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嵇康和阮籍的遊仙思想與詩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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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 嵇康和阮籍的遊仙思想與詩歌創作

三、「縱橫詩筆見高情」——嵇、阮詩歌的抒情境界與遊仙思想

我國古代有關神仙的思想起源甚早。關於遊仙思想和遊仙詩的起源問題，曹道衡先生在《郭璞和遊仙詩》（《中古文學史論文集》，頁199~203）一文中有十分精闢的論述，此不贅引。伴隨著秦皇漢武的求仙服藥和對長生不老的希冀與探求，以神仙為題材的詩歌也出現了，如《水仙操》《赤雀辭》（《全漢詩》卷一一《古詩》）等等皆是。在漢代，有一首《古遊仙詩》，今僅存殘句：「帶我瓊瑤佩，餐我沆瀣漿。」（同上）但遊仙詩起源於戰國時代，由屈原首創，這似乎已成公論。朱光潛先生早年所作《遊仙詩》一文對此有深刻的闡發。屈原的作品，如《離騷》以及相傳為屈原的《遠遊》等詩篇都帶有濃郁的遊仙情調。《遠遊》云：「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清·蔣驥謂屈原：「幽憂之極，思欲飛舉以舒其郁。」「原自以悲戚無聊，故發憤欲遠遊以自廣，然非輕舉，不能遠遊，而質非仙聖，不能輕舉，故慨然有志於延年度世之事，蓋皆有激之言而非本意也。」（《山帶閣注楚辭》，頁145）他將屈原的遊仙詩理解為牢騷之詞，固然有失偏頗，但屈子之遊仙也的確與其在政治上的失意有關。嵇、阮的遊仙詩也是如此。他們秉承了屈子的浪漫精神，將一腔憂愁憤恚灌注於筆端，以遊仙的詩意曲折地批判和抨擊了黑暗的現實社會。關於遊仙詩的藝術傳統，東漢末年的仲長統（180~220）是不可忽略的一個人物。案《後漢書》卷四九《仲長統傳》：

統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地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筑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亨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迹，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恆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棲，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柂。敖翔太清，縱意容冶。」

仲長統的這兩首詩就是遊仙詩。自由自在的精神，離經叛道的氣質，盡寓於浪漫的想像之中。如果我們對比一下嵇、阮的遊仙詩，不難發現他們之間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只不過嵇、阮的情感表達更為隱晦一些罷了。顯然，嵇、阮受到仲長統的影響更為直接。

在嵇、阮的詩歌中，經常出現對於王子喬、赤松子、浮邱公和羨門子等神仙人物的敘寫以及對於神仙生活的描繪。如前所述，詩人歌詠神仙，其中蘊含著深沉的憂患之感，是以矛盾痛苦、彷徨無依的心理為背景的。既然在現實中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那麼就只有退回到自身，在純粹的幻想中構建一個虛無縹緲的神仙世界。因此，借遊仙以抒懷，構成了嵇、阮詩歌的一個鮮明特色。《文心雕龍·明詩》云：「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在正始時期的作家中，嵇、阮在遊仙詩的創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為突出。

（一）「阮旨遙深」：阮籍的遊仙詩

在阮籍的《詠懷詩》中，有不少遊仙之作，儘管詩人未以遊仙命篇。如其中的第八十首：

出門望佳人，佳人豈在茲？三山招松喬，萬世誰與期？存亡有長短，慷慨將焉知？忽忽朝日隤，行行將何之？不見季秋草，摧折在今時。

詩人將它歸入《詠懷詩》之內，正說明它具有「詠懷」的性質。這篇作品濃縮了詩人對人生的詠嘆。詩中的「佳人」是詩人的理想寄託。《詠懷詩》其十九是歌詠「佳人」的專篇：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修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颻恍惚中，流眄顧我傍。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

然而佳人不見，松、喬難招，存亡不定，歲月飛逝，人生正如在秋風中搖曳的小草一樣，脆弱無力，隨時都可能被摧折。在《詠懷詩》的其它篇章里，對於神仙的描寫和歌詠也佔有很大的比重。唐代學者李善說：「詠懷者謂人情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禍患及己，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利而已。觀其體趣，實謂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文選》卷二三）李氏看到了《詠懷詩》的抒情特質，並且指出其中的「情」同魏晉之際的社會背景有密切關係。陳沆在分析《詠懷詩》中的十篇作品時也指出：「此皆詠悲憤之懷也。十章非一時所作，非一感所成。粵自正始履霜之年，下窮景元倒柄之歲，觸緒抒騷，煩憂命管，畏顯題之賈禍，遂詠懷以統篇。雜沓無倫，蕭條百感。惟其譏刺之什，差有時事可尋。至其低徊胸臆，怊悵性靈，君子道消，達人情重。或採薇長往，矯首陽之思；或拔劍捐軀，奮國殤之志；或攬羲轡於雲漢，手無斧柯；或盼同志於天涯，目窮濛汜。但能比類屬詞，何殊百慮一致。光祿《五君詠》云：『阮公雖淪跡，識密見亦洞。』又曰：『韜光日沉隱，雖知非荒宴。』苟得斯意，書不盡言，觸目會心，無煩疏釋。」阮籍目睹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變，對於社會的黑暗和人生的艱辛體會頗深，於是將他在當時的社會情態下所滋生的種種意緒盡情地發諸吟詠。由於詩人擔心顯題取禍，因而以詠懷之名籠統命篇，連那些遊仙詩都未加標題。詩人借遊仙的詩意抒寫悲憤之情，使感情的表達極為含蓄、隱微。陳氏所謂「書不盡言，觸目會心，無煩疏釋」，意思是說對阮籍這類詩歌只能意會，不可言傳，可見他對這些作品的本質做了準確的揭示。

詩人欣慕神仙的輕舉高蹈，飄然無累，說明只有遺世登仙才能擺脫現實生活所造成的苦惱。《詠懷詩》其三十二：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游。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

詩人艷羨漁父乘流泛舟，無所牽掛，希望登上太華山，與赤松子一同遨遊。悠悠天道恢弘渺遠，而歲月卻是無情的，人生也如同塵露一般，轉眼即逝。作品所表達的對神仙的追慕之情是十分強烈的，赤松子這位神仙成為詩人抒情達意的藝術載體。有時，詩人還借遊仙的詩意表達對曹魏悲劇人物的同情，隱寓對曹魏的懷念和悲惜，深沉而動人。《詠懷詩》其六十五：

王子十五年，游衍伊洛濱，朱顏茂春華，辯慧懷清真。焉見浮丘公，舉手謝時人。輕盪易恍惚，飄颻棄其身。飛飛嗚且翔，揮翼且酸辛。

對於此詩的意旨，前人解釋不一，而黃節的考論比較可信。黃氏說：「蓋此詩傷高貴鄉公而作也。《魏志》：高貴鄉公卒年二十。在位凡六年，則即位之時年當十五。詩中稱其辯慧，如《志》載帝幸太學問諸儒事可證。陳壽評曰：『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則詩言輕盪棄身，匪高貴其何指?」（《阮步兵詠懷詩注》，頁78~79）他認為此詩是為傷悼高貴鄉公曹髦而作的，其說可從。詩人讚美曹髦心地純潔，聰穎善辯，又批評他輕盪魯莽，白白犧牲，對他給予了深切的同情。又《詠懷詩》其三十五：

世務何繽紛?人道苦不遑。壯年以時逝，朝露待太陽。願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天階路殊絕，雲漢邈無梁。濯發暘谷濱，遠遊崑岳傍。登彼列仙岨，采此秋蘭芳。時路烏足爭，太極可翱翔。

表面上看，這是一篇遊仙之作，但作品的感情基底是對曹魏的懷戀和對黑暗社會的批判。蔣師爚說：「『願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欲延魏祚也。天階路絕，勢所不能，托之遊仙而已。」（轉引自《阮步兵詠懷詩注》，頁45）詩人胸懷入世之志，而故作出世之想。在他的眼中，魏朝的國運正像清晨的露珠一樣，只要熾烈的陽光一照，就消散不留了。為此，詩人深感憂憤。詩人執著於生活，對光明充滿了嚮往。詩人慾挽住美麗的太陽，希望它永遠照耀大地，澤惠人間，這願望是多麼美好!然而，天階路絕，雲漢渺遠，正如郭璞《遊仙詩》第十七所言：「翹首望太清，朝雲無增景。雖欲思靈化，龍津未易上。」（《全晉詩》卷一一）在無可奈何的情境之下，詩人只能寄情於仙境，在幻想中遨遊昆岳，拾采蘭芳，遠離兇險的時路，翱翔於太極之中。

由以上兩首詩可以看出，《詠懷詩》在感情表達方面是十分隱晦的。正如眾多的論者所指出的那樣，這是由特定的社會環境造成的。清·沈德潛說：「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俶詭不羈，讀者莫求歸趣，遭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也。箋釋者必求時事以實之，則鑿矣。劉彥和稱：『嵇旨清竣，阮旨遙深。』故當截然分道。」（《說詩晬語》第五六條，《清詩話》，下冊，頁531）。沈氏的這一觀點是頗為深刻的，特別有助於我們理解和把握阮籍詩歌的美學風格。但如果不對作品進行歷史的審視，就斷然說《詠懷詩》絕對與時事無關，也不符合實際。以前一首詩而論，詩人實際是以王子喬這位仙人影射曹髦，這樣使讀者認為是它遊仙詩，也就不會懷疑詩人有政治方面的寓意，如此則「當時雄猜之渠長，無可施其怨忌」（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四）了，從而也就避免了個人的無謂犧牲。陳沆謂《詠懷詩》「特寄託至深，立言有體，比興多於賦頌，奧詰達其渺思。比興則聲情依永，言之若不倫；奧詰則索解隱微，聞之者無罪。在心之懣既抒，尚口之窮亦免」，這一見解更為深刻、精闢。阮籍借遊仙以抒情，就使感情的表達頗為「奧詰」，這正體現了「阮旨遙深」的特色。對此，古代的評論家多有闡發。李善謂「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蔽，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文選》卷二三《詠懷詩》），鍾嶸說「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陳延傑《詩品注》，頁23），王世懋認為「深於寄託」（《藝圃擷余》，《歷代詩話》，頁774），胡應麟稱 「興寄沖遠」（《詩藪》內編卷二《古體中·五言》），張溥說「《詠懷》諸篇，文隱指遠，定哀之間多微詞，蓋指此也。履朝右而談方外，羈仕宦而慕真仙，大人先生一傳，豈《子虛》亡是公耶？」（《阮步兵集》題辭，《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頁89），劉熙載說「阮嗣宗《詠懷》，其旨固為淵遠，其屬詞之妙，去來無端，不可蹤跡」（《藝概》卷二《詩概》），這些看法都比較符合阮詩的實際。

（二）「嵇志清峻」：嵇康的遊仙詩

如上所述，嵇康在他的詩歌中則經常抒寫超塵出世的情懷。他創作了真正的《遊仙詩》。嵇康的《遊仙詩》共有兩首，其中一篇是四言詩，現在僅存殘句：

翩翩鳳轄，逢此網羅。（《嵇康集校注》，頁327）

另一篇作品是比較完整的五言詩：

遙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蔥，自遇一何高，獨立迥無雙，願想游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颻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鐘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睹其蹤。

《神仙傳》謂「嵇叔夜有邁世之志」（轉引自《嵇康集校注》，頁371），正是這首詩的立意。他的求仙慾望十分強烈，幾乎在一派仙境中陶醉了。詩人通過對幻想中的仙境的描繪，也委婉地表達了對世俗生活的不滿與憤激。他對人世的生活是有厭倦之感的，所以他在《重作四言詩七首》（一名《秋胡行》）其六中寫道：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嶽，忽行萬億，授我神葯，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練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游八極。

反覆詠嘆的句式，顯示了詩人求仙的虔誠和熱情。詩人試圖在仙境中求得精神的解脫。劉熙載說：「嵇叔夜、郭景純皆亮節之士，雖《秋胡行》貴玄默之致，《遊仙詩》假棲遁之言，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乃知識曲宜聽其真也。」（《藝概》卷二《詩概》）劉氏所論頗為中肯。顯然，嵇康也是借遊仙以抒情的。

在藝術風格上，嵇康的遊仙詩與阮籍的同類作品大不相同。劉勰說「嵇志清峻」，與鍾嶸所謂「過為峻切」，「托喻清遠」（陳延傑《詩品注》，頁32）一樣，都是指叔夜作品的清新自然，激昂有力。嵇康表現遠遊出世之志是毫不掩飾的，他也沒有寄託什麼深意。《重作四言詩七首》第七：

徘徊鐘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鐘山，息駕於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陳祚明說：「《秋胡行》別為一體，貴取快意，此猶有魏武遺風。」（轉引自《嵇康集校注》，頁52）這首詩確實是一篇令人快意的作品。詩人幻想徘徊於鐘山之上，息駕於層城之中，採藥受道，超升紫庭，並在天街中逍遙，獲得永恆的生命。作品質樸朗暢，清新剛健，與魏武帝的《秋胡行》風格相近。嵇康《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乘風高游，遠登靈丘，托好松喬，攜手俱游，朝發太華，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這兩首詩歌詠神仙生活，表達了詩人超凡出世的願望，頗有質直之氣。方廷珪說：「讀叔夜詩，能消去胸中一切宿物，由天資高妙，故出口如脫，在魏、晉間，另是一種手筆。」（轉引自《嵇康集校注》，頁19）當然，我們也不難看出，嵇康的詩歌議論化的傾向比較嚴重。他的一些作品往往情旨畢露，缺乏感染力，在藝術上是不能與阮籍的遊仙詩相提並論的。鍾嶸以為嵇詩「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陳延傑《詩品注》，頁32），明·陸時雍謂「嵇阮多材，然嵇詩一舉殆盡」（《詩鏡總論》，《歷代詩話續編》，頁1405），都是針對嵇詩缺乏含蓄之美而言的。劉熙載說：「叔夜之詩峻烈，嗣宗之詩曠逸。」（《藝概》卷二《詩概》）這兩種不同的藝術風格，與詩人的生活、思想特別是性格上的差異也有密切關係。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篇》中指出：

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

劉勰認為嵇、阮創作風格不同，其原因在於他們的「情性」不同，叔夜「直性狹中」「遇事便發」，這就是「俊俠」；嗣宗「外坦蕩而內淳至」（《晉書》本傳），這就是「俶儻」。

胡應麟說：「凡仙、釋詩，多方外氣骨，殊寡意度。」（《詩藪》外編卷二《六朝》）通過以上論述，可知嵇、阮之遊仙詩並非如此。《詠懷詩》第七十：「有悲則有情，無悲亦無思。」嵇、阮生於憂患之中，深於哀樂之情，所以他們的遊仙詩也浸透著深沉的「悲情」與「悲思」。特別是阮籍的作品，其「意度」較嵇康更深，具有更高的藝術價值。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其五：「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磈磊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吳世常《論詩絕句二十種輯注》，頁54）嵇、阮以其縱橫的詩筆描繪了美麗動人的神仙世界，也淋漓盡致地抒發了美好的情懷。鍾嶸謂郭璞《遊仙詩》「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詩品注》，頁39），以此言評論嵇、阮也是完全恰當的。嵇、阮不是以遊仙詩聞名的作家，但他們借遊仙以抒情，既繼承了楚詞以來的優良傳統，同時又為郭璞《遊仙詩》的創作積累了藝術經驗。清·方東樹說：「郭璞《遊仙詩》，本屈子《遠遊》之旨而擬其辭，遂成佳制。」（《昭昧詹言》卷三《補遺》，四二條）郭璞受到了屈原的影響，但嵇、阮的遊仙詩對於郭氏接受屈原的影響也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嵇、阮在作品中所表現的遊仙情結，並不是脫離現實的冥思玄想，而是由現實生活所激發出來的誠摯、深沉的感情寄託，這是與虛偽的名教和黑暗的社會不妥協的心志的曲折反映。詩人借遊仙以舒懷，既表現了慷慨激昂的豪情，又充滿了排解抑鬱的輕舉遠颺的逸興，顯示了詩人博大寬廣的精神境界，使人振作，使人感奮。從詩人筆下的奇思壯采中，我們獲得了無限的美感。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文心雕龍·才略》）「遣論」與「命詩」固然不同，但劉彥和洞察了他們共同的藝術傾向。在遊仙詩的創作方面也是如此。阮籍和嵇康師心使氣，共同奏出了神仙世界的交響詩。其寥亮之音，永傳後世，橫天之翼，高揚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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