍、栎阳和咸阳。栎阳即阎良区武屯镇东北，雍和栎邑不作为政治都会之后，依然保持着经济都会的地位。”（史念海：《陕西在秦汉时期历史中的地位》，《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而且秦先公的陵墓及宗庙还在雍城。秦雍城建都时间长，所以先公时期的墓葬很多。关于宗庙，《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说明雍城有很多先王庙，因此，后代的秦公秦王、始皇都必来此祭祀。秦始皇二十二岁行冠礼时还必须到雍城去。雍城的许多宫殿及离宫别馆因此保留了下来，甚至沿用至西汉时期，反映了雍城的不落地位。　　三 两个临时性都城——泾阳和栎阳　　雍城作为都城无疑是不错的地方，但要继续向东扩展领土，则有鞭长莫及之感。于是在肃灵公时建都泾阳（今泾阳县境），到献公时更向东迁都至栎阳（今西安阎良区武屯乡）。通过这两次迁都，秦人在对晋国的战争中开始由弱变为强势，以至于由守势变为攻势。实现了献公提出的“复穆公之故地”的夙愿。完成了作为临时都城的历史使命。于是到孝公时，迁都咸阳。　　之所以称泾阳、栎阳为临时性都城，是因为：其一，当时的根据地仍然在雍城。其二，泾阳、栎阳的都城规模都较小，建筑形式也比较简单，都城的设备和设施也不齐全。正因为是临时性的都城，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叙秦都城咸阳时，认为“自雍徙都之”。　　秦之所以把都城从雍迁到泾阳，再进而迁到栎阳，其主要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扩大土地，因为秦穆公时曾一度夺得晋河西地区，但由于雍城在当时的交通环境情况下鞭长莫及，河西地又得而复失，为了巩固已取得的土地，必须把国都迁往东部，一则利于国君指挥战争，二则易于保护得来的土地，以便“得寸进尺”。虽然泾阳和栎阳为临时性的都城，但在秦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是秦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使秦国由弱变强，由小变大，在对东方的战争中由守势变为攻势。特别是在栎阳期间，进行了“献公改革”和“商鞅变法”中的第一次变法，其制定的改革方针影响了秦以后的发展。　　（一）泾阳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肃灵公，昭子子也。居泾阳，享国十年。”“献公元年，止从死，二年，城栎阳。”在秦灵公和献公之间，还有秦简公享国十五年，惠公享国十三年，出子享国二年，加上灵公的十年，从公元前424—前383年，共计41年。从以上记载来看，从灵公到献公元年，秦以泾阳为都城。　　王国维先生认为秦灵公时将都城从雍城东徙泾阳，以泾阳为都邑，并指明泾阳就在现在的泾阳县。（王国维：《秦都邑考》，《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31页。）我赞成王国维先生的观点，在此，我想就秦都邑泾阳再补充一些资料。　　泾阳位于咸阳之北，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当秦穆公独霸西戎之后，其后的秦公便将矛头指向东方，当时的东方是先进地区所在，当时的晋国与秦国为争夺河西地区进行了许多的战争，为了指挥对东方战争的需要，秦灵公便“居泾阳”。实际上，在秦灵公之前，诸秦公已开始把矛头指向东方，这是因为在此之前的秦桓公和景公时期，秦虽有东进的决心，但由于统治阶级的无能及内部的争权夺利，使秦国一度积贫积弱，东方的晋国不时西侵秦国，对秦国形成很大的威胁。其中有两次晋国的军队已到达泾水，甚至越过泾水。据《史记·秦本纪》载：秦桓公二十六年，“晋率诸侯伐秦，秦军败走，追至泾而还”。23年后的秦景公时期，“晋悼公强，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军，秦军走，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棫林而还”（《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97页。）。这两次战争给秦人以深刻的教训和启示。此后的晋国因六卿的内部斗争，国力消耗，这正是秦东进的良好机会。《史记·秦本纪》云：秦厉共公“十六年，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初县频阳”。秦灵公执政，迁都泾阳后，加大对东方晋国的进攻力度，灵公六年“晋城少梁，秦击之”（同上书，第200页。），八年，“城堑河濒”，十年，“补庞，城籍姑”（《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705—706页。）。可见秦灵公迁都确实是为了东伐。到简公时，也曾多次东伐，“简公二年，与晋战，败郑下”，“七年，堑洛城重泉”，简公十二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秦与晋的战争变成与魏的战争。“十四年，伐魏，至阳狐。”（同上书，第710页。）直到秦献公时，始觉得要对付三晋，“复缪公之故地”，必须再往东迁。于是在献公二年，“城栎阳”，开始了进一步对魏国的战争，由于国都再次东迁，对魏的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真正取得了河西的土地，为进入河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都邑泾阳到底在什么地方，根据文献及地形考察应在泾水之阳，即现在陕西省泾阳县北，秦灵公所居泾阳，当在泾水之北，因为“水北为阳”。泾阳所在地，地势平坦肥沃，对于发展农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又可借用泾水以浇灌土地，正因为如此，时人在谈到秦国形势时指出：“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第2528页。）由于泾阳优越的环境地理位置及战略上的需要，秦灵公便从雍城迁于此。但其具体位置还需要认真探讨。　　（二）栎阳　　那么，秦献公即位后为何又要把都城从泾阳迁于栎阳呢？首先是因为灵公迁都泾阳后，虽然多次发动对东方的战争，但由于当时内政混乱，“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在此四十多年时间里，“会往者厉共、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2页。）。多次发生宫廷政变，使秦一蹶不振，要打破这种局面。迁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摆脱旧贵族统治的不利局面。迁都后，献公在栎阳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栎阳的地理条件要比泾阳好，这里是交通要道，商业发达，“北却戎翟，东通三晋”。最后从军事方面来讲，迁栎阳比泾阳更利于对东方作战，栎阳距离东方的魏国更近，更利于国君指挥战争及巩固已获得的土地。　　栎阳，从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开始建都到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作为秦的临时都城34年，在这一时期，栎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栎阳古城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关庄和御宝屯一带。西南距今栎阳镇（唐时建）约25公里，南距渭水约15里，东北与富平为邻，北距康桥镇仅隔一石川河。　　据《史记·秦本纪》载：“献公二年（前383年）城栎阳。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十二年（前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从秦献公二年到秦孝公十二年，秦在栎阳活动了34年之久。　　《史记·秦本纪》云：“献公元年，止从死，二年，城栎阳。”按《史记集解》引徐广语“城栎阳”即“徙都之”。又“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这里的“徙治”即“迁都”之意。因为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把“迁都大梁”也写作“徙治大梁”。　　《史记·货殖列传》又云：“献（孝）公徙栎邑。”《帝王世家》载：“至献公即位，徙治栎阳”，“孝公自栎阳徙咸阳”。这部书是西晋皇甫谧著的，起自三皇，止于曹魏，专记帝王事迹，所述秦以前史事博采经传杂书，可补《史记》之不足，对研究曹魏以前帝王事迹颇有用处。《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二》载：“栎阳县本秦旧县，献公自雍徙居焉，属左冯翊。项王立司欣为塞王，亦都之。”　　1964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曾对栎阳城址进行了勘探和调查。勘探的结果是，探出了3条街道、6个城门和500多米夯土城墙，发现了7处重点建筑。（田醒农、雒忠如：《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文物》1966年第1期。）1980—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勘探和试掘。勘探的结果是，发现了南、西二城墙和3处门址，道路13条，建筑基址等15处，其东、北城垣可能被水冲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工作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也有人认为本身不存在东城墙和北城墙，应以石川河为自然屏障。　　经过勘探和发掘，秦栎阳故城应有10座城门，即南门二、北门二、东门三、西门三。几处大型遗址均分布在城的中部，其中一号遗址尤为庞大。其范围，东西和南北均达350米。城内几条主要干道都通向此遗址。从道路分布情况，也足以表明遗址在都城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此遗址内，有几处夯土基址，规模可观。出土有大量瓦片、红烧土及汉代砖瓦残块，当为栎阳宫遗址。　　据前朝后市之制度，宫城之北当设“市”。《史记·货殖列传》载：“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其“市”的规模当不会太小。《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在秦国初次变法，为了赢得人们的信任，先导演了“南门徙木”的活剧，“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可知此“市”至少应设南、北门。　　城址西南部二号遗址范围较大，出土有板瓦、筒瓦、瓦当、空心砖、铺地砖等，当为一处秦汉时期的重要建筑遗存。四号遗址曾发现一个战国晚期铜釜内装金饼八枚，其中一枚阴刻篆书“四两半”，可知为秦金币，当有显贵或大贾居留于此。三号遗址出土有大量铁渣，当为一处冶炼作坊遗址。　　秦孝公时，又将都城迁到咸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栎阳这时已完成了作为临时都城的任务。经过献公、孝公的改革，国力日益增强，多次打败魏国，魏国已无力与秦抗衡，只有派龙贾沿洛河修起一座长城，企图阻止秦国向东扩展。同时魏惠王在公元前364年把国都迁往大梁，从而减轻了对秦河西地区的威胁，这时秦的发展已不限于河西一隅，更重要的目标则是向函谷关外发展，以至于统一中国。　　栎阳作为秦的都城虽只有34年，但它是秦从弱到强至为关键的34年，献公和孝公都是在秦历史上的开拓性国君，励精图治，为以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而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则是在栎阳进行的。　　献公改革的主要内容有：1.改变了秦历史上长期的奴隶制残余——人殉制度，规定“止从死”。2.实行“五家为伍”的户籍制度。3.推行县制，建立了四个县。4.“初行为市”，发展商品生产。秦献公的改革起了重大作用，使秦的国力增强了，在向东发展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献公在位23年，对秦国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因而秦“至献公以后，常雄诸侯”。献公死后，太子渠梁即位，这就是秦国有名的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他发愤图强，立志改革，发出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2页。）。商鞅经人推荐，三说孝公，得到了孝公信任，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共进行了两次，变法的内容主要是：1.废除世卿世禄制。商鞅针对“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得尊显”的旧风俗，规定国君的亲属（宗室）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宗室的属籍，制定二十等爵的军功爵制，只要立了军功，不管你以前的地位如何，都可以得到土地和爵位，这一法令的制定，激发了人们在对外战争中奋勇杀敌的积极性，从而也提拔了一批支持封建政权立有军功的新官僚，使国家兵力强大起来，达到了扩展领土兼并弱国的目的。2.重新整顿了献公时“为户籍相伍”的制度。公元前356年，“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法，鼓励互相监督。3.奖励耕织，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就是说，凡是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缴纳租税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4.鼓励个体小农的发展，规定男子成年必须与父母分居，另立门户，女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出嫁，以促进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　　“商鞅变法”取得了重大成果，沉重打击了旧贵族势力，壮大了新兴地主阶级力量，发展了封建经济，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公元前352年，商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他率军东渡黄河，几次打败魏国，直打到魏国的国都安邑。商鞅变法后，秦国“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1页。）。变法也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2页。）。　　栎阳作为秦的临时都城及在交通上的优势，使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献公七年，“初行为市”，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出现了“亦多大贾”的局面。考古发掘中多次出现陶文“栎市”也证实了史书记载的正确。这里的农业经济发展也很快，《云梦秦简·仓律》载：“各县入谷仓，万石一积，而栎阳两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很明显这里的农业在秦国占有重要地位。栎阳也是秦代军工生产的主要产地。这说明虽然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然而栎阳的经济地位并未降低，仍然是当时秦经济发达的城市，对秦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四 秦都咸阳　　咸阳因位于九嵕山之南、渭水之北而得名，山南水北皆为阳，故名咸阳。咸阳作为秦的都城时间长达144年，从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到秦灭亡（公元前206年），即从战国秦到统一后的秦朝。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孝公时期为初创时期，惠文王到庄襄王时期为发展时期，秦始皇时期为鼎盛时期。在秦的都城发展以至中国古代都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在这里秦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也正是在这里秦制定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以至于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百代皆行秦政事”，正如柳宗元所云：“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36页。）　　（一）秦都咸阳的选址　　秦之所以把都城从栎阳迁到咸阳，是因为咸阳作为国都的条件较栎阳要优越得多。　　其一，从战略上来讲，栎阳已完成了作为都城的任务。秦从泾阳迁都栎阳后，随着献公、孝公的改革，秦国在和魏国的战争中逐渐占了上风，收复了失地，而魏国由对秦的攻势转变为守势，遂把国都从安邑往东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附近），与中原各国进行争夺战去了。而且在洛河上修建了一条长城，以防御秦的进攻，秦人完成了迁都栎阳的任务。再要扩大对东方的战争，完成统一大业，只有迁都咸阳才合适。　　其二，咸阳作为国都较栎阳交通更为便利。交通是否便利是从古迄今人们选定都城必先考虑的因素。咸阳附近的交通道路密集，可谓交通枢纽之地，来往于东南西北的人们都需经过此地。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渡口，著名的“咸阳古渡”正反映了这一情况。当时关中通往外地的主要道路有函谷道、武关道、渭北道等。函谷道也称渭南道，与渭北道东西相贯，沿渭河而行，古今同为崤函陇蜀间所必经。渭河在咸阳附近呈一西南东北转折，其东函谷道由黄河南岸延伸而来，其西渭河南岸已迫近秦岭山麓，地势起伏，有碍行旅，渭河北岸则较为平坦，大道由此渡渭最为便捷。渭河沿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西安以东多分布在南岸，以后又多在北岸，已经出现此种端倪。大道渡口正是建立都城的理想场所，秦孝公从栎阳迁都咸阳，首先就是为了控制这一渡口，东出函谷以迎天下。而以咸阳为都，南渡渭河即可控制武关道，东南进取楚国。咸阳正处于这个交叉路口上，秦把都城迁至咸阳是通过函谷道进取东方和通过武关道对付楚国的必然趋势，加之咸阳靠近渭河，通过渭河可进行漕运，用渭河进行运输在秦穆公时已付诸实施，著名的“泛舟之役”就是秦国利用渭河进行漕运的范例。　　其三，地形优越，易守难攻。咸阳南临渭水，东倚泾水，逶迤起伏的秦岭、嵯峨、九嵕诸山遥遥相望，南北环抱，东和北有泾水阻挡，进可攻，退可守，是建都的理想场所。　　其四，在经济上的环境也优于栎阳。咸阳一带土地肥沃，是周代丰镐的近畿地区，开发较早，比栎阳一带的盐碱地更利于发展农业。　　总而言之，秦迁都咸阳既有地理环境方面的考虑，又是秦战略上的需要。正如《咸阳县志》所云：咸阳“南临渭水，北倚九嵕，左挟崤函，右控巴蜀”。　　（二）秦都咸阳的规模和形制　　秦咸阳从秦孝公十二年的筑冀阙开始，到后来的“渭水贯都，以象天汉”，都城的规模一直处在发展扩大之中。　　关于秦都咸阳的规模，传统的观点认为位于当时的渭河以北，正如《三辅黄图》所云：“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建，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实质上惠文王以后，秦的咸阳都城已不再局限于渭河以北地区，开始向渭河以南发展，在渭河南修建了兴乐宫、甘泉宫、信宫、诸庙、章台、上林苑等建筑，成为都城的一部分。因此确切地说，秦都咸阳北至泾水，南到终南山，大体可分为渭北宫室和渭南宫室两大部分。　　渭北宫室　　四十多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钻探、试掘，基本上可以确定秦都咸阳渭北的范围，西起石桥乡的何家、杨村，东至红旗乡的柏家嘴，东西长24里，渭北咸阳城的南部由于渭水的北移冲毁了一部分，北边到泾水。　　关于渭水北移的原因有二：一是地球自转引力的作用；二是渭水以南山高坡陡，水流湍急。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渭水一直处于北移的状态，对于渭水北移冲毁咸阳城的问题，武伯纶先生在《西安历史述略》一书中认为冲毁较多，几乎找不到秦都咸阳的踪迹。有的学者则主张虽冲毁了一部分，但秦都咸阳的主体仍在，目前咸阳原上的建筑遗址即是咸阳城的中枢所在。（刘庆柱：《试论秦咸阳城布局性质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0年第5期。）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　　究竟渭河北移了多少呢？据《汉书·文帝纪》苏林注云：渭桥“在长安北三里”，此渭桥即秦时的横桥，秦昭王建，秦始皇曾修缮和扩建，汉沿用。据《三辅旧事》载：“秦于渭南有兴乐宫，渭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间，造横桥，长三百八十步。”考古工作者在咸阳市窑店镇南的东龙村以东150米处的渭河北岸上发现一条南北道路，东西宽50米，路土厚0.3米，上距地表深1.4米，该路是秦都咸阳遗址发现的道路中最宽者，往渭河南延伸恰与汉长安城的横门相对，北为牛羊村东西的二道原和半原地，西起胡家沟，东至山家沟为秦都咸阳的宫殿区。（孙德润等：《渭河三桥初探》，《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1983年。）考古工作者沿横门往北，也发现了一条道路，向北延伸1250米后再无路土，表明西汉时长安与渭水相隔不足三里。而今天长安城到渭河北岸的距离约13里，说明渭河北移约十里。据刘庆柱先生考察，渭水在这一带从秦迄今约北移了8里，两者相差不甚多。由此可见，冲掉的多为手工业作坊遗址及商业区之类，当时的人绝不会把宫殿等建在离渭水较近的地区，因为他们长期与渭水打交道，对渭水的习性是了解的。据史书载，当时咸阳“因北陵营建”，陵即大土山，也就是说建在咸阳二道原上，今天发现的咸阳主体宫殿遗址即在咸阳二道原上。　　考古工作者对秦都咸阳的钻探试掘工作已进行了30多年，在遗址范围内共发现各类遗迹230余处，其中6处已经过试掘和重点发掘，揭露面积15000平方米，清理战国秦墓数百座，出土和采集文物5000余件。（陈国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秦都咸阳宫殿林立，气势雄伟。　　咸阳宫。是秦都咸阳的主要宫殿之一，应是一个宫殿群，也是在秦都咸阳修筑的最早宫殿。秦的许多重大事件如，重大的议事、朝会活动都在此举行。也是项羽入关后首先烧掉的宫殿。其遗址即考古工作者发现的一、二、三号等宫殿遗址，是由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组成的。　　下面就已发掘的几个建筑遗址予以介绍：　　一号宫殿遗址，位于窑店乡牛羊村北原上，发掘前夯土台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高出地面6米，揭露面积3100平方米，通过对揭露出的遗迹现象进行复原研究，发现这是一座以平面呈长方曲尺形的多层夯土高台为基础，凭台重叠高起的楼阁建筑。台顶中部有两层楼堂构成的主体宫室，四周布置有上下不同层次的其他较小的宫室。底层建筑和周围有回廊环绕。其特点为把各种不同用途的宫室集中到一个空间范围内，结构相当紧凑，布局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在使用和外观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正像唐人李商隐在《咸阳宫》一诗中讲的：“咸阳宫阙郁嵯峨，六国楼台艳绮罗。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　　这是一座战国以来盛行的高台建筑，夯土土质纯净、坚硬，夯层一般厚6—9厘米，夯层清晰，呈半球形，一般是平夯，直径7—8厘米。　　夯土台的顶部是主体殿堂，编号为1室。出1室东门是过厅，为2室。2室以南有一居室，即3室。1室以西为斜坡道，可登1室西侧高起的平台。台以西又有南北两室，南为4室，北为5室。下部台基北侧有两大室，即6、7室。台基南侧由东西向为盥洗沐浴用房（8室）和居室（9—11室）。台基下部的南、西、北三面都有回廊及散水遗迹。出1室北门有走廊，6、7室与北廊间有过道。台基上下分别发现了4个排水池和7个窖穴。　　从该建筑地平的水平测量来看，在50米距离范围内标高误差不超过1厘米，即相对误差控制在千分之二范围内，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工程技术水平。　　在1室中央，发现一个直径达64厘米的柱子，这和《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荆轲刺秦王时秦王“环柱而走”相互为证。地面朱红色，结构系夯土台基上垫一层厚10—15厘米沙土，上置厚约10厘米的粗草烂泥打底，再抹上1—2厘米的碎草烂泥，表面施朱红色，证实了《三辅黄图》所载的“土被朱紫”。　　各室之间用回廊连接，有东北、北、西、南几部分，其中东北、北和西回廊相通，且均为直角，墙壁构筑与房屋同，地面只作草泥处理，南廊残长50余米，有檐柱14根，西廊通长28米，回廊东西各有一踏步。西踏步正对6室北门，东踏步在7室以北，两踏步均为六步五级，用长方形空心砖铺设。东北角为曲尺形回廊。回廊外有散水，北廊散水宽90厘米，两边平行铺方砖一排，中置卵石。东北角散水用残破砖铺里边，外置卵石。一号建筑遗址上，发现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和构件。从该建筑地平的水平测量来看，在50米距离范围内标高误差不超过1厘米，即相对误差控制在千分之二范围内，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工程技术水平。（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第11期。）　　从出土物的特征判断，其遗址建于战国晚期。从发掘情况来看，该建筑技术高超，为土木混合结构，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各房间的使用功能、通道、采光、排水及结构方面都作了合理安排，平面有主有次，统一而不呆板，这种将一般宫观的分散布局方式集中在一个空间范围内，在中国建筑史上是迄今为止首次见到的。　　二号宫殿遗址位于一号遗址的西北，仍然是以夯土台为基的大型台榭建筑，且规模更大。基址东西长127米，南北宽32.8—45.5米，其东南与一、三号遗址用回廊相连。　　地基采用纯净的黄褐色土夯打而成，层次清晰，有宫室5处，3处位于夯台顶部，属台上建筑，现存部分柱洞和室内地面残迹。有两座宫室位于夯台东半部北侧的底层，保存较好。　　围绕高台建筑的底部有依台修筑的一周回廊，其中东廊、南廊、北廊保存较好，西廊较差。在二号遗址发现竖管18个，分布于回廊和庭院地面，推测是用来插放旗杆用的。同样发现了许多建筑构件。壁画发现于回廊地面堆积中，均属残块，计350余件，其最大者31厘米×17厘米，能识别者为马、凤羽、枝叶、蔓草等。　　从二号遗址发掘情况来看，仍是以夯台为中心、土木构架为主要结构形式的多层台榭建筑。以台上的宫殿为主体，辅以依台壁修建的一圈回廊和服务于宫室的东西对称的两处廊下盥洗室。通过回廊与1、3号遗址相连，但二号遗址更大一些，这个遗址可能是咸阳宫中处理政务的一处主要场所。（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2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三号宫殿遗址位于1号遗址的西南，相距近百米，据钻探得知，3号遗址东北角与1号遗址西南角有建筑相连，也位于夯土台基上，遗址东西长约117米，南北宽约60米，清理了遗址西部一部分，发现廊道2条，屋宇2座。　　3号宫殿遗址最大的收获是出土了大量壁画，主要出于廊东西坎墙墙壁上，有车马出行图、仪仗图、建筑图、麦穗图等。车马图每间2—3组不等，每组四马一车，共七套车马，马有枣红色、黑色、黄色三种，皆作奔腾状。仪仗图现存人物11个，均残缺，分上下两列，人物均上着长袍。建筑图有南、北二楼，均为二层，每楼南北两端各一角楼，北楼北端角楼共四层，人字形顶。全长32.4米的画廊，画面主题突出，并辅以松柏等植物及各种几何纹或其他图案衬托，构图新颖多变，设色浓淡相间，富有古朴的现实主义感。（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3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3号宫殿遗址也是战国晚期的，是秦都咸阳宫的一部分，但稍晚于1号遗址，是宫廷活动的场所。其遗址中出土的壁画，无疑在秦代绘画和建筑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一则填补了秦代绘画的空白；二则证实了史书中关于秦汉时期建筑中有壁画的记载。在建筑史上，虽有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建筑物上已有壁画出现，秦汉时期在宫室建筑中已广为普及，但均未出现实物，秦咸阳宫中壁画的发现，填补了宫室建筑史上的这一空白。　　咸阳宫是一组宫殿建筑群的统称，其中有许多宫殿台榭建筑，见于记载的有：六英之宫，《七国考》引《广记》云：“主父（赵武灵王）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宫，而有觉。”还有斋宫，《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殉咸阳。”还有曲台之宫，《汉书·邹阳传》：“臣闻，秦依曲台之宫悬衡天下。”应劭注曰：“始皇帝所治处也，若汉家未央宫。”　　咸阳宫是秦都中的主要宫殿，有许多重要的活动均在此举行。如公元前227年，秦王政见“燕使者咸阳宫”，在此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荆轲刺秦王”的活剧。即使到后来在渭南修建了许多宫殿后，秦始皇仍然“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7页。）。反映出咸阳宫在秦时的重要性。　　在咸阳都城的渭河以北，除了咸阳宫之外，还有冀阙、仿六国宫室、兰池宫、望夷宫等宫殿建筑。　　冀阙。实质上在秦都咸阳最早的宫观是“冀阙”，“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3页。）。冀阙是秦孝公十年迁都咸阳之前由商鞅监修，仿照鲁国和卫国的建筑形式建造的，“营如鲁卫”（《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4页。）。《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冀，犹记事，阙，即象魏也。”《史记索隐》云：“冀阙即魏阙也，冀，记也。出列教令，当记于此门阙。”阙实质为类似于门的建筑，用来发号施令，与观的作用相同，“阙，观也。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六，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87页。）。由上可以看出，冀阙实质上应为宫殿的门阙。是秦定都咸阳以后的第一座建筑。　　仿六国宫室。《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又据《后汉书·皇后纪》云：“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宫备七国。”之所以修建仿六国宫室，是为了彰显秦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也具有美化都城的作用，因为当时六国宫室的建造，集中了当时六国中的能工巧匠，是战国时期文化的杰作。从目前发掘的六国都城的情况可见一斑。赵邯郸、燕下都、楚都郢、齐都临淄、韩国新郑的规模都很大，建筑技术高超。　　关于六国宫室的具体地望，《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咸阳北阪。笔者认为咸阳北阪，是指咸阳北原，但在此应限定范围。此处司马迁之所以提出咸阳北阪，是与咸阳渭河南的南原相区别，因为到秦始皇时，秦都咸阳已不只局限于渭北咸阳，而且渭南也在咸阳的范围之内，秦咸阳都城已是“渭水贯都”。　　秦始皇先后用了十年时间，平灭了山东六国，每破一个国家，即按照该国都城宫室的建筑形式修建一个相似的宫殿在咸阳北原上，从而建成了仿六国宫室。具体地望，刘庆柱先生在《“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几点质疑》中推测，六国宫室可能在咸阳宫东西两侧。他认为：“毛王沟曾出土楚金币，出土陶器有‘咸屈’陶文，可能是内迁楚国屈姓的制品，聂家沟西北出土有高足鼎，亦非秦的器物，这些可能与六国贵族的活动有关，六国宫殿是软禁六国贵族的，若离咸阳太远不便监督，因而不可能延伸到长陵以北。”　　据陈国英先生调查，在咸阳宫城西的聂家沟发现秦建筑遗址两座，宫城东发现建筑遗址数座，宫城北也有建筑遗址，且可能延伸到长陵以北。在长陵邑所在的怡魏村发现两座秦大型建筑遗址，这些遗址虽未发掘，但按其位置可能是六国宫殿遗址。王丕忠先生曾在怡魏村采集到瓦当三品，一是双兽树枝纹半瓦当，二是树枝菱角纹半瓦当，三是云水纹半瓦当，这三品瓦当与齐都临淄出土的瓦当相同，证明在怡魏村有仿六国宫室遗址。　　笔者认为仿六国宫室就在今咸阳窑店北怡魏村一带。目前在咸阳原上的秦建筑遗迹很多，因为尚未出土带有文字性的东西，故难以确定哪个宫叫什么名字，只有根据遗址出土的文物来判断其建筑的时间。　　兰池宫。因在兰池之旁而得名，是秦时国君常游幸之地，兰池据《三秦记》云：“秦始皇作长池，引渭水，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亦曰兰池陂。”这是当时秦在咸阳宫以东修建的一个自然景观，湖面可以荡舟游览，其中有蓬莱山、鲸鱼石等景观，兰池中蓬莱山的修筑是对秦始皇东巡求长生不老药的一种补偿，成为秦始皇的常游幸之地，有时甚至夜宿兰池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　　兰池宫位于何处？据《元和郡县图志》云：“秦兰池宫在（咸阳）县东二十五里。”按里程推算，其具体位置即今咸阳宫遗址以东的杨家湾，这里现在是一呈簸箕形的大湾，北、西、东三面有高约5米的岸畔，南面开阔平坦与渭河之滨相连，杨家湾在20世纪50年代平整土地时发现淤泥层甚厚，在渭河发电厂扩建时钻探得知，秦汉以来覆盖有20个文化层，浅处30米可见生土，深处70米才见生土层，可见当时的兰池宫水深达70米左右。据考古调查，在杨家湾西面的原上柏家嘴一带采集到大量秦铺地砖、空心砖、瓦当、陶片等，其形状、纹饰与秦咸阳宫一样，显然是一处秦建筑群遗址。而此地又在兰池的西岸，当为秦兰池宫，秦末被项羽焚毁。据考古工作者钻探，在此处发现了六处大小不等的夯土建筑遗址。20世纪80年代末，陕西省渭河发电厂在此扩建厂房时，于8米深处出土已腐朽的圆木三根，直径均在15.6厘米左右。（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望夷宫。秦始皇时修建，是秦都咸阳在北部的哨所，南距咸阳宫遗址约8公里，在泾水南岸。当时北边由于有匈奴的存在，经常骚扰内地，秦始皇便在咸阳东北的泾水南修建了望夷宫，作为瞭望哨所。其具体地望，据《三辅黄图》云：“在泾阳县界长平观道东，北临泾水，以望北夷，以为宫名。”《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也云：“在雍州咸阳县东南八里。”1989年咸阳市文物普查队依据史料记载对泾阳县将刘乡王福村和二杨庄一带进行考察，发现一处夯土高台，这里恰好在泾阳东南的泾水边。笔者曾去考察，现存夯土台基东西长98米，南北宽34米，距地表深0.75米，宫殿基址由于河流的两千年冲刷，已被蚕食很多。在遗址范围内采集到各种瓦当，有云纹、凤尾纹、素面、葵纹，还有筒瓦、板瓦、回纹空心砖、素面空心砖、回纹方砖、太阳纹方砖、素面方砖等。在此还发现了壁画残片及大量的红烧土层。这座宫殿毁于项羽的一把大火。秦二世就是在这座宫殿中被杀的。当时项羽入关，身为中丞相的赵高，害怕秦二世归罪于己，便先发制人，于公元前207年派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逼杀秦二世胡亥于望夷宫。　　渭南宫室　　秦为何把都城向南发展呢？这是因为渭河北在交通、水利、农业和游赏的环境等方面都不如渭河以南优越。　　首先，秦咸阳都城在刚建时，位于渭河以北的咸阳原上，自从秦惠文王“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南临渭，北逾泾”后，秦都咸阳在渭水以北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正如《汉书·五行志》所云：“惠文王初都咸阳，广筑宫室，南临渭，北临泾。”秦都咸阳向北发展，受到泾水的限制，无法继续向北扩展，坐北面南的都城只有向渭河以南发展了，这是秦都城向渭河南发展的关键原因。后来的阿房宫建在咸阳都城的最南端，以南山为阙，正是这种面南坐北思想的反映。　　其次，渭河以南相对渭河以北而言，用水方便。渭河以北咸阳原上地势高亢、缺水，城市供水困难是秦咸阳逐步南迁的原因之一。而渭河以南地势低平，河流纵横如网，沣河、滈河、潏河等既为都城提供了用水的方便，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灌溉的方便条件。　　再次，在渭河以南建宫是秦战略目标转移的需要，自从秦和魏为河西进行了一番争夺后，魏国已处于劣势，于是把都城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变对秦的攻势为守势，于是秦人便把战略重点转向东方。而对东方的用兵，从渭河以南通过函谷关较之渭北优越。作为交通方面的优势，渭南优于渭北，渭南既可以通过函谷关向东方挺进，也可以从东南通过武关向楚国进攻。　　最后，咸阳渭河以南地区是周王朝的建都之地，开发程度高。“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6页。）随着秦国力的增强，国都的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始皇迁移全国十二万户于咸阳对渭北咸阳形成压力，只有向渭河南发展才有广阔的空间。正如史念海先生在《中国七大古都·西安》一书中所言：“既然秦孝公最初在渭北营建咸阳还是未能忘怀对于魏国的防御，时过境迁之后，秦人顺应地理环境向渭南发展，也就毫不足怪了。”当然，秦都向渭南发展，也有仿周都之意。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中隔沣水，这种建都形式除其他原因以外，对美化都城环境亦有好处。秦人和周人一样，发展轨迹也是由西向东，仿建周都的示范区营建咸阳，把渭水置于都城中，形成“渭水贯都”的优越环境。　　在渭南地区也形成了众多的宫殿

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首页.书架.社科.目录下章|上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一章 秦汉都城文化（二）　　章台，章台是秦都咸阳在渭河南岸的主要宫室建筑之一，秦王的许多重要外交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的故事就发生于此，“秦王坐章台见相如”（《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2440页。）。《史记·楚世家》也云：“楚王（怀王）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章台被作为秦国的象征，“苏秦说楚威王曰：‘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台之下矣’”（《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第2259页。）。说明章台在当时的作用很大。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具体在渭南什么地方，论者不同。笔者认为就在汉长安城内的未央宫前殿，也就是说未央宫前殿是在秦章台的基础上建造的。　　现在的未央宫前殿台基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00米，考古工作者曾在前殿遗址的汉代建筑之下发现有叠压的战国时代秦砖、瓦当等遗物，当为秦章台的建筑构件。秦章台正是利用龙首原北坡的地理形势建造而成的高大建筑物。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云：“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论衡·实知篇》也云：“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年，当有天子挟我墓。’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值其墓，竟如其言。”西汉武库遗址已找到并进行了发掘，位于长安城内中南部，即今刘寨村东，长乐宫也已勘探清楚，在武库以东。结合考古发掘，章台应是未央宫前殿遗址。　　《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云：张敞“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孟康注曰：章台街“在长安中”。臣瓒注曰：“在章台下街也。”章台街因章台而得名，故章台也应在长安城中。张敞朝事活动在未央宫，罢朝后走马章台街，说明章台街就在汉未央宫内及附近。汉长安城西面南数第一门为章城门，之所以城门名章当与章台有关，由章城门向东有一东西大路横穿未央宫，在前殿南边经过，然后向南出西安门。前殿坐北朝南，罢朝后应从南出，然后走马章台街。　　从新近出土的秦封泥及文献记载来看，过去把章台称为章台宫是不准确的，因为文献中多为“章台”，而且新近出土封泥中也为“章台”，而非章台宫，因而应称之为章台。　　兴乐宫。这是秦在渭河南修建的宫殿群。战国后期的秦国，由于国力强大、人口增多，咸阳宫显然太小，于是便在咸阳宫南的渭河南建筑宫殿。　　《三辅黄图》云：“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余里，汉太后常居之。”《史记·孝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云：“秦于渭南有兴乐宫，渭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间，造横桥，长三百八十步。”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兴乐宫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成为皇帝经常临朝之处。既然如此，其建筑当富丽堂皇，之所以汉初从栎阳迁都至长安时能以兴乐宫为基础，就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定的基础，因而只需要“修饰之”，便可作为汉初的宫城。　　汉的长乐宫是在秦兴乐宫基础上加以扩充修成的，现在汉长乐宫的地望已得以确认，秦时兴乐宫的地望当在今汉长安城的东南方。　　何清谷先生认为秦的华阳宫当在兴乐宫内，因为《七国考》云：华阳宫（华阳太后所居）“在陕西西安府旧长安城内”。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它属于兴乐宫的附属建筑。秦始皇时大肆扩建兴乐宫，建了不少的大殿，如大夏殿，还有鱼池台、酒池台，同时还筑有鸿台，高达40丈，台上建有楼观屋宇，秦始皇常在此射落大雁，因以为名。　　甘泉宫。秦的甘泉宫修建于何时史无记载，但至迟在宣太后时已经有甘泉宫了，秦宣太后曾诈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嫪毐发动叛乱后，秦始皇曾把与嫪毐勾搭成奸的母亲禁于棫阳宫中，后听从齐人茅蕉的劝说，从雍把母亲接回来，“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7页。）。目前对秦甘泉宫的所在地有四种意见，其一在渭河以南，即现在的汉长安城遗址内；其二在淳化县甘泉山；其三在现在乾县的注泔乡南孔头村；其四在现在户县。笔者赞成第一种意见，即认为秦甘泉宫位于渭河以南与秦咸阳遗址南北相对的汉长安城西北角。具体位置就在汉长安城桂宫遗址一带。　　认为秦甘泉宫在淳化县者，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是误把汉甘泉宫作为秦甘泉宫，因而提出在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甘泉山上秦时虽有离宫，但名为林光宫，为秦二世修建。《三辅黄图》云：“林光宫，胡亥所造，纵广各五里，在云阳县界。”云阳县，秦置，西汉因之，治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秦林光宫宫址位于今淳化县西北约25公里的甘泉山，宫地在甘泉山南坡，据考古调查，在淳化县梁武帝村、董家村、坡前头村一带，有宫城城墙夯土残迹，实测总周长5668米，当是秦林光宫、汉甘泉宫的宫城，在董家村附近出土的蟾蜍玉兔纹瓦当和龟、蛇、雁纹瓦当，是典型的秦代动物纹瓦当，应是秦的林光宫建筑用瓦。林光宫建筑在秦末幸免于火，汉遂利用之，并在其旁建甘泉宫，建筑庞大的甘泉苑，之所以名为甘泉宫、甘泉苑，就是因为其建在甘泉山的缘故。　　从以上可以看出，秦的甘泉宫不建在淳化的甘泉山上，当时名为林光宫，至于《史记·范睢列传》上讲的：“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其甘泉是指甘泉山，并不是甘泉宫，因为甘泉山是秦时北边的要塞之地，并非甘泉宫，“夫睢指甘泉谷为秦北面之塞，即云阳县甘泉山也”（程大昌撰，杨恩成、康万武点校：《雍录》卷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认为秦甘泉宫在户县的是南宋人程大昌，他在《雍录》中指出：“古以甘泉名宫者三，秦之甘泉在渭南，一也。汉之甘泉在云阳磨石岭上，二也。隋之甘泉在户县，三也。”又云：“甘泉前殿必近上林即户县也，则秦之甘泉与隋之甘泉正同一地，安知隋宫不袭秦旧耶。”程大昌时，秦甘泉宫的所在位置已看不到了，猜测隋的甘泉宫是在秦的甘泉宫基础上建造的，这是缺乏根据。和《史记·秦始皇本纪》“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相距甚远。　　秦甘泉宫在渭水之南，隔渭河与咸阳相望。《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复归咸阳。”《史记集解》引徐广语：“入南宫”，“《表云》咸阳南宫也”。从上所述宣太后和秦始皇母亲皆居甘泉宫中，应在咸阳附近，绝不会放在距离咸阳太远的地方。因为宣太后当时握有实权，经常上朝处理国家大事，不可能离咸阳太远。昭襄王自己也讲：“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见，寡人乃得受命。”（《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第2406页。）这明确告诉我们，宣太后在诱杀义渠王之前，住在离咸阳宫不远的甘泉宫，所以昭襄王才早晚能与太后相见。甘泉宫和咸阳宫仅隔一条渭河，过横桥即是。　　“南宫”是相对于渭河北的咸阳宫殿而言的，在长安城相家巷村新近出土的封泥中也有“南宫郎丞”印，（周晓陆等：《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是南宫中的侍吏，说明秦甘泉又名咸阳南宫是对的。　　既然有南宫，应该就有北宫，新出土的关于“北宫”的封泥有“北宫”、“北宫幹丞”、“北宫工丞”、“北宫弋丞”、“北宫私丞”、“北宫宦丞”等。（同上。）这里的北宫封泥之所以如此多，是因为北宫是指渭北咸阳宫殿而言的，反映出北宫当时仍然很重要，目前在咸阳原上发现了二十七个高台建筑群遗址乃秦咸阳宫，因而北宫即指咸阳宫。北宫中的官吏众多，均是侍候王侯将相的。　　到秦始皇时曾扩建甘泉宫，“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1页。）。前殿是指宫殿群中最高级最高大的殿堂，如阿房宫前殿、汉未央宫前殿、汉建章宫前殿，至今都留下巨大的夯土台基，从而也说明了秦甘泉宫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当不亚于兴乐宫的建筑。秦二世时，李斯在甘泉宫求见二世时，“二世方作角抵优俳之观”（《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8页。）。说明秦的甘泉宫中专门有供皇帝娱乐的场所。　　秦甘泉宫到底位于渭南何处？《太平寰宇记》卷25引《三秦记》云：“桂宫一名甘泉宫，武帝作迎风台以避暑。”又《初学记》夏第二注引《关中记》云：“桂宫一名甘泉宫，又作迎风馆、寒露台以避暑。”可见直到东汉魏晋时，仍把桂宫称作甘泉宫，但作者又把汉桂宫遗址下的秦甘泉宫和淳化的汉甘泉宫混淆一起，因而出现了甘泉宫可以避暑的记载，形成了自相矛盾的内容。而桂宫是汉武帝在长安城中营建的宫殿，其遗址在今夹城堡、民娄村、黄庄和铁锁村一带。在未央宫以北，南临直城门大街，北以雍门大街为界，西靠西城墙，东近横门大街，说明汉桂宫是在秦甘泉宫的基础上扩建的，因此汉时人们仍在使用秦时的称谓。因为汉时在淳化已有甘泉宫，不可能再在长安城中建甘泉宫。据汉城考古队人员讲，在汉桂宫文化层下，确实有秦的文化层。近些年在甘泉宫遗址附近一带发现了数千枚秦封泥，其内容大多是当时中央官府及王室的印章，从而可以说明这里原来就是秦王朝的重要办公处所，与渭河南的甘泉宫地址是相吻合的。也正由于是秦王朝的办公场所，才留下如此多的封泥。　　阿房宫。阿房宫的修建开始于何时，史书记载不一，《三辅黄图》认为是秦惠文王建造；《史记·秦始皇本纪》认为是秦始皇开始建造。笔者认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及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很明显是秦始皇时开始修建的。《三辅黄图》的记载要晚，应以《史记》为信。　　据《三辅黄图》云：“阿房宫亦名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按照秦始皇的设想，要以阿房宫为中心，把咸阳及其周围三百里的离宫别馆用辇道、阁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规模空前的帝都。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开始扩建，当时参与这项工程和修秦始皇陵的人数共计达70万人，即使各占一半，也达35万人，尽管如此，到秦始皇死时，营建的前殿工程还未竣工，由秦二世胡亥继续营建，但仍未完工。　　前殿遗址的巨大夯土层仍在，东起聚驾庄、赵家堡，西至大小古城村，东西1320米，南北420余米，台高8米，总面积约达60万平方米，是一略呈长方形的大夯土台基。经过钻探，在遗址北边，有东西走向、宽约15米的凸起土梁，略似城墙残垣。1975年曾在遗址上发现一个直径50厘米的凤纹巨型瓦当，可反映出该建筑的规模。同年在距前殿遗址约1公里的小苏村，出土了铜制的柱础门帖和户枢，（韩保全：《秦阿房宫遗址》，《文博》1996年第2期。）可见建筑的豪华。　　在阿房村南附近，即从东边的聚驾庄、赵家堡直到西边的古城村，夯土逶迤不断，形成一长方形台地，面积约为60万平方米，被称为“郿坞岭”。前殿东北200米处，有一“北司”建筑遗址，发现大型石柱础，排列有序，达100多个，并有螺旋形环道遗迹。绳文瓦片上陶文有“北司”、“右宫”、“左宫”、“宫甲”、“宫寅”、“宫戏”、“宫辰”等小篆文字，这些陶文，应是宫名或宫室编号，由此可知阿房宫内之宫室是按天干编号的，可见其宫室之多。在阿房宫村正北高窑村发现了“高奴禾石铜权”。同时在前殿北约3公里的后围寨，村北有一座三层高台建筑遗址，高达6米，出土有用花纹空心砖筑的踏步，衔接长达一二十米的下水道及排列有序的柱础石。（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页。）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西安市考古所联合组队对阿房宫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取得了不少的成果。阿房宫的考古发掘及钻探工作还在进行中，会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据《华商报》报道：在距离阿房宫前殿遗址以北3800米处的后围寨村北，考古工作者于2005年秋天发掘了一座高台建筑遗址，认定是战国秦上林苑中的皇家建筑遗址，并一直延存到西汉，推测该遗址应是毁于西汉末年的战火。该建筑遗址分为下部夯土台基和上部建筑两部分。领队李毓芳研究员说，在底部建筑倒塌堆积中发现很多战国时期的绳纹铺地砖和山形云纹及素面的半瓦当，这与秦都咸阳宫建筑遗址出土的铺地砖和半瓦当基本相同。另外，从建筑形制来看，该遗址与秦咸阳宫一号建筑遗址的形制基本相似，为一座战国时期典型的高台建筑。另外，该遗址还出土了很多汉代的板瓦和筒瓦。考古人员从该遗址发现的红烧土、墙皮遗迹推测遗址被大火烧过。但是没有发现比西汉时期更晚的遗物，推测该遗址应是毁于西汉末年的战火。（《华商报》2005年11月11日。）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将阿房宫前殿与阿房宫两个概念分开，前殿由于农民战争爆发，没有建成，但当时阿房宫是一个建筑群，其中有一些建筑已经建起来了，要不然阿房宫不会受到后代如此的注意。　　信宫。《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名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从记载可以看出，信宫修建在渭水以南。《春秋传》曰：“再宿曰信”。信宫即暂宿之宫。（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9页。）又据《三辅黄图》云：“信宫，亦曰咸阳宫”，其意为信宫的作用可以代替咸阳宫，是秦始皇将都城南移的具体动作之一。　　到秦始皇二十八年，改信宫为“极庙”，《三辅黄图》则称“已而更名信宫为极庙”，说明信宫在很短时间便改作极庙。所谓极庙，乃是一宫殿的宗庙，也叫宫庙。古人“宫”、“庙”界限不甚严格，宗庙也是从活人的宫室转化过来的。司马贞《索隐》云：“为宫庙象天极，故曰极庙。”极庙象征天上的天极星座。天极星即北极星，是群星所拱的最为尊贵的星，秦始皇之所以将信宫改为极宫，实质上正是采用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而把天上的星座与地上的君臣相比附，为自己的中央集权制制造理论根据。以表现他“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的功绩。把自己作为世俗皇帝在天宫的代表。　　很明显信宫是秦始皇为自己修建的庙，是秦在渭南所修的诸庙之一。“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无以加。”（《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6页。）秦始皇驾崩后，秦二世将极庙改为始皇庙，《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以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说明秦二世时把秦始皇庙作为皇帝祖庙，以后按二世庙、三世庙向下排，建立新的七庙。　　宗庙是有一定格局、一定规模的建筑，它与陵墓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才有“自极庙道通郦山”的记载，这里的郦山是指秦始皇陵。秦始皇陵原名“丽山”。既然信宫是作为始皇庙而修建的，为什么一开始不称“庙”而称“宫”呢？这是因为当时始皇帝正当英年，是讳言死事的一种称呼，和把其陵墓称作“丽山”一样。这在《汉书·景帝纪》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景帝四年三月，置德阳宫。《集解》臣瓒曰：“是景帝庙也，帝自作之，讳不言庙，故言宫。”　　极庙位于渭南，但具体地望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清谷师认为在汉长安城的北宫，即北宫可能是在极庙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位于现在西安市北郊的南徐寨一带。（何清谷：《关中秦宫位置考》，《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吕氏春秋·慎势》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极庙所处位置南是章台，东南是兴乐宫，西是甘泉宫，北隔渭水是咸阳宫。正处在诸宫之中，符合立庙的原则。　　聂新民先生认为信宫即西安北郊阎家村建筑遗址。（聂新民：《秦始皇信宫考》，《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刘致平在《西安西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查初记》中认为这是一处汉代建筑遗址。（刘致平：《西安西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察初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聂新民先生认为该遗址为秦遗址，是一处宗庙遗址，极有可能是信宫——秦始皇七庙遗址。王学理先生在《咸阳帝都记》一书中也持此观点。　　笔者认为极庙应在渭南的诸庙附近。诸庙的位置，根据《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所云：“樗里子疾室在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樗里子是秦的著名大臣，号称“智囊”，是秦丞相中唯一的嬴秦宗室人物。他住在昭王庙的西边。　　秦在渭南的诸庙有七个，贾谊《过秦论》云：“一夫作难而七庙墮。”又《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子婴度次得嗣，冠王冠，佩华绶，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这七庙中当然包括极庙在内。如果按照昭穆制度建制宗庙，极庙当离昭王庙不远。其所在位置在秦甘泉宫以南、兴乐宫以北。　　秦都咸阳是由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组成的，是秦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其都城从战国时期延续到秦灭亡，特别是统一后，咸阳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目前已探出的咸阳宫殿均建在高大的夯土台上，建筑都非常壮观雄伟。主体殿堂采用“四阿重屋”的方式，室内外装修华丽、富贵典雅。都城中设备应有尽有，既有供皇帝国王办公的朝宫及休息的寝宫、后妃居住的宫室等，又有皇帝沐浴的澡堂，均设施精良。　　咸阳城中的地下排水管道遍及城内外，且管道网络设计周到、合理。考古工作者目前已发现地下排水管道29处，多数分布在宫殿区周围。管道的设计根据地面上建筑排水量的多少而分别采用不同大小的、数量不等的管道。如1号建筑基址周围分别安装有单管和双管并列两种管道，13号遗址则出现四管道并列的情况，充分反映出当时都城中用水量是非常大的。　　在咸阳的周围发现了不少秦手工业作坊遗址，秦咸阳的手工业行业有冶铜、铸铁、陶器和骨器制作等，绝大部分分布在秦咸阳宫的西部和西南部。都城手工业主要包括冶铜、铸铁和宫廷建筑材料，多分布在宫城的西部，即今长陵车站一带。在这里发现了许多陶窑，附近有数以百计的水井和多处地下排水道，还发现了不少铜器、铁器窖藏。　　咸阳的制陶窑址有一定的分布规律。《秦都咸阳古窑址调查与试掘简报》中报道了90座陶窑及以后新发现的18座秦陶窑，都集中分布在东西向的北阪原坡上，即现在的西起黄家沟、东至柏家嘴的地段内。其中32座秦陶窑主要分布在黄家沟东至胡家沟、聂家沟之间，以胡家沟东侧最为密集。　　长陵车站、长兴村、滩毛村、店上村一带，是制陶窑址分布的另一个密集区，滩毛村南、渭河北岸的断崖上，暴露出两米左右厚的秦灰坑堆积。宫殿区西侧的陶窑，以烧制建筑材料的砖瓦、陶水管道为主。宫殿西南区的陶窑则以烧制碗、盆、罐等生活用品为主。　　（三）秦都咸阳的设计思想　　都城的设计建造是当时意识形态的反映。秦都咸阳横跨战国时期和秦代，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秦在商鞅变法后采用的是以法家为主的思想，这种思想反映在其都城的设计上，对于传统的都城设计思想既有继承，但更多的是改革，以体现对秦统治者的至高无上思想的崇尚。　　前文已对咸阳都城的总体布局进行了论述，从其布局和结构中告诉人们，都城的设计体现了法家思想和“法天”思想。　　法家思想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国王和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要树立封建统治者的权威。正像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行中央集权制，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不可一世，除实行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制的措施外，在都城建设上也表现了出来。突出地表现在“创新”、“尊严”、“博大”。　　所谓“创新”，就是既要不同于过去的王城，也要有别于封建割据的列国国都。在规划格调上，要求超越旧制、旧习的束缚，富于创新，以便把创新的传统精神推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所谓“尊严”，即在规划气质上，要充分体现“履至尊而六合”的君主专制权威的尊严，反映出千古一帝的气势；所谓“博大”，是要有广阔而坚实的基础，博大的胸怀和气质，足以表达空前大一统的声势。“创新”、“尊严”、“博大”三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就秦都咸阳规划的整体而言，这三者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　　制订壮丽、宏伟、威严、豪华的都城规划，远远超过西周时期丰、镐二京和战国时期六国的都城规划，象征着封建皇权的统治和对东方国战争的胜利。秦都咸阳是在其他六国都城基础上的升华，以充分显示天下唯我独尊的气势和超越所有君王的魄力，以及作为专制皇帝的合理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世时，右丞相去疾等“请且止阿房宫作者”，二世拒绝说：“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汉书·高帝纪》也记载：“萧何治未央宫……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秦作阿房宫“以章得意”与汉治未央宫“非壮丽亡以重威”是相同的目的。阿房宫的营建，与秦始皇欲传之万世为君的皇权思想是一致的，欲借秦皇宫而达到威慑的目的。巩固皇权是封建社会都城营造思想的核心。　　在强调中央集权制的同时，都城的建设规划中体现出“法天”的思想，为了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不妨把史书记载关于咸阳都城与天极的文献抄录于后：　　“廿七年……焉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名信宫为极庙，象天极。”“三十五年……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6页。）“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页。）　　把咸阳都城和天极观念结合起来营建，是为了显示王权至上和君权神授的思想，从其整个实施过程中可看出具有上下对应关系。所谓对应关系，是指都城建筑物平面各点与空中星象平面各点具有垂直的投影关系。秦人在其都城的设计中，把冬至前后傍晚位于咸阳天顶的银河和仙后星座傍围的主要星宿与渭河横桥附近的主要宫苑的位置，安排在一条垂直线上，使天象与地面互相对应。　　以渭河代表天汉，天汉即现在的银河，冬季每夜横亘天空，各个星宿分布于银河中及其两岸，璀璨夺目，地面上渭河东西横穿咸阳，两岸宫殿林立，与天上的星群一样，坐落于银河的两岸。　　以咸阳宫代表紫宫，紫宫即“紫微宫”，是天帝所居的宫室，即咸阳宫的设计仿效天上的紫微宫。“咸阳宫，因北陵营建，端门四达，以则紫宫。”古代的星象学，把天上的星象分为五大星区，称为五宫，即东宫、西宫、南宫、北宫、中宫。中宫在天空星宿的分布中属于居中位置。既然中宫星区是天上星宿的中心，当然也是主宰万物的天帝的居所，所以又称紫宫。而处于紫宫即中宫星区最中心位置的便是天极星，即北极星。显然北极星是位置最尊贵的星。《论语·为政篇》云：“北辰（即北极星），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北极星是太一常居处，太一即泰一，是天帝的别名。天帝居北极星，是“天之枢也”。人间的皇帝是天子，即天帝的儿子。皇帝在人间的居所皇宫当然要和天帝的居所紫宫相应，于是历代帝王不惜一切财力、物力，大修其人间的紫宫即皇宫。从秦始皇的紫宫到明清时的紫禁城反映的都是这种思想。　　以横桥代表阁道。横桥是秦为了连接咸阳都城渭河两边而修建的，“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织女要与牛郎见面须通过鹊桥相会，以表示天上的星象。以阿房宫代表营室，“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三辅黄图》也云：“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天极即北极，是天帝所居星宿。横过天河的六星为阁道，通过天河的一星叫“营室”，其意为阿房宫像天帝所居的营室，天帝从天极出来，经过阁道，横渡天河而达于营室、紫宫，皇帝如天帝降临人间来统领万民，从而为其长久统治制造舆论。实际上秦始皇是把自己这个人间皇帝比作天帝。　　秦都咸阳的建筑布局，以渭河为纬向轴线，以咸阳宫为经向轴线，以两线交点横桥为中心向四周散布。形成了以咸阳宫和阿房宫为中心的都城区及向外扩展的京畿地区（即内史区）。形成“北至九嵕、甘泉，南至户、杜，东至河，西到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的大都城区。（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页。）　　咸阳都城横跨渭河南北两岸，以地势高亢之渭河南北区为主体，呈俯瞰全城之势。这种地理条件，确有利于运用天体规划观念，以展新姿，从而显示帝都之尊。　　从前文有关选择“天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秦始皇是用心良苦的。可惜最后选定的“天极”——阿房宫尚未完成，其改造意图未竟全功。所以不得不以咸阳宫权充作现实的“天极”。因而形成了上面所说的以渭北为主体规划格局。显然，这种格局不过是权宜之策，并非始皇改造咸阳的最终方案。　　以广阔京畿为规划基础，又与运用天体规划观念巧妙相结合，这是秦咸阳改造规划结构的又一新发展。秦人又修建了甬道、复道、阁道等，将咸阳城周围二百里内大批宫观连成一个有机整体，模拟天体星象，环卫在咸阳城外围，更加显示“天极”——咸阳宫的广阔基础，也突出了它的尊严。如果再结合以咸阳城为中心的全国水陆交通网络来观察，更令人感到这套规划结构的磅礴气势和君临天下的宏伟壮观，是秦始皇好大喜功性格的具体体现。　　（四）秦都咸阳无外郭城　　秦都咸阳有无外郭城一直争论不休。主张有之者认为战国时期的各国都城都有外郭城，同时仿咸阳而建的秦始皇陵也有外郭城，所以秦都咸阳应有外郭城。主张没有外郭城者认为，秦都咸阳根本无外郭城，其根据一是考古工作者迄今未发现外郭城遗迹；二是秦都咸阳从秦孝公开始建设起，一直在扩大之中，因此不可能用外郭城来限制城的发展。笔者是赞成咸阳无外郭城的。　　首先，古人筑城郭的目的是为了防卫。《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引《吴越春秋》逸文中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这段记载很明确的指出修筑城郭的目的和意义。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竞相筑造城郭正是为了卫君守民。这在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中表现得很明显，而秦国都咸阳则不是这样。秦都咸阳虽经考古工作者的苦心钻探，至今仍未发现外郭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秦人是一支勇敢善战的民族，从秦襄公建国开始，一直把对外扩展领土作为统治者的主要任务，正因为如此，秦人才不断向东发展，都城也一味向东发展迁移。因此筑外郭城进行防御，秦人并未有这个习惯，特别是从秦穆公独霸西戎以后，秦孝公改革强大，秦始皇进行统一战争，秦人总是在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而不是高筑墙，这正是秦民族的勇往直前、不畏艰险的精神所决定的。故而不需要筑外郭城用来防守。秦还有几个军事性质的都城连宫城都没有，只是修建一两个宫殿用于国王居住以便于指挥战争而已。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秦人把墓葬建在城外看得出来，战国时期不少国家害怕战争引起杀虐抢掠先人的墓葬，便把墓葬修在城内，而秦人则从雍城开始，便一直把陵墓修在城外，雍城的陵墓在城南，栎阳在城东北，咸阳在城西北、城东南，这并不是秦人不怕列国掠夺和抢劫，而是由秦民族的特性决定的。　　其次，秦所在优越的地理位置使秦没有必要修建外郭城。因为秦政治中心位于关中地区，东有函谷关、黄河天险，东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南有秦岭，北有北山，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这样的地理环境使秦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少受到列国的侵入，特别是秦占领整个关中地区后，凭借着优越的地理形势，把战场都放在其他诸侯国中，使秦始终处于攻势。关于这一点，历代多有人指出，“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第2242页。）。“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终南太华之山，右界褒斜龙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流其西，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隩区焉。”“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班固：《西都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最后从秦都城的整个营建过程来看，也不可能修外郭城。秦人建都城是先修宫殿，而后再筑宫墙，从史书中记载“居西垂宫”、“居平阳封宫”、“居大郑宫”、“居阳宫”等都可以看出这一点。雍城在秦德公时已作为都城，到怀公时才“城雍”。有人认为这里的城雍是修补的意思。笔者认为并非这样，而是在宫殿周围开始修建宫城，并非外郭城。　　秦都咸阳的修建可以说是随着秦国势力不断增强而扩大的，从秦孝公十二年的“秦徙都之”到秦惠文王的“初都咸阳，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南临渭，北逾泾”，再到秦昭王时“渭水贯都，以象天汉”，都城已延伸到渭河南北两岸，且越来越大。到秦始皇时，更修阿房宫，其原因就是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　　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国力不断增强，在与诸侯的战争中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形势，之所以会出现山东六国合纵抗秦的形势，与秦国力的强大有很大关系，从而对山东六国形成巨大的压力，于是山东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但由于种种原因，仍然不是秦的对手，一个个被分化瓦解并被征服。随着秦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修建作为“卫君守民”的外郭城已失去了意义。秦都咸阳也无限制地扩大，形成“咸阳北至九嵕、甘泉，南至户、杜，东至河（黄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的规模。秦始皇要“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实质上是要把整个关中地区作为其都城。这也是秦在关中修建众多离宫的原因所在，因此，根本无须修筑外郭城。如果真要说有外郭城的话，则是秦人以自然山川险阻为其外郭城，即东边的黄河，西边的陇山，南边的秦岭，北边的北山等。　　秦国在战国后期战争中的不断胜利，也使秦人不必修建外郭城，因为修外郭城目的是为了防御外敌入侵都城，山东六国竞相修筑外郭城，是由于它们之间不断进行战争，谁也无法保证自己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秦国在战国后期具有战无不胜的辉煌战绩。因此不断征服诸侯各国、统一全国便成为秦人的目标，而修建外郭城已无足轻重了。　　在这里我们要澄清史籍中关于秦咸阳门的若干记载。《史记·滑稽列传》中有“二世欲漆其城”；《七国考》卷13有“昭襄王二十七年，地震坏城”；《史记·白起列传》有“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引剑自刎”；《史记·项羽本纪》中有“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有“棘门”。主张秦咸阳有外郭城者，很多人便以以上这些记载为依据。实质上，只要认真分析这些材料，它们均为宫城门或者宫门，并非外郭城城门，下面将逐一进行分析。　　《史记》中的“欲漆其城”和“地震坏城”是指宫城而言，秦咸阳的宫城已被考古工作者揭示出来，“宫城呈长方形，其中北垣长843米，西垣长576米，南垣长902米，墙厚约4.6米，夯土墙基本上构成一个东西长方形的城”（陈国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为了弄清夯土墙基的时代，在北墙中段进行了试掘，墙基系在秦文化层之中，其中夹有较多战国时期板瓦、筒瓦残片和少量战国时期的瓦鬲、釜、盆、罐等陶器残片，根据以上遗迹遗物判断此墙基为战国时代所修筑。（同上。）在这个长方形的夯土墙基以内分布有八处秦宫殿建筑遗址，从已发掘的三处秦宫殿建筑遗址的地望、规模、布局和建筑工艺来看，它们无疑是秦宫中的重要建筑物。宫城的发现也说明当时“欲漆之城”和“地震坏城”均是指宫城而言。　　至于“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的记载，只要弄清了杜邮的地望，西门所在便可迎刃而解。杜邮的具体地望，《咸阳县志》卷一川原条指出：渭水“又东有漆河亦来入，又东即杜邮亭，汉西渭桥在焉，亭东五六里即故渭城，又东十五里过窑店”。渭水南岸的漆渠河今仍在，位于沙岭村东约500米，于航校农场以西750米处入渭，与此南北相对的渭北岸为石家堡，其东邻摆旗寨，因而杜邮亭大约在摆旗寨附近。《括地志》云：“今咸阳县，古之杜邮，白起死处。”《史记索隐》按：“杜邮，今在咸阳城中。”这均为唐人的著述，因而只要找出唐咸阳城所在即找到了杜邮。唐代咸阳城，北距汉义陵八里，西北距渭陵七里，西北距康陵九里，西北距延陵十三里。根据以上记载，李令福先生认为唐咸阳县城原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渭城乡三姓庄附近，在三姓庄西有当地人所谓的白起墓，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杜邮亭的所在。（李令福：《秦都咸阳若干问题的探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1998年，第163页。）由三姓庄往东十里（汉里），即4700余米，差不多就是宫城的西垣，因此，西门应为宫城的门。　　司马门即宫中之门，《史记集解》曰：“凡言司马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门也。”很明显，司马门指宫廷之外门。棘门，《史记正义》引孟康云：“秦时宫门也。”关于棘门地望，《长安志》卷13云：“（咸阳县）东北十八里。”《长安志》是宋敏求的作品，当时一里折合今545米，唐宋咸阳城在今渭城区摆旗寨附近，那么其东北十八里，当在今咸阳市窑店的牛羊村与姬家道之间，因而应是宫门，而非郭门。　　从以上史书中所记载的各门可以明显看出都是宫城之门而非外郭城之门，假如当时有外郭城的话，就不大可能会发生秦惠文王和昭王时两次“狼入咸阳市”和秦始皇“遇盗拦池旁”的记载了。　　有的学者根据《吕氏春秋》的记载和古代“事死如事生”的礼制，遂由秦始皇陵的建制来推测秦都城咸阳城，指出：“秦始皇陵园西部的长方形小城，相当于咸阳建有宫廷的西部小城；陵园东部直到兵马俑坑，相当于咸阳的东面大郭。三个兵马俑坑，象征着咸阳守卫东郭门一带的屯卫军。”（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这是牵强附会的类比，是难以成立的。　　让我们分析一下《吕氏春秋》的记载，《吕氏春秋·安死》云：“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前文说过，秦都咸阳在不断扩大中，不可能修建外郭城。更重要的是“若都邑”，其“若”字是好像、象征的意思，既然是象征意义，那么陵墓绝对不会和都城一模一样，事实上陵墓受到各种限制，不可能和都城一样，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如秦咸阳都城中有手工作坊和居住区，秦始皇陵中不会有，也没有必要有。王学理先生指出：“陵墓制度有其本身发展的规律，形成独立的序列。它必然也必定在此基础上增减内容，也绝不可能脱离这一轨道去仿首都。”（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赵化成先生也撰文认为：“秦始皇陵园乃至于中国历代帝王陵园一样，都只是模仿宫城而设计的。当然这种模仿绝非是照搬，而是根据陵墓的特点和礼制的需要大致而为之，准确地说只是宫室、宫城建筑的一般性象征。”（赵化成：《秦始皇陵布局结构的再认识》，见《远望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501页。）如果笔者理解不错的话，秦始皇陵是仿照咸阳宫而不是仿照咸阳城建筑的。　　还有的学者根据成都城的形制推论秦都咸阳应有内外城。对此我们有必要先对史料进行分析。《华阳国志》卷3《蜀志》云：“（秦）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太平寰宇记》引《蜀王本纪》亦云：“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今与长安同制。”这是有关成都城最早的两个记载，后来的《水经·江水注》中根据前两文的记载又进行了发挥，遂产生了“以象咸阳”的记载。　　无论是“与咸阳同制”，还是“以象咸阳”，在情理上都不能理解成成都城同咸阳都城一样的，更不能由成都的东西二城便推论秦咸阳也是由东、西两城组成的，即西城东郭。这是因为，首先，成都城当时是蜀郡的郡治所在，和秦都城咸阳不可同日而语，在当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绝对不可能允许郡城和国都的建制完全一样。即使郡可以仿照都城的形式，也不会是一模一样的。　　其次，当时蜀郡的环境与关中有相同之处，蜀郡土地肥沃，号称天府，和关中地区的地形相同，容易给人造成“与咸阳同制”的印象。　　再次，文献记载和实际发掘情况也说明咸阳的城制和成都是不一样的，秦咸阳只发现了宫城，没有外郭城。正如王学理先生在《秦始皇陵研究》中讲的：“秦都咸阳是随秦国由兴盛到统一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秦都咸阳早期的政治中心在渭河以北，具体地点当在今咸阳城区窑店镇的北原上；秦昭王以后，政治中心转向渭河南岸，集中在章台、信宫和阿房宫。可见，张若修筑成都城时，仿效的乃是咸阳某一王宫的宫城。”　　最后，以董说《七国考》的“小咸阳”，来说明咸阳和成都的都城一样也站不住脚，只能说在城市建造上有相似之处，绝不可能完全一样，比如现在有人把韩城称作“小北京”，但绝不可能说韩城和北京是完全一致的。　　实质上成都和咸阳一致之处，即“与咸阳同制”表现在“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上，罗开玉先生也持此观点。（罗开玉：《秦在巴蜀的经济管理制度试析》，《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因此笔者认为李令福先生在《秦成都“与咸阳同制”考辨》一文中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指出：成都与“咸阳同制”指的不是城的规模大小，也不是城的平面布局，因而也无法推论出秦都咸阳布局为西城东郭；成都“与咸阳同制”指的是“造府县寺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指政治、经济上推行的秦国制度。　　在政治和经济上推行同首都咸阳一致的制度，反映出秦对成都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当时的成都一带是秦国的后方根据地，在秦的后来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战国策》卷三所云：“蜀既属，秦富厚，轻诸侯。”　　（五）秦都咸阳附近的离宫别馆　　咸阳城附近的离宫别馆是都城建设的一部分，是为了帝王行幸、狩猎而建的。修建离宫别馆并非秦的创造，早在商纣王时，据《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秦的离宫别馆大多集中在离都城较近的关中地区，当时关中地区有离宫三百，众多的离宫别馆犹如满天星斗散落在关中平原上。据《史记正义》引《庙记》云：“北至九嵕甘泉，南到长杨五柞，东到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秦在咸阳附近的离宫别馆，由于秦末项羽入关后大肆烧掠和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不仅地面建筑尽成废墟，而且有很多连位置也不能确指。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咸阳周围发现了一些秦的离宫别馆，下面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叙述于后。　　1.关中渭河以南宫殿　　步寿宫。《水经·渭水注》云：“首水（即沋水）迳秦步高宫东，历新丰原东而北，迳步寿宫西而入渭。”首水即今天渭南市沋河，从上可知，步寿宫在沋河以东。　　1998年，文物工作者已在渭南市临渭区沋河以东的崇凝乡靳尚村发现一秦代宫殿遗址。范围东西长600米，南北宽约300米。中心是两座东西并列的主体建筑基址，东边的长2米，宽36米，西边的长40米，宽35米，均建于平整的台地上。在其南面和西面环以深沟。基址断面的夯土层非常清晰，规整密实，显示了秦建筑的标准形制，在夯土层断面和附近地面发现了大批秦的建筑材料，其中有龙凤纹空心砖、几何纹方砖、云纹方砖等。据专家考证这个遗址是秦始皇时期建造的，属秦始皇的行宫。（王兆麟：《渭南发现秦行宫遗址》，《西安晚报》1988年11月18日。）从其所在位置和时代推测，这个离宫应为秦步寿宫的遗址。　　步高宫。该宫的位置，据《三辅黄图》云：“在新丰县，亦名市邱城。”经过对文献的分析和实际调查，位置应在今渭南市临渭区南的阳郭镇张胡村东北一带。为何这样认为呢？这是因为，首先，新丰是西汉时设立的，因汉高祖刘邦的父亲思念故乡，欲南归丰邑，刘邦便在秦丽邑的基础上仿其家乡丰邑建造新丰城，后改作新丰县。其治所在今临潼县东北阴盘城，即今天的新丰镇西。当时的新丰县辖地很广，东边到今华县与赤水交界的赤水河，南至秦岭，与蓝田为邻。因此，今渭南市渭河以南当时均归新丰县管辖。隋唐时，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渭南县，本汉新丰县地。”直至今天，渭南市临渭区沋河以东原地，仍称丰原，是历史地名遗留的缘故。　　其次，据《水经·渭水注》云：“首水出倒虎山，合五水，迳秦步高宫东，历新丰原东而北，迳步寿宫西又北入渭。”首水据《水经注通检今释》作者认为即今渭南市的沋河。现在的沋河，从渭南临渭区的南山流下，经两原之间的沋河川向北流，注入渭河，与史书记载吻合。我曾经与何清谷先生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有关专家去渭南市临渭区阳郭镇张胡村踏查过，发现了大片夯土台基，南北长约80米，高1米，夯土厚9—10厘米，发现了大量的秦建筑材料，有筒瓦、板瓦、云纹砖、云纹瓦当等，同时在此处还发现了一段高出地面的夯土墙垣，高达4米，长约30米，厚约5米，夯层厚9—11厘米。在当地秦建筑材料砖瓦俯拾皆是，是一处相当大的秦宫殿建筑遗址。　　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秦步高宫应在此。《元和郡县图志》云：“秦步高宫在县（渭南）西南二十里。”《长安志》也云：“秦步高宫一名市邱城，在县（渭南）西南三十里。”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步高宫在渭南市临渭区西南，而现在的阳郭镇张胡村正好在渭南市临渭区的西南，距离渭南市临渭区三十里左右。　　骊山汤。骊山自古及今都以它的雅秀山峰加上山下著名的温泉而驰名天下，形成了它独特的苍翠古老风格，这里苍柏翠松、花卉遍野，自然景观异常优美，加之离秦都咸阳很近，因而秦始皇时期筑离宫——骊山汤。周幽王时曾在此建离宫，并修建烽火台，历史上著名的“褒姒一笑失诸侯”的故事便发生在这里。　　我们可以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来说。《三辅黄图》云：“阿房宫，亦名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从上记载可以看出，秦始皇扩建阿房宫时，专门修了一条阁道通往骊山，所谓阁道乃复道的一种改造，复道为上下有道，中间用木板隔开，阁道即是木构梁加在顶盖和栅栏的空中楼廊，这种道路既能遮风避雨，又安全保密，说明秦始皇时常来这里沐浴游玩，要不然怎么会花如此代价。据《三秦记》云：“人行桥上，车行桥下，今石柱犹存。”　　秦“骊山汤”早已荡然无存了。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华清池内唐御汤遗址时，在唐文化层下发现有地层很厚的黑褐色文化层，内含大量粗细绳纹秦汉板瓦、筒瓦和细绳纹条砖、小方格纹方砖及房屋坍塌的檀条，出土的秦汉檀条共7根，粗细匀称，排列有序，长4.3米，直径25厘米左右。其木质保存完好，卯榫清晰可见。同时还发现有用鹅卵石和砖铺的路面遗存、秦五角形水道和直径30多厘米的秦圆形绳纹水管及用不规则石砌成长约50米的水道。瓦片上有陶文“骊”字及其他大量的秦汉建筑材料。（唐华清宫考古队：《秦汉骊山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1期。）事实证明了秦始皇时期这里已有离宫存在。　　芷阳宫。位于西安市临潼区韩峪乡油王村一带，考古工作者在村南发现古建筑遗址一座，夯土基址南北长29米，残宽3米，清理出一长方形水池，池底发现一陶罐，底上有阴文模印“芷”字，池西可能是一储藏食物的地下建筑，内有秦器物残片甚多，“芷”为芷阳的省文，当是芷阳陶窑产品的戳记。同时在此还发现四枚秦半两钱及一个半两钱铜范，证明此地是具有铸币权的官府所在。还发现十多枚动物纹、植物纹、云纹瓦当，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秦宫殿图画瓦当。说明这个建筑物当为秦的离宫芷阳宫宫址。（张海云：《芷阳遗址调查简报》，《文博》1985年第3期。）同时在此遗址还发现“长乐未央”、“长生无极”等文字瓦当及“延寿万年”虎纹砖等建筑材料，说明秦芷阳宫西汉时继续沿用。这个宫殿修建于秦穆公时期，为了表彰他独霸西戎的功绩，将滋水改为灞水，并在其旁筑霸宫。秦昭王时，对宫殿作了扩充，并改名为芷阳宫，芷阳宫所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从武关西入秦都咸阳的必经之地，而且秦始皇的父母、祖父母等的陵园也就在此宫附近，故此宫的规模一定很大，十分壮观，只因是随工清理，宫殿的整个规模还不很清楚，近几年考古工作者又在附近发现了不少秦时陶窑遗址。　　宜春宫。据《三辅黄图》云：“宜春宫，本秦之离宫，在长安城东南，杜县东，近下杜。”杜县，秦武公时设置，在今西安市南及长安区樊川一带。下杜为秦杜县的治所，即今天西安市南郊雁塔区山门口乡杜城村，在此地曾发现秦杜虎符一个。据考古调查及文献资料，宜春宫当在大雁塔东南的曲江一带，秦二世胡亥墓即在这里。“葬二世宜春苑中。”宜春苑是在秦宜春宫基础上营建的。宜春宫位于今曲江池南的春临村西南。汉仍沿用秦宜春宫，但划入上林苑范围内。当司马相如陪汉武帝游玩打猎路过此地时，曾作《哀秦二世赋》，“登陂池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州兮，望南山之参差”。可以看出，此宫当时高低错落，属高台楼阁建筑，气势壮观。　　阳宫。秦惠文王建，位于今陕西户县。据《水经·渭水注》云：甘水“出南山甘谷，北迳秦文王阳宫西，又北迳五柞宫东”。甘水即户县西部的甘河，甘谷即今终南山北部的甘峪沟。从《水经注》可看出阳宫当在甘河中游的东侧。另《三辅黄图》云：阳宫“在今户县西南二十三里”。《元和郡县图志》云：“秦阳宫，在（户县）西南二十三里。”由此推断，当在甘峪口一带。根据以上三说，从甘河一带的实际考察来看，《三辅黄图》的记载是正确的。此宫西汉时修葺沿用。　　户县县志办的李养民先生经过4年的实地考察和文物收集，认为该遗址应在户县西南的鸡子山上，他的推测也得到了省内有关考古专家的认可。　　1982年，户县县志办修撰《户县志》时，李养民在户县西南二十三里的曹村，发现元代延祐六年（1319年）立的《创建崇观碑》，碑文中写道：“秦王阳宫故址在焉，信夫天壤间自昔为佳处也。”这应该是关于阳宫所在地的确切记载。　　此后，他登山反复勘察找寻，先后在山上田野禾苗、瓦砾中发现新石器时代石斧、石圭、残损的石璧等原始工具和祭器若干件。2002年10月，他先后找到秦汉瓦当残片3件，其中秦汉云纹瓦残片2件，文字瓦当残片1件。其中，秦朝云纹瓦当一为半圆残片，直径为16厘米，与秦咸阳遗址出土的秦瓦当无异。（李彪：《秦阳宫遗址到底在哪》，《华商报》2005年10月25日。）　　长杨宫。秦昭王时修建，位于秦岭以北的周至县。《汉书·地理志》周至县注：“有长杨宫，有射熊馆，秦昭王起。”《三辅黄图》载：“长杨宫在今周至县东三十里，本秦旧宫，至汉修饰之以备行幸。宫中有垂杨数亩，因为宫名，门曰射熊馆，秦汉游猎之所。”具体位于周至县何处呢？《水经·渭水注》云：“东有漏水，出南山赤谷，东北流迳长杨宫东，宫有长杨树，因以为名。”漏水即今周至县东的赤峪河，从秦岭北麓的赤峪流出，东北流迳今终南镇东。据何清谷先生实际调查，在周至终南镇东南三公里的竹园头村，村南有地名疙瘩顶，原有高达3米的大型夯土台基，十多年前平整土地时铲平，当时周至县文化馆作了抢救性发掘，得到大量秦汉宫殿建筑材料，有云纹瓦当、绳纹板瓦等。其地望和《水经注》所记基本吻合。（何清谷：《关中秦十宫觅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射熊馆是长杨宫门上的楼台建筑，“馆”与“观”秦汉时通用，观即门阙，所以射熊馆（观）当与长杨宫位于一处，因秦时国王皇帝常登上射熊，故名。　　此宫秦末幸免于难，汉时沿用。这里地形复杂，是理想的狩猎游玩之处，因而秦时国君、皇帝常来此游猎，是秦离宫建筑中比较辉煌的一个。　　成山宫。位于眉县城西8公里的第五村。南临巍巍太白山，北依渭水，遗址中心区面积3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2米。在部分地段发现有1—2米的夯土遗迹和用鹅卵石铺成的散水遗迹。遗迹中出土的遗物主要有板瓦、筒瓦、瓦当、空心砖、条形砖、铺地砖、半两钱等秦汉遗物，瓦当有素面瓦当、夔凤纹半圆瓦当、云纹圆瓦当、文字瓦当等。特别是出土的秦式云纹瓦当及雷同于秦始皇陵园所出土的大型夔凤纹半圆瓦当说明该建筑群营建于秦。　　在遗址发现带有“成山”字样的瓦当十余件，眉县文化馆还藏有这种瓦当数块。说明此建筑遗址名“成山宫”，是秦宫汉葺。西安市文物园林局藏有无盖成山宫鼎，口径15.2厘米、高17.5厘米、最大腹径19厘米、足高7厘米。原盖与器子母扣，其合成一个扁圆体，附耳微曲，底承三兽形足，在腹中部有一道凸弦纹，腹上有三处铭文共49字：“第十六陈仓成山共金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十四两。”在金鼎下原有铸刻铭文已磨掉，但能辨认“一斗九斤”字样。还有“斄成山宫，容一斗重八斤十五两名曰十”的铭文。最后为“容一斗一升，□重七斤五两”的铭文。　　从字体与磨掉的字样看，腹部最后一段为第一次刻，现仅能辨认其容量的字样，其余后刻。陈仓，秦代置县，故城在今陕西宝鸡市东。斄即斄县，汉置斄县，在今武功县西南三十里。铭文和遗址吻合。　　另据1998年9月15日《西安晚报》报道：眉县县城西南8千米处的第五村村民李建平将他藏的直径74厘米的夔纹瓦当交给政府。这种纹饰瓦当是典型的秦代文物，在秦始皇陵、兴平秦宫殿、辽宁秦碣石宫等地也有出土，反映出成山宫的建筑是非常豪华的。　　2.关中渭北宫殿　　曲梁宫。据《元和郡县图志》云：“秦曲梁宫，在（三原）西南十五里黄白城内。”而黄白城据《元和郡县图志》云：“（三原）县西南十五里，后汉李傕乱政，天子东迁，三辅饥歉，乃移保黄白城，即其地也。”说明东汉时该离宫仍存在。　　林光宫。秦二世时修建。据《三辅黄图》云：“林光宫，胡亥所造，纵广各五里，在云阳县界。”从记载可看出此宫规模很大。其遗址在今淳化县西北约25公里的甘泉山，宫在甘泉山南坡，从林光宫沿慢坡北行就是通往子午岭的直道。（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探索》，《文物》1975年第10期。）那么为何要在此建宫呢？笔者认为与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有关，地理位置也重要。这里山水俱佳，夏天气候凉爽，是理想的避暑之地，也是保卫京都咸阳、防御北方入侵的关键所在。　　林光宫一直沿用至汉，程大昌《雍录》云：“秦之林光宫至汉犹存，汉武元封二年即磨盘岭山（今称车盘岭）秦宫之侧作为之宫，是为汉甘泉矣。”孟康在为《汉书·郊祀志》作注时指出：“甘泉一名林光。师古曰：汉于秦林光宫旁起甘泉宫，非一名也。师古之说是也。”即林光宫与汉甘泉同时并存，直到汉武帝时还“行幸林光宫”。成帝时“震电灾林光宫门”。说明林光宫至汉末，自成一体，仍作为汉的一个离宫别馆。汉甘泉苑便是在林光宫、甘泉宫基础上营建的。　　梁山宫。秦始皇时修建的离宫，因位于陕西乾县梁山脚下而得名。此宫因修于梁山下，又名望山宫。同时因宫城用“文石”砌筑，又名“织锦城”，反映出此宫当时的建造是十分华丽的。　　梁山宫是秦始皇经常光临的离宫，因为这里环境优美，山形水胜，夏天又是避暑的好地方。《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　　关于梁山宫的具体位置，《水经·渭水注》云：“莫水出好畤县梁山大岭东南，迳梁山宫西。……水东有好畤县故城。”莫水即今漠西河，发源于永寿县永平乡山中，东南流入乾县境，穿越梁山关头一带的山岭向东南流，从梁山宫西面流过。又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梁山宫俗名望山宫，在雍州好畤县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四记载：“梁山宫在永寿县南八十里。”好畤县，秦置，西汉沿用，治所在今乾县县城东5公里好畤村附近。　　《中国文物报》1993年4月11日刊载：陕西乾县县委何汝贤同志在乾县西郊的鳖盖秦宫遗址处，从群众栽果树时挖出的成千上万的秦汉瓦片中，发现了数块压印有篆体“梁宫”二字的秦代筒瓦和板瓦以及云纹瓦当、回形纹铺地砖和散水石、文石等建筑材料。经过对大量出土文物考察，并结合文献分析，证实这里就是著名的秦始皇梁山宫遗址，这一发现解决了自宋以来对梁山宫地望的争论问题。　　这个秦宫殿遗址笔者曾实地考察过，该遗址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600米，总面积达60万平方米，处在一个较宽阔的龟背形缓坡台地上，北正好对着乾陵。至今仍留下一大型夯土建筑遗址。笔者认为这个遗址就是梁山宫遗址。　　之所以认为该遗址为梁山宫遗址，其一，是因为这里发现了很多带“梁宫”字样的板瓦和筒瓦，梁宫即“梁山宫”的省称，这种简称在秦汉时期屡有发现。其二，遗址和史书记载的梁山宫地望相符。其三，在遗址所在地发现较多的文石，与史书中的“梁山宫用纹石砌筑，名织锦城”也相符。　　在西安市文物局考古所库房藏有“梁山宫蒸炉”一件。盖腹各有铭文，盖三行8字，腹五行10字。铭文为：“梁山宫元凤五年造，梁山宫□蒸炉并重二斤半，元凤五年造。”是汉昭帝刘弗陵元凤五年制造的。　　高泉宫。《汉书·地理志》云：“美阳有高泉宫，秦宣太后起。”宫在今陕西扶风县东北二十里的法门镇，城因美水之阳而得名，城垣遗址至今犹存。　　棫阳宫。据《三辅黄图》载：棫阳宫，秦昭王所作。秦王政曾软禁其母于此宫。遗址在今凤翔县城南的东社、南古城及史家河这一带。1962年，曾在此捡到云纹瓦当，上有一“棫”字，应是棫阳宫的残当，1982年，又在凤翔县南东社遗址采集到一个完整无缺的“棫阳”云纹宫当，同时还发现战国斗兽纹、树纹、云纹瓦当等。《汉书·苏武传》也载有“从至雍棫阳宫”。《小校经阁金文》中也有“雍棫阳宫共厨鼎”。可见该宫应在县城南郊一带。此宫汉时修葺沿用，《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二年夏，行幸雍棫阳宫”。《汉书·郊祀志》也云：“是岁，雍县无云，如雷者三，或如虹气，苍黄若飞鸟，集棫阳宫西。”　　橐泉宫。秦孝公时建造，其位置据《三辅黄图》引《皇览》云：“秦穆公冢，在橐泉宫祈年观下。”《汉书·刘向传》也云：“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观）下。”馆与观汉代通用，说明橐泉宫与祈年宫距离不远。而祈年宫据马振智先生考察，在今凤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那么橐泉宫应在此地不远处，而且这两个宫很可能在同一宫城中。（马振智、焦南峰：《蕲年、棫阳、年宫考》，《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1983年。）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在祈年宫遗址附近发现一古泉，水质甘美，四季常涌，宫因此而得名。　　此宫汉时经过修葺沿用，后世发现的橐泉宫当，当为此宫之物，还在此设橐泉厩，以养马匹。　　蕲年宫与年宫。蕲年宫又叫蕲年馆（或观），蕲即祈，即祈祷之义，祈年即祈祷丰收之年。在此宫曾发生过秦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即秦王政二十二岁在蕲年宫举行冠礼时，嫪毐因与秦王政母亲私通事发，遂先发制人，盗用秦王御玺和太后玺征发军队，发兵攻打蕲年宫，想一举除掉秦王政，只是阴谋未遂，被秦王政率军迅速平息了。秦王政的加冕礼能在此举行，说明此宫的重要。　　蕲年宫位于何处呢？史书记载众说纷纭。考古工作者在雍城西南三十余里、千河东岸的凤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堡子壕发现了“蕲年宫当”，这是一处秦汉时期的建筑遗址，面积达2万平方米。遗址的耕土层下，为汉代建筑夯土层，厚约1.2米，再下为厚70厘米的秦文化层，其中靠上部的20厘米为五花填土，内含战国时期的绳纹陶片、云纹瓦当碎片等，下部为大约50厘米的夯土层，夯土纯净，夯层8—12厘米，夯层上半部暴露出一口径为29厘米的陶水管，遗址中出土大量文字瓦当，字类有橐泉宫当、蕲年宫当、来谷、竹泉等四类五种，动物纹有双獾、鹿、朱雀等，植物及图案有花纹、葵纹、云纹等，另有空心砖、板瓦、筒瓦等物。从出土的文字瓦当来看，此地到汉代时不只蕲年、橐泉两宫殿，还有来谷宫、竹泉宫。蕲年、来谷宫瓦当的出土证明是祭祀性质的宫殿。（呼延思正：《始皇加冠亲政地，神秘面纱初撩开》，《西安晚报》1993年3月7日。）显然这是秦的离宫，西汉修葺沿用。（马振智、焦南峰：《蕲年、棫阳、年宫考》，《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1983年11月出版。）过去认为秦没有文字瓦当，但在这里发现的文字瓦当确实在秦的文化层中。因而，秦时有无文字瓦当还需要重新进行研究。　　蕲年宫的用途与祭祀有关，是秦惠公为祭祀后稷、祈求丰年而修建的专用建筑。此后作为秦汉帝王的离宫。　　在雍城南郊也曾捡到“年宫”瓦当，有人认为是“蕲年宫”的省略，但也有人认为并非一回事，而是另外一个宫。究竟是否一个宫，还有待以后的考古发掘来证明。　　羽阳宫。秦武王修建。据《汉书·地理志》陈仓县下注：“有羽阳宫，秦武王起。”后来多发现带“羽阳”字样的瓦当，《渑水燕谈录》卷八载：“秦武公作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岁久不可究知其处。元祐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浚氏得古筒瓦五，皆破，独一瓦完。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始知其羽阳宫旧址也。其地北负高原，南临渭水，前对群峰，形势雄壮，真胜地。”关于其地望，陈直先生认为在今宝鸡市卧龙寺东站的秦汉陈仓城内。（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凤翔县长青乡马道口行政村在1973年11月平整土地时，发现四件铜器，其中有“羽阳宫”鼎，上有铭文：“雍羽阳宫鼎容一斗二升，并重六斤七两，今汧共厨。”由此可见它确是羽阳宫中所用之鼎。（李仲操：《羽阳宫鼎铭考释》，《文博》1986年第6期。）王光永先生认为该鼎出土地为一遗址，这个遗址应该是史书中的“羽阳宫”，该遗址距雍城约17.5千米，距秦武公所属的平阳城约30千米。（王光永：《凤翔县发现羽阳宫铜鼎》，《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笔者认为遗址在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渭河边，《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中有“羽阳临渭”瓦当一品，“羽阳”瓦当的发现可表明其宫殿所在，而作为青铜器出现的羽阳宫鼎可能是羽阳宫的铜器。此宫也是秦宫汉葺。　　虢宫。《汉书·地理志》云：“虢宫，宣太后起。”宣太后是秦昭王母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垂帘听政者，在秦史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由于秦昭王在位时年龄尚小，实权掌握在她的手中。在她统治时期秦国力有了增强，她曾诈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而虢宫在她统治时期修建是完全符合情理的。　　关于其具体位置，当在今宝鸡市陈仓区的虢镇。虢县，春秋秦置，治所就在今陈仓区虢镇一带。　　3.有遗址而佚名的宫殿　　秦离宫别馆非常多，但留下宫名的不是很多，因而有许多现在发现的宫殿遗址，不知其秦时何名，下面就是一些有遗址而佚名的宫殿。　　长安秦宫殿遗址。位于陕西长安县东马坊沣河西岸，东距沣河二里多。原为一夯土高台，因平整土地被破坏，现存高台东西长50米、南北宽32米、高7.6米，夯层厚7厘米。高台的南段面中部，暴露出一房子的地面，东西17米，距台上地表约1.6米，房地面上有一层烧土。瓦片堆积厚达50厘米，是被烧毁而坍塌的屋顶。　　整个遗址的建筑布局是错落有致的夯土高台建筑。建筑方法是，在夯土台的上面和周围挖出房屋空间，再在空间中设立梁架结构，因而房屋的两边或三边墙壁的全部或部分都是原有的夯土台，这与咸阳宫的建筑同一类型，是盛行于战国时期的宫殿建筑形式。　　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建筑构件，有板瓦、筒瓦、瓦当、圆形陶水管、方砖、空心砖及生活用具等。从该遗址建筑物件的形式、花纹等来看，属战国晚期的建筑，是秦渭河以南所建宫馆之一，秦朝末年被焚毁。（魏效祖：《长安县东马坊的先秦建筑遗址》，《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渭河北岸秦宫殿群遗址。这是陕西省文物工作者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的。距咸阳故城15千米的兴平县田阜乡侯村就建在一规模巨大的秦汉宫殿遗址上，后文物工作者沿渭河向西探去，发现每隔7.5—10千米便有一遗址区，共发现六处，连接兴平、武功、杨凌两县一区。分别距渭水1—2.5千米，这是秦时由咸阳通往雍城进行宗庙祭祀的必经之地。文物工作者认为，新发现的六处行宫遗址区属于秦汉皇帝行宫。规模最大的侯村遗址，主体部分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400米，气势雄伟。两千年前的石柱础、不同规格的陶质水管道历历在目。在遗址上发现了饕餮纹、虎纹等秦汉皇室级别使用的空心砖、瓦当等，还发现了龙纹空心砖，六处遗址均建在高大的夯土台上。（《陕西发现六处秦汉滨渭宫殿建筑遗址区》，《光明日报》1988年8月19日。）　　凹里秦宫殿遗址。1986年，在东距雍城20千米的横水乡凹里村发现一处秦汉遗址，现存遗址西北一隅，面积约650平方米。遗址中除发现夯土基址和一条南北约200米的地下排水管道外，还出土有鱼鸟、双獾、云纹等战国秦瓦当和“长生无极”、“大宜□子”、云纹等大量秦汉瓦当。这个遗址疑是秦汉时代咸阳、长安通往雍城之间的行宫之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凹里秦汉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4期。）　　三原新兴惠家秦宫殿遗址。2007年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文物工作者在三原新兴发现一座秦宫殿遗址。另一处便是新兴镇惠家秦汉宫殿遗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普查人员在该遗址上发现了疑似夯土地点两处，普查标本30多件，包括大型几何纹空心砖、方砖、瓦当等，规格很高，其中有的瓦当形式还是首次发现。该遗址可能是秦都通往淳化甘泉宫的一处重要的行宫遗址。（李彪：《三原发现大型秦汉宫殿遗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华商报》2007年11月1日。）　　秦的离宫别馆规模都很大，气势雄伟壮观，有些宫殿竟成为皇帝后来的办公理政之处，充分说明了其重要性。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离宫别馆，一方面是由于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奢侈享受，好大喜功。另一方面是由于受迷信思想的影响，他欲做“真人”，而“真人”则要“居宫毋令人知”，这样，秦始皇便要修许多离宫别馆，他来往穿梭于各个宫殿之间，为了更加严密，在关中的众多宫殿之间，还修了阁道、复道、甬道。“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按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7页。）　　秦的离宫别馆据记载关中有宫殿三百处，关外有四百余处，仅咸阳近旁二百里内宫殿就有270处。其中许多遗址至今还没有发现，近些年，随着全国性的文物普查和基本建设的进行，一些遗址才得以揭示出来。　　秦的离宫别馆和秦宫城一样，也都建在高大的夯土台上，雄伟壮观，建筑结构等都同都城中宫殿一样。　　从都城史的角度来看，先秦时期由于各国家的面积不大，所以离宫别馆很少，秦统一后，由于统治范围的扩大，统治者便要到全国各地巡幸，以维护其统治，这样便需要在全国各地建许多行宫，众多的离宫别馆的兴修，应该是秦始皇开其端，后来的汉及其他朝代均沿袭这种建筑，在全国为皇帝建众多的离宫别馆。汉代的离宫别馆，多是“秦宫汉葺”，即汉代继续沿袭使用。　　五 秦都咸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与利用　　秦都咸阳位于现在咸阳市东的窑店一带，是秦孝公十二年从秦都栎阳迁来的，后经过几代秦王的营建，已初具规模，在那里建起了咸阳宫和仿六国宫殿建筑等。随着秦国国力的不断强大，都城人口的增加，秦便将都城从渭河以北向渭河以南发展和迁徙，在渭河以南修建了兴乐宫、甘泉宫、信宫（后改为极庙）、章台等，特别是修建了上林苑和阿房宫等大型建筑，其主旨就是要把秦都城从渭北迁到更为宽阔的渭南，形成了“渭水贯都，以象天汉”的都城布局。　　秦都咸阳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非常重要，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咸阳在修建的过程中，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充分的改造和利用。利用的部分主要表现在对山川河流的利用；改造部分则主要表现为修建通向全国的道路和交通网，修建众多的关隘，以保卫咸阳。与此同时，由于都城的所在，也造成了对周围环境的破坏。　　谈到利用，实质上是说秦在长期的发展中能够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选择更为有利的自然环境。秦都城之所以多次迁徙，正是在不断地寻求更适宜于发展的地方，由最初偏居西陲到后来迁至关中的咸阳，才真正找到了最佳之地。　　秦人之所以最后定都咸阳，是因为咸阳周围的自然环境有利于作为都城。　　关中是指西起宝鸡，东到潼关的渭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南有秦岭，北有北山山脉。渭河流域低而平坦，河水长期冲积泛滥，形成肥沃的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　　渭河是关中的一条最重要河流，南北两岸又形成了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支流，关中的河流像一条条裙带一样，缠绕在渭河的南北两岸，除了著名的“八水绕长安”的泾河、渭河、灞河、沣河、浐河、潏河、涝河、滈河外，还有其他河流等，水资源是相当丰富的。秦都咸阳之所以形成“渭水贯都”的格局，实质上正是秦人利用渭水的自然资源，既使都城咸阳显得有生机，又可以充分利用渭水作为城市人口用水，解决了城市水源问题。笔者认为这是秦人继承了周人将都城营建于沣河两岸的传统，这一方法成为后代建城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成为城市建设的亮点所在。　　丰富的水资源是发展关中农业得天独厚的条件。除了这些河流本身具有的天然灌溉条件外，秦人还利用水系之间的关系，开凿了从泾水到洛水的郑国渠工程，从而使渭河北边的大部分地区受益，渠道正好修在渭北平原二级阶地的最高线上，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灌溉面积，全渠长达250余里，它的修建对当时关中农业生产乃至秦统一全国都起了很大作用。“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史记》卷二九《河渠书》，第1408页。）　　除了密如织网的河川之外，关中地区当时还有繁若群星的湖泊池泽，如位于汧水上游的弦蒲薮，位于三原、泾阳两县之间的焦获泽，以及咸阳附近的镐池、兰池等。从而反映出当时的关中大地之上，河湖纵横，水网密布。　　关中的土质在当时的全国也是上等的，在中国最早的历史地理《尚书·禹贡》中，把全国划分为九州，当时关中属雍州，而雍州在九州中的土质是最好的，即上上等，“厥土唯黄壤，厥田上上”。　　关中地区秦时森林、植被是茂盛的，“有户、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2页。）。当时除了渭河南边的秦岭和渭河北边的山地有繁茂的森林外，即使在关中平原上也有众多的森林，这里的河谷冲积平原及河流两侧的阶地，都有大面积的森林分布。　　关中地区多样的地形、丰富的物产为秦的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左陇蜀之山，右关崤之险。”（《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第2528页。）张良也云：“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第2044页。）　　司马迁说得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1页。）　　正是由于关中地区优越的环境，因此，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发达地区，它是黄河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后来秦定都咸阳奠定了物质基础。　　关中有易守难攻的军事地理优势，这也是秦定都咸阳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中为四塞之地，东有黄河为阻，南有高大之秦岭，西为陇山，北有岐山、九嵕山、嵯峨山等，层峦起伏，道路险阻，易于设防，对外来往就靠几个关口，即东边的函谷关，南边的武关，西边的大散关，北边的萧关，因而固若金汤，历代被人们称颂。“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第2242页。）“左居函谷二崤之阻，表以终南太华之山，右界褒斜龙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隩区焉。”（班固：《西都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由于秦据有易守难攻的军事地理优势，故在对外战争中常常是主动的。只要守住各个关口，敌人就很难进入，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正如司马迁所云：“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7页。）“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以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685页。）优越的军事地理优势，对于秦建都咸阳乃至于统一全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咸阳周围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但为了确保都城的安全，秦仍然在险要和重要的地方修建了不少的关隘。秦的东大门有函谷关把守，函谷关的故址在河南西灵宝县旧城西南。之所以名为函谷，是因为这里山路狭窄，路旁也是陡峭的高崖。崖上到处都是松柏树林，遮盖着道路，行路的人在峡谷中看不见天日，因名之；又因“路在谷中，深陷如函，故以为名”。最早称函谷关是在公元前318年，此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函谷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条道路是秦通往东方最方便的通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秦若能控制函谷关，进可以出兵关东，退可以守住关中大门。“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8页。）事实正是如此，函谷关在秦东进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到战国后期，随着秦国力日益强大，统一全国成为不可抗拒之势。于是东方六国便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凭借函谷关的有利地势，多次挫败东方各国的联攻。　　武关是通向东南的重要通道，由于位于函谷关以南，因而成为其南侧翼关，成为进攻关中所利用的迂回之路。秦始皇东巡曾三次经行此道，秦末的刘邦也是由此路先项羽入关。秦只要能守住此关，就可以在对楚国发动进攻时，掌握主动，秦所以能战胜强大的楚国，与此关有一定的关系。　　大散关自古以来就是秦蜀咽喉，是秦与巴蜀、汉中交通的要冲。《读史方舆纪要》载：大散关“扼南北交通，北不得此，无以启梁益，南不得此，无以图关中”。大散关东临绝涧，北倚高峰，居于南北道路的最高处，对南北两侧均居建瓴之势，通过大散关的孔道，历史上称为陈仓道，守住此关，秦在对东方的战争中就无后顾之忧，从而可以保证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　　关中地区既是天下肥沃的所在，又是形胜所在。正如《荀子·强国篇》所云：“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　　作为都城，必须有完善的交通，才能有高的办事效率，实现有效的统治，这一点对于刚刚平灭六国、实现统一的秦显得尤为重要。秦定都咸阳后，为了加强统治，修建了不少的道路，特别是在统一天下以后，更是大规模修建了通往全国的道路，使得咸阳通达各地的交通非常方便。下面分为都城内、外两部分来叙述。　　（一）都城内交通　　咸阳宫是建都咸阳后在咸阳原上修建比较早的宫殿，“因北陵营建，端门四达”，后来随着秦国力的不断加强，以及都城发展的需要，秦便将都城向渭河以南发展和迁徙，在渭河以南修建了众多的宫殿及宗庙。到秦始皇时，明确提出在渭南修建朝宫，都城明显向渭河南面扩展迁徙。《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帝三十五年，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又修建了兴乐宫，形成了“渭水贯都，以象天汉”的布局。（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页。）既然秦已把都城向渭河以南发展，故营建一个大桥贯通渭河南北是非常必要的，横桥便应运而生，横桥的修建始于秦昭王时。《三辅旧事》云：“秦于渭南有舆宫（即兴乐宫），渭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间，造横桥。”　　横桥修建于秦昭王时，其规模据《三辅黄图》卷六云：“广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据文物考古工作者考察，在咸阳市窑店镇南的东龙村以东150米处，渭河北岸上发现一条南北向道路，东西宽50米，路土厚0.3米，上距地表深1.4米，路筑于生土上，两侧为汉代文化层，该道路是秦都咸阳遗址中发现的道路中最宽者，向南恰与汉长安城的横门相对，北为牛羊村在村东西的二道原和半原区，是秦都咸阳的渭北宫殿区。上述的路迹无疑是秦都咸阳南北交通的干道，南接横桥。　　除此而外，秦还在都城内及与离宫别馆之间修建了复道、阁道、甬道。　　秦始皇二十七年筑驰道的同时，又在秦始皇陵墓和几座大宫殿之间“筑甬道，自咸阳属之”。甬道是两侧筑墙的通道。《史记正义》引应劭的解释：“谓于驰道外筑墙，天子于中行，外人不见。”《史记集解》引应劭云：“筑垣墙入街巷。”此后甬道越筑越长，关中凡通宫殿的驰道、道路都筑有夹墙作为甬道，专供皇帝乘金根车通行，同时“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7页。）。　　复道也筑得不少，秦始皇二十六年筑六国宫殿时，“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三十五年建阿房宫时，又“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裴骃《解集》引如淳的解释：“上下有道，故谓之复道。”即在宫殿楼阁之间有上下两重通道，上面是用木料架设的空中通道，有似现在之天桥。从秦渭北宫殿殿址之间尚存带状夯土连接的迹象看，下面是夯筑，上面是木构，复道的木构部分就建筑在夯土之上，通过复道可以直接到达宫殿的高层。　　阁道秦始皇时筑了两条，一条是阿房宫前殿“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另一条是从阿房宫“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这一条原是甬道，后来改为阁道，把朝宫和秦始皇陵园连接起来

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首页.书架.社科.目录下章|上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一章 秦汉都城文化（三）　　（二）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车涂异轨”，城防巨堑，关塞亭障，严重阻碍了政治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秦始皇为了实行全国统一，修建了由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四通八达。不仅修建了驰道，而且还修了直道。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首先实行“车同轨”，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大修驰道一直持续到秦灭亡。驰道就是能够驰骋车马的宽广道路，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路中央供始皇通行，列树标明，两旁任人行走。据《汉书·贾山传》云：“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充分反映出驰道的雄伟和宽阔气势。　　这些驰道都是以咸阳为出发点，伸向四方，是我国古代伟大工程之一。它对于全国政令的通达，抵御落后部族对内地先进地区的侵扰，加强各地文化的交流，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秦始皇沿驰道五次出巡，就是要从政治上慑服原六国的统治者。　　从秦都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如下。　　第一，从咸阳顺渭河东行，出函谷关到关东。这条道路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这条道路的往来就很频繁。其在关中的大体路线为咸阳、霸上、豁口、斜口、零口、潼关等，这条道路就是前面说到的“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它在诸侯争霸和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汉以后与东方和东南的联系基本上使用这条道路。　　第二，由咸阳向西行，这条道路叫“回中道”，因中途建有回中宫得名。其回程部分从陇山道而返关中。这条驰道当是从首都咸阳出发，沿泾水，过今淳化县向北到甘肃省的宁县、合水、庆阳，然后向西南方向折至今渭源、陇西、天水，再东北通过陇山，沿洮河经今陇县、千阳、凤翔向东至首都咸阳。秦始皇第一次出巡，所经地区就是沿着这条路行进的。　　第三，从长安向东南，经商洛，出武关，到湖北。因途经蓝田谷和武关，所以称做蓝武道或武关道。这条利用丹江和汉江流域的交通道路在对楚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由咸阳向东北，经栎阳、大荔，渡蒲津，到太原。秦晋间的交通，在周秦时期并不在河南的崤函附近，而是在渭河以北及涑水流域。这可从秦晋或秦魏两国间发生战争所涉及的地区得到证明。这条道路在秦与晋、秦与魏的争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由咸阳到西南，通过子午道、陈仓道等到达巴蜀。秦在通向南及西南的交通要道口上均设有县，如杜县、周至县、户县、眉县、陈仓县等，反映出交通的重要性。史念海先生在《汉中历史地理》一文中认为：秦国在秦岭上修筑的栈道，至少有两条。刘邦破秦之后，受项羽封号，称汉王，王南郑各地，汉王之国，是由杜县南行。杜县在现在的长安县境。这分明是后来所称的子午道。后来由南郑北归，却是别由故道。故道是秦汉时的县名，故址在现在凤县附近。县名以故道相称，分明是以前的旧道。由这条路北行，就到了秦岭之北的陈仓。（史念海：《河山集》（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0页。）　　除驰道以外，还有直道。《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蒙恬列传》亦云：“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司马迁随汉武帝北巡时路经秦直道，他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见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第2570页。）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直道之兴建，是始皇帝下令的，而监修这条路的是镇守长城沿线的将军蒙恬。另外这条路是由首都咸阳和林光宫直抵北部边境城镇云阳和九原的一条具有军事性质的道路，因此需修建成一条便近的道路，以直为至上要求，这样才能缩短行程，节省时间，所以需“堑山堙谷”，无法循河流绕道而行。　　对秦直道，学人多有研究和考察，史念海先生对直道遗迹的一些现状和途经路线有很好的研究，认为秦直道起由秦林光宫，沿子午岭主脉北行，经旬邑县石关，黄陵县艾蒿店，陕、甘两省交界处的五里墩，至黄陵县兴隆关（沮源关）后，沿子午岭主脉西侧的甘肃省华池县东，至铁角城、张家崾岘，又直北经陕西省定边县东南，复折东北方向达内蒙古乌审旗红庆河、东胜县西、昭君坟东，至内蒙古包头市西，即秦九原郡治所九原县。这个结论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给秦直道沿途所经路线画得一个比较详尽的线路图。（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　　直道南北约700公里，南起秦林光宫，其遗址在今淳化县的梁武帝村，它既是行宫别墅，供皇帝避暑时用，又可以说是北方防御匈奴的指挥部，由这里急行军，快马加鞭，三天三夜即可以直至阴山脚下，抗击匈奴南犯，皇帝可由此线北巡边疆，来回便捷、省时。据现在勘察情况看，直道在修建时充分利用了各种有利地形，以尽可能取直。　　前些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咸阳的钓台附近发现两个古桥遗址，经过发掘及进行年代分析，认为是秦汉时期的。但对这两桥的用途则意见不一，一种意见认为是汉唐西渭桥遗址。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古沣河桥遗址。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即认为这座桥是当时秦通向西南过沣河的必经之地。　　之所以认为是沣河桥，首先是因为这条河本身就是古沣河，《水经·渭水注》云：“沣水出丰溪，西北流分为二水，一水北流为枝津，一水西北流。”沙河正是西北流的那支河流。这是古今学者的共识。因此从秦汉到隋唐时期在沙河古道上建立的桥只能是沣河桥。　　认为此桥为西渭桥者理由为：沙河是渭河北移后留下的渭河古道。笔者觉得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虽然渭河在从咸阳至西安一带有北移现象，但并不是每一段都是如此，特别在吕村至咸阳这段渭河由于河道狭小，这一段的渭河两岸均为黑红色胶泥掺杂姜石土层，非常坚硬，河水不易冲动。河床在这一段较窄就是河水侵蚀不动的有力证据。　　从大量的考古、文物普查资料看，在今渭河以南的马家寨、胡家村均保存有西周、秦、汉等时期的遗址，也证明了渭水在此区间并无大幅度移动的情况。在渭河北岸两寺渡以南至吕村沿渭河一带，1989年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大面积汉代建筑遗址，除出土大量的汉代柱础石、砖、瓦等外，还出土了“百万石仓”瓦当，经有关专家考证认为是汉细柳仓遗址，它的发现不仅成为研究沣、渭交点位置的有力证据，同时也成为渭水在此处并未北移的又一证明，因为据有关史籍记载，汉细柳仓位于渭水之北，沣、渭交汇之处。这一切都说明了渭河河道在该段自秦汉以来是基本稳定的，从而否定了沙河桥是古西渭桥这一观点。　　况且，修建西渭桥的目的是为了出汉长安城便门通过渭河直趋茂陵，如果把沙河桥定为汉唐西渭桥，其一绕路行走，不能体现出方便，其二沙河桥为南北向，又不能体现“其道易直”，当时的人绝不会舍近求远，先西南而行，渡桥后，再西北“以趋茂陵”。　　实际上西渭桥遗址以前已被人们发现，只是未经发掘而已。咸阳市文物工作者曾经实地考察过西渭桥遗址，1978年大旱时，在咸阳西南文王嘴一带的河床内暴露出一古桥址。　　由上可看出，沙河桥遗迹应为秦汉时期的沣河桥。为什么要修建这座桥呢？这是因为秦汉时代，现在的户县、周至都是关中设置较早的大县，当时属秦汉皇家的苑囿范围之内，因而便成为帝王贵族必去之地，同时通过这里又是进入汉中、巴蜀的要道，所以修建一座横跨沣河的桥梁是非常必要的。　　咸阳的对外交通在都城建设中和以后巩固都城中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秦统一六国后，面临六国旧贵族势力的反抗和匈奴的侵扰两个问题，兴修驰道乃是巩固中央集权的一项措施。驰道经过六国的一些旧都就是为了能够及时地运兵镇压旧势力的反抗。楚国先后都于郢和寿春，从咸阳出武关的驰道可以通达郢，寿春又是彭城至衡山的驰道经过的地方。太行山东麓的驰道可以到达赵都邯郸和燕都蓟。秦始皇利用驰道巡视过许多地方。统一六国之前有三次到关东去，一次至洛阳，一次到邯郸，一次到陈（今河南淮阳）。统一六国后，先到陇西、北地，又到关东四次。由此可见道路在保卫政权、保卫国都的作用是明显的。　　除了以上所讲到的陆路交通以外，秦时还利用关中多水的有利条件，使用水上运输，特别是利用渭河的有利条件，将东方的大量物资运至咸阳，以满足都城所需。　　咸阳作为秦的都城达144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势必有众多的人口集中在这一地区。秦时多次征调外地人以实关中，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9页。），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又“徙三万家于丽邑，五万家于云阳”（同上书，第256页。）。无疑为关中地区增加了众多的人口。　　人口的大量增加，首先必须增加粮食供应，就必然要大量增加耕地面积，这便意味着对森林和植被的破坏，也就意味着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河流中含沙量大，形成水患，留下一系列后遗症。　　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势必要大量建造宫殿及离宫别馆，修建帝王陵墓，这些建筑必然带来对森林的砍伐。中国古代的宫殿均为土木结构，因此木材用量特大。加之秦人好大喜功，都城咸阳规模宏大，横跨渭水两岸，在咸阳周围的离宫别馆达300座，“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页。），“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9页。）。必然造成对大量林木的破坏，秦阿房宫的修建更是大兴土木，“规恢三百余里”，造成“阿房出，蜀山兀”。难怪《盐铁论·散不足》云：“宫室之侈，林木之蠹也。”　　当时修建秦始皇陵所用木材，“其总数恐将达数万立方米”（袁仲一：《从秦始皇陵的考古资料看秦王朝的徭役》，见《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6页。）。正在发掘中的秦兵马俑坑，其上全用棚木覆盖。二号坑现清理出的棚木有1310多根，大多是圆木，以松木为主，直径多在30—40厘米之间，长度一般在4米左右，最粗的一根直径达61厘米，最长的一根12米。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秦始皇陵的其他陪葬坑也均用到大量木材。考古工作者在秦都雍城钻探秦公陵园，仅发现的秦公一号大墓“椁体像一座巨大的平顶木屋，主椁有三层，用巨型木套接，椁木为松木，用长短方木两千根以上”（白建钢：《秦公陵墓之谜》，《光明日报》1986年7月13日。）。黄肠题凑墓要用很多木材，不仅雍城秦公大墓如此，秦的东陵、秦始皇陵也是一样，而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秦人通过对咸阳周围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既确保了都城的安全，带来了附近的繁荣，同样也造成了对周围环境的破坏。后来的汉、唐仍然以关中作为都城，应该说对关中的利用和改造超过了秦，同样也对关中周围的环境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在现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我们必须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开发的前提，保持社会发展的后劲，造福于子孙后代。　　六 秦内史置县研究　　内史是秦都咸阳所在地，地理位置尤其重要，对于内史中究竟有多少县，学术界意见不一。　　关于秦县的研究，由于史料缺乏，很少有人涉猎。班固虽距离秦的时间较近，但在《汉书·地理志》中只列出十余个县。史念海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秦的置县在《禹贡》半月刊第七卷上写过一长篇论文《秦县考》。以后便很难见到此类文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则史念海先生对此问题研究很深入，二则本身资料太少。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特别是一些关于秦县的资料被发现，才使笔者敢于冒昧写这篇文章，对先生文章作一些补充，作为对先生逝世的悼念。本文只限于秦的内史地区。　　秦人置县始于秦武公时。《史记·秦本纪》云：“武公十年伐邽、翼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商鞅变法后，进一步扩大置县。到秦王朝统一天下后，为了巩固统一的成果，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建制。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实行郡县制。秦都咸阳附近由内史管辖，内史的地位级别与郡虽然是等同的，但由于处于京畿的地位，其地位明显高于郡守。在内史之下，设有若干县进行管理。秦内史所管辖的地区与汉时的三辅管辖地区差不多，正如《汉书·地理志》所云：“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本秦京师，为内史。”　　秦的内史地区大体相当于关中地区，但又大于关中，包括今天的商洛市管辖范围和河南灵宝市。由于位于秦都咸阳周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称之为京畿地区。因而在其范围内的置县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当时究竟有多少县，由于史书缺载，不得其详。根据《史记》记载，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3页。）。由于当时秦国的统治地盘还不大，这四十一县大多在关中地区。后来随着秦的发展和统一，县的数字处于增加的态势，但作为内史的置县，变化并不是太大。本文中将论及44个县。　　（一）咸阳　　《史记·秦本纪》：“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徙都之。”咸阳为秦国都，自孝公至秦亡共九世，达144年。咸阳隶属内史，级别虽同县，但其地位特殊。始皇帝死后，赵高专权，就以女婿阎乐为咸阳令，控制首都。因其地位于九嵕山以南，渭河以北，山南水北俱为阳，故称咸阳。故城在今咸阳市东三十里。在咸阳县之下还有众多的乡和里的建制。其乡有长安乡、阴乡、建章乡等。新出秦封泥中有“咸阳丞印”，为当时咸阳县级官吏。　　目前发现的与咸阳有关的里名约40多个，均是从地下发掘出来的。主要的有：屈里、完里、右里、泾里、当柳里、阳安里、沙寿里、东里、新安里、成阳里、如邑里、壮易里、巨阳里、白里、商里、于里、中里、牛里、禾里、陈里、高里、咸里、重里等。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还会有新的里出现。咸阳县管辖的范围大体包括今天咸阳市的渭城区、秦都区及西安市的莲湖、碑林、新城、未央四区的一部分。　　（二）杜　　《史记·秦本纪》：“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其地为古杜伯国，故名。《史记·李斯列传》：“十公主矺死于杜。”《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六公子戮死于杜”，即此。秦二世死后，葬于杜南宜春苑中。遗址在今西安市南。1973年在西安南郊山门口乡沈家桥村出土一秦杜虎符，铜质，有铭文数行。由此证明秦之杜县当在此附近。杜县之下有樊乡，《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云：“哙灌废丘、蕞，赐食邑杜之樊乡。”其地当在今长安县樊川。杜县管辖今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区，柞水县西部及宁陕县东北部。　　（三）芷阳　　《汉书·地理志》：“霸陵，故芷阳，文帝故名。”秦为芷阳县，汉文帝更名霸陵。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后，筑霸宫于此，秦昭王时改为芷阳宫。《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葬芷阳。”孝文王、庄襄王死后，也葬于芷阳，其陵区被称为东陵。　　遗址在今西安市临潼区韩峪乡东部骊山西麓。在这一带已发现四座秦大型陵园，三座“亚”字形大墓、两座“中”字形墓、“甲”字形墓及大量带有“芷阳”文字的陶片及一些陶窑遗址。（徐卫民：《秦公帝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管辖今西安市临潼区西部和灞桥区。　　（四）废丘　　《汉书·地理志》：“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史记·高祖本纪》：“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更名废丘为槐里。”《水经·渭水注》：“古犬丘邑也。周懿王都之，秦以为废丘，亦曰舒丘。”《史记·项羽本纪》：“项王立章邯为雍王，都废丘。”《集古遗文》中收有“秦废丘鼎”。《十钟山房印举》中有“秦废丘左尉印”。其为秦县无疑。故城在今兴平县东南十一里。《张家山汉简·二年·秩律》：“槐里……秩各千石，丞四百石。”新出秦封泥中有：“废丘丞印”、“废丘”等。管辖今咸阳市的兴平市。　　（五）栎阳　　《史记·秦本纪》：“秦献公六年，自雍徙都栎阳，因城之。”此时至秦孝公十二年，秦将栎阳作为临时都城共34年时间。项羽入关后曾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汉初刘邦亦曾以此为都。《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献公十一年“县栎阳”。故城在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新出秦封泥中有“栎阳丞印”、“栎阳右工室丞”、“栎阳左工室丞”等。管辖今西安市阎良区和临潼区渭河以北地区。　　（六）丽邑　　《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六年，魏献地于秦，秦置丽邑。”这是秦始皇为其陵墓而设置的陵邑，目的是为了加强对修建秦始皇陵的管理。《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享国三十七年，葬丽邑。”其级别相当于县一级，但其地位要高于县。秦始皇陵原名丽山，故名。新出秦封泥中有“丽邑丞印”。丽邑汉时改名为新丰。自从秦设置了丽邑之后，汉承秦制，汉代也在汉帝陵附近设置了九个陵邑，相当于汉时的卫星城。此后这种在陵旁设置陵邑的制度便消失了。　　丽邑的具体遗址。在秦始皇陵以北2.5公里的刘家村一带，发现了三处大型的秦建筑遗址，其中的刘家寨遗址占地75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约0.5米，出土有很多建筑材料。其西北的沙河村、苗家寨遗址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在此还发现一段城墙。其管辖范围在芷阳以东，渭河以南，骊山以北，郑县以西。（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七）高陵　　《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封其弟为高陵君，高陵是其食邑也。《元和郡县图志》：“高陵县，本秦旧县，孝公置。”《碧葭精舍印存》中载有秦“高陵司马印”。王卓新在《汉书地理志补注》中指出：“高陵为秦孝公所置，昭王封其同母弟显为高陵君，范雎说秦王曰，高陵进退不请，并即此。”《清一统志》云：“高陵故城在（西安府）高陵县西南。”新出秦封泥中有“高陵丞印”。管辖今西安市高陵县地。　　（八）鄠　　古崇国，夏为有扈氏居之。《尚书》中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即此。秦据之改为鄠邑。故城在今鄠县县城北二里。鄠县有秦的阳宫、五柞宫、长杨宫等离宫别馆，秦的上林苑延伸于鄠县。管辖今西安市户县及周至县东部。　　（九）蓝田　　《史记·六国年表》：“献公六年，初县蓝田。”是秦较早设置的县之一。公元前312年，楚怀王纠大军攻秦至蓝田，秦与之战，大败楚军。《战国策·秦策》：“吕不韦为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公元前207年，沛公引兵击秦军，大破之蓝田南，遂至蓝田。汉初曹参、周勃、靳歙等人皆曾战于蓝田。蓝田产玉具有悠久的历史，玉之次者为蓝，故名。《清一统志》云：“蓝田故城在（西安府）蓝田县西。”新出秦封泥中有“蓝田丞印”。管辖今西安市蓝田县和安康市柞水县东部。　　（十）泾阳　　泾阳在秦灵公时曾作为秦的临时都城，秦献公时从泾阳迁都栎阳。（徐卫民：《泾阳为秦都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史记·穰侯列传》记载，昭王母弟曾被封为泾阳君，泾阳是其食邑。此泾阳乃陕西泾阳县。汉代亦有泾阳县，地在安定郡（今甘肃省平凉附近），与秦泾阳并非一地。管辖今咸阳市泾阳和三原两县地。　　在泾阳县已发现秦汉时期的大型建筑遗址多处，笔者认为口镇发现的遗址应为秦泾阳县之所在。　　（十一）谷口　　战国时设立，因县城位于泾水出山之口，故名谷口县。在此有秦著名的谷口宫。《史记·刺客列传》：“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巴汉之饶。”管辖今咸阳市礼泉县地。　　（十二）下邽　　《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水经·渭水注》：“秦伐邽，置邽戎于此，有上邽，故加下也。”《太平寰宇记》云：“下邽在华州下邽县东南，本秦旧县。”下邽地名今仍在，位于渭南市临渭区下邽镇，此地人杰地灵，历史上曾有“下邽三贤”之称。新出秦封泥中有“下邽丞印”。管辖今渭南市临渭区渭河以北地区。　　（十三）频阳　　《史记·秦本纪》云：“厉共公二十一年，初县频阳。”《汉书·地理志》：“频阳，秦厉共置。”秦将王翦即此县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当欲派王翦带兵出击楚国时，王翦婉言谢绝，“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故城在富平县东北五十里。新出秦封泥中有“频阳丞印”。管辖今渭南市富平县及铜川市的南部。　　（十四）郑　　《史记·秦本纪》云：“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水经·渭水注》：“东经郑故城北，武公十一年县之，桓公友之故邑也。”《史记·商君列传》：“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兵北出击郑。”其地为郑桓公之故地，故名。故城在今华县北。管辖今渭南市华县西南部及临渭区渭河以南地区。　　（十五）武城　　《左传·文公八年》：“秦伐晋，取武城。”《秦本纪》：“秦康公二年伐晋取武城。”《史记·六国年表》：秦惠公十年“与晋战武城”；秦孝公十九年，“城武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赐食邑武城六千户。”武城为秦县无疑。故城在今华县东北。管辖今渭南市华县东北部及华阴市西部。　　（十六）宁秦　　《水经·渭水注》：“春秋之阴晋也，秦惠王五年，改曰宁秦。”《史记·六国年表》、《秦本纪》皆云：“惠王六年，魏以阴晋为和，命曰宁秦。”纵横家公孙衍即为阴晋人，原属晋、魏，后归之于秦。秦始皇时更名华阴。《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使者夜过华阴平舒道。”《汉书·地理志》：“华阴故阴晋。”故城在今华阴市东南。新出秦封泥中有“宁秦丞印”。管辖今华阴市东部及潼关县地。　　（十七）重泉　　《史记·秦本纪》：“简公六年，堑洛，城重泉。”《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也。”《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记载秦骑士李必、骆甲为重泉人。《元和郡县志》：“奉先县本秦重泉县。”《秦金文录》中收有“商鞅方升”，上刻有“重泉”地名。故城据《清一统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府）蒲城县东南。”今蒲城县钤铒乡仍有一村名为“重泉”。新出秦封泥中有“重泉□印”，缺字疑为“丞”。《张家山汉简·二年·秩律》：“重泉……秩各八百石，有丞、尉者半之。”管辖今渭南市蒲城县地。　　（十八）临晋　　《汉书·地理志》：“故大荔，秦获之，更名。”其地临晋国，秦筑高垒以临晋国，故曰临晋。《秦本纪》：“厉共公十六年，伐大荔，取其王城。”《史记解集》引徐广曰：“今之临晋也，临晋有王城。”故城在今朝邑县西南二十里。据《清一统志》：“冯翊故城今同州府治，本古临晋也。”新出秦封泥中有“临晋丞印”。《张家山汉简·二年·秩律》：“临晋……秩各千石，丞四百石。”管辖今渭南市大荔县北部。　　（十九）郃阳　　《史记·魏世家》：“文侯十七年，西攻秦，至郑而还，筑雒阴郃阳。”《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郃阳故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三里。”《史记·六国年表》：“秦孝公二十四年，大荔围合阳。”汉高祖曾封喜为合阳侯。故城据《清一统志》记载在同州府合阳县东南。管辖今渭南市合阳县地。　　（二十）徵　　《国语·楚语》：“秦有徵、衙。”秦公子缄曾受封于徵、衙。《左传·文公十年》：“秦伐晋，取北徵。”即此地。汉代设徵县。故城在澄城县南二十二里。管辖今渭南市澄城县地。　　（二十一）衙　　《史记·秦本纪》：“武公元年，伐彭戏氏。”春秋时，秦、晋战于彭衙。故城在白水县东北，至今在白水县东北角仍有南彭衙和北彭衙两个地名，应是历史延续的缘故。管辖今渭南市白水县北部。　　《史记·秦本纪》云：“宪公享国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出子鄙衍，葬衙。”此处之“衙”，不是彭衙，也不是指今天的白水县，应是在雍城附近的三畤原上，因为武公和出子不会葬在距离雍城如此远的地方。　　（二十二）杜平　　《史记·六国年表》：“孝公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婴下栎阳，赐爵列侯，食邑杜平。”故城在澄城县境。管辖今渭南市澄城县地。　　（二十三）怀德　　《水经·渭水注》：“渭水之阳即怀德县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即怀德县故城也。世谓之高阳城，非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高祖还定三秦，赐周勃食邑怀德。”怀德在秦时已为县。故城在朝邑县西南十三里。新出秦封泥中有“褱德丞印”、“壊德□□”。《张家山汉简·二年·秩律》：“壊德……秩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管辖今渭南市大荔县南部。　　（二十四）夏阳　　《史记·秦本纪》：“灵公六年，晋城少梁，秦击之”，“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少梁曰夏阳。”《史记·魏世家》、《汉书·地理志》、《水经·渭水注》皆同。夏阳古为梁伯国，故名少梁，秦获之更名。汉初韩信带兵击魏，即从夏阳渡河袭安邑。《清一统志》：“夏阳故城在（同州府）韩城县南。”故城在韩城县芝川镇北。管辖今韩城市地及黄龙县东南部。　　呼林贵先生1986年发现了夏阳遗址，位于今韩城市南10公里处，其地属芝川乡瓦头村、吕庄村和嵬东乡的堡安村。大体是在瓦头村之西、吕庄村之北、堡安村之东一带。东南约2公里是司马迁祠。澽水流其东，芝水绕其南，尸乡沟环其西，嵬山依其北，东面即黄河，有夏阳渡口。遗址背山面原，居水陆交通之要道，战能攻，退能守，是理想的筑城之地，也与史书记载位置吻合。在此发现十处夯土建筑基址、城门遗址、砖瓦窑遗址、冶铁遗址及墓葬区。（呼林贵：《陕西韩城秦汉夏阳故城遗址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　　（二十五）白水　　秦孝公十二年设立，因白水河得名。《通典》：“文公分清水为白水即此。”列熙《郡县释名》：“秦置白水县，以县临白水也。”在相家巷发现的秦封泥中就有“白水苑丞”、“白水之苑”封泥，说明秦在此地建有苑囿，反映出当时白水县的地位是重要的。管辖今白水县南部。　　（二十六）雍　　《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作为秦的都城达255年，在秦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都城的位置已勘探清楚。在其都城内发现了四大宫殿区和市场区。在其南还发现了当时的秦公陵区。都城遗址在今凤翔县南。《括地志》：“周为召穆公采邑，秦置雍县，故县在雍县南七里。”雍县有秦的橐泉宫、祈年宫、棫阳宫、来谷宫等。新出秦封泥中有“雍丞之印”、“雍工室印”、“雍工室丞”等。管辖今宝鸡市凤翔县地。　　（二十七）虢　　《史记·秦本纪》：“武公十一年，灭小虢。”《读史方舆纪要》：“故城在宝鸡县东五十里。即今虢镇是也。”虢县有秦的虢宫。管辖今宝鸡市的宝鸡县东部、凤翔县虢王、彪角两乡及岐山县渭河以北地区的西南部。　　（二十八）陈仓　　《史记·高祖本纪》：“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仓。”《史记·淮阴侯列传》：“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元和郡县志》：“宝鸡县本秦陈仓县，秦文公所筑，因山以为名。”秦文公十九年，获星陨石于陈仓北阪城，以一牢祠，命曰“陈宝”。陈仓有秦的羽阳宫。管辖今宝鸡市金台、渭滨两区，宝鸡县汧河、清水河以西地区及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东部。　　（二十九）美阳　　《元和郡县图志》：“孝公作四十一县，斄、美阳、武功各一也。”《读史方舆纪要》：“美阳城在武功县西南二十五里，秦孝公所置县。”《秦金文录》载有秦“美阳权”，美阳为秦县无疑，有秦的高泉宫。故城在武功县西北二十五里。西安北郊相家巷新出秦封泥中有“美阳丞印”。《张家山汉简·二年·秩律》：“美阳……秩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管辖今宝鸡市扶风、岐山两县北部。　　（三十）武功　　孝公任商鞅进行变法时设置的县邑。今眉县有武功山，斜谷水亦曰武功水，县以山水为名。故城在眉县东。管辖今宝鸡市眉县、岐山县的渭河以南地区及太白县东部。　　（三十一）斄　　《元和郡县图志》：“孝公置四十一县，斄、美阳、武功，各其一也。”《清一统志》：“故城在武功县西南。”西安北郊相家巷新出秦封泥中有“斄丞之印”。《张家山汉简·二年·秩律》：“斄……秩各八百石，有丞尉者半之。”管辖今宝鸡市武功县和扶风县的东南部。　　（三十二）郿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白起，郿人也。”《史记·绛侯世家》：“还下郿、频阳。”《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攻赵贲，下郿。”《元和郡县志》：“郿县，本秦县名。在今县东一十五里，有故城。”故城在郿县东北。新出秦封泥中有“郿丞之印”。管辖今宝鸡市眉县渭河以北地区及岐山县渭河以北地区南部、扶风县西南部。　　（三十三）杜阳　　因位于杜水之阳而得名。《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封令尹于杜阳。”《史记索隐》：“杜阳，秦之地。”《麟游县志》：“古雍州城也，公刘居杜”，即此。《清一统志》：“故城在（凤翔府）麟游县西北。”管辖今咸阳市麟游县地。　　（三十四）汧　　《史记·秦本纪》：“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秦文公时曾以汧作为秦的都城，遗址就在今陇县东南的边家庄一带。在此发现春秋时期秦的大量规格较高的墓葬和一座春秋时代的城址。（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水经·渭水注》：“汧水又东经汧县故城北。”故城遗址在陇县东南五里。管辖今宝鸡市陇县东部和南部。　　（三十五）好畤　　《史记·吕不韦列传》：“嫪毐败走，追斩之好畤。”《史记·高祖本纪》：“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蕞。”《史记·曹相国世家》：“击章邯军好畤。”《汉书·文帝纪》注引孟康曰：“好畤，县名。”《读史方舆纪要》：“废县（好畤）在乾州东南四十里”，即今乾县东南。秦梁山宫遗址就在好畤县，其具体位置已得到确认。新出秦封泥中有“好畤丞印”、“好畤”等。《张家山汉简·二年·秩律》：“好畤……秩各千石，丞四百石。”管辖今咸阳市乾县地及永寿县南部。　　（三十六）漆　　战国晚期设立，因漆水而得名。《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北攻漆。”《史记正义》：“今豳州新平县，古漆县也。”《汉书·地理志》：“漆水出漆县，在右扶凤。”豳同邠，即今之彬县。西安北郊相家巷新出秦封泥中有“漆丞之印”。《清一统志》：“新平故城在今（邠）州治，古漆县也。”管辖今咸阳市彬县地及永寿县北部。　　（三十七）栒邑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破雍将军焉氏、周类军栒邑。”《读史方舆纪要》：“栒邑城在三水县东北二十五里，本秦邑，汉初郦商破雍将周类军于栒邑，即此，汉置县。”顾祖禹认为汉时置县是错误的，栒邑之名秦已有之，《秦金石刻辞》中载秦“栒邑权”，则秦置县无疑。管辖今咸阳市旬邑县西部。　　（三十八）鄜　　《史记·秦本纪》：“文公十年，初为鄜畤。”《史记集解》引徐广云：“鄜县属冯翊。”《史记索隐》云：“音敷，亦县名，于鄜地作畤，古曰鄜畤。”《说文解字》也云：“鄜，左冯翊县。”《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麃公”为将军之记载，《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麃，秦邑。”古字鄜、麃通用，麃公即为鄜县之人。《清一统志》：“故城在（鄜州）洛川县东南。”　　笔者认为，此鄜县不应在左冯翊，而应在右扶风。因为如果说鄜县因鄜畤而来，那么鄜畤的位置在秦都城汧渭之会附近，汧渭之会的遗址即在汧河与渭河的交汇处，也就是今天的汧河入渭河的东岸魏家崖一带。因此，鄜县的位置也在此地不远处。而鄜县实际的位置则在今天的洛川县。　　（三十九）胡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王稽辞魏去，过载范睢入秦，至湖关。”《史记索隐》：“地理志京兆有湖县，本名湖，即今湖城县也。”《汉书·地理志》：“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水经·河水注》：“河水又东经湖县故城北，昔范叔入关遇穰侯于此矣。”可见胡亦秦时为县。故城在陕州阌乡县东四十里。位于函谷关以西，属内史管辖。具体位置就在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　　（四十）弋阳　　《汉书·地理志》：“阳陵，故弋阳，景帝更名”，说明在景帝以前这里称弋阳。故城在今咸阳县东四十里。汉阳陵邑所在可能就是秦弋阳之所在。管辖今高陵县西南部、泾阳县东南部及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等地。　　实质上，阳陵之名秦已有之。《史记·高祖功臣诸侯年表》即有“阳陵侯傅宽”，今传世阳陵虎符，有人以为汉虎符。王国维在《秦阳陵虎符跋》中明确指出：“实秦虎符也。”　　前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湘西发现的里耶秦简牍中有不少关于秦阳陵的记载，此阳陵是否和阳陵虎符为同一地方，还须依据更多资料进行研究。　　（四十一）云阳　　《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四年，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因徙五万家云阳。”故城在泾阳县西北三十里。云阳有秦的林光宫。新出秦封泥中有“云阳丞印”、“云阳”等。管辖今咸阳市淳化县地。　　（四十二）华阳　　芈戎是宣太后的弟弟，曾为华阳君，封于此。华阳原为楚地，秦华阳夫人也食邑于此。一云华阳在富平县东南三十里，误也。《古今图书集成》、《陕西通志》及《富平县志》均载秦王政降华阳公主与王翦为婚之事，值得怀疑。因为此时王翦已病老归家，秦王政岂能嫁公主于王翦。笔者认为华阳应在靠近楚国的地方，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新出秦封泥中有“华阳丞印”、“华阳禁印”。管辖今天的洛南一带。　　（四十三）商　　《左传·文公十年》：“楚使子西为商公。”杜预注：“商，楚邑，今上雒商县。”后归之于秦。《汉书·地理志》：“商，秦相卫鞅邑。”《史记·商君列传》：“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清一统志》：“故城在今（商）州东。”新出秦封泥中有“商丞之印”。《张家山汉简·二年·秩律》：“商……秩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丹凤县城西的丹江北岸台地上发现了一座大规模的战国时期古城址，为商邑之所在。遗址东西宽1100米，南北长1500米，出土了带有“商”字的瓦片及其他铁器、陶器等文物。（王子今等：《陕西丹凤商邑遗址》，《考古》1989年第7期。）　　（四十四）平阳　　秦宪公时曾作为秦的都城。《史记·秦本纪》：“宁（应为宪）公二年，公徙居平阳”，“秦武公元年，居平阳封宫。”《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六里，秦献公徙都之处。”考古工作者在平阳附近的太公庙曾发现了当时宫室使用的重器秦公钟和秦公镈，上有众多的铭文，为当时祭祀所用的礼乐器。与史书记载所在位置吻合。管辖今宝鸡市宝鸡县汧河、清水河以东地区。　　秦在内史的置县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商鞅变法为标志。　　从上所云，秦内史县的设置有自己的特点。大体表现在：（1）县城大多位于渭河两岸，也就是在今天关中平原上。（2）凡作过秦的政治中心之地，也均为秦的县治。如咸阳、雍、栎阳、汧、平阳等。（3）交通冲要之处，也必为县治所在。如蓝田、杜、郿、陈仓、谷口等。（4）战略要地必为秦县所在，与东方晋国和东南楚国交界之处就设置了很多的县，如临晋、夏阳、重泉、徴、衙、白水、郑、武城、宁秦等。（5）从全国的置县来讲，内史地区无疑是最多的。秦县总数据杨守敬统计“当八九百也”，分属40多个郡管辖，平均每郡管辖约20个县，而内史地区管辖40余县，充分反映了内史地区的重要性。（6）在秦始皇陵所在地设置陵邑，是秦人的一个创造，而且直接影响了汉王朝。导致汉在长安城附近设置了众多的陵邑，成为长安城的卫星城。　　秦是当时置县最早的国家之一。最初设置于边远地区，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建制。到秦统一全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除分封制，在地方实行郡县两级制，其最高长官由皇帝亲自任命，这种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实行县一级管理。　　七 西汉长安城　　长安本秦之乡名，秦时有兴乐宫。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在兴乐宫基础上修治长乐宫，七年（公元前200年）建未央宫，自栎阳迁都长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至五年开始修筑城墙。武帝时在城内修北宫，建桂宫、明光宫，并且在西城外营筑建章宫，并扩充上林苑，开凿昆明池。新莽改长安为常安，于南郊建九庙等礼制建筑。　　（一）西汉长安城的选址　　公元前202年2月，击败项羽的汉王刘邦在“汜水之阳”的定陶举行了登基大典，坐上了皇帝宝座。为了给汉王朝选择一个合适的都城，刘邦曾与其群臣进行过反复讨论。由于刘邦的部将多为关东人，因此很多人都不愿远离故土，而刘邦本人也有效法东周王朝的打算，所以起初颇欲长期建都于洛阳。同年五月，齐地平民娄敬（因建议刘邦迁都关中有功，被赐姓刘）“戍陇西，过洛阳”，当他得知刘邦“欲长都洛阳”之后，（《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81页。）认为不妥，遂借其同乡虞将军引荐，“脱车免辂，衣其羊裘”，拜见高祖刘邦，极力劝说刘邦迁都关中。刘邦之所以打算定都洛阳，主要是看中洛阳的地理形势和位置，所谓都城居天下之中，仿周室四方贡职道路相等。刘敬认为，汉得天下与周室异，周室“积德累善十有余世……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周室是以德服人得天下，而刘邦起自丰沛，与项羽争夺天下，“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刘敬认为：“秦地（指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16页。）刘敬的分析虽只略略数言，但十分精当。张良也认为“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马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如果“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第2044页。）。刘邦是一位颇具远见卓识的军事家，经过权衡利弊，采纳了刘、张二人的建议，即日起驾西都关中，为西汉王朝200年江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刘邦之所以将长安城作为都城，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自然因素来看。一个都城的建立自然条件往往首先受到重视，因为它与都城的后续发展关系至为密切。都城的自然因素表现在地形、河流、土壤、气候、植被、物产等方面。　　从地形上来说，关中是一个适宜建都的地方。西高东低的地势使关中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这也就是为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东方与西方的较量中西方常常处于有利地位的原因。正如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写道：“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　　相当多的都城是和山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山既可以作为防守的凭借，同时山又是营造优美环境的天然条件。长安有“四塞之固”之称，所谓的四塞虽然不是完全因山而形成的。但除过东侧的黄河以外，其余三面都是有山的。它的南侧是秦岭，西侧是陇山，都是有名的大山。它的北侧虽没有像秦岭和陇山这样的大山，但岐山、九嵕山、嵯峨山，自西至东，能相互呼应，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水是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很多都城都有河流环伺。或者河流从城中穿过，或者河流在其旁流过。有了水，一方面可以开凿护城河，作为防御的一道屏障；另一方面为城市中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提供用水。“荡荡乎八川分流”正是长安城周边水环境的充分体现。长安濒渭水，渭水在长安之东又汇合了泾水。长安南倚秦岭，由秦岭流下的灞、浐、潏、涝诸水和沣水、滈水分别由长安城旁流过。这八水皆能灌溉，渭水更能通行航运。　　在以从事农业经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里，都城所在地的土壤，也受到相当的重视。这自然是因为肥沃的土壤更适于农耕。秦汉定都关中是出于娄敬的策略。娄敬从关中的险阻立论，可是他却着重指出，关中有膏腴的土地，并且还称道它是天府。关中早在《尚书·禹贡篇》中为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这就有利于关中农业的发展，并为关中成为都城提供了经济保障。也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也写道：“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气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又可以阻碍人类文明。关中地区秦汉时期气候温暖湿润，为当时的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而使当时的关中地区成为重要的产粮区，有“陆海”和“天府”之美称。　　第二，从社会基础来看。自战国以来，关中即为秦国都城所在地，秦统一后，仍定都关中，关中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被确定下来。秦末农民大起义时，刘邦率军攻入关中，为争取民心，他提出了“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继续任用秦的官吏，并指出：“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刘邦的做法与秦的严刑酷罚、暴政虐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赢得了地主阶级和一般百姓的广泛拥护。“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而且“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62页。）。尔后项羽进入关中，却“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同上书，第365页。），致使“秦民大失望”，项羽的做法无疑帮助刘邦在关中树立了威望，赢得了民心。刘邦在被项羽封为汉王离开关中时，竟有数万民众自愿追随，可见其得民心。后来，刘邦能很快击败项羽封的三秦王，占领关中，也是与刘邦在关中拥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有很大关系的。楚汉战争期间，关中成为刘邦的大后方，为刘邦提供了充足的兵力、财力、物力，对刘邦取得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关中是刘邦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因此定都关中是有利的。　　在秦末汉初的政治形势中，一直存在着分裂割据因素。在反秦斗争中，许多原六国旧贵族乘机而起，他们希望重新恢复六国旧政权。项羽进入关中后，分封诸王，分裂割据势力又重新出现。楚汉战争时，刘邦为了笼络一些有实力的将领，不得已分封韩信、彭越、英布等人为诸侯王。汉政权建立后，刘邦只能承认这一既成事实。这些异姓诸侯王“缴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汉书》卷三四《韩彭英卢吴传赞》，第1895页。），拥兵据地，对刘邦称帝内心多有不服，刘邦的皇帝宝座并不稳固，割据反叛的倾向并未因汉的建立而消失，而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叛乱。刘敬、张良等人在劝刘邦迁都时，都着重提到这一点。实际上，这也是刘邦考虑最多的。　　综观各地地理形势，莫胜于占据经营多年、经济较为发达、四塞为固的关中。如能平定叛乱，则据有天下，如不能平定，还可守住关中。正所谓“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进与退、成与败都考虑到了，可见迁都关中实在是当时政治形势下的明智选择。　　都城所在地的地方势力和民族关系都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地方势力有强有弱，其弱者自不至于引起新建立的王朝或政权的注意，但其强者却不能不使新建立的王朝或政权多所顾虑。这些强有力的势力常会影响选择都城时的最后决策，或得到他们的支持，或因之而另有所选择。　　第三，从经济发展方面看。都城是人口聚集的地方，这就要解决社会生活所必需物资的需求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须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使所必需的物资能够在都城附近就地取得，而不是依靠外来的助力。如果需要外地的供应，其间的难易程度，也应在考虑之列。若是过分困难，对于都城的地位能否长期保持下去，也不是毫无影响的。正因为这样，经济因素在形成都城的过程中就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关中地理条件优越，开发较早，早期人类在这里生产、繁衍，创造了先进的原始农耕文化。夏、商、周时期，关中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十分发达，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秦人占据关中后，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关中地区，不仅是历史上最早成为“天府”的地方，也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曾对战国、秦以来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富庶作过这样的描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关中物产、资源丰富，其周边地区亦各有所产，南边是富饶的巴蜀，多产丹砂、铜铁、竹木；西南近邛笮，产笮马、旄牛；西北、北有戎翟之畜，胡、代之马，各地物产辐辏关中。因此刘邦、项羽攻入咸阳后，都曾有人劝他们占据关中称王。“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5页。）他们都强调关中经济的发达，可见这是当时人的共识。关中经济发展水平高，能够解决中央政权各项开支，这是西汉定都关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从地理环境看。地理环境对都城的选址影响很大。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为固，战国纵横家多有论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第2242页。）“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崤之险。”（《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第2528页。）关中北有岐山、嵯峨山、尧山、梁山，崇山峻岭，足以设险防守；南有秦岭，道路险阻，非栈道不能通；西有陇山，隘阻东西；东有黄河为阻。在关中四周，有许多关塞，东有函谷关、蒲津关、龙门关；南有武关、峣关；西有陇山关、大震关；北有萧关。只要守住这些关塞，则进可攻、退可守，在军事上占据地理优势。关中的这一地理优势，在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史实看，秦国据山河之固，不断出函谷关蚕食山东六国，而六国曾多次合纵联兵攻秦，但只能攻到函谷关外，都未能破关攻入关中。　　第五，从交通方面看，历代都城选址，除了考虑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环境外交通的便利与否也是应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其对外交通应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关中地区交通十分发达，秦统一中国后，为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修筑了从都城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尤其以驰道和直道最为重要。此外，秦还有从咸阳至巴蜀的栈道，由巴蜀至云南、贵州的五尺道等。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重要地区和重要城市都联系起来。便利的交通对于发展经济，抵御外侵和平定内乱，加强中央集权等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西汉长安城的营建　　汉长安城周长25700多米，相当于今天的50余里长，面积达36平方公里，是可以与西方罗马城相媲美的大都城，而且规模是罗马城的3倍以上。这还不算城外的建章宫等离宫别馆，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对长安城的调查发掘，较早涉足者为日本人足立喜六，他于1906—1910年应清政府招聘任陕西高等学堂教习。其间他曾调查了西安附近的古迹，其中包括对汉长安城的勘察。自1950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全城若干地域进行钻探。1961—1962年间对城内进行较大规模的勘察，基本查明了城内的街道宫殿区的分布，并探明了城西建章宫的范围，1975年发掘了武库遗址，80年代以后，主要工作集中于未央宫。1996年出版了《汉长安城未央宫发掘报告》。90年代后半期与日本奈良国立文化研究所合作，重点发掘桂宫遗址，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几年又对长乐宫做了很多的工作，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发现。　　西汉长安城的营建始于公元前202年，当时以秦朝末年幸免被焚烧的兴乐宫为基础，兴建了长乐宫作为皇宫。两年后长乐宫建成，刘邦从关中东部的栎阳迁都长安。与此同时，又以秦的章台为基础，兴建了未央宫，主要建筑有东阙、北阙和前殿，迄今前殿遗址仍在，雄伟高大。此外，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修筑了武库，在长安城东南修建了中央粮库——太仓。这些工程由时任丞相萧何领导，由阳成延具体负责设计、安排施工。　　汉朝初年由于受到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的影响，社会经济拮据，不得不实行“黄老无为”的政策，与民休息，减轻赋税和徭役。因此在长安城的修建上，只是先修建了急需的长乐宫和未央宫，而没有先修建城墙。惠帝刘盈即位后，才开始修建长安城城墙。从惠帝元年开始修筑城，到汉惠帝五年完成，共修建了五年时间。期间大规模的修筑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春，汉朝中央政府下令，一次征召了14.6万人来京师修长安城，共进行了一个月。由于工程浩大，用工多，所以征用劳动力的范围扩及长安周围600里之内。男劳动力不够用时，就征用妇女，用去工日438万个。京畿附近劳力不够用，就由全国各地诸侯王、列侯提供徒隶来补充。第二次是在同年六月，西汉政府通过各诸侯王和列侯，征召了2万名徒隶修筑长安城，时间也是一个月。第三次是在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春，再次征召长安附近600里之内男女劳动力14.5万人修筑长安城墙，也是一个月，用去工日435万个。　　汉武帝时期改变了过去的“无为而治”政策，在内外政策上实行有为政治，在汉长安城的建设中也是如此，因此这一时期是长安城的大规模营建时期，其营建思想与布局模式发生了巨变。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长安城的规模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在长安城墙之西营建了建章宫。建章宫的落成，改变了整个长安城的布局，使得原来的安门大街中轴线的作用失去意义，导致城市重心往西移，以西安门、未央宫前殿、北阙、横门大街、横桥组成的中轴线趋于定型。伴随着布局模式的改变，新增的离宫别馆、亭台楼阁遍及汉城内外的空间区域。二是城市设计思想的变化，“象天”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神仙思想也渗透在城市设计规划当中。上林苑的昆明池象征着天河，牛郎织女分列于昆明池的两旁，成为“象天”思想的具体体现。建章宫的神明台、太液池、凤阙及阊阖门、未央宫的柏梁台、上林苑的飞廉馆和桂官等都是神仙思想的最好见证。尤其是这两种思想演绎出来的城市建筑，更是名目繁多。如建章宫的玉堂、神明堂、天梁宫，北宫的神仙宫（寿宫），未央宫的麒麟殿、凤凰殿、白虎殿、寿安殿，以及太液池、昆明池中的鱼龙、奇禽、异兽之物均属其列。三是城市功能更加完备，从战国时期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城市模式中解放出来。市场功能增强、交通发达、文化开放，从而使得汉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个著名国际大都会。与此同时，汉武帝又在城西南郊开凿了昆明池，充实了上林苑中的各种宫观建筑，大规模地扩建了皇室避暑胜地甘泉宫。汉长安城的建设这时达到了顶峰。　　西汉末年，王莽为推翻西汉王朝制造理论根据，扩大舆论宣传，采取了大量复古主义做法。在长安城的建设上更是如此。主要体现在，于汉长安城南郊大规模修建礼制建筑，主要涉及明堂、辟雍、九庙、官稷和郊祀建筑。《汉书·王莽传》载：“是岁（公元4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公元20年，“望气为数者多言有土工制之象，莽又见四方盗贼多，欲视为自安能建万世之基者，乃下书曰：‘……宗庙未修，且袷祭于明堂太庙，夙夜永念，非敢宁息。深惟吉昌莫良于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将亲筑焉。’于是遂营长安城南，提封百顷。九月甲申，莽立载行视，亲举筑三下”。“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以望法度算。”“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官稷，如上所言，筑于元始三年。《汉书·平帝纪》元始三年臣瓒注，说经王莽上奏“于是定郊祀，祀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河东祀”。由此可见，王莽在“托古改制”的旗帜下，对汉长安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三）长安城的形状与布局　　汉长安城的布局与形制基本上是按照《周礼·考工记》的思想设计的。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儒家建城观念在长安城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这当然与儒家思想得到汉统治阶级的提倡有关。　　长安城的形状　　西汉长安城平面呈不规则形。东城墙平直，西、南、北三面城墙多曲折，尤其以南、北城墙显得更为突出。看上去，南、北城墙的平面，与天上的南斗星和北斗星很相似，因此后代有人称长安城为“斗城”。《三辅黄图》指出：“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认为这是当时修筑长安城的规划者，以天空中的“北斗”和“南斗”为蓝图设计的。因为他们要神化皇权、神化皇帝，皇帝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衣食住行都要披上神的外衣，因此皇帝的都城更在神化之列。　　长安城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形状，实质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当时既考虑了地形因素，又将“法天”观念融入城市建设理念之中，以体现皇帝意志来自上天这样的理念。应该说汉长安城的建设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完美体现。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主题，在诸子百家中多有体现。秦汉时期人们在都城修建时都非常注意“天人合一”，达到与自然界的和谐。从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讲，当时的人应该对天文星相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战国时期的齐人甘德和魏人石申两人就写有这方面的著作《星占》和《天文》，他们是观测星宿运行的占星家。战国时已有二十八宿之名。秦汉时期的天文学更有了发展，人们对天的认识更提高了。秦始皇陵地宫中就“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5页。）。　　实质上，“都城象天”的设计思想早在商周时期就已产生，商人称都城为“天邑”，周人称为“天保”，都体现了当时“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秦都咸阳就是在“法天”思想指导下的结果。（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汉承秦制在学界是没有太大争议的，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能看到秦对汉王朝的影响，汉长安城形状就直接受到秦都咸阳布局的影响，正如张衡《西京赋》所云：“揽秦制，跨周法。”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汉之长乐宫、未央宫、桂宫等都可能是利用了秦宫的旧址建造起来的宫室。《三辅黄图》云:“汉之故都,高祖七年方修长安城,自栎阳徙居此城,本秦离宫也。”　　汉长安城除东墙为南北笔直外，其他三边城墙多为曲折，特别是北墙、南墙最为突出，东墙之所以没有曲折，因为它是沿长乐宫的东墙规划，与宫殿平行南北伸延，地理上没有障碍物。而之所以出现城墙曲折这种情况，实质上是古代筑城工匠“因天才，就地利”建城思想的反映。　　汉长安城是以秦都咸阳渭河以南的宫殿作为基础，南倚龙首原，北临渭河，西临潏河。因此其形状就不得不受到秦宫殿、龙首原和渭河等的制约，从而形成不规则的形状。这正好体现了设计者阳成延熟悉长安地区的地理环境，充分利用地理优势，规划出宏伟的长安城，使它成为“因天才，就地理”营造都城的典范。由于受到地形特点的制约，汉长安城把宫殿区建在城内的中南部，把居民区和市场设置在城的北部。因为南部的龙首原地势较高，又以龙首相称，正好迎合封建皇帝以真龙天子自诩和君权神授、至高无上的心理状态。而且，龙首原地势较高，在其上修建宫殿，既便于控制制高点，观察城内的一举一动，有利于皇宫的安全，同时又便利通风防潮，而且可以继承与发挥秦代高台建筑的风格，使皇宫更加雄伟壮观。　　笔者认为，汉长安城的形状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形象体现，既考虑到秦都咸阳留下来的宫殿、地形等因素，又以“法天”为依据。这里的“法天”，就是要求人们效法自然，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即在照顾地形环境的情况下，做成模仿天象的形状，就是后人所说的“斗城”。　　城墙与城门　　西汉长安城由内城和外城组成。现仍留下不少外城墙的遗迹。根据实测，长安城城墙周长25700米，约合汉代62里多一点，这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长安城周长63里的数字基本相近。其中东城墙长6000米，南城墙长7600米，西城墙长4900米，北城墙长7200米。（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城墙纵剖面为梯形，上窄下宽，底部宽16米。（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城墙原来高度在10米以上。城墙全部为版筑夯土墙，墙体坚硬如石。城墙角有角楼建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城墙西南角遗址的钻探与试掘》，《考古》2006年第10期。）城墙外侧有宽8米、深3米的濠沟围绕。都城的城濠又称“御沟”。由于长安城城濠边广植参天杨，因而又称“杨沟”，这就是当时的护城河。　　西汉长安城城墙每面各开3座城门，全城共有12座城门。东面的城门，由北而南依次是宣平门、清明门和霸城门。南面的城门，由东而西依次是复盎门、安门和西安门。西面的城门由南而北依次是章城门、直城门和雍门。北面的城门由西而东依次是横门、厨城门和洛城门。王莽时期托古改制，曾经对各个城门的名字进行更改，改12城门分别为：宣平门为春王城门正月亭，清明门为宣德门布恩亭，霸城门为仁寿门无疆亭，复盎门为永清门长茂亭，安门为光礼门显乐亭，西安门为信平门诚正亭，章城门为万秋门亿年亭，直城门为直道门端路亭，雍门为章义门著义亭，横门为朔都门左豳亭，厨城门为建子门广世亭，洛城门为进和门临水亭。充分体现出王莽的复古思想。　　从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勘探情况来看，12个城门的大小并不完全一样，有大城门与小城门两种。尽管如此，每个城门都有3个门道，这种形式影响深远，后代城门基本上沿用这种形式。其中与未央宫、长乐宫宫门相对的4座城门（霸城门、复盎门、西安门和章城门）要比其他8座城门建筑宏伟、壮观。汉长安城的东面3座城门比其他三面9座城门的建筑规模大。在3座城门的城址外侧，有向外突出的夯土台基。其中宣平门外的基址西距门址20米，台基现存高8.2米，东西长13.8米，南北宽11.7米，这种形制类似后世的瓮城。从城门大小与形制的不同可以看出与实际使用情况有密切的关系。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汉长安城城门的发掘，发现西汉时代城门与后世城门有所不同。西汉时代的城门没有圆弧形券顶，两壁是垂直的阙口，在壁的内侧，沿边置木柱，柱下置石础，柱上架设城门楼。城门门道长约16米，与城墙厚度相同。城门门道前平铺一列方石，作为门槛，两端的两块石头是门臼石，城门安放在上面。西汉长安城城门属于“骑楼式”建筑，不同于后代的拱券式城门。　　考古工作者在霸城门内发现了当时的车辙痕迹，宽为1.5米，从而可知每个门道可容4辆车，三个门道可容12辆车。这就证明了班固《西都赋》中所描述的“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和张衡《西京赋》“观其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是符合实际的。城门门道之间用4—14米宽不等的夯土墙隔开，其中霸城门和西安门的隔墙14米，直城门和宣平门的隔墙宽为4米。城门均未用砖，门道两旁设置柱础石，可知在其上建筑有木结构的城门楼。　　发掘的霸城门、直城门、西安门和宣平门等都毁于新莽末年农民起义的战火中。这些城门被毁后大多数废弃不用，只有个别城门如宣平门被毁后，从东汉魏晋到隋一直沿用，不止一次地修复重建，一直作为一个完整的城门被继续使用，与长安城的历史共始终。由宣平门的发掘，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整个汉长安城的兴废历史。　　长安城城门管理制度十分严格，每座城门都有重兵把守，设城门校尉统领城门兵。城门校尉大多由皇室亲信或皇亲国戚充任，以加强城门的保卫工作。如孔光以太师领城门兵。又如成都侯王商、红阳侯王立、平阿侯王谭等国戚都曾领管城门兵。此外，各城门又有司马、城门侯等官员，具体负责城门的各项工作。城门的开关时间都有严格规定，城门侯专司其职。城门作为要塞，交通管理十分严格，左出右入，不得违章。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证都城中最高封建统治者的绝对安全。　　道路与桥梁　　《三辅黄图》引《三辅旧事》指出：“长安城中八街九陌”，即香室街、藁街、夕阴街、尚冠街、华阳街、章台街、城门街和太常街等，这八条大街是长安城的主干街道。此外，在城墙内侧，沿城垣还有一周道路，应该是守城卫兵的专用道路，称为“环途”。未央宫、长乐宫等宫内道路也相当宽阔，宽者达50余米。　　长安城里的道路规整笔直。除霸城门、复盎门、西安门、章城门各有一条道路因距长乐宫、未央宫宫门甚近以外，其余8座城门各有一条大街能入城内。8条大街街道笔直，分别为东西向或南北向。它们在城内交叉、会合，从而形成了8个丁字路口和2个十字路口。8条大街长度不等，其中安门大街最长，约5500米，其次是宣平门大街，长约3800米，洛城门大街最短，约850米，其余多为3300米。这些道路一般宽约45米。东西向的宣平门大街、清明门大街、雍门大街、直城门大街和南北向的安门大街较宽，达56米之宽。这些大道都是用两条排水沟将大道分为平行的三条道。中道宽约20米，两侧的道各宽约12米。中间道称为“御道”，或者名为“驰道”，是专供皇帝行走的，其他官吏和平民只能走两边的道路，驰道的使用和管理制度十分严格，除了皇帝之外，其他任何人不但不能在驰道上行走，甚至连穿越都是不允许的，就是贵为太子也不敢违反这个规定。即使经过皇帝特许的诸侯王或皇亲国戚，虽然可在驰道上行走，但只允许在驰道两边，中央三丈宽的驰道还是不能随便行走的，而且可使用的驰道部分也仅限于本人，随从不包括在内。对于违反规定者，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比如平州侯昭涉昧，因为在驰道中行车，触犯了刑律，中央政府收回了封给他的土地和百姓。　　八街之外，还有九陌，但古文献中没有解释，因此目前论者众说纷纭。许慎《说文解字》指出：“路东西为陌，南北为阡”，又说：“街，四通道也”，说明街与陌是有区别的。尽管目前还不能统一观点，但笔者认为，陌应该是比街要小的路。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或许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长安城作为国都，是全国的交通枢纽，城郊还有一些重要道路能通向四面八方，其中较重要的有函谷道、子午道、褒斜道、武关道、直道、丝路之道等，分别通往全国各地。　　函谷道是东出长安进入东方的主要道路，继承了秦驰道的基础，出函谷关后奔向东南与东北。也是这一时期东西方交流的必经之路，意义十分重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子午道在长安城南，是当时长安通往陕南和四川的重要道路之一。鸿门宴后，刘邦被项羽逼迫去汉中南郑就是走的这条路。　　褒斜栈道在长安西南部，是长安与汉中、四川交通的又一条重要道路。前面所谈的子午道西南部路段，与褒斜栈道南段合而为一。褒斜栈道南起汉中西北的褒城石门，沿褒河上溯，经红岩河，至太白县五里坡进入斜水，再顺斜水而下，至眉县西南斜峪关为止，经今汉中、太白和眉县，总长250余公里。　　武关道是长安通往东南的便捷大道，可通过湖北到很多地方。刘邦当年进入关中就是走的此道。　　直道在西汉时期继续沿用，是通往北方的主要道路。　　丝路之道是沿用秦时的回中道，由河西走廊向西北，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缘进入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对于汉代与这一带的联系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真正使长安城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　　西汉时期的渭河以及在其南部修建的漕渠，也是当时交通的主要水路，是长安城物资运输的保障之路。　　当时在京畿地区这些道路上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有牛车、马车和马匹。牛车是交通运输的主要工具。修建汉昭帝平陵时，当时中央政府仅在长安近郊就租用了3万辆牛车，由便桥附近渭河河滩往平陵拉运沙子。牛车也是人们乘坐的重要交通工具。不过乘坐牛车似较马车贫寒。因为西汉初年，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将军和丞相都不能乘马车，只好坐牛车。西汉时代，有些人虽然有钱有势，但为了标榜自己节俭，也乘坐牛车。如，汉宣帝外祖母王媪随使者进皇宫，她就乘坐黄牛车，因此老百姓称她“黄牛媪”。又如，大学者朱云，居住在长安城西郊的户县，他就经常乘坐牛车往来于京城。　　西汉时代车马主要用来乘人，已非先秦时代主要用于战争。与乘坐牛车相比，马车大多为有钱人乘坐。马车种类很多，当时统治阶级因官爵大小、地位高低之不同，而规定乘坐不同形式的马车。皇帝要乘六马之车，过去人们对六马之车如果还不理解的话，近几年不断发现的东周和秦的六马驾车，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汉时代皇帝一定是乘坐的六马驾车。马车中大量的是由一马驾乘的轺车，这是长安城中一般官吏、文人和殷实人家的交通工具。车的等级不仅在于驾马数量的多少，车子本身因其用途不一样，乘坐人地位不同，形制也各异。当时除了以车代步者外，还有骑马的，如张敞下朝后，走马章台街。不过他这样做似乎不合乎当时的礼仪，因此被人们所讥笑。　　与长安城的高大城墙、雄伟城门相映成辉的就是长安城附近的众多桥梁。据文献记载长安城有16座桥，它们应是长安城护城濠之上所架设的12座正对城门的桥梁，以及城郊渭河之上所架设的中渭桥、西渭桥、东渭桥和城东的灞河桥。长安城濠之上架设的桥梁，是否采用吊桥形式尚不清楚。这些桥的名字大多与城门名称有关。如，宣平门又称青门，门外的桥称青门桥。实质上远不止16座桥，随着考古发现，有更多的桥梁将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长安城外最有名的桥是渭河三桥和灞桥。汉代渭河三桥又以中渭桥最重要，中渭桥即秦时的渭桥，由于此桥与长安城横门南北相对，所以汉代也称横桥。根据《水经注》记载，结合出土汉河桥的实物资料，渭桥应该是中跨水平，边跨倾斜，从而形成了一座中部高耸的桥形，这样既保证了桥下高船行驶所需要的高度，又增加了桥上举行仪式时的威严。为了美化桥梁，在桥头还立有华表。由于横桥宏丽宽长，加之桥面高耸，犹如天虹卧波，显得分外雄伟。因此，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西汉初年，陈平、周勃灭诸吕，迎立文帝刘恒就是在渭桥之上。汉宣帝时，接受匈奴贵族和朝臣们的欢迎，也是登临渭桥。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营筑茂陵。茂陵位于长安城西35公里，二者之间横亘渭河，若出横门，过渭桥至茂陵，既绕路又较远。为直驱茂陵，方便交通，在渭桥以西又兴建了一座渭桥，称为西渭桥，又名便桥。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便桥故址当在今咸阳市秦都区碱滩农场附近。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便桥的作用越来越大，并且超过了渭桥，成了长安通往西方的咽喉之桥。　　东渭桥因在渭桥之东而得名。汉代的东渭桥故址在灞河与渭河交汇处以东，今高陵县渭河以南。刘邦定都关中以后，先都于栎阳，栎阳城在渭河北岸，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一带。后来刘邦虽然徙都长安，但栎阳城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上来说，仍为西汉一代渭北的重要城市。汉初为加强长安与栎阳之间的联系，遂建造了东渭桥。　　灞桥也是一座木桥，位于西安市东北10公里，今灞河桥西北约5公里处，陇海铁路在灞桥故址北边经过。灞河是长安城东部的要津。刘邦由武关经蓝田到霸上，拒关中之咽喉，迫使秦王子婴不得不率秦军迎降于轵道，刘邦与项羽交战，宁可退出秦都咸阳，也要固守霸上，可见此地之重要。因此，西汉时代中央政府专门在灞桥设亭，加强交通和治安管理。汉代长安人送别东去之客，都要至灞桥折柳相赠别。王莽时灞桥曾遭火灾。灞桥被焚毁后进行了重新修复，取了个吉祥名字叫长存桥。　　前些年，考古工作者在咸阳的钓台附近发现两个古桥遗址，经过发掘及进行年代分析，认为是秦汉时期的。（时瑞宝、邓霞：《对陕西咸阳沙河古桥的初步认识》，《文博》1991年第4期。）应是当时沣河上的桥，之所以认为是沣河桥，首先是因为这条古河道本身就是古沣河，《水经·渭水注》云：“沣水出丰溪，西北流分为二水，一水北流为枝津，一水西北流。”沙河正是西北流的那支河流。这是古今学者的共识。因此从秦汉到隋唐时期在沙河古道上建立的桥只能是沣河桥。　　从大量的考古、文物普查资料看，在今渭河以南的马家寨、胡家村均保存有西周、秦、汉等时期的遗址，也证明了渭水在此区间并无大幅度移动的情况。在渭河北岸两寺渡以南至吕村沿渭河一带，1989年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大面积汉代建筑遗址，除出土大量的汉代柱础石、砖、瓦等外，还出土了“百万石仓”瓦当，经有关专家考证认为是汉细柳仓遗址，它的发现不仅成为研究沣、渭交点位置的有力证据，同时也成为说明渭水在此处并未北移的又一证明，因为据有关史籍记载，汉细柳仓位于渭水之北，沣、渭交汇之处。这一切都说明了渭河河道在该段自秦汉以来是基本稳定的，从而否定了沙河桥是古西渭桥这一观点。　　况且，修建西渭桥的目的是为了出汉长安城便门通过渭河直趋茂陵，如果把沙河桥定为汉唐西渭桥，其一绕路行走，不能体现出方便；其二沙河桥为南北向，又不能体现“其道易直”，当时的人绝不会舍近求远，先西南而行，渡桥后，再西北“以趋茂陵”。　　实际上西渭桥遗址以前已被人们发现，只是未经发掘而已。咸阳市文物工作者曾经实地考察过西渭桥遗址，1978年大旱时，在咸阳西南文王嘴一带的河床内暴露出一古桥址。　　由上可看出，沙河桥遗迹应为秦汉时期的沣河桥。为什么要修建这座桥呢？这是因为秦汉时代，现在的户县、周至都是关中设置较早的大县，当时属秦汉皇家的苑囿范围之内，因而便成为帝王贵族常常巡幸之地，同时通过这里又是进入汉中、巴蜀的要道，所以修建一座横跨沣河的桥梁是非常必要的。　　2006年，西安市文物工作者又在西汉长安城的西南角发现一个大型木桥遗址，保存情况良好，应是当时出长安城西南行过潏河的大型木制桥梁。该桥是西汉时期汉长安城区域内的一座皇家御用桥梁，也是目前世界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木质结构桥梁，其中的160根木桩全为珍贵树种。该遗址位于西安西郊未央区三桥镇湾子村东北约200米处，建章路以东，陇海铁路以南，今皂河西岸。考古人员已揭露出揳入河床的木柱5排共160根，这些木桩根根挺立，基本处在原始位置，露出的高度0.3—0.6米，大多在1.5—2.5米之间，木桩直径在30—50厘米左右。木桩上端残缺不全，炭化严重，有的似火烧痕迹，个别木柱顶端上残留有榫卯结构。通过挖探沟得知，再向下3.3米可看到木柱的最下端，木桩下部削为三棱锥形，非常尖利，木柱是采用夯打揳入河床的，经测量现存木柱最底端至顶端总高度5—6米。这些木桩的木质相当坚硬，推测是黄杨木、香樟木、楠木等珍贵树种。　　木桥长达300米，宽50米。据介绍，已发掘出的这部分古木桩东西28米，南北22米。从调查的资料看该桥柱东西至少在50米，也就是说该桥的宽度应在50米以上。这一段的古河床宽度在60米以上，由此推测，要跨过60多米宽的河再加上引桥，这座桥的长度约为300米。从其结构和排列走向看，这是一处古代木桥建筑遗迹，桥梁部分已被毁，现在发掘出的只是由木桩组成的桥墩部分，仅占整个桥的十分之一左右。从其地理位置看，这应是古河上的桥梁。河在汉代称为“泬水”，但在今三桥湾子村水流拐了个弯成为东西向，然后转向北经长安城西，北流入渭河。发现的桥址应为横跨这段水域的古桥，从塌落下的几根横木看，此桥当为木柱木梁桥。从桥的位置来看，应是出长安城进入西汉上林苑的桥梁。（李彪：《西安出土皇家御用汉木桥》，《华商报》2006年7月18日。）　　给水与排水设施　　长安作为一个大都会，数十万人口的给水问题十分重要。长安城是以秦在渭河南岸的兴乐宫、章台和信宫等为基础修建起来的，渭河南岸宫苑的给水系统是以西周都城——镐京的给水系统为基础的。镐京的给水系统是以沣滈二水为水源，以滈池为水库。汉初，长安城一方面利用了周秦时代的给水系统，更主要的还是依靠泬水的水源。泬水由少陵原西南的樊川，西北流经皇子陂、杜城、阿房宫故址东，至长安城西南角，沿西城北流，在章城门附近，分为两支，一支引泬水入长安城内，称为明渠，它承担了长安城内未央宫和长乐宫的用水。另一支即泬水主流，由章城门附近，继续沿西城墙北流，至直城门南，向西分出一支渠，进入建章宫。主流向北进入渭河。　　汉武帝时期是长安城发展的顶峰时期。西汉初期，长安城内主要是未央、长乐二宫。汉武帝即位后在上林苑中大兴土木，一时间长安城附近宫观林立，人口大大增加，从而造成长安城及西郊、西南郊原来的给水系统无法满足城市的需要，于是统治阶层必须寻找新的水源，以解决都城及其附近地区的给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开凿了昆明池。过去人们多依据历史文献记载，认为昆明池的开凿是为了训练水军，其实它的主要用途还是为了解决长安城的给水问题。《三辅黄图》云：“汉昆明池，汉武帝元狩三年穿，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西南夷传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国市竹，而为昆明所闭。天子欲伐之，越嶲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故做昆明池以象之，以习水战，因名曰昆明池。’《食货志》曰：‘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据上所言，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是为了操练水军，南征昆明。这是否为当时的真实目的，暂且不论，但它最重要的功用在后来看来应是作为汉长安城的总储水库，与汉长安城的城市用水息息相关。对于这一点，宋人程大昌就早已看出。在《雍录》之“昆明池”条所言：“交水西至石堨，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闼堰，在县西南三十二里。则昆明池之周三百余顷者，用此堰之水也。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雍激以为都城之用，于是并城疏别三派，城内外皆赖之。此地至汉仍在。”（《雍录》卷六《昆明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昆明池“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9页。）。臣瓒及西京杂记所记与之皆同。《雍录》卷六《昆明池》引《三辅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顷。”嘉庆《长安县志》卷十四《山川志下》引王森文在长安斗门镇北见残碑，记载了昆明池的界址：“北极丰镐村，南极石匣，东极园柳坡，西极斗门。”汉代昆明池的具体位置，在今北常家庄村以南。其具体范围：北界在今北常家村以南，东界在孟家寨、万村之西，南界在细柳原北侧，即今石匣口村，西界在张村和马营寨之东。面积约10平方公里。（胡谦盈：《汉昆明池及有关遗迹踏察》，《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据胡谦盈先生踏察，昆明池址目前仍然清晰可辨。池址位于今斗门镇东南，是“一片面积约十多平方公里的洼地，地势比周围岸边低2—4米以上。池址南缘就在细柳原的北侧，即今石匣村，东界在孟家寨、万村的西边。西界在张村、马营寨、白家庄之东。北界在上泉北村和南丰镐村之间的土堤的南侧”（胡谦盈：《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察——兼论周都丰镐的位置》，《考古》1963年第4期。）。　　《三辅旧事》曰：“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顷，中有戈船各数十，楼船百艘，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葆麾盖，照烛涯涘。”（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2页。）《三辅黄图》引《庙记》云：“池中后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上起宫室，因欲游戏。”《雍录》卷六《昆明池》：“其始凿也，故以习战，久之乃为游玩之地耳。”众多大船荡于其中，可能为训练水兵之用，但也有作为皇家荡舟游玩之用的。　　昆明池的水源，来自交水。《水经注》曰：“交水又南流与丰水枝津合，其北又有汉故渠出焉，又西至石碣分为二水：一水西流注丰水，一水自石碣经细柳诸原流入昆明池。”交水本来是西流注丰的，汉武帝做石闼碣，堰交水北流，穿过细柳原，流入昆明池。汉昆明池是汉长安城的主要蓄水库，其设计及其用意从汉长安城的安全以及供水水源出发，基本上解决了汉长安城各区的用水需求，为各区用水服务，成为汉长安城都市用水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汉昆明池茂树荫蔚、芳草被堤，是上林苑中供皇家享乐的著名风景区。据《三辅故事》：“池中有豫章台及鲸，刻石为鲸，长三尺。”《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豫章观矗立池中，登观远眺，美丽风景尽收眼底。昆明池四周岸边池中岛山均建有离宫别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绿林掩映，煞是迷人。　　据最新勘探和发掘成果，昆明池的范围是呈不规则的椭圆形，东西约4.2公里，南北约5.7公里，沿岸一周长约17.6公里，面积达16平方公里之多，遗址范围内有普渡、花园、南寨子、下店等二十多个村庄。昆明池南高北低，南岸没有护岸，东、西、北三侧都有护岸，唐代修葺时在岸边围了不规则的石块等物以增强湖岸抗冲刷、侵蚀的能力。勘探表明，遗址的北岸为一条大致呈东西走向的带状高地，东西长两公里多。从试掘情况看，这里原是一处生土高岭，早期昆明池的北岸即在这条高岭的南侧。另外，昆明池北侧还有年代更早的镐池和滮池。　　在弄清楚了昆明池的四岸之后，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条进水口和四条出水口，出水口范围内普遍发现淤沙堆积。进水口有分叉，最宽处达420米，窄的多在40—160米之间。出水口多位于昆明池北岸一线，最窄的宽度有20—50米，有的底部及两边用大卵石铺砌而成。　　还在昆明池沿岸发现三处建筑遗址。一号建筑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有瓦当、筒瓦残片等，具有西汉中期以前的特征。三号建筑遗址是一处东面连岸、其他三面环水的台榭类建筑。（赵争耀：《汉长安城昆明池比现在城墙内面积大得多》，《三秦都市报》2006年6月14日。）　　长安城的排水系统，从考古材料来看，当时已相当完备。城内的大街两旁都有明沟，这是城内排水的干道。它们由城墙底部的涵道或水道连接，将污水排到城濠中去。考古工作者在长安城已发现城门地下埋筑的排水涵道，它们用砖或石料砌筑，用砖券顶，涵道宽约1.2—1.6米，高1.4米左右。可以想见，当年这种水道的排水量是很大的。　　另外，在城墙下以及宫殿建筑群中发现不少的五角形或圆形陶水管道，而且互相叠压，还有少量五角形石质水管道。充分说明汉长安城中用水量很大及当时人的环保意识

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首页.书架.社科.目录下章|上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一章 秦汉都城文化（四）　　长安城的布局　　汉长安城是以宫殿为主体，包含有市场、官府、居民坊里、武库、宗庙等的多功能城市，还有手工业作坊等。　　八街将长安城内分成宫殿、市场、作坊和居住区等不同区域。宫殿区包括有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它们占去全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分布在城南部和中部。这些宫殿的四周围以墙垣，形成宫城。在五座宫城中，以未央宫和长乐宫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每座宫城之中又有各种各样的宫室建筑。　　市场在长安城西北的横门附近，有东市和西市。　　长安城中的手工业作坊，主要由官府掌握，它们为官府服务。有的作坊设在皇宫之中，如未央宫中有东、西织室。有的作坊分布在城内西北部，如铸币、制陶俑作坊等。　　一般平民和官吏居住在长安城的北部和东北部。当时的达官显贵都以能够居住在未央宫阙附近为荣耀。此外，北阙附近还有外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使者和商人们的住地——蛮夷邸。当时汉长安城的人口没有具体的记载，《汉书·地理志》仅记载长安县户80800，人口246200。绝对不能代表长安城的人口，由于长安城郊区属于上林苑，人口稀少，上述人口数字可以代表城区人口数。不过从长安城的范围来看，上述人口数字显然是太少了，就是每户按5口计算，人口数字也应该在40万以上。若再加上皇族、禁军、流动人口，汉长安城的人口当在60万左右。（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城内的文化设施，诸如图书馆等，自然是为皇室服务的，一般都置于皇宫之中。　　西汉中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国都长安这时也处于它的黄金时代。汉武帝不仅在长安城内大兴土木，而且还向城外大力发展。他营筑了长安城西邻的建章宫和城南的上林苑。　　未央宫 未央宫位于长安城内西南部，包括今大刘寨、小刘寨、柯家寨、周家河湾和卢家口七个村庄。长乐宫与未央宫分布于安门大街东西两边，因而它们又分别称为东宫与西宫。汉代尚“右”，方位上则以西为上。汉代西宫也就是皇宫。　　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派丞相萧何对秦的兴乐宫进行修葺扩建，两年后长乐宫建成，接着开始修筑未央宫。刘邦生前已建成了未央宫前殿。未央宫是长安城中最高大的宫殿，是由萧何监督修建的，雄伟壮观。当时汉高祖刘邦起初颇不以为然，《史记·高祖本纪》云：“（高祖）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凶凶，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后经萧何解释才作罢。刘邦在世时虽然是以长乐宫为皇宫，最后也死在那里，但是刘邦是把未央宫作为新的皇宫修筑的。刘邦死后，刘盈即位，他开始以未央宫为皇宫，终西汉一代未改其制。以后在长安建都的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和北周等朝代的皇宫都设在这里。因而未央宫成了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宫殿建筑群之一。　　未央宫又称紫宫或紫微宫。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分天体恒星为三垣，中垣有紫微十五星，也称紫宫。紫宫是天帝的居室。把未央宫称为紫宫，因为它是天子的皇宫。未央宫四周筑有宫墙，形成宫城。宫城平面基本呈方形，东西2150米，南北2250米，周长8800米。宫墙厚约8米，面积约5平方公里，占长安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宫城北邻直城门大街，东距安门大街约750米，南面和西面邻近长安城南、西二城墙。　　未央宫选址于龙首原北麓。秦时在龙首山北麓修筑了章台。汉初在章台基础上，又修筑了未央宫前殿。未央宫建筑以前殿为主体，前殿遗址迄今仍然高高屹立在长安城中。其他重要建筑分布在前殿周围，其中以前殿东南和西北部各种宫室建筑最为密集。据文献记载未央宫中，当时各种楼台殿阁不下40余座。　　战国秦汉时代盛行高台建筑，西汉时代的长安宫殿建筑也是一样，并从建筑规模和技艺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未央宫中以前殿、石渠阁、天禄阁和柏梁台等为代表的宫殿台阁是我国古代高台宫殿建筑中的杰作。　　未央宫宫城四面各辟一门，称宫门，又称司马门。未央宫的四座宫门，以北门和东门较为重要，因此萧何在修建未央宫时，先修了北阙和东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汉时期，与长安一水之隔的渭北咸阳原上是汉朝皇陵区，而且在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均设置了陵邑，五座陵邑是京师重地，集中了大量的人才。由于帝陵修建和管理的需要，北门作用很大，因而长安城和未央宫的北门都是重要通道。从长安城内布局来看，未央宫位于城内西南隅，桂宫、北宫和明光宫均在其北与东北部，它们与未央宫之间的交通，自然以进出未央宫北门为方便。百官和外国酋长、使者到未央宫朝见天子也入北宫门。而东门阙的修建是由于东边有长乐宫，皇帝经常要到东宫去。　　当时，进北宫门有南北大街直达未央宫前殿。北宫门外有高大的阙楼，称北阙。阙是门前的两个高耸建筑物，对称分布于门外的门道两旁。皇宫宫门之前的阙是宣布国家政令和张贴重要安民告示之处。文武大臣进皇宫宫门之前都要候于阙下，根据礼仪，他们要在阙下想想自己有什么不足（即“缺”什么）。阙上有罘罳，罘罳是把木头镂空雕刻成各种连续的几何图形，观其形状，反复不得其解，所以称为“罘罳”，实际是“复思”，即反复思考。阙上装饰了罘罳就是要求大臣朝见皇帝行至阙下要反复考虑其奏章。西汉一代，谒见皇帝之士，上书奏事之官，都要到北阙之下等候召见。北阙之内有许多重要建筑，如高入云天的柏梁台、学者云集的天禄阁、石渠阁等，都在北阙附近。北阙之外还有许多达官显贵的宅第，他们以居住在北阙附近而深感荣幸之至。此外，北阙还是重要的行刑之处，楼兰王和南越王被斩首后，首级都曾经悬挂于北阙之下。北门阙和东门阙的修建是根据需要而进行的，和未央宫的坐向毫无关系，杨宽先生以此认为未央宫面向东是不对的。（徐卫民：《论秦西汉都城的面向》，见《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西汉中晚期的历史记载中，多次提到未央宫有金马门。此门名称的来历是因为汉武帝时得到了一匹大宛的良马，武帝十分喜爱它，于是下令仿照此马铸成了一座金光闪闪的铜马，安放在当时的“鲁班门”之前，并更名“鲁班门”为“金马门”。经考证金马门就是未央宫的北宫门。汉代不少名人，如公孙弘、东方朔、主父偃、严安和徐东等人，都曾待诏金马门。金马门又简称“金门”。未央宫东宫门有东西大街直达未央宫前殿。从礼制上讲，未央宫东宫门可能比北宫门更重要。诸侯王朝见皇帝都要进东宫门，因此有“朝诸侯之门”之称。皇亲国戚来往于未央、长乐二宫都要出入东宫门。未央宫南宫门与西安门基本南北相对，从宫门有道路直通前殿南部。未央宫西宫门位于卢家口村南，有东西大街从宫门通往前殿。　　未央宫是由庞大的建筑群组成的。前殿是未央宫的主体建筑，居未央宫正中。它利用了龙首山丘陵形成的高台作为殿址。前殿遗址的高大台基，至今仍高高耸立于汉长安城之中，其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00米，高15米。地形由南向北逐渐升高。台基由南向北可分低、中、高三层台面，中间台面的主体建筑是前殿的中心建筑物。未央宫前殿遗址，是目前我国历史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时代较早的高台宫殿建筑遗址之一。　　前殿为西汉一代大朝之地，是宫殿中最重要的地方，因此其建筑之豪华为其他宫殿所不及。（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据《三辅黄图》记载，其建筑所用的木材都是清香名贵的木兰和纹理雅致的杏木。屋顶椽头贴敷的金箔，在阳光照射下熠熠发光。华贵的大门上装饰着鎏金的铜铺首，镶嵌着闪光的宝石。窗户上雕饰着古香古色的花纹，回廊栏杆上雕刻着清秀典雅的图案。洁白无瑕的玉石础石上耸立的高大铜柱，使殿堂显得格外壮观，紫红色的地面，金光闪闪的壁带便得大殿富丽堂皇。　　前殿的正门在南面，叫端门。门前有谒者十人，全副武装，手持长戟，日夜守卫。门内是广阔的庭院。每逢朝会，庭院之中旌旗迎风招展，仪仗浩浩荡荡。功臣列侯诸将军列队站在西边，面向东方；丞相、御史、太常等文职官员列队站在东边，面向西方。庭院之北则是前殿上的三大殿。大朝正殿是中间台面上的大殿，坐北朝南。国家的大事往往是在正殿北部的宣室里决定。由于宣室居于前殿最高处，本身建筑犹如台阁，所以又称“宣室阁”。　　大朝正北除宣室外，还有非常室，这是皇帝在前殿下朝的居处。前殿之上还有皇帝冬居之温室殿、夏处之清凉殿。温室殿是汉武帝时修建，殿内有清洁卫生、设计别致的壁炉，炉内以木炭取暖。殿的内壁用椒泥涂抹，墙壁上披挂着文绣的丝帛。殿中的木柱以清香的桂木制成，殿门之内设置了反射出五光十色的云母屏风，紫红色的地面之上，铺放着西域地毯。清凉殿又名延清室。殿内陈放着线雕图案的白色玉石床，床上罩着紫色琉璃帐，床边放着盛有冰块的水晶石制作的鉴盘。《三辅故事》记载，汉武帝的宠幸之臣董偃，经常在清凉殿中休息。夏季的一天，董偃热得喘不过气来，他躺在清凉殿中的玉石床上，仆人从凌室给他取来了大量冰块，放在殿内的许多冰鉴之中，他还觉得没有凉意。于是他索性将床边竹几上的盛放冰块的水晶石鉴盘放在床上，靠近身边。仆人进殿后，看到董偃身边的水晶石鉴盘，以为是冰块置于石床之上，他怕冰融而弄湿石床，于是用手拂动冰块和鉴盘，结果冰盘俱碎。由此可见鉴盘水晶之清莹，虽近在咫尺，冰、玉难辨。　　皇后的宫殿称椒房殿，位于前殿北面。椒房殿取名是由于这个宫殿是以椒和泥涂抹墙壁。这样做一则可以使墙壁呈现暖色，室内有温暖的感觉；二则可以使宫殿中芳香袭人。　　汉武帝时，皇帝的后妃宫殿分为八区，有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凰殿。后来又增修了安处、常宁、茝若、椒风、发越和蕙草殿，共14座。汉成帝的爱妃赵飞燕，因其贵倾后宫，就住在昭阳殿。此殿由建筑师丁缓和李菊负责建造，建筑十分考究，居后宫诸殿奢华之首。昭阳殿也是以花椒粉和泥涂抹墙壁，大庭之上涂饰富贵的朱红色，整个宫殿涂上各色光亮照人的大漆。殿的椽梁之上，雕刻着萦绕其间的蛇龙纹饰，龙鳞蛇甲，分外鲜明，栩栩如生。墙壁露出的横木之上，镶嵌着醒目的镏金铜沓，铜沓之上装饰有蓝田美玉制作的玉璧、闪闪发光的明珠和墨绿色的翡翠。昭阳殿中用绿色琉璃制作的窗和光耀夺目的门帘相映成辉。门帘是以五光十色的珍珠串联而成。清风徐来，门帘摆动，宝珠轻碰，声如珩佩，如临仙境。门帘挑起，闯入眼帘的是金黄色的硕大铜铺首，镏金的铜门槛夹置于洁白的玉石门臼之间。进入殿内，殿上陈列着跃跃欲飞的九条金龙，龙口之中各衔一枚九子金铃，五色的流苏，绿色的绶带，使人目不暇接。雕画精细的屏风背后，有陈设清雅的玉几和玉床。难怪人们称誉昭阳殿“巧为天下第一”殿。　　婕妤以下的皇帝妃嫔，都住在掖庭。掖庭也是一组宫殿建筑，其中包括丹景台、云光殿、九华殿、鸣銮殿、开襟阁、临池观等。虽然掖庭比椒房的主人地位低，但作为皇帝的宠幸妃子们的居室，其建筑自然也是堂皇富丽的。　　西汉皇帝奢侈无度，后宫妃嫔、宫女数量多得惊人。皇帝把她们分成昭仪、婕妤、娥、傛华、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子、长使、少使、五官、顺常、无涓十四个不同等级。根据她们的不同等级，享受不同的待遇，住进不同宫殿建筑中去。因而，后妃宫室建筑规模相当宏大。　　未央宫宫城内有不少的文化类建筑，显示出西汉时期对文化的重视。未央宫中的文化性建筑物大多是用于存放图书、历史档案和开展学术活动。主要的文化类建筑物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承明殿等。石渠阁在未央宫西北部，石渠阁因“石”而得名，所谓“石渠”即以砻石为渠。据传石渠阁是萧何主持建造的，秦朝末年，刘邦率军进占咸阳后，萧何收秦朝图书典籍和档案。西汉初期，石渠阁建成后藏之于其中。石渠阁实际上是西汉时代中央政府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之一。汉成帝时，曾把汉朝政府的国家档案，收存于石渠阁中。由于石渠阁中有大量图书和档案材料，许多著名学者、文人都曾到那里查阅资料。西汉中晚期，石渠阁又成了长安城中的学术讨论中心，学者们在这里谈古论今。大学者韦玄成被任命为淮扬中尉以后，皇帝就曾诏命他与萧望之等“五经诸儒”在石渠阁研讨问题。此外，当时的社会名流和文人都曾在石渠阁举行过各种集会和活动。该遗址迄今还在，在未央宫前殿西北，今存夯土台基南北长65米，东西宽67米，高约8米。　　天禄阁在未央宫北部，西距石渠阁520米。天禄阁遗址中部为高台建筑的夯土台基，现存高10米左右，底部呈方形，边长20米，台顶有后人修建的“刘向祠”，这是人们为了纪念西汉大学者刘向在天禄阁整理典籍、著书立说而营建的。天禄阁的功能主要是存文史档案，也藏有许多重要典籍。除上面提到的刘向之外，西汉时代许多著名学者，如大文学家扬雄等，都曾在天禄阁中工作过。　　麒麟阁也称麒麟殿。据说是汉武帝时，人们捕获了—只麒麟，为了纪念这件事，他下令修筑了这座建筑物，并将麒麟的图像绘于殿阁的墙壁之上，这就是麒麟阁名称的由来。麒麟阁内的壁画十分有名，除了绘有麒麟的壁画之外，还有西汉功臣的画像壁画。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首领单于来到长安，谒见汉朝天子。皇帝为了纪念这件事，就把许多功臣的画像，作为壁画绘制于麒麟阁上。壁画上的人像绘制得十分逼真，呼之欲出。人像旁刻上各自官爵姓名。麒麟阁也是藏书之地，大文人扬雄曾在此校阅图书。该遗址在天禄阁的西北。　　承明殿位于石渠阁附近，约在石渠阁与天禄阁之间。承明殿属于“著作之庭”。文人学者们在这里饮酒作赋、著书立说。　　金马殿与承明殿往往并提，都被视作“著作之庭”，金马殿可能是金马门附近的殿室。　　曲台殿和金华殿是讲授礼教学问的地方，所谓“曲台说礼、金华说书”就是这个意思。曲台也是学者们校阅经典、著作文章的地方，汉武帝曾让后仓在曲台校书著文，他在曲台高谈阔论礼教之学达数万言，所以人们送了他个绰号——“曲台说”。曲台官员有署长，孟喜曾出任过此职。郑宽中、张禹曾在金华殿给汉武帝讲解《尚书》、《论语》等文献。　　这样由六个文化类建筑组成一个学术文化活动中心，足以反映出西汉时期对文化建设之重视。　　未央宫中还有朱鸟堂，也称寿成朱鸟堂，这里主要收藏地理方面的书籍。西汉末年，全国各地地理学者都汇集于朱鸟堂，校阅地理书籍。　　未央宫是一座完整的皇宫宫殿建筑群，设施齐全，应有尽有，除了上面所谈到的各种宫殿楼阁之外，还有不少其他建筑设施，如：白虎殿、沧池、柏梁台、织室、凌室、马厩和弄田等。　　白虎殿是西汉晚期皇帝活动的重要场所，汉成帝经常活动于白虎殿之中。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匈奴单于来长安，朝谒汉成帝于白虎殿。白虎殿还是皇帝召见直言之士为其统治出谋划策之地，汉成帝最后就死于白虎殿之内。王莽当政后，曾在白虎殿大摆酒宴、慰劳将帅、封官拜爵。可见白虎殿在西汉晚期是未央宫中一座相当重要的宫殿建筑。正因为这样，所以西汉晚期的皇亲国戚大治宅第都以仿照白虎殿的建筑为追求目标。如成都侯王商，就在园中堆起土山渐台，营筑仿造白虎形制的宫室。由于这在封建社会被看做大逆不道、僭越等级，所以汉成帝知道后十分恼火，王商几乎遭到杀身之祸。　　柏梁台是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兴建的，位于未央宫北司马门内南北大街的西边。柏梁台以清香的柏木为建筑物的梁架，因而取名“柏梁台”。高数十丈，建筑物的顶部装置了高大的、金光闪闪的铜凤凰。柏梁台建成以后，汉武帝曾经在台上大摆酒宴，诏命文武大臣咏歌唱赋，为其歌功颂德。可惜这座宏伟壮观的高大建筑物，仅存在十余年，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就毁于一场大火。　　织室是为皇室织作各种高级文绣织品的专门手工作坊，其规模相当庞大，又分为东织室和西织室。应是专为皇宫纺织服务的部门。织室的工徒很多，未央宫中为他们单开一座门叫作室门。暴室是属于织作的染练之署。织室和暴室均坐落在未央宫西北。当时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大量的丝绸经过西域进入中亚、西亚和欧洲。　　马是当时皇帝和大臣的代步工具，因而长安城未央宫中设有养马之地。未央宫中就有“未央大厩”。《汉官仪》中记载：“未央宫六厩，长乐、承华等厩令，皆秩六百石。”　　未央宫中的弄田是为天子专辟的象征性耕地。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春天，年龄刚满9岁的刘弗陵当了皇帝，统治阶级为了鼓励男耕女织，就为小皇帝在皇城中选择了一块土地，让他进行象征性的耕种，以为天下百姓之表率。小皇帝在此嬉戏、耍弄，于是这块地就被称为“弄田”。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从皇帝到达官显贵的宅第，既要有宽敞的居室和办公殿堂，又要营筑风景秀丽的假山和水池，未央宫也不例外。未央宫西南开凿了沧池，池水面积19.6万平方米。由于池水呈苍色，故称“沧池”。沧池不但美化了未央宫的环境，而且起到保证、调节宫城用水的作用。《三辅黄图》云：“沧池，在长安城中。”何清谷先生认为遗址就在今未央宫前殿西南的一大片洼地。（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1页。）刘庆柱、李毓芳二位先生经过考古调查认为沧池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西马寨村西南。故址现为一片洼地，地势低于周围1—2.5米。池址平面呈不规整的圆形，东西400米，南北500米，深2.5—3米”。并且沧池东北距前殿基址270米，南岸和西岸分别在未央宫南墙以北250米，西宫墙以东700米。（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何清谷先生在《三辅黄图校释》中指出：“沧池是长安城中一大蓄水库，水源来自昆明池。城内用水量浩大，而且昆明池距城较远，水流至此，量不可很多，因此必须有一个蓄水库大量储积来自昆明池之水，供城中各区周流之用；其次，泬水飞渠入城，这里地势低下，也需要有个水库提高水位，否则水就不容易周流。沧池的作用是储积调节未央、长乐两大宫殿区的用水。”沧池之中筑造了假山——“渐台”，“渐”字当“浸”的意思讲，“渐台”就是置于水中的高台建筑。台上修建了楼阁亭榭。池光台影，风景宜人。西汉末年，王莽被冲进未央宫的军兵追赶，从前殿仓促出白虎门，西逃至渐台。他本想依靠渐台四周的沧池之水阻挡住起义军的追杀，但是由于王莽军队已土崩瓦解，人心四分五裂，众叛亲离，最后还是被商人杜吴杀死于渐台之上。　　未央宫的考古发现 由于未央宫的重要性，考古工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对未央宫进行了全面勘探，基本探明了其布局形制。未央宫位于汉长安城西南部，宫城平面近方形，周筑宫墙，宽约8米，边长2150—2250米，周长8800米。宫城四面各辟一座宫门，此外还有14座“掖门”。东宫门、北宫门之外筑有高大阙楼。未央宫内有贯通宫城的南北路一条，东西路两条。前者基本位于宫城东西居中位置，此路连接南、北二宫门。后者分别位于宫城中央的大朝正殿—前殿南北，二路平行。前殿位于龙首山丘之上，至今殿基仍高于附近地面3—15米。殿基南北400米，东西200米。殿基之上自南向北排列着3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未央宫前殿遗址，是目前我国历史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时代较早的高台宫殿建筑遗址。　　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掘的椒房殿遗址，是西汉一代皇宫的宫殿建筑群，它由正殿、配殿和便房等组成。宫殿规模宏大，建筑考究。前殿西北的少府（或其所辖官署）建筑遗址，是目前已发掘的秦汉宫殿建筑中保存最好的一座。该建筑以前、后大殿为中心，左右分布有各种附属建筑物。殿堂南、北均置庭院。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殿堂和主要附属建筑中，地面均采取铺设地板的做法，这在秦汉建筑遗址中是颇为少见的，充分说明该建筑的重要性。（李遇春：《汉长安城考古综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未央宫西北部的中央官署建筑遗址，其平面布局规整。这是一座封闭型长方形院落，东西136米，南北71米。大院由东、西两院组成。每院各有南北平行的两排大房屋。每座房屋面积为200平方米，小者150平方米，大者可达240平方米。房址之内出土了5万多枚刻字骨签，这是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这些骨签之上的文字是各地向中央“供进之器”的档案记录。骨签由动物骨头制成，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相近。一般长5.8—7.2厘米、宽2.1—3.2厘米、厚0.2—0.4厘米。背面平直，正面弧脊形，上部磨平，文字皆刻其上。刻文分二类。一类是一行字的骨签，字数6—7字，内容是物品名称、规格、编号等。另一类是2—4行字的骨签，字数少的十几个字，多的30—40字不等，内容是纪年、工官及所属官吏和工匠的名字。纪年自武帝至平帝时期都有发现，还有一部分武帝以前的无纪年的骨签。这批资料尚未全部整理公布。它是研究汉代文字、手工业、官制等方面十分珍贵的资料。（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89—103页。）　　长乐宫　　长乐宫是在秦兴乐宫基础上加以改建扩充的。在长安城东南部，位于今阁老门、唐寨、张家巷、罗寨、讲武殿、查寨、樊寨和雷寨等村庄之下。　　刘邦从洛阳返回长安的途中，由于长安城还未修好，汉高祖刘邦先都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高帝七年（公元前201年）萧何受刘邦之命，在秦兴乐宫基础上加以修缮和改造，改名为长乐宫，并迁都长安。长乐宫是高祖的主要政治活动中心，是当时的皇宫。遗址呈长方形，东西2760米，南北2120米，周长约10000米，占地面积约6平方公里，约占长安城面积的六分之一，是长安城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宫室。　　从汉惠帝开始，西汉皇帝移居未央宫，长乐宫从此就变成了太后之宫，形成了“人主居未央，长乐奉母后”的制度。由于长乐宫在未央宫之东，所以又称“东宫”或“东朝”。　　尽管从汉惠帝开始，未央宫成了皇宫，但长乐宫在西汉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外戚专权之时，长乐宫往往成为左右政局的政治中心。惠帝虽居未央宫，但他性格懦弱，经常要到长乐宫向吕后汇报工作。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政局危难，他频繁往来于长乐宫，大事都要和太后商量。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田蚡囚禁灌夫之事，也要到“东朝”廷辩。西汉晚期，政治动乱加剧，宫廷斗争异常激烈，象征着国家政权的“国玺”也藏在长乐宫的太后之处。王莽建立新朝后，在长乐宫胁迫元后把“国玺”交给他，元后拒不从命，最后无奈，义愤填膺，将“国玺”投之于地，摔坏一角。这些都说明，长乐宫在长安舞台上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同时东宫地位的上升反映出西汉时期太后专权、女性干政的严重。　　长乐宫也筑有宫城，城垣已探出。由于长乐宫是在秦兴乐宫基础上修建起来的，缺乏系统规划，因此平面不甚规整，尤其南宫墙凹凸曲折较多。宫城四面各设一座宫门。东、西二宫门是主要的通道，门外筑有阙楼，称东阙和西阙。南宫门与复盎门南北相对，从复盎门通过南宫门可以直达长乐宫前殿。　　长乐宫设有前殿，前殿四周有墙垣，南面辟有殿门，门内设庭院，陈列车骑，张扬旗帜，戍卒卫官，周卫交戟，这里是举行朝仪的地方。庭的两边有重约万石、声传百里的巨钟。庭中有南北道通至前殿之上。前殿是长乐宫的主体建筑。前殿的正殿两边对称分布着大小相同的东厢和西厢，东厢和西厢有着重要用途，其中尤以东厢更为突出。皇帝的朝觐虽在正殿，但许多军机政务都在东厢进行。文武大臣进入正殿之前，往往候于东厢。皇帝的亲信有不便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天子说的话，也在东厢汇报。皇帝在正殿的许多决策，都是在东厢之中商讨决定的。东厢很像“便殿”。由于东厢用途很多，所以建筑规模较大。相对东厢而言，西厢则是清静闲宴之地，因而又称“西清”。　　长乐宫中有众多的宫室，前殿西侧有长信宫、长秋殿、永寿殿、永昌殿等。前殿北面有大厦、临华、宣德、通光、高明、建始、广阳、神仙、椒房和长亭诸殿。此外，长乐宫中还有温室、钟室和月室等建筑。　　长乐宫自惠帝居未央宫以后，已成太后之宫，其中的长信宫是太后的主要宫殿。因而“长信”成为了皇太后的代名词。汉成帝时由于宠爱赵飞燕，于是赵飞燕骄妒宫中，而班婕妤为逃避她的迫害，只得请求去长信宫服侍皇太后，以求庇护，保全性命，因此她不无感慨地发出：“奉共养于东宫兮，托长信之末流。共洒扫於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的慨叹。1970年末发掘的长乐宫1号建筑遗址，其夯土台基平面为长方形，东西76.2米，南北29.5米，台基周施回廊，廊外置卵石散水。根据遗址位置与建筑布局，结合文献记载，推测该建筑遗址很可能为“长信宫”殿址。　　长秋殿、永寿殿和永昌殿也属于太后的宫殿，椒房殿则为高祖以长乐宫为皇宫时的皇后宫殿。大厦殿是长乐宫中的重要宫殿之一，也是长乐宫中主要的政治活动场所之一。因而秦亡以后，汉初将秦的皇宫咸阳宫前的12个巨大铜人移至大厦殿门前。钟室是“长乐宫悬钟之室”。西汉的开国元勋、淮阴侯韩信就被吕后用阴谋斩杀在这里。　　长乐宫不仅有众多宫室，还有风景秀丽的池苑、幽静的亭榭、壮观的台阁，集办公、娱乐、园林建筑为一体。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在兴乐宫中建造了高达40丈的鸿台，秦始皇经常登台射击天空中翱翔的飞鸿，因此取名“鸿台”。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鸿台因火灾被毁。长安城内出土的飞鸿“延年”图像和文字结合的瓦当，当是鸿台的建筑材料。长乐宫中还有鱼池和酒池，酒池之边有肉炙树，也是秦始皇营造兴乐宫时修建的。统治阶级奢侈无度，“酒池肉林”并非始于秦始皇，夏桀、商纣当政之时，以酒为池，脯肉为林，挥金如土。汉武帝步其后尘，泛舟于酒池之中，又在池北修筑了台榭，制作了巨大铁杯，酒放其中，“招待”外宾，以取笑使者。天子赐酒给他们，但由于铁杯既大又重，拿不起来，他们只好低头引首于铁杯之中喝酒，颇似牛饮水。这就是“上观牛饮”的笑话。当时围观者多达3000人，由此也可反映出酒台楼榭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西汉晚期，战火曾给未央宫带来严重破坏，但长乐宫却幸免于难，保存完好。因而更始皇帝自洛阳到长安后就以长乐宫为皇宫。后来赤眉军攻入长安城，更始帝逃至高陵县，刘盆子继立帝位，他仍以长乐宫为皇宫。东汉一代，长乐宫一直完好地保存着。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将勘探和发掘的工作重点转移到长乐宫遗址，并于2002年10月至2003年4月发掘清理了2号建筑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长乐宫二号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1期。）2005年10—12月，在2号建筑遗址之东又发掘清理了4号建筑遗址。该遗址地处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办事处罗家寨村北，是长乐宫西北部建筑遗址群中的一个中心建筑。遗址由主体建筑、附属建筑、给排水设施和围墙等几部分组成。主体建筑位于夯土台基之上。现存夯土厚约1.8米。因平整土地等原因，廊道地面以上的台基部分被毁，台基上的柱网结构已不存。台基呈长方形，东西长79.4米，南北已发掘部分宽27.4米，南部尚有一部分被生产路所压，没有发掘。围绕台基之西部、北部有廊道和散水，廊道、散水均铺素面方砖。以台基西侧为例，廊道宽1.75米，其外散水宽0.64米。散水以外是庭院，庭院地面也铺砖。在台基的中部有一组大型地下建筑遗址，在台基的东部有一组半地下式小房子。中部大殿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4米，南北宽10米，四壁现存高1.18—1.44米。四壁的壁柱槽下部大多数础石尚存，地面上东西分布有4行，每行10个，共计40个明柱础石。从保存完好的柱础可以知道该殿东西面阔11间，南北进深5间，间距约2米。础石均为花岗岩质，有的础石面上还残存有木柱压痕或炭化的木柱残块，由此得知木柱为圆形，直径约30厘米。础石下面是平面呈圆角方形的夯土墩，础石放置于夯土墩中央。　　北部通道南北总长14.7米，东西最宽4.68米。它的最北端是东、西对称的两个空心砖踏步，各有5级，每级宽约33厘米，高约18厘米，均用几何形花纹空心砖垒成，上下层空心砖之间相互叠压3—4厘米。踏步正对廊道，是由廊道进入地下大殿的出入口。　　其大殿、门房和通道的墙壁均为夯土外包砌土坯，土坯外抹粗草泥层、细草泥层，最外面粉刷白灰面。在墙壁的底部镶砌有一排方砖，起类似踢脚线的作用。地面原铺设厚约3—4厘米的木板，木板的一端顶到墙壁底部镶砌的方砖上。木板地面之下留有一个用于防潮的空间。南部主室由北通道、楼梯间和一个套间组成。北通道位于北部附室和南部主室之间，南北总长12.75米，东西宽1.15—2.3米。通道北部为坡道，南部为平道，是南部主室通往台基以南庭院的通道，所以在坡道与平道交接处设门。楼梯间位于平道北端以西，平面呈长方形，东西1.99米，南北2.57米。踏步位于楼梯间南部，南北向，现存3级台阶，每级宽约30厘米，高16—29厘米。台阶为土坯筑成，土坯外抹厚草泥层，表面涂刷成红色。楼梯间东墙北端设门。主室套间南北总长12.3米，东西宽6.85米。南、北二房之间为一堵东西向夯土墙，墙西端设门。北房南北长4.8米，东西宽4.2米。南房平面略呈方形，边长6.8米，偌大一个房间只在四角立角柱，应是F2最主要的一个房间。独特之处是地面抹浆泥，表面涂朱。　　从地层堆积、遗迹现象和出土遗物看，该遗址始建较早，可能早到西汉早期，后来一直使用到西汉末年。长乐宫4号建筑遗址夯土台基虽然破坏严重，但是整体建筑的布局、结构和功能基本完整、清楚，展现出一个西汉皇室贵族比较完整的生活场景。特别是保存了两座重要的地下、半地下建筑，前者规模宏大，柱子密集，北部通道西侧有门房一类建筑，应是处理政务的场所。后者形制特殊，单间房屋规模虽小，但柱子少，室内空间大，南部主室的北部、东部设有附属房间，可能是日常生活的处所；南部主室北通道内出土一枚“荆州牧印章”封泥，说明在此也处理某些政务。此外，还发现了朱红踏步、朱红地面和壁画残块，从出土情况看，应为屋顶壁画，内容以几何形花纹为主，颜色丰富鲜艳。为研究汉代建筑等级制度和建筑装饰手法提供了重要资料。　　专家认为这是继秦咸阳宫壁画出土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在中国古代壁画史以及美术史上均具有重要价值。此前从未发现过汉代宫殿的壁画，这些壁画残块不仅为人们研究汉宫廷壁画提供了重要资料，更填补了汉代壁画的缺环，使中国古代秦、汉、唐等的壁画史有了较完整的脉络。西汉以来，装饰性的壁画非常流行，宫殿邸舍到处都有壁画。史载长安宫殿中有壁画的建筑有承明殿、麒麟阁等。总之，四号建筑遗址的发掘，把长乐宫的考古学研究、汉代建筑科技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张建锋、刘振东、王晓梅：《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四号建筑遗址》，《考古》2006年第10期。）　　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在汉长安城长乐宫的西北部，今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办事处罗家寨村东北发掘出土了一组形制独特的建筑遗址，编号为长乐宫5号建筑遗址。发掘总面积1369平方米。据初步分析，该建筑遗址可能是长乐宫内一处用于藏冰的凌室遗址。　　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的周围有庭院，庭院地面铺砖，以F1北侧庭院铺砖保存较好。砖有方砖、条砖两种。铺法有平铺和侧立铺两种。在附属建筑西北侧的庭院里还发现了2条小排水沟，均为明沟，作用是排除庭院的积水。遗址出土的遗物主要有陶器、铁器和铜钱等。陶器数量较多，大多为建筑材料，有砖、瓦、瓦当等。砖分为方砖、条砖和空心砖。瓦分为板瓦和筒瓦。瓦当有云纹瓦当和文字瓦当两种，文字瓦当均为“长生无极”瓦当。铁器有钉和铲。铜钱有汉半两、五铢、布泉、货泉、小泉直一等品种。　　因为该遗址出土了大量西汉、新莽时期的建筑材料和铜钱等遗物，所以它的时代应为西汉、新莽时期。遗迹有早晚期并存的现象，遗物中既有西汉早期的遗物，如表面细绳纹、内面麻点纹、内壁有泥条盘筑痕迹、外壁有切割痕迹的筒瓦和汉半两钱等，同时又有西汉中晚期直到新莽时期的遗物，如表面中粗绳纹、内面布纹、内壁有切割痕迹的筒瓦和西汉五铢钱、新莽布泉、货泉、小泉直一钱币等，因此，该建筑应始建于西汉早期，经西汉中晚期，一直沿用到新莽时期。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因为需要维修，所以留下了不同时期的遗迹和遗物。　　主体建筑有一些明显的特征：为浅地下式建筑，四周墙体很厚，房内地面不平，由南北两侧向中间倾斜，并于中部形成一条东西向排水沟，排水沟的东端连接一条穿过东墙的陶水管道，说明房内有大量积水需要排往房外。这些建筑特征表明房子不是用来办公或居住，应属仓库一类的建筑，可能用来藏冰。因为浅地下的建筑结构和宽厚的墙体具有保温、隔热的作用。冰在储藏过程中逐渐消融形成的融水，先是汇集到房子中部的排水沟，再经东墙下的陶水管道排往室外。另外，因为冰块较重，所以将条砖侧立起来铺砌地面用以承重，而房内一周平铺条砖的回廊应是藏冰、取冰时行走的通道。　　据文献记载，未央宫中有凌室。凌室“在未央宫，藏冰之所也”（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0页。）。凌室是中国古代城市中极其重要的设施，于冬天纳冰，春天启冰。所藏之冰，在太官则用于储藏食物、防腐保鲜；在宫殿则用于降温纳凉。另外，冰还用于祭祀、停丧等礼仪活动。这种建筑在古代都城中是常见的，在秦都雍城和咸阳均有发现。　　长乐宫在汉初曾一度用作皇宫，惠帝以后一直是皇太后之宫。五号建筑遗址应是这座重要宫城中一处藏冰的凌室遗址。在该遗址之北部、西部不远处分布着多座同时期的宫殿建筑，凌室内的藏冰，应主要就近供这些宫殿使用。长乐宫凌室建筑遗址形制独特，系首次发现西汉时期的藏冰遗迹，为研究西汉建筑的多样性、西汉宫廷生活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刘振东、张建锋：《西汉长乐宫五号建筑遗址》，中国考古网2005年6月17日。）　　考古工作者又在2005年底对长乐宫六号建筑遗址进行了部分发掘，是迄今钻探到的长乐宫内规模最大的一座建筑遗址。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办事处罗家寨村北，是一个大型夯土台基，钻探东西长约160米，现存南北宽约50余米，台基的南部被民居占压。据介绍，清理出的遗迹有夯土台基的北边沿和东边沿，台基北侧、东侧的廊道、散水以及台基以北的附属建筑、给排水设施和院墙等。在紧贴台基北边沿发现了一条东西向半地下通道，通道铺有地砖，在一个斜坡通道处铺的是精致的花纹砖。在台基北发现了一组完整的排水设施，由两座沉淀池和数段圆形或五角形的排水管道组成。据专家分析，从房顶聚泻的雨水先汇入庭院中的沉淀池中，待杂物沉淀后，清水通过压在半地下通道下面的双排陶水管排到建筑之外，这样能保证排水管道不被堵塞。此外，发掘区还出土了许多西汉建筑构件，有宽约0.5米的大板瓦、长约60厘米带瓦当的筒瓦、几何纹和乳钉纹的青砖、博局纹方砖、带“长乐未央”、“长生无极”文字的瓦当。西部有一处较大的房屋建筑遗迹，建筑之内有一组三室的半地下式房子，深入地下约0.5—1米，留有壁柱柱洞和柱础石，显示出大殿之内小居室的神秘感，大建筑还分割出四个庭院。东部是一组夯土围成的庭院，庭院靠西北角有一眼深8米的水井，保存基本完好。（《汉长乐宫发现规模最大建筑遗址》，中国考古网2006年8月28日。）　　考古工作者表示，多年考古勘探和发掘证实，罗家寨附近有可能是长乐宫的中心宫殿区，以6号遗址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长乐宫建筑体系，展示出一幅西汉皇宫高贵奢华生活的全景画面。　　桂宫　　桂宫是汉武帝时营建的。《三辅黄图》引《关辅记》载：“桂宫在未央宫北，中有明光殿土山，复道从宫中西上城，至建章神明台蓬莱山。”其遗址在今夹城堡、民娄村、黄庄和铁锁村一带。位于未央宫北，南邻直城门大街，北以雍门为界，西靠西城墙，东近横门大街。是在秦甘泉宫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桂宫南宫门之所以称龙楼门，因门楼之上装饰有铜龙而得此名。　　桂宫是汉武帝为其后妃们修筑的，其建筑自然是相当奢华的，从文献记载的明光殿就可看出这点。明光殿是桂宫中的重要宫殿，建筑十分豪华，各种镏金的金属构件闪闪发光，建筑物上镶嵌的各种各样的明珠五光十色，洁白的玉石台阶和柱石映衬得整个建筑物处处生辉、明光四射。桂宫中的鸿宁殿是其主体建筑。宫中的走狗台、飞阁、复道等，把这座后妃之宫点缀得格外漂亮。　　桂宫遗址已经过勘探和发掘。桂宫宫城已基本勘探清楚，城址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约1800米，东西宽约880米，周长5360米。宫城已勘探出南、北、东宫门各一座。南、北宫门有南北向干路相连。宫城中部的东西路，由东宫门向西通至宫城南北干路。宫城中南部有一高台宫殿建筑基址，台基南部分布有大量建筑遗迹。目前已发掘了桂宫南部的2号建筑遗址和西北部的3号建筑遗址，其中2号建筑应为汉武帝为后妃们修建的重要宫殿建筑，3号遗址的七座小房址应为一处仓储建筑遗址。通过调查与发掘，进一步确定了桂宫的具体位置。探清了桂宫宫城的形状，并对南城门进行了发掘，确定了此门即文献所记载的“龙楼门”。发现了桂宫城内七座宫殿遗址及道路遗迹，基本上弄清了宫城内的布局。通过对2号、3号、4号宫殿建筑的发掘，探明了桂宫主要宫殿建筑的形制布局，这些宫殿建筑基本继承了先秦的“前朝后寝”或“前堂后室”的建筑格局。通过发掘已经确认了桂宫的性质为后妃居住的宫城，判明了桂宫的年代为汉武帝时兴建，使用于西汉中晚期。（刘庆柱：《汉长安城桂宫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见《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北宫　　北宫位于未央宫东北、桂宫以东。汉高祖刘邦创建，汉武帝时大加增修。1994年的考古发掘，确认了北宫的具体位置，位于厨城门大街东50米，安门大街西40米，雍门大街南35米，直城门大街北225米。平面为长方形，周围有宫墙，南北长1710米，东西宽620米。其规模与桂宫相近。北宫的东宫门称东司马门或东交门。北宫与未央宫之间有紫房复道相通。傅太后住在北宫时，经常从复道去未央宫，请求皇帝赐予她尊号。北宫之中有前殿，有寿宫、神仙宫、太子宫、甲观和画堂等。汉武帝时，依据桂宫的“珠帘玉户”形式，修筑了北宫前殿。　　寿宫和神仙宫是供奉神仙的宫殿，各种祭祀神仙的礼仪活动也在这里举行。那里是人们罕至的神秘地方。正因为如此，皇帝为了逃避朝野的舆论，在北宫之中为自己蓄积了大量私奴和车马。　　北宫作为后妃之宫的特点是，宫中的后妃多为不得志者，她们或被废被贬，而被迫退处此宫。这也许与北宫中的寿宫供奉神君，让那些被废贬的后妃在此宫“修行积德”有关。西汉初年，吕太后崩，诸吕势力被剪除，孝惠张皇后被废处北宫；哀帝崩，皇太后赵飞燕被贬，退居北宫。因此人们认为，北宫或为被废黜的后妃之宫。　　北宫之中有太子宫，太子宫自然是与太子有关的建筑。太子宫内有甲观，甲观之内有画堂。画堂是有壁画的殿堂，传说北宫中的画堂有九子母壁画，从某种宗教迷信观念出发，或许那里有专门为后妃所设的产房。　　从吕后死于北宫来看，北宫起初应为太后居处，未央宫建成后，太后移至长乐宫，北宫遂成为遭贬皇后的退居之处。　　明光宫　　汉武帝太初四年秋天（公元前101年），在长乐宫北修筑了明光宫。宫室建成以后，从燕、赵等地征召了美女两千人充实宫中。这些宫女的年龄一般在15—20岁之间，年龄满30的人就要出宫外嫁，然后另择美女补足其数额。在明光宫与长乐宫之间有飞阁复道相连接。《汉书·元后传》记载：“成都侯商尚疾，欲避暑，从上借明光宫”，可见明光宫具有避暑的功能。王莽时改明光宫为安定馆。　　建章宫　　随着汉朝初年实行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政策，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好局面，国家经济状况有了好转，汉武帝即位后好大喜功，一改文景时期的“无为而治”政策，对外大肆用兵匈奴，对内大修宫殿台阁。由于当时长安城中已布满了大型宫殿建筑，没有发展的余地。正好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未央宫北阙附近的柏梁台被火烧掉，一个名叫勇的广东巫徒，遂向汉武帝提出，根据广东那里的风俗，发生火灾烧毁建筑物，在此就要建造一个比原来更高大的建筑物，以用来镇压住火魔。汉武帝迷信思想严重，便以此为理由，在长安城外修筑了“千门万户”的建章宫。这仅是一个借口，好大喜功的性格、城内建筑的拥挤才是汉武帝修建建章宫的主要原因。　　汉武帝营筑的建章宫，是一个含有很多宫室的建筑群，实际上是作为新的皇宫来修筑的，其制度仿造未央宫，而且在很多方面还有了新的发展。建章宫建成以后，汉武帝在那里的活动是相当频繁的，直到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汉昭帝才把皇宫从建章宫迁回未央宫。　　建章宫遗址在长安城西边，即今西安市三桥镇以北的高堡子、低堡子、双凤村、太液池苗圃、柏梁村和孟庄一带。建章宫周围20余里，四面各有一座宫门。南宫门叫阊阖门，是建章宫的正门。因为门上装饰有玉璧，所以又称为璧门。东宫门和北宫门外各有一对高25丈的阙楼，其上装饰有镏金铜凤鸟，高一丈余。因此人们又称其为凤阙。其中东宫门外的双凤阙最有名。古代民歌中的“长安城西有双阙，上有双铜雀”中的“双阙”，即东宫门外的双凤阙。它位于建章宫前殿以东700米，在今双凤村东南。双凤村就是由双凤阙而得名的。建章宫北门的阙楼叫“圆阙”，其建筑形式和规模与东宫门双凤阙相同。西汉末年，赤眉军攻占长安时，“圆阙”毁于战火之中。　　建章宫的建筑是高大豪华的，有很多的超高多层建筑。譬如，南宫门之内对称分布有别风阙和井干楼。别风阙又叫凤凰阙，也称折风阙，传世的“折风阙当”文字瓦当大概就是此阙遗物。别风阙是用于辨别风向的，所以高达50丈。井干楼与别风阙同高，二者之间有天桥相连接，在这种空中阁道上雕画有色彩缤纷的云气和珍禽异兽图案。井干楼的建造方法十分特殊，它“积木而高为楼”，好像井上的木栏，其形式有四角形或八角形。井干楼也叫凉风台。　　穿过别风阙和井干楼之间的天桥，就到了建章宫前殿，也叫“玉堂”。前殿为三层台，高30丈，殿内有十二座门。屋顶之上装饰有高大的镏金铜陵凤，下有转动的枢纽。金色的铜凤，随风转动，犹如翱翔于太空。前殿西边的广中殿，是个万人大殿堂。萧何营建未央宫时，不顾当时国困民穷的形势，修建了高大宏伟的未央前殿，并且自以为后世不会有比它更加高大宏伟的建筑了。但曾几何时，汉武帝建造的建章宫前殿已经“度比未央”，使萧何“且亡令后世有以加”的想法化为泡影。　　建章宫中宫殿很多，号称“千门万户”。它们各具特色，如馺娑宫，规模甚大，马在宫中疾行一日才能周游一遍。枍诣宫中树木郁郁葱葱。天梁宫的建筑，犹如耸入云天的梁木。奇华殿中收集了四海之内的珍宝、异兽、特产，如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即鸵鸟）、雄狮、西域骏马等。还有一个鼓簧宫，是建章宫的乐器制作之处，位于前殿西北、太液池东南。　　建章宫中最为壮观的建筑物要算神明台了。神明台高达50丈，台上有个铜铸的仙人，仙人的手掌就有七围之大，至于仙人之巨大那就可想而知了。仙人手托一个直径达27丈的大铜盘，盘内有一巨型玉杯。因为这个大铜盘中的玉杯是用来承接空中的露水，所以取名为承露盘。汉武帝以为喝了这个盘中玉杯的露水，人就可以成仙，所以他不惜耗资亿万来营建神明台。神明台上除了承露盘之外，还设有九室，象征九天。其中有巫师百余人，他们说，在高入九天的神明台上能够和神仙通话，其实他们不仅以此欺骗人们，也欺骗自己，更欺骗想当神仙的人间皇帝——汉武帝。　　神明台一直保存了比较长的时间，魏文帝时，承露盘还在神明台上，他要把它搬走，但因铜盘过大而折断，其声传数十里之远。建章宫遗址西北部，今孟村村北有一大夯土台基，高约10米，东西52米，南北50米。它与双凤阙对称分布于建章宫前殿东西两边，正与文献记载的“左凤阙、右神明”位置一致。孟村的夯土台很可能为神明台遗址。从以上神明台、井干楼和别风阙的建筑形式和高度来看，西汉时期的建筑艺术已经很高超了，已能够修建多层超高建筑。　　太液池在建章宫前殿西北。其遗址在今三桥镇高低堡子西北的西安太液池苗圃。《三辅黄图》云：“太液者，言其津润所及广也。”笔者曾去当地考察，现仍低于周围地区。《史记·郊祀志》云：“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史记·封禅书》也云：“三神山在渤海中，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山上有诸仙人及不死药。”汉武帝为了求神祈仙，在太液池中建造了20余丈高的渐台，又筑起了三座假山，用以象征东海中的瀛洲、蓬莱、方丈三座神山。　　太液池风景秀丽。《西都赋》云：“览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览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于是灵草冬荣，神木丛生……金石峥嵘。”滔滔湖水为水族水禽栖息繁衍创造了条件，形成了水上动物园。“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18页。）封建统治者视黄鹄为吉祥，遂记于书中。“太液池边皆是雕胡、紫萚、绿节之类……其间凫雏雁子，布满充积，又多紫龟、绿鳖，池边多平沙，沙上鹈鹕、鹧鸪、、鸿，动辄成群。”（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是皇帝经常游乐之地。正如《三辅黄图》云：“成帝常以秋月与赵飞燕戏于太液池，以沙棠木为舟。”　　宫城之内开池，始于西汉，池的名称亦为后代沿用。太液池占地十顷。池北岸有人工雕刻的石鲸，长约3丈、高5尺。池西岸有石鳖3尊，长6尺。1973年在太液池西北侧发现一件长4.9米、中间最大直径1米、形如橄榄的鱼形石雕，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正门前水池中。此外，还有各种石雕的游龙、珍禽、异兽等。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对汉长安城建章宫遗址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1号建筑遗址内，考古人员发现了5座房址和大量的建筑遗物，显露出建章宫的规模非常宏伟，尽管如此，该遗址的原貌还需做进一步的考古钻探工作。考古人员此次发掘的1号建筑遗址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办东柏梁村东南约250米处，遗址地处建章宫内太液池西岸，发掘面积约2420平方米。据了解，已发掘的遗址自南向北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南部庭院、主体建筑与北部庭院。其中南部庭院南北发掘长32.8米，东西宽24.75米，地面平坦，仅在东北部发现了残存的少量方砖，其他地方局部残存有铺砖泥的痕迹，考古人员推测原来地面应有铺砖。庭院的北部有一条东西向的廊道，廊道地面铺砖。主体建筑位于发掘区的中部，清理部分平面大致呈曲尺形，东西26.72米，南北73.06米。主体建筑由南北两部分组成，南部建筑由5座房址和一条过道组成，北部建筑清理出的地面大部分铺着素面方砖，个别为小方格纹方砖。考古人员在遗址内还发现了不少汉代的砖、绳纹板瓦、筒瓦及文字瓦当残块，并有大量的五铢钱范残块。专家表示，1号建筑遗址应该是建章宫太液池的附属建筑，它是在建章宫范围内首次进行的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对于了解建章宫的布局以及以后在建章宫内开展更多的考古工作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李彪：《汉长安城建章宫遗址首次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华商报》2007年8月7日。）　　武库遗址　　武库是由汉初萧何主持建造的皇家兵器库，位于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全面考古发掘。这是唯一一座经过考古发掘的我国古代中央级的“武库”遗址。武库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东西710米，南北322米，中有一内隔墙。武库遗址有两组建筑，内隔墙以东1号至4号遗址为一组建筑，内隔墙以西5号至7号遗址为另一组建筑。四周修筑了高大围墙，形成一座封闭式的大院落。　　武库遗址是汉长安城内重要建筑群之一，它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各遗址大体相同，如有隔墙廊道等，但由于用途不同，如放置不同类型的兵器及住房等，因此建筑形制也略有区别，如第1、7、3、4号为库房遗址，2、5、6号为驻兵住房遗址。第7号遗址是武库遗址中最大的一个遗址。遗址规模大，有16个门，隔墙多而又宽，而且每个大房门外又有一小夯土垛，可能是守门兵站岗的地方，这些都是武器库房遗址的特点，因此建筑结构也比较复杂，特别是夯土隔墙和夯土墙垛上面发现柱础石是罕见的。　　由第7号遗址房内发现大量木灰和柱础石及兵器看，房内放置了大量兵器架，存放的兵器均放在架上。第1号遗址发现大量铠甲，第7号遗址出现大量铁镞，这一情况反映武库各库房是分类存放武器的。由第1号和第7号遗址发现的武器看，以铁武器为主，铜武器次之，反映铁武器代替铜武器的情况，同时反映西汉武帝盐铁官营以后，铁武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武库中建筑物包括兵器库和士兵兵营两种。兵器库较兵营的建筑规模大。由于建筑物用途不同，所以形制也不一样。就是同为储藏兵器的库房，由于存放兵器的种类不同，它们的结构也各具特色。如7号建筑是武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建筑物，它位于西院南部，东西235米，南北45.7米。库房内有3条南北向隔墙，将其均分为4个大房间。每个房间南北对称各开2个门道，门旁有门卫用房。该库出土兵器有剑、刀、戟、矛、斧和镞等。（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长安城中的市场区　　《三辅黄图》引《庙记》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张衡《西京赋》也指出：“郭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说明西汉长安城有九个市场，但东市和西市是当时都城中的主要市场，它们位于城内西北部。现已勘探清楚，东市和西市的四周筑墙，市内各有两条东西与南北道路贯通全市，四条道路相交成“井”字形，这与汉代画像石上的“市”的图像相近。东市主要为商业区，西市之中分布有大量官办手工业作坊。考古工作者对西市手工业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西市东北部发掘出生产陶俑的官窑21座，出土的陶俑均为裸体陶俑。陶窑排列整齐，形制、大小相同。这些陶俑是西汉时代专为皇室生产的随葬品，与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和宣帝杜陵出土的裸体俑相同或相近。以制作车马饰件、度量衡件等为主的叠铸范及其烧造窑址的发掘，在汉长安城当属首次。制造五铢钱的钱范在西市附近大量出现，为我们研究汉代铸币手工业提供了一批极为宝贵的文物资料。在西市附近的一些汉代陶窑中出土的各类汉代陶俑，加深了我们对当时制陶手工业的了解。　　可以看出，当时汉长安城中的手工业作坊是众多的，不仅只为城内服务，而且服务于城外。　　居住区　　长安城中几十万人住在哪里？居住在若干里中。《三辅黄图》云：“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长安城中的大部分为宫殿区，因此居民区受到限制，而且集中分布于城中北部。关于长安城中里的情况后文中还有论述。　　礼制建筑区　　礼制建筑是都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古之大事，在祀与戎”。《墨子·明鬼》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必择国之正坛，治以为宗庙。”《礼记·曲礼》亦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宗庙之所以成为古代都城布局的中心，是因为古代社会是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宗主要巩固其统治地位，就必须加强本宗族的团结，而宗庙正是维系这种团结的纽带。因此宗庙不仅是这种血亲关系的象征和本族人心目中的神圣殿堂，而且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象征，国家的主要活动都在此进行，宗庙自然成为统治中心之所在。　　礼制建筑反映在都城建筑上就表现为：“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11页。）汉长安城当不会例外。汉长安城的礼制建筑集中在汉长安城的南郊，有宗庙、辟雍和社稷遗址等礼制建筑。宗庙遗址位于汉长安城西安门与安门南出平行线之间，包括12座建筑，各座建筑形式均同。一般认为这是文献记载中的“王莽九庙”遗址。辟雍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西郊大土门村北。其平面外圆内方，主体建筑居中，建于圆形夯土台上。官社遗址和官稷遗址在汉长安城西南部。　　在长安城的南部发现了当时的礼制建筑遗址十多处。在南郊枣园、阎庄附近即长安城西安门和安门平行线内共发现14座，其中的一组建筑共11座，外面有一大围墙，其建筑形式、平面布局、规模大小，大体相同，但细部结构又有一定的方位。这一组建筑群当是王莽当政时修建的宗庙。　　在南郊安门外东南大土门附近发掘一座建筑遗址，建筑平面布局和王莽九庙相似，唯一不同的就是有圜水。这座建筑应是明堂、辟雍之类。　　通过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的发掘，了解了西汉建筑技术，这种中心为夯土台的建筑形式以中轴线为基础，到西汉末年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太学　　这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命令丞相公孙弘等制订设立太学的具体计划，不久，就批准了公孙弘提出的创立博士弟子的制度并在长安城南建筑校舍，汉代太学正式诞生，汉代太学相当于后世的国立大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其主官叫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教师称为博士，学生称博士弟子员，又称弟子，也称太学生。太学刚设立时，只设五个五经博士，每人名下有十个博士弟子员，规模是很小的。因为数量很少，所以正式的博士弟子只得由太常选择“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的贵族官僚子弟充当。从地方上选送的所谓“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青年知识分子，只能做旁听生，不受名额限制。学习一年，经过考试，能通一经以上，即可依次补官。太学成为西汉入仕的重要途径。　　后来不断扩大其规模，五经博士增至五经十四博士，太学生的数量更是一增再增，昭帝时增至百人，宣帝增至二百人，元帝时增至一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辅政，为了取得广大知识分子的好感，于公元4年为太学生增筑了可容万人的校舍。太学生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五经，即《书》、《诗》、《礼》、《易》、《春秋》等今文经。由各经的博士按师法、家法进行传授，学生必须死记硬背。由于后来今文经越来越烦琐，“一经说至百万言”，因而真正掌握一经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皓首穷经”就是对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　　（四）西汉以后对汉长安城的维修和利用　　东汉王朝灭亡以后，中国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被多个少数民族占领，处于分裂时期，政权就像走马灯一样，因此西汉长安城先后曾作为西晋末、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和北周的国都，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这些王朝对长安城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维修。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是公元345年，后赵石苞镇守长安时，征发了16万人维修长安城及未央宫。这次维修，对长安城和未央宫的保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居长安献帝宫。西晋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06年）西奔长安亦居此。前赵刘曜光初元年（公元318年），建光世殿、紫光殿、凌霄台等。前秦时，长安有太极前殿、东堂、西堂、前秦明光殿、露堂、云龙门等建筑。后秦有后秦西宫、永安宫等。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年），西奔长安，居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安城建筑主要有：献帝宫、晋太极殿、东明阁、西华阁、光世殿、紫光殿、凌霄台、太极前殿、东堂、西堂、前秦明光殿、露堂、云龙门、后秦西宫、永安宫、孝武帝宫、乾安殿、瑶华殿、凭云观、清晖室、延寿殿、正武殿、紫极殿、麟趾殿、大武殿、大德殿、崇信殿、天德殿、崇义宫、弘圣宫等。　　北朝后期、西魏和北周时期，中国北方出现了短暂的局部统一，汉长安城作为首都，见证了这一既有破坏也有建设的历史时期。西魏时期的主要宫室有乾安殿、瑶华殿、凭云观、清晖室；北周的主要宫室有延寿殿、正武殿、紫极殿、麟趾殿、大武殿、大德殿、崇信殿、天德殿、崇义宫、弘圣宫等。现遗存的部分宫殿基址在城内东北部。　　隋初，仍然将汉长安城作为都城，公元583年，迁都于龙首原南边新建的大兴城，即以后著名的唐代都城长安。隋唐时，汉长安城成为了禁苑。未央宫的最后一次修葺是在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此后，随着唐王朝的衰亡，京都东移，汉长安城遂变成了废都。　　八 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与创新　　“汉承秦制”反映出汉王朝对秦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在都城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实质上汉长安城就是在秦都咸阳渭河以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难免要受到秦都咸阳的影响。但汉长安城在规划建设中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在继承中求改革，求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汉长安城对秦咸阳都城的继承　　关于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继承了秦都咸阳的位置　　汉长安是在秦咸阳遗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司马迁讲：“汉长安，秦咸阳也。”（《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第2637页。）司马贞《索隐》：“应劭云：‘今长安也’，所谓长安，故咸阳也。”都说明了这一史实。张衡《西京赋》云，西汉长安“乃览秦制，跨周法”（张衡：《西京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三辅黄图·序》亦云：“武昭，治咸阳，因以汉都。”秦咸阳从惠文王以后，就不断向南扩展，在渭河以南修建了章台、兴乐宫、甘泉宫、信宫、阿房宫及七庙等建筑，欲以渭南秦宫代替渭北秦宫。刘邦夺得天下后，欲都洛阳，经刘敬、张良等的劝说，遂建都长安。修缮扩建秦的兴乐宫而改为长乐宫，在章台基础上建未央宫，在甘泉宫基础上建桂宫。即汉长安城是在秦都咸阳基础上建立的，说明在都城选址上是汉承秦制的。　　2.宫苑结合　　秦汉都城都修建有上林苑，以供帝王狩猎之用，这是秦汉统治者一种豪华的享乐方式。秦以前的统治者往往把宫殿与苑囿分开；而到了秦汉时期则在苑囿中修建很多宫殿，这样皇帝既可以在苑囿中行猎，也可以在苑囿中处理政务。　　秦的上林苑是秦惠文王时开始建造的，秦始皇时扩大规模，形成西到沣水、南到终南山、北到渭河、东到宜春苑的庞大规模。汉上林苑是在秦上林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比秦上林苑规模更大，《关中记》记载汉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　　上林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宫和苑结合在一起的园林建筑，秦上林苑中有阿房宫等，汉上林苑中有建章宫、甘泉宫、宜春宫、五柞宫等，形成“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的局面。（司马相如：《上林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0页。）秦在上林苑中的许多宫殿是秦始皇经常光顾之地，汉武帝经常在建章宫、五柞宫、鼎湖宫、葡萄宫处理政事，会见外国使者，汉武帝最后竟然死在五柞宫中，充分说明了秦汉时期宫苑结合的特点。　　3.秦宫汉葺　　秦都咸阳修建了众多的离宫别馆，特别是在关中地区尤甚。据记载关中有宫殿300处，关外有400余处，仅咸阳都城附近300里内宫殿就有270处。正如《史记正义》引《庙记》云：“北至九嵕甘泉，南到长杨五柞，东到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咸阳附近的离宫别馆除过被项羽火烧的以外，后来大多被西汉修葺使用。如宜春宫、长杨宫、五柞宫等。实质上汉上林苑中众多的离宫别馆是修葺秦宫而继续使用的。　　秦始皇采用复道、阁道、甬道把各个宫殿连接起来。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秦始皇迷信怕死，派方士到东海求仙药，方士们以种种借口为幌子，要秦始皇“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57页。）。秦修建的阁道有从咸阳到临潼的，也有从阿房宫到渭北咸阳和终南山的。“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同上书，第356页。）。　　宫殿之间的这种交通连接方式，到汉代时继续沿用。“桂宫周遭十里，内有复道横北渡，西至神明台。”（张澍辑，陈晓捷注：《三辅故事》，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为了使城墙外的建章宫与城内的未央宫等建筑浑然一体，在西城墙上修建阁道，把两宫紧密联系了起来。　　4.宫殿均为高台建筑　　秦都城咸阳中的宫殿均为高台建筑，从已发掘的1、2、3、6号建筑遗址和阿房宫遗址来看就是如此。秦的离宫别馆也是如此，如梁山宫、林光宫等，印证了史书上记载的秦国“高台榭，美宫室”。之所以要修高台建筑，其一是为了防止潮湿，其二是为了显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宫殿修在高处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汉长安城也是一样，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等均是如此，至今仍留下高大的夯土台。　　5.在都城附近修建人工水池，美化都城并解决都城的用水问题　　秦在渭北咸阳宫的东边修有兰池，据《三秦记》云：“秦始皇作长池，引渭水，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亦曰兰池陂。”这是秦在都城附近修建的自然景观，湖面可以荡舟游览，池边建有兰池宫，秦始皇常游于此。其具体位置在今咸阳宫以东的杨家湾。这里现在是一个呈簸箕形的大湾，北、西、东三面有高约5米的岸畔，南面开阔平坦与渭河之滨相连。此人工水池除了在都城附近营建风景区以外，也有供应秦都城咸阳用水的作用。　　昆明池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开凿的。开凿的原因据《汉书·食货志》云：“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即修建昆明池是为了操练水军，讨伐西南夷，但其绝非唯一目的，它也是汉武帝为上林苑开辟的著名风景区，从“列馆环之”即可看出目的。宋人程大昌《雍录》云：“其始凿也，固以习战，久之，乃为游玩之地也。”（程大昌：《雍录》卷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而且昆明池也是汉长安城西南的总蓄水库，以供给汉长安城的用水，即“城内外皆赖之”。昆明池遗址在今长安县斗门镇东一带，这里现为一片低地，地势比周围低2—4米，其面积约10平方公里。秦汉上林苑中也有众多的水池。　　6.帝陵旁建邑　　秦在始皇陵旁建丽邑，开创了中国古代陵旁建邑的先例。位于秦始皇陵北刘寨村一带。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徙三万家丽邑”，即迁徙3万家到丽邑，反映出当时对修建秦始皇陵的重视。丽邑和当时的县行政级别是一样的，但其地位明显高于县。　　西汉时共有11个帝陵，有7个帝陵设置有陵邑。其中有5个位于咸阳原上，包括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因此，历史上又把咸阳原称为“五陵原”。另两个陵邑位于长安城东南的杜陵和霸陵。这些陵邑成为汉长安城的卫星城，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很多人口。　　帝陵的规划是都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和都城的关系非常密切，一般都在都城的附近，以便于管理。在陵旁建邑，一是为了供奉陵园，二是为了迁徙关东大族，以便强干弱枝，拉拢势力，巩固统治。　　7.在都城规划上均按照“天人合一”的思想　　秦汉都城的建设规划中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思想。秦都咸阳的建设规划据史书记载：“廿七年……焉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名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1页。）“三十五年……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同上书，第256页。）“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页。）　　把咸阳都城和天极观念结合起来营建，是为了显示王权至上和君权神授的思想，从其整个实施过程可看出具有上下对应关系。所谓对应关系，是指都城建筑物平面各点与空中星象平面各点具有垂直的投影关系。秦人在其都城的设计中，把冬至前后傍晚位于咸阳天顶的银河和仙后星座旁围的主要星宿与渭河横桥附近的主要宫苑的位置，安排在一条垂直线上，使天象与地面互相对应。　　以渭河代表天汉，天汉即现在的银河，冬季每夜横亘天空，各个星宿分布于银河中及其两岸，璀璨夺目，地面上渭河东西横穿咸阳，两岸宫殿林立，与天上的星群一样，坐落于银河的两岸。　　以咸阳宫代表紫宫，紫宫即“紫微宫”，是天帝所居的宫室，即咸阳宫的设计仿效天上的紫微宫。“咸阳宫，因北陵营建，端门四达，以则紫宫。”古代的星象学，把天上的星象分为五大星区，称为五宫，即东宫、西宫、南宫、北宫、中宫。中宫在天空星宿的分布中属于居中位置。既然中宫星区是天上星宿的中心，当然也是主宰万物的天帝的居所，所以又称紫宫。而处于紫宫即中宫星区最中心位置的便是天极星，即北极星。显然北极星是位置最尊贵的星。　　以横桥代表阁道。横桥是秦为了连接咸阳都城渭河两边而修建的，“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织女要与牛郎见面通过鹊桥相会，以表示天上的星象。以阿房宫代表营室，“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三辅黄图》亦云：“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天极即北极，是天帝所居星宿。横过天河的六星为阁道，通过天河的一星叫“营室”，其意为阿房宫像天帝所居的营室，天帝从天极出来，经过阁道，横渡天河而达于营室、紫宫，皇帝如天帝降临人间来统领万民，从而为其长久统治制造舆论。实际上秦始皇是把自己这个人间皇帝比作天帝。　　秦都咸阳的建筑布局，以渭河为纬向轴线，以咸阳宫为经向轴线，以两线交点横桥为中心向四周散布。形成了以咸阳宫和阿房宫为中心的都城区及向外扩展的京畿地区（即内史区）。咸阳城横跨渭河，以地势高亢之渭河南北区为主体，呈俯瞰全城之势。这种地理条件，确有利于运用天体规划观念，以展新姿，从而显示帝都之尊。　　以广阔京畿为规划基础，又与运用天体规划观念巧妙相结合，这是秦咸阳改造规划结构的又一新发展。秦人又修建了甬道、复道、阁道等，将咸阳城周围二百里内大批宫观连成一个有机整体，模拟天体星象，环卫在咸阳城外围，更加显示“天极”——咸阳宫的广阔基础，也突出了它的尊严。如果再结合以咸阳城为中心的全国水陆交通网络来观察，更令人感到这套规划结构的磅礴气势和君临天下的宏伟壮观，是秦始皇好大喜功性格的具体体现。　　汉长安城也如此。汉长安城形状既非正规的长方形，也不是正方形，而是不规则长方形。除东城墙以外，其余三面城墙多有曲折。因此，西汉长安城被称为“斗城”，实质就是效法“天人合一”思想的结果。《三辅黄图》指出：“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三辅旧事》也云：“城形似北斗也。”《周地图记》亦云：“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后来的《元和郡县图志》、《长安志》、《类编长安志》等史书都相信此说。　　甚至在汉长安城南的昆明池修建中，也与天象联系了起来。《三辅黄图》引《关辅古语》云：“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至今二石人还在，分立池的东西以象征天上的银河与星宿。这两座西汉石雕,雕琢技法古拙淳朴,是我国现存的珍贵早期石刻艺术作品。考古工作者已经在汉代墓葬中发现了不少有关天文星象的例证。在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安理工大学汉墓中都曾经发现过带有天文星象的壁画墓。　　何况汉代人如果只是因为地形原因或者先修宫殿后修城墙的话，完全可以把南面城墙再往外延伸扩大，并将其修直。没有必要修成“南斗”，使城墙弯弯曲曲。我想这一点汉代的建筑工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汉长安城形状的不规则是综合因素形成的，是在受到“天人合一”建都理念的影响下，充分考虑到利用地理环境，受到龙首原、渭河、泬河的制约。同时也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建筑师已能因地制宜，巧用地形，不拘泥于方形、圆形、长方形的限制，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灵活规划设计出当时世界上最宏伟壮观的城市，实在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因此，将都城建设与天文星象结合起来，以显示“君权神授”、皇帝替天行道是符合当时筑城思想的。　　这种“天人合一”的筑城思想在中国国古代都城建设中一直在发挥作用。　　（二）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创新　　1.秦都咸阳无外郭城，而汉长安城则有外郭城　　秦咸阳无外郭城，这是因为，一则这是秦人一贯的建都思想。从考古资料来看，雍城、栎阳未有外郭城，这是秦人筑城的显著特点，秦人从一进入关中，便是一个进攻性的民族，其思维方式是进攻型的，从秦穆公开始便以霸业为主要功业，独霸西戎，开地千里，益国十二。秦孝公时，欲复穆公之故地。到秦昭王、庄襄王、秦始皇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立志统一全国成为他们矢志不渝的目标。因此，欲把都城修建成“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内外二城制不符合秦人的思维方式。二则秦都咸阳从孝公筑冀阙开始，一直就未停止扩建，从渭北延伸到渭南，甚至修建阿房宫欲代替咸阳宫作为朝宫。秦始皇本身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把都城的规模无限制地扩大，以至于要“表河（黄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张澍辑，陈晓捷注：《三辅旧事》，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即要把整个关中地区作为秦的都城。他不愿把自己束缚起来，修建的离宫别馆，“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56页。）。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修建外郭城，也没有必要修建外郭城。三则秦人在对外战争中，除晋国有几次深入秦国作战外，秦和东方的战争一般都在别国土地上进行，说明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多立于不败之地，修建外郭完全不必要。而之所以修建宫城，纯粹是为了防止国内的反抗斗争，正因为如此，考古工作者迄今不可能找到郭城的城址。　　而汉长安城既有宫城，又有外郭城。至今仍依稀看到汉时外郭城的城墙遗迹。汉之所以修建外郭城，一是遵循传统的筑城模式，二是为了防止国内的反抗斗争。　　2.汉长安城的文化设施多于咸阳　　秦由于实行法家思想统治，以吏为师，所以在咸阳都城中大思想家不如汉长安城多，人们的思想不如汉长安开放，加之秦始皇实行的“焚书坑儒”政策，导致社会上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即法家。西汉长安城在汉初时实行与民休养生息之政策，实行文化开放政策，废除“挟书律”，鼓励向政府捐书，言论自由。特别是到汉武帝时期，“广开献书之路”，使长安城中书籍堆积如山，为了保护和利用这些图书，皇帝在未央宫中开辟了天禄阁、延阁、广内和密室等作为皇家图书馆。汉成帝时，又派陈农到全国各地征集图书，到西汉末年，长安的图书馆中藏书，仅天禄阁一处就有3万卷以上。同时在汉长安城外，建立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最高学府——太学，太学创建于汉武帝时期，开始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个五经博士和50个博士弟子员。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余人，宣帝时增加到二百人，元帝和成帝时，太学得到大规模发展，最后扩充为三千人。说明汉长安城在发展文化上比秦咸阳要好。　　3.汉长安城的宗庙礼制建筑不同于秦咸阳　　秦都咸阳有七庙，“一夫作难而七庙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62页。），“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同上书，第292页。）。七庙位于秦都咸阳的渭河以南地区，其所在位置当在秦甘泉宫以南、兴乐宫以西、章台以北。应该说秦的七庙在都城的要害部位。　　西汉初年的宗庙建在长安城内，和秦的宗庙所在位置相似。刘邦父亲的太上皇庙位于长乐宫北边、香室街以南，高祖庙和惠帝庙在安门以内。到文帝庙时，修在长安城以南，约在今西安西郊十里铺与梁家庄之间。从汉景帝开始直到西汉末，皇帝的宗庙就都修在帝陵附近。如景帝庙就在阳陵附近，但离都城都不远。　　秦人是功利主义者，对礼制建筑不很重视，因此文献和考古上很少发现秦咸阳有礼制建筑。而汉人则对礼制非常重视，儒家礼制思想对汉人影响很大，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对礼制更加重视了。因此西汉在都城附近修建了圜丘、明堂、辟雍、灵台、南北郊和社稷建筑。这些建筑中，有的在古城就已存在。周文王曾在都城丰京附近修筑过明堂、辟雍和灵台，西汉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建筑，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堂的形制一般是用茅草覆盖屋顶，顶为圆形，房子为方形，即“上圆象天，下方法地”，是汉明帝时由王莽建筑的，位于长安城南，安门之东，复盎门以西，即今西安市西郊任家口村东、十里铺西北。西汉的辟雍也在长安城南，即今西安市西郊大土门村附近。灵台位于长安城复盎门以南，即今西安市西郊任家口村东北，西安西火车站以西，小白杨村以南。南北郊是用来祭天地的。南郊是祭祀天的，在长安城南，位于今西安西郊周家围墙附近。北郊是祭祀地的，在汉高祖长陵附近。南北郊在同一条南北线上。汉长安城的礼制建筑，除北郊祀地以外，其余均在南郊，组成汉长安城的一个特别区。　　《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实质上是按儒家思想设计都城的，对于信奉法家的秦人来讲没有任何约束力，因此在秦都咸阳的建设上看不到《周礼·考工记》的影响；而汉长安城在建制上有很多方面就是遵循儒家的筑城理论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都能说明这一点。汉长安城有12个城门，每面三个，东面城门由北而南是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城门由东而西是复盎门、安门和西安门；西面城门，由南而北是章城门、直城门和雍门；北面城门由西而东是横门、厨城门和洛城门。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每座城门都有3个门道。“面朝后市”制度在汉长安城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汉长安城的宫殿位于长安城的南部，如未央宫、长乐宫等，而反映商业市场的东市和西市则位于宫城的后面，长安的商业区都集中在长安城中宫城的北面。　　汉长安城虽没有像《考工记》中所云的“国中九经九纬”，但城内的街道是笔直的，被称作八街九陌。之所以未形成九经九纬，主要是由于汉长安城是先修宫殿，后修街道，道路的规划是随着宫殿的修建而进行的，并非隋唐以后都城那样，里坊整齐，街道端正。应该说汉长安城对隋唐长安城的建制是有很大影响的。　　秦咸阳城在建造过程中完全是以实用为目的，汉以后的都城则受礼制思想的制约，隋唐以后直到明清都城基本未脱离《考工记》的思想制约，儒家的建都观念得到了深刻的落实。　　汉承秦制，在都城制度上也是如此。汉代刘邦最初即住在秦栎阳城中，后利用秦的兴乐宫建成长乐宫，在章台基础上建未央宫，在桂宫基础上建甘泉宫等，实质上汉长安城就是在秦咸阳渭南宫殿群基础上营建的。不仅利用了秦原有的宫殿基础，甚至连筑城的制度也是继承秦的，即先修宫殿，后筑城墙。其都城附近的离宫别馆、苑囿也是对秦原有宫殿苑囿的修葺沿用，如秦关中的众多离宫，汉时继续沿用，汉上林苑就是在秦上林苑基础上扩建的。　　总体来看，秦咸阳和汉长安在都城规划上虽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但终因社会在不断演进，各自具体条件与要求也不同，又展示了两者的差别。从前文所分析的汉长安城规划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差别，实质上正是汉人按照时代要求，进一步更新秦制、发展秦制的表现。　　所谓创新，即是进一步改革秦制所继承的某些旧制传统，如上文谈到汉长安城宫廷区布局的革新，便是一个显明例证。所谓发展，是将秦人所探求的新规划意向，转化为新的现实，并加以充实、提高。长安城市区域规划的形成，不仅实现了秦咸阳规划所探索的城市区域宏观规划体制的新意向，而且通过实践加以丰富完善，从而推动封建城市规划向更新更高的层次发展。这是汉人对前期封建社会都城规划的重大贡献，也是发展秦制的主要表现。　　汉长安规划对秦制的更新和发展，更开启了我国前期封建社会都城规划向广度和深度演进的新趋势，为我国新型封建城市的规划，开拓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换言之，也就是汉人通过长安城规划的探索，对秦制再加以总结提高，演变而为前期封建社会的都城规划制度，以完成秦汉时代在我国都城规划建制中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　　九 汉长安城植被研究　　秦汉时期气候生态环境比今天相对优越。汉代长安城所在地区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人们采取一定的保护性措施使得这一地区的植被繁茂生长。长安城地区的植被为这里的人们生活提供了许多必需的材料，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人口大规模的增长和统治者的奢侈欲望对于该地区的植被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关于秦汉时期的植被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子今先生的《秦汉时期的关中竹林》，余华青先生的《秦汉林业初探》、《略论秦汉时期的园圃业》，倪根金先生的《秦汉植树造林考述》等文章，林剑鸣等著《秦汉社会文明》以及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中对秦汉时期的林业亦有专章专节介绍。（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关中竹林》，《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余华青：《秦汉林业初探》，《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余华青：《略论秦汉时期的园圃业》，《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倪根金：《秦汉植树造林考述》，《中国农史》1990年第4期。）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以汉代长安城为研究区域，探讨促进该地区植被生长的因素，从林木、竹林以及前人研究较少的草被植物等三方面描述了该地区植被生长情况，文章还探讨了汉代长安城植被生长与民众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指植被是一个小概念，不包括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一）汉长安城植被生长的有利环境因素　　从地理角度看，汉长安城属于“黄壤千里，沃野弥望”的关中盆地。从大地构造角度分析，关中盆地属于鄂尔多斯台地南沿下沉地带。盆地南倚秦岭，北临黄土高原，西起宝鸡，东至潼关，东西约八百余里之长。自远古时期起，渭河就自西向东穿过此盆地，渭河流域低而平坦，河槽南北两侧地形呈不对称性的阶地和台塬。经过长期的泛滥、冲积，渭河一、二级阶地形成了肥沃的渭河流域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汉长安城则是八百里秦川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汉长安城及周围地区之所以能生长、种植大量的林木和草被，首先与汉代这一地区良好的土壤、水资源、气候等环境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汉长安城处于渭河冲积平原上，土壤中含有大量矿物质成分，地力十分肥沃，在全国都是比较好的，这一点在古代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中国最早的历史地理著作《尚书·禹贡》把全国划分为九州，当时关中属雍州，而雍州之地“厥土唯黄壤，厥田上上”，即土壤是上上等，这在九州中的土壤是最好的。在《史记·夏本纪》中，司马迁也记载雍州之地“其土黄壤，田上上”。《史记》还记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东方朔也说到“酆鎬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周、秦等部落的兴起也正与此地土壤肥沃有密切关系。　　关中平原不仅土壤肥沃，水资源也充沛丰富。汉长安城古属的雍州之地“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所同”。就汉长安城而论，水量较充沛的河流，就有“八水绕长安”、“荡荡乎八川”的记载。“八水”、“八川”即指“渭、泾、灞、浐、潏、滈、沣、涝（潦）”八条河流。泾水、渭水分布在汉长安城的北部，东部为灞水和浐水，西部为沣水和滈水，而分布在南部的是潏、涝二水。由于关中平原呈东南高西北低的走势，因而除了泾水、渭水外，其余六水基本上都是由南向北流，注入渭水。渭河发源于甘肃渭源鸟鼠山，由西向东流至陕西潼关注入黄河。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东西横贯关中盆地。其南北两岸又形成了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支流，关中的河流像一条条裙带一样，缠绕在渭河的南北两岸。汉时长安城北城墙距渭河仅三里远。泾水源于宁夏六盘山东麓，在陕西高陵注入渭河，是渭河最大的支流。灞水（霸水），曾名滋水，发源于秦岭北麓蓝田谷。浐水源自蓝田县蓝田谷，历蓝田川北至长安城流入灞水。潏水，即《水经注》中记载的泬水，发源于终南山中。汉朝建城之初，主要是引用泬水向城内供水。滈水，也作镐水和鄗水，在潏水之西，其上游称交水。沣水是渭水南岸、长安城西部一条最大的河流，即现在所谓的沣河。涝（潦）水位于沣水以西，水出南山涝谷。　　汉长安城不仅有丰富的河流水源，还有星罗棋布的天然、人工湖泊池沼。汉长安城宫城中比较著名的有泰液池（太液池）、昆明池、苍（沧）池、唐中池。长安城附近的苑囿也有许多湖泊。《三辅黄图》中记载：“上林苑有初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西陂池、当路池、犬台池、郎池。”《初学记》卷七《地部下·昆明池》则提到汉上林有池十五：“承露池、昆灵池（池中有倒披莲、连钱荇、浮浪根菱）、天泉池（上有连楼阁道，中有紫宫）、戟子池、龙池、鱼池、牟首池、蒯池、菌鹤池、西陂池、当路池、东陂池、太一池、牛首池、积草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四百六十六条，尉佗所献，号曰烽火树）、麋池、舍利池、百子池（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连爱）。”汉政府还在少府下设置专门官员“上林十池监”进行管理。此外汉长安城附近还有滈池、滮池、秦酒池、影娥池、琳池、百子池、佽飞外池、鹤池、藕池、揭水陂等湖泊池陂见诸于历史文献当中。关于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湖泊的详细情况，笔者已有相关研究文章。（徐卫民：《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281页。）　　水是万物生长之源，是自然环境的要素、生态的支柱和社会安定的因素。充足的自然河流及湖泊池陂水源造就了汉长安城林木、草被的繁茂生长。　　汉长安城所在的西安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植被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与常绿阔叶混交林。今天西安地区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秋短促。1月（最冷月）平均气温为零下1—零下4摄氏度，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在24摄氏度以上。由于几千年来，气候处在不断的变迁当中，汉代长安的气候自然与今天有所不同。根据竺可桢先生等人的研究，西汉时期气候要比现在温和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汉（公元前221—公元23年）气候继续温和”（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王子今先生研究认为“许多资料可以表明，秦汉气候确实曾经发生相当显著的变迁。大致在两汉时期，经历了由暖而寒的历史转变”（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朱士光先生也认为西汉时期关中地区“气候较今温暖湿润，有类亚热带型，且较少气候异常现象”（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温暖的气候自然也有利于汉长安城植被的生长

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首页.书架.社科.目录下章|上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一章 秦汉都城文化（五）　　（二）汉长安城的植被生长情况　　由于汉代长安城所处的关中地区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加上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性的法令措施，西汉时期的长安城拥有比较好的自然生长和人工种植的植被资源。这些植被主要生长、种植在宫城、苑囿、终南山和城市道路、私人庭院当中。　　1.汉长安城的林木　　汉代之前，关中地区就有比较丰富的林木资源。西汉时期长安城仍然存有丰富的林木。西汉长安城的树木主要分布在苑囿、终南山中，在长安城内的宫城、道路以及私人住宅中也有不少的树木资源。　　秦汉时期，京师最著名的皇家苑囿当属上林苑。秦代上林苑西边到沣河，南边到终南山，北起渭水，东最远至宜春苑。汉代上林苑是在秦上林苑基础上扩建成的。汉代上林苑中应当有许多遗留的天然森林。上林苑中“林麓泽薮连亘”，“深林巨木，崭岩嵯”，这些都应当是对自然林木的描述。汉武帝对上林苑进行修建时，上林苑中种植了多种名果异树。《三辅黄图》记载：“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0页。）这些名果异卉，据《西京杂记》记载有“梨十：紫梨、青梨、芳梨、大谷梨、细叶梨、缥叶梨、金叶梨、瀚海梨、东王梨、紫条梨。枣七：弱枝枣、玉门枣、棠枣、青华枣、梬枣、赤心枣、西王母枣。栗四：侯栗、榛栗、瑰栗、峄阳栗。桃十：秦桃、椃桃、缃桃、金城桃、绮叶桃、紫文桃、霜桃、胡桃、樱桃、含桃。李十五：紫李、绿李、朱李、黄李、青绮李、青房李、同心李、车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颜渊李、羌李、燕李、蛮李、侯李。柰（苹果的一种）三：白柰、紫柰、绿柰。查（楂）三：蛮查、羌查、猴查。椑（椑柿）三：青椑、赤叶椑、乌椑。棠四：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七：朱梅、紫叶梅、紫花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杏二：文杏、蓬莱杏。桐三：椅桐、梧桐、荆桐。林檎十株，枇杷十株，橙十株，安石榴十株，楟十株，白银树十株，黄银树十株，槐六百四十株，千年长生树十株，万年长生树十株，扶老木十株，守宫槐十株，金明树二十株，摇风树十株，鸣风树十株，琉璃树七株，池离树十株，离娄树十株，柟四株，枞七株，蜀漆树十株，栝十株，楔十株，枫十株”（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卷一，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这里面的梨十、枣七、桃十等都是指种类的多少，由此可以想见上林苑中树木数量的多少。汉赋中也有许多对上林苑林木的记载，《西京赋》中说道：“上林禁苑……林麓之饶，于何不有。木则枞栝棕柟，梓棫楩枫。嘉卉灌丛，蔚若邓林。郁蓊葑，橚爽櫹椮。”（张衡：《西京赋》，见萧统选、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4—65页。）《上林赋》中则描述道：“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答遝离支，罗乎后宫，列首北园。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扤紫茎，发红华，垂朱荣……沙棠栎櫧，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司马相如：《上林赋》，见萧统选、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369页。）这里面的豫章、女贞是四季不落叶树木。此外，汉武帝时期还将一些南方的荔枝、留求子、龙眼等植物移植到上林苑中。上林苑孤树池中沙洲上长有一棵煔树（杉树），杉树原是生长于南方的植物，在上林苑中出现应当也是移植的结果。为了保证这些植物的正常生长，汉代已经使用温室进行栽培。这种移植树木的试验不论结果如何“对于正确认识各类作物的生长习性、交流作物种类、扩大栽培区域，无疑具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余华青：《略论秦汉时期的园圃业》，《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除了上林苑之外，汉代长安城还有许多的苑囿，其中必然像上林苑一样也有大量多的林木。长安城苑囿之中果树所结的果子，除了供给皇室享用之外，还对外出售，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　　苑囿之外，长安城南终南山上也生长有茂密的林木。《雍录》卷五说“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郑《笺》曰：‘问何有者，意以为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程大昌撰，杨恩成、康万武点校：《雍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西京杂记》记载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的夏天，“雷震南山，大木数千株，皆火燃至末”（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卷一，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终南山上树木为自然生长，由于山势险峻，受破坏程度较小。因此山上才能够有一次烧毁大木数千株的记载。　　汉代长安城内也有树木的种植生长。《三辅黄图》中说汉代长安城中“树宜槐与榆，松柏茂盛焉”（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7页。），可见城中种植有大量的松树、柏树。汉代长安的御沟，由于沟边种植有高大的杨树，又称作“杨沟”。汉代长安城中还住着许多贵族，他们修建了许多豪宅大院，其中也种植有许多树木。　　汉代长安城中还有许多以树木命名的宫观仓市。以树命名的宫殿有五柞宫、长杨宫、葡萄宫、枍诣宫等；台观有白杨观、细柳观、柘观、青梧观等；仓、市有细柳仓、槐市等。从这些宫观仓市的命名中，我们也能够了解到汉代长安城中林木种类之多。　　2.汉长安城的竹林　　西汉时期汉长安城不仅有树木资源，还有丰富的竹林资源。西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就因为关中地区“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称其为“天下陆海之地”（《史记》卷六五《东方朔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49页。）。　　上林苑中“篠簜敷衍，编町成篁”（张衡：《西京赋》，见萧统选、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这里所述的篠是指竹箭，小竹子；簜是指大竹子。此处言竹子生长弥漫成一片片的竹林。司马相如在对宜春宫进行描述时也说道：“观众树之蓊兮，览竹林之榛榛。”（《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55页。）长安城附近的一般民户也种植有竹林，“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班固：《西都赋》，萧统选、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长安城附近的秦岭山脉中也生长有大片的竹林，《史记》记载秦岭山脉西端“褒斜材木竹箭之饶”（《史记》卷二九《河渠书》，第1411页。）。东汉学者马融在《长笛赋》中也说道：“惟籦笼之奇生兮，于终南之阴崖。”（马融：《长笛赋》，萧统选、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08页。）　　西汉时期汉长安城附近的竹林最为知名的要属分布在渭河南岸鄠县至盩厔一带的竹林。鄠县、杜陵一带竹林茂密，此地又离京城较近，人们对竹林的需求大，所以《汉书》才说“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陆海”。西汉时期也有盩厔芒竹的说法，盩厔竹圃竹林之所以生长茂密，最主要原因应当与这里水资源丰富有关。根据《水经注》的记载，芒水、就水分别经过该竹圃，而渭水也“东与芒水支流合，水受芒水于竹圃”（王国维：《水经注疏》卷十九《渭水下》，第591页。）。当然其后的温暖湿润与土地的肥沃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　　西汉时期还有以竹命名的宫殿。《史记》记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泰一如雍礼。”集解引臣瓒曰：“汉仪郊泰一畤，皇帝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按西汉时期的泰一畤在汉代云阳甘泉，此处所说的竹宫也在甘泉。虽然这里离京师长安相距较远，但以竹命名宫殿仍反映出竹子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　　在汉代，竹林的种植、生长成为当时人们致富的途径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载在渭川种植千亩竹同“陆地牧马二百蹄”、“燕、秦千树栗”、“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等一样获得与千户侯一样的收入。汉代政府在京师附近的盩厔设置专门的竹圃，除了欣赏、美化的功能外，大约还有经济上的意义。　　3.汉长安城的草被　　西汉时期，长安及周边地区不仅具有良好的树木和竹林资源，也生长、种植有丰富的草本植物。西汉长安及周边地区的草本植物主要生长、种植于苑囿之中，此外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也生长有大量的草本植物。以往研究中对于草被植物比较缺乏，这里单独列出。　　汉赋中有不少的草本植物的记载。班固《西京赋》中记载：“草则葳莎菅蒯，薇蕨荔芫。王刍莔台，戎葵怀羊。苯撙蓬茸，弥皋被冈。”（张衡：《西京赋》，萧统选、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葳，草名，即玉竹；莎，莎草，即香附子；菅是禾本科多年生草本；蒯是多年生草本，多丛生在水边；荔是指荔挺；莔是药草名。《西都赋》中还记载天子讲武射御时“乘銮舆，备法驾，帅群臣，披飞廉，入苑门。遂绕酆鄗，历上兰，六师发逐，百兽骇殚。震震爚爚，草木徒地，山渊反覆，蹂躏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班固：《西都赋》，萧统选、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羽猎赋》中也记载道：“斩丛棘，夷野草。”《上林赋》中记载：“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掩以绿蕙，被以江蓠。糅以蘼芜，杂以留夷；布结缕，攒戾莎；揭车衡兰，槁本射干，茈姜蘘荷，葴持若荪，鲜支黄砾，蒋苎青薠，布薓闳泽，延曼太原。”（司马相如：《上林赋》，萧统选、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366页。）留夷、揭车、射干、荪、鲜支、黄砾均是香草名，茈、姜均为草本植物。此外文献还记载上林苑中有专门生长、种植蕙草的蕙圃。　　苜蓿是一种一年生或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属于豆科，西汉时期武帝派遣使者出使西域，从大宛带回了紫花苜蓿的种子，开始在内地土壤肥沃地区进行种植。文献中有汉代苑囿种植苜蓿的记载：“乐游苑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怀风，时人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为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卷一，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古代把不同根的草木枝干连生在一起称作连理，视为吉祥的征兆。茂陵人将苜蓿称作“连枝草”，可能也含有这样的意义吧。　　同以树木名称命名宫观，如长杨宫、五柞宫一样，汉代还以草本植物名称命名宫观、池陂。《西都赋》记载“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欢增城，安处常宁。茝若椒房，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鸯飞翔之列”。此处所谓的茝是一种香草；若是杜若，别称“竹叶莲”，多年生草本；蕙草也是一种香草。李善注引桓子《新论》曰：“汉宫阁名，长安有合欢殿、披香殿、鸳鸯殿、飞翔殿，余亦皆殿名。”（萧统选、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由上可见汉代后宫当中有以茝若、兰林、蕙草等命名的宫殿。上林苑中还有积草池，“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卷一，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以积草命名池陂，可见草被之丰茂。上林苑中还有一蒯池，蒯是草名，以蒯命名，可以想见此池水草的繁茂。　　除了以水草命名的池陂外，其他池陂也多生长有草本植物。《西京杂记》卷一记载：“太液池边皆是凋胡、紫萚、绿节之类。菰之有米者，长安人谓为凋胡；葭芦之未解叶者，谓之紫萚；菰之有首者，谓之绿节。”（同上书，第23页。）这里所说的菰是一种多年生水生宿根草本植物。葭芦则是初生的芦苇，也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由此段文献记载中的“皆”字，我们可以想象出池边草本植物的繁茂程度。《西都赋》中也记叙道：“滥瀛渊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于是灵草冬荣，神木丛生。”李善注神木灵草谓不死药也。笔者以为此处灵草大约是指能够越冬的一类草本植物。汉代著名的昆明池堤上也生长有繁茂的草本植物，“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茂树荫蔚，芳草被堤。兰茝发色，晔晔猗猗，若摛锦布绣，烛耀乎其陂”（班固：《西都赋》，萧统选、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西汉长安及周边地区的草本植物除了在皇家苑囿中多见以外，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也有很多。史书记载：“终南山多离合草，叶似江蓠，而红绿相杂，茎皆紫色，气如萝勒。”（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卷一，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三）汉长安城植被与民众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　　汉代长安城的植被之所以生长繁茂，除了前文所述长安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因素之外，政府制定法令、设置官吏进行保护也是重要的有利因素。汉代长安城繁茂的植被为民众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资源，繁茂的植被也与土壤、水资源等共同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系统。人们对植被的过度利用又对长安城植被的生长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　　秦汉时期，人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保护植被的意识。先秦时期的著作《商君书》中就提出“壹山林”的做法。“壹山林”虽然更多的是一种国家对资源垄断的行为，但其中也含有由国家对山林进行保护的思想。秦汉时期的《吕氏春秋》及《淮南子》等著作，也有许多关于保护植被的记载。《吕氏春秋》有“四时之禁”，指出一年四季各月关于林木砍伐的具体规定。从《睡虎地云梦秦简·田律》的记载可以看出，秦代有保护林木的法律条文。“汉承秦制”，汉代的法律是在秦律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中必然含有对植被保护的条文。汉代在上林苑、竹圃等处设置官吏也能够起到保护植被的作用。　　汉代长安城植被的繁茂与民众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植被资源提供了民众生活的必需品。树木是汉代建筑必不可少的材料，汉长安城有众多的宫殿观台、奢侈的贵族住宅、几十万居民的居宅，这些建筑消耗着大量的木材。这些木材中的一部分就是由长安城附近生长的林木所提供的。汉代民众饮食、取暖以及日常生活用具也消耗了大量的植被资源。中国古代社会大多用木材作为生活用品和冬季取暖的材料，“秦汉时代下层社会人们普遍以竹器作为生活用器”（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关中竹林》，《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长安城丰富的林木、竹林正好为统治者、民众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上林苑中果树结出的果实也供给京师贵族、百姓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由于长安城的植被资源同水资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一样都相对比较优越，这些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就构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态环境系统。“嘉木数度、芳草如积”的景色与“八水绕长安”相互搭配起来，使得长安城在政治、经济功能之外更充满了勃勃生机，令人心意盎然，也为汉代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创作素材。当然，我们还应当注意由长安城附近的植被主要是树木、竹林形成的林木业也已经成为汉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个人通过林木业积累一定的财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　　虽然汉代政府制定了法令对林木等植被进行保护，但由于统治者的过度使用以及社会生产开发中采取的不当举措，长安城的植被资源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长安城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起至东汉光武元年（公元25年），作为都城长达227年，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西汉政权建立后曾经多次采取“迁豪徙民”措施，向长安城附近地区迁徙了大量的人口以充实关中。人口的大量增加，首先必须增加粮食供应，就必然要大量增加耕地面积，这便意味着对森林和植被的破坏，也就意味着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河流中含沙量大，形成水患，留下一系列后遗症。　　同时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势必要大量建造宫殿及离宫别馆，修建帝王陵墓，这些建筑必然带来对森林的砍伐。中国古代的宫殿均为土木结构，因此木材用量极大。同秦代一样，汉王朝统治者在长安城内外和上林苑中也修建了大量的离宫别馆，必然造成对大量林木的破坏，《盐铁论·散不足》所说“宫室之侈，林木之蠹”正是对植被破坏的真实写照。汉代长安城林木还被用于帝王陵墓与陵邑的修建，也是很大的破坏因素。　　汉代长安城附近优越的自然环境，以及人们采取的一些保护性措施，使这一地区植被能够较好地生长，也为该地区人们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人们的利用也会对植被造成一定的破坏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开发的前提，在当前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到对包括植被在内的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尽量避免、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从而高效、高质量地进行社会建设，造福后代、遗泽后世。　　十 汉长安城附近的宫殿台观　　汉承秦制，在都城附近的离宫别馆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秦都咸阳附近被项羽火烧过的以外，其他的离宫别馆均被继承下来，并加以修葺继续沿用。那么，秦时在关中地区有300座离宫别馆，汉代到底有多少呢？　　汉代除了不断扩建长安城以外，还在长安城附近修建了众多的离宫别馆，可谓宫殿台观比比皆是。班固《西都赋》云：“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特别是都城附近的上林苑中更多，据司马相如《上林赋》云：“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相属。”笔者稽诸考古成果及文献资料，对西汉长安城附近的宫殿台观作以综合考察。　　荣宫：1969年在西安东郊延兴门村出土一铜方炉。炉沿上篆刻铭文云：“上林荣宫，初元三年受，弘农宫铜方炉，广尺，长二尺，下有承灰，重三十六斤。甘露二年工常造，守属顺临。第二。”（春波：《西汉皇后玉玺和甘露二年铜方炉的发现》，《文物》1973年第5期。）从铭文可知，这应是当时上林苑中的离宫，其遗址可能就在西安东郊延兴门村一带。　　长门宫：本是陈阿娇母亲大长公主的花园，由于大长公主和董偃私通，害怕治罪，爰叔为其想办法，让大长公主把长门园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加以修缮改名为长门宫。皇帝籍田在城东南，便以长门宫作为离宫。司马相如著有《长门赋》，对长门宫这样描写：“下兰台而周览兮，步从容于深宫；正殿块以造天兮，郁并成而穹崇；间徙倚于东厢兮，观夫靡靡而无穷”，说明长门宫中有登高可以俯视的兰台。而且是一个宫殿群建筑，宫殿鳞次栉比，建筑宏伟。《长安志》云：“顾成庙无宿宫，窦太主献长门园。”如淳注曰：“园在长门，长门在长安城东南，上更名为长门宫。”长门在长安城东南浐水西侧。浐水又习称长水。《咸宁县志》云：“长门在灞水与长水汇合处，午门社东。”即今西安市东北赵村东。《三辅黄图》记载：“长门宫，离宫，在长安城。”非也。既然是离宫，又怎么能在长安城中呢?自相矛盾。　　鼎湖宫：《三辅黄图》云：“在湖城县界。又一说在蓝田，有亭。”此湖城在今河南灵宝县西。此说非也。　　鼎湖宫在西安市蓝田县焦岱镇，此地曾发现过“鼎湖延寿宫”瓦当。《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三有“蓝田鼎湖宫行镫”。《史记·封禅书》记载“天子病鼎湖甚”。韦昭注云：“地名，近宜春。”1988年11月，蓝田县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鼎湖延寿宫遗址。其范围尚不清楚，需进一步调查。已暴露的遗址遗物有约1米厚的夯土层，整齐的砖铺地面。砖为素面和几何纹图案两种，砖面以上文化堆积层厚约1米，内含有大量的绳纹板瓦残片、云纹、文字瓦当，其中就有“鼎湖延寿宫”字纹瓦当。此遗址就在蓝田县焦岱镇。（《西安晚报》1988年11月28日。）鼎湖宫中有昆吾亭。据《大清一统志》云：“宫及亭皆在蓝田西南。”“上林苑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0页。），此昆吾即鼎湖宫中的昆吾亭。　　太乙宫：在西安城南50里终南山谷中。据王先谦：《汉书补注·地理志》云：“汉元封初，南山谷间云气融结，阴翳成象，武帝于此建宫。”按此宫应为汉武帝南游终南山的休憩处，太乙宫旁有太乙池。现在此地还有太乙宫镇。　　宜春宫：原为秦离宫，西汉沿用。《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颜师古注云：“宜春，宫名。在杜县东，即今曲江池是其处也。”曲江在秦汉时就是风景如画的好地方，秦代把曲江岸叫“州”。《三辅黄图》云：“曲池，汉武所造，周回五里，池中遍生荷芰菰蒲，其间禽鱼翔泳。”司马相如在经过秦二世墓时描写了宜春宫的景色，“登陂池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州兮，望南山之参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第2591页。）。这里有巍峨壮丽的宫殿，有茂密的山林竹木，秦汉皇帝均在此修建离宫别馆。　　芷阳宫：这是一个秦宫汉葺的宫殿。位于临潼县韩峪乡油王村一带。考古工作者在村南发现古建筑一座，夯土基址南北长29米，残宽3米。清理出一长方形水池，池底发现一片陶罐，底上有阴文模印“茝”字。“茝”为茝阳的省文，当是芷阳陶窑产品的戳记。同时在此地出土四枚秦半两钱及一个半两钱铜范，证明此地是具有铸币权的官府所在。还发现十多枚动物纹、植物纹、云纹瓦当，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秦宫殿图画瓦当。说明这个建筑物当为秦的离宫芷阳宫遗址。同时在此遗址还发现“长乐未央”、“长生无极”等文字瓦当及“延寿万年”虎纹砖等建筑材料，说明秦芷阳宫西汉时继续沿用。　　宣曲宫：《上林赋》云：“西驰宣曲”，张揖注云：“宣曲宫在昆明池西”。“武帝微行，宣曲尤幸。”（《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47页。）《三辅黄图》亦云：“宣曲宫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晓音律，常于此度曲，因以为名。”　　事实上“宣曲”一词早于汉宣帝而有。汉武帝常游幸宣曲宫。西安三桥高窑村所出十四号铜鼎铭文为“上林宣曲宫……”（黄展岳：《西安三桥高窑村出土铜器铭文补释》，《考古》1964年第3期。）《小校经阁金文》卷十一有“宣曲宫鼎”。《汉书·百官公卿表》：“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看来宣曲宫一带又是汉屯驻骑兵之地。其遗址据胡谦盈先生考察后认为在沣水以西的客省庄一带。在这里发掘出一处面积宏大的西汉建筑遗址，从而和《汉书·东方朔传》：“后乃私置更衣，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诸宫”认为是一组而不是一座建筑的情况相吻合，这儿又是昆明池的正西，因而客省庄一带很可能是宣曲宫的遗址。（胡谦盈：《汉昆明池及其有关遗存踏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　　萯阳宫：秦宫汉葺，汉代继续使用。　　葡萄宫：《史记·大宛列传》云：“昔孝武帝伐大宛，采葡萄种之离宫。”此宫为汉武帝所建。哀帝“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3817页。）。此宫遗址，《三辅黄图》云：“在上林苑西。”《陕西通志》引《雍胜略》云：“此宫在周至县境。”　　长杨宫、射熊馆、长杨榭：《三辅黄图》云：“本秦旧宫，至汉修饰之以备行幸，宫中有重杨数亩，因为宫名，门曰射熊观，秦汉游猎之所。”“观”与“馆”汉代通假，指宫门前的双阙。因此《尔雅·释宫》云：“观，谓之阙。”因此射熊馆乃是长杨宫门上楼台建筑，皇帝曾登此射熊，故名。武帝好自击熊，司马相如从武帝至长杨宫，作《长杨赋》以讽谏。永兴五年，元帝“上幸长杨射熊馆，布车骑，大猎”（《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93页。）。　　汉成帝为了向胡人夸耀长杨宫附近多禽兽，二征发关中人民入南山，西至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捕捉熊、罴、豪猪、虎、豹、狐、兔、麋鹿等，装进槛车，送到长杨宫射熊馆，然后“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第3557页。）。　　长杨榭，“在长杨宫，秋冬校猎其下，命武士搏射禽兽，天子登此以观焉”（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90页。）。站在榭上既可以观看军队打猎比赛，又可作为阅兵台。《尔雅》云：“阁谓之台，有木谓之榭。”在台上建造的木结构建筑物称为榭，是周围无四壁的建筑物。就是说，长杨榭为一高台土木建筑物。《西都赋》云：“天子乃登属玉之观，历长杨之榭，览山川之气势，观三军之杀获，原野萧条，目极四裔，禽相镇压，兽相枕藉。”　　长杨宫、射熊馆及长杨榭遗址，“秦长杨宫在县东南三十三里”。《三辅黄图》亦云：“长杨宫在今周至县东三十里。”何清谷先生实地考察，认为其遗址在今周至县终南镇东南的竹园头村南，此地名圪顶，原有3米多高的大型夯土台基，平整土地时挖平，在此地发现大量秦汉砖瓦。（何清谷：《关中秦十宫觅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五柞宫、青梧观：《三辅黄图》云：“五柞宫，汉之离宫也，在扶风周至，宫中有五柞树，因以为名，五柞皆连抱上枝，覆阴数亩。”五柞宫距长杨宫很近。《水经·渭水注》云：“（耿）水发南山耿谷，北流与柳泉合，东北经五柞长杨，长杨、五柞相去八里，并以树名宫。”　　汉武帝常幸五柞宫，最后竟驾崩于五柞宫。成帝是一个游猎成性的皇帝，“北至甘泉，南至长杨五柞”（《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第3557页。）。青梧观在五柞宫西。《西京杂记》云：“观前有二梧桐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此观以梧桐树命名。　　望仙宫：《水经·渭水注》记载：“漏水又北历苇圃西，亦谓之仙泽，又北经望仙宫。又东北耿谷水注之，水发南山耿谷，北流与柳泉合，东北经五柞宫西……又北经望仙宫东。”从上所述，望仙宫在五柞宫之北。　　犬台宫、走狗观：《三辅黄图》云：“犬台宫在上林苑中，长安西二十八里。”晋灼在为《汉书·江充传》作注时曰：“上林有犬台宫，外有走狗观。”很容易看出这是皇帝为行幸打猎而豢养狗的处所，在此建宫设馆。　　昭台宫：《三辅黄图》：“在上林苑中，孝宣霍皇后立五年，废处昭台宫，后十二岁，徙云林馆，乃自杀。”成帝鸿嘉三年，许皇后亦废处于此。（《汉书》卷九七《外戚传》，第3984页。）此宫可能是专为皇后失宠而修建的宫殿。《小校经阁金文》卷十三有“昭台宫铜偏壶，元康三年造”。考古工作者在西安三桥高窑村遗址中出土有“昭台宫鋗”。　　储元宫：《汉书·外戚传》云：“信都太后与信都王，俱居储元宫。”颜师古注云：“此宫在上林苑中。”《三辅黄图》亦云：“此宫在长安城西。”王莽时坏撤城西苑中宫馆十余所，即有此宫。　　神光宫：《羽猎赋》云：“入西园，切神光，望平乐，径竹林”，张晏注：“切，近也。神光，宫名。”上文所云西园乃上林苑，平乐为上林中平乐馆，竹林为上林中户杜竹林，那么神光必为上林中一宫殿。　　扶荔宫：《三辅黄图》云：“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宫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尤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遂不复莳矣。”由此可见扶荔宫为汉武帝时专在上林苑中开辟的移植南方花草果木的处所。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60年在韩城发现一建筑遗址，定为扶荔宫。这个遗址在韩城市芝川镇南门外约300米韩渭公路的东侧，遗址面积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300米。遗址四周断面都有汉代或晚期瓦片暴露，东面最多，群众称这里为瓦子坡。板瓦或筒瓦大部分都成残片，完整者无一发现。发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砖块，尤其是带字纹残砖，在遗址东北角暴露出一个陶质圆形地下水道。在遗址内发现“宫”字瓦当、云纹瓦当、“室”瓦当、“与天无极”瓦当、素面半圆瓦当。其中一块砖上有十二字“夏阳挟荔宫令辟，与天地无极”。另外还有“与天无极”、“船室”、“夏阳宫”等字砖及云纹瓦当四种。（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韩城芝川扶荔宫遗址的发现》，《考古》1961年第3期。）从文字拓片来看应为“夏阳挟荔宫……”，而不是扶荔宫。　　挟荔宫属西汉离宫之一，是汉代皇帝过黄河去后土祠祭祀的必经站，故建离宫。“元鼎四年冬十月……行自夏阳，东幸汾阴。”《汉书》记载：从武帝到成帝都多次到后土祠祭祀，武帝五次，宣帝二次，元帝三次，成帝五次。既云扶荔宫在上林苑中，那么此宫应在长安附近，宫中移植南方奇草异木即为皇家观赏，如果把此宫放置在韩城，岂不太劳皇帝大驾吗?《长安志》引《关中记》：“扶荔宫在冯翊”，而未详在冯翊何地，大概此时，扶荔宫的具体地址已搞不清了。笔者认为该遗址可能就在长安附近一带的上林苑范围内。　　关于扶荔宫的遗址，《太平御览·宫室部》引《关中记》云：“扶荔宫在冯翊。”而没有说在冯翊何县。《长安志》云：“冯翊属县二十四。”大概魏晋时已不知道扶荔宫的具体位置了，只知道大概位置。《三辅黄图》云：“冯翊在故城内太上皇庙西南。”“太上皇庙在长安西北故城中，香室街南，冯翊府北。”从记载看出此处冯翊乃冯翊府所在地。根据韩城芝川发现的砖上小篆文字拓片看，应为“夏阳挟荔宫令辟与天地无极”，并非扶荔宫，“扶”、“挟”二字的写法在小篆上是有区别的。砖铭拓片应释为挟荔宫，属汉在关中的离宫之一，它是汉代皇帝过黄河去后土祠祭祀的必经之地，故建离宫。《汉书·武帝纪》云：“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行自夏阳，东幸汾阴。”　　可以看出，皇帝要东渡黄河祭祀必经夏阳。据《汉书》记载，从武帝到成帝都多次到后土祠祭祀，武帝五次，宣帝二次，元帝三次，成帝五次。汉皇帝每次过黄河都把挟荔宫（或称为夏阳宫）作为歇息站。而扶荔宫既云在上林苑中，那么此宫应在上林苑范围内，即在长安附近。我认为扶荔宫与挟荔宫是两个宫殿，挟荔宫就是韩城芝川镇的遗址，而扶荔宫就在左冯翊靠近西安的渭北某处，有待将来考古发掘来证实。　　兰池宫：秦汉皆有，均因修建于兰池旁而得名。汉兰池宫是汉武帝时建造的。《长安志》曰：“周氏曲在咸阳县东南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汉有兰池宫。”说明汉兰池宫在兰池之南。《秦汉瓦当文字》收有“兰池宫”瓦当，陈直先生认为是汉兰池宫之物。兰池宫旁建有兰池观。　　西汉时，兰池陂渐遭破坏，后因周勃父子葬于兰池之北，遂改兰池为周氏陂。有人认为汉兰池宫是在秦兰池基础上建筑的，这是不对的，实质是同名而异地。　　黄山宫：《汉书·地理志》云：“槐里（今兴平县）有黄山宫，孝惠二年起。”该遗址据《元和郡县图志》云：“汉黄山宫在县西南三十里。”清钱坫在《新斠地理志集释》中云：“黄山宫遗址在兴平西南三十里马嵬坡，士人往往于此得宫瓦有‘黄山’二字。”汉武帝利用黄山宫与当地有利地形修建了黄山苑。“（霍）云当朝请，数称病私出，多从宾客，张围猎黄山苑中。”（《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50页。）　　据考古资料，黄山宫遗址在今兴平县田阜乡侯村西北，遗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暴露有夯土层、陶水管道、窑址、墓葬等。出土有秦汉时代的绳纹筒瓦、板瓦、铺地砖、虎纹空心砖、长生无极瓦当、各类云纹瓦当及圆形、五角形陶水道。1984年出土西汉带柄铜灯一件，上有“黄山宫”铭。1992年发掘出土篆文“黄山”瓦当。　　池阳宫：《汉书·宣帝纪》云：“神爵三年，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坂。”《汉书·东方朔传》亦云：“武帝建元中，微行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其遗址据《陕西日报》1989年4月3日载文：咸阳市文物普查大队在三原县嵯峨乡发现一处大型汉代宫殿遗址，经文物考古专家反复考察，并结合历史文献论证，断定为汉代池阳宫遗址。此遗址位于嵯峨山南麓的天齐原上，距汉长安城70公里。遗址面积东西、南北各1500米。在遗址区内，分布着5座高大的建筑台基，夯层坚实，细密均匀，夯层厚9—10厘米。台基周围散布大量汉代的砖瓦残片，还有保存较好的砖铺地面和瓦砾堆积层。在遗址区内还发现了大量建筑遗物，有瓦当、筒瓦、板瓦、铺地砖、空心砖及陶水管、陶井圈等。《小校经阁金文》卷十一有“池阳宫镫”。　　梁山宫：秦宫汉葺。位于陕西乾县梁山脚下，因梁山而得名，此宫因修于梁山下，又名望山宫。同时因宫城用“文石”砌筑，又名“织锦城”，反映出此宫当时的建造是十分华丽的。　　其遗址被考古工作者发现，位于乾陵西北的瓦子岗，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秦时的建筑材料，如板瓦、筒瓦等。该遗址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1000米，总面积180万平方米，规模很大。在遗址中央处发现了一个南北长600米，东西宽400米的大遗址，为主体宫殿遗址。在这该还发现了铺台阶用的踏步、交龙绕璧空心砖、腾龙玉璧空心砖、龙凤纹空心砖等。　　这里风景秀丽，据《陕西通志·山川》六引《乾县志》云，梁山“高三百七十四丈，周九里，广二里，正南两峰相对，北一峰最高，东与礼泉之九萯比峻，西与五峰相映，南与武功之太白终南遥拱，为一方大观”。依山傍水，气候夏季凉爽，是理想的避暑和游乐之地。此宫西汉时继续沿用。　　成山宫：秦宫汉葺，位于眉县城西8公里的第五村。南临巍巍太白山，北依渭水，遗址中心区面积3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2米。在部分地段发现有1—2米的夯土遗迹和用鹅卵石铺成的散水遗迹。遗迹中出土的遗物主要有板瓦、筒瓦、瓦当、空心砖、条形砖、铺地砖、半两钱等秦汉遗物，瓦当有素面、夔凤纹半圆瓦当、文字瓦当等。特别是出土的秦式云纹瓦当及雷同于秦始皇陵园所出土的大型夔凤纹半圆瓦当，说明该建筑群始建于秦代。　　在遗址发现带有“成山”字样的瓦当十余件，说明此建筑遗址名“成山宫”，是秦宫汉葺。成山宫出土的夔凤纹半圆瓦当，经复原直径达40厘米，充分反映出成山宫建筑当时的恢弘气势。　　棫阳宫：秦宫汉葺，遗址在今凤翔县。1962年，曾在此地捡到云纹瓦当，上有一“棫”字，应是棫阳宫的残当。近几年又在凤翔县南东社遗址采集到一个完整无缺的“棫阳”云纹宫当，《汉书·苏武传》也载有“从至雍棫阳宫”，《小校经阁金文》中也有“雍棫阳宫共厨鼎”，可见此宫应在雍城南郊一带。此宫汉时继续修葺沿用，《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二年夏，行幸雍棫阳宫”。　　步寿宫：位于今天铜川耀州区。《汉书·郊祀志》云：宣帝神爵二年正月，“凤凰集祋祤，于所集处得玉宝，起步寿宫，乃下诏赦天下”。据《元和郡县图志》华原县记载：汉步寿宫在华原县东北三里。唐华原县即今天耀州区。说明汉步寿宫在今天的耀州区境内。在今耀州城北一里许的北原，名步高原，当是汉步寿宫所在地。　　集灵宫、集仙宫、存仙殿、存神殿、望仙台、望仙观：这是一个宫殿建筑群。据《三辅黄图》云：“俱在华阴县界，皆武帝宫观名也。”汉武帝刘彻元光初年所建，是为了祭祀五岳之一的华山而建的。《汉书·地理志》记述：“集灵宫，武帝起，莽曰华坛也。”《集古录·汉华山庙碑文》也记述，孝武帝修封禅之礼，巡省五岳，立宫其下。宫曰集灵，殿曰存仙，门曰望仙。　　其建址的具体位置，一说是根据郦道元《水经·渭水注》记述：“敷水又北，经集灵宫西。”认为集灵宫当年的位置当在罗夫河东、桥营村南而不是在黄甫峪口。另一说则认为，汉武帝元光元年把庙址选在华山以东的黄神谷口，建成集灵宫，到了东汉桓帝时将集灵宫迁于今西岳庙址，并将集灵宫改名为西岳庙。以后各代均在此修庙祭祀，规模越来越大。业师何清谷先生曾经到黄神谷考察，在此发现不少汉代瓦当和瓦片等建筑材料。　　橐泉宫:秦宫汉葺。秦孝公时建造，其位置据《三辅黄图》引《皇览》云：“秦穆公冢，在橐泉宫祈年观下。”《汉书·刘向传》也云：“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观）下。”馆与观汉代通用，说明橐泉宫与祈年观距离不远。而祈年宫据马振智先生考察，在今凤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那么橐泉宫应在此地不远处，而且这两个宫殿很可能在同一宫城中。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在祈年宫遗址附近发现一古泉，水质甘美，四季常涌，宫因此而得名。　　此宫汉时经过修葺、扩建，继续沿用，后世发现的橐泉宫当，当为此宫之物，还在此设橐泉厩，以养马匹。　　蕲年宫与年宫:秦宫汉葺。蕲年宫又叫蕲年馆（或观），蕲即祈，即祈祷之义，祈年即祈祷丰收之年。关于此宫修建的时间，根据考古调查资料，此宫可能建于秦惠公时期。在此宫曾发生过秦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即秦王政二十二岁在蕲年宫行冠礼时，嫪毐因与秦王政母私通事发，遂先发制人，盗用秦王御玺和太后玺征发军队，发兵攻打蕲年宫，想一举杀害秦王政。只是阴谋未遂，便被秦王政率军迅速平息了。秦王政的加冕礼能在此举行，说明此宫的重要。　　蕲年宫位于何处呢?史书记载众说纷纭。考古工作者曾在雍城西南30余里，千河东岸的凤翔长青乡孙家南头堡子壕发现“蕲年宫当”，这是一处秦汉时期的建筑遗址，面积达2万平方米。遗址的耕土层下，为汉代建筑夯土层，厚约1.2米。显然这是秦时的一处宫殿而后经汉修葺沿用。（马振智:《祈年·棫阳·年宫考》，《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1983年。）　　蕲年宫的用途与祭祀有关，是秦惠公为祭祀后稷、祈求丰年而修建的专用建筑。　　在秦都雍城南郊也曾捡到“年宫”瓦当，有人认为是“蕲年宫”的省略，但也有人认为并非一回事，而是另外一个宫。（同上。）究竟是否一个宫，还有待以后的考古发掘来证明。　　羽阳宫:秦宫汉葺。秦武王修建。据《汉书·地理志》陈仓县下注：“有羽阳宫，秦武王起。”后来多发现带“羽阳”字样的瓦当，此宫也是秦修汉葺。关于其地望，陈直先生认为在今宝鸡市卧龙寺东站的秦汉陈仓城内。（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王光永先生认为遗址可能在出土羽阳宫铜鼎的凤翔县长青乡马道口行政村附近。（王光永：《凤翔县发现羽阳宫铜鼎》，《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具体位置还需以后考古发掘证实。　　甘泉宫：西汉时有名的离宫。原名林光宫，秦二世胡亥所造，汉武帝扩而大之，形成一个庞大的宫殿建筑群。“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厓、旁皇、储胥、弩阹；远则石关、封峦、鹊、露寒、棠梨、师德，游观屈奇瑰玮。”（《汉书》卷八七《扬雄传》，第3534页。）甘泉宫遗址在今淳化县西北铁王乡境内，宫殿的主体建筑在梁武帝村东北，即汉时甘泉山一带。　　现在宫殿主体建筑遗址尚存，在此周围和相邻地区，大大小小的建筑台基星罗棋布，有50余座。当时既是皇帝避暑的宫殿，也是防御匈奴的前线指挥部。　　在甘泉宫中有通天台，《汉书·郊祀志》：“武帝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通天者，言此台高通于天也。此通天台为汉武帝祭天仙人之处，武帝祭天的办法为上通天台，舞八岁童女三百人，置祠具，招仙人，祭天已，令人升通天台，以候天仙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举烽火，而就竹宫望拜。　　霸昌观：此观在灞桥附近。王莽地皇三年二月，灞桥灾，更名霸馆为长存馆。此霸馆疑为霸昌馆之简写。　　白鹿观：《图书集成》卷五一一云：“白鹿馆在蓝田西十五里，其基址碑塔尚存。”据此可知白鹿观在白鹿原上。白鹿原是因为周平王东迁时，有白鹿游于此而得名，汉武帝在此养鹿并筑馆。“成帝许美人在上林鹿馆，数召入饰室。”汉时还制造白鹿皮币，据《汉纪》记载：“元狩四年春，有司言关东流民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无以衣食账廪，用度不足，请收银锡，以白鹿皮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是时禁苑有白鹿。”能用鹿皮作货币，可见鹿确实很多。冯云鹏《石索》卷六百有“汉白鹿观瓦”一枚，为此观之遗物。　　上兰观：此观是上林苑中的重要游猎场所。“绕丰鄗，历上兰，六师发逐，百兽骇殚。”（班固：《西都赋》，萧统选、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陈虎旅于飞廉，正垒壁乎上兰。”（张衡：《西京赋》，萧统选、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王莽谓元后“飨饮飞羽，校猎上兰”（《汉书》卷九八《元后传》，第4030页。）。其遗址据《大清一统志》：“上兰观在长安西”，而清的长安县治在今西安城内，那么此观应在西安的西南方。　　白杨观：《羽猎赋》云：“营合围兮，然后先置乎白杨之南，昆明灵沼之东。”服虔注云：“白杨，观名”。该观的名称应与周围有众多的白杨树有关。《三辅黄图》云：“在昆明池东。”此观为汉代皇帝羽猎之处。胡谦盈先生在昆明池东发现一处西汉遗址，出土“上林”和云纹瓦当。此遗址位于现在孟家寨村东，靠近昆明池旁。　　细柳观：关于细柳观的遗址，迄今有两说：其一，《三辅黄图》云：“在长安西北。”《三辅旧事》亦云：“汉文帝大将军周亚夫军于细柳，今呼石徼是也。”如淳注曰：“长安细柳仓在渭北，近石徼是也。”其二，《上林赋》：“登龙台，掩细柳。”郭璞注云：“细柳，观名也，在昆明池南。”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应是正确的，细柳观因其旁栽有大量柳树，细柳原因细柳观而得名。从《上林赋》所言，龙台、细柳距离不会太远。“上林禁苑，跨谷弥阜，东至鼎湖，邪界细柳。”（张衡：《西京赋》，萧统选、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此处的细柳即细柳观也。渭北细柳即汉细柳仓之地。胡谦盈先生在昆明池南、细柳原北侧、石匣口村西约四百米处，发现一汉代建筑遗址，遗址上发现大量西汉瓦和“上林”瓦当，疑为细柳观遗址。　　东观：《汉书·天文志》云：“河平二年十二月壬申，太皇太后避时昆明东观。”《汉书·元后传》也云：“历东馆，望昆明。”看来此观应在昆明池东，作为观赏水景而用。　　豫章观：《三辅黄图》云：“豫章观，武帝造，在昆明池中。”《西京赋》：“登豫章，简矰红。”薛综注：“豫章，池中台也，皆豫章木为台馆也。”因豫章观位于昆明池中，故又称昆明观。豫章观乃昆明池上镶嵌的一颗明珠，人们乘船荡游之余，登此遥望休息。西安三桥高窑村出土有“上林豫章观铜鉴”。胡谦盈先生考察后认为遗址在今万村西北约1公里处的一个孤岛上，有西汉建筑遗留，此孤岛位于昆明池中。　　龙台观：《上林赋》云：“登龙台，掩细柳。”张揖注云：“龙台，观名。”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龙台遗址“在户县东三十里”。《三辅黄图》云：“龙台观在沣水西北，近渭。”据《三辅故事》所言：“汉时龙现陂中，故作此台。”　　飞廉观：《三辅黄图》云：“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汉书·郊祀志》亦云：“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飞廉、桂馆。”晋灼注云：“飞廉，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铜铸置观上，因以为名。”《西京赋》云：“陈虎旅于飞廉，正垒壁乎上兰。”可以看出，此观为皇帝游猎之所。　　虎圈观：《汉书·郊祀志》记载：“建章宫西有虎圈。”此观疑在上林苑虎圈旁，专用于坐山观虎斗。　　茧观：中国古代对蚕桑非常重视。《汉官旧仪》云：“春蚕生而皇后亲桑于苑中，蚕室养蚕千薄以上。……群臣妾从蚕还，献于茧观。”《汉书·元后传》也云：“春幸茧观，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颜师古注引《汉宫阙疏》云：“上林苑有茧观，盖蚕茧之所也。”陈直先生云：“长安谢氏藏有‘崇蛹嵯峨’瓦当，疑为蚕观之物。”（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页。）　　磃氏馆：《汉书·郊祀志》云：“上初（武帝）至雍郊见五畤……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馆。”从上所述，此馆可能在上林苑西郊。　　宜春观：《水经·渭水注》云：“涝水经汉宜春观，合渼陂入渭。”《户县志》亦云：“宜春观，户县涝二水之旁，上林故地也。”渼陂是户县城西三里处陂头村东边的一个小湖，蓄积水而成，由于陂水甘美，故称渼陂。这里风景秀丽，林木苍郁，渼水粼粼，宜春观修于渼陂旁，是一处著名的游览胜地。　　涿沐观：《汉书·外戚·孝成许皇后传》记载：“许美人在上林涿沐观，数召入饰室中若舍。”《三辅黄图》亦云：“涿沐观，在上林苑。”　　阳禄观、柘观：《汉书·外戚·孝成班婕妤传》云：“痛阳禄与柘馆兮，仍襁褓而离灾。”服虔注云：“二馆名也，生子此馆，皆失之也。”颜师古注云：“二观并在上林中。”元帝冯昭仪生子时亦在此，那么二馆似为妃嫔生子之所。王莽修九庙时拆毁。陈直先生曾捡到一“上禄”瓦片，定为上林苑阳禄观之简称。（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5页。）　　属玉馆：《三辅黄图》云：“在右扶风，属玉，水鸟，，以名观也。”宣帝“甘露二年冬十二月，行幸阳宫属玉观”（《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70页。）。此观疑为阳宫中之观，其遗址当在户县，可能专为观赏珍稀水禽属玉鸟而建。　　郎池观：《三辅黄图》和《关中记》皆云在上林苑中。郎池观可能在郎池之旁。《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为选择九庙的地址，“予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于是遂营长安城南”。　　当路观：可能在当路池旁。《三辅黄图》和《关中记》皆云在上林苑中，王莽建九庙时拆毁。　　平乐观：这是上林苑中一处重要的娱乐场所。武帝元封三年、六年两次在平乐观作角抵戏，以享国内观众及外国使者。薛综注云：“平乐馆，大作乐处也。”董偃“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55页。）。《汉书·霍光传》：“禹山走马驰逐平乐观。”《西京赋》描写了平乐观中各种各样的游戏：“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被翠，攒珠玉之玩好，纷瑰丽以奢靡，临回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鸟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　　观象观：顾名思义，是上林苑中专门用来观赏舞象的观。《汉书·西域传》：“自是以后……巨象、狮子……四面而至。”又云：“元狩二年南越献驯象。”《西京赋》也指出：“白象行孕，重鼻辚囷。”李尤《平乐观赋》：“白象朱首。”可以看出上林苑中有舞象表演。　　长平观：《三辅黄图》云：“在池阳宫，临泾水。”宣帝甘露三年正月，“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坂”（《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71页。）。如淳注云：“在池阳南上原之坂，有长平观。”《汉书·元后传》：“登长平馆，临泾水而览焉。”其遗址据《长安志》云：“在汉高祖长陵西北，在泾阳县东南九里。”　　益延寿观：《汉书·郊祀志》云：“上令甘泉作益寿、延寿馆。”颜师古注亦认为益寿、延寿为二馆名。而《史记》则作益延寿观，今有瓦当亦作“益延寿”，可证《汉书》前一个“寿”字衍和颜师古注之误。此观遗址据《括地志》记载“在雍州云阳县西北八十一里，通天台西八十步”。　　此外，在长安城周围还有走马观、鱼鸟观、燕升观、远望观、便门观、石关、鹊观、封峦观、露寒观、樛木观、椒唐观等。　　上面列举的是既有宫名又有文献和发掘资料的离宫别馆，还有一些虽然我们知道是汉代的离宫别馆，但不知道是哪一个。　　实质上当时还有许多宫馆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据《三辅黄图》记载：“汉畿内千里，并京兆治之，内外宫馆一百四十五所。”班固《西都赋》也云：“前乘秦岭，后越九嵕，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　　以上所述汉长安城附近的宫殿台观是笔者经过收集文献和考古资料而考订出来的，个别遗址的位置还有待以后考古发掘资料的证明。　　十一 汉长安城形状形成原因新探　　汉长安城形状既非正规的长方形，也不是正方形，而是不规则长方形。除东城墙以外，其余三面城墙多有曲折。对形成这一形状的原因历来看法不一。以“斗城”说占据上风。所谓“斗城”，就是说汉长安城在建城时有意把城建成与天上的北斗星和南斗星的形状相同的形状。元代以后开始有人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　　笔者认为，汉长安城的形状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形象体现，当时的设计者在修筑时既考虑到自然与地形因素，又以“法天”为依据，把都城建造与“君权神授”思想结合起来。这里的“法天”，就是要求人们效法自然，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即在照顾地形环境的情况下，做成模仿天象的形状，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斗城”。　　（一）秦都咸阳对汉长安城的影响　　汉承秦制在学界是没有太多争议的，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能看到秦对汉的影响，在都城方面更是如此。汉长安城形状就直接受到秦都咸阳布局的影响。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汉之长乐宫、未央宫、桂宫等都可能是利用了秦宫的旧址建造起来的宫室。《三辅黄图》指出：“高祖七年方修长安城,自栎阳徙居此城,本秦离宫也。”又曰:“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余里,汉太后常居之。”《史记·叔孙通列传》也指出:“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集解》引《关中记》说:“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汉之长乐宫是在秦之兴乐宫基础上建起来的宫殿,学术界没有异议。　　秦的兴乐宫位于渭河以南的龙首原上，秦朝末年项羽的一把火烧掉了秦的大部分宫室，而兴乐宫却幸免于难，于是就成为西汉选择新都宫殿的根基。经过对兴乐宫的修葺，继续沿用，并改名兴乐宫为长乐宫。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长安长乐宫成，丞相以下徙治长安”（《汉书》卷一《高祖本纪》，第64页。）。　　据目前的考古资料，长乐宫规模宏大，其形状为不规则的长方形，周长10公里，面积6平方公里，约占长安城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汉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萧何开始修建未央宫。未央宫前殿也是在秦章台基础上兴建的，秦章台是建立在龙首原上的高台建筑。萧何时“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2页。），特别是前殿十分高大、奢华壮丽，对此汉高祖刘邦不以为然，经过萧何的一番劝言，才使刘邦释然。未央宫为长方形，位于长乐宫的西南，周长9公里，面积约5平方公里，约占长安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未央宫是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规模之大、殿宇之多、富丽堂皇之盛，都是空前的。　　汉长安城中的桂宫也是在秦甘泉宫基础上修建的。《太平寰宇记》引《三秦记》指出汉之桂宫“一名甘泉宫”。　　秦都咸阳的设计思想就是采用了“天人合一”的“法天”思想。正像史书记载的“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1页。）；“渭水贯都，以象天汉”（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页。）。秦都咸阳是在秦孝公十二年开始立都的，惠文王以后，由于受人口和地形环境以及城建思想的影响，秦咸阳都城已不再局限于渭河以北地区，开始向渭河以南扩展。到秦始皇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及个人欲望的膨胀，在渭河以南的规模更加扩大，乃至于要以整个关中平原作为其都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于是先后在渭河以南修建了兴乐宫、甘泉宫、信宫、诸庙、章台、阿房宫、上林苑等建筑，成为秦都咸阳的一部分，要将渭河以南作为秦都城的主要部分。考古工作者已经在咸阳原上发现了众多的高台建筑遗址。　　随着都城向渭河以南的扩建迁移，宫殿的修建也在渭水南岸广阔的地域展开。秦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1页。）。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在这里修建阿房宫。当时秦始皇认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同上书，第256页。）。由此可见，阿房宫只不过是计划中“朝宫”的“前殿”而已。　　秦始皇所设想的“帝王之都”，实质上是要将咸阳扩张到渭水南岸的“丰镐之间”，以达到“渭水贯都”的目的。这种城建思想在西周王朝建都丰、镐时已得到体现，当时也是“沣水贯都”，丰镐城横跨沣水两岸。　　汉长安城之所以选择了渭河以南地区作为都城，无疑是受到了秦时建都思想的影响。“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1页。），即指此而言。长安本来是秦都咸阳一个乡的名称，自从西汉建都这里以后，长安作为都城的称谓一直延续到唐代。　　秦都咸阳利用渭河修建兰池，汉长安城则利用城西南的河流修建昆明池。其主要用途都是为了都城的用水方便，同时也可以作为旅游观光的景点。秦在兰池旁修建兰池宫，汉在昆明池旁修建了多个宫殿台观。　　（二）“因天才，就地利”筑城思想的影响　　汉长安城除东墙为一南北直线外，其他三边城墙多有曲折，特别是北墙、南墙最为突出，东墙之所以没有曲折，因为它是沿长乐宫的东墙规划，与宫殿平行南北伸延，没有任何地理上的障碍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实质就是“因天才，就地利”建城思想的影响。　　“高台榭，美宫室”是秦汉时期形成高台建筑的主要原因。长安城中的未央宫和长乐宫就是高台建筑。长安城的南城墙呈西南、东北走向，西段偏南，东段偏北，中间向外突出。南墙所以方向不正，又有曲折，主要是受到宫殿和地形以及要像南斗星的制约。西汉初年首先修建了长乐宫和未央宫，二宫东西排列，皆利用龙首原的高大地势，形成高屋建瓴、居高临下的态势。这是秦汉时期建筑的普遍特点，也是后来各代帝王宫殿的特点，显然是有意所为，以形成皇宫的居高临下。　　既然皇宫一定要占据龙首原高地，而龙首原又为西南、东北走向，所以位于城西南的未央宫便略向南偏，位于城东南的长乐宫则略向北偏。如果东西一线，完全对称，那么未央宫就只能建在龙首原的北坡上，也就无法与长乐宫的地基保持一样的高度。这对设计者来说当然是不能允许的。长乐、未央两个宫殿一定要占据高地，就只能顺应龙首原的走向，呈西南、东北排列。长安城城墙的修建晚于长乐和未央两宫的修建，一则必须把二宫包在城内；二则，要像南斗星。所以南墙的走向就只能西段偏南，东段偏北。假若东西一线，南墙的东段就会从龙首原地势较低的地区通过，便失掉了修建城墙的意义。因为城墙是防御工程，只能居高临下。南墙中间向外突出，就实现了前面的两个目标。当时的都城设计者，充分发挥了其聪明才智，巧夺天工，既考虑了地形因素，又能和天象结合起来，做成南斗星的形状，这确实是一种创造。　　长安城的西墙南段偏西，北段偏东，主要是受未央宫和泬河的制约。因为建宫在前，修城在后，西墙又必须把未央宫包括在内，因此就只能顺应未央宫的西墙南北伸延。西墙北段偏东，是因为泬河河道下游向东偏移，北段若不东偏，城墙就会受到泬河的影响。现在的潏河绕神禾原头折向西南，成为洨河的支流，这是唐代人工改道的结果，并不是泬河原来的形态。唐代以前的泬河西北流，又经长安城西而北流入渭，与洨河毫无关系。今天皂河的下游河道，大致就是古代泬河的故道。泬河是西汉前期长安城供水的主要河流，故长安城一定要西靠泬河。按照宫墙和泬河的流势而设置的长安城西墙，南段偏西，北段偏东，完全符合当地的地理形势。　　长安城缺其西北角，北墙呈西南、东北走向，弯曲达六七处之多，犹如一条巨龙在游动，弯弯曲曲。北墙之所以呈现这种状态，完全是受北部地理环境和北斗星天象的影响，主要是受到泬水支津的影响。　　中国古代对都城的选址是十分讲究的。早在先秦时，对都城的选址已要求较高。《管子·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度地》也云：“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其意为国都地址的选择和布局要考虑用水等自然环境，因而对于都城地形、用水等有较高的要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古都与文化》一书中指出：“古代都城所在地的选择，一般是探求国土的中心点，利用交通冲要的位置，凭恃险要的地势，与其策略相联系，接近王朝或政权建立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较为富庶的地区。”汉长安城的设计规划思想正是对地形的合理利用。　　西安周边地形环境优越，是理想的建都场所，汉长安城正是利用了这一地理环境优势，占据了关中平原中地形最为平坦的一块，为建成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地理条件。西安地区的地形特点为东南高西北低，因此发源于秦岭北麓的河流，大都呈东南、西北走向而注入渭河，从而切割了这块平原，使其成为东南、西北向的长条形。在西安周边的平原中，只有浐河与泬河之间的平原最为宽阔，这块平原以龙首原为分界，形成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龙首原以南地形起伏，越向东南，地形越高；与北则恰好相反，十分平坦，略向渭滨倾斜。汉长安城选择龙首原以北建城，地形开阔平坦，使都城有足够回旋的余地。同时，由于地势较低，为城市的供水、排水提供了方便。　　汉长安城是以秦都咸阳渭河以南的宫殿作为基础的，南倚龙首原，北临渭河，因此其形状就不能不受到秦宫殿、龙首原和渭河等的制约，从而形成不规则的形状。这正好体现了都城设计者阳成延熟悉长安地区的地理环境，充分利用地理优势，规划出宏伟的长安城，使它成为“因天才，就地理”营造都城的典型。　　由于地形特点的制约，汉长安城把宫殿区建在城内的中南部，把居民区和市场设置在城的北部。因为南部的龙首原地势较高，又以龙首相称，正好可以迎合封建皇帝以真龙天子自诩和君权神授、至高无上的心理状态。而且，龙首原地势较高，在其上修建宫殿，既便于控制制高点，有利于观察城内的一举一动，有利于皇宫的安全；同时又便利通风防潮，而且可以继承与发扬秦代高台建筑的风格，使皇宫更加雄伟壮观。　　龙首原以北的平原，三面环水，不仅形势险要，有利于都城的安全，而且也为城市供水、排水和航运提供了方便。渭河是黄河最大支流，秦汉时期温暖湿润的气候特点致使渭河水量充足，既是长安城北面的天然防线，又是长安城东出漕运的必由之路。长安城北滨渭河，必然受到渭河的制约和影响。西汉时期民族矛盾的重点是西北地区的匈奴，渭河作为一道天然防线确实有利于维护长安城的安全。灞、浐河位于长安城的东部，是汉长安城东侧不可缺少的天然屏障。泬河、洨河和沣河位于长安城的西南和西部，为长安城提供了丰富的水源，使长安城的供水十分充沛。　　王社教先生认为：北墙的弯曲主要受渭河一级阶地北缘的制约。汉长安城除未央宫和长乐宫位于龙首山上以外，其余大部分都坐落于龙首山北麓，也就是渭河南岸的一级阶地上。从西安附近阶地分布图可以看出，渭河南岸一级阶地与高漫滩地的分界线在今西安北郊呈西南—东北走向，大致经过今师家营、泥河村、阎家村、相家巷、席王村、张道口、北党村、东兴隆、草滩镇等地。汉长安城北墙的走向和所经地点与此正相同，这应不是巧合，而是有意为之。渭河一级阶地一般高出河漫滩1—8米，组成物质为冲积层，以中细沙、中粗沙为主，夹薄层黏土、亚黏土，与高漫滩以沙、沙砾为主夹薄层不稳定的亚砂土、亚黏土有所不同。在工程地质上，前者属黄土类土，后者属河漫滩沙砾卵石类，从安全角度考虑，汉长安城不能将城区扩展到河漫滩上，因为那样容易遭受渭河洪水的威胁，墙基也不牢固。又必须将一级阶地全部括入城内，充分利用其地势，增强城墙的军事防御能力。（王社教：《汉长安城斗城来由再探》，《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设计者充分地考虑到了地形因素。　　汉长安城为了利用和改造以上这些有利和不利的地理环境，其都城形状就不能不受到影响，从而显示出不规则形的样子。　　（三）“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主体。据《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子产曾提出过“天道远，人道迩”的论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继承了先周以来的人本主义传统，不问鬼神事，不语怪力乱神。“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下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在这里，“天”具有自然界必然性的意义。孔子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为仁须“知天命”，敬畏天命，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孟子认为“天”是自然界的最高存在，“人”是道德主体，人应当“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人性根于心而受于天，知性则可知天，以此实现“天人合一”。《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明合一，即“天人合一”。而《易传》则大讲天、地、人“三才”合一之道，以达到“天”与“人”和谐的统一，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等。　　战国时期的齐人甘德和魏人石申两人就写有这方面的著作《星占》和《天文》，他们是观测星宿运行的占星家。当时已有二十八宿之名。　　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认为的“天”有三种概念。其一是自然之天；其二是主宰之天；其三是义理之天。尽管诸子对天的理解虽人各有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认为人最高的理想是掌握宇宙间最高智慧，达到完美的“天人合一”之境。甚至连主张“明于天人之分”的荀子也要通过“制天命而用之”，从而“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荀子·天论》，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秦汉时期人们在都城修建时都非常注意“天人合一”，达到与自然界的和谐。从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讲，当时的人应该对天文星象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对天的认识更提高了。在秦始皇陵地宫修建中就贯彻了“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修建思想。（《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5页。）　　实质上，都城象天的设计思想早在商周时期就已产生，商人称都城为“天邑”，周人称为“天保”，都体现了当时“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秦都咸阳就是“法天”和“法家”思想指导下的结果。秦咸阳都城“象天”之说源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两段记载，一是“二十五年……先作前殿阿房……周驰为阁道……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二是“二十七年，焉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三辅黄图》指出：“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由此形成“法天”说的滥觞，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秦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以象天宫。”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始皇都咸阳，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从此，给这座都城蒙上了与星象对应的面纱。　　王学理先生认为：“都城设计的指导方针是取法于天象。”（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把都城的规划建设与天联系起来，用‘天人合一’的思想营建都城。”“将天象融合进了建筑布局中”，“以广阔京畿为规划基础，又与运用天体规划观念巧妙相结合，这是秦咸阳改造规划结构的又一新发展。”（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同时秦人还测算出公元前350—公元前300年，“冬至点在牵牛初度的时间”，“太阳同牵牛星一起出没，午时正好在咸阳天顶的正南方”，“在建造横桥时，使桥的走向与日影最长时的牵牛星直线相对”（张鸿杰：《秦都咸阳的规划和建设》，《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05页。）。其他如渭水对天汉、咸阳宫对紫宫，横桥对阁道、阿房宫对营室，信宫对奎宿、娄宿，上林苑对银河南天苑星，形成诸多相互与天象对应的关系。　　具体而言,以咸阳宫为中心对应天帝（太一）居住的“紫宫”,渭水贯都比附天上银河,横桥连接北南城区象征牛郎、织女相聚的鹊桥,阿房宫与二十八宿之室、壁组成的营室相对,咸阳宫西部的市井、手工业区、商业区与紫宫西部的织女、扶筐、辇道、天厨等星相对,咸阳宫东部的兰池宫与紫宫东部的咸池（五车）星相对,横桥东南的信宫或曰极庙作为天子祭祀之地与奎宿（天之府库）、娄宿（牧养牺牲以供祭祀）相对。（张鸿杰：《秦都咸阳的规划和建设》，《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03页。）　　《史记·天官书》记载：“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其意为从斗口开始,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合称为魁，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合称为杓,总称为斗。南斗,即斗宿。接着指出:“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史记·天官书》还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上述的“七政”也有相类的含义，即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三辅黄图》卷四“百子池”中记载：“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阕,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爱。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斗星辰求辰命乃免。”可见当时对北斗的信仰盛行,因此将北斗、南斗实施于汉长安城的建设中,是完全有可能的。　　甚至在汉长安城南的昆明池修建中，也与天象联系起来。《三辅黄图》引《关辅古语》云：“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　　考古工作者已经在汉代墓葬中发现了不少的有关天文星象的例证。在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安理工大学汉墓中都曾经发现过带有天文星象的壁画墓。　　因此，将都城建设与天文星象结合起来，以显示“君权神授”、皇帝替天行道是符合当时筑城思想的。　　在元以前的文献中，大家都相信长安城“斗城”之说，认为这是当年建城时有意所为，使长安城与北斗星和南斗星相像，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三辅黄图》指出：“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三辅旧事》也云：“城形似北斗也。”《周地图记》亦云：“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后来的《元和郡县图志》、《长安志》、《类编长安志》等史书都相信此说。　　元至正年间，李好文对“斗城”之说开始也信以为然，后来他考察了长安城的结构、长安城周围的地理环境，以及最早的文献资料后，得出了“恐非有意所为”的结论。他在其《长安志图》卷中《图志杂说·北斗城》指出：《汉志》及班、张二赋都没有“斗城”之说，“斗城”说并没有文献根据。他从地理环境来解释长安城不规则的原因，指出：长乐、未央修建在前，“皆据冈阜之势，周二十余里，宫殿数十余区”，而城墙修建在后，“必须包二宫在内，今南城及西两方凸出，正当二宫之地，不得不曲屈以避之也”；北墙的曲折则是受到渭河制约的结果，“渭水向西南而来，其流北拒高原，千古无改。若取城正方，不惟大宽，又当渭之中流”。北墙“委曲迂回之状，盖是顺河之势，不尽类斗之形。以是言之，岂后人偶以近似而目之也欤”！笔者认为李好文的观点只对了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全面的观点，只强调了人们利用自然环境，而没有把人们改造自然环境的观点讲出来。因此，他自己也直接讲到“恐非有意所为”，并没有把话讲死。　　何况汉代人如果只是因为地形原因或者先修宫殿后修城墙的话，完全可以把南面城墙再往外延伸扩大，并将其修直。没有必要修成“南斗”，使城墙弯弯曲曲。笔者认为这一点汉代的建筑工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综上所述，汉长安城形状的不规则是综合因素形成的，是在受到“天人合一”建都理念的影响下，充分考虑到利用地理环境，受到龙首原、渭河、泬河的制约。同时也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建筑师已能因地制宜，巧用地形，不拘泥于方形、圆形、长方形的限制，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灵活规划设计出当时世界上最宏伟壮观的城市，实在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首页.书架.社科.目录下章|上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一章 秦汉都城文化（六）　　十二 汉长安城里制研究　　里是秦汉都城中的基层单位，早在秦都雍城中就出现了里；到秦都咸阳时里的建制越来越多；到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时里的建制更为规范。当时不仅都城中有里的建制，在一般的县城也有这种建制。　　（一）里的规模和形制　　《说文》云：里“从田从土”，段玉裁注曰：“有田有土，而可居矣。”《尔雅·释言》云：“里，邑也。”周代乡遂制度规定，城郭及四郊的地方建制属“乡”，故城中居民编户组织即按“乡”的地方建制办理。《周礼·大司》：“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闾，即里。一闾五比，计二十五户，组成一个居民聚居组织单位，这便是城中“里”的规模。这种里的形制与农村的邑相似，形式规整。所以《周礼·乡大夫》规定：“国有大故，令民各守其闾，以待政令。”春秋战国时期，里的规模据《管子》云：齐国新军制，以五十户为一里。当时各国都在进行改革，各种制度也均处在探索过程中，故里的规模尚无定论。虽然如此，但从城市人口日增、军事组织不断扩大等情况来看，里的规模亦须相应地有所扩展，这个发展趋势，各国当时大体上应是一致的。　　从西周到秦汉，城邑中居民聚居的基本单位为里。顾名思义，“里”该有一平方里的面积。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城邑中的里，《管子·立政》指出：分“国”为五个“乡”，分“乡”为五个“州”，分“州”为十个“里”，整个国都共有250个里。《管子·八观》也指出：“里”必须是封闭式的，“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备。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其意为“里”实行封闭式的管理，四周均有围墙，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里中只能有一条直通的道路，在其一头或两头设有里门，住户均由里门出入，以便加强管理。当时居民所居住的“里”，其里门叫“闾”，“闾左”就是指居住在里门之内的左边。　　战国时期各国基本上都使用“里”为基层单位。《吕氏春秋·怀宠》篇讲到当时的行政系统为“国”、“邑”、“乡”、“里”四级。　　秦时的“里”的居民是分等级的，分为“闾左”和“闾右”，“闾”即门，古代重右而轻左，“闾右”的地位高于“闾左”，因而《史记·陈涉世家》云：“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汉书·食货志》亦云：“发闾左之戍。”颜师古注云：“闾，里门也，言居闾门之左者一切发之。”可见“闾左”的地位低于“闾右”。但最近曹砚农先生结合湖南湘西里耶秦简牍撰文认为：“‘发闾左之戍’，闾左就是简文中成为‘士伍’的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分民众为士族、齐民二等，前者居闾左，不服徭役，后者居闾右，服徭役，里耶秦简印证了古籍所载史实。”（曹砚农：《试读里耶——历史空缺的填补》，《中国文物报》2002年12月6日。）　　“里”的形制是高垣耸峙，壁垒森严。这种形制，对居民而言，可以防范奸宄侵扰。对统治者而论，却可以防民，尤其在城防战中又有利于防守。所以，北宋以前的各个朝代均继承沿袭此制。唐代长安城中的108个坊里是当时里制的典型反映。但至北宋时，由于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推动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城市改革，封闭的里便为开敞式的巷坊制所取代，从而使城市布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秦国的“里”出现很早，在秦都雍城凤翔37号秦墓出土的瓮棺上有“雍崇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雍城的里有“桓公葬义里丘北”、“景公葬丘里南”、“毕公葬车里北”、“刺龚公葬入里”等记载，这些里在雍城南的三畤原上。甘肃天水放马滩秦木板地图中也有“杨里”、“贞里”等地名。　　据张衡《西京赋》云：“秦里其朔，寔为咸阳。”说明咸阳当时有里。咸阳的里设置很多，相当于后代都市中的坊。《汉书·食货志》云：“在野曰庐，在邑曰里。”说明里为城邑中的基层单位。里的形成与城内道路所隔成的方块区有关。　　从考古发现的陶文可看出秦都咸阳的诸里有：屈里、完里、右里、泾里、当柳里、阳安里、沙寿里、东里、新安里、成阳里、如邑里、壮易里、芮里、市阳里、巨阳里、旨里、白里、商里、桓里、于里、中里、牛里、禾里、卜里、蒲里、陈里、高里、故仓里、少原里、亭阳里、咸里、陶里、右里、直里、戎里、重里、誾里等。（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158页。）以上这些里大多在渭河北边，在都城的渭河以南，还有一个樗里。（《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第2307页。）　　这些关于里的陶文大多为地下出土，对于我们研究秦时都城咸阳的行政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进行，还会有大量的“里”名出现。　　汉承秦制，这种里的建制到西汉长安城中继续沿用，并且更为规范。正如《三辅黄图》所云：“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张衡《西京赋》也云：“街衢相经，廛里端直，甍宇齐平。”其中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成、黄棘、北焕、南平、大昌、陵里、戚里、函里等160个里。这些里都分布在都城长安之中。在当时的县邑中也有这种里的建制，如：《汉书·高祖纪》云：“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　　“里”的最高行政长官为里正，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因秦昭王有病，百姓杀牛谢神，但却触犯无故杀牛之法，遂“赀其里正与伍老屯甲”。《睡虎地秦墓竹简》文字中则为“里典”，这是当时为避秦嬴政之讳而改。里典的职责范围很广，如监督居民的户口登记，告知居民何时服役等。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指出：“城里中之与它里界者，垣为‘完（院）’不为？巷相直为‘院’，宇相直者不为‘院’。”《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载郦食其在秦朝时曾为“里监门”小官吏。可见一里的居民是同住在一个有墙、有大门的大院里面。秦都城邑内的里，多按职业划分，不同的职业编入不同的里。正如《管子·大匡》所云：“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说明当时里的划分是按照行业门类来划分的。　　关于里的规模和大小，政府没有统一的规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因此文献中对里中居民多少就有不同的记载：　　1. 25家。《周礼·地官·遂人》云：“五家为邻，五邻为里。”《诗经·郑风·将仲子》毛亨传：二十五家为里。　　2. 50家。《管子·小匡》云：“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国语·齐语》云：“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汉简《田法》也云：“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　　3. 72家。《尚书大传·咎繇謩》：古者处师，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　　4. 80家。《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　　5. 100家。《管子·度地》：百家为里。《礼记·杂记下》郑玄注引《王度记》：百户为里。《续汉书》：里魁掌一里百家。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里的规模一直处于扩大之中，因此自周至汉，里这一行政组织呈现出一种扩大的趋势。文献史料中除郑玄、何休在注经时反映了汉代里的一些情况外，直接涉及汉代里户数的还有如下史料：　　《汉书·张安世传》云：“其为故掖庭令张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是为一里30家。《汉书·平帝纪》亦云：“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是为一里40家。《汉书·武五子传》：“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是为一里200家。　　考古资料中亦有不少涉及汉代里中户数的。如：湖北省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中载有郑里25户农民的人口与土地状况，说明郑里中至少有25户以上的农民，里内的确切户数尚难以断定。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驻军图》中标明了21个里的户数。其中户数最多的龙里有108户；其次是垣里和智里，分别为81户和68户；最少的资里只有12户。平均为41户左右。　　综观上述汉代有关里的户数多少的材料，少则12户，多则200户，可以看出相差较大。若仔细分析诸条材料，则因其各自背景不一，又难以反映当时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里的户口状况。如《汉书·张安世传》与《武五子传》的记载，均为宣帝以行政命令方式所置的守冢之邑，任意性很强。《汉书·平帝纪》中所言于长安城中设置五里以安置贫民，则为荒年防止流入京师的灾民骚乱的一种临时性举措，且只能择地设里，不可能不受到当时长安城已有规划的限制。至于马王堆《驻军图》，则必须对其土地的地理环境加以考虑。当时的江南地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北方人都不愿意去南方居住。司马迁“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描述，即部分反映出中原人士对江南“地广人稀”之地的认识。因此，贾谊把被贬到长沙视为畏途，也就不足为怪了。况且长沙当时正值西汉王朝与南越赵佗战争的最前线，受此影响，百姓流亡，人口明显少于较为安定、富庶的关中与中原地区，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由此看来，里这一基层行政组织的构成，往往受地理环境、人口密度、政治形势甚至经济形式等多种条件的制约。加之疾病死亡、出生多少、户口迁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经常性地保持一里百家“或数十家”的定制，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因此，与其将里视为一种以户数为单位的行政组织，倒不如把它看成一种区域性的地方行政单位。在经济繁荣、富庶的关中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传统的里的户数应多保持在50家以上，甚至接近百家。因此，成书于东汉的《太平经》卷四五指出：“今一大里有百户。”蔡邕的《独断》亦指出：“百姓（家）以上则共一社，今之里社是也”，即就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反映。有时为表述便利计，即取其整数，概言一里百家。1993年初，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的尹湾汉墓中，出土了总数约四万余字属于官府文书性质的简牍。据其中的《集簿》统计，西汉时东海郡有人口266290户，置有2534个里，平均每里管辖约105户，和文献记载可互相印证。　　里的管理是严格的。秦简《法律答问》记载：“越里中之与它里界者垣为完不为？巷相直不院，宇相直不为院。”即翻越里墙有罚。郑玄注《孝经》云：“坏人垣墙，开人關籥者膑”，应是继承了秦律的。汉宣帝时，张敞守京兆尹，治长安偷盗，令偷长“致诸偷以自赎。……偷长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闾阅出者，汙赭辄收缚之，一日捕得数百人”（《汉书》卷七六《赵尹韩张两王传》，第3221页。）。说明里中官吏的功能。　　既然有里墙，当有里门，以方便出入。里门在两汉史料中又称闾门、闾阎、里闬等。《汉书·万石张叔传》云：“（石）庆及诸弟子入里门，趋至家。”《汉书·于定国传》云：“始定国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班固《西都赋》云：“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左思《蜀都赋》亦云：“轨躅八达，里对出闬。”至于闾阎的“阎”字，段玉裁注云：“阎，里中门……别于闾闬为里外门也。”那么每个里有多少门呢？李剑农先生认为同市一样，也就是说应有四门。但从史料中还看不出有关里有四门的记述。《春秋繁露·求雨》记载：“凿社通之于闾外之沟，取五虾蟆，错置社之中。……阖邑里南门，开邑北门，具老豭猪，置之于里北门之外。”这条史料中只谈及里的南北两门。《管子·立政》亦云：“一道路，搏出入，审闾闬，慎筦键。”表明里内只有一条道路，专司出入。里门则分居其两端，没有四门的迹象。“街衢相径，廛里端直，甍宇齐平”、“轨躅八达，里闬对出”，叙述的虽是长安和成都的市场及交通情况，但不能作为里门的例子。若里有四门，则相邻之里难以并存，亦无法划分“闾左”、“闾右”。故此，对人口密集的城内之里来说，辟置四门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一般的里门规模不大，难以容纳驷马高车的通行。《汉书·于定国传》记载：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反之，高官贵族所居之处则里门宽敞，可驱车直入。如万石君石奋，父子五人二千石，“徙居陵里。内史（石英）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谢请罪，不许”（《汉书》卷四六《万石卫直周张传》，第2196页。）。即为其中一例。高祖刘邦姻亲集中居住的戚里，想必亦当如此。　　里内的居民，皆比户相连，列巷而居，井然有序。诸里“室居栉比，门巷修直”（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6页。），住宅排列整齐，使得言某里某门即可知其详细住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记载：“张公子所舍，在里中二门东入。”而豪贵之家，则可以突破里的规制，向街开门。张衡《西京赋》云，“北阙甲第，当道直启”；左思《蜀都赋》亦云：“亦有甲第，当衢向街，坛宇显敞，高门纳驷。”东汉后期，外戚梁冀“大起第舍”，其妻孙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后汉书》卷三四《梁统列传》，第1181页。）。对此，《初学记·居处部》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一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曰第。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第。”由此可见，自起第宅者，有严格的资格限制。但朝廷特赐，可不受此限制。如武帝曾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栾）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汉书》卷二五《郊祀志》，第1224页。）东汉时，洛阳的贵族也是多起第宅。　　贵族官吏豪华富贵的高门大第与里内普通居民的局促狭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他们也就颇以入里巷为耻。《汉书》卷九二《游侠传》记载：成都侯王商至楼护家，“欲候护，其主簿谏曰：‘将军至尊，不宜入闾巷’”。　　（二）里的职能　　秦汉时期的地方管理是卓有成效的。里是地方上重要的基层组织，因此在整个国家行政系统的运作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是实行金字塔管理的一部分，而且发挥着重大作用。其主要职能包括：　　1.生产的组织与协调　　《管子·大匡》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凡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此原则秦汉时期仍沿用未改，身份或职业相同者，多集居于一里之内。集中而居的工商业者的生产经营状况，因缺乏史料，一时难以究明。从农业居民的劳动生产状况，则可窥知大概。《秦律·厩苑律》：“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有（又）里课之。归者，赐田典曰：殿，治（笞）卅。”“肤”意为评比。秦代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种公田、用官牛，不然官府不会每季度都派人去检查、评比耕牛的使用情况。对这样的农民来说，里是一种生产的单位。　　官府贷与农民生产资料的例子，在汉代也有。如文帝二年（前178年）春诏曰：“民谪作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载：“户人圣能田一人口一人，田八亩……贷八斗……”对于这些借贷的农民，官府当然有权督促其生产。联系赵过行代田法时曾令里父老学新式耕田技术一事，官府的监督与检查，也自然应该是以里为单位来进行的。　　2.管理户籍与征派赋役　　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调查是在秦代完成的，这些统计材料没有保留下来。秦的档案和户口材料在秦亡时被刘邦接管，当刘邦入关进入咸阳后，萧何则“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从而使刘邦“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后来当刘邦路过曲逆县（今河北省定县东南）时，问御史：“曲逆户口几何？”御史回答道：“始皇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第2058页。）可以想见当时的各县户口数是清楚的。秦代的户口统计制度是建立在秦国基础上的。早在秦献公时就实行“为户籍相伍”制度，商鞅变法更严明此制度，而且将人口年龄作为登记户口的重要因素。“初令男子书年”、“傅籍”，即正式将男子的年龄列为户籍登记的项目。《商君书·境内》云：“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汉代的户籍叫做“版”或“户版”，每年八月统计成册，称做“八月案比”。“案比”之事虽由县吏、乡官主持，但民众户口的统计当是以里为单位来进行的。汉代凡言人籍贯，必以“名县爵里”的形式出现。如《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诏书云：“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颜师古注曰：“名，其人名也；县，所属县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居民被固定在闾里户籍之内，不得擅自迁徙。即使短期外出，也要通过乡、里向县廷申请凭证，即“过所”。如居延汉简：“□□□年九月丁巳朔庚申，阳翟长猛、狱守丞就兼行丞事，移函里男子李立、弟临，自言取传之居延，过所县邑侯国，勿苛留，如律令。”　　户籍上不仅要登记年龄、性别、籍贯、身高、肤色等个人情况，还涉及其社会关系、家庭人口、财产状况等，以作为征发赋役的根据。凤凰山汉墓《郑里廪簿》竹简中就有里内居民的家庭人口、能田者和拥有土地的数量。“户人击牛，能田二人，口四人，四十二亩。”“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田五十亩。”郑里的口赋和算钱，则是由里正偃收齐后上缴给所属西乡乡佐的。　　调发徭役时，则由乡吏会同里正通知服役人。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曰：“可（何）谓‘逋事’……？律所谓者，当繇（徭），吏、典已令之，即亡弗会，为‘逋事’。”此处的典即里典，吏当为乡吏。一旦发现有逋逃徭役者，除追究本人的责任外，里正、父老亦当难辞其咎。《秦律·傅律》曰：“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遷之。”（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傅律》，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其意为隐匿成童及申报废疾不确实，里典、伍老应耐赎；百姓不应免老，或已应免老而不加申报、敢弄虚作假者，罚二甲；里典、伍老不予告发，各罚一甲。　　3.维护社会治安　　里中官吏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正如《管子·八观》所云：“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盗窃不止。”将防范盗窃、维护秩序，视为里的当然功用。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载：“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可以看出里中居民均有权也必须制止犯罪行为。而里典与父老则需承担更为重大的责任。治安方面遇有非常之事，里正必须及时向上级汇报。同时，在上级官署查抄罪犯家室时，里正（典）也必须到场作证，并有责任提供情况介绍、协助查封与保管。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封守》云：“乡某爰书：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几讯典某某、甲伍公士某某：‘甲党（倘）有当封守而某等脱弗占书，且有罪。’某等皆言曰：‘甲封具此，毋它当封者。’即以甲封付某等，与里人更守之，侍（待）令。”在整个过程中，里典需密切配合，提供协助。正是由于里典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这一功能，使得官府在整治地方社会秩序时，无不将着眼点放于闾里之内。　　4.教化民众　　在构成社会基层单位的乡里中，亲族血缘关系非常重要，从而使得法律之外的以孝悌、敬老为核心的家族伦理，成为维护乡里秩序的重要基础。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使汉王朝的统治者非常注重伦理道德的教化。　　首先，针对闾里居民的特点，大力宣传以“孝悌”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汉代以“孝”治天下，选用官吏中孝的作用是很大的，要求各地要举孝廉。因此，“导民以孝则天下顺”之类的文句，频频出现于汉代皇帝的诏书中。“入则孝慈于亲戚，出则弟长于乡里”被视为做人之根本。一些致仕退归故里的士绅更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如万石君石奋闻知其子石庆过里门不下车、里中长老为之走匿的消息后，曾绝食以示谴责。对于那些以孝悌闻名于乡里者，官府则不遗余力地予以表彰并加以任用。如荀悦《汉纪》云：“（荀）淑有八子：俭、鲲、靖、焘、汪、爽、肃、敷。淑西毫里，县令苑康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为高阳里。”武帝时下令郡国，将举孝廉列为仕进的一项重要途径，“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2页。），使本行于周代的乡举里选之制复生。自此，人们于闾里之中更是修砥行，以获得乡里之誉，为升官打下坚实基础。如东汉时期的冯豹，“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教于丽山下，乡里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乡里的赞赏引起官府的注意，冯豹由此被“举孝廉，拜尚书郎”。类似的记载在两汉史书中不胜枚举。　　其次，乡里的学校教育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两汉郡县以下的教育制度因缺乏史料，难以详知。但闾里之内学校的存在是可以确定的。《汉书·艺文志》云：“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汉书·食货志》也云：“里有庠而乡有序，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　　十三 秦、西汉都城的面向　　中国古代都城是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都城的建制上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周礼·考工记》，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这些制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条无法僭越的礼制沿用下来，秦汉时期的都城如此，明清时期的都城紫禁城更是这种制度的深刻反映。　　中国古代的都城均为坐北面南。然而，杨宽先生则认为：秦汉时期的都城是坐西向东的。“秦国都城咸阳的布局，是模仿中原大国的，‘筑冀阙’也是模仿中原大国的规模，咸阳的布局和当时中原大国一样采用西‘城’和东‘郭’相联结的方式，‘城’和‘郭’都是坐西朝东的。”又说：“在西汉东汉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整个都城的造向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108页。）　　杨宽先生提出这个观点的主要论据是按宫门的门阙所在，即哪里有门阙，都城的造向就朝哪边，在此，我们不妨把他的论据抄录如下：　　秦始皇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朐县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锦屏山，正当东海之滨，从地球经纬线来看，东门阙正好直对秦都咸阳的东门，说明秦始皇扩建的秦都咸阳还是坐西朝东，以东门为整个城的正门。　　原来秦都咸阳坐西朝东，秦始皇扩建的咸阳仍然坐西朝东，在东门造阙，这是沿袭中原地区都城建设的传统设计方案的，后来西汉都城长安在东门造阙，即沿袭秦咸阳的制度。　　长乐宫四面有门，但只有东门和西门有阙，说明长乐宫的宫殿虽然是南向，而整个宫是坐西朝东的，该是秦代已经如此，西汉只是沿袭原有的体制而已。　　未央宫和长乐宫同样坐西朝东，《史记·高祖本纪》载：“八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甚怒。”（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113页。）　　对于杨文的观点及论据，笔者不敢苟同，从上述论据来看，有许多是不成立的或自相矛盾的，下面笔者将谈谈自己对秦汉都城面向的一点看法。　　从中国古代的传统来看，古人以南为尊，这与面南向阳、对人体健康有益有关。直到现在，人们在建筑房子时，仍然有“有钱难买南北房”之说。在古代，天子、诸侯会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南面而坐。“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易经·说卦》，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庄子·盗跖》亦云：“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反映出古人以坐北面南为尊的观念。这种观念对于帝王而言，其意义就更大了，所以《庄子·至乐》云：“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南面王乐，即南面称孤，享王侯之乐。　　正是由于古人以南面为尊，都城的坐北面南遂形成一种制度，历代的都城都遵循这种制度，这从考古发掘及现存的古代都城建筑遗址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西周都城镐京的五号宫室建筑已经发掘，坐北朝南，整体布局呈“工”字形，分主体建筑和左右两翼附属建筑，总体长59米，宽23米，面积6357平方米。（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西周宫室》，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秦都雍城的考古勘探工作证实，雍城为坐北面南。（尚志儒、赵丛苍：《秦都雍城布局与结构探讨》，《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2页。）马家庄3号宫殿遗址，规模宏大，坐北面南，是目前发现的最完整的先秦宫殿布局，包括外朝、内朝的朝廷以及寝宫，从南往北分成五个院落，全长326.5米，北端宽86米，南端宽59.5米，面积达21849平方米，每一院落南边围墙正中设门，门内有庭。第一院落的门前25米处有夯土墙作门屏。第一、二院落南北长度都在50米左右，面积都在3000平方米左右。第一院落中没有建筑，只有大庭，当是外朝的所在地；第二院落中部偏北两侧，分别有一座南北长16米、东西宽12.5米的建筑，为东厢和西厢，是臣下等候处理政务或准备朝见的地方；第三院落面积5000平方米，中间有南北长17米、东西宽32—34米的建筑，当为内朝的朝堂；第四院落面积3570平方米，院内只有大庭，无建筑；第五院落中有呈“品”字形的三座建筑。　　在3号遗址以东500米处，还有马家庄1号宗庙遗址，共有祖庙、昭庙、穆庙各一，祖庙坐北朝南。（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报告》，《文物》1985年第2期。）　　关于秦都咸阳，据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考古工作站站长陈国英先生见告，无论从秦都咸阳发现的宫殿遗址，还是从秦都咸阳的宫城来看，咸阳都城都是坐北面南的。在咸阳宫城的勘探中，曾发现南门阙遗址，再从咸阳的地理形势来看，坐北面南才可以居高临下、显示皇权的威严。　　从汉都城长安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看，也是坐北面南的，汉长安城中的两个主要宫殿未央宫和长乐宫位于长安城最南部，通过西安门、复盎门即可到达未央宫和长乐宫的前殿。　　杨宽先生认定秦都咸阳的面向有两个根据，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记载的：“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朐县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锦屏山，在东海之滨，“从地球经纬线来看，东门阙正好直对秦都咸阳的东门，说明秦始皇扩建的秦都咸阳，还是坐西朝东，以东门为整个城的正门”。这种观点是无法成立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皇帝，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无所不能，志向颇大，在东海岸修一个东门阙完全是为了巩固政权和表明疆域的需要，不具有实质的意义，与都城的面向毫无关系，只是秦始皇志得意满心态的反映，和他欲把都城扩大为“表河以为秦东门，表禥以为秦西门”的愿望是一致的。那为什么秦在东边立门呢?因为秦虽用武力征服了六国，但并未使六国心服口服，因而六国伺机反扑，欲推翻秦的统治，秦始皇之所以多次出巡东方，除了寻求仙药之外，实质上是对东方的威慑，秦兵马俑浩浩荡荡，面向东方也正反映了这一点。　　杨宽先生的第二个根据是《吕氏春秋》中所讲的天子、诸侯的陵园“设阙廷，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安死》，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35页。）。并以秦始皇陵的坐西向东布局来推定秦咸阳的走向，这个论据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秦始皇陵的墓向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坐北面南，有人认为是坐西面东，根据秦始皇陵园的布局来看，坐西面东比较合理。（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吕氏春秋》的这条资料，实际上“若都邑”之意并不是说完全和都城一样，只能说是具有象征意义，即按照“事死如事生”的礼制，把秦始皇生前所向往和所使用的东西在他死后的陵园中得到体现。“秦始皇陵高大的封土及其下的地宫象征着生前的咸阳宫，地面上的两重城垣，象征着京师的内外城或名之曰大小城，外城垣东侧的兵马俑坑，象征着守卫京城的宿卫军，上焦村的小型马厩坑群及西侧内外城垣之间的大型马厩坑象征着京师的宫廷厩苑，陵封土西侧的铜车马坑，象征着宫廷乘舆……”（同上。）虽然如此，要以秦始皇陵的面向来论证秦咸阳的面向是靠不住的，王学理、赵化成两位先生都认为：“若都邑”仅指象征着咸阳都城中的某个宫室。事实上咸阳都城的建筑和秦始皇陵并非完全一样。（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赵化成：《秦始皇陵陵园布局结构的再研究》，《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506页。）咸阳都城中有的并不全都在秦始皇陵中有，如手工业作坊、居民区等。何况秦都咸阳横跨渭河两岸，秦始皇陵并无此布局。　　杨文认为判断都城面向的主要依据是城门的阙，这是不确的。据《三辅黄图》云：“阙，观也，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又云：“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说明这种建筑形式并非只建造在正门，它是门前两个高耸的建筑物，对称分布于门外的门道两旁，皇宫宫门的阙，是宣布国家政令和张贴重要安民告示之处。　　杨文引用《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的记载：“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而未记载有南阙和西阙，从而认为“东门和北门同样是正门，东门又是主要的正门”。　　我们先看颜师古是怎样解释这个问题的。“未央宫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盖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压胜之术，理宜然乎?”从颜师古的解释来看，他首先承认未央宫是坐北面南的，然后论及修建东阙和北阙的原因，他指出北门为正门，与杨文的观点不一样。他指出奏事谒见到北门的原因是公车司马在北，这也是不确的。《三辅黄图》云：“汉未央、长乐、甘泉宫，四面皆有公车（公车即主受章疏之处）。”又云：“司马门，凡言司马者，宫垣之内，兵马所在，司马主武事，故谓宫之外门为司马门。”说明公车司马并非只在北门有，而是宫之四门皆有。之所以上书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只是北门方便而已，并不能说北门就是正门。西汉时代，与长安一水之隔的渭北咸阳原上是汉朝的皇室陵区，其中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均设置了陵邑，五座陵邑是京师重地，因而长安城和未央宫的北门都是重要通道。从长安城内布局来看，未央宫位于城内西南隅，桂宫、北宫和明光宫均在其北与东北部，它们与未央宫之间的交通，自然是以进出未央宫北门为便，百官及外国使者到未央宫朝见皇帝也入北宫门，正因为如此，《史记·高祖本纪》司马贞《索隐》云：“秦家旧处皆在渭北，而立东阙、北阙，盖取其便也。”《三辅旧事》亦云：“汉都渭南，开北阙以临渭，渭北则陵庙所在。”　　笔者认为以门阙所在判断都城的面向是行不通的，而应以宫城前殿之所在判别其面向。秦汉时期的大型宫殿都修有前殿，它是宫城中的主体建筑，皇帝的登基大典、朝仪等重大活动均在此举行。秦阿房宫有前殿，汉的未央、长乐、甘泉、建章宫都有前殿。所谓前殿，是进正门即南门以后首先要进入的宫殿，其位置在宫的正南方，非常重要，故而前殿都在高大的夯土台上，气势雄伟，壮丽无比，是门阙根本无法比拟的。　　秦阿房宫的前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建造于高台之上，以木兰为梁，采取四阿式重檐屋顶。正如唐杜牧《阿房宫赋》所云：“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其遗址虽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现仍存东西长1300米，南北宽500米，高7米。汉长乐宫是秦宫汉葺，沿用秦宫城的建制，筑有宫城，四面各有一座宫门。南宫门与复盎门南北相对，有道路从复盎门通过南宫门直达长乐宫前殿。前殿四周有墙垣，南面辟有殿门，门内设庭院，是举行朝仪之地，它是长乐宫的主体建筑。前殿两边对称分布着大小相同的东厢和西厢。　　汉未央宫前殿，利用龙首山的地形，“以木兰为棼橑，文杏为梁柱。金铺玉户，华榱璧珰，雕楹玉磶，重轩镂槛，青琐丹墀，左墄右平，黄金为璧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然也”（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4—115页。）。建筑之奢华，为其他宫殿所不及。其规模“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同上书，第114页。）。从其南北为“深”，可看出其坐北面南的走向。据实际测得未央宫前殿台基东西宽200米，南北长350米，台基北高南低，从南向北有三个台基面，每个台基面上有一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三个建筑基址所在的三个台基高差较大。前殿位于未央宫的南部，而其他宫室如“宣室、温室、清凉，皆在未央（前）殿西”（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2页。）。未央宫的南门为正门，叫端门，前门有谒者10人，凡皇帝登基、丧事等大典礼活动及主要的朝会都在此举行。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在此置宴，大会诸侯朝臣，为太上皇祝寿；在平息诸吕之乱后，代王刘恒被迎入此殿，拥立为帝；汉武帝虽死于五柞宫，仍入殡于此；汉平帝的婚礼也是在此举行的。　　建章宫的前殿也称“玉堂殿”，位于建章宫之南，其南门为正门，叫阊阖。《汉书·礼乐志》云：“游阊阖，观玉堂。”因门上装饰有玉璧，又称璧门。南宫门之内对称分布着别凤阙和井干楼，各高50丈，两者之间有天桥相连接。穿过别凤阙和井干楼的天桥，就到了建章宫的前殿。前殿为三层台，高30丈，合今70余米，高大巍峨，雄伟壮丽，登临前殿之上，可以“下视未央”。遗址位于今西安市三桥镇以北高低堡子一带，仍高8米余。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杨文既承认汉宫城都是南向，却又说整个宫城是坐西朝东的。“长乐宫四面有门，但是只有东门和西门有阙，说明长乐宫的宫殿虽然都南向，而整个宫是坐西朝东的，该是秦代已经如此，西汉只是沿袭原有的体制而已。”“尽管每座主体建筑的本身是南向的，而整个一横排的朝宫和仓库的总体，都是坐西朝东的。”（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既然是按照宫廷礼仪把宫城的面向建成坐北面南，为什么却偏偏把它说成是坐西朝东的呢?从门阙的所在论证，有许多矛盾之处。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的门阙修筑并无统一的制度，如未央宫有北阙和东阙，而长乐宫却是东门和西门有阙，根据实际的需要而修建门阙，若一味按门阙来判断都城的面向，一个宫城就会有几个正门，这在古代都城制度上是不允许的，同时也就无法解释作为秦朝宫的阿房宫，“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和杨文提出的秦都城坐西面东的观点背道而驰了。　　杨文认为从东汉开始，都城都是面南的。他指出：“东汉洛阳的布局，显然和西汉长安不同，西汉长安主要宫室是长乐宫和未央宫，东西横列，以东方为正门，东汉洛阳，主要宫室是南宫和北宫，南北纵列，以南门为正门。”（同上书，第136页。）只要我们对西汉长安都城的情况加以分析，就可发现他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西汉王朝初年，对于定都于何地，是有争论的，经过一番辩论后，才决定定都长安。但由于长安在秦末战乱中遭到较大破坏，项羽入关后烧毁阿房宫等建筑，刘邦一时无法进入长安，遂暂时住在栎阳，把原秦的兴乐宫修葺扩建，改为长乐宫，才搬入长安。后萧何嫌长乐宫规模太小，无以壮天子之威，遂在长乐宫之西修建未央宫，正如《三辅黄图》所云：“汉之故都，高祖七年方修长安宫城，自栎阳徙居此城，本秦离宫也。初置长安城，本狭小，至惠帝更筑之。”由此可见，汉长安城从开始便不像东汉洛阳那样，而是在原秦宫的基础上建造的，后又在长乐和未央宫的北部修北宫、桂宫、明光宫等，因此在都城的规划和建造上显然不如东汉洛阳那样整齐，分为南北二宫，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实际上，未央宫和长乐宫相当于东汉的南宫，而长安城北部的三宫相当于洛阳的北宫，因此，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洛阳城一样也是坐北面南的。　　十四 秦都城中礼制建筑研究　　礼制建筑在中国古代都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祭祀和战争是当时国家政权的两项根本任务，因此祭祀在古代人们生活中是须臾不可离开的事情。对于统治者来讲，祭祀更是国之大事，是统治者维持统治的方法，万万马虎不得。所以，作为古代政治中心的都城必然成为宗庙祭祀建筑的集中地。　　随着国家的出现，宗教和祭祀愈益受到重视。反映商王朝文明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都与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周王朝更是治礼作乐，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法宝。　　秦文化继承周文化而来，虽然秦民族是信奉法家、提倡功利主义的，但对礼制建筑也是不马虎的，秦人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西周以来的礼制传统，包括周人祭祀天帝和宗庙社稷的做法，同时又有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一）秦都城中的礼制建筑　　秦都城中的礼制建筑，比较重要的是郊祀、宗庙和社稷。　　1.郊祀　　顾名思义，郊祀一定是在都城的郊区对天（上帝）进行祭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第1253—1254页。）秦人的祭天活动，主要地点在都城的附近。　　秦人祭天的传统是非常悠久的，始于秦襄公时期。《史记·秦本纪》云：“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祠白帝。”　　“畤”是秦人祭天的建筑。“畤”的本义，文献中有以下解释：　　《史记·封禅书》：“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史记索隐》引《汉旧仪》云：“祭人先于陇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菜畦，畤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畤。”《三苍》云：“畤，埒也。”　　《史记·秦本纪》《索隐》云：“畤，止也，言神灵之所依也。亦音市，谓为坛以祭天也。”　　从上述文献记载，笔者认为“畤”应为在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建立的祭天的建筑，其形制应该是封土为坛。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祭天建筑，后来发展为上有房子的建筑，北京的天坛应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西畤应在甘肃省礼县永兴乡大堡子山附近一带。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礼县永兴乡大堡子山发现了秦先公的大墓，按照历史上帝王陵均离都城不远的原则，其都城也应在此附近，这与史书记载的秦早期都城西犬丘位置基本是吻合的。那么西畤也应在都城附近。另外，据《史记·封禅书》记载：“西也有数十祠”，此处之“西”字乃指西县，可见位于今天的甘肃礼县在当时的祭祀活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因为它是秦人开始发迹的地方。　　祭天本是天子礼仪，襄公以诸侯行郊天之礼，所以后人多认为这是一种僭越礼制的行为。襄公时创立的祭天传统，到建都栎阳后，得到继承，又在栎阳设立畦畤，雍城和咸阳时得到发扬光大。　　雍城在秦人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自秦德公开始建都到秦灵公出于军事目的迁都泾阳，作为都城长达255年。礼制建筑在此多有修建。因此在秦人的心目中雍城有着崇高的地位，“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秦人祭天帝，立有“四畤”，因为“四畤”，所在地点都在雍地，故称为“雍四畤”。　　在《史记·秦本纪》、《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汉书·郊祀志》中可以看到很多当时在“四畤”进行祭祀的实例。对于雍四畤遗址的确切地点，田亚岐先生曾作过实地踏查和考证，（田亚岐：《秦汉置畤研究》，《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认为：　　鄜畤：祠白帝，秦文公立，在陈仓。即秦汉蕲年宫遗址，在陕西凤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村遗址，这里曾出土有蕲年宫瓦当等建筑材料。　　密畤：祠青帝，秦宣公立，在雍城渭南某地。即羽阳宫遗址，位于今陕西宝鸡市东卧龙寺站西北的陈仓县故城，这里曾出土羽阳临渭、羽阳千秋、羽阳千岁、羽阳万岁等文字瓦当。　　吴阳上畤：祠黄帝，秦灵公立，在吴阳。凤翔凹里秦汉遗址可能与吴阳上畤有关，地点在陕西凤翔县东横水乡凹里村。　　吴阳下畤：祠炎帝，秦灵公立，在吴阳。即高泉宫，在今扶风县北法门镇美阳村。《小校经阁金文》、《陕西金石志》均著录有“高泉共（供）厨”铜鼎盖，当与吴阳下畤的祭祀活动有关。秦人祭祀白、青、黄、炎四帝的四畤为后代五郊坛（祭白、青、黄、赤、黑五帝）之滥觞。秦人迁都栎阳后，又立畦畤，祀白帝。秦人祭上帝的做法，实质上是对周人祭天传统的继承。可以看到，阴阳五行观念已经在秦人的祭祀礼仪中有所体现。不过，秦人的祭天也有其自己的特点，他们重视到西方去祭天，上帝中最受崇拜的也是主西方的白帝。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秦始皇命为“水德”为止。后来，汉高祖刘邦在秦代雍四畤的基础上，增设北畤，祠黑帝，形成西汉初年的“雍五畤”。自此以后，五帝的祭祀，历朝都成定制。　　雍城在秦的礼制建筑中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史记·封禅书》：“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述之属，百有余庙。”　　秦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后，在咸阳周围也建成了郊祀的场所。尽管如此，帝王们仍然到雍城去郊祀。《史记·封禅书》记载：“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其意为秦始皇时期，祭祀天（上帝）已成定制，即三年一郊，时间在十月上宿，地点在咸阳之郊，由皇帝亲自行礼。郊天时尚白，通权火（即燔烧柴草用以照明），仪式如常祀。　　实质上，秦始皇对都城咸阳祭天的重视，已超越对西畤、鄜畤的祭祀。《史记·封禅书》在叙述秦王祭天“拜于咸阳之旁”后，接着就说“西畤、鄜畤，祀如其故，上不亲往。诸此祀，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　　到秦二世时期，郊祀之礼仍然继续不断。《史记·李斯列传》云：“赵高指鹿为马，二世自以为惑，令太卜卦，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　　2.宗庙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此处之西雍为秦的都城西犬丘（西垂）和雍城，不单指雍城一地，故应在“西”字后加顿点。秦之宗庙，主要包括秦先公在西犬丘宗庙、雍都宗庙以及秦始皇的极庙。据统计，秦人在各地所立的祀庙，总计约有200所。关于秦先公在西犬丘的宗庙由于资料缺乏，还无从得知其大概。　　在秦都雍城已发现了秦的宗庙遗址。目前在此发现了四座宫殿遗址，其中的马家庄1号建筑群就是一座宗庙遗址。坐北朝南，平面为长方形，位于雍城中部偏北。南北残长约76米，东西宽87.6米，面积约为6660平方米。由大门、中庭、朝寝、亭台及东西厢等部分组成，整个建筑四周有围墙环绕，布局井然有序，规矩整齐。大门由门道、东西塾、回廊、散水等部分组成。东西宽达18.8米，南北进深因南部残损已不可知。中庭位于大门北面，为一中间微凹下，四周稍高的空场，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34.5米，东西宽30米。中庭南部有夯土面三条，踩踏面一条，分别连接大门、东厢、西厢等。朝寝在中庭的北侧，由前朝、后寝、东西夹室、北三室、回廊、散水、东西阶等部分组成，东西宽20.8米，南北进深13.9米。亭台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5.4米，南北长3.8米，四边无檐墙，四角各有角柱一对，外有石子散水环绕。东西厢分别位于中庭之东西侧，均由前堂、后室、南北夹室、东（西）三室及回廊、台阶组成，东厢南北面宽24米，东西进深13.9米，西厢残缺。　　在上述建筑的四周有夯土围墙，东围墙现存两段通长55.9米，南北各发现一个门址。西围墙现存通长71.1米，中段残缺，北段有一门址。南墙残损最甚，仅发现西侧一段，长10米。北墙保存完整，长87.6米。　　在一号建筑遗址内，出土有各种陶瓦、铜质建筑构件。在中庭、东西厢南侧及祖庙厢内，发现各类祭祀坑181个，牛羊有全牲、无头和切碎三种祭祀形式，坑与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打破关系，是多次祭祀的结果。根据遗址祭祀中出土的遗物、建筑的总体布局及有关史籍记载，初步认为一号建筑群的建筑年代应为春秋中期，废弃时间应在春秋晚期，一号建筑群为宗庙性质的建筑是毫无疑问的。（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一号建筑群是包括祖庙、昭庙、穆庙、祭祀坑等在内的一座较完整的大型宗庙遗址。它的发现，无疑对探讨先秦时期宫室宗庙制度、祭祀仪式及秦的建筑史有重要的意义。祭祀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先秦时代是崇尚鬼神、祖先的时代，研究其礼制建筑、祭祀形式，有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先秦时期宗庙之类的礼制建筑，古时的记载很多，但考古发掘出来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先秦礼制建筑，目前还只有这一个，它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先秦礼制建筑。直到秦始皇行冠礼时仍然要到雍城宗庙中去进行，可见其宗庙的重要性。秦之故祠，以雍地为多，达一百余所，雍地以西亦数十祠。　　秦都咸阳的宗庙，主要包括秦始皇及其以前所修的“诸庙”和秦始皇时期新修、秦二世定名的“秦始皇极庙”。秦都咸阳的宗庙位于都城的渭河以南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诸庙、章台、上林皆在渭南。”在咸阳诸庙中，“秦昭王庙”的位置有较为具体的记载。《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云：“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长乐宫、未央宫、武库的位置都已勘察清楚。秦章台故址，据考证，即未央宫前殿基址之所在。武库遗址在长乐、未央之间，樗里子墓覆压在武库遗址之下，樗里子疾室当在其东不远的地方，而秦昭王庙则在其东侧，紧邻樗里子疾室。因此秦昭王庙当在渭南汉长安城之东南部，秦渭南诸庙的位置，应该也在此地。　　秦始皇极庙建于始皇二十七年，原名“信宫”，竣工后旋改名为“极庙”。《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　　从记载可以看出，信宫修建在渭水以南。《春秋传》曰：“再宿曰信”，信宫即暂宿之宫。据《三辅黄图》云：“信宫，亦曰咸阳宫”，其意为信宫的作用可以代替咸阳宫，是秦始皇将都城南移的具体举措之一，即信宫是可以举行重大的朝事活动的。　　到秦始皇二十八年，改信宫为“太极庙”，《三辅黄图》则称“已而更名信宫为极庙”，说明信宫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改作极庙。所谓极庙，也叫宫庙。古人“宫”“庙”界限不甚严格，宗庙也是从活人的宫室转化过来的。司马贞《史记索隐》云：“为宫庙象天极，故曰极庙。”极庙象征天上的天极星座。天极星即北极星，是群星所拱的最为尊贵的星。秦始皇之所以将信宫改为极庙，实质上正是采用了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而把天上的星座与地上的君臣相比附，为其中央集权制造理论根据，以表现他“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的功绩。把自己作为世俗皇帝在天宫的代表，表明自己的权力是上帝赐给的。很明显修建信宫的目的是秦始皇为自己修建的宗庙，是秦在渭南所修的诸庙之一。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将极庙改为始皇庙，《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以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说明秦二世把秦始皇庙作为皇帝祖庙，以后按二世庙、三世庙向下排，建立新的七庙。　　宗庙是有一定格局、一定规模的建筑，它与陵墓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才有“自极庙道通郦山”的记载，这里的郦山是指秦始皇陵。秦始皇陵原名“丽山”，当时“郦”与“丽”通用。既然信宫是作为始皇庙而修建的，为什么一开始不称“庙”而称“宫”呢?这是因为当时始皇帝正是英年，况且他一生最害怕死，这是讳言死的一种称呼，和把其陵墓称作“丽山”一样。这在《汉书·景帝纪》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景帝四年三月，置德阳宫。《集解》臣瓒曰：“是景帝庙也，帝自作之，讳不言庙，故言宫。”　　极庙位于渭南，但对于具体地望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清谷师认为遗址在汉长安城的北宫，即北宫可能是在极庙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相当于现在西安市北郊的南徐寨、北徐寨一带。他指出：《吕氏春秋·慎势》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极庙的位置南是章台，东南是兴乐宫，西是甘泉宫，北隔渭水是咸阳宫。正处在诸宫之中，符合立庙的原则。他还根据《汉书·郊祀志》所载北宫“张羽旗，设共具以礼神君”是奉神之宫，在极庙之上建北宫是汉承秦制的表现。　　聂新民先生认为信宫即西安北郊阎家寺遗址。（聂新民：《秦始皇信宫考》，《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刘致平在《西安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查初记》中认为这是一处汉代建筑遗址。（刘致平：《西安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察初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该遗址在今渭河南岸草滩镇东南的阎家寺村，有一处由多处高台建筑组成的遗址。在正轴线的北部，是一座大型的夯土台基，方圆数百米，构成主体结构。再南去500多米，在轴线两侧，由四座小土台基分开，两两左右对称。可惜遗址范围、形制、结构等未查清，大台基即被工厂的专用铁路截断，1956年曾作过部分清理。现高不及3米。聂新民先生认为该遗址为秦遗址，是一处宗庙遗址，极有可能是信宫——秦始皇七庙遗址。王学理先生在《咸阳帝都记》一书中也持此观点。（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书中认为渭南之诸庙指建造于秦王陵附近的秦昭王庙、孝文王庙、庄襄王庙等。这个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这同以上我们所提到的史书记载是矛盾的。秦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的陵墓均在西安东郊的骊山西麓一带，被称为秦东陵，已得到考古勘探的证实，虽然也在渭河以南，但显然和史书记载的原意不符，樗里子的居室怎么也不会建到这里，因此昭王庙也不会在此。其次，七庙是被项羽烧秦都咸阳时烧掉的。而东陵地区离咸阳距离太远，不可能烧至这里。最后，在陵旁建庙始于西汉景帝时期，秦只是在陵旁建置寝殿，作祭祀之用，而并非建庙，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笔者认为极庙应在渭南的诸庙附近。诸庙的位置，前文已有论及，就在今天汉长安城的东南部。秦在渭南诸庙有七个，贾谊《过秦论》云：“一夫作难而七庙随堕。”《史记·秦始皇本纪》亦云：“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这七庙中当然包括极庙在内。按照昭穆制度建制宗庙，极庙当离昭王庙不会太远。其所在位置应在在甘泉宫以南、兴乐宫以西、章台以北。　　秦始皇及其秦二世对修建宗庙是非常重视的，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赖宗庙之灵，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赖宗庙，天下初定。”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赵高杀二世，议立公子婴，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玺。公子婴谋杀赵高，称病不行，赵高数落子婴：‘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婴遂杀赵高于斋宫”。《史记·李斯列传》亦云：“二世语赵高曰：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智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胜，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　　3.社稷　　对社稷的祭祀在中国礼制史上源远流长。考古实物所见的社稷遗址，有江苏铜湾商代的“社”以及郑韩故城中郑国“社”的遗址。社，仿佛城隍庙和土地堂，无论大都小邑，都有社庙，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有他们的社，再加上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粮食“稷”，“社稷”二字便常常成为国家的代名词。这种观念，在秦人的心目中，也是如此。　　秦统一以后，有“立社稷”之举。当年李斯受到赵高的诬陷，李斯向二世上书表功，其中就有“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一项。（《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61页。）秦社稷遗址迄今尚未发现。文献中有关秦社稷的记载，也是屈指可数。《三辅黄图》云：“汉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礼》所谓太社也。”　　关于秦代社稷的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所知甚少。秦代立有社稷，秦亡后为汉社稷所取代。刘庆柱先生推测“汉初之社可能是在咸阳的秦社基础上建成的”，也就是说秦社的位置，就在西汉社稷所在的汉长安南郊。（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二）秦都城礼制建筑的特点及其影响　　秦都城的礼制建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从秦建国到秦灭亡，经过春秋、战国以及秦统一三个时期，前后近600年，因此其礼制建筑既有吸收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礼制建筑的成分，也有统一以后自己创造的成分。雍城在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研究秦都城中的礼制建筑对于研究整个中国古代礼制建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墨子·明鬼》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必择国之正坛，治以为宗庙。”《礼记·曲礼》亦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宗庙之所以成为古代都城布局的中心，是因为古代社会是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宗主要巩固其统治地位，就必须加强本宗族的团结，而宗庙正是维系这种团结的纽带。因此宗庙不仅是这种血亲关系的象征和本族人心目中的神圣殿堂，而且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象征，国家的主要活动都在此进行，宗庙自然成为统治中心之所在。　　秦时在都城建筑中则突出人的作用。在都城规划中明确提出“重天子之威”的指导思想，城内建筑便以朝宫为中心，这一点在秦都城咸阳表现得更为突出。　　雍城在秦都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承夏商西周，下启秦汉。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宗庙和宫殿的关系上，宗庙是主要的，位于都城的中央。如二里头遗址的一号宫殿，面积约1万平方米，“台基西部是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四坡出檐的殿堂，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南面有宽敞的大门，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庑围中心的殿堂，从而组成一座十分壮观的宫殿建筑”（中国科学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但与戴震在《考工记图》中根据文献记载绘制的周代宗庙图有相似之处，很可能就是一座宗庙建筑的遗存。说明以宗庙为建筑群体中心的指导思想，在商代前期就形成了。殷墟小屯宫殿建筑“有南北一线的磁针方向居于正中遥遥相应的建筑物，以此左右对称，东西分列，整齐严肃”（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这是最早以宗庙为核心而形成的中轴线布局的古都。西周时期的周原凤雏一号遗址，以殿堂为中心，同庭、房、门、廊、阶、屏等组成了一座完备的四合院，布局严谨规整，大体上合于周代宗庙的设计，发掘者认为这是一座宗庙建筑。它也处于周原故址的中部。（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　　秦都雍城的宗庙与宫殿建筑则与夏、商、西周不同，宗庙与宫室已经形成两个独立的建筑，也都位于雍城的中部南北轴线的两侧，说明这时秦人已把宗庙和宫室看得同等重要，说明人的地位上升。宗庙再不像以前那样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一点上秦人的思想要比当时其他诸侯国人的思想更解放一些。到了秦统一前后的咸阳，宗庙的地位已降至次要，宫室建筑处于主要的地位，七庙位于咸阳宫南面。到了秦始皇时“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6页。）。从上可以看到宫室的重要性，“重天子之威”的思想已完全体现出来，朝宫修在都城的最南面。到汉的未央宫也是如此，其宗庙位于宫城的北面。　　可以看出，在秦代，宗庙、社稷和郊坛等礼制建筑与人君朝寝所用的宫殿建筑已有明确的区分，而非所谓的“宫庙不分”。不但如此，宗庙、社稷和郊坛，也开始从宫城内挪到了宫城之外，这成为以后的礼制建筑的传统。　　历代学者都以秦“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灭学废礼而责难秦，认为“孔子西行不到秦”，儒家思想在秦国没有市场。实质上并非如此，秦人是功利主义者，在尊重法家的同时，对于其他各家思想，只要有利于其统治的，都予以采纳，当然对于维护统治有作用的儒家礼制思想也在秦国得到实行。也正因为如此，秦都城中的礼制建筑在其建设中均体现出来。秦统一以前，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到司马迁追述前代礼制时，已感到“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55页。）。秦始皇完成大一统以后，兼采六国礼仪，形成秦代的礼仪制度：“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从这方面讲，秦始皇在中国礼制史上是有贡献的。汉高祖以叔孙通定礼仪，“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史记》卷二三《礼书》，第1159—1160页。）。　　通过以上的论述分析，可以看出秦的礼制建筑是按照五行观念，依据“五德终始”的原则而营建的，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祭祀五帝（缺黑帝）、修宗庙、立社稷、行封禅大礼、祭祀天地名山大川，这些都对后世的礼制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人欧阳修在《新唐书》卷十一《礼乐一》中指出：“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与苟简而已。”　　后世多沿用秦礼制，比如秦推崇五德终始，后世多加沿袭；秦人祭祀五帝，汉代因袭而完善之；秦始皇行封禅大礼，定名山大川之祀，汉武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后世颇受推崇的祭祀对象，如天帝、日月、三辰、五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等，在秦时都已立祠于雍地

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首页.书架.社科.目录下章|上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二章 秦汉陵墓文化（一）　　帝王陵是研究当时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之所以如此，按照“事死如事生”的礼制，帝王陵墓是生前生活的反映，因而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表现，是研究当时社会的一把钥匙。特别是秦汉时期缺少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一 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　　秦公帝王陵园是秦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帝王在驾崩后一般都葬在都城的附近，因而在规划都城时，都要事先考虑规划陵区所在，秦也不例外。按照“秦公陵园建筑，随国都而转移”（石兴邦：《秦代都城和陵墓的建制及其相关的历史意义》，《秦文化论丛》第一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的规律，秦先后有四大陵区，即天水附近陵区、雍城陵区、栎阳陵区和咸阳陵区。　　秦公帝王陵区成系列化，自西而东延伸，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完整的，为研究秦公帝王陵园奠定了基础。秦的都城是由西而东逐步扩大的，从甘肃的陇东，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而进军关中，并以关中为根据地，发展壮大，逐步统一了全国。因而其陵园也是由西而东，由天水附近的秦、西垂到关中的雍城、栎阳和咸阳。也有的是因为新迁都城的临时性质，而归葬原都城的，如襄公、文公等，虽已越过陇山，但仍归葬陇山以西的西垂陵区，灵公等虽从雍城迁往泾阳，但仍归葬雍城。　　（一）天水附近陵区　　自从非子居犬丘后，由于善养马，被“赐姓嬴”、“邑之秦”，到庄公时被封为“西垂大夫”，“居其故西犬丘”，襄公时，由于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赐以岐以西之地”，于是襄公始国，文公时居“西垂宫”（《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9页。）。因此，秦的天水陵区应包括“秦”和“西垂”两个地方。　　非子所居的秦，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南的瓦泉一带，在其地发现了不少秦墓，也出土了很多秦文物，但目前尚未发现大的陵墓。笔者曾去当地考察，发现一些线索，找到一个巨大的夯土台，夯土台下为陵墓，有几座已被盗掘的墓。但由于考古工作者未进行钻探和试掘，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西垂（西犬丘）位于甘肃礼县永兴乡一带，在大堡子山曾发现三座墓。1号墓为曲尺形，最长一边3.7米，深7米，已清理到底，被盗掘一空，仅余残碎的马骨，推测应为车马坑。2号墓为中字形，总长87米，墓室在中部，墓室面积12米×11米，深11米。在接近西墓道处发现人牲6具。3号墓为目字形，长110米，宽10米，深9米以上，从其形制看应是车马坑。　　这几座墓前些年屡次被盗，有许多重要文物散失海外，其中有一批金箔饰片。（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第6期。）上海博物馆已从海外购回了4个铜鼎和2个簋，其中最大的一个鼎高47厘米，口径42.3厘米。器腹上有“秦公乍铸用鼎”。从秦公器的形制、铭文、纹饰、铸造特点及相关的史实看，这些器物应为秦襄公、文公之器。礼县大堡子山两座大墓的年代应为春秋初期，墓主分别为襄公、文公。　　在大堡子山几座大墓的旁边，甘肃省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9座中小型秦墓葬。1998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大堡子山的对面赵坪发现了几个秦墓，这几个墓虽小，但未被盗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车马器、陶器等，这批文物现藏甘肃省礼县博物馆。　　笔者认为秦文公及其以前的诸公均葬在天水附近的陵区。对于文公的葬地，《史记》的记载是矛盾的，《史记·秦本纪》云：“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秦纪》曰：“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在这两条史料中，《秦纪》的史料早，其可靠性要大于《秦本纪》，因此，笔者认为文公归葬于西垂是正确的。　　（二）雍城陵区　　秦都雍城的秦公陵墓，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勘探已基本清楚，位于都城以南的三畤原上。在此已发现了14个陵园，49座大墓，其中1座丰字形墓，21座中字形大墓，5座甲字形大墓，分布在东西长约12公里、南北宽近3公里的范围内。　　三畤原所在，南临渭河，北眺雍山，西依灵山，东接扶岐，位于周原的西部，因而土厚水深，地势平坦，是理想的秦公墓地，所以先后有23位秦君葬于此（包括两个不享国的）。　　雍城作为国都255年，在此之前的平阳和其后的泾阳，曾也作为都城，但其国君死后仍葬在雍城。这是因为一则这里地理环境优越。二则作为都城时间长，形成传统的墓地，即使后来迁至泾阳，但宗庙仍在雍，所以死后仍葬在雍城以南。因而形成庞大的陵墓区。三则平阳、泾阳作为都城，或时间较短，或只具临时性的功能，因而陵墓多在雍城。　　到了献公迁都栎阳后，才把陵墓迁至栎阳。因此共有23位秦公葬于雍城之南。这符合古代陵随都移的规律。　　平阳都城为何要和雍都的陵墓建在一起呢?这是因为当时虽然都城不在一地，但相距并不远，在选择陵墓时，大家都觉得平阳离渭河较近，易受洪水威胁，而雍城以南的三畤原地高土厚较安全，最为后适，故将陵墓修在此地。后来建都雍城后，陆续在这里修建陵墓。　　关于秦宪公的陵墓，《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秦纪》云：“葬衙。”《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宁（应为宪）公墓在岐州陈仓县西北三十七里秦陵山。”《帝王世纪》也云：“秦宁（宪）公葬西山大麓，故号秦陵山。”在今天的凤翔以西仍有一灵山，韩伟先生提出：“凤翔以西之‘灵山’可能为‘陵山’之讹。”从地理方位上来讲，韩伟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其实，灵山并非峻拔挺秀的山峰，只不过是黄土质的山前冲积扇，界线不明显。由于灵山之西为干河河谷，“西山大麓”只能是“灵山”东南的“三畤原”，这里原面完整平坦，黄土层深度在89—120米，土厚水深适宜于墓葬。正因为三畤原优越的地理环境，平阳和雍城均在此修建陵墓，并一直延续到迁都栎阳时。　　中字形墓无疑为秦公的墓，级别高，墓室呈长方形，东西各有一条墓道，东墓道较西墓道长而平缓，为主墓道，墓葬均为坐西向东。已经发掘的秦公1号大墓就是一个中字形墓，全长300米，面积为5334平方米，深达24米，是目前发现的秦公陵园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也是目前全国发掘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一座，根据墓中出土铭文推测应为秦景公的墓葬。　　该墓虽经历史上270多次的被盗，墓内仍出土文物3500余件，文物质地高贵，造型精美。该墓是一个上大底小的土圹竖穴墓，由底到顶有三层台阶，台阶环绕墓壁，宽2—6米，第三台阶中部即为椁室，深4.2米，椁分主副椁室两部分，平面呈曲尺形。主副椁室各有柏木椁具一套，形成一座长方体的木屋，长14.4米，宽、高均为5.6米，用截面边长为21厘米的枋木垒砌而成。　　陵园平面多作长方形，墓葬集中于陵园南部，根据陵园内中字形墓葬数量，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只有一个陵园，陵园内有3座中字形墓，埋葬的国君在两位以上。第二种陵园内只有1座中字形墓，即只埋葬一位国君。第三种陵园内有两座中字形墓和车马坑，应是国君和其夫人并穴合葬。西边的中字形墓和车马坑都大于东边的中字形墓，东西并列，应是国君墓葬，东边的中字形墓应是国君夫人墓葬，这三种类型陵园以第一种类型最早，第三种类型最晚。　　这21座中字形墓室之上均有建筑遗迹，应为享堂建筑。　　甲字形墓5座，墓室为长方形，仅有东侧一条墓道。估计应为当时未享国的秦国公子的墓葬。从49座大墓的形制、布局和隍壕设施来看，分为14座陵园，每座陵园由不同类型的大墓2—8座按一定布局有机地组成。每座陵园的周围及部分中字形墓的周围都设有中隍或内隍，将陵园或中字形墓环围其中，其中有双隍形、单隍形、组合形。双隍形即以双马蹄形内隍围绕中字形主墓，再以中隍环围主墓、附葬坑及车马坑。单隍形为主墓两侧无内隍，仅以中隍环围主墓和车马坑。组合形即几座陵园共用中隍或陵中套陵。　　从考古发掘结合史料记载来看，笔者认为虽然《史记》中对从宪公到出公的葬地记载有所不同，但都在三畤原上，只是当时人在选择墓葬地时地理位置更详细一些，虽然有“衙”、“阳”、“宣阳聚”、“雍”、“南”、“栎圉”、“陵圉”、“车里”、“丘里”、“义里丘”、“入里”、“左宫”等，（《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86页。）但都应在雍城以南一带，这些地名后来失传了，因而我们今天只能推测其大体所在。　　（三）栎阳陵区　　秦献公二年徙都栎阳，直到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栎阳为都34年，其间只有献公和孝公两位秦公，他们二人的墓葬，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献公葬嚣圉”、“孝公葬弟圉”，“嚣圉”所在不详，“弟圉”据《水经·渭水注》云：“白渠又东支渠出焉，东南迳高陵县故城北，又东迳栎阳城北。白渠又东迳秦孝公陵北，又东南迳居陵城北，莲芍城南，又东注金氏陵……”白渠在栎阳城北，今康桥和关山镇以南，莲芍故城在今渭南市下镇附近，由此可知秦孝公陵所在的弟圉应在栎阳城东，下镇以西一带。据考古钻探所知，栎阳城的东北郊为王陵，东南郊为一般人的墓葬，那么献公的陵墓也应在孝公陵附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工作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献公和孝公的陵墓在《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也有提及，“何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殹（也）”。何为冢呢?扬雄《方言》云：“冢，秦晋之间谓之坟。”《周礼·冢宰》云：“山顶曰冢。”《周礼·序官·冢人》也云：“冢，封土为丘陇象冢而为之。”从上所言，冢就是在墓上筑起了像山顶一样的封土。说明献公、孝公陵上已开始筑起封土了。　　有人指出，秦献公和孝公的陵墓在秦东陵，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秦东陵所埋葬的秦王，史书中均有记载，而献公、孝公的陵墓，史书记载根本不在东陵，而在栎阳附近。两个陵区之间无必然的联系，更何况在这两个陵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咸阳陵区中的秦公陵和秦永陵。　　（四）咸阳陵区　　秦都咸阳的帝王陵分布在咸阳都城的西北方和东南方，有惠文王陵、武王陵、昭襄王陵、孝文王陵、庄襄王陵、秦始皇陵。离都城最近的是惠文王和武王陵，较远的为秦始皇陵。　　1.秦惠文王、武王陵　　惠文王、武王陵位于都城咸阳的西北方，在今咸阳以北的周陵中学附近，就是以前讹传的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长安志》卷十三咸阳云：“周文王陵在县北一十五里毕原上，武王陵在文王陵北。周公墓在文王墓东。”之所以会出现这一讹传，是由于古人对毕原的所在有歧义。　　关于毕原及墓葬的所在位置，一说毕在渭河南镐京附近。《史记·周本纪》云：“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镐指西周都城镐京，遗址在今长安县斗门镇附近。杜指周时杜伯国，秦时的杜县，即今西安市西南杜城村附近。《括地志》记载周文王、周武王陵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和《史记》记载位置相近。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毕原在咸阳北。《史记·鲁周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周公墓在雍州咸阳北十三里毕原上。”　　笔者认为古代的毕原有两个，一在渭河南的镐京一带，一在咸阳。正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一有二毕原，万年县云：“毕原在县西南二十八里。诗注云：毕，终南之道名也。书云：周公薨，成王葬于毕是也。”又，咸阳县云：“毕原，即县所理也……原南北数十里，东西二三百里，无山川陂湖，井深五十丈，亦谓之毕陌。”但周文王、武王的陵墓应在其时的都城丰、镐京一带，这也符合古代陵墓随都迁移的规律。　　实质上早在三国时，魏刘劭在《皇览》中已指出这两座陵墓非周文王、武王的陵墓，“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武王冢，非也。周武王冢在杜中”。《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也云：“秦悼武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十五里也。”关于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古代文献中多记载在渭河南的镐京附近。　　对于周天子墓地所在，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指出：“所谓周公葬我毕，毕在镐东南杜中。”即在今长安县杜曲一带。司马迁是距周代较近的史学家，其治史态度一向以严谨著称，所以其论是可以信服的。　　《皇清经解》引孙星衍《毕陌毕原考》指出：“毕陌在渭水北，秦文王、武王所葬，即今咸阳之陵，先诸书甚明，其误自宋人始。”　　何况周文王、武王当时的墓是没有封土的，这是因为当时“不封不树”，据《汉书·楚元王传》云：“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垄之处。”又指出“及秦惠文、武、昭、孝、庄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其意为从古代到惠文王以前的秦诸公、王陵墓皆无封土，而惠文王、武王才有封土，由此可见，咸阳周陵中学附近有大封土的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实为秦惠文王陵和武王陵，是后代人把渭河南的毕原混淆为渭北咸阳原的毕陌，而周文王、武王的陵墓区在渭河以南的镐京附近。　　二陵封土均为覆斗形，惠文王陵（即公陵）高11.8米，底边长78米，顶边长48米；悼武王陵（即永陵）在惠文王陵北200米处，高12.3米，底边长71米，顶边长14米。1973年7月，在公陵南40米处地下未经扰乱的地层中，出土战国圆形瓦当两种，其形制相同，泥质夹沙，灰陶，面径12厘米，无边轮，当面有一凸圆，径10.3厘米，纹饰用圆印模制，中内十字单线分四区，各饰云纹。（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志·文物志》，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2002年11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周陵进行了钻探调查，探明了其墓道的数量和形制，钻探调查的结果显示，陵墓特征同西汉陵墓差别较大，其时代可能要早到战国至秦时期。2003年12月，配合迎宾大道修建工作，在周陵围墙外西部的路基上钻探发现了一道长达数百米的南北向壕沟，发掘结果表明这是一处战国至秦时期的壕沟，可能属于“周陵”的西围沟。2004年6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组织人力对其进行了钻探，在陵墓周围发现了围沟。这一发现，对判断周陵陵墓归属提供了较为明确的证据。2007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对周陵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钻探，探明了周陵外园墙，南陵和北陵共用的陵园园墙以及两陵各自的墓道，并发现了6处建筑遗址、27座外藏坑、161座陪葬墓。考古发现，周陵的外陵园园墙由墙垣和外围沟两部分组成。南陵外形为截锥体（即“覆斗状”），平面基本为方形。北陵南距南陵为145.8米，外形基本为截锥体，方锥体略圆，平面基本为方形略圆。两座墓葬形制均为“亚”字形，在封土四面的中部各有墓道一条，平面均为梯形。另外，在陵园内地表散落有大量的残砖块、瓦片，残瓦片外表有粗绳纹、细绳纹、篮纹以及素面。素面圆瓦当在战国早期还有一些，战国中晚期已甚少。其中葵纹瓦当同于秦咸阳遗址所发现的纹样。另外，根据陪葬坑内排列比较混乱等原因判断，应该不是西汉时期的，重要的是在考古中发现了一些青铜器，根据其纹路等特征应为战国晚秦时期。（《咸阳“周陵”实为秦王墓》，《华商报》2008年2月29日。）　　2.秦东陵　　秦东陵坐落在咸阳以东的临潼县韩峪乡东部骊山西麓，南起洪庆沟，北至武家沟，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　　何以称为东陵呢?这是与位于关中西部的秦雍城的秦公诸陵相对应的，因此也可以把雍城的秦公陵园称为“西陵”。也有人认为“东陵”也只是就秦都城咸阳后出现的秦陵葬区而言，是“相对”于“毕陌”陵区而早就有的历史称呼。（王学理：《东陵和西陵》，《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东陵的最早文献记载见于《汉书·萧何曹参传》：“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谓之‘东陵瓜’，从召平始也。”从而说明先有东陵，后有东陵侯，秦亡后，东陵侯开始在长安城以东种瓜，现西安东灞桥区与临潼区斜口乡交界处有邵平店村，即昔日召平种瓜处。秦东陵所在地就在邵平店之南。直到宋代的咸宁县，仍有“东陵乡”。　　秦东陵所在地为秦时芷阳县所在地，故史书多记载“葬芷阳”。　　秦东陵到底都葬有哪些秦王?据史书记载：　　《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归葬芷阳”。　　《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四十二年，安国君（昭襄王次子，即孝文王柱）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葬芷阳。”《索隐》云：“十九年而立，葬芷陵也。”　　《史记·秦本纪》载：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葬于先王”。唐八子是孝文王的母亲，“合葬于先王”，即与孝文王之父昭襄王合葬，当然是葬于东陵。　　《史记·秦本纪·索隐》云：“孝文王名柱，五十三而立，立一年卒，葬寿陵。”《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正义》云：“秦孝文王陵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唐万年县即宋咸宁县，治所在长安城中，由此推之，寿陵亦当在东陵之内。　　《史记·秦本纪》载：“孝文王元年……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索隐》云：庄襄王“名子楚，三十二而立，立四年卒，葬阳陵”。《史记·秦始皇本纪》亦载：“庄襄王享国三年，葬芷阳”，可知庄襄王的陵寝名阳陵，亦在东陵之内。　　《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曰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芷阳。”　　从文献记载来看，芷阳是一个大的墓葬区，埋葬着秦悼武王以后到秦始皇之前的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宣太后等秦时著名的人物。　　考古工作者已对秦东陵进行了详细的勘探，在此发现了四个陵园。一号陵园依山坡而建，其范围南至小峪沟，北到武家坡村南无名沟，西界洞北村的小峪河，东达范家庄的人工壕沟，平面呈长方形，面积27平方公里。发现了两个“亚”字形的大墓，这按当时礼制是属于天子级别的墓葬，但由于一则当时的秦国处在统一的前夕，在对东方的战争中所向无敌，加之秦人好大喜功的特点，便僭越礼制；二则当时的周天子已名存实亡，秦便以老大自居。这两个亚字形大墓，墓顶上有封土堆，现存高2—4米，东西长250米，南北宽150米，表面呈鱼脊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南北并列，相距40米。经钻探得知，其中的一座墓室略呈正方形，南北58米，东西57米，四个斜坡形墓道，东墓道和北墓道的右壁各有一耳室；另一座的墓室亦近方形，东西58米，南北56米，四个斜坡墓道，东墓道和北墓道右壁也各有一个耳室。在一号陵园还有两处陪葬墓区和四处地面夯土建筑台基，陵区南北侧各有一天然壕沟，东面有一人工壕沟，相互连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　　二号陵园位于一号陵园的东北方向1.5千米处，即韩峪乡范家村北、骊山西麓坂原之上。陵园东自北沟村，西到枣园村，南至三冢村北无名沟，北达武家沟。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00米，总面积15万平方米。有中字形大墓1座、甲字形大墓3座、陪葬坑1座，陪葬墓区两处和地面建筑遗址一处。中字形墓与甲字形墓基本呈“品”字形排列。中字形墓通长81米，墓室居东西墓道之中，东西长27.5米，南北宽23米。地面留有残冢，高10米，冢底周长120米。（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二号陵园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　　三号陵园位于一号陵园西北约1.5公里，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为一“中”字形墓葬。　　4号陵园位于马斜村，属骊山西麓的坂原地带，与一号陵园隔河遥相对应，约距2.5公里。陵区的规模，东起马斜村，西至染房村，南抵井深沟，北到小峪河南岸，总面积80万平方米。陵园内有“亚”字形墓一座，“甲”字形陪葬墓两座，小型陪葬墓群一处。四周有隍壕，北面为造陵时专门开挖的，东、西、南则利用天然壕沟。“亚”字形大墓地表无封土，东西长278米，南北宽181米，墓室近于正方形，东西56米，南北55米。东墓道长152.5米，西墓道长6南墓道长78米，北墓道长54米。4条墓道均在其右侧边有一耳室。从该墓4个墓道都带有耳室这一点看，其时代可能略晚。（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秦东陵第四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　　从墓葬的形制及钻探出土的文物来看，这几座墓绝对是秦王的墓葬。不但规模大，而且每一个陵园都有保护陵园的壕沟，其壕沟既有对自然的利用，也有人工开挖的。　　过去对西安东郊的韩森冢，有人指出是秦庄襄王墓，有人指出是秦孝文王陵，歧义甚多。《长安志》卷一尖冢条：“《两京道里记》曰：‘在通化门外二里’，《皇览》云：‘是吕不韦冢’，《三辅旧事》云：‘是子楚母’，皆非也。其冢制度广大，岂大臣所宜，据韦述《两京新记》云：‘秦襄王寿陵。’”《长安志》认为是秦襄王陵，但究竟是昭襄王还是庄襄王并不清楚。从《史记》所记，秦昭襄王、庄襄王皆葬于芷阳，况且，在东陵已发现了三个“亚”字形大墓及多个中字形大墓。所以笔者认为韩森冢为“秦襄王墓”是错误的。　　之所以会产生以上错误的猜测，可能是受《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影响：“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死。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合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百年后，旁当有万家邑。’”夏太后葬在杜东，《史记正义》云：“夏太后陵在万年县东南二十五里。”约在今杜陵附近。按西望吾夫言之，孝文王陵应在杜陵的西或西北，遂有后人认为韩森冢为秦冢。　　韩森冢现存封土近方形，底边长67米，高22米，原定为秦庄襄王陵，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有人疑其为汉墓，（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志·文物志》，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3.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位于东陵以东的骊山北麓。陵园面积达60平方公里。封土的高度，据记载为“陵高五十丈”（《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54页。）。约相当于现在的115米高，而实际上现存高度为76米。（关于秦始皇陵的高度，由于测高点的不同，测出的高度分歧很大，笔者认为76米高较符合实际。）　　秦始皇陵墓的周围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除南边的内外城垣仍有局部残段存留地表外，其余仅在地下存有墙基。经探测，内外城垣均呈南北向长方形。内城长1355米，宽580米，周长3870米，占地面积785900平方米。内城的中部由东向西有条长330米、宽约8米的隔墙，把内城分为南、北两区。内城的北区又有一条南北向的宽约8米的夹墙，把北区分隔成东西两部分。内城垣的南、东、西三面各有一门，北面有二门，中部东西向的隔墙上有一门，南边的门址保存较好，门阙的基址仍高出地表2—3米，秦始皇陵墓位于内城的南区。秦始皇陵外城垣，经实测南北长2165米，东西宽940米，周长6210米，墙基宽约8米，外城的四面各有一门，门址上堆积着大量瓦砾及红烧土、灰烬，证明原来有门阙建筑。内城垣四个转角处有角楼建筑遗址。　　在秦始皇陵的外城垣以外，还分布有众多陪葬坑和陪葬墓。据勘探，到目前为止已在秦始皇陵园以内发现陪葬坑、陪葬墓600多处，计有兵马俑坑、车马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陪葬墓、寝殿、便殿、飤官、武库、乐舞百戏俑坑、文官俑坑、青铜水禽坑等遗址。这些遗址都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礼制修建的，生前享有的死后也都体现在陵园中。　　秦始皇陵地宫中的情况如何呢?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汉书·楚元王传》亦载：“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考古工作者经过探测，目前地宫保存情况良好，距地面30多米深。　　1981年和1982年，经中国地质科学院物化探研究所的常勇、李同两位先生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对始皇陵地宫进行了含汞量的测试。结果在始皇陵封土中心，发现一个面积约12000平方米范围的强汞异常区。在异常区内汞含量变化为70—1500PPb，含汞量平均值为205PPb。而秦始皇陵部分封土取自鱼池地方的土样的汞含量仅为5—65PPb，平均值为30PPb。这表明始皇陵封土中的强汞异常含量不是原来固有的，而是封土堆积后由陵墓的地宫中人工埋藏的汞挥发而渗透于其中的。（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考古》1983年第7期。）同时证实文献记载的可信。　　关于秦始皇陵中“上具天文”的现象，我们在西汉壁画墓中已有发现，在西安交大校园的一座西汉墓中，上部即有二十八宿图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可以推测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的陵墓中肯定会有的。　　秦始皇陵园中寝便殿的设置，证明了《后汉书·祭祀志》中“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记载的正确。实质上在秦东陵，已把寝殿从陵上移到墓侧了。便殿的用途为休息闲宴之处。秦始皇陵园制度对以后的帝王陵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吕氏春秋·节丧》云：“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秦始皇陵众多的陪葬坑和陪葬墓正好印证了《吕氏春秋》的思想。　　《吕氏春秋·安死》云：“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有些学者根据这段记载指出：秦始皇陵是按咸阳都城建设的。（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从上文中只能看出，古代帝王修建高大的陵墓，好像一座山，陵墓上种树，好像是树林，然后在陵园中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好像都邑。并未特指某一座陵墓，从吕不韦所在时代分析，东陵的有关陵墓和秦始皇陵可能是吕不韦写作《吕氏春秋》所参考的，也有可能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帝王陵墓制度的总结。　　笔者认为秦始皇陵的修建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对秦都咸阳的有关部分进行模仿，并不完全是对秦都咸阳城的照搬，因为无论怎么讲，都城和陵墓还是有区别的，其性质不完全相同，所以不可能把咸阳都城中的所有设施都搬到秦始皇陵中来，即使有相同的方面，也仅具象征意义。　　秦都咸阳的帝王陵区之所以出现以上三个地点的变化，除秦始皇陵本身一墓独尊原因之外，与秦都咸阳的发展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秦咸阳刚建都时，集中在渭北地区，筑冀阙、咸阳宫等，到惠文王扩大咸阳时，都城已逐渐向渭河南发展，秦昭王时，开始修建横桥连接渭河南北两岸，说明这时的都城的政治中心已转向渭南。随着都城向南转移，陵墓也随之迁移，从昭襄王开始，便把陵墓区搬到东南地区，从而形成东陵和秦始皇陵园。　　秦公帝王陵园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礼制建设的，因而生前享有的，在死后的陵园中也大多能找到其遗迹。陵寝制度到秦时发生了大的变化，秦昭王时已把陵寝从墓上移到了墓侧，秦东陵的几个陵园中陵侧已有建筑，到了秦始皇陵时，寝殿、官遗址等陵侧建筑已成体系，以至于影响了后代的陵园体制。秦陵的四周的保护措施由雍城陵区和东陵的隍壕，演变到秦始皇陵的墙垣，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秦始皇陵上的石刻对后代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汉代以后，在陵上或陵旁都有大量的石刻，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陵前的神道给人一种森严的威慑感。　　秦陵墓的发展变化正处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影响到陵墓制度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秦的陵墓在中国古代陵墓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影响深远而广大。　　（五）秦公帝王陵的特点　　1.规模越来越大　　秦公帝王陵随着秦国力的日益强大及厚葬思想的影响，陵园规模越来越大。　　秦人是从东方迁徙到甘肃天水一带而发展起来的，此后由于国力的强大，越过陇山进入关中地区，并一直向东发展，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从一个弱小民族而成为一个统一天下的帝国。正由于此，秦公帝王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规模逐渐扩大，陵园设施越来越多。　　2.修建严密的防范措施　　为了保护秦公帝王陵的安全，遂在陵园周围修建了保护性的设施。最早是在陵墓以外修建隍壕。隍壕作为防御设施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半坡遗址中就有发现。凤翔雍城秦公陵园中的隍壕有外、中、内三重。外隍是指整个陵地外的围沟，中隍是几座陵墓组成的陵园的围沟，内隍是某一个陵墓自身的围沟，有的在四边均留有缺口通道。隍壕的横剖面呈槽形，宽与深均在3—4米。应该说，在陵墓修建隍壕是秦陵的一个显著特点。　　秦东陵也发现了壕沟，既有天然的，也有人为的。到秦始皇陵时，由地下隍壕变成地面上城垣。现在明显能看到的城垣有两重，即内、外城垣，呈“回”字形，还有一道城垣在外城垣以外。秦始皇陵的内城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周长3870米，其中内城南墙一般仍高出地表1—3米，其余部分仍存墙基，墙基宽8米左右，采用夯土筑成，夯层厚6—8厘米。墙基距现地表10—100厘米不等。内城的中部有条长约330米、宽约8米的隔墙，将内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外城垣中间的一段仍高出现地表1.5—2.5米，其余部分仅存墙基，基宽8米，外城垣的四面各有一门，门的基址上堆积着瓦片及灰土遗迹，在外城东门遗址上曾出土有石柱础、门蹲石及大量的板瓦、筒瓦残片。还在北门内侧一石板下出土刻有“北门钥”的铜钥匙一件，外城垣西门的基址现仍高出土表约50厘米，说明原来城垣有门阙、角楼建筑。　　3.从墓而不坟到高大墓冢　　今天实行土葬的地区，都会在地上修建一个大土堆。但是在春秋以前，墓葬是不封不树的，即在墓葬之上既没有封土也不种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阶级分化、等级制度的严重，旧有的墓葬制度便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坟丘墓这种能反映等级区别的墓葬便应运而生。　　秦公帝王的墓葬就反映了这样一段历史。在秦献公之前的秦公墓上均不见封土，这种现象在甘肃的礼县大堡子秦公墓地和陕西的雍城秦公陵区均可以看到，只在墓葬上筑有享堂，但并不能从地面上反映某个秦公的地位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只能搞清楚墓的主人是谁。　　从秦献公陵墓开始，秦陵上开始出现封土，且越筑越大，关于献公、孝公两位的陵墓，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何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也”，何为冢呢？“封土为丘陇像冢而为之。”说明当时献公、孝公陵已成冢墓了。到了惠文王、悼武王陵时，其墓已改称陵了，因为他们随着国力的强大已不再称秦公，而改称秦王了。目前这两座墓上仍留下高大的封土。　　秦东陵埋藏着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等秦始皇的祖先，也都是封土墓。据考古钻探和调查，秦东陵的几个亚字形、中字形墓上都有封土，因其借地势而修，从外表上看封土并非很大。　　秦始皇陵将中国的封土墓发展到极致。据记载，其墓高50丈，折合现在115米，迄今仍留下一高大的封土堆，是我国古代最高大的封土堆，虽经过两千多年的剥蚀，至今仍有76米高。在始皇陵封土上植有树。古代墓葬上种树的多少是有规定的，不能随意种植。《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修陵时“树草木以象山”，《汉书·贾山传》也有“中成观游，上成山林”的记载。因此笔者认为秦始皇陵封土之上原长有树木。后来之所以这些树木不存在，与关中地区整个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有关，纵使深山里的树木也被砍伐，何况秦始皇陵上的树木。　　4.厚葬制度盛行　　古代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因而对死去的人，要“事死如事生”，即生前所有及希望享有的，在死后的陵园中都有体现。实质上厚葬是做给后人看的。随着国力的强大，生活资料的丰富，人们用在陵墓陪葬上的财力更大。这在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有详细记载：“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　　吕思勉先生指出：“春秋以前，敢于违礼厚葬者，盖亦寡矣。礼制未亡，而人莫敢自恣也。及战国之世，则有难言者矣。”“当时之制度，牵于流俗，以厚葬为荣，薄葬为辱。”充分反映出厚葬现象出现的原因。　　秦公帝王陵自始至终贯穿着厚葬思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虽经大规模盗掘，仍有不少贵重物品出土，如大量的金箔片、青铜器、乐器等；雍城的秦公1号大墓，是目前发掘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虽有200多个盗洞，仍有不少的金器、玉器等出土。秦始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陵园规模更大，从13岁刚一即位便开始修建，动用70余万人，直到死时还未完工，共38年时间，陪葬品极为丰富，目前已在陵园内勘探出600多处陪葬坑、陪葬墓，既有生前军队的缩影——兵马俑、帝王的乘御——铜车马、宫廷娱乐——百戏俑，又有宫廷苑囿——马厩坑、珍禽异兽坑，还有供祭祀用的寝殿、便殿遗址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不一而足。特别是其地下宫殿，更是豪华无比。埋藏了众多的宝贝，金银财宝，应有尽有。关于地宫中的情况，只要我们看一看不在地宫又不见司马迁记载的铜车马的富丽豪华程度便可见一斑，秦始皇陵铜车马还陪葬在地宫以外，但其富丽堂皇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出土的铜车马上有十多斤的金银装饰。　　5.建筑在山环水抱的高地上　　古代人对死后的埋葬地是非常讲究的，要进行精心选址，古人称为“堪舆”，后来称为风水。秦公帝王陵在这方面也是一样，其陵址均选在山环水抱的高台地上。　　实质上，秦公帝王陵的选址是经过认真考察的，很讲求风水，对周围的自然环境非常在意，如山、水、交通等。关于这一点，在湖北出土的秦简中有大量的记载。　　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所在地，素称“秦陇锁钥，巴蜀咽喉”，北邻秦岭、岷峨山，南邻西汉水，处于河边的高台地上。雍城秦公陵区位于渭水以北的凤翔原（古称三畤原）上，北眺雍山，西依灵山，东接扶岐。这里土厚水深，是理想的秦公墓地。秦东陵位于骊山西麓的高台地上，西有灞河，北有渭河，又处在秦通楚国的武关道旁。在秦公帝王陵中地理环境最好的要算秦始皇陵了。它位于骊山北麓，骊山山势高耸，又因有温泉而成为历代统治者垂青之地。《水经·渭水注》云：“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丽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美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说明秦始皇喜欢骊山的金和玉。从地理形势来看，这里南有骊山，北有渭水，地形高敞，东西各有数条河溪环绕，陵区地势宽广。渭河U形蛇曲、始皇陵、骊山1302米高峰三者一线呈南北分布，气势磅礴壮观，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　　秦公帝王陵的陵墓之所以均选择在高处，是为了将陵墓挖得很深，用于防盗。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都在20多米深。秦始皇陵的深度更是离奇，有的认为达500米，有的认为达50米，最新的考古成果是30余米深。　　6.不循规蹈矩　　秦人是从天水一带发展起来的，处于农牧交界地区，是汉人与戎人杂居之地。因此对秦人的性格及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中原各国对秦人“夷翟遇之”，说明秦人确实有不同于中原各国之处，也正由于此，“孔子西行不到秦”，反映出秦人并非循规蹈矩者，而是“秦国之俗，贪强力，寡义而趋利”。　　关于秦人不循规蹈矩的事实很多，如秦人并非遵循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秦人是实用主义者，只要对自己有用的事，秦人是不计后果地努力去做，这是秦人的传统，直到后来遇到商鞅等法家人物，与秦人的思维一拍即合。因此秦公帝王陵中不断地出现超越礼制的事。　　秦人好大喜功，干什么事情都喜欢大，这是秦人的传统和习惯。因此陵墓都超越当时的礼制规定，修得很大，由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盗严重，我们对其陵墓的陪葬品不得全知。到雍城秦公陵园时，就已经有超越礼的行为。秦公1号大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春秋以前最大的陵墓，比商王的陵墓还要大三倍。虽然同时期的周天子墓还未发现，对其规模还不能确知，前不久在陕西周公庙发现的周墓，虽然还未能定性，但其规模显然不能和秦墓相比。秦公1号墓规模确是超越当时秦的国力水平的，也是其他诸侯国望尘莫及的。秦公1号大墓采用了当时天子墓才能使用的“黄肠题凑”，有学者认为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黄肠题凑墓。到秦东陵时，从秦昭襄王、庄襄王时国力来看，虽很强大，但当时周天子仍然健在，而秦东陵中竟然有三座墓葬同周天子的墓葬级别一样，也为亚字形墓，这绝对是僭越礼制的行为。秦始皇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充分说明陵墓礼制对于秦公帝王来说无任何约束力，这是由秦人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7.从人殉到用陶俑殉葬　　殉葬制度大约是从原始社会氏族制度形成的时候开始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社会的产生，殉葬制度日益严重。在奴隶社会，奴隶如同牛马一样，被任意宰杀和殉葬。在商代遗址安阳侯家庄西北冈的一座殷代大墓中，墓室中央底部埋有一名执戈奴隶和一条狗，墓底四隅又分别埋了8名执戈奴隶和8条狗。在墓室四周上下、墓道内部埋满了奴隶。　　秦的人殉制度也是比较严重的，秦武公“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83页。）。这是秦公用人殉的最早记录。实质上在礼县秦公墓中就有人殉了，在两个中字形大墓的墓道中均有殉人。到秦穆公时有过之而无不及，“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人”（同上书，第194页。）。我国古代第一篇反对人殉的诗《诗·秦风·黄鸟》就是讽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这些均为文献记载。在考古发掘中也是如此，陕西凤翔秦公1号大墓据研究是秦景公的墓葬，在其墓中发现的殉葬者达180人，殉葬者中既有身份低下的奴隶，也有地位高贵者奴隶主贵族，殉葬者有的一椁一棺，有的用一棺，有的无椁无棺。有的殉葬于墓主四周，应是景公的宠臣，有的置于墓道，有的则填于回土中，可见在人殉中也存在阶级分化现象。　　到秦献公时明令“止从死”。那么用什么东西可代替殉人呢，“俑”便应运而生，最初是用木头或其他质料仿制的人形，用以代替活人殉葬，这是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而出现的，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说明人的地位上升，秦人也遵循着这条路线进行，“止从死”后，便用“俑”来殉葬，目前发现的秦俑有陶俑、石俑等，在铜川枣庙秦墓中的小泥俑是目前发现的秦最早的俑，在咸阳战国秦墓中有骑马俑。到秦始皇时，用俑陪葬已发展到极致，用近八千多个陶俑马来作为军事性质的殉葬，且完全写实，与真人真马一样大，这确实是一种进步。除此而外，在秦始皇陵园中还有很多的陪葬坑中都有陶俑陪葬。虽然费时费钱，但比用真人殉葬要好得多，目前在秦始皇陵发现的陪葬陶俑陶马中，除了军事性质的，还有生活性质的，如养马的跪坐俑、圉人俑。　　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在封墓道时，秦“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可以看出秦始皇陵墓中有不少人被殉葬，其中有两类人，后宫中的妃子当为殉葬，工匠被埋是因为害怕他们出来后泄露墓中秘密。这是秦二世的决定，应该说与秦始皇无太大的关系。在秦始皇陵园中还发现几处秦公子、公主的墓葬，是为秦始皇陪葬的。　　从秦始皇陵的殉葬情况来看，既有显示社会发展的一面，又有沿袭旧习的一面，我们在目前发现的秦陵陪葬坑中既能看到陶制的马，也能看到当时的活马被埋葬。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六）秦公帝王陵对后代帝陵的影响　　“百代皆行秦政事”、“汉承秦制”这是人们对汉代对于秦制度延续的总结性概括。秦陵墓制度对后代确实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陵寝制度、陵邑制度、陪葬制度上。　　陵寝制度 陵寝制度影响深远，直到明清时期的帝王陵仍实行这种制度，而这种制度是从秦开始的，蔡邕《独断》云：“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在陵旁建立寝殿开始于秦东陵，到秦始皇陵时发扬光大，不但在陵北修有寝殿，也有便殿和官遗址。西汉帝陵的寝殿，在初期也像秦始皇那样建在墓的北侧，到汉景帝阳陵时，寝殿则由陵园内移到陵园外，并建成以寝殿为中心包括便殿在内的寝园。考古工作者对汉宣帝杜陵的寝殿进行了发掘，对汉代的帝陵寝殿建筑形制有所了解。其寝园位于陵园之东南，在寝园内，寝殿在西，便殿在东。《汉书·韦贤传》云：“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寝殿。”　　陵邑制度 陵邑制度开始于秦始皇陵时。《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东平宪王刘苍云：“园邑之兴，始自强秦。”为了加强对修陵的管理工作，秦始皇十五年设置丽邑，三十五年又迁三万家丽邑，考古发掘也证明秦始皇陵确实有丽邑，在陵园内多次发现刻有“丽邑”陶文的陶器和砖瓦。其遗址位于秦始皇陵园北侧约2.5公里的刘家村东，地面上堆积着大量的残砖瓦片、红烧土，许多陶片上有陶文印记。　　陵邑制度 等于在陵周围设置县级管理机构，其制度对汉代帝陵生产了重大影响，汉代在咸阳原上建制了五陵邑、高祖长陵邑、惠帝安陵邑、景帝阳陵邑、武帝茂陵邑、昭帝平陵邑等。西汉设置陵邑的目的除和秦始皇陵邑供奉陵墓一样以外，还有强干弱枝、维护中央集权制的作用。即“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　　其他制度 另外还有陵园建城垣、筑覆斗形封土、建有众多陪葬坑（如兵马俑坑）、陪葬墓等都被后代有所继承。汉唐宋等王朝的帝陵陵园布局结构，不论在基本组成单位，以及这些单位的构筑形制方面，还是在总体格局上，都表现出与秦始皇陵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充分说明秦始皇陵对后代帝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李自智先生指出的：“如果我们作一系统的历史考察，即不难发现，从西汉到唐宋的帝陵布局结构，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变化，但其基本布局却没有能够突破秦始皇陵园布局的影响。就是在陵园布局结构上有重大的改革的明清两代帝陵，多少也受到一些影响。”（李自智：《试论秦始皇陵园布局对后代帝陵的影响》，《文博》1990年第5期。）　　二 对秦始皇陵园规模的新认识　　对于秦始皇陵园的规模，虽已有文章涉及，但迄今尚未有专文论述。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要论证秦始皇陵园在当初修建时虽有设计图，但是后来随着秦统一全国及秦国力的不断强大，加之秦始皇个人欲望不断扩大的影响，到后来秦始皇陵园就成为一个规划不断更改和无止境的扩大工程，只要秦始皇不死，陵墓将不断延续扩大修建。所以尽管我们目前看到的秦始皇陵园规模已经够大了，但因为秦始皇是突然死亡，其陵墓仍然是一个半截子工程，并没有完全反映秦始皇的意志。　　秦人具有好大喜功的传统，这是秦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主要反映在建筑工程中，有秦公一号大墓、秦都咸阳、直道、驰道、万里长城等工程的建设都是如此。更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第3203页。）秦始皇竟然将供其游玩狩猎的苑囿建得如此庞大，真是不可思议。秦人一路从甘肃沿渭河东进，怀有远大的抱负，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做事以好大喜功为特色，追求“大”和“多”成为秦人的时尚，这是秦人价值观的直接反映。（林剑鸣：《从秦人的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关于秦始皇陵的修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5页。）也就是说秦始皇陵从秦王政13岁即位就开始修建了，这年是公元前246年，直至公元前210年去世，共37年。再加上秦始皇死后的覆土工程和其他工程，历时近40年。在这近40年时间里，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初即位到统一全国为第一阶段，历时26年（公元前246—前221年）；从统一全国到秦始皇死为第二阶段，历时11年（公元前220—前210年）；第三阶段为覆土工程阶段，历时两年（公元前210─前209年）。在这三个修建阶段中，大规模的修筑在第二阶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秦始皇死得确实太突然，所以当秦始皇死时陵园的修建工程并未完成。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郦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当时的起义军已经打到秦始皇陵以东不远处的戏水，由于当时秦政府军队大都在前线，无法立刻应付这次突发事件，遂给参加修陵的人发放兵器，派章邯带领他们去对付农民起义军，因此陵园的未竟工程被迫停工。　　当时参加陵园修建工程的人数，过去一般都笼统地说成70余万人。这种说法实质上是不确切的。秦在统一全国之前，虽然修建了20多年，但秦王朝当时由于主要忙于统一战争，因此是不可能抽调70余万人来修建陵墓的，只能进行小规模的修筑。统一全国后十余年的修建工程，也不是始终都用70余万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是指修建阿房宫和修建陵墓用工的总数为70余万人，每个工程也就是二三十万或三四十万人。只是到始皇死后进行覆土工程时，才合并两个工程为一个，共70余万人来参与修陵。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修建阿房宫的工程未就，便“会上崩，罢其作者，覆土郦山”。　　笔者曾在秦俑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十余年，过去曾经对使用70万人来修建秦始皇陵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修建陵墓不可能使用那么多的人，但是后来从大量的考古资料来看，特别是发现了制作石铠甲的手工作坊遗址竟然距秦始皇陵达9里之遥，加之秦始皇陵的文物都是原大的，且管理严格，制作细密，证明当时秦始皇陵修建工作的管理是有序的，从而纠正了笔者过去的看法。　　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年），为了加强对秦始皇陵的管理，加快陵墓修建速度，秦始皇便在秦始皇陵所在地设置了丽邑，这在中国古代陵墓史上是一个首创，也是中国古代最早设置的陵邑，相当于县一级行政区划，专门用于对秦始皇陵的修建、管理和祭祀活动。其意义在当时和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标志着秦始皇陵的修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表示要大刀阔斧地进行，要从陵墓的修建中显示秦始皇的真正威力和中央集权的强大。从此以后秦始皇陵的修建规模日益扩大，等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更是调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满足陵区大规模建设工程的需要。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秦始皇陵的许多大工程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秦始皇于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七月病死在出巡途中，在胡亥完成了“沙丘之变”以后，便火速将秦始皇掩埋。葬礼以后，即开始后期的覆土工程。但未及两年，农民起义军已西进攻破潼关，逼近秦始皇陵东，迫使整个陵区所有尚未完成的建设工程不得不放弃。　　为了探明秦始皇陵园的规模，考古工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逐步对陵园进行科学的钻探和调查，到目前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谁也不会想到秦始皇的陵园会有如此之大。根据考古工作者对秦始皇陵园的勘探与发掘，发现秦始皇陵园的面积有60平方千米。在其陵园内分布着大量形制不同、内涵各异的陪葬坑和陪墓葬，迄今已探明的就达600多个。其高大的封土堆、占地面积达2万余平方米的兵马俑陪葬坑和占地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的武库陪葬坑，在后代的帝王陵中都是难以找到的。从而显示出秦始皇陵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工程。　　关于秦始皇陵封土的高度，《汉书·楚元王传》云：“其高五十余丈。”《三辅故事》也云：“始皇葬郦山，起陵高五十丈。”秦汉时一尺折合今天为23厘米余，50丈即今天的115米高。这一高度引起众多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不少专家实地测量后发现，现存封土的高度，各人的说法不一，有高约43米、46米、51.5米、71米、73米、76米、83米等不同的说法。上述诸说形成的原因，是因为秦始皇陵周围的地势高低不一，中间高，东西两侧低，落差较大，由于各个人的测量点不同，所得数值必然不同。　　即便是考虑到古今测量点的不同，但如此悬殊的差异仍然是令人费解的。如以现存封土高43米计，则差72米；以76米计，则差39米；以最高的83米计算，也要差32米。虽然经过两千多年风雨的侵蚀，陵上封土会有所流失。但根据实际勘探，封土周围堆积的后期冲积土厚1—4米。把这些后期堆积土全部复原到封土堆上去，也达不到115米的高度。（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过去学者一般认为：秦亡以后，秦始皇陵园失去保护，因而导致水土流失、人为掘毁等，从而使墓冢逐渐降低。实质上并非如此，与秦始皇陵时间相差不远的西汉十一座帝陵，除霸陵外，均为平地起冢。自然环境与秦始皇陵周边情况差不多，经专家勘测比较，西汉帝陵现在的墓冢高度和文献记载的变化并不大，有的墓冢甚至还高于原来记载的高度，而低于文献记载的，也仅为两米左右。所以笔者认为，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秦始皇陵“五十丈”高只是当时的一个设计高度，由于秦始皇陵工程的浩大，当农民起义逼近秦始皇陵时，覆土工程尚未完工就不得不停止，因而根本就没有达到当时“五十丈”的设计要求高度。　　秦始皇陵地面上有两重围墙，即内外城，这已为考古资料证实。但自从在河北中山王陵出土了铜版兆域图后，对秦始皇陵到底有几道墙垣引起了人们的思索。铜版兆域图就是当时中山王陵的规划图，上面刻着内外两重回字形的墙垣，文字注明为“内宫垣”、“中宫垣”。以此推之必然还有“外宫垣”。但“外宫垣”没有在铜版兆域图上出现。兆域图上的墙垣和秦始皇陵的内外城完全相同。因此袁仲一先生认为：那么始皇陵是否也会有个范围更大的外城垣呢？有的同志认为应该有个外城垣，并指出兵马俑坑东边千余米处有个双阙夯土台基，可能是外垣的东门。目前的考古资料还没有发现外垣的夯土围墙。所谓的双阙夯土台基，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但这个问题确是很值得探讨的。凤翔的秦公陵园及临潼的秦东陵也都没有夯土墙垣，而是用人工开凿或自然的壕沟作为隍壕。始皇陵的最外屏障也可能如此。假如以始皇陵封土的顶点为基准向东西南北四方各延长3750米，则南到骊山，北到新丰原，东到鱼池水，西到赵背户村西边的古河道。山、原、河形成一个长、宽各为7.5公里的天然屏障。在此范围内历年来不断发现秦代的遗迹、遗物。如东边的兵马俑坑、西边的窑址、石料加工厂遗址，南边的防洪堤，北边的鱼池等，均在此范围内。　　段清波先生认为其东、西部界线更远，东部已到了戏河，西部边境到了临潼县城，这样秦始皇陵园的面积已达到了60平方千米。（段清波：《秦始皇帝陵的物探考古调查——“863”计划秦始皇陵物探考古进展情况的报告》，《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目前已在秦始皇陵园的外城以外，发现了众多的陪葬坑，诸如气势雄伟的兵马俑坑、公子公主陪葬墓、仿生水禽坑、动物府葬坑等，这些陪葬坑和陪葬墓都是秦始皇陵园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说明秦始皇陵外城的修建在先，而外城以外的这些工程进行在后。　　那么，秦始皇陵园有没有设计图，笔者认为是有的。即《汉旧仪》记载的李斯作陵，“凿以章程”。古人由于受迷信思想的影响，在对先人的陵墓修建时，一般都会遵循“事死如事生”的原则进行规划。关于这一点，在文献中就有不少的记载。《周礼·春官·冢人》记载：“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正墓位，跸墓域，守墓禁，凡祭墓为尸”，“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凡争墓地者，听其狱讼；帅其属而巡墓厉，居其中之室以守之。”《礼记·中庸》中也记载：“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这是古人相信灵魂不灭的观念，认为人死后要和生前一样在冥世间生活。人生前有衣食住行之需，死后也是如此。于是具棺椁，制衣衾，备车马及炊食之器，生前所有和期望得到的，都会在陵园中出现。但由于人生前拥有的财富和地位不同，墓葬的规格与随葬品则不同。正如《吕氏春秋·节丧》指出：“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锺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而且天子、诸侯的陵园中“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安死》，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35页。）。从目前考古发现的秦先公各个陵园来看，应该是有规划图的。但后来随着秦国力的不断增强，于是陵墓的规划方案就不断地进行扩大修改，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秦始皇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陵墓的范围更是没有限制。也正由于如此，考古工作者才在秦始皇陵外城以外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　　笔者认为在秦始皇陵外城以外是没有第三道城垣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秦始皇陵到底要修多大，当时虽有一个规划，但陵墓的规模与秦始皇的年龄和秦国力的不断扩大有关。秦始皇不愿意把自己的陵墓规模限制在第三道城垣以内。从这一点来看，形制“若都邑”的秦始皇陵在设计规划上与秦都城咸阳如出一辙。也就是说秦始皇陵园这种不断扩大、规划图不断修改的例子在秦都城咸阳也是一样。秦都咸阳从战国时期开始，一直到秦的灭亡，延续144年，都城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修建，处于不断扩大之中，由渭河以北延伸到渭河以南地区，在渭河以南修建了兴乐宫、章台、阿房宫、信宫等，甚至要以阿房宫作为其政治中心。秦始皇在关中地区修建了270座宫殿，且用复道、阁道、甬道连接起来，俨然是要以整个关中地区作为其都城。也正因为如此，秦都咸阳始终就没办法修建外郭城。　　实质上，由于秦末农民起义导致秦的半截子工程不止是秦始皇陵一项，还有几项。当然这并不是秦王朝不愿意将工程建完，主要是由于秦始皇从来就没有想到秦王朝灭亡得如此神速，他要将秦的统治延续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只活了50岁，便离开了世界，他根本就不想死，于是一直煞费苦心地寻求长生不老药，为此不惜大动干戈，几次出巡都与寻求长生不老药有关。由于疲劳过度，早早离开了人世，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所以他在生前也没有确定继承人。　　由于秦始皇的早死和秦王朝的速亡，秦的一些大工程都没有完成。如阿房宫和直道。《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阿房宫的前殿规模是“东西500步，南北50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但从目前的考古发现资料来看，秦阿房宫的前殿确实未建成。（杨永林：《秦阿房宫渐露真相，项羽火烧阿房宫说受到质疑》，《光明日报》2003年12月6日。）《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明确记载：“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另名名之。”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司马迁既然明确说“道未就”，可见当秦始皇崩逝沙丘、蒙恬含冤而死之际，直道没有竣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秦始皇陵园虽有设计图，但是设计图在不断地改变之中，只要秦始皇不死，就是一个无止境的工程，之所以如此，与秦人的价值观、秦始皇的好大喜功有关系

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首页.书架.社科.目录下章|上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二章 秦汉陵墓文化（二）　　三 西汉帝陵　　西汉时期是我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封建社会的各种典章制度的完善、确立和巩固基本上都完成于西汉。封建社会对礼仪典章制度极其重视，丧葬制度是礼仪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皇帝陵墓，就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最高丧葬礼仪，汉代丧葬“事死如生”，帝陵也可以说是西汉封建统治阶级社会历史活动的缩影。对西汉帝陵的勘探与发掘，使我们对西汉历史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西汉十一陵位于长安城的北部和东南，大部分在汉长安城北至西北的咸阳原西汉陵区，东西约40公里，排列有9座帝陵，自西而东依次为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和景帝阳陵。另一部分在长安城东南，包括白鹿原至杜东原一带，为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诸陵中，除霸陵“因山为陵”外，其余均为土冢，封土高大，呈覆斗形。陵四周以夯土构筑陵园，一般为方形，坐西朝东，每面辟有一阙门。经发现阳陵南阙门遗址，为三出阙形式。皇后陵多居帝陵东侧，除吕后陵与高祖陵共一陵园外，其余大都各筑陵园，只是规模稍小。诸陵附近辟有寝园、陵庙以及从葬坑、陪葬墓等。　　20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对西汉帝陵进行过初步调查。对西汉帝陵的系统考察，始于20世纪60年代。通过对西汉11个陵的初步调查，诸陵的位置、范围、封土、附属的后妃墓及陪葬墓等情况大致明了。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长陵陪葬墓、茂陵陪葬墓、阳陵刑徒墓地、杜陵陵园及从葬坑、汉高祖薄姬南陵从葬坑等遗存进行了发掘。80年代初对杜陵的发掘，大大推进了汉代帝陵的研究。1997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阳陵进行了全面考古钻探和较大面积的试掘，形成了“阳陵模式”。也就是说，景帝阳陵以后的西汉帝陵都是采用了阳陵陵园的布局。　　为什么汉文帝霸陵和汉宣帝杜陵没有修在咸阳原上呢？有人认为是由于“昭穆制度”造成的。笔者认为并非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汉文帝要以山为陵，在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区是没有办法的；另一方是因为面文帝力求节俭，所以选择在因山为陵的地方。宣帝当皇帝之前“周遍三辅”、“尤乐杜、鄠之间，率常在下杜”（《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37页。），他的父母均葬于长安城东南，所以宣帝筑陵于杜东原。　　西汉帝陵的形制有两类：一类是霸陵因山为陵的形式，墓葬开凿于山崖中，不另起坟丘。其他10陵则属于另一类，都筑有高大的覆斗形夯土坟丘，一般底部约150—170米见方，高约20—30余米，以武帝茂陵坟丘最大。汉代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后陵大多在帝陵的东面，坟丘亦较帝陵为小，唯吕后坟丘大小几乎与高祖长陵坟丘相等。从阳陵开始，在帝后坟丘的四周筑平面方形的夯土垣墙，每面垣墙的中央各辟一门，门外立双阙。这种围坟丘一周的方形陵园，是西汉帝后陵园的通制。西汉帝陵在陵园之旁建寝殿和庙。　　西汉诸陵的陪葬墓都在帝陵之东，长陵陪葬墓规模最大。茂陵陪葬墓中有著名的卫青、霍去病墓。这些帝陵加上皇亲国戚、权臣列侯的陪葬墓自东而西绵延百里。西汉有些皇帝还按帝陵规格修建其父或其母之墓，或以皇帝、皇后的礼仪安葬，如汉太上皇陵、薄太后南陵、钩弋夫人云陵，以及宣帝父母史皇孙和王夫人的陵墓等。这些陵墓或在皇室帝陵陵区附近，或在陵区之外的京畿之地。　　杜陵在今西安市东南郊曲江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82—1985年，开展了对汉宣帝陵和孝庄王皇后陵的陵墓、陵园、寝园及杜陵的陵庙、陵邑、陪葬坑和陪葬墓的考古勘察。并对帝陵陵园东门和北门遗址、寝园的寝殿遗址、1号和4号陪葬坑进行了考古发掘。汉宣帝陵封土底部边长175米，顶部边长50米，高29米。陵墓居陵园中央，四面正中各有一条墓道通向地宫，四条墓道的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墓道底部为斜坡墓道，均填土夯筑。陵墓周围筑有墙垣，四面墙垣正中各辟一司马门。陵冢东南575米为王皇后陵，其封土及陵园形制与杜陵相近，只是规模较小，建筑也较简陋。汉宣帝杜陵东门遗址距封土120米，通宽85米，进深20米，由门道、左右塾、左右配廊、散水等组成，布局规整，结构合理。帝陵寝园遗址位于杜陵东南，寝园四周筑墙垣，平面为长方形，占地20880平方米。寝园内发现寝殿和便殿两大组建筑遗址。寝殿是寝园的主体建筑，位于寝园西部，大殿建在长方形的夯土台基上，用以祭祀。便殿在寝殿以东，是一组多功能的建筑群，由殿堂、院落和成套的房间组成，供存放皇帝衣履器物和祭祀者休息闲宴之用。在杜陵东北还发现了可能是陵庙的遗址。杜陵从葬坑发掘面积虽小，但出土的数以百计的裸体陶俑和车马器、兵器、金饼、建筑材料以及其他铜器、陶器、漆器等，显示出西汉帝陵极为丰富的埋藏内涵。（刘庆柱、李毓芳：《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84年第10期；《1984—1985年西汉宣帝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91年第12期。）杜陵既对西汉前期帝陵礼仪制度有所承袭，又对后代帝陵产生影响，在汉代帝陵中具有代表性。杜陵的发掘使我们对汉代帝王陵墓的陵区以及礼制建筑的布局、形制有了清楚的认识，表明了西汉帝陵是当时都城长安的缩影，其陵园形制、布局是仿照皇宫进行建造的，使我们对汉代帝陵有了直观的了解。　　1970年开始发掘的长陵附近的杨家湾汉墓及陪葬坑，将三千多件彩绘兵马俑展现于世，为研究汉代军制、战阵、武器装备等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杨家湾汉墓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在西汉帝陵陪葬墓中很有代表性，墓主可能是周勃、周亚夫父子。（陕西省文管会：《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1981年发掘的茂陵陪葬墓从葬坑中出土的230多件“阳信家”用物，以铜器居多，镏金铜马和镏金银铜节熏炉是西汉青铜器中的精品，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金属冶铸技术。（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为研究汉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汉景帝阳陵是汉景帝刘启及其皇后王氏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上，地跨咸阳市渭城区、泾阳县和西安市高陵县三个县区。阳陵的考古发掘工作是汉代帝陵中做得最多的。　　1990年5月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因修建机场高速公路的需要，对汉景帝阳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测绘、钻探、发掘和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发掘研究成果。经探明，阳陵陵园平面呈不规则葫芦形，东西长近6千米，南北宽1—3千米，面积约12平方千米。由帝陵，后陵，南、北区从葬坑，刑徒墓地，陵庙等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帝陵坐西面东，居于陵园的中部偏西；后陵、南区从葬坑、北区从葬坑、一号建筑基址等距分布于帝陵四角；嫔妃陪葬墓区和罗经石遗址位于帝陵南北两侧，左右对称；刑徒墓地及三处建筑遗址在帝陵西侧，南北一字排列；陪葬墓园棋盘状分布于帝陵东侧的司马道两侧；阳陵邑则设置在陵园的东端。整个陵园以帝陵为中心，四角拱卫，南北对称，东西相连，布局规整，结构严谨，显示了“唯我独尊”的皇家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　　在阳陵帝陵陵园四门以内、封土以外、墓道两侧发现从葬坑81座，其中东侧21座，南侧19座，西侧20座，北侧21座。坑的宽度绝大多数在3.5米左右，深3米左右。东侧、西侧从葬坑均为东西向分布，主要埋藏有骑兵俑、步兵俑，以及羊、狗、猪等各种动物俑和陶器、铜器、漆器、兵器、车马器等；帝陵北侧从葬坑为南北向分布，已知有各式兵器、车辆、步兵俑、生活用具等；南侧坑内的遗物尚不清楚。　　阳陵帝、后陵均为“亚”字形，坐西面东的探明在西汉十一陵考古中是第一次。这次发现基本解决了学术界关于汉陵面南还是面东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否定了汉代帝陵依照昭穆制度进行布局的论点，解决了汉代帝陵制度研究的一大难题。　　帝陵园内86座从葬坑的钻探发现和试掘为汉陵的田野调查、钻探和发掘提出了新的课题，为帝陵制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这些从葬坑的分布和坑内陪葬物品的放置，无疑与当时宫廷的制度等有关，因而对这批从葬坑的发掘和研究，对汉代宫廷制度、帝王生活、陪葬习俗的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　　帝陵陵园南门阙是目前发掘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三出阙遗址，它的发掘对于门阙的起源、发展，门阙制度的形成、影响，以及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等有着重要作用。此外，南阙门遗址还出土有目前发现最早的砖质围棋盘、陶质脊兽和最大的板瓦等。　　位于帝陵东南、后陵正南的南区从葬坑和帝陵西北的北区从葬坑，各占地96000平方米。1990—1997年，先后对南区的14座坑进行了部分试掘或整体发掘，这些坑中有排列密集的武士俑群，有堆放粮食的仓库，还有牛、羊、猪、狗、鸡等陶质动物及成组的陶、铁、铜质生活用具，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可能与西汉时期的“南军”、“北军”有一定关系。阳陵陪葬坑出土的彩绘陶俑造型比例适度，体型匀称，刻画细致，工艺精湛，神态逼真，特别是陶俑的面部表情丰富多样，颇具个性，堪称艺术珍品。　　罗经石遗址位于帝陵东南。此处地形隆起，外貌呈缓坡状。根据考古钻探得知，遗址平面近方形，边长约260米，外围有壕沟环绕。遗址中心部分的最高处放置着一块方形巨石，被当地群众叫做“罗经石”，经测定为正南北方向。以前人们认为它可能是为修建阳陵时标定水平、测量高度和标示方位之用，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测量标石。但是经过对周围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这处建筑遗址地势高亢、布局规整、规模宏大，应该是阳陵陵园中最重要的礼制性建筑宗庙遗址。　　刑徒墓地在帝陵西北约1.5公里处，其面积达8万平方米，20世纪70年代初被发现，估计葬于此地的刑徒在万人以上。1972年发掘了其中的29座墓葬，发现了35具人骨架，其墓葬排列无序，尸骨凌乱，相互枕藉，埋葬草率，均无陪葬品。骨架上大多戴有钳、等类铁制刑具，有的还有明显的砍斫痕迹。　　陪葬墓园区位于司马道两侧，西起帝陵东侧约1100米处，东到马家湾乡米家崖村塬边。全长2350米，占地约3.5平方千米。整个墓区被壕沟分成若干个方块，成为墓园，这些墓园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呈棋盘状分布。这次发现的陪葬墓园数量众多、围沟完整、布局规整、排列有序，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的。这一发现在西汉十一座帝陵的考古发现研究中属于首次，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阳陵邑位于帝陵的东方，规模十分庞大，在面积近80万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规整的网状道路三十余条，还有呈棋盘状的古代居民建筑里坊多处及储水池等重要遗迹，同时出土文物万余件。　　汉景帝阳陵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而使人们对汉代帝陵的形制、布局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考古学界称之为“阳陵模式”，解决了许多学术问题，大大推动了对汉代帝陵的研究，一座现代化的阳陵博物苑已经建成并对外开放。　　西汉皇帝陵墓以帝陵为中心的复杂而规整的布局，显示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主义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汉代帝陵的形制为中国古代皇帝的陵墓制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的帝陵制度有很大影响。目前，西汉帝陵内的构筑及埋藏情况因为尚未发掘，所以还不清楚；另外，关于各帝陵陪葬坑的方位和具体数量因发掘尚少，也了解不多。随着西汉帝陵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西汉帝陵的全貌将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长陵——高祖刘邦与吕后的合葬陵园。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乡三义村。　　安陵——惠帝刘盈之陵。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乡白庙村。　　霸陵——文帝刘恒之陵。在今西安市灞桥区毛西乡毛西村西南。虽称“霸陵”，实际却无陵，因为汉文帝有“不起坟”的遗言。　　阳陵——景帝刘启之陵。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之北，故名“阳陵”。　　茂陵——武帝刘彻之陵。位于今兴平市南位乡策村。因当时设陵于汉槐里茂乡，故陵名“茂陵”。　　平陵——昭帝刘弗陵之陵。位于今咸阳市平陵乡小寨村东。因葬在始平原上，故名。　　杜陵——宣帝刘询葬在杜东原上，陵因地而名。位于今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三兆村。　　渭陵——元帝刘奭之陵，因葬在当时的渭城地，故名。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新庄。　　延陵——成帝刘骜因葬于当时渭城延陵亭部，故称“延陵”。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严家窑村。　　义陵——哀帝刘欣之陵。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底张湾乡南贺村。　　康陵——平帝刘衎14岁时被王莽毒死，取名“康陵”。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大寨村。　　四 秦汉陵邑制度研究　　陵邑制度是秦汉帝陵制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起始于秦始皇时，后被西汉王朝继承之，汉元帝时（公元前40年），下诏罢置陵邑，延续二百余年。陵邑是专为帝陵设置的相当于县一级的地方行政组织，但其地位明显高于一般的县，其长官的权力也大于县一级长官。这是由于其特殊的内涵和外延造成的。　　邑，在中国古代的意思很多。据《辞源》解释有五种含义。第一，指京城；第二，侯国之称；第三，指城市，大者曰都，小者曰邑；第四，大夫的封地；第五，古代行政区域单位。《辞海》在以上意思之外，又提出邑是旧时县的别称。实质上两本辞书都提到了邑具有“县”的意思，秦汉时期实行的陵邑制度正是沿用了邑的这个意思，即在帝陵旁设置相当于县一级的陵邑，用来管理陵园的修建及以后的祭祀。　　（一）陵邑制度兴起的原因　　陵邑制度之所以兴起于秦汉时期，是与秦汉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关系的。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于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措施，秦始皇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是天下最伟大的人，因而其陵墓也不和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在一起，而是一墓独尊。秦始皇陵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陵墓，面积达56.25平方公里，动用了全国众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为自己修建陵墓。按照“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因而陵园中应有尽有，陪葬品极为丰富，是古代实行厚葬制度的典型。　　既然是为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筑陵，又实行厚葬制度，那么在陵墓制度上必然有所创新。修建秦始皇陵动用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十余万人，如何管理这些修陵者，成为当时主管修陵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建立一个地方行政机构就被提上议事日程，陵邑制度便随之产生；当然，设立陵邑还有是为了日后祭祀的需要，于是丽邑便出现了，它是中国历史上设置的第一个陵邑。　　汉承秦制，西汉时期的陵邑制度被发扬光大，不但出现了帝王陵邑，而且还为皇帝的父亲、母亲建陵邑，直到汉元帝废除陵邑制度，西汉时期共有11个陵邑。西汉时期设置陵邑的目的既有与秦相同的方面，也有新的目的。除了为满足修建陵墓和供奉陵寝的需要外，迁徙关东地区的贵族豪富到关中地区，一来充实因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导致的关中地区人烟稀少的状况，二来预防秦末出现的关东贵族反抗的情况，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　　西汉时期设置陵邑的目的之一是借迁徙大族、豪侠、巨富于陵邑，以充实因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造成的关中人口缺乏情况，以稳定中央统治，消除不安定因素。这应该是吸取了秦统一后，东方六国贵族不服、起兵反抗而导致秦快速灭亡的教训。《史记·叔孙通刘敬列传》云：“今陛下（刘邦）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旦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汉书·地理志》也指出：“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两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兼并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汉书·元帝纪》云：“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陵园。”《汉书·张汤传》亦云：“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于是天子从其计，果起昌陵邑，后徙内郡国民。”　　另外，咸阳原上的五座陵邑还具有防御匈奴民族南下威胁京师的军事屏障作用。因为西汉前期，中原久经战乱，百业凋敝，军事上无力与强悍的匈奴游牧民族相抗衡，匈奴趁机不断南侵，其主要方向即为西汉都城长安。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两路兵马甚至攻到了雍城（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和甘泉（今陕西省淳化县北），直接威胁到都城长安的安全，迫使西汉政府不得不发十万骑“军长安旁以备胡”。而在位于长安西北的五陵原上建立陵邑，迁住民众，无疑为京师设置了一道坚固的屏障，也繁荣了京城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西汉时期陵邑众多的原因还与汉王朝实行的“以孝治天下”有关，西汉政府特别重视“孝”道，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以“孝”作为人们日常的处世原则。因而皇帝必身体力行，为自己的父母亲设置陵邑。我们从当时修建陵墓所用的资金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据《晋书·索琳传》记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即要把全国赋税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为皇帝修陵墓。特别是汉武帝由于执政时间50余年，因而当他死时，陵墓中已放不下陪葬品了。　　（二）秦汉陵邑的设置及影响　　秦始皇十六年，开始置丽邑。《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雍州新丰县，本周时骊戎邑。左传云：晋献公伐骊戎。杜注在京兆新丰县，其后秦灭之以为邑。”丽邑是为秦始皇陵而专门设立的，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帝王陵设邑的先例，也证明了“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东平宪王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37页。）。之所以称为丽邑，是因秦始皇陵原称“丽山”（秦始皇陵是后来人的称呼），故陵邑称为“丽邑”。近年来，在秦始皇陵附近发现了不少带有“丽邑”陶文的器物和砖瓦，应为当时陵邑中的物品和建筑材料。笔者认为，丽邑实质上正是当时修建秦始皇陵的指挥部。　　丽邑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呢?既然与秦始皇陵有关，当距秦始皇陵不会太远。《水经·渭水注》云：“戏水出丽山冯公谷，东北流，又北迳骊戎城东……秦之骊邑也。”“渔池水迳鸿门坂西，又迳新丰县故城东。”《汉书·地理志》亦载：“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高祖七年置。”由上记载可知，新丰故城在今新丰镇西。袁仲一先生认为：“秦之丽邑故城位于秦始皇陵园的北侧约2.5公里的刘家村东，地面上堆积着大量的残片、红烧土，许多片上有陶文印记。”（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以北约4公里的刘家寨一带发现了三处大型的秦汉地面建筑遗址。其中的刘家寨遗址占地75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约半米，有建筑夯土、五角形陶水管道、条形砖、板瓦、筒瓦和各式云纹瓦当；其西北的沙河村、苗家寨遗址，面积可达150万平方米，除常见的秦汉砖瓦堆积外，还发现一段长40米、残高2米、基宽8米的城墙；刘家寨东的前街遗址面积虽然只有2万平方米，但仍有大量的建筑材料出土。这些建筑基址的建筑时代有秦有汉，或处于同地异域，或两者叠压。属秦的文物无论从其大小、规格、形状、纹饰或质地，都同始皇陵的出土物并无二致。尤其是砖瓦上戳印的“宫寺”、“频阳”、“寺婴”等陶文，与陵园陶文酷似。王学理先生认为刘家寨、沙河村南遗址就是秦丽邑——汉新丰的故址。（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在秦始皇陵设置丽邑，完全是为了秦始皇陵修建工程及以后供奉及管理的需要。陵墓设邑制度不见于前代，丽邑遗址的发现证实了文献的记载。丽邑管辖范围南到骊山，北到渭河，西至芷阳，东到郑县。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当时的人口是很多的，不要说这里的常住人口，仅修建秦始皇陵的劳工最多时已达七十余万人，还有在置邑19年后，秦始皇下令迁3万户于丽邑，若按每户有4口人计，这一次迁入的人口就达12万人之多。　　汉承秦制，西汉王朝建立后继承了秦代的陵邑制度。西汉时期，共设置陵邑11个。汉初刘邦时设置了两个陵邑，一是在其父亲太上皇陵附近设置陵邑——万年邑。《汉书·高帝纪》：“太上皇崩，葬万年”，颜师古注引《三辅黄图》云，“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万年邑，置长丞也”。二是为自己的陵墓设置了长陵邑，《汉书·地理志》云：“长陵，高帝置。”此后汉又相继设置了安陵邑、霸陵邑、阳陵邑、茂陵邑、平陵邑、杜陵邑等6座帝王陵邑。其中除霸陵和杜陵两座陵邑位于长安城东南外，其余5座陵邑均位于咸阳原上，五陵原之称也正是由此而来。另外还有南陵邑、奉明邑和云陵邑。　　西汉时期的陵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皇帝死后设立的陵邑，从汉高祖到汉宣帝为止，共设置了7个陵邑；另一类是皇帝为自己的父母亲设置的陵邑，南陵邑是汉文帝为自己母亲的陵墓南陵而设，云陵邑是汉昭帝为自己母亲的陵墓云陵而设，万年邑是汉高祖为自己父亲的陵墓万年陵而设，奉明邑是汉宣帝为自己父母的陵墓而设。其中有很多陵邑是新设立的，还有一些是由原来的县级行政区改名而来的。　　秦汉帝陵陵邑的设置是为了供奉陵园的方便，陵园中的祭祀活动是十分频繁的，陵园中修建了寝殿、便殿等建筑。蔡邕《独断》指出：“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秦始皇陵的寝殿和便殿建筑已被发现并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其规模庞大，设施讲究。　　实质上，在墓侧起寝制度并非开始于秦始皇时期，而是开始于秦始皇祖父母的东陵上。在秦东陵已发现了陵侧设寝，在秦东陵1号陵园的两座亚字形大墓封土的附近，发现四处夯土建筑遗址，出土有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这是目前发现得最早的陵寝建筑。关于秦时祭祀的情况，由于缺乏记载，不得详知。但汉承秦制，从汉代祭祀情况我们便可以知晓秦时陵墓祭祀的一般情况。　　汉代陵邑的祭祀供奉活动十分复杂和频繁。据《汉书·韦贤传》记载：“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后汉书·祭祀志下》亦云：“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之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　　西汉帝陵除有寝便殿以外，还建有陵庙，但为了避讳，陵庙当时称为“宫”，如景帝阳陵的庙称为德阳宫，武帝陵庙称为龙渊宫。在陵旁立庙进行祭祀开始于西汉，陵庙和宗庙一样，四周筑有围墙并开辟四门，门外筑有双阙，四阙门分别用带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瓦当或空心砖代表方位。　　西汉时期陵庙的祭祀活动主要为“月游衣冠”，规模大，场面壮观。形式为把先帝的衣冠及其他纪念品从寝园中“请出”，然后送到陵庙神主前供奉祭祀。除此而外还有不少的陵庙祭祀活动，据《汉书·韦贤传》晋灼注曰：“汉仪注宗庙一岁十二祠。五月尝麦，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娄，又尝粢。八月先夕馈飧，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尝稻，又饮蒸，二太牢。十一月尝，十二月腊，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闰加一祀，与此上十二为二十五祀。”陵庙里的祭祀活动还有钟鼓等乐器伴奏，有舞蹈节目。在秦始皇陵的官遗址上就发现了非常漂亮的错金银乐府钟，就是为祭祀而用的乐器。这一发现将中国乐府出现的时间由过去认为的汉代提前到秦始皇时。　　由于秦汉时期的祭祀活动极为复杂，因此费用也很大。据记载：“一岁祀，上食两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16页。）可见耗费巨大。西汉政府还规定，在进行宗庙活动时，各个诸侯都要献黄金助祭，所献黄金称为酎金，其所献酎金的数量按所在地的人口而定，酎金数量和质量达不到标准者，王要被削地，侯要被免国。汉武帝时曾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因酎金达不到要求而被削夺爵位的事件。　　五陵原上的各陵邑在陵园中的位置稍有不同，长陵和安陵的陵邑均位于帝陵北面，阳陵、茂陵、平陵三陵邑则在帝陵以东。下面分别将各个陵邑的具体情况作一介绍。　　长陵邑，《汉书·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长陵邑在汉高祖十二年时即已设立，但其墙垣却是在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修筑的。其城址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怡魏村一带。《太平寰宇记》卷26载：长陵邑“去高帝陵二里”。其城址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2200米，东西宽1245米，其城墙只有南、北、西三面，东面无城墙遗迹。《长安志》卷13引《关中记》云：“长陵城有南、北、西三面，东面无城。”《读史方舆纪要》卷53“长陵城”条也记载：“汉百官注，长陵有南、北、西三面，而东面无城。”看来这些文献记载与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长陵城墙均为夯筑，墙宽7—9米，除东面外，三面各开有城门，门道内留有道路遗迹。陵邑南城墙与陵园的北城墙是合而为一的。笔者曾去长陵邑考察，目前仍然可以看到西、南、北三面高大的连绵的城垣，确实是叹为观止，可以说是目前全国保存情况最好的西汉时期城墙，比西汉长安城的城墙现状还要好，但不容乐观的是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风化十分严重，如果不采取好的保护措施，也许若干年以后，我们就看不到这种古迹了。因此我们呼吁各级文物保护部门要认真保护这一文化遗迹。近年来在长陵邑发现大面积的汉代建筑遗址和众多的汉砖瓦残块，以及当时的各种生产工具，如陶器、铜器等，还有地下排水管道等。《后汉书·郡国志》中长陵刘昭注引蔡邕《樊陵颂》中云：“前汉户五万，口有十七万，王莽后十不存一。永初元年，羌戎作虐，至光和，领户不盈四千。”证明在东汉时期长陵邑已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至于人口“十不存一”。到了三国时代，这座繁华一时的陵邑被彻底废弃。　　长陵邑当时的规模颇为可观，邑内设官署、市场、里居等。据文献记载，在此居住的人口多达5万余户，人口多达十七万九千余人。其居民成分主要是从关东等地迁来的旧贵族，《汉书·高帝纪》载：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汉书·刘敬传》也载：高祖“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这其中当有很大一部分人被徙居长陵邑。　　安陵邑，惠帝时置。其位置在安陵以北900米处。据《水经·渭水注》记载，陵邑城址平面为长方形，东西1548米，南北445米。城垣宽9米，现存残高2—3.6米。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孙铁山先生对安陵邑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和以前公布的材料略有出入。他认为安陵邑呈不规则形，因此陵邑城墙的长短也略有出入。（孙铁山：《关于西汉安陵的新发现》，《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安陵邑中的居民成分与长陵邑略有不同，安陵邑又称“女啁陵”，意为安陵邑中有一批“倡优乐人”。汉惠帝生前为人仁弱，不满吕后鸩杀赵王如意及摧残戚姬为“人彘”的行为，遂不理朝政，日夜淫乐，只活了22岁便死去了。吕后遂在其死后为其陵邑迁徙关东5000户“倡优乐人”以充实陵邑，其徙民多来自楚国，如文献提及的安陵爰氏、籍氏、闳氏、班氏等均为楚人。这些人大多出身寒微，为当地豪侠“群盗”。　　阳陵邑，景帝设立，位于阳陵以东。据文献记载，与阳陵陵园东西相距二里。但经实地调查此处没有城垣砖瓦等遗迹，但在今高陵县泾渭镇东北泾河谷地发现有大量汉代瓦片、砖块堆积。该陵邑已被考古工作者勘探和发掘，规模庞大，占地面积约8平方千米，有众多排列整齐的建筑遗址，也发现了城垣遗迹。　　在对阳陵邑遗址分布区进行具体钻探和部分发掘时发现，有宽度不一的东西向道路11条，有宽度分别为3米与6米的南北向道路23条。在交错的道路之间，还发现了汉代居民取水用的多件陶制井卷、显明的红烧土遗存和部分建筑基址遗迹等。此外，在一条长达1700米、宽约250米的长方形探方内，还出土了空心砖、成片的铺地方砖等汉代文物遗存。　　据《史记·孝景本纪》载：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后九月更以弋阳为阳陵”。第二年夏天“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这些移民主要也是来自关东，其中有田氏、革氏、爰氏、单父氏、秘氏、郦氏、奚氏、周氏、张氏和翟氏等。此外，景帝、武帝时期有些居住在京城其他地方的达官显贵也有徙居阳陵邑的。　　茂陵邑，其具体位置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据《长安志》卷十四记载的茂陵与茂陵邑距兴平市的距离来推算，其位置过去有人认为应在茂陵以东二里处，即今兴平市南位镇道常村附近的瓦碴沟一带，此处经常出土大量的汉代文物，尤其是砖、瓦等建筑材料最多，其范围东西大约1500米，南北700米左右。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咸阳市考古所的研究人员通过实际考察和研究，认为茂陵邑并不在此，而是在茂陵封土堆的东北一千多米处，这是一片开阔的平地，是设置陵邑的好地方。据咸阳市考古所的刘卫鹏、岳起先生见告，茂陵邑的四周不是城垣，而是壕沟，目前已经找到了三面的壕沟，壕沟深3—8米，宽2—4米。为什么汉武帝茂陵邑不建城垣，而是修建壕沟，其中的原因需要深入探讨。咸阳考古所所长岳起认为，考古界的前辈一直把陵邑的方位确定在东南，而根据咸阳考古所对咸阳原上8座帝陵的钻探调查，发现陵邑在帝陵北部的规律。考古界之前的说法经不起仔细的推敲。实际上茂陵邑的位置在帝陵的东北，呈曲尺形。（刘卫鹏、岳起：《茂陵邑的探索》，《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　　茂陵邑是五陵原上居民人口最多的一个陵邑，这与汉武帝时期国力的强大和有为政策有关系。据《汉书·地理志》载，茂陵邑当时的居民有6万多户，近28万人。其实际人口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因为当时的封建贵族常常隐瞒人口来逃避税收，因而国家根本不可能准确地统计人口。　　茂陵邑的居民成分是相当复杂的，据文献记载，武帝设立茂陵邑后，曾三次徙民于此。其所徙居民大多为各地的豪杰、高官和家产在300万以上的“高赀”家族。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云：“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削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这些人既掌握着西汉政府很大的政治权力，又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在西汉王朝的统治集团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茂陵邑的特殊地位，也使当时一大批社会名流入居其中，如史学家司马迁、思想家董仲舒、文学家司马相如等，他们大多在西汉王朝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　　平陵邑为汉昭帝所置，到南北朝时，前秦王苻坚将始平县城迁至茂陵县，平陵邑才逐渐被废弃。《水经·渭水注》云：“成国故渠自茂陵来，又东经姜原北，渠北有汉昭帝陵，东南去长安七十里，又东经平陵县故城。”平陵邑的大致范围为西自大王村，东至北上兆村，南起13号公路，北达庞村一带。断崖上暴露有大量的灰坑、灰层，文化层厚达2.5米。板瓦、筒瓦和陶器等残片，俯拾皆是。（咸阳市博物馆：《汉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最近，笔者在对汉代陵邑进行实际考察时，咸阳市考古所的刘卫鹏先生见告，近年来，咸阳考古所的专业人员在对平陵邑的考察中，发现了多处陵邑的城垣遗迹，东西和南北的长度均约2000米以上。其中心可能在上帝王村以西、渭惠渠以北，东西大约900米，南北400米。　　平陵邑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西汉后期的21位丞相中就有魏相、韦相、王嘉、平当、平晏5位来自平陵邑。另外，西汉的许多著名学者也都云集于此，如朱云、张三拊、郑宽中、涂恽、吴章等均为名冠当时的文人学士。该地人口也多达15万人。　　五陵邑由于其人口大多是从关东迁徙而来的富豪贵族，成分复杂，因而陵邑中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民俗风情“五方杂厝”。每个陵邑都有自己的特点，如安陵邑因其居民多“倡优乐人”，因而这里的歌舞、音乐等文化娱乐活动异常活跃，被视为京畿的艺术城；平陵邑则多居文人学士，而成为京畿附近的学术中心；茂陵邑多豪富大侠；长陵邑多达官显贵，等等。陵邑中不仅居住着外地迁来的大族高官、豪杰巨富，而且还住有皇亲国戚。汉武帝同母异父的姐姐就住在长陵邑，汉武帝还曾亲自到陵邑中去看望她，并将她接入宫中，与其母王太后团圆。　　五陵邑中的居民因多为达官豪富，其日常生活奢华糜烂，挥霍无度。“茂陵富民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4页。）能修建如此大的园林，绝非等闲之辈。达官富豪的子弟们则放荡不羁、不务正业，大多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因而斗鸡走狗、博戏便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更有甚者敲诈勒索、杀人越货、作恶多端。所以后来的人们便将游手好闲、不干正事的纨绔子弟称为“五陵少年”或“五陵公子”。到汉元帝时，已在诏令中称陵邑之民为“无聊之民”了。据《西京杂记》载：从山东徙居茂陵的文固阳“善驯野雉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为茅障以自翳，用弩矢以射之，日连百数。茂陵轻薄者化之，皆以杂宝错厕翳障，以青州芦苇为弩矢，轻骑妖服，追随于道路，以为欢娱”。还有茂陵少年李亨“好驰骏狗逐狡兽，或以鹰鹞逐雉兔，皆为之佳名”。由于当时斗鸡走狗之风甚盛，因而鸡犬的身价倍增，“杨万年有猛犬，名青狡，买之百金”。五陵邑中的赌博之风也很兴盛，安陵人许博昌“善陆博”，就连当时的丞相窦婴也好此道，“常与（许博昌）居处”。许博昌还将自己赌博的经验编成歌谣，“三辅儿童皆诵之”，甚至还作《大博经》一篇。　　有关西汉五陵邑繁华而混乱的景象和奢侈无度的生活，后人多有诗文描述。东汉学者张衡在《西京赋》中描述：“都邑游侠，张赵之伦。齐志无忌，拟迹田文。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寔蕃有徒，其从如云。茂陵之原，阳陵之朱。”这正是五陵恶少劣行的真实写照。　　陵邑中除了这些达官显贵以外，当然也离不开为这些人服务的人，还需要一定数量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如茂陵富人袁广汉有“家僮八九百人”。可以说，陵邑中除了多一些达官显贵以外，和其他县的人口是差不多的。　　除了以上位于咸阳原上的陵邑外，西汉时期还在长安的东南设置了霸陵邑和杜陵邑。霸陵邑，据《汉书·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文帝九年）以芷阳乡为霸陵”，后在此置霸陵邑。其具体遗址据《水经·渭水注》云：“东北经霸县故城南，汉文帝之霸陵汉县也。”　　杜陵邑，据《汉书·宣帝纪》云：“元康元年春，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其具体遗址据《水经·渭水注》云：“杜陵西北有杜县故城。”　　西汉除了为帝陵置邑外，还为薄太后设置了南陵邑，汉昭帝为其母赵婕妤设置了云陵邑等。　　秦的丽邑位于秦的内史地区，地理位置重要，与秦都咸阳的联系非常密切，在秦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西汉陵邑在当时是仅次于京师长安的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京师长安的卫星城，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京师长安的富庶和繁荣。　　虽然陵邑与秦汉时期的县是同一级行政级别，但其地位显然要高于普通的县。陵邑的最高长官均为令，且秩为两千石，相当于郡一级别的秩禄，而当时的县一级的长官秩禄仅为六百石。《汉书·高帝纪》云：高后六年“秩长陵令二千石”。而且当时担任陵邑县令者均为工作能力强的人，如义纵原为上党郡一县令，由于“县无逋事，举第一，迁为长陵及长安令”（《汉书》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第3145页。）。在汉景帝阳陵新近发现的西汉封泥中就有“阳陵令印”。另外还发现了“长陵丞印”、“安陵左尉”、“霸陵左尉”等与陵邑管理有关的封泥。在陵邑之下，同样设置乡、里一级的地方政府。目前发现的有“南乡”等封泥。　　鉴于陵邑治安局面的混乱，西汉王朝对其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陵邑四周修筑高大围墙，居民必须住在邑中的“里”内，里设里门，并有严格的门禁制度，进出门的人都必须下车接受检查，即使官宦也不例外。里中的居民以家为单位，都得住在各自的宅中。　　陵邑中还设有专门的官署及监狱，以加强其治安管理。　　陵邑行政区划的出现，在中国行政区划史上也是值得记上一笔的。尤其对关中地区的行政区划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使关中地区的人口有了大量的增加，而且促进了关中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陵邑均位于都城附近，加之陵邑人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又多为达官显贵，因此对都城及其附近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陵邑制度废止的原因　　要分析秦汉陵邑废止的原因，必须从设置陵邑的原因说起。也就是说陵邑制度在完成任务之后，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所以才将其废止。　　西汉的陵邑制度延续到汉元帝时废止。据《汉书·元帝纪》云：“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意，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谓初陵者，毋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从上文可以看出，之所以废除陵邑制度，是由于汉元帝怜悯天下百姓由各地迁徙至关中的不便和麻烦。　　此后仍有新建陵邑之议，且一度付诸实施。如汉成帝时，初在扶风营陵，后又在霸陵曲亭南另造新陵，名曰昌陵。大臣解万年、陈汤上疏言：“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3024页。）汉成帝从之，起昌陵邑，并于鸿嘉二年“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以上五千户于昌陵”（《汉书》卷十《成帝纪》，第317页。）。数年后，因耗资太大，不得不停建昌陵。昌陵邑也不复徙民实之，且丞相御史等均主张“废昌陵邑中室”，故此邑终未发展起来。东汉以后，随着政治重心的转移，西汉时期的陵邑逐渐被合并。随着西汉的灭亡，陵邑制度便衰落了。　　东汉初年也曾有恢复建造陵邑之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东平宪王传》载，汉明帝欲为自己的显节陵和汉光武帝刘秀的原陵置县邑，结果被大臣刘苍谏止。“伏闻当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颇谓道路之言，疑不审实，近令从官古霸问涅阳主疾，使还，乃知诏书以下。窃见光武皇帝躬履俭约之行，深睹始终之分，勤勤恳恳，以葬制为言，故营建陵地，具称古典，诏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无违，奉承贯行。至于自所营创，尤为俭省，谦德之美，于斯为盛。臣愚以为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明，岂况筑郭邑、建都郛哉！上违先帝圣心，下造无益之功，虚费国用，动摇百姓，非所以致和气、祈丰年也。又以吉凶俗数言之，也不欲无故缮修丘墓，有所兴起。考之古法则不合，稽之时宜则违人，求之吉凶复未见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祢之深思，然惧左右过议，以累圣心。臣苍诚伤二帝纯德之美，不畅于无穷也。惟蒙哀览。”此后，陵邑便成为历史名词，尽管世传汉安帝尊其父亲的葬地为甘陵，汉桓帝时还置了甘陵县，但此县并非由陵邑发展而来，《水经·河水注》云：“是周之甘泉市地也。陵在渎北……世谓之唐侯冢，城曰邑城，皆非也。”　　对于陵邑在西汉时期废止的原因，论者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实质上陵邑的废止与当时社会的复杂矛盾有关，因而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陵邑的废止是由于陵邑已经完成了设立时的任务，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西汉设置陵邑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迁徙关东的富豪大贾到关中，以加强中央集权，防止他们在东方离京城太远，难于控制。从汉武帝开始，中央集权已得到了很好的加强。　　其次，陵邑中的人口太复杂，给管理带来很大困难，造成许多问题。达官显贵、富豪大贾为所欲为，五陵少年为非作歹，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陵邑的副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最后，经济上的变化也使统治者不得不调整陵邑政策。表现在：第一，西汉政府的经济实力经过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之后，已出现了衰弱的迹象，导致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汉武帝虽然调整了政策，颁布了“轮台诏”，但积重难返，西汉王朝从此走向衰败。汉元帝罢废陵邑，实质上是武帝政策的延续，正如上文提到的“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第二，陵邑中的花费非常巨大，使西汉政府难以承担。最后，庞大的陵邑人口规模，造成了严重的土地问题。刚开始实行陵邑制度时，关中地区因为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地广人稀，后来随着陵邑制度的建立和都城建在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大增，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据葛剑雄先生在《西汉人口地理》中的统计，西汉初年“徙入关中地区的人口总数有三十余万，到西汉末年在关中的移民后裔已达一百二十万以上，占三辅总人口的一半”。继之而来的是粮食供给问题日益严重，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将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统治者必须调整政策，废除陵邑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之一。　　从以上原因可以看出，西汉后期废除陵邑制度是历史的必然。　　五 秦汉帝陵祭祀制度研究　　中国古代对于祭祀是非常重视的，正如《左传》所云：“古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下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第179页。），即祭祀和战争是国家最大的两件事情。“事死如事生”是秦汉时期帝陵建设的准则，因而这一时期帝陵中的祭祀建筑是帝陵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祭祀活动也非常频繁，有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非常迷信的政治人物，因而各种祭祀活动更是有极为繁缛。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奠基时期，在祭祀制度上也多有创见，特别是汉代提出“以孝治天下”，因此，帝王的陵墓祭祀制度格外受到重视，对陵墓的祭祀实质上是对祖先祭祀的具体表现，主要表现在帝陵的寝便殿制度、陵庙制度等方面，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陵寝制度　　所谓陵寝制度，就是指在陵园中建有寝殿和便殿。蔡邕《独断》云：“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由于这样的记载，陵墓的寝殿制度过去均认为开始于秦始皇时期，但是自从考古工作者在秦东陵发现寝便殿建筑遗址以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寝便殿制度开始时间起始于秦始皇的前辈而不是秦始皇已经成为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吕氏春秋》中记载的陵墓中“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25页。）应是战国时期秦东陵陵寝制度的写照。　　秦始皇陵的寝殿建筑位于封土北侧的西部，南距封土53米。基址的平面近似方形，南北长62米，东西宽57米，面积为3524平方米。周围环有回廊，中间的台基略微高起。基址的西北角稍残。在遗址上有残留的墙壁及大量堆积的残砖、筒瓦、板瓦、灰烬等。在东边回廊南端，有长15米的一段向外伸出1米，此处是门。基址的四周铺粗沙，是散水。留下的残墙高30—50厘米，墙的表面有一层麦草泥，并涂丹垩，说明墙面是经过认真处理的。从该建筑基址的形制、规模及所处的位置来看，应为秦始皇陵园的寝殿遗址。（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便殿位于城北区半部，即寝殿的北边。这里建筑基址密集，在南北长670米、东西宽250米的范围内，一排排成组的建筑由南向北密集排列，组与组之间以鹅卵石铺的路面相连，有的路面用青石板铺成。在过去平整土地的过程中，该基址曾遭到严重的破坏。1977年临潼县博物馆对基址南边的1—4号建筑遗址进行了清理，四座建筑东西向排列为一组。其中的2号建筑基址保存较好，由主体与门道两部分组成。主体部分南北长19米，东西宽3.4米，面积64.6平方米。残存的墙壁高0.26—0.4米，地面经过夯筑，坚硬光滑。主室的西侧有一长5.3米、宽1.6米的廊房式门道，门道两侧镶贴着石英板及壁柱，阶墀用青石拼砌，主室北半部的一条长25米、宽0.5米的片石铺的甬道通向室外。2号遗址的墙面做法与咸阳宫1号遗址的墙面做法相同，即施泥两层，厚6厘米：里层粗草泥铺底，厚4厘米；外层用极细的草泥抹面，光滑平整，并涂2厘米厚的白粉。3号建筑基址面积较大，但残破严重，宽9.7米，残长3.8米，残壁高0.3—0.4米，室内用方砖石板铺地。　　1—4号建筑基址内出土了铺地及镶贴壁用的大批青石板，以及鸱尾、瓦当、筒瓦、铁铺首、铁拴板、陶井圈、残铜器等。其中有一件夔纹大瓦当直径达61厘米，高48厘米，背有筒残长32厘米，残筒瓦饰粗绳纹，里有模布麻点纹，夔纹遒劲、刀法简练，其制法是先做出纹饰轮廓，再用平刀加以斜平浅浅的阴刻，阴阳分明、立体感强。这种纹饰完全承袭了商周青铜器纹饰的传统作风，是我国古代陶雕中的杰作。这是一件超乎寻常的大瓦当，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小瓦当施于椽前，而是用来遮挡檩头的，既可以防腐，又具有艺术装饰的效果。从此瓦当的出土，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座建筑的宏伟气势。同类型的大瓦当过去曾在河北秦皇岛、辽宁绥中的秦宫殿遗址中也有发现，这些宫殿是秦始皇当时出巡到渤海求仙药而建的离宫别馆，但瓦当仍比秦始皇陵的小。后来在陕西眉县、兴平的秦离宫别馆中发现了两个瓦当比秦始皇陵的瓦当大，直径为78.3厘米。在这座便殿遗址中还发现了两件鸱尾。一件两端稍残，一件完整，长达89厘米，高15厘米，下宽16.5厘米，中间断面为覆钵梯形，尾部唇长2.5厘米，前端作云纹瓦当。在1—4号建筑基址的北侧，还有大片的夯土建筑基址，一直延伸到陵园内城的北垣。在这片建筑基址内，筒瓦和板瓦的残片俯拾皆是。从这组建筑的地面处理、门道等情况来看，非常讲究而且特殊，有的用素面石板铺地，有的则用很美的线雕菱纹铺地石铺地。现存的一块菱纹铺地石上有编号为“右东十八”。　　关于此建筑基址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是秦始皇陵园内的寝殿建筑遗址。然而这组建筑的规模和形制以及所处的位置都与寝殿极不相称。而位于此遗址以南的大型地面建筑应为寝殿，它位于寝殿之旁，正所谓“便殿者，寝殿之别殿耳”。所以这一建筑基址应为秦始皇陵园中的便殿。（赵康民：《秦始皇陵二、三、四号建筑遗迹》，《文物》1979年第12期。）　　另一处便殿遗址是1995年发现的，这次发掘先后揭露出6组大型建筑基址，南距现封土边沿130米，西与西内城墙相连。6组建筑东西分布在一条线上。东西长二百四十余米，南北宽约20米。总面积4800平方米。其中，1号建筑群的东端，东西残长15米，南北残宽16米，从东南两边清理出的廊房和散水遗迹判断，1号建筑很可能是一座南面北廊院式的四合院建筑。2号建筑也是坐南面北，因破坏较甚，形制不清。3号建筑大部分压在临马公路之下，形制内涵尚待进一步勘探。4号建筑保存较好。它属于一组廊院式的四合院建筑。建筑遗址东西长28米，南北宽14米。建筑四周均为廊房，北边辟一中门，在南北廊房的房基下还发现两排南北向榫卯的青石柱础4个。东廊房的房基下还发现两排南北向排列的五角陶水道。廊房屋面制作尤为考究。在夯土上面施有一层麦草泥，在麦草泥上再抹一层细泥，待细泥烘干后再复一层类似于地板漆的红色涂料。5号建筑是一座四阿式建筑。东西长约50米，南北宽近20米，遗址南边发现一道长五十余米的片石散水，遗址东边也发现一道南北向的片石散水，面积近1000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遗址除发现脊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之外，还发现几块彩绘俑头残片和十余个铜箭头，这是其他建筑中所没有的，说明陵寝建筑中可能放置陶俑。6号建筑亦为四阿式建筑，遗址长近80米，南北宽10米许。遗址北边散水以内发现一排方形柱础遗迹，柱础长宽均为55厘米，约相当于秦代尺半见方，柱础与柱础之间的间距仅有1.15米，正好相当于秦代的五尺。如此粗壮的立柱，较近在其他陵寝遗址中尚不多见。由此不难想象，2号建筑群中的6号建筑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此外，6号建筑的排水设施也是别具一格，遗址南北两侧均有用鹅卵石铺砌的散水，散水内高外低保留着一定的倾斜度，在鹅卵石外侧还有用沙石铺砌的凹形排水沟，排水设施的讲究也从侧面反映出建筑的宏伟和高大，该建筑应为便殿而非寝殿。（张占民：《秦始皇陵北寝殿建筑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考古文物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327页。）　　秦人好大喜功，“高台榭，美宫室”（《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2248页。）。特别是秦时修建了众多的离宫别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有“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著名的阿房宫、咸阳宫代表了秦代的建筑水平，均规模宏大、雄伟壮观。那么，作为自己来世的建筑——秦始皇陵园，当然也不逊于生前，目前，在秦始皇陵已发现众多的建筑遗址，这些遗址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只因后来项羽入关后，火烧了秦始皇陵园的地面建筑，辉煌的建筑化为焦土。　　秦后汉代，继承了这一礼制建筑。根据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汉代陵上的寝殿和便殿不如秦始皇陵的寝殿、便殿规模大，建筑结构布局也稍有差异。如，始皇陵的寝便殿位于陵园的内城垣内，而西汉帝陵的寝便殿除长陵是建于陵园的城垣内，其余大都在城垣外，并在寝便殿的周围筑有墙垣，称为寝园，而且帝陵和后陵均分别建有寝殿等礼制建筑。这说明西汉时期陵寝礼制较前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　　西汉时期，对于帝陵的一整套祭祀建筑——包括寝殿、便殿——是非常重视的。当时奉行“日祭于寝，月祭于庙，四时祭于便殿”（《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第3115页。）的陵寝制度。寝殿用来摆放亡者的神座，守陵人要像侍奉生者一样，“日四上食”。便殿里存放皇帝生前的衣物器皿，其祭祀活动则不像寝殿那样频繁，据文献记载“便殿，岁四祠”。大约是一年四季各祭祀一次，与季节的变化有关系。寝殿、陵庙与帝陵密不可分，因而其位置一般距帝陵很近。汉初高祖依秦制，将寝殿、便殿建于陵园之内，惠帝以后，将之移于陵园墙垣之外，但距离不远。汉宣帝杜陵的寝园就设置在杜陵陵园南墙以外的东南角。　　西汉帝陵的祭祀活动是非常复杂烦琐的。关于当时的祭祀形式，据《后汉书·礼仪志上》记载：“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折旋升阼阶，拜神座。退坐东厢，西向。侍中、尚书、陛者皆神坐后。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后汉书》志第五《礼仪志上》，中华书局，第3103页。）《后汉书·祭祀志》亦载：“汉诸陵皆有园寝。”（《后汉书》志第九《祭祀志下》，第3199页。）然而西汉初年寝园并未设置，寝殿、便殿均在陵园之内。后来，由于高祖长陵的便殿发生火灾，董仲舒指出：“高园殿不当居陵旁。”（《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第1332页。）可见按照当时的制度，寝殿、便殿不应放在陵园之内，应筑于陵园之外的“园寝”之中。　　园寝之设，始于汉景帝阳陵，而此前的西汉诸陵园寝，为西汉中期或后来所增筑。杨宽先生认为：“正因为陵园中设有‘寝’，所以陵园就称为‘寝园’。”（杨宽：《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文物》1982年第1期。）刘庆柱先生认为：寝园应该是因寝殿从陵园内迁移出来，单独围筑成封闭性院落而得名，就是寝园出现后，它也应该是从属于陵园的，陵园和寝园名称不同，前者以陵墓为中心，得名“陵园”；后者以寝殿为中心，得名“寝园”（刘庆柱：《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制度研究》，见《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秦汉皇帝陵园中的寝殿是其陵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类似于都城中的前殿。而秦汉时期的前殿是都城中最宏伟的建筑，是颁布政令和举行朝仪之地。可见寝殿在陵园中的重要性之所在。寝殿是陵园中的正殿，殿内陈设皇帝的“衣冠几杖象生之具”，“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后汉书》志第九《祭祀志下》，第3200页。），完全像皇帝生前时一样侍奉。经发掘，在杜陵寝园之中包括寝殿和便殿，寝殿的殿堂台基面阔55.15米，进深29.3米。（刘庆柱：《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制度研究》，《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其他西汉诸帝陵园亦然。关于寝殿、便殿在寝园中的位置，文献均载便殿立于寝殿之“侧”。寝殿相同于朝廷中的正殿，东、西两边为其侧。《论衡·四讳篇》载：“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风俗通义》亦云：“俗说西者为上。”在寝园之中，相对寝殿而言的是便殿，它并非“正大之处”，不过是“休息闲宴”之地，因此便殿只能位居寝殿之东“侧”。杜陵寝园的考古发掘完全证实了上述制度，即寝殿居西，便殿居东。（同上书，第248页。）　　西汉时期，每座帝陵中的皇帝陵与皇后陵各筑一寝园。从杜陵中宣帝与王皇后陵的两座寝园来看，二者在规模、形制和建筑材料的使用上都有明显区别。从规模上看，皇帝陵比皇后陵要大。杜陵寝园东西长174米、南北宽112米，占地19488平方米。王皇后陵的寝园东西长129米、南北宽92米，占地11868平方米。反映出建筑物的等级是不同的。（刘庆柱：《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制度研究》，《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　　（二）陵庙制度　　秦代没有陵庙的记载，在《史记》中有关于秦有七庙的记载，分布在秦都咸阳的渭河以南地区，是都城中的礼制建筑，和帝王陵墓没有必然的联系。　　汉代之所以把庙修在陵园中，是因为当事人相信死者的灵魂就居住在陵墓和陵墓旁的寝殿中，只有这样才便于祭祀。　　关于汉代的陵庙，据《汉书·韦贤传》载：“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汉书·五行志》亦云：“古之庙皆在城中，孝文庙始出居外。”陵庙放死者牌位，每月要从便殿中取出皇帝生前的衣冠，到陵庙中祭祀。陵庙每年还要举行25次祭祀，其中有一次特别隆重的太牢祭祀。　　为什么从孝文帝开始将庙修在帝陵中呢？《三辅黄图》记载：“太上皇庙，在长安西北长安古城中，香室街南，冯翊府北。”而高帝庙在长乐宫西，安门大街东，安门北，武库南。（刘庆柱：《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按照当时的祭祀仪式，每个月要把高祖的衣冠从“寝”中运出到高庙中祭祀，是因为当时人们相信衣冠上依附着灵魂。而此时的惠帝住在未央宫，吕太后住在长乐宫，两人为了相见方便，便打算在两宫之间修建一个复道，但这条复道正好从每个月到高祖庙祭祀衣冠的道路上通过，于是遭到讲究礼制的叔孙通反对，认为作为子孙的皇帝不能这样做，于是惠帝便在高祖长陵中重新修建一个庙，叫“原庙”。从此以后，西汉时期在陵旁立庙的礼制就形成了。　　西汉初年时的庙和寝是不同的，庙造在陵园以外的附近。关于汉景帝阳陵中庙的位置，杨宽先生认为在陵的正南方，在距阳陵封土近400米的地方，有一个高台建筑遗址，中心部分最高处有一块大石板，即后来被认为是罗盘石的地方。（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汉武帝的庙叫龙渊庙，位于其陵之东，平陵之西。汉昭帝的徘徊庙应在平陵之东南，延陵之西南，距延陵较近。考古工作者发现，在平陵东南10里，马泉公社肖家堡村北二道原的南边，有汉代夯土建筑遗址。夯土范围南北60米、东西56米，中新区有一高3米的高台，这可能是徘徊庙的遗址。“宣帝庙，号乐游”，故又称“乐游庙”，它位于“杜陵西北”（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0页。）。《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引《天文要录》详载其庙位于唐长安城升平坊之内，即今西影路上的西部电影集团附近。也有的文献认为，乐游庙和宣帝庙不是异名同庙，而是两座不同的庙，前者应在乐游苑附近，后者位于杜陵北，这里以杜陵为坐标点记述宣帝庙方位，证明二者相距不远。　　西汉时的陵庙一般周围都筑有墙垣，因此又称为庙园。庙园的主体建筑是“正殿”，陵庙的正殿四周还建有回廊。庙园和宫殿一样四面各辟一门，称司马门。据史书记载，宣帝时，扶阳侯韦玄成等在参加惠帝庙的祭祀时，即因天雨不驾车而骑马至司马门下，被弹劾不敬而被削爵为关内侯。庙园的司马门也置双阙，《汉书·成帝纪》中有“孝景庙阙灾”的记载。另外，庙园的四门根据其位置的不同，分别设置以表示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纹饰的空心砖和瓦当。在昭帝平陵、宣帝杜陵都发现过此类“四神”纹饰的空心砖。有的庙门上所用的铜铺首就是“四神”图案。为了增加庙宇的神秘色彩，殿内四壁上还置木雕装饰品。《汉书·元帝纪》中即有陇西地震毁落太上皇正殿墙壁上的木雕饰品的记载。徐苹芳先生认为：“汉代陵园除了建寝殿外，还建有原庙。原庙藏主，规模也很大，有正殿、殿门及阙。有的原庙距陵丘和寝殿很远，并不在一处。”（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　　西汉诸陵陵庙具体方位见于文献明确记载的有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元帝渭陵等。关于文帝的陵庙，有人认为是“顾成庙”。非也。此庙系汉文帝四年所筑，就是古代始筑于城外的孝文庙。《长安志》卷十载“顾成庙在唐长安城休祥坊内，北距汉长安城2.8公里，东南至文帝霸陵15.5公里”，从方位上可以看出此庙不是霸陵陵旁所立之庙。文帝的陵庙应系景帝元年建立，位于霸陵之旁。景帝阳陵的陵庙，据《长安志》卷十三“咸阳县”条记载，“景帝阳陵在县东十五里”，“景帝庙在县东北十一里”，可见景帝庙在景帝陵北附近。武帝庙位于茂陵以东、平陵以西。据《长安志》卷十四“兴平县”条载，茂陵和武帝庙分别位于兴平县东北17里与24里，也就是说二者东西相距3.5千米。昭帝庙，也称徘徊庙，在平陵东南、延陵西南，约在今咸阳市秦都区马泉乡肖家堡附近，西距平陵约5千米。元帝渭陵的孝元庙就在渭陵西北边。　　从上述西汉诸陵与陵庙距离可以看出，大多陵庙都在“陵旁”约0.5千米，个别远者距帝陵3.5—5千米，但这些陵庙仍在该陵园之内。宣帝的陵庙乐游庙比较特殊，南距杜陵6千米，因建于乐游苑而得名。《汉书·宣帝纪》载：神爵三年“起乐游苑”，汉宣帝于元康元年已开始营建杜陵，此后6年修建的乐游庙苑不会安排在杜陵陵区之内，因此在乐游苑的乐游庙就不会位于杜陵陵区之中。（刘庆柱：《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制度研究》，《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关于陵庙建筑形制，汉景帝阳陵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素材。在汉景帝阳陵封土东南有一大型西汉建筑遗址，地势明显高出周围地面，在其中部有一夯土台基，其上有一方形石板，石板上又加工一凸起的圆盘。圆盘中心有“十”字形的凹槽。经测定，该“十”字为正方向，因此，学者们称之为“罗经石”。2000年，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钻探和试掘，发现该遗址是一处大致轮廓呈“回”字形的建筑，外围有围沟散水及一边长260米的建筑，中心建筑边长约50米，四面有门，并发掘出土了青龙、白虎等四神图案的空心砖。阳陵“罗经石”遗址的建筑形式与已经发掘过的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相仿。汉长安城南郊的礼制建筑由12座建筑物组成，建筑形制相同。每座建筑物均由中心建筑、围墙、四门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组成。中心建筑和围墙的平面均为正方形，轮廓如“回”字。中心建筑在整个遗址的正中，其四面布局对称，中央主室四隅有夹室，平面如“亚”字形。台基为夯筑，地面抹草泥，然后涂朱红色。主室的四面各有一个厅堂，内部结构相同。厅堂内的右面有厢房，左面有一隔墙。四个厅堂之间有走廊相通。厅堂前各对着三座方形土台，土台前有砖铺路，正对四门。整个中心建筑环绕着鹅卵石散水。不难想见，“罗经石”遗址的建筑在当时也是相当宏伟壮观的，很有可能是景帝阳陵的陵庙。（杨林仁：《汉阳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79页。）　　关于汉宣帝杜陵的陵庙，刘庆柱先生在发掘后认为，其位于宣帝陵东北400米处。它是一个东西长63米，南北宽66米的建筑，在遗址上发现了大量建筑材料，其种类、形制、大小与寝园中的相同，不同的是，遗址内有大量汉代龙凤纹空心砖残块。（刘庆柱：《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制度研究》，《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这种情况在昭帝平陵的陵庙中也有发现。（咸阳市博物馆：《汉平陵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可以反映出其级别很高。　　陵庙是从宗庙发展而来的，因此它们的形制似应相近。汉长安城南郊的宗庙已进行了考古发掘，每座庙的主体建筑平面均为方形，边长55米。在汉昭帝平陵东南的肖家堡村北发现的昭帝庙遗址，中央为一夯土台基，平面近方形，东西长56米，南北宽60米。从汉长安城南郊的宗庙和“昭帝庙”的情况来看，西汉晚期的陵庙主体建筑平面为方形，边长50—60米。刘庆柱先生在宣帝陵东北400米发现一处建筑遗址（编号为杜陵8号遗址），该遗址中央为一夯土台基，东西63米,南北66米。根据西汉时代“陵旁立庙”制度，参照宣帝庙位于“本陵北”的记载，结合长安城南郊的宗庙和昭帝庙的发掘、勘察情况，它应为宣帝杜陵的陵庙遗址。（刘庆柱：《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制度研究》，《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西汉时代，皇帝陵和皇后陵各有一组“寝园”建筑，但陵庙情况则与此不同，当时每座帝陵只立一座陵庙。杜陵庙遗址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宽6—7米的汉代道路，它们北起陵庙基址，向南分别通至杜陵和王皇后陵的陵园、寝园。这说明杜陵与王皇后陵的“庙事”活动都要在这一陵庙中进行。（同上。）　　西汉时期对陵庙的祭祀活动很隆重。其形式表现在：规模宏大，场面热烈的“月游衣冠”活动，即每月将陵主的衣冠等生前使用之物从寝园中请出，送至陵庙一游。“月游衣冠”活动在西汉前期颇受重视，规定有活动专用的道路，称为“衣冠道”。《汉书·百官公卿表》也提到汉武帝时的太常孔臧因文帝母薄太后南陵衣冠道上的桥坏，导致“衣冠道绝”而被免职之事。到了西汉晚期对“月游衣冠”活动已不那么重视了，汉成帝甚至将昭帝平陵衣冠道上的一块土地赐给曾为其师的张作墓地。　　在陵庙中除了每月的一次的“月游衣冠”活动外，还有其他祭祀活动。如每年25次的祭祀，“庙，岁二十五祠”。如淳注“岁二十五祠”曰：“月祭朔望，加腊月二十五”，即每月于朔、望日在宗庙中举行祭祀祖先礼，一年十二个月，应举行二十四次祭祀，腊月加祭一次，共计二十五次。（《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第3116页。）晋灼对如淳说提出异议，认为：“《汉仪注》宗庙一岁十二祠。五月尝麦。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娄，又尝粢。八月先夕馈飱，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尝稻，又饮蒸，二太牢。十一月尝，十二月腊。又每月一太牢，如闰加一祀，与此上十二为二十五祠。”（同上。）晋灼所说的“二十五祠”，实际上是除每月定期举行一次祭祀外，每逢特定节日，还要举行诸如“尝麦”、“伏祭”、“貙娄”、“酎祭”、“腊”等各项祭祀，每年同样举行十二次，如逢闰月则加祭一次，与前述之十二次祭祀相加，总计二十五祠。　　西汉王朝还规定，每年八月，当新鲜的好酒酿成时，要首先送到宗庙奉献，并举行祭祀，因其用“九太牢”，即用九份牛、羊、猪三牲供献，所以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祀活动，于是在进行陵庙祭祀活动时诸侯、列侯要献黄金助祭，所献黄金称为“酎金”，其数量按其封地所辖人口规定标准。酎金数量不足或成色低劣者，王要被削地，侯要免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列侯献给朝廷助祭宗庙的黄金达不到要求而被削夺爵位的竟达106人，就连丞相赵周也因此下狱而死。　　西汉中期以前，陵庙中的祭祀活动一般都在夜间进行。有一次，汉宣帝准备去昭帝庙参加祭祀活动，即将出发时，仪仗旗杆头儿上的一支“剑”突然坠地，刀刃直对着车舆，驾车马匹因受惊而狂跳不止。宣帝请宫中郎梁丘贺卜筮，结果是“有兵谋，不吉”。于是宣帝返回宫中，只派“有司侍祠”。事后查明“是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宣子章为公车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庙，居廊间，执戟立庙门，待上至，欲为逆”（《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梁丘贺传》，第3600页。）。从此以后，陵庙的祭祀活动便改为白天进行了。据《汉书·韦贤传》记载，韦玄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庙时，就是“当晨入庙”。　　陵庙中举行祭祀活动时，一般由巨大的铜钟伴奏，并辅以特定的舞蹈。在秦始皇陵官遗址中就发现了一件漂亮的错金银乐府钟，就是当时祭祀活动时所使用的的乐器。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文帝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文始”、“五行”等是当时拜谒陵庙的通行舞蹈。汉代对参加庙祭乐舞者的身份还有严格的规定，“汉大乐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五大夫子，取适子高五尺以上，年十二到三十，颜色和，身体修治者，以为舞人”（《后汉书》志二十五《百官二》引卢植《礼》注，第3572页。）。　　西汉帝陵寝庙的祭祀活动耗费非常惊人，《汉书·韦贤传》记载：“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石，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七，养牺牲卒不在数中。”祭祀中除了要杀牲以外，鱼也是祭祀用品之一，《西京杂记·昆明池养鱼》中记载，当时汉昆明池中的鱼一部分就是用来给诸陵庙祭祀用的。　　东汉时期，刘秀为了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把豪族地主祭祀祖先祠堂的办法加以扩大，运用到陵寝制度中。把大规模的祭祀典礼由西汉时期在庙中进行，改移置陵园中，使陵园建筑增添了新内容。陵园四周不筑垣墙，改用“行马”（拦阻人马通行的木架）。寝殿和管理陵园的官府吏舍都建在陵园的东侧。通往陵冢的神道两旁列置成对石雕，以显示皇帝的权威。这一建制为以后各朝所沿用。　　“建武以来，关西诸陵以转久远，但四时特牲祠；帝每幸长安谒诸陵，乃太牢祠。自洛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后汉书》志第九《祭祀下》，第3200页。）　　光武帝时期，还开始巡祭西汉帝陵，汉明帝时亲祭光武帝原陵，创立了定期祭祀的上陵祭。此后，东汉诸帝相沿成礼，使其成为东汉皇帝祭祀祖先的主要方式。还为每一个先帝陵配备陵园令、食官各一人，为六百石的官吏，负责陵园的祭祀和保卫工作。　　从上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帝陵祭祀活动是当时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祭祀非常频繁，花费也非常大，对寝园和陵庙的管理也十分严格，同时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首页.书架.社科.目录下章|上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三章 秦汉苑囿文化　　苑囿是古代帝王的一种豪华享乐方式，因此，苑囿的修建也是都城建设中必须规划的部分。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在都城附近均会修建庞大的苑囿。　　苑囿就是现在的园林。我国的园林如从历史上溯源的话，当推古代的囿和苑。“苑，所以养禽兽也”，“囿，苑有垣也。”（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3、129页。）周代称为囿，以困养野兽进行射猎为主。我国第一个囿出现于商纣王时，“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史记》卷三《殷本纪》，第105页。）。商代以后，囿的建造专门化了，除了射猎活动外，并在其中建宫设馆，还增添了帝王寝居及观赏动物、植物、山水等自然景色。据《孟子》记载：周文王在丰京修了灵沼、灵台、灵囿，“方七十里”。到秦时，改囿为苑或苑囿，现在人们还以苑囿称呼古代帝王园林。　　一 秦的苑囿　　我国素有“世界园林之母”的称号，说明我国是世界园林的故乡，而我国古典园林的奠基时期在秦汉。园林从苑囿发展而来。秦代的苑囿融山水、花木、建筑为一体，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雏形，研究秦的苑囿对于研究秦的建筑史、文化史、园艺史均有重要的意义。　　秦的苑囿较前代有了较大进步，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规模更大。秦昭王时，秦已有五苑，当时，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中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到了秦始皇时期，由于国力的强大，加之秦始皇好大喜功，因此他“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第3202页。）。由于优旃的谏言才改初衷。　　苑囿即人们对自己所居处和游玩的自然环境的选择和创造，它离不开原有的环境，因而许多苑囿乃建在天然形胜之地。秦代的苑囿大多建在关中地区，因为秦时关中地区的自然条件是优越的。　　首先，有优越的气候。秦汉时关中地区温暖湿润，据竺可桢研究，秦汉时关中的气候比现在年平均气温要高出1.5—2℃左右。（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清初学者张标根据《吕氏春秋》一书提供的物候材料，指出秦时春天的来临要比清初早3个星期。若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书提供的节气物候与现在西安的节气物候作比较，可以发现当时桃始花和燕始见的时间比现在要早1个月左右，因此那时南方的一些植物可以在此生长，动物可以在此繁衍。　　其次，关中地区南有秦岭山脉，北有甘泉山、九嵕山、嵯峨山等山脉。苑囿中有山可表现出崇高之美，因其高峻，容易引起人们注意，人们可以登上顶峰，极目四望，借来各处远景，在有限中看到无限，扩大了整个苑囿的空间，使人心旷神怡。有山即有谷，谷中的风景也是妙趣横生。特别是南面的终南山，气势高大雄伟、林木繁茂，尤其是雨后天晴，站在山下遥望，层峦叠嶂，苍翠无际，是著名的风景区。正因为如此，秦上林苑即以终南山为南边的界址。　　再次，关中一带水源充足。水为苑囿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水面能产生倒景，将四周亭榭楼台观映现于水中。水是万物生长之本，苑囿之中之所以有茂盛茁壮的花草、林木、飞禽走兽，都与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荡荡乎八川分流”，关中地区东有灞河、浐河，西有沣河、涝河，南有潏水、滈水，北有渭水、泾水。　　最后，关中有许多高而平的原，如白鹿原、铜人原、风凉原、龙首原、乐游原、凤栖原、鸿固原、少陵原、细柳原、高阳原、咸阳原等。原与原之间形成条条川道，水流而过，风光旖旎。其中以长安城南的樊川最为有名，秦汉时就是著名的风景胜地，长30余里，河纵贯其中，清流沃野、风光明丽、极富情趣，怪不得秦阿房宫“络樊川以为池”。　　总之，当时的关中地区正如《荀子·强国篇》所云：“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　　秦苑囿众多，有上林苑、宜春苑、骊山苑、梁山苑等，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上林苑。秦上林苑修建的确切时间不得而知。《三辅黄图》云：“阿房宫，也名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起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阿房前殿。”阿房宫即朝宫，是秦始皇时修建的，因此至迟在秦始皇时即有上林苑了。　　秦上林苑的范围究竟有多大：“秦之上林，其边际所抵，难以详究矣。”（程大昌撰，杨恩成、康万武点校：《雍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上林苑的确切四至无法搞清，我们只能根据旁证材料推测其大概的四至。据《秦封宗邑瓦书》记载：“割取杜县丰邱到于水的一块土地为右庶长歇（即寿烛）的宗邑。”看来秦上林苑的西边可能到沣河。南边到终南山，这是因为阿房宫在上林苑中，而阿房宫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南山即终南山。北起渭水，一则因为阿房宫的北边已近渭河边，二则可以借助渭河增加自然之美。东最远到宜春苑，因为秦时在今曲江池一带有宜春苑。从其四至来看，秦上林苑的规模很大。汉上林苑即在秦上林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　　秦上林苑中宫殿台观很多，朝宫就是秦始皇在上林苑中修建的规模最大的宫殿群。修建朝宫除了由于国力强大、人口增多、咸阳宫太小的原因外，与秦始皇为了装饰上林苑也有关。正因为如此，史书均有记载，朝宫在上林苑中。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建筑群使上林苑增辉不少，这样皇帝既可在此狩猎，又可在此会见朝臣、处理国家大事。四周有阁道，向南直抵终南山，规模宏伟，离宫别馆，弥山跨谷。仅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6页。）。　　上林苑中还有长杨宫、长杨榭、射熊馆。据《三辅黄图》云：长杨宫“本秦旧宫，至汉修饰之以备行幸，宫中有垂杨数亩，因为宫名，门曰射熊观，秦汉游猎之所”。长杨榭“在长杨宫，秋冬校猎其下，命武士搏射禽兽，天子登此以观焉”。《汉书·地理志》亦云：“周至有长杨宫，有射熊馆，秦昭王起。”说明秦昭王时已在此建宫，筑射熊馆，作为秦王游猎之所。长杨宫、射熊馆遗址，“秦长杨宫在县（周至）东南三十三里”。《三辅黄图》亦云：“长杨宫在今周至县东三十里。”何清谷先生经过实地考察，认为遗址在今周至县终南镇东南的竹园头村南。此地名圪塔顶，原有3米多高的大型夯土台基，平整土地时挖平，在此地发现大量秦汉砖瓦。（何清谷：《关中秦十宫觅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雍录》云：“长杨宫在上林苑中。”从其地理位置看，当在秦上林苑范围内，是专为狩猎而修建的离宫别馆。　　秦上林苑利用长安八水的有利条件，修建了许多人工湖泊，犹如镶嵌在苑中的颗颗明珠。《长安志》云：“秦王上林苑有牛首池，在苑西头。”还有镐池，“镐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8页。）。始皇帝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9页。）还有樊川，阿房宫“络樊川以为池”（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9页。）。　　上林苑林木繁茂、鸟语花香，秦封建统治者“穷四方之珍木”于苑中。可谓遍地皆花草，浓香布野，繁花似锦。　　上林苑还专门为禽兽修圈，并在旁筑观，供人观赏射猎。秦兽圈，《太平御览》引《烈士传》云：“秦王召魏公子无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双，诣秦，秦王怒，使置亥于兽圈中，亥瞋目视兽，皆血溅于兽面，兽不敢动。”既云兽圈，里边肯定有各种野兽。《长安志》引《汉宫殿疏》云：“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去长安十五里。”其位置据《水经·渭水注》记载：昆明故渠“北分为二，渠东迳虎圈南而东入灞，一水北合渭”。其具体位置当在灞河以西，昆明渠址以北，今北辰堡一带。（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类编长安志》引《汉宫殿疏》云：“秦故狼圈广八十步，长二十步，西去长安十五里。”　　宜春苑。宜春苑修建于今西安东南的曲江池地区，这个地区秦时称为州，风景秀丽，秦二世死后，就埋葬在此地，二世皇帝“葬杜南宜春苑中”（《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5页。）。司马相如在经过秦二世墓时描写了宜春苑的景色，“登陂池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州兮，望南山之参差……观众树之薆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55页。）。这里有巍峨壮丽的宫殿，有茂密的山林竹木，有曲江水景，山水俱佳，景色秀丽，地形优越，是理想的苑囿之地，因而秦汉两代皇帝均在此修宫殿，造苑囿，游玩打猎。宜春宫就是作为游猎的歇息地而建的，在此基础上再修建宜春苑。　　宜春苑是在宜春宫基础上建造的。宜春苑遗址据《三辅黄图》云：“宜春宫，本秦之离宫，在长安城东南杜县东，近下杜。”《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亦云：“秦宜春宫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宫之东，杜之南。”陈直先生曾在春临村西南的秦汉建筑遗址上采到一瓦，筒部有‘十二二月令’五字刻款，还有‘富贵毋央’瓦当一品，可能就是秦汉宜春宫建筑用瓦。”　　梁山苑。梁山苑以梁山宫而建。宫因梁山而得名，梁山即今天乾县之梁山，此宫建于秦始皇时期。《元和郡县图志》云：“古公亶父逾梁山到于岐下，及秦立梁山宫，皆此山也。”此宫建造华丽、富丽辉煌，因而《长安志》引《三秦记》云：“梁山宫城皆文石，名织锦城。”　　关于梁山宫的位置，据《水经·渭水注》云：“莫水出好畤县，梁山在岭东南，迳梁山宫西，故《地理志》曰：好畤有梁山宫，秦始皇起，水东有好畤县故城。”莫水即今天漠西河，穿越梁山两峰之间而流，由此看出，梁山宫在漠西河东岸。《括地志》云“梁山宫俗名望宫山，在雍州好畤县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看来此宫建在梁山脚下。　　梁山宫，山形水胜，环境优美，而且夏季凉爽，是一处避暑胜地，宫与山之间有9里远。当时秦始皇在此修梁山苑，因而皇帝和大臣常去这里游玩。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秦始皇三十五年“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由此看出，当时秦始皇幸梁山宫时，还亲自登梁山进行游乐射猎，大臣亦可在山下游玩，因而此地一定有梁山苑存在。梁山宫幸免于项羽的火，西汉时犹存。在梁山周围有几个秦离宫遗址，当与梁山苑有关。　　骊山苑。骊山自古及今都以它那雅秀的山峰加上山下著名的温泉，形成了它独特的苍翠、古老的风格。这里苍柏翠松，花卉遍野，自然景观异常优美，加之离都城咸阳很近，因而秦始皇时期筑离宫——骊山汤，建造骊山苑，经常来此沐浴狩猎游玩。　　《三辅黄图》云：“阿房宫，亦名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从上记载可看出，秦始皇扩建阿房宫时，专门修了一条阁道通往骊山。所谓阁道乃复道的一种改造，复道为上下有道，中间用木板隔开，阁道即是木构桥梁之上加有顶盖和栅栏的空中楼廊。这种道路既能遮风避雨，又安全保密。说明秦始皇经常来这里，要不然哪会花如此代价。据《三秦记》云：“人行桥上，车行桥下，今石柱犹存。”　　秦“骊山汤”的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了。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华清池内唐华清宫遗址时发现，唐文化层下有一层很厚的黑褐色文化层，内含大量粗细绳纹秦汉板瓦、筒瓦和细绳纹条砖、小方格纹方砖及房屋坍塌的檩条，其木质保存完好，卯榫清晰可见。同时还发现鹅卵石和砖铺路面遗存，秦代五角形水道和直径30多厘米的秦汉圆形绳纹水管道及用不规则石砌成的长约50米的水道。瓦片上有陶文“骊”字及其他大量的秦汉建筑材料。该事实证明了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有秦离宫的存在，骊山苑即在骊山汤的基础上建成的。（《西安晚报》1987年8月5日。）骊山周围有沟壑纵横的土地、茂密的森林、优越的环境、能治病防病的温泉，是秦始皇狩猎、沐浴、游玩的好地方。　　射猎是封建皇帝一种豪华的享乐方式，“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淮南子·原道训》，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中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秦时，无论皇帝、大臣或者平民，射猎均是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早在秦文公时，“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9页。）。可以看出当时狩猎的规模相当可观。到秦昭王时，据《云梦秦简·公车司马猎律》载：“射虎车二乘为曹，虎未越泛藓，从之，虎环（还），赀一甲，虎失（佚），不得，车赀一甲。虎欲犯，徒出射之，弗得，赀一甲。豹遂，不得，赀一盾。”由此看出秦昭王以后，王室为了打猎，专门发明了一种既安全又能游猎的专用工具射虎车，虽名射虎车，对于其他野兽也可用，而且制定了很详细的法律。国王出猎由公车司马随从。所谓公车司马，据《汉官仪》云为汉时国王的卫队。汉承秦制，秦时也应该如此，公车司马常随秦王出外游猎，一则保卫王室的安全，二则打猎供皇帝欣赏。《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如始皇计，尽征其材士五万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材士即有技艺的兵士。到秦始皇、秦二世皇帝时，出猎的规模更大，次数更多，为了保证王室田猎的猎源，《云梦秦简·田律》、《吕氏春秋》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不准任意射猎弋鸟。　　关于秦苑囿禽兽的来源，一方面我们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秦禁苑都用围墙或篱笆圈起来，而苑囿中林木繁茂，花草众多，沟壑纵横，为禽兽的栖息繁衍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是专门豢养的。从苑囿外捕捉一些，放入兽圈、狼圈、射熊馆中，以供观赏射猎取乐。加之当时关中一带气候温暖湿润，南方的动物也可在此生长繁衍，更增加了秦苑囿中禽兽的种类。　　秦苑囿有许多管理制度。关于苑囿的修建，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徭律》载：“县葆禁苑、公马牛苑，兴徒以斩垣离散及补缮之，辄以效苑吏，苑吏循之，未卒岁或坏罻（决），令县复兴徒为之，而勿计为徭，卒岁而或罻（决）坏，过三堵以上，县葆者补缮之；三堵以下，及虽未盈卒岁而或盗罻（决）道出入，令苑辄自补缮之。县所葆禁苑之傅山、远山。其土恶不能（耐）雨，夏有坏者，勿稍补缮，至秋毋雨时而以徭为之，其近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入，以垣缮之，不得为徭。”意思是说：县应维修禁苑及牧养牛马的苑囿，征发徒众为苑囿建造堑壕、墙垣、藩篱，并加以补修，修好即上交苑吏，由苑吏加以巡视，不满一年而有毁缺，令该县重新征发徒众建造。秦还专门制定《厩苑律》，作为管理厩苑的专门律令，制定了牛马户口的登记、注销制度。对饲养牲畜，从饲料的征收支付到评比牲畜饲养的优劣等都有明确规定，甚至对诸侯国牲畜入境的检疫也有立法。同时，《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规定：“百姓犬入禁苑中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而且秦政府作了许多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吕氏春秋》指出从孟春到夏季各月“禁止伐木”、“无焚森林”、“毋伐桑柘”、“无伐大树”、“无烧炭”，对于一般林木尚如此保护，那么作为皇家苑囿的林木花草就更不用说了。　　秦代苑囿，百姓只有修建之权利，而无出入之权利，秦二世时“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62页。）。　　二 西汉上林苑　　汉初，萧何向汉高祖言：“长安地狭，上林苑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藳为禽兽食。”（《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2018页。）刘邦认为萧何受了商人的贿赂，极力反对。但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林苑中多空地、土地荒芜的事实。另据《文献通考·田赋卷七》记载：“汉高祖二年，故秦苑囿园地，令民得之。”笔者认为，汉初把秦上林苑中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其余的则沿用，因为汉文帝时，常“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汉书》卷五一《贾邹枚路传》，第155页。）。还亲自到虎圈问上林尉诸禽兽薄。（《史记》卷一○二《张释之冯唐列传》，第2752页。）景帝时，与梁孝王“出则同车游猎上林中”（《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第2209页。）。说明秦上林苑汉初继续沿用。到汉武帝时，随着国力的强大，扩大上林苑规模，成为具有“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的规模。（刘庆柱辑注：《关中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一）上林苑的规模　　经过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形成“文景之治”的局面，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经济发展，皇家园林又在秦的基础上得以扩建，如著名的上林苑，经过汉武帝的扩建，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苑囿。关于其四至，历史上有多种记载。　　司马相如《上林赋》：“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绕其北，终始灞浐，沣滈潏涝，纡馀委蛇，经营其乎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　　张衡《西京赋》：“上林禁苑，跨谷弥阜，东至鼎湖，邪界细柳，掩长杨而联五柞，绕黄山而款牛首，缭亘绵联四百余里。”　　班固《西都赋》：“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　　扬雄《羽猎赋》：“武帝广开上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滨渭而东，周袤数百里。”　　《三辅故事》：“上林北至甘泉九嵕，南至长杨五柞，连绵四百余里。”　　《汉旧仪》：“上林苑中广长三百里，置令丞左右尉，百五十亭、苑……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　　《三辅黄图》：“上林苑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旁南山，西到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周袤三百里”，“关中八水皆出入上林苑。”　　分析以上诸书记载，结合考古成果，笔者认为汉上林苑的四至为东到灞水，东南到蓝田鼎湖宫（即今蓝田西南焦岱镇），南到终南山，西至户县、周至，北到淳化县。　　像秦汉时期如此大的皇家苑囿，随着后来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减少，土地越来越成为人们生存的根本，所以再也不能形成秦汉时期的规模。即使像盛唐时期的西苑，清代的颐和园、圆明园等都是望尘莫及的。　　汉苑囿的建造技术在先秦苑囿的基础上有了长足发展，摒弃了先秦时期只能利用自然的状况，开始改造自然，形成集山水、花木、建筑为一体的艺术品。建造苑囿的能工巧匠们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巧妙地把大自然的风景浓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使人可以从中欣赏到大自然的奇峰、异石、流水、湖面、名花异草、珍禽怪兽，再加上华丽的亭台楼阁、离宫别馆，人在其中犹如生活在图画中一样。正如《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中所说：“宫内苑聚土为山，十里九坡，神奇树，育麋鹿、麂鹿、鸟兽百种，激上河水，铜龙吐水，铜仙人衔杯受水下注。”　　苑囿中有山、有水、有建筑、有花木，地址均选在地形优越、环境优美之处。如上林苑内南有终南山，北有九嵕、甘泉诸山。苑囿中有山可以表现出崇高之美，因其高峻，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可以登上顶峰，极目四望，借来各处远景，在有限中看到无限，扩大了整个苑囿的空间，使人心旷神怡。上林苑中水景非常丰富，有“荡荡乎八川分流”之称。水是园林中的血液，是造园的重要因素，水面可以产生倒影，将附近的亭台楼阁映现在水中。同时水为万物生长之本，园林中茁壮的花草、林木、飞禽走兽都与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而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花木是构成苑囿美的主要角色，是园林中最有生气的基调，其用途是陪衬山水、建筑等各种苑囿要素，从而使这些景物的画面构图生动、层次丰富、五彩缤纷、艳丽和谐。同时，花木的存在可以引来许多的飞禽走兽，鸟语花香，给人以色香俱全的美好享受。　　西汉上林苑是由诸多苑囿组成的。据《关中记》云：“上林苑中有三十六苑。”但未记载各个苑的名字。《三辅黄图》引《汉旧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宦官奴俾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这是汉代在西北地区设置的牧师苑，和我们要讨论的苑囿是有区别的。笔者认为《关中记》所记三十六苑大概是牧师苑的三十六苑之误笔。但西汉上林苑确实包含许多苑，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上林苑中应包括以下苑囿：长门园、御宿苑、广明苑、宜春下苑、宜春上苑、乐游苑、博望苑、黄山苑、甘泉苑、昭祥苑、思贤苑。　　上林苑中包括这么多苑，它们性质不一，可分为两种：第一，皇帝御苑，主要豢养珍禽异兽，是帝王的游猎场所；第二，文人荟萃之地，像思贤苑、博望苑等。苑中之苑，不但是我国古代造园家们经常采用的一种总体布局的手法，而且值得我们今天在造园中借鉴，这样可以增加园林内部环境气氛的曲折变化，同时还可以使苑囿内部取得小中见大、大中见小的对比效果。　　（二）上林苑中的禽兽　　上林苑供皇帝游乐射猎使用。“上林苑中，天子遇秋冬射猎，取禽兽无数实其中”，“苑中养百兽。”（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3页。）因而苑中禽兽众多。“植物斯生，动物斯至，众鸟翩翻”，“散似惊波，聚似京涛”，禽兽散走之时，如水惊风而扬波，聚时如水中高土。禽兽之多，“伯益不能名，隷首不能纪。”（张衡：《西京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上林赋》对上林苑中各类禽兽有详细的记载。《羽猎赋》云：“凤凰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　　射猎是封建皇帝的享乐方式。“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淮南子·原道篇》，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射猎时“陈虎旅于飞廉，正垒壁乎上兰。结部曲，整行伍……赴洞穴，探封狐，猎昆。……相羊乎五柞之宫，旋憩乎昆明之池……蒲且发，弋高鸿，挂白鹄，联飞龙”（张衡：《西京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8—73页。）。“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车骑靁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鹖苏，绔白虎，被斑文，跨野马，凌三嵕之危，下碛历之坻，径陖赴险，越壑历水，推飞廉，弄獬豸，格虾蛤，铤猛氏，羂腰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轊白鹿，捷狡兔……躏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鵕鸃，拂翳鸟，捎凤凰，捷鸳鶵，掩焦明（似凤，西方之鸟）。”（司马相如：《上林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0—373页。）《西都赋》亦云：“罘网连纮，笼山络野，列卒周匝，星罗云布，于是乘銮舆，备法驾，帅群臣，披飞廉，入苑门，遂绕丰鄗，历上兰，六师发逐，百兽骇殚……雷奔电激，草木涂地，山渊反复，蹂躏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鸟惊触丝，兽骇值锋，机不虚掎，弦不再控，矢不单杀，中必叠双。狭狮豹，拖熊螭，曳犀犛，顿象罴……原野萧条，目极四裔，禽相镇压，兽相枕藉。”真可谓轰轰烈烈，声势浩大。　　上林苑飞鸟成群，“鸟则玄鹤白鹭，黄鹄鹳，鸧鸹鸨，凫鹥鸿雁”（班固：《西都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鸟则鹔鸹鸨，驾鹅鸿”（张衡：《西京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封建统治者视飞鸟为祥物，宣帝颁布保护鸟类的诏令：“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宣帝元康四年，当时一种称为“神雀”的鸟“以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高寝、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58页。）。皇帝因之改年号为“神爵”。　　上林苑还专门为虎、狮子等修圈，并在旁筑观，供人观赏。虎圈，据《汉书·郊祀志》云：“建章宫西有虎圈。”颜师古注云：“于菟，亦西方之兽，故于此置其圈也。”此虎圈乃上林尉回答文帝问上林苑禽兽多少处。狮子圈，位于建章宫西南。　　大规模广设兽圈，并使之成为人与困兽相斗的竞技场。汉文帝很重视虎圈，亲自询问虎的多少，专设有虎圈啬夫管理。河南洛阳曾出土一汉彩画砖，上有“上林虎圈斗兽图”。斗兽被用作惩罚人的手段。名将军李广之孙李禹，就曾被逼下虎圈刺虎。“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于是乎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司马相如：《子虚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页。），观赏者从中取乐。《汉书·外戚传》云：汉元帝建昭中“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上林赋》中有描写人斗兽的情况，“生貔豹，搏豺狼，足野羊”。成帝元延三年，下令将熊罴、豪猪、虎、豹等放进射熊馆，然后“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第3557页。）。　　西汉上林苑中禽兽的来源，一是苑中禽兽繁殖的。二是征发附近农民为苑中捕捉的。《长杨赋》云：汉武帝时令贫苦农民入南山捕捉熊罴、虎、豹、麋鹿等动物。三是国外进贡的。正如《西都赋》所讲的：“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荀悦《汉纪》中记载“南越献驯象、能言鸟”。四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得到某种国内没有的禽兽，不惜一切代价用武力夺取的。如汉武帝时，大宛有汗血马，便派李广对大宛发动战争，最终夺得了汗血马。　　（三）上林苑中的林木　　上林苑中林木品种繁多，有木本、草本。木本中又有观花、观叶、观果、观枝干的各种乔木和灌木。草本中有大量的花卉和草坪植物。宏伟的建筑物与自然的山水、花木融为一体，构成一幅自然和谐的优美画面。　　上林苑中森林繁茂、花木众多。《三辅黄图》云：“帝初修上林苑，众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从《西京杂记》的记载可看出当时苑中有梨十、枣七、栗四、桃十、李十五、柰三（苹果的一种）、椑三（柿子的一种）、查三（即山楂）、棠四、梅七、杏二、桐三（以上均为种）。林檎十、枇杷十、橙十、安石榴一、楟十、白银树十、黄银树十、槐六百四十、千年长生树十、万年长生树十、扶老木十、守宫槐十、金明树二十、摇风树十、鸣风树十、琉璃树七、池离树十、离楼树十、柟四、枞七、白俞十、杜十、陶桂十、蜀漆树十、栝十、楔四、枫四（以上均为株）。从上所言，苑中花木真是不胜枚举。　　封建统治者把全国各地能够在关中栽植的均移植到上林苑中，因而形成“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班固：《西都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郁蓊葑”，“苯尊蓬茸，弥阜被岗”（张衡：《西京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呈现一派草木茂盛，景象。《上林赋》中记载着当时的花木名称。　　上林苑中的树木，有原来留下来的森林，《三辅黄图》云：“林麓泽薮连亘”，“长千仞，大连抱”（司马相如：《上林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页。）；“长安城东南有楸林”（《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53页。）。同时又有人工栽植的树木，宋敏求《长安志》引《皇览》记载“卫思后葬城东南桐柏园”。见于记载的人工栽植树种有松柏、桐、梓、杨、柳、榆、槐、檀、楸、竹等用材林及桃、李、杏、枣、栗、梨、柑橘果木和桑漆等经济林木。“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葡萄，隐夫薁棣，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貤丘陵，下平原。……沙橖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材檀木兰，豫章女贞。”这些树木“长千仞，大连抱。……垂条扶疏，落英幡，纷溶箭蓼，猗狔从风……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司马相如：《上林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370页。）。苑中有许多以树木命名的宫殿台观，如长杨宫、五柞宫、葡萄宫、青梧观、棠梨宫、梨园、细柳观、椒唐观、柘观等。说明其旁必有此种植物。　　上林苑中竹林很多，户、杜、周至是著名的竹子产地，西汉王朝还在周至特设竹圃，后来关中竹林迭受称道，竹圃甚至成为一地的专名了。（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49页。）　　为了保证上林苑四季常绿，苑中种植了许多四季不落叶的树木花草，如沙棠、栎槠、豫章、女贞等，又从南方移植了一些树。扶荔宫专门种植南方的奇花异草，如菖蒲、山姜、甘蔗、留求子、龙眼、荔枝等。为了保证这些南方植物在北方能够种植，冬季搞温室栽培。温室的历史从西汉开始。“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其方法是“复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召信臣》，第3642页。）。太官是专管皇帝膳食的，为了保证皇帝冬季吃菜，用温室栽培。当时民间也有温室，富有者多食“冬葵温韭”，那么上林苑必然是采用温室栽培的方式使南方植物过冬。　　（四）上林苑中的池沼　　上林苑水源丰富，东有灞河、浐河，西有沣河、涝河，南有滈水、潏水，北有渭水、泾水。渭水犹如一条巨龙从上林苑东西穿过，正如《上林赋》所言：“终始灞浐，出入泾渭、沣滈潏涝，纡馀逶蛇，经营乎其内。”上林苑利用长安八水的有利条件，修建了许多人工湖泊，犹如镶嵌在苑囿中的颗颗明珠。　　昆明池：汉武帝元狩三年开凿。《汉书·食货志》云：“是时越欲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即修建昆明池是为了操练水军，讨伐西南夷。宋人程大昌在《雍录》中云：“其始凿也，固以习战，久之乃为游玩之地也。”昆明池是长安城西南的总蓄水库，供应汉长安城内外的用水。汉初长安城的水源是引用泬水，后来随着长安城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于是乃修昆明池。昆明池的水源来自洨水，洨水本是东流入沣的，汉武帝作石闼堰，堰洨水北流，穿过细柳原，流入昆明池。石闼堰遗址在今天堰下张村。　　《三辅黄图》引《庙记》云：“池中后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上起宫室，因欲游戏。”《三辅旧事》亦云：“昆明池中有百艘楼船，上建楼橹，戈船各数十，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葆麾，照烛涯涘。”这么多的船除作为水兵训练外，有一些乃作为皇家后宫荡舟之用。皇帝后宫在昆明池“张凤盖，建华旗，作棹歌，杂以鼓吹”（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3页。）。《西京赋》云：“旋憩乎昆明之池……于是命舟牧，为水嬉，浮鹢首，翳云芝，垂翟葆，建羽旗，齐枻女，纵櫂歌，发引和，校呜葭，奏淮南，度阳阿，感河冯，怀湘娥，警蝄，悼蛟蛇，然后钓鲂鳢……摭紫贝，搏耆龟”，反映出当时皇宫后妃在昆明池中泛舟、游荡、钓鱼的情况。《西京杂记》载：“昆明池有刻石为鲸鱼，每至雷雨，常鸣吼。”昆明池还有二石人牵牛和织女，立于池的东西，以像天河。这两尊石像迄今犹存，是汉武帝元狩三年雕刻的，比霍去病墓前的石刻还要早三年。昆明池岸“周以金堤，树以柳杞”（张衡：《西京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岸边植柳，池中养鱼，更增添了池中景色。　　昆明池的规模，臣瓒注认为“周回四十里”。《长安志》引《三辅故事》“盖三百二十顷”。张澍辑《三辅旧事》：“三百三十六顷。”昆明池的四至，据《长安县志》引碑石云：“北极丰镐村，南极石匣，东极园柳坡，西极丰门。”据胡谦盈先生考察，池址位于今斗门镇东南，是“一片面积约十多平方公里的洼地，地势比周围岸边低2—4米以上。池址南缘就在细柳原的北侧，即今石匣村，东界在孟家寨、万村的西边；西界在张村、马营寨、白家庄之东；北界在上泉北村和南丰镐村之间的土堤的南侧”（胡谦盈：《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察——兼论周都丰镐的位置》，《考古》1963年第4期。）。　　可以看出，昆明池修建的目的是多元的，绝非只是为了训练水兵，与长安城的用水有很大关系，实质上是长安城西南的总蓄水库，供应汉长安城内外的用水。“城内外皆赖之”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汉初长安城的水源是引用潏水，后来随着长安城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乃修昆明池；还可以接济漕渠的水量，有利于漕渠的水运；也是汉上林苑中的重要游览景点。　　太液池：《三辅黄图》云：“太液者，言其津润所及广也。”其遗址在今三桥镇高低堡子西北的西安太液池苗圃。笔者曾去当地考察，现仍低于周围。《史记·郊祀志》云：“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史记·封禅书》云：“三神山在渤海中，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山上有诸仙人及不死药。”据记载，太液池有石鱼、石鳖。1973年在太液池西北侧发现一件长4.9米、中间最大直径1米、形如橄榄的鱼形石雕，（《西安太液池出土一块巨型石鱼》，《文物》1965年第6期。）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　　太液池风景秀丽。《西都赋》云：“览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嶈嶈，览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于是灵草冬荣，神木丛生……金石峥嵘。”滔滔湖水为水族水禽栖息繁衍创造了条件，形成了水上动物园。“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封建统治者视黄鹄为吉祥，遂记于书中。“太液池边皆是彫胡、紫择、绿节之类。……其间凫雏雁子布满充积，又多紫龟、绿鳖，池边多平沙，沙上鹈鹕、鹧鸪、、鸿，动辄成群。”（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是皇帝经常游乐之地。《三辅黄图》云：“成帝常以秋月与赵飞燕戏于太液池，以沙棠木为舟。”　　滈池：《三辅黄图》云：“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其遗址在今牛郎石像以北至斡龙岭之间。　　滮池：《三辅黄图》云：“冰池，在长安西，旧图云，西有滮池，亦名圣女泉，盖冰滮声相近，传说之讹也。”《水经·渭水注》亦云：“水又北流，西北注与滮池合。”遗址当在今北丰镐村和落水村之间，当地群众俗称为小昆明池。　　唐中池：《三辅黄图》云：“周回十二里，在建章宫太液池南。”其水源来自昆明池，可能位于建章宫唐中殿之旁。　　琳池：《拾逸记》云：“昭帝元始六年，穿琳池，广千步，池南起桂台以望远，东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枝荷。”成为宫人常游乐之地。从东引太液之水可以看出此池在太液池西不远处。　　影娥池：《三辅黄图》云：“武帝凿池以玩月，其旁起望鹄台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宫人乘舟弄月影，名影娥池，亦曰眺蟾台。”看来此池专为宫人荡舟赏月之用。其遗址在“建章宫”。　　上林十池：《三辅黄图》云：“上林苑有初池、麋池、牛首池、蒯池、东陂池、西陂池、当路池、犬台池、郎池。蒯池生蒯草以织席，西陂池、郎池皆在古城南上林苑中。……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条，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常焕然。”汉牛首池乃秦牛首池之旧。“西池宣曲，濯鹢牛首。”（司马相如：《上林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页。）郭璞注云：“牛首池在沣水西边，近沣河。”《三秦记》云上林有“牟首池”。“牛”、“牟”二字形近易混，当为牛首池，因牛首山而名。当路池、犬台池、郎池分别在当路观、犬台观、郎池观附近。东陂池、西陂池可能分别位于上林苑的东端和西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司马相如：《上林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页。），张揖注云：“日朝出苑之东池，暮入于苑西陂池。”　　百子池：《类编长安志》云：“在建章宫西。”每年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都要在此举行大型于阗音乐会，人们以五颜六色的丝缕相系唱歌跳舞，尽情欢乐。　　上林苑中还有鹤池、昆灵池、虬泉池等。　　（五）上林苑中文娱活动　　西汉时代由于国力的强盛，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及国外的文娱活动传入，从而使上林苑的文娱活动丰富多彩。　　汉时，民间的娱乐活动就很盛行。“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击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盐铁论·散不足篇》，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民间尚且如此，那么作为皇家苑囿的上林苑，其文娱活动更是锦上添花。　　汉在上林苑设有太学，开始于汉武帝时期，当时有50人，到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时“建弟子舍万区，起市郭上林苑中”（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0页。）。除此而外，宣帝元康二年，乌孙国王与汉通婚，为了适应乌孙风俗，朝廷组织公主的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905页。）。这是我国最早的外语学校。　　苑中有赛马活动，走马观专门是为观赏赛马而建的。汉武帝非常喜欢赛马，常与宠臣董偃“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蹴鞠之会，角狗马之足”（《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3855页。）。汉成帝常与宠臣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长杨、五柞，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汉书》卷五九《张汤传》，第2654页。）　　苑中有足球活动，专辟有足球场，称为“鞠城”。汉武帝是足球场最经常的观众，其宠臣董偃曾将各郡国的蹴鞠名将荟萃长安，进行比赛，“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凑董氏”（《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55页。）。《汉书·艺文志》中有“蹴鞠经”，可见当时足球运动流行之普遍。　　角抵运动，西周已开始，秦汉盛行。秦二世时，“在甘泉方作角抵优俳之观”。文颖注云：“秦名此乐为角抵，两两相对。角力，角伎艺射御，故曰角抵也。”（《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60页。）角抵相当于现在的摔跤，在秦始皇陵就发现了这种类型的陶俑。汉时常在上林苑平乐观举行此种活动，以享外国及国内观众。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以享外国朝献者，三百余里内人皆观”，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7—238页。）。　　平乐观是上林苑文娱活动的中心。《西京赋》云：平乐观“程角抵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乌获扛鼎”即今天的举重。“都卢寻橦”相当于今天的爬杆杂技。“冲狭燕濯”类似今天杂技中的钻刀圈。“胸突铦锋”属气功之类。“跳丸剑之挥霍”亦称弄丸，表演者两手快速抛接若干弹丸，也有抛接短剑的，亦称跳剑或弄剑。“走索上而相逢”，类似今天的走钢丝。另外，当时还有“吞刀吐火”、“鱼龙曼衍”、“海中砀极”、“自缚自解”等幻术。从上所言，可以看出当时上林苑中马戏、杂技、幻术等表演的盛况。　　上林苑的许多杂技、幻术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或罗马传入的。《史记·大宛列传》云：“汉使至安息，安息以大鸟卵及梨轩善眩人献于汉。”“眩人”据颜师古注云：“眩通于幻，今吞刀吐火、植树种瓜、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　　苑中还有各种各样的乐舞表演。《上林赋》：“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巴渝宋察，淮南干遮，文成滇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洞山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司马相如：《上林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375页。）《汉书·东方朔传》亦载：汉武帝在建章宫“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　　汉代流行的七盘舞、剑舞、巴渝舞、踏歌也是上林苑中经常为皇帝后宫表演的节目。自从西域的箜篌、胡茄、胡笛、胡角乐器传入后，便成为上林苑中歌舞伴奏的乐器。　　（六）上林苑的管理　　上林苑有一套严密的管理系统。西汉初年，上林苑由少府管辖。汉武帝时扩大了上林苑的规模，其管理由少府转入水衡都尉。《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属官有上林、均输、御羞、禁圃、辑濯、钟官、技巧、六厩、辨铜九官令丞，又衡官、水司空、都水、农仓，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长丞，皆属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　　上林苑为何由少府管理转为水衡都尉管理呢？《史记·平准书》云：“初，大农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可以看出一个原因是杨可告缗后，上林财物众多，因而设水衡管理上林苑。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上林苑自武帝扩大后，功能增加，不只为皇家游猎之地，而成为了一个包括宫殿台阁、山水园池在内的园林，可进行祈祷求仙、听政受贺、手工业加工等活动。因而原来属于少府的上林令显然适应不了这一要求了。　　水衡都尉属官甚多，现分述于下：　　上林苑令：主苑中禽兽，是水衡都尉中较高的官吏。“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主苑中禽兽，颇有民居，皆主之。”（《后汉书》志二十六《百官志》，第3593页。）　　上林丞：上林苑令之辅佐。《封泥考略》卷一有“上林丞印”。　　上林尉：《汉旧仪》云：“上林苑……置令丞左右尉。”而《汉书·百官公卿表》有“八丞十二尉”，因而《汉旧仪》所云可能为汉初所设，后来增加了。上林尉主管上林苑的安全保卫工作。罗福颐《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征存》中有汉印“上林尉印”。　　上林三官：《史记·平准书》云：汉武帝“悉废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史记集解》认为上林三官为均输、钟官、辨铜。陈直先生则认为非也，当为钟官、辨铜、技巧。（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此三官皆属上林水衡都尉管辖，故称“上林三官”。其分工为钟官主铸造，技巧掌刻花技术，辨铜掌原料。　　上林农官：顾名思义，管理苑中农业。传世有“上林农官”瓦当，现存安康地区文管会。　　上林十池监：管理苑中十池的官吏。一池一监，负责每个水池的水量、船只等。　　上林诏狱：《汉官旧仪补遗》：“上林诏狱主管苑中禽兽宫官事。”乃上林苑所设监狱的官吏，成帝时罢去。　　水衡丞：佐助水衡都尉，有一丞。　　均输：管理苑中的物资调配。这和大司农属官均输令名虽相同，实质则不一样。　　御羞：上林苑中御羞苑的主管官吏。为了加强各小苑之间的联系和管理，每个小苑各有主管官吏。　　禁圃：专门负责苑中蔬菜栽培。《封泥考略》卷一有“禁圃左丞”封泥。既然有左丞，可能应有右丞。《汉书·百官公卿表》有“禁圃两尉”。在户县、周至也发现了两个“禁圃”瓦当。（张天恩：《“禁圃”瓦当及与禁圃有关的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　　农仓：上林农官之属官。当时苑中有许多仓库，即由农仓管理，如细柳仓、籍田仓等。　　辑濯：如淳注曰：“船官也。”管理上林苑中船只。《汉书·刘屈髦传》中有：“辑濯士”，当为辑濯之属官。　　舟牧：《上林赋》：“命舟牧，为水嬉。”疑为辑濯之属官。　　六厩：苑中专管马匹之官吏。苑中有众多的马，这是皇帝游猎必备之物。　　左弋：顾名思义是佐助弋射。武帝太祖元年改左弋为飞，出土有“佐弋”瓦、“佽飞”瓦。　　虎圈啬夫：专门负责上林苑中虎圈的日常事务。　　狗监：狗是皇帝狩猎时必备的，于是专门设置狗监负责此事。《汉书·司马相如传》中有杨得意为狗监的记载。　　步兵校尉：专门负责上林苑的门卫工作。上林苑共有12个门。“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737页。）　　衡官：掌管苑中税收。　　都水、甘泉上林都水、水司空：管理苑中河水湖泊。　　从上文可以看出，西汉上林苑已经是一个多功能的综合苑囿了，具有一套周密的管理系统。　　三 秦汉时期苑囿的特点　　秦汉苑囿在中国苑囿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有以下几个特点：　　1.依山而建，山形水胜　　秦汉苑囿均建在山形水胜之地。秦汉时期关中的环境幽雅，气候温暖湿润，又是山形水胜之地，如上林苑依终南山而建，梁山苑依梁山而建，加之长安八水的分流，对于点缀苑囿之美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建筑方法是秦汉造园家们的一个尝试，在山形水胜之处建苑，除了环境幽雅外，还节省材料和劳动力，这就改善了先秦时期只能利用自然的情况，已开始改造自然，将著名的山水包括在苑中，能工巧匠们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巧妙地把大自然的风景浓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使人从中欣赏到大自然的奇峰、异石、流水、湖面、名花异草、珍禽异兽，再加上亭台楼阁，人在其中犹如生活在图画中一样。　　2.规模宏大，雄伟壮观　　秦汉苑囿的规模远远大于商周时代，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由于国力的强大，大兴土木、扩大苑囿，他曾想把苑囿扩大成东到函谷，西到陈仓的范围，只是由于谏言才停止。汉武帝时较秦始皇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将上林苑进一步扩大。苑中离宫别馆，弥山跨谷，富丽堂皇，雄伟壮观。　　3.宫苑结合　　秦汉时期的苑囿已形成了宫苑结合的特点，这是由于当时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制的高度统一。皇帝政务繁忙，于是为了免于皇帝到处奔波，便在苑中修建皇宫，作为皇帝处理政务之所，这样就把皇帝处理政务、饮食起居、游乐玩赏集中在一起，出现了宫苑结合的特点。正由于此，史书才这样记载：“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6页。）又如宜春苑中有宜春宫，梁山苑中有梁山宫，长杨苑中有长杨宫，这种制度到汉唐更加完备，形成“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的局面。（司马相如：《上林赋》，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0页。）　　4.苑中有苑　　这一特点在秦汉上林苑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据《关中记》云：“上林苑中有三十六苑。”西汉上林苑确实包含许多苑，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笔者认为上林苑中包括以下苑囿：长门园、御宿苑、御羞苑、广明苑、宜春下苑、宜春上苑、乐游苑、博望苑、黄山苑、甘泉苑、昭祥苑、思贤苑等。　　上林苑中包括这么多苑，其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皇帝御苑，主要豢养珍禽异兽，是帝王的游猎场所；第二，文人荟萃之地，像思贤苑、博望苑等。苑中之苑，不但是我国古代造园家们经常采用的一种总体布局的手法，而且值得我们今天在造园中借鉴，这样可以增加园林内部环境气氛的曲折变化，同时还可以使园林内部取得小中见大、大中见小的对比效果。　　5.功能众多　　先秦时期的苑囿，是以动植物为主要内容的休憩狩猎场所，秦汉时期的苑囿有了很大发展，苑囿的功能很多。如秦汉时的上林苑，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园林，它的功能包括狩猎、祈祷求仙祭祀、听政受贺、居住游园、欣赏奇花异草和奇禽怪兽等，凡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活动在上林苑均可找到材料。　　6.影响深远　　秦汉苑囿的建造，特别是上林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对我国苑囿的发展影响深远，有许多造园艺术被后代继承下来，如上林苑在秦汉有，南朝刘宋在玄武湖北岸也建有上林苑。由此可看出秦汉园林的影响。西汉上林苑有太液池，池中筑蓬莱山。清代慈禧太后建造颐和园时，也仿效汉上林苑的昆明池，在园中挖昆明湖。还有更多的建园经验流传后世。明清时代园林的繁荣与继承秦汉时期的造园经验是分不开的

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首页.书架.社科.目录下章|上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四章 秦汉思想文化（一）　　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处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承上启下时期。秦王朝统治者以法家思想作为主体统治思想，汉代统治者经历了从对黄老道家思想的实践到对儒家思想认同的过程,从而最终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学者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汉武帝接受了这一政策，实质上这是在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后，对原始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即“霸王道杂之”，从此确定了儒家思想在全国的一统地位，以至于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一 秦法家思想新论　　法家思想在秦的历史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商鞅开始，以法家思想进行变法，又以法家思想富国强兵，此后法家思想在秦国占有主导地位。虽然学界在法家思想对秦的影响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法家思想对秦的统一有重大促进作用这一点上基本是一致的。而对法家思想在统一后的作用上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少人认为秦的灭亡是由于秦的法家思想导致的。对这一点笔者是不敢苟同的，秦的灭亡有复杂的原因，归结于秦法家思想导致了秦快速灭亡是缺乏根据和说服力的。　　笔者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法家思想的实行是必要的，是秦帝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必然反映，是有积极意义的，对维护当时的统一是有一定作用的，而且对以后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对秦统一后的法家思想要进行重新评价，还其本来面目。　　法家思想产生于战国中期，子产是法家思想的先驱。其后有魏国的李悝和楚国的吴起。法家思想到秦时的商鞅才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商鞅是法家学说的奠基人，到韩非、李斯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法家，顾名思义，即以法为主体，特别注意法的社会作用。认为法是治国的不二法门。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的：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即不分贫富贵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商鞅的法家思想集中体现在《商君书》中。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主张依法治国，认为法是“为治之本”，“任法而治”，推行法治就要立法分明，使法成为“国之权衡”。君主要做到“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君臣》，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1页。）。“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商君书锥指·君臣》，第130页。）他还指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商君书锥指·定分》，第144页。）“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商君书锥指·修权》，第82页。）因此，商鞅主张颁布成文法，使法令成为判断功过、行使赏罚的标准和上下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人们“不可以须臾忘于法”（《商君书锥指·慎法》，第137页。）。　　为了使法治思想深入人心，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变法先后进行了两次，其大体内容包括，在政治上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度，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明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0页。）主张按军功大小给予一定的社会地位，“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同上。），在社会组织上，实行“令民为什五，而相牧司连坐”（同上。）。在社会风尚上，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从而改变了过去“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旧俗。在经济上，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织，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0页。）。同时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新的土地所有制，即“为田开阡陌封疆”，并实行度量衡改革，普遍推行县制等。　　变法令发布后，为了进一步说明其变法的坚决性，发布了“南门徙木”的告示，商鞅将三丈长的一根木头放到国都的南门，宣布有能将其移至北门者，赏十金，当时人民感到莫名其妙，无人敢动。接着，商鞅又宣布，有能移至北门者，赏五十金。果然有一人将木头移去，商鞅立即赏此人五十金，“以明不欺”。此事虽小，但表明了一个事实，商鞅说话算数，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商鞅的变法运动在秦国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保守派百般阻挠商鞅变法。但商鞅由于有秦孝公的支持，对破坏变法的人给予了严厉打击，依法办事，做到“法令至行，公平无私，法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战国策·秦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这就是“壹刑”。商鞅将法家“立法去私”的精神推行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深入人心，从而形成了“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的现象。应该说商鞅变法的范围之广、内容之多、时间之长、力度之强、收效之巨、影响之大，是当时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变法都无法相比的。　　正是由于依法办事，所以变法进行得很彻底，才出现了“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1页。）的好局面。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国的落后面貌，使之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并最终吞并了关东六国。“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下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形成了以法为中心，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法家理论体系。他指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有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思也。”（《韩非子·定法》，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中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中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韩非子·饰邪》，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中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他指出：“以罪受诛，人不怨上；以功受赏，臣不德君。”（《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中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他根据战国时期的形势分析：韩、赵、燕三国之所以由盛转衰，是对法不重视的结果。“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韩非子·饰邪》，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中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这些法家思想对社会的发展无疑有重要的作用。当然韩非子也提出了一些关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诸如术和势，这在封建社会是和儒家等思想家相同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实行中央集权制是必要的，对于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秦王朝更则显得必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对于法家思想贡献大的还有慎到。他指出：“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慎子·威德》，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中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要求君主要依法治国，坚持罪刑法定，反对罪刑擅断，特别反对君主的擅断。他指出：“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是同功而殊罚也，怨之所由生也。”在立法之后，慎到还反对君主干预司法工作，“大军任法而弗躬为，则事断于法矣”。这种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最能体现秦法家思想的就是于1975年发现的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就是在商鞅变法时以法家理论为指导而制定并逐步完善起来的。属于行政法方面的有《置吏律》、《除吏律》、《除弟子律》、《尉杂》、《傅律》、《内史杂》、《徭律》、《寺空》、《军爵律》、《公车司马猎律》、《中劳律》、《屯表律》、《戍律》、《行书》、《传食律》、《游士律》、《属邦》；属于经济法方面的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工律》、《工人程》、《军工》、《效律》、《藏律》、《牛羊课》等。《法律答问》主要是对刑法条文的运用和解释，涉及《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等方面的内容。《封诊式》主要是诉讼程序法规和有关勘验、审讯等法律文书的程式。这批出土的秦简为研究秦律和法家思想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然而这并不是秦律的全部，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我们通过对这一小部分的研究，应该能对秦的整个法律制度大体有一个了解。　　由于秦国采用了法家思想进行治国，因此秦国很快富强起来，秦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思想家荀子在看到秦国的治国情况时赞不绝口。他指出：“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也。”当然在这一段文后，荀子也表示了对秦国前途的担心，“虽然，则有其也。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也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国篇》，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其意为秦国也有值得忧虑的地方，用王者的功名来衡量还有差距，这大概就是因为秦国没有用德才兼备的大儒来治理国家吧。所以说：纯粹按照儒家的治国原则行事就能称王于天下，对各种治国原则兼行并举就能称霸。　　但荀子说秦国无大儒是不正确的。秦王朝的统治思想，以法家为主体，同时也采用了其他对其统治有用的思想。不少学者认为秦国以及后来的秦王朝都利用了儒家思想作为其统治思想的一部分。“先秦各种思想流派如儒、墨、名、阴阳、纵横等诸子思想都在秦地产生过影响。其中儒家学说，作为春秋战国时的显学，尤其在较长时间和较大范围内对秦人的思想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王辉：《儒与秦文化》，《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关于儒家思想在秦的作用，可以在文献及考古资料中找到很多材料。睡虎地秦简《语书》和《为吏之道》中很多地方谈到为吏者要加强道德修养，如“以此为人君则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无官不治，无志不彻”，“吏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五曰恭敬多让”。在秦始皇出巡的刻石上也显示出儒家对秦的影响，如：“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5页。）到战国晚期，秦国使用了很多的儒生来治理国家，这是因为秦人是功利主义者，只要能为他们所用的、利于统一天下的思想均采用。吕不韦为秦国一代名相，在他为秦国制定的施政方针《吕氏春秋》中也用了不少的儒家思想。从另一方面来看，秦始皇后来之所以实行“焚书坑儒”，说明儒家思想已经在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在秦的社会中占有了很重要的地位。不只是儒家思想在秦有市场，其他的诸如阴阳家、墨家等也在秦国有市场，也同样对秦的统治产生过作用。　　葛兆光先生指出，商鞅认为“一方面要禁止那些不切实用而好高骛远的理想主义，使一切都纳入实际的法治规范；一方面提倡按照法律规则制裁和监督官吏和民众，把所有人的心灵与行动都严格管束起来。达成一个严格、有效的官僚管理系统，形成整齐、规范的社会秩序，以取代早期的基于血缘亲情的伦理规范，取代基于心理自律的道德自觉”（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页。）。这是有道理的。　　把秦的速亡归结于法家的思想是汉代思想家的发明。直接建立在秦亡基础上的汉代政权急于找出秦速亡的原因。陆贾在《新语》中指出：“事逾烦而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亟故也。”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中也指出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以长用也。”贾谊在《过秦论》中也指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这些评论看似正确，实则是不全面、不客观、不公正的，这些人都是站在汉代统治者的立场说话的。他们只有将秦的统治说得一无是处，才能使人相信汉代替秦的合法性。因此，笔者认为在研究秦的历史时，我们不能一味迎合汉代的观点，而必须公正地评价。　　笔者认为对秦的法家思想要有一个合理公正的评价，至少在秦亡问题上不能归咎于法家，秦的速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徐卫民：《秦隋速亡原因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秦和隋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其速亡的原因是非常相似的。两个王朝都是在经过长期的分裂割据之后统一天下的，而且都实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但两家并非都是实行的法家思想，因此要说秦亡于法家思想的统治是不能成立的。　　退一步来讲，秦王朝是通过对六国的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在此以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有如此大的面积，因此如何对这样一个国家进行治理，在秦王朝统治者面前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况且又没有可资借鉴的治国经验。六国的贵族并未从心理上屈服于秦的统治，伺机准备夺回失去的政权。正因为如此，秦末农民大起义很快就演变为六国贵族的复辟斗争，这些六国贵族不甘心于被秦消灭，反秦浪潮一直声势浩大，如韩国贵族张良的前辈五世相韩，韩国灭亡后，他由一位韩国尊贵的公子一落而成为秦王朝统治下的“黔首”，因而对秦王朝怀有刻骨仇恨，在其弟死后都不举行葬礼，而“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当秦始皇东巡路过博浪沙时，用大铁锥猛击始皇乘车，由于误中副车而未成功。后来参加农民起义的项羽，其目的也是为报国仇家恨的。当农民起义爆发时，六国贵族便蠢蠢欲动，企图夺回失去的江山。实质上秦末农民起义最后被六国贵族利用。　　更何况法家思想不像儒家思想有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儒家思想不断汲取法家、道家等家的思想，从而使儒家思想得到不断充实，更适应于统治阶级的要求，从而长久不衰。法家思想则缺乏这个机会，法家存在时间短，因而失去了充实发展的过程。虽然它使秦国很快富强，但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导致秦国速亡，也使法家思想失去了再实践的机会。如果法家思想后来能像儒家思想那样继续作为统治思想，并吸收其他诸子思想，笔者认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肯定会大有好处，我国将会更早一点进入法制化社会。　　继秦而起的西汉王朝，在统治方法上也是实行外儒内法。正如汉宣帝所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77页。）特别是汉武帝晚年阶级斗争的激烈，法家思想对维护其统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秦的灭亡，笔者认为，应该从秦大兴土木等方面来思考，秦统一全国后，当时全国财政拮据，国库空虚，百废待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积极和消极两种，积极的办法是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以保证社会的稳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老百姓的赋税和徭役。只有这样才能使刚刚取得的政权得到巩固。而消极的办法则是把危机转嫁给老百姓，增加对老百姓的摊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无休止的徭役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忍无可忍，便起来推翻统治者。秦王朝的统治者恰恰采用了消极的办法，忘记了创业时的艰辛，大兴土木，不断增加老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负担。秦统治者自以为能马上得天下就能马上治天下，南征北战，大兴土木，在很短的时间内，修长城，建宫殿，筑驰道、直道，等等。其中筑长城用人40万，南戍五岭用人50万，修建秦始皇陵和阿房宫的劳役者达70余万，再加上其他徭役，役使人数超过200万人。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秦时全国人口约两千万，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　　秦始皇不但为他自己生前建造了豪华的离宫别馆，而且还为其死后建造了豪华的地下宫殿——秦始皇陵。据记载，当时秦始皇在全国修建了七百多座离宫别馆，其中关中三百，关外四百余。而且都城咸阳附近的二百七十座离宫别馆之间用复道、阁道、甬道等建筑连接起来，特别是秦在渭水以南修建的阿房宫规模空前，其东西长三百丈，南北宽五十丈。迄今仍留下一规模庞大的夯土台基，东西长1300米，南北宽500米，高约7米，规模十分惊人。杜牧的《阿房宫赋》虽不免有所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阿房宫的确是非常豪华壮观的。为了修建这么一个能够代替咸阳宫的大型宫殿群，秦始皇动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给人民造成了莫大的灾难，因此当时曾流传着“阿房阿房亡始皇”的民谚。规模宏伟的上林苑中离宫别馆比比皆是、鳞次栉比，各种珍禽异兽应有尽有，占用了大量的民田。　　为他修建的死后归宿——秦始皇陵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陵园规模庞大，占地面积达56.25平方千米，目前在秦始皇陵园内已发现各种各样的陪葬坑和陪葬墓六百余处，完全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古代礼制修建的。据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者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治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由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从以上很简单的文字来看，秦始皇陵确实是一个浩大工程，共修建了38年，直到秦始皇50岁死时还未修好。可想而知，修建如此大的工程要动用多少劳动力，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据袁仲一先生估计，要完成修建秦始皇陵的工程，需要当时全国的劳动力每人服役120多天。（袁仲一：《从秦始皇陵的考古资料看秦王朝的徭役》，见《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1页。）　　关于秦王朝的徭役情况，汉代人有淋漓尽致的描述。《汉书·贾山传》云：“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力罢不能胜其役，才尽不能胜其求。”《汉书·食货志》亦云：“至于始皇……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才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至秦……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　　由于无休止的徭役，繁重的赋敛，造成“海内愁怨，遂而溃畔”（《汉书》卷二四《食货志》，第1126页。），“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汉书》卷五一《贾邹枚路传》，第2332页。），“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5页。）。忍无可忍的劳动人民只有揭竿而起以推翻秦王朝的统治。　　实际上，秦始皇并不想死，他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药，甚至到了发疯的地步，他多次派方士去求仙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后竟然猝死在第五次出巡的路上。同时，他生前在立太子问题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将有才能的、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太子扶苏派到北方去监军，当他快要断命时才想起了太子扶苏，但为时已晚，赵高、胡亥之流认为夺权时机已到，遂发动了“沙丘之变”，赵高、胡亥之流的上台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胡亥执政后，大权被赵高独掌，为秦王朝的灭亡敲响了丧钟。正如后人讲的：“秦时赵高执辔而覆其车。”（《盐铁论·刑德篇》，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中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赵高为人阴险毒辣，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他玩弄权术，使胡亥不理朝政，而自己“指鹿为马”，为所欲为，使用阴险手段害死了李斯，残害忠良，使秦的大批忠臣良将死于非命，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混乱和诛杀，严重动摇了秦统治基础。假如秦始皇能用扶苏执政，秦的统治或许不至于二世而亡。因为扶苏与秦始皇的治国方法明显不同，他亲眼看到秦始皇的治国办法造成徭役繁重、过度赋敛，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当秦始皇提出“焚书坑儒”时，扶苏力谏，他指出：“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史书记载他多次劝谏其父，反映出他与其父治国方法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明清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已有高论：“使扶苏嗣位，即二世、三世传之无穷，何所不可。自贼臣赵高杀太子，立胡亥，秦此时已无生气矣。”清代的章太炎也有类似言论。　　因此，笔者认为秦的速亡是秦始皇过度的赋税徭役和用人不当造成的。汉武帝和秦始皇的执政政策及人物性格可以说几乎完全相同，但汉武帝并没有使汉王朝迅速灭亡，仍然维持了一段时间，这与汉武帝晚年的改弦更张和他的继承人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也并不否认秦王朝用法苛酷，但是历史上很多王朝为了维持其统治也都采取过类似的办法，但并没有导致迅速灭亡，因此并不能以此认为秦法家思想导致了秦王朝的速亡。　　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有法家思想比没有法家思想要好，特别是在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社会，法治比人治好，法治是对古代人治社会的挑战。特别是法家提出的“刑无等级”观念，企图改变历史上“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习惯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极其鲜明的法治主义思想，是法律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而且秦国在商鞅执政时确实是这样做的，对于太子驷的老师“刑之以傅”，这样做对于扭转当时的不正之风、维护变法的正常进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国古代后来之所以没有走上以法治思想为主之路，与历史上对法家的偏见有关系。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走上了以儒家思想统治为主的道路，法家思想虽然也被应用，但被摆到了不适当的位置。　　二 秦文化的尚武倾向　　秦人之所以能够经历百战、攻灭六国、统一天下，尚武的传统应当是重要因素之一。秦人早期与西北戎狄杂居，由山区而平原，由林牧而农耕，艰难地发展着有自身特色的经济文化。严酷的环境使得他们在建国与扩张的过程中，曾经和其他部族为争夺生存空间发生频繁的战争。戎狄强悍的民风对秦人形成了影响。东方诸国对秦人“夷翟遇之”，又因“秦戎翟之教”，“秦杂戎翟之俗”，“秦与戎翟同俗”予以秦人文化歧视，表现出深重的文化隔阂，同时也告诉我们，秦与西方部族有共同的尚武倾向。商鞅推行新法，鼓励民众在战争中立功建业。军功爵制有效的奖励，使秦人在战场上勇于进取，终于使士兵个人成就富贵的“军功”凝聚为国家整体克敌制胜的“军功”。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的有关信息，可以反映秦民间意识中的尚武倾向，《日书》甲种《生子》篇有通过生子时日预言其未来生活走向的简文。如，“壬辰生子，武而好衣剑”（148正贰）,“壬子生子，勇”（148正肆）。又如，“壬午生子，穀而武”（148正壹），“甲午生子，武有力”（140正叁），“丙寅生子，武以圣”（142正陆）等，都说明秦国相当宽广的社会层面对“武”、“勇”的推重。　　与社会崇尚武力的风气有关，秦国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力士，春秋时期有力士杜回，战国时期则有任鄙、乌获、孟说等。甚至连秦武王本人也崇尚武力，给予著名力士以特殊的地位和待遇。据说他亲自与力士举鼎为戏，竟然因过于用力而身残致死。在秦始皇陵园发现的百戏俑坑中发现了身材魁伟、赤膊傲立的力士的形象。这一发现，为认识秦国的社会风尚提供了新的历史文化信息。　　秦国发展史，也是秦人推行和实践法家理论的历史。而法家和兵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看到许多法家论著中都有兵家思想蕴涵其中。法家执法严酷和讲究行政效率、雷厉风行的风格，与《孙子·九地》所谓“兵之情主速”的军事原则也是一致的。以法家思想为理论主导在秦国成功推行变法的政治家商鞅，也是曾经在战场上率领秦军英勇奋战、攻城略地的军事将领。　　商鞅主持变法时，制定了奖励军功的政策，废除世卿世禄制，制定了二十等爵制。规定不管地位高低贵贱，只要立有军功，就能封官加爵。甚至连奴隶也是如此，只要能立有军功，就可以拜爵或免为庶人。规定“利禄官爵专出于兵”（蒋礼鸿：《商君书锥指·赏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7页。），“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0页。）。《韩非子·定法》指出：“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这样的军功爵制大大调动了秦人参与战争的积极性。于是，“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商君书锥指·赏刑》，第105页。）。“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商君书锥指·画策》，第109页。）“秦人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是故秦军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所挡未尝不破。”（《韩非子·初见秦》，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中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张仪曾经这样渲染秦军的强大：“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山东之卒，被甲冒冑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战国策·韩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34页。）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现的不戴头盔的士兵组成的军阵，证实了秦军“虎挚之士”“科头”，即“不著兜鍪”的记载。秦国军人能够形成勇猛无畏的作风，除了“商君之法”的刺激之外，尚武的文化传统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东方人对于“虎狼之秦”的畏惧，体现出秦军对于六国的军事优势，确实有如千钧的重物压迫鸟卵。　　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前一年，前后109年之间，秦除了同若干残存的小诸侯国以及和西戎、巴、蜀少数民族作战以外，同六国共作战65次，获取全胜58次，斩首129万，拔城147座，攻占的领土共建立了14个郡，未获全胜或互有胜负的仅5次，败北仅4次。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即位以后，统一战争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仅用了10年时间，于公元前221年消灭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帝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　　秦人的尚武风俗一直影响到汉代，形成了人才分布的区域差异。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中写道：“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家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后汉书·虞诩传》也说：“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可见秦地尚武传统的文化影响，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事实。　　秦文化尚武倾向的另一面是轻文。据《韩非子·和氏》说，商鞅曾经“燔诗书而明法令”。而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贾谊称之为“焚文书而酷刑法”，实际上也是商鞅之术的延续。如果说，秦实现统一，成之于尚武，而短促灭亡，则失之于轻文，也许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轻文，还表现在对实用之术的重视和对文化建设特别是理论建设的鄙薄。　　秦文化的尚武倾向渗透于秦政的各个层面。以大型工程的经营为例，组织形式体现出浓重的军事化色彩。秦末动乱中，章邯迅速以骊山工徒为主体，组建成有相当强作战能力的正规部队，这一部队后来成为秦政权最重要的主力军，就是实例之一。以军事化形式管理经济活动，自然可以显著提高效率，但是这种行政方式最显著的特征，是对劳作者基本权利以至生命的轻视。秦政正是因为这一情形而被称作暴政，致使“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汉书》卷五一《贾邹枚路传》，第2332页。），最终“海内愁怨，遂而溃畔”（《汉书》卷二四《食货志》，第1126页。）。　　三 尉缭的军事思想　　《尉缭子》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极为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被宋人列入《武经七书》之一，为我们现在研究秦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一）尉缭其人　　尉缭其人，史书中记载较少。《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云：“尉缭者，大梁人也。始皇十年，缭来说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纵，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王从其计，见缭无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準，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也。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王觉，固止之，以为国尉。”《史记·李斯列传》亦云，李斯“所见与缭同，遂劝王听其计，阴使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乃使良将随其后，竟并天下”。　　从这两段记载中足以看出尉缭在秦国发展中的作用是很大的。他官至国尉，掌管全国的军事，又有指导军事战争的《尉缭子》一书可直接用于统一战争中，故对秦统一全国的意义很大。　　尉缭乃战国时期魏国大梁人，推崇法家之学，年轻时研习兵法，受商鞅思想的影响大，遂被后人称作“商君学”。公元前237年，尉缭由于在魏国未能得到重用，来到秦国，游说秦王政，两人相见恨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秦始皇崇尚法家，正在进行的统一战争一方面需要军事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也需要将才。因此，尉缭到秦后，受到秦王政的器重。秦王政“衣服食饮与缭同”，反映出秦王政确实看中了这个人才。但是尉缭以他杰出的军事家的敏锐观察力，发现秦王政这个人太阴险，如果他真的夺得了天下，天下的人皆要成为他的奴隶。遂决定不能长期待在这里，几次欲逃走，均被秦王政发觉，阻止了他，并将秦当时最高的军事长官国尉一职许给他。他才继续留在秦王政的手下，为统一全国出谋划策。　　从史书所载来看，尉缭在秦的主要活动是策划间谍战，主张用金钱贿赂六国的豪臣，离间六国国王与大臣之间的关系。当秦王政除掉嫪毐、吕不韦势力后，由李斯任丞相，而李斯的见解与尉缭完全一致，两人遂合作实现了尉缭的计谋，加速了统一全国的进程。　　任国尉以后的尉缭的事迹史书再无记载，据笔者推测，由于他的性格及以前他咒骂过秦始皇，因此，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遂认为尉缭的作用已没有了，遂把他打入冷宫。因为从年龄上推测，假如他来秦时25—30岁（或稍大），到统一时才42—47岁，从年龄上来讲，还是可以从政的。　　（二）尉缭的军事思想　　《尉缭子》是战国时期一部著名的兵书，是由著名军事理论家尉缭撰写的。但关于这部书宋代以后便成为一桩公案，论者针锋相对。在宋代朝廷颁发的《武经七书》中，把《尉缭子》、《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李靖公问对》并列为军事教科书。从南宋开始，有人怀疑《尉缭子》为伪书，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怀疑“《尉缭子》未知果当时书本否”。明宋濂《诸子辨》认为《尉缭子》“固后人依仿而托之者也”。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把《尉缭子》当做伪书。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尉缭子》一书的残简，和现在流传的《尉缭子》基本相同，充分说明了《尉缭子》一书至少是汉代已流传的兵书，说它是后人伪托的观点不攻自破。　　关于《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笔者认为应该是从魏国到秦国的尉缭，而非有人认为的是梁惠王时代的尉缭。“至于《尉缭子》中出现的‘梁惠王问尉缭子’之类的字样，以及‘吴起与秦战’之类的内容，无非是古代作者常用的伪托某人口吻，借以引发议论而已。这种著述程式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是屡见不鲜的，近年来出土的古籍中也不乏其例。如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帛书《经法》中就常称‘黄帝问四辅曰’，‘黄帝曰’，难道能据这些文句就断言《经法》的作者与‘黄帝’同时吗?显然这是常识性问题，无非是‘借助于传说中的黄帝说明法家思想’而已，因此今本《尉缭子》只能认定系秦始皇十年入秦之尉缭所著。”（林剑鸣：《〈尉缭子〉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研究》，《秦文化论丛》第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1页。）再从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军阵来看，有很多就是按照《尉缭子》中的军事思想布阵的，足以反映出秦始皇十年时来秦之尉缭对秦军事的影响。　　今本《尉缭子》有24篇，前面的12篇，如《天官》、《兵谈》、《制谈》、《战威》、《兵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是用来论述作者的政治观和战争观的，后面的十二篇，如《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是用来论述作者关于军令和军制的。　　1.进步的战争观　　《尉缭子》一书吸收了兵家以及其他学派的关于“义兵”及“以战去战”等思想，结合自己对战争问题的深刻理解，提出了进步的战争观。他根据战争的不同情况，把战争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完全对立的两类。“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争私结怨，贵以不得已，怨结虽起，待之贵后。故争必当待之，息必当备之。”（《尉缭子·兵权》，以下关于《尉缭子》一书的注释，只注篇名）其意为凡正义的战争，应该由我们倡导发起。为了争私利而结怨所引起的战争，我们是不得已而逼迫应战，所以应等待时机，勿先动手。争斗时必须严阵以待，平息时也当有所戒备。　　尉缭主张“挟义而战”，“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武议》），应进行“伐暴乱而定仁义”的战争，反对那种“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兵令》）。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武议》）的安定社会局面，有利于社会向前发展，同时可以阻止那种滥施武力、杀害无辜的强盗行径。这种思想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2.灵活多变的“奇正”战术　　《尉缭子》是我国古代一部较早系统地讲述“奇正”战术的军事专著。虽然春秋时期的孙武曾提出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战术观，（《孙子·兵势》，见《武经七书注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但尉缭则根据战国时期所面临的新的战争特点，更进一步对“奇正”战术加以研究，提出了更精辟的理论。他指出，“善御敌者，正兵先合，而后扼之，此必胜之术也”（《兵令》）；又指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勒卒令》）。这些论述从理论上阐述了运用正兵、奇兵的意义和方法。《踵军令》指出：“诸将之兵，在四奇之内者，胜也。”所谓“四奇”，是指古代用兵作战有八种阵法，即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四为正，四为奇，互相变化使用。一般四奇是指从两翼或敌后出奇制胜，以配合正面作战。尉缭特别重视作战中的奇正配合、避实击虚，主张运用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打击敌人，以夺取战争的胜利。秦在统一战争中的许多战例就是由于实行奇正之术而获得胜利的。　　3.重视将帅的选拔及民心的向背　　将帅在古代战争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尉缭子》一书中非常重视将帅的选拔，他把将帅与广大士卒形象地比喻为“心”与“四肢关节”之间的关系。《兵权》云：“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以背。”他还以吴起等人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事迹要求将帅“勤劳之师，将必从己先。故暑不立盖，寒不重裘，有登降之险，将必下步。军井通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食，军垒成而后舍，饥饱、劳逸、寒暑必身度之”（《战威》）。他认为一军将帅必须身先士卒，把生死置之度外，能够随机应变地指挥作战，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兵谈》），“无主于后，无敌于前”（《武议》）。同时，一个优秀的将帅还应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他认为：“凡将，理官也”（《将理》），即将帅像法官一样，掌握着生杀大权，因此不应以自己的好恶行事，而要“不私于一人”（《将理》），要公平合理，团结大众，将帅绝对不可意气用事，轻易发动战争，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兵谈》）。　　在部队中，将帅要立威，吏卒要畏将。他认为吏卒畏将就不畏敌，就能服从命令、听指挥，将帅指到哪儿，吏卒打到哪儿。“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战权》）这就是说将帅要在部队中树立威信，才能指挥自如，敌人也就害怕了。　　将帅要善于鼓舞士兵的斗志，《虚实》云：“夫将之所以战者，民（士卒）也。民之所以战者，气（士气）也。”《战威》亦云：“故为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之所生而利之，因民之所营而显之。田禄之食，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丧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其意为将帅除了要以身作责外，还要鼓舞部下的斗志，而鼓舞士气最根本的办法是让他们富裕起来，欲望得到满足。而且将帅要尊重士卒，将帅在接到任务后要恪尽职守，忘家舍身，精心指挥战斗，不轻易发怒，不贪图钱财，胸怀宽阔，清正廉洁。将帅要做到“赏如日月，信如四时，令如斧钺，利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闻也”（《兵令下》）。即奖赏要像日月那样光明，信用要像四时更替那样准确，号令要像斧钺那样威严，兵器要像干将那样锋利。　　只有正确处理好将帅与士卒的关系，才可以充分调动士卒的积极性，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立于不败之地。　　4.赏罚分明，以法治军　　严明的纪律和赏罚分明的制度是军队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尉缭很重视奖与罚，并主张要以法治军。“凡诛赏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武议》），他认为只有“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重刑令》），才能真正“赏如山，罚如谿”（《兵教下》），“刑赏明省，畏诛重奸”（《治本》）。　　他主张军队要有严明的纪律，“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制谈》），这样部队才能统一号令，协同作战，“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法能中利，动则有功”（《制谈》）。说明了依法治军的重要性，只有如此，军队才有战斗力，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冲锋陷阵。　　尉缭虽然也赞成用武力来实施法令，但反对滥施刑罚，主张法教与道德教育并重。“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焉。”（《战威》）“夫不爱悦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兵权》）尉缭主张在施法上要公正严明，即“有功必赏，犯令必死”（《兵令上》）。赏罚不分贵贱，打破等级观念，“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武议》），只有敢于“刑上究，赏下流”，才能“诛一人无失刑”（《制谈》），而且“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伍制令》），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尉缭子》用大量篇幅谈及战场纪律与军令，他认为严明的军纪和政令是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重刑令》、《伍制令》、《束伍令》、《将令》等篇具体规定了惩治战败投降和逃跑的将吏、什伍连保连坐法、战场赏罚制度和诛杀权限，其目的在于做到“内畏而外坚”。《经卒令》、《勒卒令》、《兵教》等篇，具体规定了部队的编组与标志、指挥信号、军队训练的方法、步骤及训练的奖惩制度。《分塞令》与《踵军令》主要规定了军队集中与开进的方法和纪律。　　《兵令下》指出：“今以法止逃归，禁亡军，是兵之一胜也；什伍相联，及战斗则吏卒相救，是兵之二胜也；将能立威，卒能节制，号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胜也。”其意为，士卒应征后，迟一天报到的，父母与他同罪；士卒逃亡到家一天后，父母、妻子不报告拘捕的，也与他同罪；伍内有人逃亡，同伍的人都要被剥夺军功。同伍、同什、同属、同闾的人要互相联保，凡有人违反禁令，同伍（什、佰）的人揭发了他，全都免属；知道而不揭发，则全部受罚。同伍的人战斗时伤亡与斩获敌人相等的，功罪相抵，有斩获而无伤亡的有赏，有伤亡而无斩获的，同伍的处死并惩办其家族。自己的什长、佰长伤亡而斩获敌人什长、佰长的，功罪相抵；斩获敌人什长、佰长，而自己的什长、佰长没有伤亡的有赏；自己的什长、佰长伤亡而没有斩获敌人什长、佰长的，全部处死，并惩办其家族，这种奖罚办法同样适用于将帅。三军大战，如果大将战死，其部下凡带领五百人以上的将领，都一律处死，大将的亲兵也一律处死。其余官兵有军功的降一级，没有军功的罚戍边三年。　　对于战场上因战败而投降者规定：率千人以上的将领，若作战失败、守城投降、擅离防地、弃军逃跑，称为“国贼”，要处死、抄家，取消其官籍，挖其祖坟，暴尸示众，全家男女沦为奴隶。率百人以上的将吏，若战败投降，叫“军贼”，要处死、抄家，全家沦为奴隶。从上可看出，尉缭对军纪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同样也反映出战争的残酷性。　　5.以“权”为核心的用兵之道　　《尉缭子》一书对“权”有精到的论述，集中表现在《兵权》、《守权》、《战权》三篇中。在《兵权》中，尉缭着重谈到了集中优势兵力这一用兵原则。“兵以静固，以专胜，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则进退不豪，纵敌不擒，将吏士卒，动静一身。心疑必背，则计决而不动，动决而不禁，异口虚言，将无修容，卒无尝试，发攻必，是谓疾陵之兵，无足与斗。”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反对打无计划、无把握之仗，要“权敌审将，而后举兵”，“是故兵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兵权》），这样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在《守权》中，尉缭则具体论述了关于城市防守的战术问题，既谈到了守城的必要条件和城防布局，又论述了城内守军与城外援军如何配合作战，这是对守城理论的重要贡献。在《战权》中，他指出：“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权先加入者，敌不力接支。”即在战争中谁能及时准确地运用权谋，谁就能夺得战争的主动权。在用兵时，要虚实相间、真假相混，给敌人以迷惑。“故兵贵先”，即先发制人，给敌人以突然袭击，使其阵脚混乱、不战而溃，反对一味冒攻。主张抓住有利时机，速战速决，取得胜利。　　尉缭虽然认为战争的作用很大，但必须慎战，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三者先王之本务也。本务者，兵最急，故先王专于兵有五焉：委积不多则事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备用不便则力不壮，刑赏不中则众不畏。务此五者，静能守其所固，动能成其所欲”，“战胜于外，备立于内。”（《战威》）因此，“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兵谈》）。做好充分准备后，才能有的放矢，战而胜之。　　尉缭提出了“道胜”、“威胜”、“力胜”的三胜论。“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战威》）“道胜”即以谋略获胜，“威胜”即以兵威取胜，“力胜”即以兵力取胜。在这三种获胜办法中，尉缭更重视以谋略获胜。　　他认为在战前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在祖庙进行战略筹谋；二是选择和任命有威望的将帅；三是迅速通过险要地带，进入敌国，占领有利的战略要地；四是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五是出兵讨伐。只有做到这五点，才可以“夺人而不夺于人”，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6.“兵贵精”的思想　　“兵贵精，不贵多”是《尉缭子》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兵少且精既可以节约军费，又可以夺取战争的胜利。“百万之众而不战，不如万人之尸；万人而不死，不如百人之鬼。”（《兵令下》）因而他主张一个好的将领应是以少胜多的著名将领，“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十一……”（《兵令下》）这里的“杀”应训为“裁减”，其意为，运用比别人少一半或者少十分之三、十分之一的兵力去战胜敌人，才是善用兵者。（徐勇：《尉缭子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页。）　　7.加强对部队的训练和管理　　要使部队具有旺盛的战斗力，必须加强平时训练，常备不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样才“兵之所及”，无往而不胜。平时的训练中就培养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形成“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者胜成去”（《兵谈》）的素质。　　对于军队的管理，《勒卒令》重点描述了军队的指挥系统，要求士兵“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士兵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对于军队的布阵，《尉缭子》也有精辟论述：“兵之恒陈，有向敌者，有内向者，有立陈者，有坐陈［者］。向敌所以备外也，内向所以顾中也，立陈所以行也，坐陈所以止也，立、坐之陈，相参进止，将在其中。坐之兵剑、斧，立之兵戟、弩，将也居中”（《兵令上》），这种布阵形式已得到秦始皇陵出土兵马俑军阵的很好证明，也说明了秦俑军阵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尉缭的布阵法建成的。　　怎样把阵法和宿营地有效地结合起来，尉缭要求按照“左、中、右、前、后”军列阵时的分地来设立军营，据险而守。在各营区的周围“皆营其沟域”，“方之以行垣”，并实行严格的警戒制度，以防间谍混入，且将帅、伯要各就其位。他还从研究将帅、士卒的心理出发，主张“明刑罚，正劝赏，必在乎兵教之法”，希望通过奖励和惩罚提高士卒的训练情绪，以保证部队的训练质量，从而达到“守者必固，战者必斗”的目的（《兵教上》）。　　尉缭对攻、战、守三种作战形式作了如下规定：攻城的原则是“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兵权》），攻者必须决心坚定，集中兵力，出其不意，深入敌境，斩断其与各方的联络，从而包围、攻击其大城市，使敌人措手不及，乘虚而入。　　与敌作战的原则是“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兵权》），兵多用力胜，兵少用权谋，先发制人。做到“意往而不疑则从之，夺敌而无前则加之，明视而高居则威之，兵道极矣”（《战权》）。　　守城的原则是：一要坚守城外要地，“夫守者不失其险也”，“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守权》）；二是守备部队与出击部队要区分开，“出者不守，守者不出”（《守权》）；三是“有必救之兵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兵者，则无必守之城”（《守权》），“救必开之，守必出之”，反对消极防御（《守权》）。　　笔者认为，《尉缭子》一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军事理论著作，它以其严密的逻辑，令人信服的说理，全面阐述了关于军事的一系列理论，对于研究古代军事有重要的意义。　　四 出土文献与秦文化研究　　对于秦文化的研究，早在汉代就开始了。但由于秦的文献资料太少，对其研究造成很大的困难，因此秦文化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两千多年来，大多是对已有文献资料的研究，研究的深度受到一定的影响。尽管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在二十五史中没有秦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秦文化遗址和文物的不断发现，才大大推动了秦文化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价值的研究成果，如《秦史稿》、《东周与秦代文明》等著作。　　（一）秦兵马俑的发现大大促进了秦文化的研究　　1974年春天，在陕西省临潼秦始皇陵东边不远处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兵马俑，这一发现引起了海内外的震动，同样也引起了人们对秦始皇陵的重视。从此以后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秦始皇陵园的考古勘探工作，迄今为止已发现了六百多处陪葬坑和陪葬墓，对陵园的形制和丰富的埋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从而大大带动了对秦文化的研究。　　目前在秦始皇陵园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仿生水禽坑、马厩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动物坑、寝殿遗址、便殿遗址、官遗址、内外城垣遗址、丽邑遗址、打石场遗址、刑徒墓地、公子公主墓地及其他一些陪葬墓。（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尽管在秦始皇陵园尚未发现竹简类的文献资料，但发现了不少的陶文，对于研究秦文化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是他“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统一了天下，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与此同时，他用了38年时间，最多时动用七十余万人来为自己修陵，因此研究秦文化，不研究秦始皇陵是不行的，它对整个中国古代帝王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秦始皇陵官遗址上发现的一个青铜编钟上刻有两个字“乐府”，这一发现将中国古代设立乐府的时间提前到了秦代，因为在此之前，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颜师古为此作注：“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秦始皇陵乐府编钟的发现证明颜师古的注解是错误的，该乐府钟制作精致，与秦始皇陵的祭祀活动有关。后来在汉长安城中发现的秦封泥中也发现了秦的“乐府”和“乐府丞印”。　　秦始皇陵修建工作到底动用了哪些人？是从什么地方抽调的？史书上没有记载，但从对秦始皇陵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在秦始皇陵西侧的刑徒墓地中发现了一些刻有文字的瓦片，刑徒墓地实质上正是当时为秦始皇修陵人的墓地，这些修陵人是从全国各地征调来的，均以刑徒的身份修陵，生活非常悲惨。生前为秦始皇修陵，死后则被草草埋葬，既无葬具，又无随葬品。只在墓中发现了18件刻有墓志的瓦片，其中有一个瓦片上刻了两个人的名字。从刻文的内容来看，有服役者的姓名、所在地、服役性质及爵名。如“东武居赀上造庆忌”、“平阴居赀北游公士滕”、“博昌去疾”等。东武、平阴、博昌是地名，分别位于今天的山东、河南等省。居赀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记载，是指因犯法而被罚钱财，本人又无力缴纳钱财，而以劳役代替，每劳作一天抵偿八钱，直到劳役期满。上造和公士则为爵名，是秦二十等爵制中最低的两等，庆忌、滕、去疾为人名。从瓦文内容来看，当时修建秦始皇陵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地位低下的人，也有地位稍高的人，但最后的归宿都很惨。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墓志。　　在官遗址上发现了不少的“丽山官左”、“丽山官右”等陶文，从而说明秦始皇陵最初就称为“丽山”，以表示其高大无比，显示皇权的尊严。秦始皇陵只是后来人的称谓。　　在秦兵马俑的身上，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陶文，这些陶文既有小篆，又有隶书。内容为“宫水”、“宫彊”、“宫得”、“宫系”、“咸阳衣”、“咸阳午”、“栎阳重”等，目前已发现不同的刻名八十余个，这实质上是制作陶俑的工匠名，表示这些工匠来自不同的地方。来自宫廷的，在名字之前均有一“宫”字，来自咸阳作坊的，则在名字前有“咸阳”或“咸”字，还有来自栎阳、安邑、临晋等地的，有的干脆只写名字。这些陶俑身上的名字既为我们研究秦俑的制造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也验证了《考工记》中“物勒功名，以考其诚”的记载是正确的，关于这一点在秦兵马俑坑的铜兵器上也有反映，兵器上也有制作者的刻铭，说明早在秦代就实行责任制了。难怪兵马俑个个都是精雕细刻，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前几年，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多个部门联合对秦始皇陵园进行遥感勘探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也验证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陵地宫的一些记载，随着这项工作的继续开展，必将促进秦文化的研究。　　兵马俑的发现与对秦始皇陵的不断勘探发掘，不仅带动了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将秦文化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潮，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组织召开了五次由海内外学者参加的秦俑学与秦文化学术讨论会，出版了《秦俑秦文化丛书》二十多本、《秦文化论丛》十多本，一批关于秦俑、秦文化研究的著作已相继出版，如《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秦俑专题研究》（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等。　　（二）云梦秦简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继秦兵马俑发现后，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竹简，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秦商鞅变法，晚的则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历史长达一百余年。（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云梦秦简的出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只出土过战国、西汉、魏、晋等时期的木竹简牍，云梦秦简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竹简的数量达1150枚，近4万字。经过整理发现，内容极为丰富。其内容主要有：1.《编年记》；2.《语书》；3.《秦律十八种》，律名为《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置吏律》、《校》、《军爵律》、《传食律》、《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4.《效律》；5.《秦律杂抄》，其中部分标有律名，包括《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猎律》、《牛羊课》、《傅律》、《敦（屯）表律》、《捕盗律》、《戍律》等11种；6.《法律答问》；7.《封诊式》；8.《为吏之道》；9.《日书》甲种；10.《日书》乙种。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这批竹简主要是讲秦法律制度的，因此对于研究秦的法律制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过去我们在谈起秦的法律制度时，总是讲秦是一个法律严酷的国家，而且多用汉时的资料，秦的法律资料很少，睡虎地秦简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陷。在睡虎地发现的秦律，属于当时的法律令、解释法律令和治狱案例的简文。按其发现的部位，可分为四组：一是发现于墓主头右侧的，约有210枚竹简，其内容是关于秦的法律条文和有关术语的解释。二是发现于墓主躯干右侧的，约有201枚竹简，全部是秦的法律条文，而且每条律文的末尾都注明了所属法律的篇名，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十八律。三是发现于墓主腹下部的，有102枚竹简，也全部是法律条文，而且也有法律的篇名，其中的《效律》除内容上与第二组秦律的一部分有重复外，且《效律》的第一支简背面有“效”字。四是发现于墓主头骨右侧的，有98枚竹简，各条开端均有小题如《治狱》、《讯狱》、《封守》、《贼死》、《迁子》、《黥妾》、《告臣》等25个名目，有人认为是治狱的一些案例，但这部分简文的最后一枚反面，原题《封诊式》。（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上述四组秦律简文，按其性质可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是《田律》、《厩苑律》、《仓律》等18个律名的简文，即上述第二组，《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称之为《秦律十八种》。第二种为竹简背面有“效”字的法律简文，即上述第三组的一部分，有60枚简，《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称之为《效律》。第三种是上述第三组中的有律名的竹简，有42枚简，《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称它为《秦律杂抄》。第四种是解释性律文，也有人称之为《法律答问》，即上述第一组竹简。第五种是治狱案例，也有人称之为治狱格式，《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根据其原题正名为《封诊式》，即上述第四组竹简。　　此墓中还出土有《日书》甲、乙两种，反映的是当时关于选择日子吉凶的迷信书，使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风俗。　　另外，在4号秦墓中还发现木牍两件，一件约有二百余字，另一件约有一百余字，内容分别为参加戍守淮阳的兵士黑夫与惊给家里写的家信，信的内容是他们迫切希望家中寄钱和衣物给他们。将这封信的内容结合兵马俑整齐划一的服装来看，当时士兵的内衣服装可能是由自己准备的，而外边的服装需要整齐划一，则由国家配备，因此黑夫和惊向家里要的衣服应该是内衣而非外衣。　　这批秦简的出土是我国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之一。根据这批秦简，我们对秦代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可以获得很多新的认识。例如《南郡守腾文书》的出土，不仅有助于了解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而且有助于认识秦的用人制度、县道并立的地方行政系统、县设啬夫的制度、郡守与县道啬夫的职权范围以及传达文书的制度等，还反映出从《田律》到《田令》的变化发展，区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与意义等问题。又如《编年记》，它可以订正、补充与印证《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及史记《世家》、《列传》中关于秦统一战争的若干年代、地区和具体经过，也可以印证与纠正前人对《史记》有关记载的解释，更可以从中看出秦的地方官制、秦的赋役制度、秦的历法、当时的统一战争与反统一战争以及一些地名的历史沿革等，其史料价值不亚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关于秦的年表部分。至于《为吏之道》，除了能说明当时官吏的行为标准、善恶准则外，还能反映出儒、法初步融合的迹象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等问题。　　在这批秦简中，最为重要与内容最丰富的，还是《秦律》，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它不仅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逸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是研究秦时阶级、阶级关系的不可多得的资料。秦的官制、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赐爵制度、租税制度、官吏考核制度、罪犯审讯制度、工匠培训制度、户籍制度、上计制度、仕进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算、设置、封堤、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禀衣、禀食、传食等制度和管理，财经出纳的预算、决算制度等，都在《秦律》中有明确而且比较详细的反映。此外，如当时的物价、牛耕、城市制度、商品经济、官私手工业、社会风气、流行疾病以及秦人的思想、文化特征等也有所反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秦的刑名、刑罚、刑徒、刑期及隶臣妾的地位、来源、特征等，《秦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对于了解秦的刑罚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等问题有重大的意义。甚至还可以从《秦律》与现存《汉律》零星条文的比照中，看出秦律与汉律的异同和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变轨迹。　　总而言之，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其作用与意义和居延等地出土的汉简对汉代历史研究的作用与意义不相上下。　　也正因为如此，在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后，很快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论文和专著，如高敏先生的《睡虎地秦简初探》，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1月出版（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再版）；由中华书局编辑部组织编辑的《云梦秦简研究》，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文章；还有一大批研究文章在各地报刊发表，大大促进了秦文化的研究。　　在云梦秦简发现以后，1979—1980年在四川青川县发现的一座墓中，发现了一支木牍，内容为“更修田律”（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博物馆：《青川县出土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4期。）。正背面共有154个字，内容是国王命令丞相甘茂、内史匽更修田律的事情，反映了秦国商鞅变法以后一次重大的律令修改和执行情况。1989年又在龙岗出土秦竹简150余枚，内容也是以律文为主，涉及禁苑、驰道、田地、马牛羊管理等律文，有关驰道管理的律文则是目前了解当时驰道及相关问题的唯一实物资料。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一座秦墓中发现了秦王政八年的秦竹简，共有470枚，（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内容为《日书》、《墓主记》，该《日书》和云梦睡虎地发现的《日书》大同小异，时间较云梦《日书》早，反映的是秦社会文化风俗。在此墓中还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地图7幅，其质地为木板，反映的是当时秦国上邽县的地形图，图中除绘注地名、山川、水系以外，还标明了各处森林的具体位置。　　（三）秦封泥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封泥是古代抑印于胶质黏土上，用以封缄、作为目验玺印施用、以防奸宄私揭窃拆的遗迹。当时，公私文书绝大部分写在竹简木牍上，然后以绳索缚之，填以青泥，再在其上加盖印章。过去对秦封泥的发现很少，而且在断代问题上存在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20世纪90年代，一批秦封泥在经过两千年的长眠之后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早是由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路东之收藏的千余枚，后经周晓陆和路东之两位先生共同对外发布，引起极大的轰动，（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庆典与西北大学周秦汉唐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之际，召开了秦封泥学术讨论会）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的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倪志俊：《空前的考古发掘，丰富的瑰宝收藏——西安北郊新出土封泥出土地点的发现及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新入藏的大批封泥精品》，《书法报》1999年4月9日。）这是秦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李学勤先生在看到这批秦封泥后指出：“这次发现极为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它不亚于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这是秦汉历史、考古工作者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收获，我这不是夸大之辞，因为秦享国年短，这批封泥太难得、太宝贵了！”袁仲一先生也评价道：“这是秦汉历史学、考古学的以及中国古代职官、地理研究的一次里程碑式的极其重大的发现，其中大量问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好好消化、研究。”（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过去由于公认的秦封泥数量很少，人们对于秦封泥的风格难以获得明确的认识，以至于对秦汉封泥的区别难以把握，相家巷三千余个秦封泥的出土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这批秦封泥不仅数量多、品种全、品相好，而且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特别是有关秦时职官制度、用印制度、文字发展、地理状况等多方面的研究内容都是史书中没有的，尤其是秦的职官制度更为全面。　　关于秦职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廷尉之印、卫尉之印、宗正、少府、御府丞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中车府丞、骑尉、泰行、典达、内官丞印、公车司马丞、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宫司空印、宫司空丞、左司空丞、左司空印、右司空印、左弋丞印、大仓丞印、泰仓、泰仓丞印、大匠丞印、泰匠丞印、泰库令印、寺工之印、寺工丞玺、寺工丞印、谒者之印、御府、御府之印、御府丞印、内者、内者府印、内史之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宦者丞印、诏事丞印、诏事之印、属邦之印、属邦工室、属邦工丞、武库丞印、弄陶丞印、西方谒者、吴炮之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宫丞印、中宫、中府丞印、南宫郎丞、北宫、北宫宦丞，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　　从以上这些官职可以看出，有许多是以前史书没有记载的，有些虽然有记载但记载混乱，因而问题也说不清，秦封泥发现的这些官职则使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譬如，秦的丞相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在遗址中发现的丞相官印应该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即是当时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这应该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办法之一。从发现的官职中也可以看到秦时的宦官干政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出土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封泥，也验证了历史上嫪毐和赵高在秦国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事实。南宫、北宫封泥的发现也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有南北宫的记载是正确的。　　不少的封泥反映的是秦时的马厩管理制度，秦人以善于养马和御车而闻名，以前在秦始皇陵也发现过一些马厩方面的资料，但这次的发现更多、内容更丰富，计有：宫厩丞印、御厩丞印、泰厩丞、章厩丞、宫厩丞、下厩丞、中厩、中厩丞、中厩马府、中厩将丞、官厩丞、左厩丞、右厩丞、小厩丞、小厩将马等，可以看出秦时的马厩管理是严密的，也反映出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秦封泥中的大量职官署名比史书记载的秦官吏要多得多，纠正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一些关于秦官吏记载的错误，近乎一部秦代的百官志，给秦官制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　　秦时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在全国修建了大量的离宫别馆和苑囿，过去我们只能从文献中得知秦在关中地区有一些苑囿，如上林苑、宜春苑等，这次发现的封泥中透露出不少的秦时苑囿，如上林丞印、杜南苑丞、白水苑丞、白水之苑、鼎胡苑丞、东苑、东苑丞印、具圆、麋圈、息园、庐山禁丞、桑林丞印、左云梦丞、阳陵禁丞等。很多是以前史书中没有的，另外；“具圆”封泥的发现纠正了过去史书上记载的“具囿”。　　还有不少的关于当时经济方面的封泥，如：铁市丞印、西盐、西采金印、栎阳右工室丞、雍工室印、栎阳左工室丞、咸阳工室、咸阳工室丞、左织缦丞、右织、汪府工室、江左盐丞、江右盐丞、采青丞印、邯郸造工、蜀左织官等，反映出当时秦对盐、铁、纺织等手工业的重视及当时手工业的分工状况。　　在这批秦封泥中，还发现了大批秦时的地名，既有当时的都城名，又有当时的郡名和县名、亭名，是研究秦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主要的有：咸阳、咸阳亭丞、雍丞、栎阳丞、芷阳丞印、内史之印、上郡侯丞、好畤丞印、西成丞印、西共丞印、成都丞印、丰丞、云阳丞印、高陵丞印、华阳丞印、宁秦丞印、杜丞之印、下邽丞印、重泉丞印、商丞之印、南郑丞印、频阳丞印、薛丞之印、蓝田丞印、美阳丞印、长社丞印、蔡阳丞印、邯郸之丞、徐无丞印、四川太守、南阳郎丞、河间尉印、新蔡成印、浮阳丞印、彭城丞印、宜阳丞印、长平丞印、安邑丞印、东武阳丞、上雒丞印、雒阳丞印、朐衍道丞、历阳丞印、新东阳丞、彭阳丞印、略阳丞印、任城丞印、溥道丞印、阳夏丞印、临晋丞印、济阴丞印、寿陵丞印、废丘丞印、寿春丞印、颍阳丞印、东阿丞印、西陵丞印、蒲反丞印、襄城丞印、阳安丞印、女阴丞印、建陵丞印、芒丞之印、叶丞之印、兰干丞印、汾阴丞印、翟导（道）丞印、郿丞之印、斄丞之印，等等。　　以上这些地名，有些我们过去见过，有些则是新增加的，对我们研究秦时的郡县情况大有裨益。翟道、朐衍道丞和溥道丞印显然是当时秦设在少数民族中的县级机构。上郡侯丞的发现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对于研究当时的封侯制度增加了新的资料，因为上郡无论是于秦国还是于秦朝，皆北方重镇，今传世及出土的上郡戈就达十余件，但此地封有列侯，却从未见任何蛛丝马迹，据此封泥，秦时的某些篇章无疑需重新改写。（黄留珠：《秦封泥窥管》，《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这批封泥的发现又为我们提供了秦汉玺印和封泥的断代标准，为研究秦文字和玺印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秦王朝上承战国，下启汉代，百代皆行秦政事，对秦各种制度的研究无疑对其后各朝代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所建立的一套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职官制度的基础。然而，在历史文献中关于秦职官的资料甚少，这批封泥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这方面的内容。　　秦封泥发现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很快掀起了研究的热潮，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出版了《秦封泥集》（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秦文化论丛》、《秦陵秦俑研究动态》等杂志率先发表了一批研究文章。　　（四）里耶秦简的发现与秦文化的研究　　里耶秦简2002年发现于湖南省龙山县酉河边里耶古城的一口秦井中。这座古城是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址，1996年发现，现存城址三面有护城河，古城经过两个主要的建筑和使用期。战国中晚期第一次筑城，开掘护城河，使用至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在城内发现了一口古井（一号井），井壁用木板嵌砌，中间以圆木十字支撑，井深14米，掘成于战国末年，使用于秦代，废弃于秦末西汉初，在该井中发现了36000枚秦简牍，绝大多数是木质，也有少数是竹质。形式多样，最多见的长度为23厘米，宽度不一。其宽窄是由内容的多少决定的，一般一简一事，构成一完整公文，文字达十余万，初步认定是当时的官府档案。其中，纪年简牍从秦始皇二十五年至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二年，一年不缺，有些简甚至写有月、日，是一套极为重要的百科全书式的日志实录。像年代这么久远、数量这么多、内容这么丰富和重要的简牍，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　　这批简牍是里耶所在的秦迁陵县的官府档案，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书和存档、司法文书、物品登记和转运、邮驿、算术、军事等，其中不少涉及过去鲜为人知和认识错误的有关官制、历史地理的内容，如“洞庭郡”在过去从未见于史书记载。据研究，里耶古城可能是战国末期楚国的一处县署和秦王朝的迁陵县所在。　　里耶古城所在地位于酉水中游，是武陵山区土家族的发源地，并非人们认为的文化发达地区，当时是楚人、巴人和秦人争夺的战略要地，是文化交流频繁的地方，也是战争激烈的地方，但历代对这一地区的记载非常少，一些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简牍的发现再结合文献资料对解决诸如楚国的疆域、夜郎的所在、秦楚为什么争夺此地、秦国郡县制的推行以及楚国有无郡县制等重大问题都有极大的帮助。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官吏的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秦王朝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严格地将每天分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二分，计时精确，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事可构成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丰富了我们对秦代政治制度的认识。　　里耶古城秦简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十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这批简牍是秦时迁陵县一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必将复活秦时的各项制度，譬如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　　其次，该批简中还有不少有关秦历史地理的材料，有很多的地名，如迁陵、酉阳、阳陵、沅陵、益阳、零阳、临沅等，特别是有数支简中记载了“洞庭郡”，如：“三十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腾敢言之，阳陵逆都士五（伍）越人有赀钱千三百四十四越人戍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三十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腾敢言之，阳陵叔作士五（伍）胜日有赀钱千三百四十四胜日戍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简牍对洞庭郡的介绍十分详细，不仅有行政机构建制，而且还出现了“洞庭郡司空”、“洞庭司马”、“洞庭尉令”、“洞庭假尉”等官名。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记载的，虽然目前对秦到底有多少郡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未提到过有洞庭郡。迁陵一带原来是楚黔中郡之所在，据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年后，《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水经·沅水注》更清楚地记载了“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到汉初时，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史书中未说明秦代黔中郡有何变化。因此，秦是否有黔中郡还需要有关的资料来说明。另外，里耶秦简也为我们增加了许多过去并不知道的县名，因为过去一般认为秦王朝并未管到这些地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由里耶简文记载的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可知秦朝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的管理。里耶简牍中还发现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距离，如，“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这为我们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实际的参数。　　再次，里耶秦简将中国乘法口诀的使用提前到秦时。在一片木牍上发现了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惊人地一致。这枚木牍长22厘米，宽4.5厘米。如：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七八五十六、二八十六、二三而六、三五十五、三六十八、三四十二、二四而八、二五而十等。这是中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从而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使用。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的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中的《算术书》。在里耶秦简发现乘法口诀以前，在敦煌和居延汉简中也曾发现过乘法口诀。　　最后，如此多的简牍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文字和书法艺术也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同时，通过对这批简牍的研究将使我们对当时的历朔及当时的行书与文书格式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因为在此前还未发现过如此大量的固定成熟的文字格式。（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年第1期。）　　里耶秦简牍的整理工作还在进行中，据说在一号井的不远处还有一口类似的井，里面仍然有简牍。目前，我们看到公布的资料仅是九牛一毛，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随着整理发掘工作的继续进行，还会有更重要的发现，将使秦历史上许多难以说明的问题得以解决，也将改写和极大地充实秦的历史，填补《史记》和《汉书》中秦历史资料的大片空白，反映秦历史的方方面面，秦湘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人民的生活状况及当时基层政权的运作，由此得到较具体的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总体研究有可能得到较大的推动，将从根本上改变两千多年来秦史的研究面貌，我们殷切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五）岳麓书院秦简与秦文化的研究　　2007年12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抢救性收购了一批珍贵秦简。这批秦简共有2098枚，其中比较完整的简为一千三百余枚。另外，2008年8月，香港一位文物收藏家捐赠给岳麓书院少量竹简（76枚，较完整的三十余枚），经过技术处理，确定这些简与书院收藏的秦简为同一批出土。　　这批秦简的绝大部分为竹简，只有少量木简（三十余枚）。该批简经过初步整理，主要内容大致为六大类：　　一、《质日》　　二、《为吏、治官及黔首》　　三、《占梦书》　　四、《数书》　　五、《奏谳书》　　六、《律令杂抄》　　《质日》这部分内容和性质都与湖北《关沮秦汉墓简牍》中的《历谱》相同。共有三份，分别为秦始皇二十七年、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　　《为吏、治官及黔首》共八十余枚简，原暂取名为《官箴》，后经过整理，发现这部分简中的一枚背面写有“为吏、治官及黔首”，故定名为“为吏、治官及黔首”。该部分内容以及形制与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基本相同。　　《占梦书》是有关梦占的内容，大部分是对所梦对象的占语式解读，另外有几枚是关于梦占的理论阐述。　　《数书》许多内容与张家山汉简的《算术书》可以对勘，但也包括一些不见于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的内容。　　《奏谳书》均为几份关于不同地方的守丞对有关刑事案例奏谳、审议和判决的记录。　　《律令杂抄》数量最多，大致有一千余枚简，经初步整理，主要是有关秦代律令的杂抄，大致有秦律十余种，秦令二十余种。（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　　虽然内容尚未完全公布，但从这批秦简的大体内容来看，对于我们研究秦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风俗、历史地理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六）秦金文、陶文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出土发现的大量秦青铜器上的铭文和陶文为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也可补充秦史研究的资料。　　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钟、秦公镈、杜虎符、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度量衡上的铭文。秦青铜器铭文在北宋就有发现，但铭文的大量发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而为秦文化的研究补充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所裨益。王辉先生对以前出土的和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考释和研究，出版了《秦青铜器铭文编年集释》，（王辉：《秦青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们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前些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皿，有青铜壶、鼎、簋等，该墓葬是秦襄公、秦文公的墓葬，为中字形，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但可惜的是大墓被疯狂盗掘，后虽然经公安部门追回一些文物，上海博物馆也从香港购回几个鼎和簋，但仍然还有不少文物流失在国外，从现在得到的部分秦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铭文，内容主要为：“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簋”等，从而使我们得知礼县发现的大墓是秦先公的墓，为我们研究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和寻找秦的早期都城提供了重要线索。　　发现于陕西宝鸡太公庙的秦公钟和秦公镈共有8件，为春秋早期秦武公所制，器形硕大，在钟、镈上有铭文，铭文历数秦先公，直到宪公，包括武公、出子、德公，为宫廷重器。“宪公”铭文的出现，纠正了《史记·秦本纪》中误将“宪公”为“宁公”的记载，为研究秦国早期历史提供了资料，也为寻找秦都平阳提供了线索。　　杜虎符的发现为我们研究秦的军事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1975年发现于西安市南郊山门口乡北沈家桥村东北一里处，内容为“兵家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也就是说当时发兵在50人以上者就必须使用虎符才可以，而且领兵者所持的一半虎符必须能和国王的另一半合符。杜虎符的发现也为我们找到秦杜县的位置提供了线索。比杜虎符时代晚的还有新郪虎符和阳陵虎符，虎符上的铭文内容大体相同。　　在秦的度量衡上不少都刻有铭文，有些只有始皇诏，有些则不仅有始皇诏，而且还有二世诏。文字既有刻在权上的，也有刻在诏版及其他量器上的。为我们了解研究当时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资料。　　在青铜兵器上也有很多的铭文，铭文的内容既有制作兵器的时间、地点，又有制作兵器的监造者等。如“王五年上郡疾戈”、“大良造鞅戟”、“七年相邦吕不韦戟”等，从而为研究秦的兵器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所谓陶文是指刻在陶器或者是陶片上的文字，考古发现的有秦一代的陶文是很多的，袁仲一先生曾出版《秦代陶文》一书，（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收录了1610件陶文拓片，内容丰富。近几年又发现了不少的陶文。陶文罕见长篇铭文，多数是只有两三字或三四字，但是综合起来看，内容却是丰富多彩的，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研究课题。　　这些陶文大部分发现于秦都咸阳和秦始皇陵，很多是刻在砖瓦上的，从这些陶文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秦代制陶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当时有官营和私营两大类，从陶文中还可以获知一大批秦的官署机构名、县邑名、工匠名。如管理烧造砖瓦的中央官署有左右司空、大匠、都船、北司、宫水、寺水、左水、右水、大水等。除左右司空、大匠、都船见于记载外，其余均文献失载。这些陶文为研究秦官制提供了新材料。陶文中的地名也很多，其中既有县名，又有乡、里名，特别是在秦都咸阳发现了很多里名，当时在咸阳有“蒲里、直里、商里、广里、戎里、高里、白里”等，（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内里坊制的沿革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在陶文中文字最长的是“秦惠文王前四年赐宗邑瓦书”，上有119个字。内容大体为：秦惠文王四年，周天子派卿大夫来到秦国，把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赐给惠文王，第二年大良造、庶长游宣布惠文王的命令，把杜县从封邱到潏水之间的土地封给右庶长，作为宗邑。从其内容来看反映了秦时的封邑制度和土地制度。　　除了金文和陶文之外，秦还有石刻文字，如石鼓文、秦始皇出巡时的刻石等。在秦公一号大墓中发现了石磬，并且上刻有“天子匽喜，龚桓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鼐”等铭文，为我们推断这座墓的墓主提供了根据，由此铭文我们便可推论这座墓为秦景公的墓葬。　　从大量发现的秦金文、陶文和石刻文字来看，它们不但为我们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为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为研究秦文字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素材，从发现的秦文字来看，既有大篆、小篆，又有隶书，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又实行“书同文”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统一全国的文字，这对于我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　　总而言之，随着秦考古工作的不断进行，秦的文献资料还会继续被发现，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资料得以出土，并很快公布于世，以推动秦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五 《吕氏春秋》及其思想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有远见、有谋略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先后任相十余年，对秦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　　（一）从商人到政治家　　吕不韦出生地有两说，一云卫国国都濮阳人（今河南濮阳西南），（《战国策·秦策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一云韩国阳翟人（今河南禹县）。（《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第2505页。）生年不详，死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5年）。他同父亲一道经商，长途贩运贩卖，来回奔波于韩、赵、魏、秦等国家。可以说他是一位国际贸易大商人。由于经商有道，成为“家累千金”的富商大贾。正由于经商活动面广，交际多，才使他走上了政治家的道路。　　一次在赵国邯郸的经商活动，使他结识了为质于赵的秦公子异人，以为“奇货可居”，便回到家中和父亲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对话。　　吕不韦问：耕田之利几倍？　　父曰：十倍。　　吕不韦又问：珠玉之赢几倍？　　父曰：百倍。　　吕不韦再问：立国家之主赢利几倍？　　父曰：无数。　　吕不韦曰：今力田疾作，不得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战国策·秦策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　　于是他再往邯郸，以金钱资助异人，打算让他回国继位。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对当时秦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异人是秦太子安国君（即后来的孝文王）的庶子。其生母地位卑微，而此时的秦昭王已逾花甲，安国君也已四十多岁了，王位更替已是随时可能出现的事。而安国君所宠幸的华阳夫人尚无儿子，其继承人便是一个大问题。异人由于出于庶门，为质于赵，门庭冷落，加之秦赵之间战争连绵不断，因而异人的生命安全很难得到保障，就更谈不上前途了。吕不韦“见而怜之”，认为他可以赢得华阳夫人的信任。便对异人讲：“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第2506页。）吕不韦把自己经商赢利的“千金”，不惜倾家荡产资助异人。一方面让异人在赵国进行活动，交结宾客；另一方面，他到秦进行游说。异人非常感激吕不韦的慷慨帮助，顿首许诺，假若得到王位，“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同上。）。这一许诺，给吕不韦吃了一颗定心丸。　　吕不韦到咸阳后，用金银珠宝贿赂华阳夫人和其弟阳泉君。对阳泉君讲：你们已经死到临头，难道还不知道吗？你们现在均居高位，而子的门下却无贵者，你们家藏有无数珍宝、美女、骏马，这些都因华阳夫人受宠。然而华阳夫人无子，子为适嗣，将来子一旦登上王位，恐怕你们的地位和生命都要发生危险了。阳泉君听后忙问吕不韦该怎么办？吕不韦告诉他，现在异人为质于赵，他极想归秦，且是贤才，愿做华阳夫人之子。华阳夫人若能认其为子，且立为适嗣，将来由他继承王位，就等于是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样就可以保证华阳夫人的权势。“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同上书，第2507页。）阳泉君连忙劝说其姐姐。与此同时，吕不韦还劝说华阳夫人的姐姐对其妹讲：“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适而子之。”（同上。）并告诉华阳夫人，异人对你很好，既孝且贤，但不是长子，不能继承王位，如果你能立他为嫡子，你就终生得以受宠了。夫人听后，觉得颇有道理。因此，多次向安国君称赞质于赵的异人聪明能干，指出：“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适嗣，以托妾身。”（《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第2508页。）安国君同意立异人为继承人。　　长平之战赵国战败后，秦将白起坑杀了赵国40万将士，且要赵国割让土地，但赵国只给了一部分，秦便派兵进攻邯郸。于是赵王欲杀为质于赵的异人，情况万分危急。异人用黄金贿赂守城的士兵，逃出邯郸。回国后，听从吕不韦的建议，穿着楚服去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见后非常高兴，将异人改名为子楚。　　昭王在位长达56年之久，等得太子安国君已50余岁了才即位，刚即位一年便死去了。子楚即登上王位，这就是秦庄襄王。为了实现以前的承诺，报答吕不韦的慷慨捐助，遂任吕不韦为相国，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有家童万人。从此后吕不韦走上了以政治为生的道路。　　（二）在统一战争中的作用　　春秋时秦为五霸之一，自孝公后，秦国更加强大，在对东方诸国的作战中接连获胜。吕不韦当政时，由秦来完成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因而对于吕不韦来讲，可谓重任在肩。为了进行统一战争，他提出了“义兵”的主张。关于“义兵”的论述，在《吕氏春秋》的《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等篇中都有论述。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战乱后，人们期望统一、安居乐业，许多思想家提出了反对兼并战争的理论，要求偃兵。如墨子主张“尚同”、“兼爱”、“非攻”，而吕不韦则根据当时势不可当的兼并战争形势，提出了“义兵”的主张，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国一统，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才能结束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和兼并战争的局面。他精辟地认为当时是“浊甚”之世，国家不统一，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治理国家的机会，暴虐的诸侯为所欲为，致使人民遭受极大的痛苦，面对这种情况，他认为只有用“义兵”来统一中国才是唯一出路。　　吕不韦指出：“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攻乱则服，服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荣且利，中主犹且为之，有况于贤主乎。”（《吕氏春秋·召类》）（下文引《吕氏春秋》一书，仅注篇名，且用文中注）“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禁塞》）　　何谓“义兵”呢？即“诛暴君而振苦民”（《禁塞》）。这就是要求在战争中，正确区分敌国军队和受苦的劳苦大众，反对在战争中杀伤无辜的人民和杀死战俘。“克其国，不及其民，独诛所诛而已矣。”（《怀宠》）　　如果杀无罪之民，就是“兴无道与无义”，这样做，“虽欲幸而胜，祸且始长”（《禁塞》）。他形象地指出：“故古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国无刑罚，则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见；天下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荡兵》）“义也者……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以“义”对“不义”，“义兵”必胜。只有进行正义的战争，才会“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令能无敌者，其兵之于天下，亦无敌矣”（《论威》）。认为只要是“义兵”，“虽有江河之险则凌之，虽有大山之塞则陷之”；而不义之兵，“虽有险阻要塞兵利械，心不敢据，意不敢处”（《论威》）。　　“义兵”思想的提出，向人们告知了秦国对东方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而正义的战争，得道多助，能够赢得人们的支持，必然取得胜利。这样便从理论上阐述了统一战争的必要性，取得了师出有名的效果。　　在战争的策略上，他提出必须争取民心。《顺民》指出：“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怀宠》也指出：在进行战争以前，先要进行舆论宣传，这样一方面激发了自己军队的必胜信念；另一方面，也可以争取对方的共鸣，以瓦解对方。“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是，以除民之仇，而顺天之道也。”进入敌境后，要“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以彰好恶”，“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在敌国，要“举其秀士而封侯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见其长老而敬礼之，皆益其禄，加其级，论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库之金，散仓廪之粟，以镇抚其众，不私其财”。只要做到这些，就会使敌国形成“归之若流水，望之若父母”的局面。　　吕不韦的“义兵”理论及军事思想，对于秦统一战争的意义是巨大的。秦自商鞅变法后，实行二十等军爵制，在战场上按斩首多少授予爵位，这种奖励办法对秦统一战争的胜利确实起到了作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使得秦军将士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但是军功爵制的副作用也是比较大的。战士为了争功，战场上老、弱、妇、幼也成了他们猎取的对象，因而造成众多的无辜者被杀。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40多万投降了的赵兵全被秦军坑杀。这种战争即使取得胜利，一则对生产力的破坏太重；二则会引起敌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三则这种只讲功利的思想，成为秦后来亡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吕不韦的军事思想和政策，是对秦传统政策的修正。后来的统一战争之所以顺利进行，与其军事思想和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军事史上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书中还强调了军队的斗志问题，认为战士的斗志高昂与否，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夫兵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人数之多寡不是决定战争胜否的根本因素，如果战士士气低落，“军虽大，卒虽多，无益于胜。军大卒多而不能斗，众不若其寡也”（《决胜》）。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许多战例都可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　　关于怎样处理好战士与将帅的关系，吕氏指出：将帅要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疾苦，士兵才“乐为其君死”（《爱士》）。选拔将士要“选精良”，选拔官兵要“令能将将之”（《简选》）。即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这样的军队才能做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在具体战术上，吕氏提出用威势来制伏敌人，做到不交战而“威已逾矣，敌已服矣”（《论威》）。作战时采用“急疾捷先”，“若雷电飘风暴雨”，“若挚鸟之击也”（《决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敌方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给以重创。　　吕不韦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军事理论和军事策略，而且亲自指挥军队，把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实践，运筹帷幄，指挥得当，对东方六国发动了猛烈进攻，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著名的战争有：　　第一，灭东周。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吕不韦任相后不久，“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从此后，东、西周皆不复存在。从而使秦取得了河南（今河南洛阳）、洛阳（今洛阳市东北）、谷城（今洛阳市西北）、平阳（今河南孟津东）、偃师（今河南偃师）、巩（今河南巩县西）等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结束了统治长达八百余年的“天下共主”——周天子，使秦取得了统一全国的合法地位。　　第二，辅佐庄襄王大败三晋。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派兵伐韩，迫使韩献出战略要地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荥阳（今荥阳东北），连同早已占有的西周土地，建立了三川郡。这样便据守中原心脏地区，直接威胁魏都大梁。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派蒙骜伐赵，连克榆次（今山西榆次）、新城（今山西朔县西南）、狼孟（今山西阳曲）等37城。同年，派大将王龁，拔韩上党，取赵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置太原郡。同时，派蒙骜伐魏，拔高都（今山西晋城）、汲（今河南汲县）。正在这时，魏信陵君自赵返魏，联合魏、韩、赵、燕、楚五国之兵与秦对抗，一度曾使秦败于河外。吕不韦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派人以重金行反间计于魏，离间信陵君和魏安王的关系。魏安王便另派将代替信陵君，五国合纵抗秦活动便瓦解了。　　第三，帮秦始皇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公元前246年，庄襄王死，年幼的嬴政即位，实际上权力落入吕不韦的手中。当时“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晋阳反叛。这种不稳定的政局成为亟须解决的当务之急，吕不韦是两朝元老，身为相，其责任更为重大。为了稳定政局，吕不韦派蒙骜平定晋阳之叛，并大举进攻三晋。秦始皇三年（公元前244年），派蒙骜伐韩攻占12城。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又分南北两路大举伐魏，攻克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南）、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北（今延津东北）、虚（今延津）、桃人（今河南长垣西北）、长平（今河南西华县东北）、雍丘（今河南杞县）等二十余城，建制东郡。这样便使魏都大梁处于秦的三面包围之中。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由于兼并战争的迅猛发展，又出现了一次合纵抗秦，但当合纵军行至函谷关时，遭到秦军的猛烈回击，合纵军不堪一击，仓皇溃退。秦乘胜拔魏朝歌（今河南淇县）取卫濮阳（今河南濮阳县），迫卫君率其支属徙居野王（今河南沁阳），以其地入东郡。楚国为了避开秦的进攻，把国都由陈（今河南淮阳）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从此，东方各国被秦各个击破，再也联合不起来抗秦了。　　吕不韦在对付六国合纵的同时，还巧妙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连横抗纵。　　长平之战赵国战败后，燕国趁机进攻赵国，结果被赵打败。赵乘胜长驱追击，几乎夺取了燕的都城，连续作战达3年之久。秦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先与赵和好，派将军助赵攻燕，结果燕国战败。为了击败赵国，燕国便拉拢秦，愿献10城作为吕不韦的封邑。秦遂与燕联合攻打赵，迫使燕把太子丹作为“质子”送到秦，又派张唐前往燕国任相，以控制燕国。后又用甘罗游说赵悼襄王，迫使赵割让5城给秦。与此同时，派长安君成“守事于韩”，迫使韩献出百里之地给秦。　　总之，吕不韦任相期间，辅佐国王调整对外政策，连横抗纵，在军事上取得了明显的战绩，获得了大片土地，使三晋陷入困境，处于岌岌可危之中。形成“注齐秦之要（腰），绝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不敢救也”（《史记》卷七八《春申君列传》，第2388页。），从而使秦完成了消灭六国的最后战略准备，为后来的秦统一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首页.书架.社科.目录下章|上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四章 秦汉思想文化（二）　　（三）《吕氏春秋》一书的杰出贡献　　吕不韦不但在军事上为秦的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思想上也为秦制定了一个统一的纲领性文件，即《吕氏春秋》。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激烈，可是在比较著名的人物中，很少有在秦的土地上培育出来的。儒家思想在当时是那样的活跃，然而荀子到秦国后感慨地讲秦国无儒。吕不韦不仅注重武功，而且相当注重文化。他为政时，一改过去只吸收法家思想而排斥其他思想文化的传统，进行了大量的文化改进工作。在他所养的三千门客中，拥有各种各样、各个学派的文化名人。吕不韦对各种学派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政策，不囿于一家之见，扬长避短。《吕氏春秋》是他的门客根据他的授意，糅合各家思想编纂而成的。这部书是我国战国秦汉之际颇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著作。　　为何要编写这本书？司马迁讲道：“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第2510页。）这种解释，只是表面文章，实质上当时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同上。）。即总结古往今来的历史教训和经验，为统治者提供统治理论和依据。　　吕不韦任相时，秦统一中国已指日可待。因此，统一后的秦国究竟如何进行统治，是当时的相国吕不韦不能不考虑的。他便约其门客编写了《吕氏春秋》，以作为统一后秦国的大政方针。正如《吕氏春秋·序意》所云：“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得发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治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很显然，吕不韦欲凭借“仲父”的身份，用这部书来教诲秦王政，诱导其按自己的主张办事。元代陈澔亦云：“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必有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陈澔：《礼记集说》，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2页。）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共十二卷。书中思想从汉代开始被称为杂家。（《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42页。）当代学者有认为是新道家的。（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笔者觉得称为杂家更妥当些。因为这本书的内容确实很杂，它吸收了儒、墨、道、法、阴阳、兵、农等家的思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吕不韦能够以积极和客观的态度对待先秦文化遗产，超出学派门户之见，采集诸家之长，将各家学说中在他看来有价值的成分加以吸收。这样做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书中所收多是积极进步的思想，所弃多是迷信和落后消极的思想。正如近代学者许维遹先生讲的：“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自序》，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881页。）　　《吕氏春秋》内容虽然很杂，但绝不是一锅大杂烩，对各家学说是有侧重的，是按照吕不韦制订的编辑计划完成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学术见解及思想体系。综观全书，可以发现它改造了儒家、道家思想，吸收了法家思想中积极的成分，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观点。该书《序意》篇称其书：“以中义为品式，以无为为纲纪，以公方为验格”，表明了吕不韦的取舍意图和思想态度。《汉书·艺文志》亦称其书“兼儒墨，合名法”。宋人高似孙在《子略》中评价其书“采精录异，成一家言”（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9页。）。　　《吕氏春秋》一书内容庞杂，涉及面广，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现象到社会历史问题，都专门或附带加以记载和评论，可谓一部百科全书。下文将主要从6个方面探讨一下该书的思想。　　1.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理论　　吕不韦所处之时代，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同时，社会各阶层人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战乱后，都希冀统一。先秦诸子中虽也有论述统一的，而《吕氏春秋》论述得则更透彻。书中指出：“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谨听》）“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谕大》）都指出了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性。　　要实现统一，必须首先进行思想上的统一。《不二》指出：春秋战国年间，诸子各持一端，百家争鸣。如果任其自流，“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而要统一思想，必须有统一的政治形势。该书认为战国年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先已》）。“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使得“老弱冻馁”（《听言》）。“暴骸骨无量数，为京丘若山陵。”（《禁塞》）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他认为是由于分裂割据所致。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通过正义的战争达到天下一统的目的，批判了墨家等提出的“非攻”思想。　　《振乱》指出：“今之世，学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则向之所谓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夫攻伐之事，未有攻无道而伐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也。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焉，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纠正了人们的糊涂思想，鼓舞了人们进行统一战争的斗志。　　中央集权理论与大一统思想是有关系的。《执一》指出：“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他以御驾为例形象地指出：“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出于门闾者，不一也。”（《执一》）导致分裂割据的原因是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领导，从而使人民遭到了莫大的灾难。此时，正是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绝好机会。“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之穷苦弥甚，王者之弥易。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慎势》）只有实行了中央集权，才能“明于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知度》）。　　要实现中央集权，必须正名审分。正名是正百官之名，审分是审百官之职。文武百官各有其职，职有其责。是什么官，负什么责，干什么事。官、职、责要相符。君主的责任在善于用人，君主守静，臣下奋力。如果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凡人主必审分，然后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名不正，则言不顺，僭上越等，必然造成“万邪并起，权威分移”的局面（《审分》）。　　中央集权理论对于刚统一的秦国来说是非常适用的，因为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领导，要想威慑山东六国贵族的反抗、实行统一的国家政令是根本不行的。　　2.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夏、商、周时，神在社会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而民是神的从属品。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神的权威出现了动摇，人的价值增大，形成周王室衰败、众诸侯争战、卿大夫夺权、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现象。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下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4页。）《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有“民，神之主也”，“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思想。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孟子·尽心章句下》，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下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吕不韦则是对先秦“民本”思想进行了综合和发展。　　《吕氏春秋》在强调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人民的作用。书中的“民本”思想俯拾皆是。“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务本》）反映出人民至高无上的思想。　　“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爱类》）　　“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顺礼》）　　“忧民之利，除民之害。”（《爱类》）　　“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己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用众》）　　告知君主，人心所向，乃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干任何事情，必须先考虑是否符合民意，然后才能决定行否。而暴虐奸诈的统治者，必定失去民心。　　既然社稷之本在于民，那么君主就应爱民，实行德政。　　“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上德》）　　“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之心。”（《精通》）　　“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爱士》）　　“古之圣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则民无不令矣，功夫不立矣”，“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亦无穷也。”（《为欲》）　　吕氏在总结了历史上的成败经验后提出：　　“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无用，而不足专恃”，“威愈多，民愈不用。”（《用民》）　　“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治其福。”（《适威》）　　吕氏认为汤武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若君主不善，则会产生上下相仇的情况。　　怎样满足人的欲望？吕氏把民的欲望与国家的纲纪结合起来，“用民有纪有纲。……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用民》）。如果人民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对于国家的政治是不利的。“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为欲》）　　吕氏所倡导的爱民，并不是为民服务，而是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的目的，是对现实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是要求君主不要过分地剥削和压迫，否则会引起两者的对立。正如《侈乐》所言：“（君）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剑为宝，愈多而民愈怨，国人愈危，人愈危累。”《适威》也讲：若超过了人民的负担能力，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如果不加以缓和，反而治罪，其结果只能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仇也由是起矣”。《义赏》说得更明白：“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渔。”既然其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因而必含有愚民的因素。“故民不可以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乐成》）尽管如此，其民本思想还是难能可贵的。　　秦由于受商鞅等法家思想影响，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视民如草芥。吕不韦的“民本”思想，则是向这种传统思想的挑战，只可惜这种思想在秦没有得到重视。　　3.无为而治的思想　　无为思想是我国先秦思想家老子提出的，吕不韦对其思想加以发挥，使其更臻完备，以期作为统一后秦的治国方针。　　“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当染》）　　“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主之所执也。”（《分职》）　　《吕氏春秋》中的《审分》、《君守》、《任数》、《勿躬》、《知度》等篇，专讲君主无知无为，要求君主清静无为。　　“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乃谓不教之教，无言以诏”，“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得道者必静，静而无治。”（《君守》）　　只有做到无为，才能达到有为的目的。　　“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任数》）　　“有道之主，因而无为。”（《知度》）　　“作者忧，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说。”（《君守》）　　无为而治要求君主放权，不要事事统揽，否则将适得其反。　　“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圣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岂必劳形愁弊耳目哉？”“故善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勿躬》）　　“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知度》）　　“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君守》）　　怎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那就是要加强监督考察。　　“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审分》）　　同时又提出了考核群臣的“八观”、“六验”之术，内容为：　　“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恃，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论人》）　　吕氏的无为思想与老子的无为思想是名同实异的。老子的无为是要人们做到：“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实，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道德经》八十章，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是一种排斥人的社会行为、逃避现实的思想。而吕氏的无为而治则是要君主以无为而达到有为之目的。以“无智”、“无能”、“无为”达到“众智”、“众能”、“众为”的结果。形成“圣人无事而千官尽能”的局面。其无为思想是积极的，力求在社会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取得调和平衡，力戒权力无限的君主把事情推到极端化，最终使社会趋于和谐。　　为了使君主无为，吕不韦又提出“虚君思想”。“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勿躬》）“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似顺》）君主要发挥众人的智慧，要把主要精力用在选拔人才上，任人唯贤。“贤王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士节》）这种思想是很睿智的。　　吕氏讴歌“禅让”制。指出：“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欲其子孙，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乱之也。”（《圜道》）指出实行家天下统治，则必然会有一些大笨蛋、愚蠢之人当政，从而导致政治腐败。“故败莫大于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则戆陋之人从而贺之。有国若此，不若无有。若要统一天下，则要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罪而私之，则亦不可为王伯矣。”（《去私》）强烈呼吁：“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这是多么精辟的论述。　　吕氏提出的“无为而治”、“虚君”、“禅让”，其用意何在呢？人们大多认为，这是吕不韦在当时条件下提出的利己观点。要求即将亲政的秦始皇放权，做一个无为君主，以便使自己继续执掌朝廷大权，永享富贵。笔者认为虽然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是为统一后的秦国国君出主意、想办法。其无为思想，实际上是总结了历史上君主治国的经验，为今后的帝王设计了一套统治权术，即帝王应该抓住主要的权力，这种思想在后代更为唐太宗所赏识。　　他当时已看到秦始皇刚愎自用，欲独揽大权。事实确是如此，秦始皇掌权后，特别是统一天下后，大权独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每天批阅的文件达120斤，真是日理万机。从而使其身边虽“博士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同上。）。终使他积劳成疾，猝死于第五次出巡途中。　　4.为政方针　　怎样才能永保大秦江山，吕不韦对先秦诸子如何治国的论述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汲取其营养，形成了一套治国方针。　　儒家思想在其施政方针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书中多次强调“修身”，要求统治者做到“成身”、“反诸己”、“行德乎己”、“治其身而天下治”。　　“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为人君弗强而平矣，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尊师》）　　强调统治者要严于律己。　　“圣人行德乎己，而四方咸饬乎仁。”（《精通》）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先己》）　　常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统治者的典范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统治者要实行“德治”，即用德化教育人民。　　“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上德》）　　“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适威》）　　“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爱士》）　　吕氏把德治放在首位，其次才是用法治。　　“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刑罚。”（《用民》）　　“严刑厚赏，此衰世之政也。”（《上德》）　　“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长利》）　　“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久彰而愈长。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谓教成。教成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故赏罚之所加，不可不慎。”（《义赏》）　　这种用德义教育人民的办法，比起法家的严刑峻法、轻罪重罚要好得多。事实也确是如此，后来秦始皇由于未采用这一套统治术，而采用法家的严刑重罚思想，致使“囹圄成市”、“赭衣塞路”，人民怨声载道。　　吕氏还要求君王贵公、纳谏、节欲、求贤、去私。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也，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一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贵公》）　　“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降。”（《序意》）　　君主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择善而从。要让人民提建议，这样才能上下相通，体察了解民情。要求贤若渴，身边必须具备一些敢于直言进谏的能干之臣。　　“是故天子听政，使公卿烈士正谏，好学博闻献诗，朦箴师诵，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而后王斟酌焉。”（《达郁》）　　“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求人》）　　“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本味》）　　“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贤世乱，则贤者在下。”（《谨听》）　　君主还必须节欲，反对奢侈淫逸，反对厚葬。“世人之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重己》）统治者要“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去私》）。　　吕氏还向统治者敲警钟：“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无位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人君之大经也。”（《骄恣》）　　秦始皇不听吕氏之言，专横跋扈，骄奢淫侈，离宫别馆比比皆是，宫中美女成千上万，欲壑难填，为了阴间活得如生前，刚即位便为自己筑陵墓，规模宏大，气势壮观，最多时动用劳动力达70万人之多，从而加快了其灭亡的速度。　　5.以农为本思想　　自给自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经济特征。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视其为立国之本。战国诸子中有农家，可惜他们的学说大部分已失传。作为理论体系保存下来的要算《吕氏春秋》为最早了。　　书中对农业生产的记录颇多。《十二纪》的篇首是按照月令的次序来叙述的。其中论述了农作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天子则按季节的变化不失时机地发布命令，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详细论述了农业生产中土地利用、技术应用、水利灌溉等各个方面，是对当时农业生产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为我们保留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农业生产资料。《上农》中提出了重农的理论和政策及对土壤的分辨和改造。《任地》论述了土地利用的原则，主张要精耕细作，改良土壤，深耕保墒，除草通风。土壤处理的原则是：软和硬、瘦和肥、湿和燥都要使其能够种植，适时调节土地的作用和休耕，以使其有效地发挥作用。《辨土》讲如何因地制宜。《审时》提出要不失时机掌握生产环节，同时指出了主要农业作物的耕作时节。　　当然吕氏提出以农为本的思想，是为了秦统治长治久安。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轻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上农》）　　在强调以农为本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工商业生产，即要以农业为本，全面发展。这种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重农抑末”政策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奉行的一项政策，一般均采用打击工商业的政策，采取了很多限制商业发展的措施，因而造成商人的地位非常低下，这也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吕不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首先强调搞好农业，稳定民心，其次不忽视工商业的生产。　　“凡民间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贷。”（《上农》）　　“易关节，来商旅，入贷贿，以便民事。”（《仲秋纪》）　　只有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社会才能全面发展。　　6.丰富的哲学思想　　《吕氏春秋》中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书中的《大乐》、《有始》、《察今》、《察微》、《去宥》、《观世》、《尽数》、《圜道》、《任数》、《知接》、《长见》等篇，是哲学气息很浓的文章，对世界的起源、天地万物的生成以及它们的变化，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其哲学思想，从自然观来看，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也含有不少唯心主义成分。其世界观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也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　　对于天，吕氏认为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实体，“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以寒暑、日月、昼夜知之，以殊形、殊能、异宜说之，夫物合而成，离而生”（《有始》）。即天不仅是客观的自然界，而且还能为人们所认识。天和地的相互作用产生不同的事物，只要懂得了天地生成的道理，就可以明察万事万物的实体形状。　　对于人与天地的关系，吕氏认为，天地万物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任地》）人们要服从自然的安排，同时人又不是完全被动的，人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　　认识事物要去掉主观性，反对先入为主。“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则听必悖也。”（《去尤》）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要顺应历史的发展，必须进行变法改革，不因循守旧。“因时变法者”是贤主，不能者犹如“刻舟求剑”那样愚蠢。吕氏还反对人的先天才能，认为“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观表》）。反对“不知而自以为知”，对待知识的态度应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谨听》）。　　书中反对迷信，指出：“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譬之如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于中？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失其火则止矣。故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贱之也，为其末也。”（《尽数》）其意为迷信思想不仅不能治病，反而会使病越来越重。实际上肯定了人的生、老、病、死与迷信鬼神毫无关系。宇宙间“诸生有血气之类”，有生就有死，“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节丧》）。而要延年益寿，则必须顺应自然，不纵欲过度。同时告诫人们，死后不要厚葬，以免引起盗墓贼的破坏。　　在《吕氏春秋》中还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全则必缺，物极则反，盈则必亏。”（《博志》）“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似顺》）“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权勋》）这就是说，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吕氏还认为人的认识也应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认识过程中不仅要“察微”、“去囿”，还要看到事物变化的始终，一个国家的法律，要以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要“世移时移，变法宜矣”。看待事物，不仅要看到表面现象，而且要看其实质。　　当然，在其哲学思想中也有唯心主义的成分及天命论的内容。书中把“天”看成有意志的人格神，可主宰一切。“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于民。”（《应同》）把“天”解释为“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圜道》）。把“道”解释为“适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为之太一”（《大乐》）。即道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神秘莫测。这是对老子道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反映，他超越了老子，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又回到了老子。　　吕氏的哲学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础，其政治思想是哲学思想的演化和发展，而且其哲学思想中含有深刻的政治思想，是为政治思想服务的。　　从以上6个方面可以看出，《吕氏春秋》一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是为秦统一后制定的一部比较完善的施政纲领。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我国历史上时间最早、规模庞大、有谨严体系的学术著作，是对先秦文化的重要总结，是一部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因而吕不韦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堪与孔孟、老庄并驾齐驱的思想家。司马迁把《吕氏春秋》作为先秦的重要文化典籍。第一个为《吕氏春秋》作注的高诱，认为它可“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甚至指出其书“大出诸子之右”（高诱：《吕氏春秋序》，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给予较高的评价，这是符合事实的。　　（四）《吕氏春秋》思想没有在秦实行的原因　　一部完善的施政方针在秦时没有得到实行，其原因何在呢？这是由于吕不韦和秦始皇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斗争。关于二者的矛盾，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是个人思想之争，有人认为是权力之争。笔者觉得这两种观点都难以自圆其说。　　吕不韦之所以被免相赐死，是由于他介绍其舍人嫪毐给太后，假充宦官，混入宫内，颇为太后宠幸，竟和太后生下两个私生子，被封为长信侯。而且依靠太后的权势，权力越来越大，有家童数千，宾客千余，山阳、河西、太原全为他的封地，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应有尽有，一时权力大增，任意排场，为所欲为。“事皆决于嫪毐”（《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第2511页。），并和太后密谋，只要秦始皇一死，就把私生子作为继承人。　　公元前238年，嬴政到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嫪毐乘机偷了秦王的御玺和太后的玺印，征调县卒、卫卒、官骑、舍人，在咸阳发动政变，当叛军正欲向蕲年宫进发时，却被早已警觉的嬴政发现，秦王政便立刻命令昌平君、昌文君等率兵袭击叛军，嫪毒战败，被车裂而死。　　政变失败后，党羽被一网打尽。吕不韦因事而受牵连。秦王政本想处死吕不韦，但念其辅佐先王和自己有功，加之吕不韦势力很大，朝廷上有许多人反对处死吕不韦，便免了吕不韦一死，罢黜了其相国职务，并命令吕不韦迁居到其食邑河南，后又命令他迁到蜀郡（今四川），同时在信中责问吕不韦：“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同上书，第2513页。）吕不韦自知绝望，难免一死，遂饮毒酒而死，其宾客偷偷地安葬了他。　　吕不韦与秦王政的矛盾，主要还是因为吕不韦任相后，权力越来越大，对秦王政的政权是一个严重威胁。同时，他又养士三千人，著《吕氏春秋》一书，作为秦统一后的施政纲领。然而这本书的思想与秦王政的思想格格不入。更何况，吕不韦把书写成后，公布于咸阳市门，下令有能改一字者，予千金，竟无人能改一字，果真写得如此好吗？真是十全十美吗？非也。汉代人高诱讲得一针见血，是因为人们惧怕吕不韦的权势。　　秦始皇是一个刚愎自用、野心勃勃的人。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讲的：“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这和吕不韦所希望的君主真是天壤之别。郭沫若先生讲得好：“秦始皇和吕不韦无论在思想上与政见上，都完全立于两绝端。”（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8页。）因此，吕不韦也必然不为始皇帝所容。　　秦始皇在思想上最喜欢法家思想而鄙视儒家思想，这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形成的老传统。因为赏战功、讲实用的法家思想解了秦国富国强兵的燃眉之急，从而使其思想在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而其他各种思想则被斥为“治烦言生”的“六虱”（蒋礼鸿：《商君书锥指·靳令》，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9页。）。所以秦昭王才会对荀子讲：“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况：《荀子·儒效》，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唐代韩愈也在《石鼓歌》中讲：“孔子西行不到秦。”秦始皇正是利用法家思想，“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集权制的政权。正像他见到法家韩非的《孤愤》、《五蠹》后讲道的：“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也。”（《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55页。）而吕不韦则主张实行“德化”统治，反对法家的严刑苛法、君主独裁制度；要求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政治，与民休养生息，反对法家的横征暴敛政策；要统治者放权，实行贤人政治，推行禅让制，求贤纳谏；要求统治者贵公、去私，反对家天下世袭统治；要求统治者要以民为本，反对轻民弱民。这些思想都是非常正确的，是对以前历史经验的总结，是秦统一后必须实行的方针和政策，关于这一点荀子对李斯讲得很清楚：“李斯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孙卿子曰：‘非汝所知也。……兼并易能也，惟坚凝之难焉。……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荀子·议兵》，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然而吕氏的思想是和法家思想背道而驰的，也同秦始皇的性格相矛盾，同秦始皇填不满的欲壑相矛盾，所以秦始皇觉得吕不韦的这一套实质上是在束缚他的手脚，因此坚决反对，不屑一顾，我行我素，继续实行其专制统治，从而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天下苦秦久矣”（《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第1950页。）。这些都是法家思想造成的恶果，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法家思想促进了秦王朝的统一，同时也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司马谈讲得好，法家思想“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矣”（《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291页。）。秦始皇认为商鞅、韩非等法家思想使他统一了中国，也就能成为“传之万世”的法宝，他不懂得统治思想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法家思想不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唯一思想武器，随着情况的变化，统治思想也应发生变化，以适应其统治。　　假若秦始皇能按照吕不韦提出的治国方针执政，秦王朝的统治就不至于只延续15年而土崩瓦解。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秦王朝的速亡教训了西汉统治者。于是，以思想理论为中心的文化建设成为关系西汉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汉初贾谊在总结秦亡教训后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新书·过秦论》，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82页。）是说要守住天下，必须施仁义，即选择儒家思想为治国方针。根据西汉初年的形势，需要用“无为”政策进行统治，从而使得《吕氏春秋》中那种思想杂凑合流的办法有了现实意义，便出现了《淮南子》一书，实际上是仿效《吕氏春秋》的体例和办法，寻找一种可以治理天下的理论体系。正如该书所云：“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刘安：《淮南子·要略》，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中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页。）　　吕不韦失败了，但《吕氏春秋》的思想却胜利了，汉朝初年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使秦末汉初的“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的破烂状况变成了“文景之治”的好局面。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讲得好：“秦之苛严，汉之简略，相激相反。”　　综上所述，吕不韦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在秦的发展史上是有重大贡献的。正如马非百先生讲的：“秦代统一事业之得以完成，吕不韦之功，实不在商鞅、张仪、范睢、李斯诸人之下也。”（马非百：《秦集史·人物志·吕不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5页。）他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不但对于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今天仍具有认识价值。　　六 秦汉史学思想的发展　　秦汉史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秦汉时期是我国多民族封建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从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到汉武帝南征北战、东讨西进，开通丝绸之路，充分反映出秦汉时期国力的强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为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主要体现在统一的国家开阔了史学家的视野，前所未有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极大地震撼和激励了史学家，为史学家撰写史书提供了难得的写作环境和众多的素材；统一的环境，也使统治者能够有精力关注史书的编写。　　秦时虽然出现了“焚书坑儒”的事件，但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史书的重要性之所在，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图书，正因为如此，萧何随刘邦进入咸阳时才可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2014页。）。虽然有“焚书”之举，却仍明令规定：秦国的历史、卜筮、种树书不在焚烧之列，由博士官所掌握的图书典籍也在受保护之列，如《秦记》等。因此，后来秦始皇也指出“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秦汉时设立“太史令”这一官职，秦的胡母敬是最早担任这一官职的，后来的司马谈和司马迁均为这一官职。这一官职的主要任务是记载当时的历史事件、陪同皇帝出行等。从而为撰写史书创造了条件。　　西汉是代秦而兴起的国家，秦的速亡对西汉统治者来说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因此汉初出现了一些关于秦亡的史论性著作，如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新书》，陆贾的《新语》、《楚汉春秋》等，这些著述均是为统治者总结秦速亡的教训，以供刚刚取得统治权的统治者借鉴。汉代初年实行的无为而治的政策，实质上是汉初统治者吸取秦速亡教训的产物。“无为而治”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为放宽限制，广开献书之路，使文化的发展有了宽松自由的环境，因此诸子各家等思想才得以发展，也才为我们今天保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文献资料。　　秦汉时期政府对撰写历史的重视也是这一时期史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秦始皇之所以将《秦记》列入不被焚烧之列，就反映出秦统治者已认识到历史记载的重要性。司马迁撰写《史记》虽然属于私撰，但问世后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褚少孙、冯商等的续补都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史记》中有大量批判和讽刺汉武帝和汉代其他统治者的语言，被称为“谤书”，但《史记》并未遭到封杀，司马迁在西汉末年仍然受到重视。　　汉明帝时任班固为兰台令史，诏其参与撰写国史，从而证明此时已有了专业史官。《汉书》是我国史书由私撰变为官修的开始。后来的《东观汉记》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史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的二十余种正史基本上皆为官修史书。　　应该说为皇帝和皇后撰写“起居注”也开始于汉代。《隋书·经籍志》中记载，西汉宫中已设置有女史，记录宫中帝王的言行等。西汉时期的起居注可考者只有《武帝禁中起居注》。说明到东汉时，起居注的撰写已开始正常化、规范化。　　官修史学的出现，说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从而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宝贵资料，国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修史机构，使我国的史书汗牛充栋，形成了史学的繁荣景象。但也由于当政者注意官修史书，导致以后的史籍不再像以往的私修史书那样敢于直接批评，而成为了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工具和御用史书。　　两汉时期儒学的兴盛，特别是经学的发展，也对史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取得了正统与独尊的地位。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设太学，为五经博士置弟子50人，从此，公卿大夫士吏遂多为儒学之士。从西汉元帝到东汉末年，是经学极盛的时期，通经成为升官显达的重要途径，帝王诏书、群臣奏议，莫不引经据典，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因此，经学对史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史学虽然早于经学出现，但自经学兴盛以后，史学随风而靡，处于经学的支配之下。　　司马迁和班固在撰写《史记》和《汉书》时，无不受到儒家及经学思想的影响。尽管班固在评价司马迁的《史记》时讲道，“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其实不免带有偏颇之见。司马迁对儒家思想是非常赞赏的，在《史记》中将孔子列入“世家”，还将其弟子列入《仲尼弟子列传》，为儒家学者专列《儒者列传》，并指出：“天下尊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为至圣矣。”（《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1947页。）班固的思想受儒家和经学的影响更大。他将修史作为表现儒学的重要方式，《汉书》中处处奉儒家经典为至尊，认为六艺皆“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3589页。）。《艺文志》于各类典籍中，首写儒家六艺，此叙诸子十家九流之书。十家之中，又首写儒家。在《古今人表》中，列孔子于上圣，列颜渊、子思、孟子于大贤，其尊崇儒学的思想昭然若揭。儒家的天人感应思想在《汉书》中处处可以看到，特别是在《天文志》、《律历志》、《郊祀志》中更有详细论述。　　（二）秦代史学　　秦王政用了10年时间，消灭了战国时期的其他6个强敌，统一了天下，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集权国家。后来为了巩固统一的局面，又实行了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焚书坑儒”等措施，以维护其统治秩序。　　秦始皇对于史学的作用是有明确认识的。虽然在其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进行了“焚书坑儒”，但明确规定“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杂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5页。）。从这段记载来看，秦始皇当时对历史书籍还是网开一面的，特别是记载秦历史的《秦记》得以保存下来。　　对于“焚书坑儒”，我们应该进行公允的评价。这是刚刚建立的秦王朝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况且所焚的书中还不包括《秦记》等历史书，所坑的儒中有不少是当时的方士。　　但是由于秦王朝存在的历史很短，没有为我们留下大量的史籍和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因为像后来的《史记》、《汉书》的写作没有几十年是不能完成的。尽管如此，秦仍然留下了一些史学资料，秦在统一前即设置了史官，统一后并未废除史官，汉代太史令一职就是沿用秦代的，胡母敬是目前我们知道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太史令，他曾担任过栎阳狱吏，著有《博学》一书，为当时的识字课本。被后世誉为良史，与夏终古、商史挚、周史佚、史籀、司马迁相提并论。　　《秦记》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唯一的秦史籍，是秦的国史，记事从秦建国开始到秦二世末年，时间长度近600年，因此它是秦国和秦王朝的通史。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曾4次提到过此书，他在《六国年表序》中指出：“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最后引用了不少《秦记》的内容。　　秦朝还有文献汇编《奏事》20篇，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记载，为当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之文也”。另外，刘向在著《战国策》时肯定也参阅了很多秦的史料。只是因为时间久长，很多资料散佚，我们今天看不到了。从汉代史学的繁荣情况来看，秦的史学应该是有一些成就的。　　因此，秦王朝的史学情况，可能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地下竹简的继续出现，会出现可喜的变化，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三）纪传体通史的开创——司马迁撰《史记》　　1.司马迁其人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他所著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145年（一说公元前135年）生于左冯翊夏阳龙门（即今陕西韩城市），约死于公元前90年。他的先世即为周朝的史官，其父亲司马谈在西汉时曾任太史令达二十余年之久。他对司马迁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史官，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88页。）。这些使司马谈成为一位通晓天文星象、阴阳变化并信奉黄老之道的史官。所著《论六家之要旨》正是其思想的反映。他对当时的阴阳家、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等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黄老学说是值得推崇的。要对阴阳、儒、墨、名、法各家进行扬弃，以无为的名义而达到无不为的目的。做到“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同上书，第3289页。）。他的这种观点在汉初是适用的，但到汉武帝时，一改汉初的政策，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因此其思想主张并没有得到采纳。　　太史官在当时并非显官，仅为六百石俸禄，但地位重要，管理当时的天文星历、占卜祭祀，兼管文书档案，记载实录大事，关系到国家的行政决策，所以太史令是非常重要的官职。正如刘知己在《史通·史官建置》中所云：“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因此，司马谈为自己能做上史官而感到很骄傲，司马迁也为后来能继承父业感到自豪。　　司马谈后来因未能参与泰山封禅郁闷而死。在临终前对司马迁讲道：“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要求司马迁继承他的遗志，完成《史记》的撰写工作。因此在给予司马迁很高的评价时，不要忘记司马谈的重要影响。　　司马迁幼年曾“耕牧河山之阳”。在10岁时便能诵“古文”，后来他精通《诗》、《书》、《易》、《礼》、《春秋》等五经，以及《秦记》、《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历史著作，还大量阅读当时人的各种著述，博学强记，贯通文史。公元前108年继父任太史令，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正如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的：“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些对于司马迁后来撰写《史记》有极大帮助。　　司马迁20岁开始了实地考察，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他曾到达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今天的山东、河南等地。后来又因任郎中，奉命出使西南夷，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时，在其任太史令期间，多次跟随汉武帝到过全国的很多地方，其行踪曾至长江大河、五湖沅湘、淮泗漯洛。西到四川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东南曾到达会稽，探过禹穴，在淮阴考察过韩信的遗迹。在丰沛，他访问了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的故居。在沅湘流域，他凭吊了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在山东，他“讲业齐鲁之都”，“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并访问了孟尝君的故邑。在河南，他访问了魏都大梁和侯嬴所看过的夷门。在北方边塞，他“行经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广泛的游历和考察，使他大开了眼界，增长了阅历；使他有机会听到过去——特别是秦汉以来著名人物的生动故事；也使他有机会比较广泛地接触下层群众，并有助于了解各地经济、物产、风土、民俗和地理形势。丰富的旅游和调查经历是他写成巨著《史记》之又一重要的资料源泉。正如东汉时卫宏所言，“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孙星衍等辑、卫宏著、周天游点校：《汉旧仪》，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9页。）。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出游具有自己鲜明的目的，除了搜求各诸侯国的“史记”之外，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司马迁后来在狱中继续写作，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任务。　　2.忍辱负重，撰成巨著　　司马迁被处宫刑对他本人而言是奇耻大辱，所以后来司马迁一再沉痛地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又说：“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更说：“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32、2727页。）他在“身残处秽”中，孤寂而抑郁，陷入最大的悲愤和耻辱中。　　他尽管有了自杀的念头，然而由于他的文学天才还没有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个宏愿还没有实现，即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还没有完成，于是他忍辱负重，继续写作。　　司马谈死后3年，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便开始了搜集资料和写作的工作，“紬史记石室金匱之书”。4年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即“论次其文”，“日夜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7年后，他因李陵事件而遭宫刑。在狱中他忍受了最大的痛苦和耻辱，也更激发了他的顽强意志，依然坚持写作。“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抵）贤圣发愤之所以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佚）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35页。）　　司马迁在狱中坚持写《史记》大约历时两年，后于武帝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因大赦而出狱，任中书令，继续撰写，6年后完成。这样，从最初的搜集材料到最后写成，前后费时40年。《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全书共130卷，分别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合计526500字。　　司马迁《史记》的编写方法和体例开创了历史著作的新纪元，他创造性地以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来记载复杂的历史。这种写法，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以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创立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的编写方法，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所修史书的典范。而在此以前，《尚书》只是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还算不上是正式的史书。其他的如《竹书纪年》、《春秋》、《左传》等均是按年月日顺序编写罗列事件，《国语》、《战国策》则是分国编写的史籍。　　《史记》的本纪共有十二篇，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朝代为主，如《周本纪》、《秦本纪》等；另一类是以帝王为主，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等。表共十篇，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事年表，如《六国年表》等；另一类是人物年表，与列传相互补充，如《十二诸侯年表》等。《书》共八篇，主要记载的是历史上的典章制度的沿革，也可以认为是分类史。《世家》共三十篇，是用来记载封国诸侯的，如《齐世家》、《楚世家》等，另一类是记载重要名人的事迹，如《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列传》共七十篇，以人物为中心。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人物传记，既有一人一传的，也有两人或多人合传的，还有同一类合为一传的，如《商鞅列传》、《白起王翦列传》、《循吏列传》等；第二类是对外国和少数民族立传，如《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　　《史记》的五种体例虽各有分工，但又有内在联系，侧重点有所不同，实际上为一个整体，互为补充。　　《史记》写完后，正本秘藏，副本存京师。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传布其书，遂大行于世。后世为《史记》作注者甚多，东晋末的徐广著《音义》，刘宋的裴骃著《集解》，唐代的司马贞著《索隐》、张守节著《正义》等。这些著作最初都是独立于《史记》之外的，到北宋时，《史记》就与注释相结合，《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分别排入《史记》正文之下，便于阅读。　　3.究天人之际　　研究“天人之际”的关系，无论在古代或者现代都是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先秦和秦汉时期，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了解很少，统治阶级为了麻醉人民的斗志，宣扬迷信思想，鼓吹“君权神授”的观念，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与此同时，曾有不少的思想家提出对“天人之际”关系的看法。如荀子提出过“治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董仲舒提出过“天人感应”的思想。　　“究天人之际”即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司马迁提出这一重大课题，无疑是对先秦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史观的一个大胆挑战，通过三千余年的历史变化，对于天命史观，他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而且也提出了关于历史变化动因的新认识。　　司马迁曾参与编撰过《太初历》，据他自述，重黎是司马氏的远祖，以序理天地为是，至司马迁仍守其职，擅长于天文之学，乐于探究天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43页。）他要通过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来为他写《史记》服务，进而阐明自己的观点，达到“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的目的。　　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下，司马迁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观点表现出矛盾的两个方面，他心中的天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有时隐隐约约操纵着人，有时又不能操纵人。人事的兴衰，其中有人的因素，也有天的因素。从其思想体系方面来看，他接受的是天命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并试图以这种观点来解释历史。从其实践方面来看，在解释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时，他又对这种观点和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甚至批判和否定了这种观点，来强调人的作用。在《史记》中有大量的记载和事实就是这种情况。　　司马迁在《史记》中已不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肯定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了，而是以具体的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去丰富和证实他的这一认识。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并没有将人的作用仅局限于君主，而是认为各类人才在历史上都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史记》中为各种各样的人物列传，正是承认这些人物的创造作用。　　4.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提出的“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把古往今来历史事实的变化联系起来，从而找出古今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社会服务，这是对历史学作用的最好注脚。　　为了能够通古今之变，他写的《史记》起自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今上（即汉武帝），达三千余年的历史。对于历史上的古今之变，他的观点同于荀子，而不同于孔子，即反对“法先王”，主张“法后王”。他指出：“战国之权变，也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686页。）他批评一些人认为秦的灭亡是由于法后王的结果，指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同上。）司马迁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不能因为秦的速亡而贬低其历史地位。　　司马迁写《史记》之所以上溯到五帝三代，就是要寻找汉王朝的渊源。他认为：“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通业。”（《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319页。）实质上司马迁写《史记》主要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因此他写秦汉部分就非常翔实，正如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的：“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　　《史记》中的《十表》和《八书》特别关注古今之变。如在《六国年表》中指出：“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狄，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将秦国由小变大及最后统一天下的原因淋漓尽致地讲述出来。又如《礼书》中首言三代“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至周衰而“礼崩乐坏”。“秦有天下，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汉有天下，叔孙通制礼仪，大抵皆袭秦之故。汉武帝即位后，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古今之礼，其变如此。　　5.成一家之言　　对于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有的学者认为就是他将以前的史学著作的撰写方法加以综合，创立了纪传体的历史著作写作方法。实质上，司马迁自己讲的“成一家之言”，其主要思想是不因袭前人的论断，敢于正视现实，评论现实。要表达自己对历史上一些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因而才在书中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时社会思潮的观点。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汉武帝专制集权的全盛时期。他亲眼目睹了西汉王朝统治的方方面面，看到了汉武帝执政时期的前后变化以及当时老百姓的社会生活状况。因此在其书中，他同情人民的反抗斗争，从而歌颂农民起义，将陈涉列入世家中，并且将陈涉起义的原因归之于“秦失其政”，也就是说是秦的暴政导致了农民起义。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与他同时及以后的一般史学家难以理解的。后来的班固在著《汉书》时就把陈涉降为列传。唐朝的刘知几在《史通·世家》中对于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颇不以为然，认为：“陈涉起自强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从班固和刘知己的不以为然就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独到见解。　　司马迁对汉武帝及其统治集团当时的一些做法也提出了批评。例如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对王温舒的评价是“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这明显是对汉武帝的做法提出质疑。《酷吏列传》中所列的十个酷吏都是汉代的，而《循吏列传》中的四个循吏则全是春秋战国人，这显然是司马迁在和统治者唱对台戏。　　司马迁还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商人和商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为其撰《货殖列传》，而这恰与当时统治者提出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方针相对立，故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司马迁的观点评价道：“以旧史家观之，可谓奇特。”　　也正由于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所以班固便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又指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38页。）可看出班固一方面对司马迁极力加以称赞，另一方面则提出批评，反映了两人价值观的不同。但实事求是地讲，司马迁的观点是正确的。　　6.《史记》之评价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对我国历史上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传记文学的典范。　　《史记》一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记载的时间长，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共计三千余年的历史。二是记载的内容和范围宏大，其中记述的地理范围延伸到了今天我国的版图之外，西至中亚，北到大漠，南到越南。记载的人物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历代的帝王、贵族、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经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隐士、商贾、医生、俳优等，可谓包罗万象。对于研究汉以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社会风俗、学术、民族、天文历法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因此，《史记》又是一部百科全书。三是坚持真理，秉笔直书。对包括汉武帝在内的众多统治者的失误、暴行予以揭露，保留了历史真相。四是语言生动流畅，这也是前后代史籍少见的特点。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对司马迁《史记》的高度评价，应该说是十分公允的。说明《史记》这部书既有其历史价值，又有其文学价值。　　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史记》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史记》以前的史书，《尚书》只是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还算不上是正式的史书。其余的如《竹书纪年》、《春秋》、《左传》等在体裁上均是按年、月、日的次序编写的。《国语》、《战国策》则是国别性的记载。《史记》的编写方法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司马迁创造性的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撰写史书，为后世史学著作的撰写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史记》中，司马迁总结、继承了前人著述的各类体裁，创造性地发明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这一史书体裁，而这在西方未曾出现。只有在这种史学体裁下，才能写出人类的全史。历史是少不了人物的活动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为人物作传；同样，历史是无法离开时间的，表则专门以时间系事件；对于历史上的学术、制度、名物的纷纷出现，书则能一一涵盖。《史记》中的“本纪”是掌握政权的皇帝的大事记，它取材于《春秋》经；“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的兴亡始末的，它取材于《国语》；“列传”是将相官僚以及各阶层著名人物的传记，取材《左氏》的传。无论本纪、世家、列传都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记述来反映历史的面貌。此外，还创制了“表”和“书”。“表”是帝王、诸侯、将相的大事年表；“书”是有关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门论著。都是主要反映古今政事、制度、人物的发展、变化的。司马迁融合过去的“编年”、“记事”、“记言”、“分国”等体于一书，取各家之长，发凡起例，创立规模。从《史记》的这一庞大体制和所包罗的丰富内容来看，在当时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史学著作中，还远没有这样一部完整的史学巨著。这是司马迁对我国史学思想与古代学术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不朽功绩。　　《史记》是我们现在研究汉武帝以前历史的重要资料，之所以如此，在于《史记》内容的真实性。首先司马迁在著述历史时是非常慎重的，一是大量查阅资料，二是通过实际考察，三是对得到的资料经过认真筛选、去伪存真，即“疑者阙焉”、“疑者阙之”。现在大量发掘的考古资料证明司马迁当时的记载是可信的，如通过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明司马迁在《商本纪》中关于商王的世系记载是正确的；近期在陕西眉县发现的窖藏青铜器，证明司马迁对西周王室沿袭的记载也是正确的；通过秦始皇陵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证明司马迁对秦始皇陵地宫的记载是可信的，等等。这都充分说明了司马迁的《史记》在运用当时资料时是经过一番认真筛选的。　　我国历史悠久，因而留下来的资料非常丰富，但古代中国书面资料的残缺和分歧的问题也是长期存在的，写史并不是将古代史料全部照抄而已，而是要经过一番认真爬梳、整理的，以去伪存真，因此，司马迁整理史料工作的最大贡献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即对以前的史料加以整理，结合实际考察所得，以达到“整齐百家杂语”的目的。正如司马贞所言，“夫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迄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辕，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史记索隐·后序》，见《史记》（正文后附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页。）。　　司马迁《史记》思想的积极性和进步性，主要表现在评论人物时实事求是，取其一节，不求全责备，也不以成败论英雄。他的思想观点比较进步，他的感情、他的爱憎、他的褒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和态度。《史记》中所载人物，仅见于列传者就有二百余人，本纪、世家中也是记载人物。司马迁不但记述了帝王将相，而且兼写历史上的各种人物，写出了儒林、循吏、酷吏、工商业者、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刺客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无疑是一部社会全史。凡是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关系时，司马迁都给予评价。特别是在每篇文后加上赞语，简明扼要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反映出他爱憎分明的立场。　　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当时的皇帝汉武帝，他也能坚持真理，秉笔直书。他写的关于汉武帝活动的《今上本纪》虽已不存在了，但所写的《封禅书》和《平准书》，将汉武帝的迷信思想和对外远征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全部描写了出来，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中，司马迁对汉武帝宠爱的那些权贵们的骄奢跋扈、贪婪无耻进行了严厉的揭发和鞭挞。与此同时，在其所写的《陈涉世家》和《项羽本纪》中，他流露出了对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同情，热情讴歌陈涉在反抗、除灭暴秦上的率先发难之功。他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310页。）承认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也是基于同一观点，司马迁为项羽作本纪，推崇项羽在巨鹿一战中摧毁秦军主力的功绩，所谓“虐戾灭秦自项氏”（《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59页。）。《项羽本纪》中详记了悲剧英雄项羽一生的奋斗历程。这些事实的记录，首先反映了司马迁对项羽最后归于失败是深表同情的。他对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和为灭秦定天下作出卓越贡献的项羽，大胆地采取了正面肯定和同情的态度，这是我国历史上史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第一例。同时，在《项羽本纪》的文后赞语中也批评了项羽“天亡我也”的观点，指出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其次反映了《史记》对开创汉世的刘家，并不一味歌功颂德。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不得不承认：《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正是《史记》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集中表现。　　《史记》为汉代最卑贱的阶层——商人作《货殖列传》，用以反映春秋战国以至汉初的工商业的面貌，并高度肯定他们的商业活动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司马迁亲身遭受过封建专制的残酷迫害，由于他“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以致“穷无所之”，甘受耻辱的腐刑，所以毫不隐讳地提出了“羞贫贱”的论点。司马迁关于社会经济的观点是值得赞许的，他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这是司马迁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具体反映。对于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要求统治者懂得经济发展的规律，不要与民争利，做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是对汉武帝实行的盐铁官营政策的批判。认为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不是政治力量所能创造出来的。因此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他根据当时社会的情况，总结出致富时“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的规律。　　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将写史的触觉延伸到世界，西方的一位汉学家就认为司马迁写了一部世界史，他指出：“司马迁写了一部世界史。它的历史的大部分是中国史，此乃由于他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人类进步与文明的最高峰，而且他也最知中国。但是它扩展其写史范围到周边地区和各国，包括了韩国、东南亚以及中国北部、西部等地区的叙述。”（Burton Watson，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pp.3-4.）司马迁的《史记》将周围国家和民族一并写进的方法被后代学者沿用，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周边国家和民族重要而难得的资料。　　《史记》为“不爱其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的游侠布衣之徒作《游侠列传》，对他们高尚激昂的情操、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给予了崇高的评价：“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耶！”重要的是，《史记》中除记载了统治阶级最上层的少数人物以外，还用了不少的篇幅记载了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人物，凡是社会各个角落、各个不同阶层中有一技之长、一节可取，于人生有益，为人民爱重的典型人物，在《史记》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从而极大限度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整个风貌，这是我国有史以来学术界从未有过的，为古代史学的发展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料。　　但这种记史方法必然引起统治阶级的不满和指摘。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指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加上司马迁曾为李陵的败降辩护，蒙受过耻辱的宫刑；他的私人书信《报任安书》也抨击了朝廷，揭发了汉王朝屠杀功臣的凶残行为，以抒发他的积愤。因此，在他身死之后，《史记》就遭受到禁锢和谤议的不幸命运。汉成帝时，东平思王刘宇上疏求《太史公书》，廷议因其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遂不与”（《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传》，第3324页。）。东汉初平中，王允则竟直斥《史记》是“佞臣”的“谤书”（《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第2006页。）。《三国志·王肃传》记明帝问王肃，“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史记》不仅史料丰富、观点进步，从史才来说，有组织、有系统，加以生动的文笔，议论精彩，叙事状物，无不曲尽其妙。像《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魏公子列传》、《刺客列传》等，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史记》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和司马迁文章的精美密切相关。《史记》的语言通俗易懂，工于素描，其中引用古书，把词义深奥的改为浅近而不失原意，这就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　　《史记》在成书前后所蒙受的这些不公平评价，造成了他在流传的过程中遭受到缺逸，为人所改削、附益，而且某些篇章已是面目全非。这些都充分说明司马迁是以史学家的“董狐之笔”、秉实记史的原则，对帝王的功过是非给予如实的反映和大胆的揭露，他置汉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好恶于不顾，不为刘氏一姓撰写帝王家谱，而以史事的真伪、是非为原则。这一中国史学的光荣传统，是司马迁用流血和屈辱的悲剧牺牲换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史记》高度的人民性。同时他注意到了客观历史的社会性，把我国自《尚书》、《春秋》以来的历史科学的对象、方法论，向前远远地推进了一大步，司马迁这些方面的卓越贡献对我国的历史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开创性的作用。　　（四）纪传体“正史”的形成——班固的《汉书》　　1.班固其人　　班固（32—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市）。出身世代书香官僚之家。其父亲为班彪，“才高而好述作”，官至望都长，东汉儒学大师，晚年专心史籍，他针对《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情况，续写《史记》，称为《史记后传》。　　班彪对其子班固的影响比较大。因此，班固幼时即能属文，咏诗书。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开始撰写《汉书》时，有人向汉明帝告他私自改作国史，被捕入狱。后其弟班超诣阙上书，为他辩白。汉明帝阅读了他的书稿后，大为赞赏，任命他为兰台令史，一年后又升为郎，典校秘书，并命他继续写《汉书》。到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于白虎观，由班固编为《白虎通义》一书。到汉和帝永元元年（87年），大将军窦宪征匈奴，班固为中护军，随军出征，后窦宪伏诛，他受牵连被捕，死于洛阳狱中，时年61岁。班固共用了二十余年时间写作《汉书》，尽管如此，当班固死时，《汉书》仍未写完，尚缺8篇表和天文志。其妹班昭（也称曹大家）奉汉朝廷之命整理此书，补成了8篇表和天文志，政府还派了10位青年学者来帮助班昭完成任务。因此这部书的完成可谓历经曲折。　　2.开纪传体断代史之先河　　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以后，就有人不断地步其后尘，继续撰写《续史记》，在西汉灭亡以前不知有多少人曾续写《史记》。比较著名的有褚少孙、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等。而影响最大又流传至今的则为班固所著的《汉书》。　　《汉书》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从此以后的正史，基本上为断代史。　　班固之所以改通史为断代史，是出于尊汉的观念。班固批评司马迁将西汉“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是贬低了西汉的历史地位。他说，唐虞三代能成为儒家理想的社会，是因为有典籍而扬名后世的。那么，建立了更为恢宏的帝业、取得了更大成就的汉朝，更该有相应的著作为之鼓吹，而司马迁的《史记》未能完成这一任务。班固自觉地承担改通史为断代、重新编写西汉史的使命，以弥补这一缺憾。在客观上，西汉是封建社会经历了秦王朝后又一个从兴盛到衰亡的周期，为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兴衰过程清晰、起讫断限分明的例证，有利于为后代治国者提供借鉴。主客观的结合，成为断代史《汉书》产生的土壤，也成为后世史家遵循的成法。　　《汉书》的主要特点有：进一步确立了本纪的正统地位。班固从正统论出发，规定只有正统帝王才能列入本纪中，依此例将项羽及作了15年皇帝的王莽归入列传，而将毫无业绩的惠帝立于本纪之中。　　取消世家，归入列传。《史记》以世家反映先秦至汉初的政治体制，所记诸侯传国者，是分封制的产物。秦行郡县制，不设诸侯，汉设部分诸侯，经过削藩，政治经济地位也大大下降，因此将世家单列已无实际意义，故班固将其取消，把有关人物归入列传，以与当时政体一致。　　两汉之际，群雄割据，出现一批擅自称帝者，为将其与正统地位的刘秀政权相区别，班固参与《东观汉记》撰修时，创立“载记”形式以记之。这种形式为后世史家所继承，是把正统论运用于史书编撰的典型例证。　　整齐列传的编次与命名。《史记》各传次序间杂，或以时间为先后，或以事类相近作一体，或借题发挥，班固评其“为例不纯”。他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次，先专传，后类传，再后少数族传，最后是具有篡位性质的《王莽传》。这一编写体例，既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又体现了正统精神，也显示了华夷之别，后来这种体例历代相沿，奉为定例。　　班固还一改司马迁在称名上的讲究，统一以姓名相标示，虽失史书褒贬的精蕴，但整齐划一，使之规范化，便于书写编纂。　　改书为志，扩大了历史的记载范围，既包含了自然和社会的学问，也包含了可信与神秘的学问，更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通过合并变通及增加，班固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编成十志，其中刑法、地理、艺文、五行各志为其首创。虽无职官志，但《百官公卿表》实为表志之合体。这一改进，是对纪传体记载内容的极大丰富与完善，有学者指出《汉书》的贡献主要在十志，是有道理的。　　从上述可见，经班固改进的纪传体，无论从反映面的深度、广度上，还是从正统思想的体现上，都更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因此，《汉书》成为正统史学正式确立的标志。　　还应指出，班固在编纂中，注重史料的选择和审核，选择标准是“切于世用”，如写贾谊、晁错、董仲舒时，他们的鸿篇大论很有名，但只选其切于治国之要者著于篇。因此，对史料的真伪考辨十分认真，如对东方朔的史料经过考订后，认为“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在志书的撰写中，考辨更多，如写《律历志》，删去了刘歆为歌颂王莽功德所条奏的“伪辞”，而“取其正义者著于篇”，对《艺文志》所记荒谬或伪迹明显的篇目，直斥之为“迂诞”、“伪托”、“后世所加”等。拿不准的史料，则采取“阙疑”的审慎态度加以保留。如在《张汤传》中：“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班固虽偶尔也使用曲笔，但其对史料的审慎态度使全书总体而言仍不失为信史。　　《汉书》写成后，为其作注的书籍大量出现，出现了应劭、如淳、服虔等很多的注解，而唐代颜师古批判各家注而成为注《汉书》的集大成者，现在通行的就是颜师古的注本。　　3.《汉书》之评价　　班固的《汉书》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又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同样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班固史学思想虽有其消极的方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总的来说，对我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班固为人性情宽和，是一位心平气和的史学家，所以他在《汉书》中，对激动的场面、悲惨的境况及丑恶淫邪的事件，都能以温雅之笔描述，词美而笔调从容，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汉书》叙述西汉一代的历史，可谓包举一代，首尾完整，文赡事详。在史书体例上，《汉书》的“志”比《史记》的“书”有较大进步，《史记》创立八书，《汉书》则为十志，后者增加了刑法、地理、五行、艺文等，内容较以前丰富多彩。　　《食货志》为研究经济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弥补了《史记》在这方面的不足。全面叙述了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经济状况，如记载汉初“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由于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才出现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好局面。但到汉武帝时，“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发展到王莽末年“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终于导致农民起义，这为研究汉代经济提供了重要资料。其《地理志》对当时的疆域政区、领土面积、山川方位、重要物产、土壤、郡县户口、风俗、祠庙古迹等方面均有记述，是中国古代极为详尽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为我们今天研究汉代历史地理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汉书·艺文志》是中国古代的学术著作目录，共记载有596家、13269卷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后代已有不少散遗，但从其仅存的数目隐约可以看出中国汉以前学术的概况，所以它是一部翔实的图书目录史和学术史。另外，像《汉书·五行志》、《汉书·刑法志》等都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创的几种“志”的体例被后代史家继承下来，对于丰富我国古代史料有重要意义。　　颂扬统一大业。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以史书完整颂扬记述大一统政权的第一人。大一统一般有两个含义：一指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效统治；二指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西汉大一统政权的出现有时代进步性。班固通过对西汉历代帝王政绩的记载与颂扬，体现大汉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统治；通过对民族史的详细记载，表明多民族正在融为一体，展现了巩固、昌盛、和睦、共进的大一统规模和气象。采用包容量大、表现力强、宜于反映社会全貌的纪传体，并摈弃以汉代厕于百王之末的旧例，突出地、酣畅淋漓地展示了西汉大一统政权的恢宏业绩，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班固写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认识所致。这一工作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其著史思想和成就，为后世大多数史家所继承发扬，对形成和巩固我国多民族的统一政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提倡爱国精神。如在《李广苏建传》中，对李陵的失节和苏武的申节进行了鲜明的对比，按照爱国的原则进行褒贬，以李陵自愧之言说明失节可耻，用孔子“杀身成仁”之语褒扬苏武爱国的高尚。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与忠君有一致之处，爱国与民族气节亦有一致之处，班固所塑造的苏武，是一位集忠君、爱国和民族气节于一身的形象，这是班固用历史人物进行爱国教育最成功的一例。　　揭露封建官吏的丑行。在《霍光传》中写了外戚专横暴虐及鱼肉百姓的恶行；在《王莽传》中揭露了王莽虚伪、奸诈、残忍、愚蠢的面目；在《贡禹传》中通过贡禹上疏揭示了民间疾苦：“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在《鲍宣传》中记载了汉哀帝时百姓有“七亡”、“七死”等。在揭露和批评的同时，也反映了班固的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激发着史家在著述中尽其为民请命的责任，形成了我国史学中的又一优良传统。　　注重民生的经济观点。班固对经济的阐述，主要是通过《食货志》、《货殖传》展开的。在《食货志》中肯定食货为生民之本，重视农业生产，尤重土地问题。记述先秦至汉的农政，提出“理民之道地著为本”，并引录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有关论述加以强调，在经济思想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班固列《沟洫志》，强调治河问题的重要性，记载了贾让治河三策这一重大的治河历史事件；列《地理志》说明各地的物产和风俗特点，特别详记了西汉末年的土地面积，区分可垦与不可垦的情况，并注意了户口与习俗。为研究当时的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注重对少数民族的记载。合并了《史记》有关列传而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为《西南夷传》增加了大量的史料，又创立了《西域传》，记述了今新疆境内各民族的情况，也记述了安息、大月氏、大夏、条支等中亚、西南亚等国的历史，为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班固是一位很有史识的史学家，在论述人物和事件时均给予评价，关于这一点主要反映在文后的论赞中，也有的寓于叙事之中。在班固对历史进行解释时，通常是用一个字就是“势”；以所处的地位而解释，称作“处势”；以所居的环境而解释，则曰“居势”，以整个历史的发展而解释，称为“势”或“国势”。当然这种“势”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历史的长期实践形成的。他还经常强调“天时”，但并非天命，而是由历史造成的形势。例如，他对汉武帝时“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叙述是这样的，巫蛊之祸，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其惨祸的发生，与汉兴兵30年有关，并不是由一个嬖臣所能导致的。　　《汉书》在历史文学方面亦独具特色。纪传写人物的最大特点是结构严谨、描写细腻、语言精练。往往就掌握的丰富材料，精心选择提炼，抓住主题，用艺术手法，进行深刻细致的描写，使人物个性、感情动态，非常形象地再现出来。如《李广苏建传》以李陵作反衬，用双方的对话凸显出了苏武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凛然不可侵犯的严正态度，表现了卓然特立的民族气节，成为古今传诵的名篇。对班固的语言手法，后人交口称赞，《汉书评林》记载，明人黄省曾说：“孟坚之史，每传一人，则不特功德言语，了了无遗，摹写如画；又且并其形态之状以铺张之。”这一评论是符合实际的。　　《汉书》作为传记文学，给唐宋以后的“古文”影响很大，唐朝古文大家柳宗元精通《汉书》，对之评价很高。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有“苏子美饮酒”一节，提到名士苏舜钦用“汉书下酒”的生动故事，说明《汉书》曾经具有相当普遍的影响和不同寻常的文化魅力。《汉书评林》记载，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甚至说：“三日不读《汉书》，便觉俗气逼人，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说明其艺术精蕴已为后世文学家所领悟。《汉书》继《史记》之后，成为我国历史文学的又一典范。　　4.《汉书》与《史记》之比较　　《史记》和《汉书》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两部史书，在历史上的影响都非常大，前者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者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因此历史上常有“史汉”和“马班”之称。历史上对二书的评价因时代的不同而有差异。　　要将《汉书》与《史记》进行比较，就要论其二者的优劣。实质上从汉代开始就有人将司马迁和班固进行比较，论述两书和两人的优劣之所在。　　第一个比较《史记》与《汉书》优劣的是与班固同一时期的王充。他在《论衡·案书》中指出：“太史公，汉之通人也”，“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明显看出他是非常推崇司马迁的。但是他在同书的《超奇》篇中又指出：“班叔皮（彪）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实际上在汉代能像王充这样肯定司马迁已是难能可贵了，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使得知识分子不得不站在汉的统治者立场上，因为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不少内容是反对汉统治政策的，而《汉书》则是为统治者唱赞歌的，符合统治者的胃口，所以，在汉时司马迁已引起不少政治思想家的批评。由此看来，王充的观点在当时还是比较客观的。　　晋人张辅在评价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时指出：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上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晋书》卷六十《张辅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40页。）。可以看出，张辅认为《史记》胜于《汉书》，司马迁胜于班固。后来还有不少人认为《汉书》记汉史太详。如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指出：“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这是认为通史胜于断代史，认识不免有失偏颇。　　唐天宝以后到宋、元、明、清，对《史记》的评价一直高于《汉书》。　　应该说，直到今天，不论是史学界还是文学界，一般都认为《史记》的水平要高于《汉书》。司马迁的学识高于班固。司马迁在史学发展上的开创之功是伟大的。　　班固后来在著《汉书》中，有四篇纪、六篇表、三篇志、四十篇传就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有的是增补了多少不等的资料，有的是就原有的资料另行编排，有的是就原来的资料作了简单的分合，有的索性就原文照抄。郑樵在《通志》中指出：“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这个评价有些过分，因为古代编史，有很多都是利用前人的成果。但是由于作者的思想和世界观不同，因此《汉书》和《史记》比较起来仍然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汉书》对于专传、合传与类传的次序安排，有条不紊。全书以时代先后为主，先专传、合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而以《王莽传》为末。而《史记》在传的编排上有点乱，同时列传的篇目，或以姓，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职，或以爵位，体例不一致。《汉书》除诸侯王外，全部以姓或姓名标题，统一了体例。这种编史方法，被后世奉为圭臬。　　《汉书》较《史记》的不足之处在于：　　首先，《汉书》不像《史记》那样把汉的建国放在历史发展的空间中去考虑，而是一味地强调汉代替秦的必然性。指责《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降低了汉史的历史地位。因此他在《汉书》中极力宣称汉代秦的必然性，也对王莽新朝进行了批判。例如，《汉书·高帝纪》基本上是因袭了《史记·高祖本纪》，但班固却特别编排了高祖世系和高祖斩蛇的奇迹，为高祖代秦制造理论依据。还有，班固虽为王莽写了详细传记，但把王莽等同于秦，都是“炕龙绝气，非命之运”。　　其次，《汉书》摒弃了《史记》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进步历史观，而适应统治者需要，极力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汉书·五行志》是《史记》中没有的。班固在这部志中，集中了当时的阴阳五行思想家的观点。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一些迷信方面的记载，但和《汉书》比较起来，仍然是有很大差别的。　　再次，在论史方面，《史记》要高于《汉书》。《汉书》虽然记载了大量的史料，但缺少对人物和事件的评论，或者是有其事无其人。而《史记》中的人物和事件则绘声绘色地跃然纸上。　　最后，《汉书》以强调封建性代替《史记》的进步性。这在《汉书》中有大量的记载。　　瑕不掩瑜。尽管存在以上问题，《汉书》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仍是无法动摇的，班固所创立的编撰体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秦汉史学的其他成就　　1.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贡献　　刘向与刘歆是西汉后期文化领域的两颗巨星，对于文化和史籍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整理了西汉以前的各种书籍文献，探索出一套整理古籍文献的方法，编写出具有很高价值的《别录》和《七略》。　　刘向（公元前77—公元前6年），出生于今江苏沛县一个“家产过百万”的宗室贵族。是刘邦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汉宣帝时，招选名儒俊才置其左右，刘向以其卓越的才华，献赋颂凡数十篇。初立穀梁春秋，征刘向授穀梁，讲论五经于石渠阁。成帝时，拜为光禄大夫，并诏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从此后，刘向倾全部精力于学术研究，特别是在史学领域成绩卓越。　　自秦焚书之后，先秦以来的历史文献遭遇大破坏。汉兴以后，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因而各类书籍皆充秘府。此后经昭、宣、元、成各帝，汉廷继续蒐求书籍，于是“百年之间，书籍如丘山”，但是这些书籍有的写在竹简上，有的写在绢帛上，大都经过传抄，长期使用，难免会编朽简脱，出现字讹文漏，篇章前后倒置，甚至真伪难辨。为了抢救这些文化遗产，刘向开始了整理与校雠的工作。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义，录而奏之”。说明这项校书工作由刘向总其成。　　其校书的步骤是：首先广搜异本，从残存的刘向叙录中，可知其搜集异本之丰。如《管子叙录》云：“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卦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再如《晏子叙录》云：“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由此可见，刘向在校书前彻底做到了广搜异本的首要工作。广搜异本后，需要做的是以异本互相补充，核定文句。如《战国策叙录》云：“所校雠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篇。”又，《孙卿叙录》云：“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已定。”所校《战国策》、《孙卿书》既然如此，所校其他诸书可知。既以异本互相比较，除去重复，予以编定，同时根据每篇的重复本核定文句，这就是所谓“校雠”。刘向在《别录》中称：“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　　校雠是一项十分细致而艰辛的工作，校书者若怨家相对，一丝不容疏忽，一字也不会放过，经过如此认真的校雠，于是许多古籍的错、脱文句得到补正。《别录》中指出：“（尚书）臣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由此可见其校雠的成绩了。经过校雠的书籍，皆较原来的各种异本优异，于是将此新本缮写，作为定本，校书的工作便告完成。　　刘向在校书的过程中，同时编写叙录及编制图书目录。所谓“每一书已，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编写叙录的内容包括此书的篇目、全书大意及校定过程。在中国学术史上，这是具有创造性功绩的，为以后的图书评介树立了样板。可惜这些叙录大多亡遗，目前只剩下《战国策》、《管子》、《晏子》、《列子》、《邓析子》、《孙卿新书》、《韩非子》、《山海经》等8篇（其中有刘歆撰《山海经叙录》一篇）。　　刘向在中国史学史上更大的贡献是编制图书目录。他在整理与校雠书籍的同时，依据书籍的内容和流派，进行分类，编制成有系统的目录，全部工作在他生前已大部分完成。死后由其子刘歆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目录——《七略》。　　刘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著称。成帝河平中，受诏与父刘向领校秘书。刘向死后，继父前业，总群书而辑为《七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伎略》。　　《辑略》为全书的叙录，其余六略，将全部图书分为六大类，大类之下，又分小类为种。六略著录图书共有38种，603家，13219卷。其六略及38种名目如下：　　六艺略指儒家经书，包括：①易；②书；③诗；④礼；⑤乐；⑥春秋；⑦论语；⑧孝经；⑨小学。　　诸子略指社会各个学派，包括：①儒；②道；③阴阳；④法；⑤名；⑥墨；⑦纵横；⑧杂；⑨农；⑩小说。　　诗赋略指文学作品，包括：①屈原赋之属；②陆贾赋之属；③孙卿赋之属；④杂赋；⑤诗歌。　　兵书略指军事方面的书籍，包括：①兵权谋；②兵势谋；③阴阳；④兵技巧。　　数术略指天文、历法、五行、占卜、地理之类的书籍，包括：①天文；②历谱；③五行；④蓍龟；⑤杂占；⑥形法。　　方伎略指医药、神仙等书，包括：①医经；②经方；③房中；④神仙。　　从以上来看，这是一部严密而有系统的图书分类目录，著录了当时所有的重要典籍，反映了西汉末期以前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概况。它不但是中国目录学上的一项辉煌成就，在中国学术史和史学史上，也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史记》为西汉史学揭开了灿烂的一页，《七略》则为西汉史学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它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具有首创的意义，为以后书目体例、分类编制方法奠定了基础。七略分类法，比欧洲第一个正式的图书分类法，即“万向图书分类法”早一千五百余年。　　可惜的是，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都在唐末五代时亡遗。所幸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删节《七略》而成，因而我们现在才能够看到其大体面貌。　　刘向对史学的另一个贡献就是编写《列女传》，又名《古列女传》。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西汉后期成、哀诸帝挥霍无度、放荡荒淫，那时既有以轻歌曼舞而闻名的赵飞燕，又有宠男董贤与哀帝的短袖之欢，宫闱丑闻四散传播。刘向于是借古讽今，遂撰《列女传》，欲以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及孽嬖乱亡者讽喻天子。据史书记载：刘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死，故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之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57—1958页。）。这里的赵、卫之属指的是以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和卫婕妤为代表的外戚集团，可见其编写动机和思想是为了反对女宠干政和外戚专政。该书以妇女为撰写对象，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嬖孽等七门，共计记载了先秦至汉代105名妇女的事迹。上至后妃下至民间女子，既有正面典型，即符合封建伦理道德或有嘉言懿行的贤女，也有反面典型，即孽嬖无德、乱家亡国的妇女。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为妇女列传的书，从而反映出刘向对妇女作用的重视。该书对后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撰写人物专传成风，同时对正史也产生了影响，《后汉书》中列有《列女传》。为中国古代妇女史的研究提供了独到的史料。　　刘向还撰有《新序》、《说苑》等书，书中采用传记故事，借以褒贬政治得失，阐发兴亡成败之理，为统治者提供借鉴，同时又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可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刘向、刘歆父子在校理我国古代书籍中的贡献是值得称道的。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通解·自序》对其有较高的评价，“刘向父子部次条例，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　　从褚少孙、冯商、史岑、晋冯、段肃、扬雄、刘向、刘歆等人写史、治史的情况及其学养，可以看出西汉后期的史学及其所受经学的影响。续撰史记的褚少孙、冯商、段肃等皆治儒家之学；晋冯“好古乐道”，当亦是儒者之流；史岑可与好经学的东平王苍相比论，则其为儒生无疑；扬雄、刘歆更是人人皆知的驰名儒家。以刘向而论，他的史学，完全在经学的笼罩之下。其《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新序、说苑》诸事，皆用史事以辅翼其经学。至于他的校书、编写叙录及编制图书目录，则是超乎主观思想的纯学术研究工作，这是沉湎于学海已久，往往出现的一种清澈境界。　　2.刘珍、蔡邕等与《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是东汉时刘珍、蔡邕等奉汉朝廷之命而编写的，为官修史书。全书二十四卷。所谓东观，是东汉都城洛阳的宫殿名，即当时的修史处。　　参与编写的除刘珍和蔡邕以外，还有班固、边韶等十余人。明帝时班固等撰世祖本纪、列传二十八；安帝时刘珍等撰建武、永初年间的纪表及名臣、节士、儒林、外戚四传；元嘉中边韶等撰孝穆帝纪、崇帝纪及顺烈皇后传。由上可知，从东汉初年明帝开始，朝廷即不断诏修当代的历史，包括帝纪、年表、载记、志以及皇后、名臣、节士、儒林、外戚、外族诸传，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东汉以前，史官及时记事为天职，写史则为私人事业。从东汉明帝时起，中国史学史上出现诏写当代史的新猷，即官修国史。此书在晋代与《史记》、《汉书》同称三史，其后因《后汉书》盛行，唐中期以后流传渐少而散失。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原书为143卷，唐时亡遗16卷，北宋时仅存43卷，今本仅存24卷，是清代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录遗文而成。实质上，范晔的《后汉书》就是以《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汇集七家《后汉纪》、《后汉书》而成。　　由于《东观汉记》为官修史书，因而其溢美之词、歌颂之笔，处处可以看到，这也是官修史书的弊病所在。但是政府能支持重视修史，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集体编写，实为史学史上的大事，值得记上浓重的一笔。后代各朝官修史书的制度，实滥觞于此。　　蔡邕为《东观汉记》的写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生于汉顺帝时，卒于汉献帝时。少博学，好辞章、术数、天文等。遂被召为郎官，校书东观。后虽被治罪，但在狱中仍陈辞，乞请“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3.荀悦与《汉纪》　　荀悦（148—209年），字仲预，是颍川的名门望族。汉献帝时，官至秘书监侍中，当他50岁的时候，受命按照编年体改编《汉书》为《汉纪》，3年后书成，为30卷，其内容仅为《汉书》的三分之一。　　《汉纪》以《汉书》的纪为纲，大量吸收了传的材料，还吸收了一些表的记载。正如《汉书》发展了《史记》的体例，而创立了断代的纪传体，《汉纪》发展了《春秋》和《左传》的体例而建立了断代规模具备的编年体。过去，《春秋》记事不记言，只能表示事件的发生而不能表示其发展的过程。《左传》克服了这样的缺点，但体例庞杂，对于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没有作出适当的安排，因而也没能严格地按编年体的要求编撰。《汉纪》对于主要的史事是一律按照年月日顺序来编排的。对于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作为补充的记事，用连类列举的方法加以处理，可称之为类叙法。此法的创立，大大扩充了编年史的叙事范围，较之《春秋》和《左传》，已前进了一步。例如，张良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不可不记其生平，但他的生平又不好按年去记，《汉纪》便把这样的记载安排在沛公二年“迁张良于留”之下。又如张骞出使西域各国不可不记，《汉纪》便在武帝元光六年“张骞封博望侯”之下，先记张骞的出使，接着就记西域各国。这一记事方法是《汉纪》在体例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创造，使它避免了《左传》那样在体例上的庞杂，对于后来的编年史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汉书》与《汉纪》被称为“班、荀二体”，是纪传、编年二体的代表。　　《汉书》的文章无《史记》的隽永、峭拔、奔放之气，但写得娓娓动人，于从容不迫之中能绘声绘形。而《汉纪》因局限于篇幅，在这一方面则有特殊的困难，但也能斟酌情形，对《汉书》的这一特点作了一定的保留。可见《汉纪》对于《汉书》中内容的取舍，自有它的标准。《汉纪》问世后，为世人所重，被誉为“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后汉书》卷六二《荀韩钟陈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62页。），大行于世。后来袁宏《后汉纪》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等编年史书都发扬了这一传统。　　《汉纪》的出现，扩大了《汉书》的影响。也使它们成为封建社会正宗史学两类“正史”的创始者。在后来史学的发展中，不同时期不同史学流派对于《史记》和《汉书》、《汉纪》的不同态度，常常成为其史学倾向的标志。　　荀悦除了著有《汉纪》以外，还写有《申鉴》一书，是其史学思想的反映。　　4.赵晔与《吴越春秋》　　《吴越春秋》是东汉人赵晔所撰。记述吴国自太伯到夫差，越国自无余到勾践时期的历史。原书12卷，宋代以后其书已有缺遗，今存10卷与旧史记载之外，增加了许多民间传说，具有补缺遗漏的价值，是研究吴越历史的必要资料。　　5.袁康与《越绝书》　　《越绝书》是东汉人袁康和吴平合撰的，也叫《越绝记》。原书25卷，现存15卷。该书的写法是就原始材料略加排纂，尽量保持原来的面貌。内容是记述吴越两国的历史及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计倪等重要人物的活动。　　6.陆贾与《楚汉春秋》　　《楚汉春秋》原书9卷，现存辑本一卷，为西汉陆贾所撰。陆贾为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是汉高祖的从臣。该书用编年体记述了秦灭亡后楚项羽与汉高祖之争，以及汉惠帝与文帝时事。是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六）秦汉时期的史学特征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在史学方面也是如此。司马迁和班固创立的纪传体和断代史对后代的影响非常大，我国之所以出现史学著作汗牛充栋的现象，与秦汉史学所建立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秦汉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　　1.开创了纪传体编史的先例　　纪传体是秦汉史学的创造，司马迁是开创者。他在《史记》中采用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5种体例。“本纪”放在全书之首，按年月次序编写帝王的历史，以记载帝王的言行政绩为主，同时叙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排列人物或事件；“书”记载典章制度；“世家”主要是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这5个部分既有分别，又互相联系，相辅相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5种体例中，又以“本纪”和“列传”为主，故称为纪传体。在《史记》的影响下，纪传体成为我国古代史学的最重要编写体例，二十五史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编写的。　　2.厚今薄古的史学思想　　秦汉时人写史大多厚今薄古，与现实紧密联系。在著史中，略古详今。《史记》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撰述当代史，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纪》以及官修的《东观汉记》都是以当代史为主，而且由当代人写当代史。其他如东汉卫宏的《汉官旧仪》、应劭的《汉官仪》等著述写的都是当代的官制和礼仪。充分说明秦汉史学家著述为现实服务的观念。　　3.秦汉史学进入了新的时期　　秦汉时期史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它的重要性也愈益明显，因而编写历史书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出现了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如《史记》、《汉书》等巨著，而且这两部著作均为私人编写。与此同时，统治者越来越重视史书的编写工作，特别是组织人力集体编写，如《东观汉记》等就是统治者组织学者进行编写的。随着史学地位的提高，史学著作成为目录中的新门类，史书的类别比以前明显增多，在纪传体之外，还有编年体、杂史、起居注等形式。据清代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统计，东汉共有史部书196部，其中绝大部分为两汉史。因此晋荀勖在《中经簿》中把所有书分为4类，即甲、乙、丙、丁，史学著作列于丙部，从而使史学成为目录学中的新门类。　　4.秦汉史学的承上启下作用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承上启下阶段，秦的统一结束了长达四百余年的诸侯割据局面，大一统的局面为史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鸿篇巨制的史学著作开始出现，如《史记》、《汉书》等。这些史学著作并不局限于以前的史学体裁，而是创造了纪传体的新形式，这种纪传体记史方法被后代加以发展，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主流。这一时期，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史学著作的重要性，因此，支持史学著作的编写，官修史书也已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官修史书的方法也为后来的历代统治者所仿效，出现了很多官修史书

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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