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守抑鬱症·上篇】擺脫誤區

2007年6月9日，北京「飛越抑鬱，快樂生活」的公益廣告。我國約2600萬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阿靜/CFP

財新《新世紀》 記者 王晨 昝馨 張進

　　清晨6點左右，大街上尚行人稀少，北京市德勝門外冰窖口衚衕，中國第一所精神衛生醫院——北京安定醫院已經熱鬧起來。門診大廳長椅上坐滿患者，到7點鐘開始挂號時，大廳已人流如潮。

　　在主治醫生薑濤的診室外，病人排起了長龍。這位在「好大夫在線」網站上頗受患者好評的醫生，主治抑鬱症。當天的號早已被預約完，還不斷有患者敲門要求加號。到上午10點，他的號就加到70多個。

　　「病人比以前大幅增加。」姜濤告訴財新記者，長期以來，北京安定醫院主要治療精神分裂症，接診的患者中，70%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近年來，抑鬱症患者已經超過了精神分裂症患者。2006年，安定醫院特設抑鬱症治療中心。目前，抑鬱症患者已經佔到了全部患者的一半。

　　姜濤的觀察，與不少地方精神病流行病學調查的結果相符。上海市精神衛生研究所醫生費立鵬結合全國六個地區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在國際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稱，中國抑鬱症終身患病率為6％，遠高於精神分裂症的1％。

　　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醫學博士劉津，如此概括全國抑鬱症的狀況：「抑鬱焦慮增多，門診量大概50%、住院綜合科大概40%都是抑鬱症。」

抑鬱兇猛

央視主持人崔永元回憶說：「抑鬱症離我很近，近得像親兄弟。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時間，我抑鬱並活著??抑鬱症病人有多苦，不說也罷」

　　8月22日下午，在罹患抑鬱症半年後，《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徐懷謙從高樓縱身一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是半年內第二起進入公眾視線、因抑鬱症導致的自殺事件。3月20日，南京女孩「走飯」自殺一天後，她生前利用「時光機」（可定時傳送信息的軟體——編者注）發布的遺言，在她的微博頁面上顯示：「我有抑鬱症，所以就去死一死。」

　　這句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留言，被活著的人們轉發了8萬多次，留下16萬條評論。

　　死者已矣。生者往往難以體會他們生不如死的痛苦。其實，只要隨便查一本醫學專業書籍，就可以得知，「抑鬱症是一種常見的心境障礙，可由各種原因引起，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徵，且心境低落與其處境不相稱，嚴重者可出現自殺念頭和行為。多數病例有反覆發作的傾向，每次發作大多數可以緩解，部分可有殘留癥狀或轉為慢性。」

　　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曾經罹患抑鬱症。他後來回憶說：「抑鬱症離我很近，近得像親兄弟，醫書上描繪的大部分病症我都具備了，還有即興發揮的部分。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時間，我抑鬱並活著??抑鬱症病人有多苦，不說也罷。」

　　即便頑強地活著，抑鬱症患者的生活質量也極其低下。

　　在持續的低落情緒下，抑鬱症重度患者往往伴隨嚴重的軀體障礙：頭疼、頭暈、心悸、氣短、乏力、失眠、胸悶、胃痛、腹脹、便秘、食慾性慾減退，等等。「自殺的抑鬱症患者，自殺前六周一般都看過很多科，什麼心內科、消化科、胸內科、神經內科、內分泌科看了個遍，10%到20%的患者查不出生理問題。這其實是抑鬱症的軀體化表現。」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北大六院）醫生唐登華說。

　　伴隨著軀體癥狀，患者的精神狀態逐漸走向低谷。最常見的癥狀是情緒低落，興趣減少，大腦活動障礙，自我評價降低，自責自罪，社交恐懼，無助絕望。這樣的狀態下，部分病人選擇以死解脫。

　　在安定醫院門診部，一位60多歲的女患者在女兒的陪同下前來就診。她有20年抑鬱症史，每年至少發作兩次，曾兩次自殺未遂。她經常隨身攜帶安眠藥和遺書。「死亡對我來說是很幸福的事情。」她說。對於中重度抑鬱症患者，似乎只有自殺才能終止綿延的痛苦。

　　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的抑鬱症患者很多得不到專業治療。1990年，中國僅有5％的抑鬱症患者得到治療，而美國同期的數字為35％。2003年，覆蓋北京市的抑鬱症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抑鬱症時點患病率為3.31％，終身患病率（調查時無癥狀，但曾經有過癥狀——編者注）為6.87％。這意味著，以北京市1278萬人口計，在2003年4月這一時點，全北京有近87.8萬抑鬱症患者，其中近42.3萬處於有癥狀期。

　　龐大的患病率導致經濟損失嚴重。2007年，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衛生經濟學教授胡德偉聯合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測算出抑鬱症各項成本：中國抑鬱症一年總損失達513.7億元，其中56.2億元為醫療費用，此外都是「間接成本」，包括患者因病失去工作或不得不調換工作帶來的損失。

　　這項調查顯示，抑鬱症人均年醫療費用預估為2957元，18%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中失去過工作。6%的受訪者調換過工作。40%的受訪者尚能保留工作，但減少了工作量。受訪者平均每月損失工資1169元，接近當年的社會平均工資1183元。在全國範圍內，抑鬱症造成的全年工資損失達159.92億元，調換工作成本為1.14億元，減輕工作量損失為183.54億元。

　　因為抑鬱症自殺而導致的過早死亡，也帶來經濟上的損耗。據測算，農村間接損失為43.03億元，遠超城市的8.11億元。

火星與熊熊大火

輕度抑鬱症可以不吃藥，通過心理治療甚至自我調整緩解；中度抑鬱症患者可以用藥，也可以不用；重度抑鬱症患者必須用藥

　　美國抑鬱症患者安德魯·所羅門在所著的《憂鬱》一書中寫道：抑鬱症患者像一根乾燥的木柴，若生活中的火星掠過，就會燃起熊熊大火。

　　安德魯將抑鬱症的起因描述為內因、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這種判斷，符合醫學界現階段對抑鬱原因的研究結果：抑鬱症致病是綜合因素，有遺傳原因，有生化原因，也有心理和社會原因。發病基因不是一個，而是上百個基因，它們相互作用導致了抑鬱症。

　　現代解剖學用手術刀更徹底地描摹出抑鬱症患病機理。上個世紀上半葉，研究人員對抑鬱症自殺者的大腦進行解剖時，發現他們大腦中三種神經遞質（5-HT、去甲腎上腺素和多巴胺）濃度低於常人。這三種神經遞質好比郵差，在腦細胞間傳遞信息。如果這三種神經遞質減少，腦細胞間的信息傳遞受阻，抑鬱症就會不期而至。

　　據安定醫院醫生薑濤臨床觀察，抑鬱症呈獻出行業性特點。公務員、教師、警察、媒體從業者、演藝界人士患抑鬱症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行業。這種現象，在邏輯上可解釋為：工作壓力相當於將乾燥的木柴放置在易燃的環境中。

　　對抑鬱症起因的理解，決定著治療方案的選擇：是給予藥物治療，還是進行心理干預。

　　社會上關於抑鬱症有一個誤區，就是把抑鬱症簡單歸因為性格、心理問題。北大六院醫生唐登華認為，人們往往認為是外部某一具體事件導致了抑鬱症。其實，這種具體事件很可能只是抑鬱症的結果，而非原因。比如一個女兒被母親打了一巴掌就自殺，真正的自殺原因並不是這一巴掌，而是她有病，易受刺激，這巴掌只是最後一根稻草。

　　一般人們聽到某人有抑鬱症，往往首先去猜想是什麼事讓他「想不開」，而不以之為病。央視節目主持人崔永元曾對此有過辯駁：「那些說抑鬱症不是病，而是想不開、心眼小的人，你們吃我的葯試試，那個葯勁是非常大的，我吃那個葯，兩粒三粒，早晨五點、六點、七點、八點才能睡著覺。沒有這種病的人，吃了這個葯，可能三天都睡不醒。」

　　崔永元所說的現象，早已被醫學科學所解釋。國外一本醫學雜誌曾刊登抑鬱症患者腦脊液標本分析，研究者對幾十位抑鬱症患者採用同位素標記技術，來測定腎上腺素、去甲腎上腺素和多巴胺的水平。結果發現，患者組發病期間，這三種神經遞質均低於常人。現代抗抑鬱葯（SSRI類和SNRI類）便是以刺激患者腦部生產這三種物質為方向研製出來的。

　　當然，重視藥物干預，並不意味著心理治療全無用途。從科學角度看，心理治療可應用於輕度患者和康復期患者；但急性期患者和中重度患者，必須依靠藥物治療。

　　「抑鬱症治療要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並重。輕度抑鬱症可以不吃藥，通過心理治療甚至自我調整來緩解；中度抑鬱症患者可以吃藥，也可以不吃；重度抑鬱症患者必須用藥。這個時候，只給他安排心理調整，不給吃藥，他的病情就會加重。」北大六院院長助理姚貴忠對財新記者說。

　　在抑鬱症後續治療中，因對抗抑鬱葯持懷疑態度而放棄治療者為數眾多。由於抗抑鬱葯起效慢，平均起效期二至四周，且副作用大，在起效前甚至會加重自殺傾向。這是患者抗拒服用抗抑鬱葯的一大因素。尤其是一些難治型抑鬱症患者，很難一開始就能找到對症的藥物。在足量足療程試用某類葯無效後，還得再換另一類葯。少則幾個月，多則半年，他們才能試出可起效的藥物。這又拉長了痛苦的時間，增加了患者的絕望情緒和自殺概率。對這樣的患者，醫生和家屬只能鼓勵他堅持服藥，防止他偷偷藏葯。

　　對於治療有效的患者，抗抑鬱葯也並非想停即停，否則會複發。「首次發作要服藥至少一年，一些抑鬱症患者需要終身服用。」北京安定醫院抑鬱症治療中心主任王剛教授說。

　　在他診療的病人中，患者服藥依從性是個難題。30％的患者在起效一個月後放棄服藥；50%的患者兩個月放棄服藥；三個月放棄服藥的患者達80％。

錯位的治療

抑鬱症的診斷是一個難題，若診斷失誤，治療效果會適得其反

　　北京德勝門外安康衚衕，安定醫院大門前，一位經歷多年抑鬱症折磨的患者猶豫再三，不願走進去。後來他告訴財新記者，那時他認為，一邁進安定醫院的大門，一輩子就會帶上「精神病人」的烙印，不好見人了。

　　這種心理，在抑鬱症患者及家屬中較為常見，它造成了抑鬱症患者就診率不到10％的現狀。

　　安定醫院考慮過患者這一心理感受。2006年1月5日，安定醫院抑鬱症研究中心成立。該治療中心主任王剛教授對財新記者說，當初起名時頗為斟酌。最初想叫「心境障礙治療中心」，考慮到這個名稱大眾識別率低，就沒有用。其後想叫「情感障礙治療中心」，又怕患者以為是解決情感問題。最終定名為抑鬱症治療中心，公眾認知度高，又避免患者產生所謂精神病的聯想。

　　抑鬱症治療中心成立後，越來越多的抑鬱症患者慕名前來。「抑鬱症患病率增加也與檢出率提高有關。中國醫療界這些年對抑鬱症的認識提高了。」王剛說。

　　十七八年前，中國的抑鬱症識別率低，國外的抑鬱葯在中國賣不出去。那時美國一個抑鬱藥廠商到中國來調研，安定醫院醫生告訴他們：「我們這裡得抑鬱症的很少。」他們就來中國做普及講座，讓醫生提高對抑鬱症的辨識能力。

　　診斷是抑鬱症的一個難題。若診斷失誤，治療效果會適得其反。在抑鬱症知識未普及前，約20％的抑鬱症患者因伴隨幻覺和妄想，被誤診為精神分裂症。

　　對抑鬱症認識提高後，另一種重要的誤診，成為抑鬱症治療上的攔路虎。即雙相情感障礙易被誤診為抑鬱症。

　　在非專業人士看來，雙相情感障礙屬於抑鬱症；嚴謹的學術概念，則把抑鬱症和雙相情感障礙視為兩種不同的疾病。雙相情感障礙是指發病以來，既有躁狂或輕躁狂發作、又有抑鬱發作的一種心境障礙。它和抑鬱症雖然都屬於心境障礙，但在治療原則上顯著不同。雙相情感障礙的自殺率高於抑鬱症，如果按照抑鬱症治療，一是難治，二是解除抑鬱後，會導致轉向躁狂，發病頻率明顯加快；發作頻率越快，治療難度越大，患者自殺風險越高。

　　王剛及其團隊做過雙相情感障礙誤診為抑鬱症的橫斷面調查。橫向誤診率（同時期）為20％以上。如果開展長期隨訪研究，誤診率會更高。

　　美國最近有一個研究，跟蹤隨訪了13年前被診斷為抑鬱症的200名患者，發現當年被診斷為抑鬱症的患者，46％最後被確診為雙相情感障礙。即目前被診斷為抑鬱症的患者中，可能接近一半實際上是雙相情感障礙患者。

　　有著20年臨床經驗的安定醫院醫生薑濤說：「有的雙相情感障礙患者首次發作時為抑鬱，輕躁狂的時間很短。對於患者家屬來說，輕躁狂很難識別，家屬和患者都不認為是疾病，不會當成問題跟醫生說，醫生採集信息就會有困難。」

　　對於在十幾分鐘的門診時難以做出診斷的患者，王剛建議診斷困難的患者最好住院觀察治療，或者患者及時複診。在住院患者中，抑鬱症患者佔30％，60％以上是雙相情感障礙患者。在不考慮誤診的情況下，雙相情感障礙的終身患病率為3.7％，已屬重大精神疾病。

防控失控

不合格的心理諮詢師和無資質的小醫院，不僅讓患者破財，還會害命

　　患者及其家屬不了解抑鬱症，就難以獲得專業治療。與此同時，一些無效治療卻大行其道。部分心理諮詢師、中小醫院從事不規範的抑鬱症治療，以此斂財。

　　一位重度抑鬱症患者告訴財新記者，曾有一位心理諮詢師對他說：「你有什麼病啊？你吃什麼葯啊？」一位曾在安定醫院就診但拒絕吃藥、轉向心理諮詢的大學生，後來卧軌自殺。有些心理諮詢師認為抑鬱症只是心理原因，耽誤了本應吃藥治療的中重度患者。

　　心理諮詢師進入門檻低，素質良莠不齊，造成抑鬱症治療混亂。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副會長趙國秋認為：「全國範圍內，臨床心理學系鳳毛麟角，缺少有醫學和心理學雙重背景的人。心理諮詢師剛開始沒有歸口單位，後來是人社部發證培訓，發證門檻很低。」

　　在他看來，很多心理諮詢方法，其效果評估和收費標準都有問題，環節沒理順。台灣有精神衛生法，對心理諮詢的組織、展開都有非常細的規定；澳門、香港也有類似的監管法規。而大陸即將出台的精神衛生法只管醫院和醫生行為，其他涉及不多。

　　如今，中國的抑鬱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在專科醫院就診。還有一些患者流往並無抑鬱症治療資質的中小醫院。財新記者見到一些守候在安定醫院的醫托，宣稱自己的醫院能根治抑鬱症。「我們的患者常常被那些人拉到他們那兒，花了1萬多元沒治好，又回來繼續治療，病情因此被延誤。完全沒人監管這種醫院。」王剛說。

　　在多位專科醫生看來，抑鬱症患者到專科醫院就診，是康復之路的開端。前述那位罹患雙相情感障礙20餘年的女性患者，今年確診後，在安定醫院治療僅三個月，病情便穩定下來。只是因患病時間太長，她需終身服用心境穩定劑維持治療。

　　即便如此，她仍然覺得值得：「在絕望的時候，永遠想像不到病好了會是這樣。」在她內心深處，那塊抑鬱陰雲終於散去，它曾隔絕她同這個世界的聯繫。如今，她的生命回歸常態，昔日那綿延不盡的絕望，被買菜、唱歌、散步、交談等日常生活所取代。

　　「我從地獄回到了人間。」她說。

　　這句話，也是許許多多抑鬱症康復者的心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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