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平：建立靖國神社是為了更多人為天皇獻身

按語：2013年5月，我邀請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方委員會首席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教授做客「季我努沙龍」，給北京朝陽區圖書館的觀眾帶來一場主題為「中日歷史問題的對話空間」的講座。講座現場座無虛席，講座結束後，觀眾們久久不散，圍著步老師繼續提問。現場的情形依然歷歷在目，而敬愛的步老師已經因病去世。刊發此文，紀念我最尊敬的師長——步平教授。——范國平

以下為正文部分。

今天我介紹的兩個情況，都是大家比較關心的。一個是靖國神社問題，一個是日本教科書的問題。

先說靖國神社，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去過或者是了解靖國神社。為什麼要批評日本前首相小泉去參拜靖國神社，恐怕大家會談到這麼兩點，一個是靖國神社供奉了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甲級戰犯，媒體也經常這麼報道；二是反映了日本政府否認侵略戰爭的立場。所以我今天就想講講靖國神社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說到靖國神社，需要引進的一個概念叫「國家神道」。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神道教。神社就是神道教的宗教場所。神道教是多神教，山可以稱為山神，水可以稱為水神，海可以稱為海神，樹可以稱為樹神。但是有一點，非正常死亡的人，比如說車禍或者是戰爭中死亡的人是不可以稱為神的，這是神道教的原則。日本的神社有八萬多個，但是叫「靖國神社」的只有一個，就是在東京，而且並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是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才建立起來的。所以說靖國神社並不是日本傳統神道教的代表。

大家看建在靖國神社裡面大村益次郎的銅像，他是日本近代軍制的創始人，也是靖國神社的創始人。

大家都知道明治維新是日本向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明治維新前日本天皇的權力是被架空的，明治維新之後天皇重新掌握了政權，作為國家元首出現。但明治維新的過程是動蕩的，天皇把權力拿回來的過程中是有戰爭的，也有一些人在這個過程中為天皇而戰死了。所以在明治維新之後提出了一個問題：為天皇戰死的這些人給他以什麼樣的待遇。於是就提出了把為天皇犧牲的人作為神來對待的思想，這個神就是被製造出來的「靖國之神」，為其建立的神社就是靖國神社，這個神社裡面專門供奉為天皇戰死的軍人們。不過要注意，根據這一思想，為天皇犧牲的人一旦進入神社，就不再是個體了，或者說就不再是普通人了，而成為陣亡軍人構成的「靖國之神」的一部分，即「英靈」。

靖國神社本殿前的幕帳上的紋飾是天皇家專用的菊花。這個紋飾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隨便使用的，必須是與天皇有關的地方，如皇宮或皇族的神社。但靖國神社可以使用，說明靖國神社和天皇的關係。在戰前的日本，天皇、靖國神社、為天皇陣亡的英靈三者是結合在一起的。

靖國神社宣稱：為天皇獻身的人總計246萬多人。所以有些媒體說靖國神社裡面供奉了200多萬日本軍人的牌位，數量是沒錯，但是說「牌位」不對，其實靖國神社不存在「牌位」，大家想一想200多萬個牌位可能是需要相當大的地方放的。其實，靖國神社放的是記載那200多萬人的「花名冊」，即「靈璽簿」。在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中，日本軍人在戰場陣亡後，其姓名就被記載在「靈璽簿」上。積累到一定程度，或在一個特殊時刻，靖國神社通過儀式把「靈璽簿」放到「奉安殿」中。這個儀式很重要，當然也非常隆重，因為根據靖國神社的說法，花名冊被送進去「靈璽簿奉安殿」，這些陣亡者就從人轉變成為到神。不過還要注意，這時所謂的神，是整體意義的一個「靖國之神」，不是200多萬個神。經過儀式將人變為「神」，靖國神社的真正意義就在這裡。

為什麼這麼說？

大家都知道日本有八萬多個神社，也有大體同樣數量的寺廟。一般的日本人習慣認為自己的祖先可安放在附近的神社裡，到了節日或者是其忌日，可以將其請回家中，然後再送回去。但是一旦進了靖國神社就沒有可能了，因為進了靖國神社的個體已經變成抽象的靖國之神的一部分，所以你不可能把國家的神請到你家裡去，到靖國神社參拜也就不具有悼念自己親人的意義。正因為靖國神社有這樣的特殊地位，所以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的時候，維護靖國神社的費用是由日本政府支付的，即由陸軍省，海軍省和內務省三家來支付，也就是「國家的神社」。1945年前，神道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我們把他叫做「國家神道」。靖國神社是國家的，神道也成了國家的工具。

靖國神社是戰前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中的重要一環

建立靖國神社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都知道，在戰爭期間需要徵兵，徵兵就要作戰，作戰就會戰死，按理說作為個體，戰死就結束了，但是在戰爭還未結束的情況下，日本還需要徵兵作戰，所以就需要「光榮地戰死」，將陣亡將士變成神，鼓動人們去參拜。由於有這樣的宣傳，才會讓更多人心甘情願去作戰，去戰死。日本戰爭期間的徵兵是非常簡單的，就是將一張紙寄到家，收到這張紙等於收到了徵兵令，就要去軍隊報到。軍人們在衝鋒前，相約到靖國神社見面，接受軍國主義教育。可見，靖國神社在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鏈條里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當然，民眾是不是真正對靖國神社真的尊敬是另外一回事。在戰爭中，日本每年都在靖國神社裡舉行弘揚靖國之神的祭祀活動，搞活動的時候把陣亡者家屬請來，儀式通過電台向全國廣播好似很隆重，但是在現場，人們會聽過親屬的哭泣聲，很多母親還發出哀嘆：辛辛苦苦培養孩子二十年，一旦戰死卻成了國家的神，連請他回到自己家裡的機會都沒有了。

戰後靖國神社有沒有什麼變化呢？是有變化的。日本戰敗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認為作為軍國主義教育工具的靖國神社很惡劣，應該放一把火把它燒掉，切斷軍國主義教育的鏈條。但另一方面，美國又特別關注日本天皇的社會影響，擔心銷毀與天皇有密切聯繫的靖國神社會產生消極作用。所以沒有燒靖國神社，但是制定了「神道法令」，其核心內容是取消靖國神社的國家神社的地位，令其作為宗教法人繼續存在，即令其成為普通的神社。按日本新的憲法，政教分離也是基本的原則。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現在的靖國神社和戰前有很大不同。

但是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我們剛才說過，進入靖國神社所謂的二百四十多萬人的家屬在日本被稱為遺族，即「烈屬」。戰後，遺族們成立了相互扶助的福利性組織，即「遺族會」，各個地方都有遺族會分會。本來遺族會是不過問政治的，只在生活上互相援助，但後來發生了變化。使它發生變化的人叫賀屋興宣，他是被釋放的甲級戰犯嫌疑人，後來還做了遺族會會長。他做會長的時候，提出遺族會不應當僅僅是互相協助的機構，應當提出政治要求。他提出：我們的親人們都是為國家犧牲的，為國家戰死的，為什麼國家不管我們，也不管靖國神社了呢？所以他以遺族會的身份向日本政府提出：日本政府應恢復對靖國神社的管理，包括提供資金等。這個要求得到了保守派政黨的支持。自民黨在1967年提出了「靖國神社國營化」的法案。但國家管理靖國神社說明政治與宗教的結合，遭到許多批評。從1967年開始，這個提案連續6年在國會被否決。

考慮到直接要求國家管理的「靖國神社國營化」法案難以通過，自民黨的政治家在1974提出了所謂的「迂迴法案」，即提出日本的政治家們要去參拜靖國神社，甚至要求國外的元首來訪問也要去參拜靖國神社。保守派認為這個法案如果能夠實施，等於變相地將靖國神社變成國家機構，離國營化就不遠了。雖然這個法案也沒有被通過，可是也提出一個是非題：政治家們是否要去參拜靖國神社。本來，日本首相及政治家在這之前也有去參拜靖國神社的，沒有什麼顧慮，但是從1974年之後就不同了。

由於遺族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團體，對政治家們來說是重要的選票來源，但是自從「迂迴法案」被提出後，有些日本政治家一方面想迎合遺族的要求，以參拜的方式爭取選票，另一方面又怕被批評為鼓動軍國主義，把日本拉回到戰爭時代，所以就製造了所謂「正式參拜」和「非正式參拜」的概念。有的人自稱參拜是表明個人的心愿，表達對其親人的悼念，所以是個人的「非正式參拜」，不是代表政府的「正式參拜」。當然那是狡猾的辯解。我們說過，靖國神社並不承認悼念，參拜就是「弘揚英靈」。

一直到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表示以正式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大家都知道1985年是日本經濟發展到最高峰的時候，那時候日本號稱世界第二。但是日本總認為自己還不是政治大國，在國際政治上沒有地位，在聯合國裡面也不是常任理事國。所以日本政府決定日本要成為政治大國，讓日本民族重新建立自豪感。參拜靖國神社就表明了這樣的意志。

靖國神社雖然保留到現在，但是它的立場完全沒有改變，它本身是鼓吹大東亞戰爭的。靖國神社裡的展覽館是其立場的集中體現。每年特別到八月十五號的時候，有很多舊軍人去靖國神社懷念自己戰友，有的人甚至穿著舊軍裝去。這些年，靖國神社是日本右翼團體活動的陣地。

日軍虐待、虐殺戰俘是直接的戰爭犯罪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對德國和日本的戰爭犯罪分別進行了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審判對建立戰後新的國際關係格局產生了重要作用。在2015年隆重紀念中國的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後，很快將迎來戰後審判的70周年。

關於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爭犯罪的審判的正義性，國際社會早有定論。而日本的主流學界也承認審判否定了戰前在日本的歷史研究領域占統治地位的皇國史觀，推動了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責任的社會性反省，顛覆了此前基於「大東亞戰爭」歷史觀的關於戰爭性質的判斷。而日本社會之所以形成肯定東京審判正義性的主流意識，多數日本媒體也受到東京審判結論的影響開始揭示「歷史真相」，批判充斥皇國史觀內容的教科書，其重要原因在於，在東京審判過程中，揭露出了大量此前不為人知的日本軍隊的殘虐暴行。

早在1942年1月，被德國佔領了國土的歐洲9個國家（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希臘、盧森堡、荷蘭、挪威、波蘭、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代表就在倫敦討論了對軸心國戰爭犯罪的制裁問題，發表了處罰戰爭犯罪宣言，即《聖詹姆斯宣言》。宣言提出：「文明諸國認為對被佔領國一般市民的暴行屬於政治犯罪，應將在有組織的審判手續下進行的對戰爭犯罪者的處罰作為主要目的，對戰爭罪犯進行審判。」這一宣言的意義在於表明了對戰爭犯罪進行審判的態度。作為觀察員參加宣言簽字儀式的中國代表金問泗當時曾表示：「屆時將計劃將這一原則應用於佔領中國的日本。」到了1943年，戰場的發展變化也迫使英美等國開始關注日本在亞洲戰場上的戰爭犯罪。美國連續發表了抗議日本虐待美國俘虜和平民的聲明，也針對日本使用化學武器發出了嚴厲的警告。

1944年5月，中國提議在重慶設立戰爭犯罪委員會遠東太平洋分會，美國提議分會應將在日本策劃與推行戰爭的戰爭罪犯的資料整理後送給在倫敦的總委員會。分會的第一次會議於11月29日在重慶召開，有17個國家的代表參加。委員會每隔兩三周召開會議，從1945年開始，就對處罰日本的戰爭犯罪問題進行了證據資料的搜集和法律問題的討論。委員會分會在重慶共召開23次會議，1946年6月，委員會轉移到南京，又召開了15次會議。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成立後，也派檢察官到中國參加會議。所以，進行日本罪行調查的莫羅上校曾參加過第32次會議。也就是說，對日本戰爭犯罪的證據的調查，其實是在審判前，就有許多國家在進行了。

本叢書中涉及的日本在戰爭中的犯罪，主要是針對戰俘的強迫使用、虐待、迫害甚至殺害的暴行，即《波茨坦宣言》中明確提出的「虐待吾人俘虜者」的直接戰爭犯罪，亦即規定在1899年《陸戰法規慣例公約》中的「通例的戰爭犯罪」。根據此公約，戰俘「必須得到人道的待遇」而不得虐待的原則，對已經放下武器或喪失自衛能力並已無條件投降的戰俘不得殺、傷。但正如這些資料所證明的，日軍完全違背了公約的原則。

需要說明的是，日軍在戰爭中對中國戰俘的迫害行為與本書中介紹的對西方戰俘的迫害毫不遜色，甚至更加嚴重。但是在東京審判中卻沒有作為主要問題提出。所以，才出現了中國遭受迫害的中國勞工向日本政府和企業提出的訴訟。而讀者通過這四本書，可以對日本在戰爭中的罪行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中國抗戰史學會會長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中方首席代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步平

2015年9月10日

附：

范國平：悼念敬愛的師長、步平教授——我與步平老師的交往

步平老師走了。心裡非常悲痛，潸然淚下。最早見到步老師，是在大學，我導師邀請他到南師大演講，他講的是靖國神社問題，記得當時還追著步老師提問，步老師頗多勉勵。

我12年底在北京創辦季我努沙龍後，13年上半年邀請步老師講演，步老師講的是中日歷史問題共同研究，他是中方首席代表。後來他的講演收入《中國的脈動》。

我個人及季我努學社得到了老師莫大的關懷。步老師總是勸我，研究抗戰不要對日本和日軍有情緒，要保持平實客觀的態度，這樣才能保證學術理性。

我個人的著作譯作，學社的項目步老師都給予了指導和支持。步老師為我的《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撰寫了序言，後來此書被台灣和香港出版社引進版權出版，此前言又被收入台版和港版。

去年我組織學社優秀譯者翻譯出版了《日本遠東戰爭罪行叢書》第一輯，四卷本，步老師擔任學術委員會委員。今年學社出版的《美國國家檔案館館藏抗戰歷史影像全集》，30卷，步老師是編委會委員。這兩個項目，步老師都撰寫了審稿意見，供出版社往上申報項目使用。

去年10月份，步老師又應邀到紅民師伯的蔣研中心與學社合辦的蔣研中心學社講座·季我努沙龍講演。我正在著手要將季我努沙龍全國六個城市的講演全部結集出版，本來還需要步老師校訂講演稿。想不到他就走了。

昨晚探訪榮維木老師病情之時，還談到了步老師的病情。昨天剛從抗戰史群高士華老師那得到了步老師上了呼吸機的消息。想不到今天上午打開微信，步老師就走了。

我絕不會忘記步老師的教誨，也不會忘記步老師的提攜和建議。他剛生病時不讓人探望，今年他好了一段時間，也能參加學術會議。想不到這次又突然發病，想去探望也沒有機會了。

沉重悼念步平老師！步老師一路走好！

范國平

2016年8月14日

責編：胡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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