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我不會停止書寫上海

2014-08-13 16:51:56來源：上海採風作者：劉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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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去採訪程乃珊，是約在她富民路上的家裡見面。富民路鬧中取靜，靠近靜安寺的中心地帶，卻是窄窄的一條馬路，兩旁植物繁盛，光影斑駁，在正午時分特別濃烈的大太陽底下，很有點時光交錯的意思。但這些只是序曲，當我坐在程乃珊家的客廳里時，才真正有了時光倒流的感覺，因為在這間客廳里，無論是那張殷實飽滿的橡木餐桌，還是那架樸實低調的褐色鋼琴，甚至是鋼琴上那座所有的指針都停了腳步的老式座鐘……它們，都實實在在是「百歲高齡」了。而當客廳的女主人程乃珊挽著長圍巾坐到我對面的時候，我很肯定，今天的採訪會有很多關於老上海的好故事。

一條銀行家的庭訓

而事實上我們的開場真的是一個故事，是關於一個賣豆腐的老人。在很多年前老人還是青年的時候，他通過賣豆腐起家，一點點從豆腐攤做成了豆腐鋪，從小門面做成了連鎖店。老上海總是有這麼多白手起家的傳奇故事，但程乃珊說的這一個，重點不在傳奇，重點在——「你曉得么，就是這樣一個賣豆腐的行當，它們都有自己的行業組織，它們都有自己的行規，口口相傳。在這個過程中，小至行業的傳統和道德，大至社會的傳統和道德都得以存續，而這些所謂庭訓、門風、家規、家傳、家教、家學、家史……這些文化傳承中細小卻關鍵的紐帶，我們今天還留下多少呢？」程乃珊略有些無奈地說。

之所以說給我聽這個「豆腐行規」的故事，是因為我問到了她最新的寫作計劃。程乃珊說，她正在寫一部紀實體的小說，想以一個大家族中小孩子的成長故事，紀錄一個家族裡幾代人的變遷和經歷。是的，這個小說的原型，正是她自己家族的故事。「我的祖父母早已去世多年，我的父母也去世了，而我自己也做了祖母。可是有一天，我忽然發現，我們家族的第五代孩子，他們完全不了解自己家族的事情，也根本沒有興趣知道。」這個發現讓程乃珊有一點遺憾，但更多的是忽然湧起了責任感和使命感：「我作為和祖父母生活最久的孫女，是最了解家族故事的人，更從祖父母那裡直接得到了關於家族的很多資料和照片，所以我覺得，我有責任寫一本家族故事，讓後輩們能更了解自己家族的歷史——要不然，他們肯定連我們家族的庭訓都不知道了。」

好吧，我承認我被震懾了一下，「庭訓」這種東西，現在又有幾家還有存留呢？「那……你們家族的庭訓是？」我真的很好奇。程乃珊不假思索地說：「當你身上有10塊錢的時候，你只能表現出5塊錢的身家，而且只能花兩塊錢。」看我聽得有點發愣，程乃珊笑著解釋道，「這大約與我爺爺從事金融業有關吧。」

是的，關於程乃珊的家族史，那又是另一個老上海的傳奇故事。程乃珊的祖父程慕灝老先生是一位著名的銀行家，當他只有16歲時就背著一個小包裹，隻身從浙江桐鄉的鄉間小道來到十里洋場的上海灘謀生。他憑著自己的勤奮、才智和毅力站穩了腳跟，自謀職業進入大清銀行做練習生，用最短的時間熟悉了銀行各種業務，並顯示出卓越的才能，得到了上司的器重。他曾擔任日本神戶中國銀行副主任，上海中國銀行國庫主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中國保險公司監察人等職。1946年，當他的小孫女程乃珊呱呱墜地時，他已是上海乃至全國金融界的巨子之一。之後，他的事業發展到了香港。這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中國金融界的前輩、原中國銀行總行常務董事、香港中國銀行原總經理，之後的一生都在為香港的金融界服務，直到晚年仍擔任著香港中國銀行的顧問。

對此程乃珊曾經說過：「我祖父的一生，是一部歷史，也是一部多卷集的長篇小說。我一直在搜集、記錄他的傳記資料，想好好地寫出來。」而程乃珊雖然出生地是上海，兩歲的時候她就和父母親去了香港，在那裡度過了她金色的童年，一直讀完小學四年級才跟父母一起回到上海，那是1956年，那年她正好10歲。可以說，程乃珊從小在上海、香港兩地長大，既有對上層工商、金融界生活的豐富感受，又經歷過「文革」10年的變故和磨鍊，同時，長期在平民區教書的經歷和體驗，又使她能夠用另外一種眼光看待自己的家庭所在的那個社會圈子，這一切都為她的小說創作提供了有利條件。她的第一篇小說《媽媽教唱的歌》發表於《上海文學》1979年第7期，從此開始了她的文學生涯。

一間命運里的房子

在程乃珊的文學創作生涯中，雖然在後期已經趨向於紀實寫作老上海風情錄，她本人也漸漸成為老上海風情人物的一個鮮活符號，成為很多場合里最有資格點評「上海女人」、「上海老克勒」的盛世遺民，但相信大多數人都不會忘記她在文學創作初期寫就的那本小說——《藍屋》。而那間承載著大時代里小人物的悲歡命運的漂亮建築之所以讓人難以忘懷，除了屋裡那些人的命運讓人感慨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這間「藍屋」在現實生活中是真實存在的，只是它的顏色其實是綠色。

讀過小說的人都知道，《藍屋》的原型便是位於北京西路銅仁路拐角的「綠屋」。而這棟昔日曾被譽為「遠東第一豪宅」的綠牆圓形建築背後所承載的滄桑歷史和凄美傳奇，也一點都不輸給小說。「綠屋」是由曾經的「顏料大王」吳同文所建，在那個戰亂頻仍的年代，他靠開發軍綠色顏料起家，綠色自然成了他的幸運色，於是他決定造一座綠色的「城堡」來做自己的家。房子是由當時著名的建築師鄔達克為其親自設計，總共四層並配有電梯，說起來還是上海私人住宅里第一家裝電梯的。電梯的門是弧形的，陽台上卻沒有一根柱子，這樣別出心裁的造型在1930年代的中國是非常獨特的。據說，1938年「綠屋」竣工之日，鄔達克曾對吳同文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可以向你保證，即使再過五十年，這幢房子的現代感仍然是超前的，哪怕再過一百年，我相信她仍不會Out。」

一百年雖還沒過，但至少在現在看來，「綠屋」仍然很In，絕不Out。可惜完美的屋子裡也不總是演繹完美的故事，文革開始後沒多久，吳同文就因經受不住打擊而同姨太太一起在房子里牽手自殺了，據說待到被發現時，兩個人的手已無法分開。雖然曾經發生過那樣的悲劇，但這絲毫不會影響「綠屋」的吸引力，程乃珊的童年是在南京西路、陝西北路的花園公寓度過，而她每次經過那幢銅仁路上的綠房子，都會被它深深地吸引，在她的童年記憶中，「綠屋」給她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孰能料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她結婚之時卻忽然發現，原來她所嫁的良人居然就來自這座神奇的老洋房，他便是吳同文的後人，嚴爾純。從童年時就愛上綠屋，到後來嫁給綠屋主人的後代，再根據綠屋的故事背景創作了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而這部作品又獲得了文學獎，讓她的文學創作達到了顛峰。這一切彷彿一個不真實的故事，讓人不得不相信冥冥中的「緣分」二字。

一本記錄傳奇的筆記

除了「綠屋」，另一處在程乃珊的生命里留下痕迹的屋子，便是伴隨了她幾十個年頭的「花園公寓」。憶及在花園公寓里度過的童年，程乃珊的語氣充滿歡樂：「我們里弄的孩子從小都接受良好的教育，文化氛圍也很好。那時候我們女孩子學鋼琴、芭蕾，男孩子學小提琴，唱的兒歌里除了滬語童謠外也經常會出現《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這樣的英文童謠。這樣的里弄啊，既是一個多層面的小社會，又是一個重情重義的大家庭。」而如今，這座承載著程乃珊童年記憶的公寓早已物是人非，在曾經動蕩的年代裡，一些原本的主人被批鬥趕了出去，本來一家一戶的房子也被塞進了許多層次低雜的新住客，還有一些屋主的後人去了海外定居……童年的夥伴消失在了日新月異的城市中，童年的回憶也越發的無處寄託，這一切都讓程乃珊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惆悵，她想做點什麼，為了自己記憶里的上海，可是又沒有頭緒。

1990年，由於祖父的原因，程乃珊一度移居去了香港。事實上，香港對於程乃珊而言就彷彿第二故鄉，在她心中有著特別的地位和感覺，因為那裡同上海一樣，也曾留下過她難忘的童年回憶。而這一次的返港給她帶來了靈感，程乃珊說：「在我看來，香港和上海就像是一對門當戶對的戀人，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香港，彷彿是舊上海繁華如夢的一個延續，一個平移。事實上，解放前夕也確實有大批老上海的名流遷往香港，為香港帶去了嶄新的資金、理念以及先進管理經驗，促進了香港明日經濟的繁榮。而這一批老上海人雖然日後都成為了香港的精英代表，可那種深入他們骨髓的老上海格調和情懷卻始終沒有改變。只要一個眼神或者一個動作，你就能一眼將他們從人群中辨識出來——啊，他是上海人。」

這一點觸動了程乃珊，她忽然覺得自己有必要為海派文化的傳承做些什麼。於是，從2000年起，程乃珊開始正式涉足與老上海有關的紀實文學寫作，她深入上海的各個階層，筆耕不輟，寫出了一批有口皆碑的代表之作，如《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羅曼史》等。「我要做的，就是將老上海那些被時間蒙塵的傳奇發掘和再現出來，讓更多的人知曉並且記住。」程乃珊堅定地說。

為了達成這個心愿，程乃珊四處尋找上海老人，聽他們講述關於老上海的故事。她還養成了一個職業習慣，就是隨身攜帶一本筆記本。如今，程乃珊的手頭已經有了一個長長的名單，都是老上海各行各業里的見證人，他們的年紀都已經很大，所以程乃珊覺得自己每天都在和時間賽跑，必須要趁他們腦子還清楚的時候，把他們敘述的故事都記錄下來。「我知道有人說我總守著老上海，寫作沒有時代感，但我不怕別人說我寫作面窄，」程乃珊堅定地說，「因為，我心中的老上海寫也寫不完。」

是的，老上海多傳奇，某一幢小樓可能就有一個傳奇，某一戶人家可能也有一個傳奇，甚至某一個人本身就是一個傳奇。寒來暑往，程乃珊本子里的「傳奇」越來越多，而想以一己之身留住一個時代的縱橫百態，這樣的嘗試在別人看來又何嘗不是一種傳奇呢。

採訪部分實錄

記者：上海和香港都是你的故鄉，所以據說你最怕回答的問題就是這兩座城市你到底最愛誰，對么？

程乃珊：呵呵，的確，我最怕就是這種選擇題，非此即彼，因為上海和香港對我來說都是淵源深厚。我出生後十六個月就去了香港，然後十二歲回到了上海，1990年的時候我作為一個作家又去了香港，斷斷續續生活了十年，又回到上海，所以我覺得上海和香港已經深深融入了我的生活。不過，我的事業在上海，上海成全了我的事業，我的家庭在上海，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對上海感情可能更深了。

記者：你現在大多是寫一些隨筆或者懷舊類的文章了，儘管你的文章使更多讀者了解了許多老上海風情，但這樣一味的只回顧不展望，是否有脫離現實之嫌？

程乃珊：關於這個問題，我從來不認為我的文章是懷舊的，因為懷舊是靜止的，近年來市面上是有很多寫舊上海的文章和電視劇借懷舊之名過度消費「老上海」，作品中間的許多細節問題說明他們根本就沒有好好研究過上海的歷史。其實老上海除了百樂門的舞女和穿黑褂子的青幫，還有很多積極的、進步的東西，很多政策、理念在當時就是極其先進的，比如我們上海的製造業、服務業、就業、大學的改革……我們上海今天的城市文化並不是橫空出世的，它們不是無本之木，相對於「只回顧不展望」，我們今天很多「只展望不回顧」的行為對城市發展恐怕更加有害。

記者：你有一本書的名字就叫《上海lady》，能用幾句話概括一下你心中的上海女人么？

程乃珊：我一直說，要欣賞上海歷史，就看上海女人。女人是城市氣質的具體化，猶如燈籠里亮起的那一點火，有了她，整個燈籠就生動起來。比之東京女人的嫻靜，漢城女人的溫順，香港女人的獨立，法國女人的洒脫，我眼中的上海女人就是有點「作」，有點「嗲」，有點「乖」，還有點「煞」。好比炎炎夏日喝一杯冰鎮啤酒，「煞克」；或原汁原味的火腿魚翅雞湯，色香味齊全，能調動起人的全部味覺反應，即上海話「鮮得煞爽」。在我看來，無論是名太名媛，還是里弄眾生，上海女人在百多年的歷史風塵中，婉轉穿行，迂迴展步，不離不舍，她們承載著歷史的滄桑和現代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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