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的藝術家：西爾維婭·普拉斯

2007-08-22 22:05 星期三　　1932年10月27日，西爾維婭·普拉斯出生於馬薩諸塞州韋爾斯利鎮。童年時，她隨父母住在波士頓郊外的溫思羅普，藍天與大海是她最早的識字課本和啟蒙老師。其父奧托·普拉斯是德國移民，波士頓大學的生物學教授，主要研究野蜂，出版了《大黃蜂及其生存方式》等專著。因為求醫不當，奧托·普拉斯被鋸掉一條傷腿，隨即死於壞疽症。八歲喪父，這是西爾維婭生命中一道難以逾越的大坎。當母親將父親的死訊告訴她時，她生氣地說：「我絕不再和上帝講話了。」第二天放學回家，西爾維婭遞給母親一張已經草擬好的誓約——「我發誓絕不改嫁」——逼她在上面簽名。作為「被遺棄的孤兒」，西爾維婭對於童年喪父的痛感終生難以釋懷，起始就不穩當的精神根基決定了她進入社會後在依從與叛逆之間找不到應有的平衡點。更危險的是，她唯美，而且追求完美，早在少女時代她就喜歡像蜂刺一樣扎入死亡主題，那種渴望與世界儘快割別(一刀兩斷)的心情異常強烈。西爾維婭有戀父情結，這幾乎是無疑的，後來，她苦心鑽研弗洛伊德，便是為了解開這個越扣越緊的死疙瘩。在她的詩歌中比鬼魅更難纏的意念便是成長與死亡。為了成長，老爸，我不得不「幹掉」你這個專橫的獨裁者；為了拒絕整個社會的揠苗助長(花樣翻新的摧殘)和薰蕕同器，我不得不自殺。這種既不甘心被異化，又不甘心被同化的念頭，在妥協屈從的大眾看來，顯然是瘋狂，不折不扣的瘋狂。為了發泄自己的憤怒，西爾維婭將惡語的利箭射向父親的「銅像」，在《爸爸》一詩中她的嘶叫近乎絕望—— 　　　　爸爸，我要殺死你。 　　　　我來不及動手你就死去—— 　　　　《爸爸》的主題層層推進，有點像二戰時期的德國裝甲車，冷酷地從屍體上輾過去，輾得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都血肉模糊，這首詩的尾句最為沉痛： 　　　　爸爸，爸爸，你這混蛋，我一切都完了。 　　　　在父權社會裡，在男權社會裡，「爸爸」成了強權的象徵。西爾維婭的心靈艱於呼吸，表現出令人驚悚的受虐傾向，甚至寫出了「每個女人都仰慕法西斯主義者」這樣的詩句，她的戀父情結、憎父情結和弒父情結千頭萬緒糾纏在一起，快刀也斬不了這團亂麻。 　　　　奧托·普拉斯死後，這個中產家庭頓時失去了經濟支柱，西爾維婭和哥哥沃倫又都還年小，母親奧里莉亞同時干兩份工作，很是辛苦。在早期日記中，西爾維婭對母親的敵意相當明顯，而且與日俱增。毫無疑問，喪父和憎母正是她心理疾患的根源。誰又能想到，這位心靈莫名痛楚的姑娘有極大的遮蔽力和上升能量?在學校，西爾維婭是天之嬌女，一朵美麗的校花，從未掉出優秀生的行列，她的生涯就是門門功課全「A」的生涯，獲得各類獎學金簡直輕易得如探囊取物。1950年至1955年，她就讀於全美最大的女校史密斯學院。那幾年，從西爾維婭寫給母親的家書不難看出，她的情緒相當飄忽，一方面，她渴望非同凡響的成功，為此不惜將自己的心弦綳得緊而又緊；另一方面，激情的追鞭狠狠地抽打她，心靈馬蹄般賓士在荒原上，預想中的海市蜃樓卻遲遲不肯現身，為此她感到異常沮喪，飽受失眠之苦。1953年，她在紐約流行雜誌《女士》編輯部實習，由於被哈佛大學的夏季詩人研修班拒之門外，精神一落千丈，回家後服用了過量的安眠藥，泡在游泳池裡，險些喪命。但此事給她帶來了大眾的關心，使她初嘗自殺的「甜蜜」。從少女時代開始，對財富、功名的強烈渴望使西爾維婭焦慮不安，自尊心陷入十面埋伏的危境，可以說，成長的苦悶貫穿了她的整個青春期。 　　　　西爾維婭相當早慧，她小心喜歡童謠，認為自己也能寫出同樣美妙的東西。八歲半時，她的第一首詩發表於《波斯頓旅行者報》，繆斯的偶然一顧決定了她的命運。西爾維婭後來向BBC電台的採訪者彼特·沃爾承認： 　　　　「不寫詩我恐怕沒法活下去。對我而言，它好像麵包與水，或者某種絕對本質的東西。當我寫好了一首詩或正在寫一首詩的時候，我感到絕對充盈。完成一首詩後，你便會從一個詩人的狀態急速下滑成詩人的休息狀態，這是完全不同的狀態。但我還是認為寫詩的實際經驗絕對是一種妙不可言的經驗。」 　　　　在這段話中，西爾維婭總共用了三個「絕對」，她的生命只喜歡極端，各種各樣的「相對」都不在她的考慮之內。很顯然，西爾維婭·普拉斯不怕別人拿這樣的問題來糾纏她：你怎麼敢寫?你怎麼敢發表?你就不怕成為眾矢之的?與其說是她選擇了詩歌，倒不如說是詩歌選擇了她。這位「養蜂人的女兒」不在意蛙塘里那些嗡鳴的批評之聲，這位有九條命的「拉撒路女士」也不認為英語文學的全副重量能將她壓成碎片，永無生還之機。她充分信任自己的天才，除此之外，她還能信任什麼?她曾經預言：「一個新的夏娃即將誕生！」她還以不容置疑的語氣說道： 　　　　「我將喜愛這樣稱呼自己：這個女孩要成為上帝。」 　　　　 　　　　1 　　　　 　　　　1955年，西爾維婭從史密斯學院畢業，獲得富布萊特獎學金，到英國劍橋大學紐漢姆學院進修一年。在那裡，她遇到了她的「巨神」、理想的情人、命中注定的剋星——未來的英國桂冠詩人特德·休斯（ＴｅｄＨｕｇｈｅｓ)，這位比她大兩歲、主修英文和人類學的碩士生，大個子，皮膚黝黑，他的臉龐就像南太平洋復活節島上的石像，充滿刀劈斧削的陽剛之氣。休斯給她的第一印象頗為奇特，他的身體像個「木頭支架」，顯得有點笨拙，可是手指修長，相當靈活，彷彿能跳芭蕾舞，最關鍵的是那張臉，猶如「一個緊繃繃的歡樂球」。他那充沛的激情與活力使他成為優秀的「捕兔者」，除非是性冷淡的女子，否則，一旦被他盯上，便很難不登他的「賊床」。 　　　　翌年二月，在《聖巴托爾夫評論》雜誌舉行的晚會上，兩位年輕的天才不期而遇。當時，特德·休斯已有女友，名叫雪莉·埃德蒙茲，是劍橋大學紐漢姆學院英文系二年級學生；西爾維婭·普拉斯也有男友，名叫理查德·薩松，住在「雙城記」中的另一城巴黎。但這並不妨礙他倆一見鍾情，雙雙墜入愛河。那天晚上，西爾維婭的兩個半睜半閉的棕色小瞳仁宛如亮晶晶的寶石，身上還閃耀出藍色的光環，鬆散的金色長髮覆蓋住半邊臉，遮蔽了那道兩年前自殺時留下的傷疤，健康的沙灘皮膚，豐滿的非洲人嘴唇，修長的玉腿，釅釅的笑意，濃濃的口紅，西爾維婭·普拉斯，這位美國美人，比鐵扇公主更能煽沸特德·休斯的激情，以至於他撇開女友雪莉·埃德蒙茲，與西爾維婭躲在後面的房間里，拉開了通往「新大陸」的愛情序幕。西爾維婭在日記中用滾滾的文字寫道： 　　　　我踮著腳，他踩踏著地板，然後他拚命吻我的嘴唇，扯下了我的髮帶，他吻我的頸子時，我長時間狠狠地咬住他的面頰。當我們走出房間，血淌在他的臉上。 　　　　這場「刺刀見紅」的愛情始於瘋狂。不可思議的是，雪莉一怒之下離開了特德，西爾維婭呢，儘管在日記中承認特德做愛時給她留下了雄偉的印象，「我已極端地墜入愛情里，這隻能導致嚴重的傷害，我遇到了世界上最強壯的男人，最碩大最健康的亞當，他有著神一般雷電的聲音」，翌日，她卻不辭而別，前往花都巴黎，去撲尋那位避而不見的舊情人理查德·薩松，領略被人厭棄的滋味。可想而知，特德·休斯感到何等失望和痛苦，「我只是她的臨時替代品」，這個問題困擾了這位「天神」很長時間。 　　　　在此期間，特德·休斯通過了另一場高難度的考試，在慈善機構一間名為「亞歷山德拉屋」的施粥所，他與一位可愛的離婚女子同居了一個月，幾乎夜夜一絲不掛，卻絕對沒有做過一次愛，他還經受住了另一個漂亮女孩的引誘，拒絕踏進她的玉門。亞當忠實於夏娃，就這麼簡單?在《生日信札·忠實》中，特德·休斯作了以下的表白：「……我專註於你，／因此緊緊偎依在你上面，如此銷魂，／除你之外，其餘都遲鈍。」那時，他忠實於西爾維婭，也忠實於自己的心靈。 　　　　相識並熱戀四個月後，1956年的「布盧姆日」(6月16日)，他們在倫敦聖喬治教堂草草成婚，沒有男女儐相，雙方的家長也只有西爾維婭的母親到場。好在簡短的儀式結束之後，西爾維婭·普拉斯高興得淚流滿面，特德·休斯也得到了「一株水淋淋的丁香」，無論從哪方面說，美與俊的結合都堪稱天作之合。難得一位蘭心蕙質、才思敏捷的美女肯做宜室宜家的賢妻，西爾維婭·普拉斯以其慧眼挑選出特德·休斯的作品，將它們寄去參加一些重要的詩歌競賽，助他贏得響亮的名聲。儘管她對英國的看法——「部分是老人院，部分是陳屍所」——很糟糕，也很少有幾個英國現代詩人能入她的法眼，但她熱愛特德·休斯的作品，表現出毫不作偽的全身心的熱忱，與此相應的是，特德·休斯也認定西爾維婭·普拉斯具有超凡的潛質，蟄睡在她體內的天才即將翻身醒來。 　　　　婚姻的容器太狹小，詩人的天性太浪漫，何況一局婚姻中拘囚兩位天才詩人。他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避無可避的問題：「彼此應該忠實於契約?還是忠實於心靈?」答案無疑是忠實於心靈，但他們的心靈變幻如虹。 　　　　婚後的頭兩年可能是西爾維婭最快樂的日子，一切都很祥和，蜜月期間，他們去了西班牙南部的小村莊貝尼多姆，西爾維婭熱心於畫畫，休斯則坐在她近旁專心寫作，幾個小時總能過得充實而平靜。但天才的詩人決不是理想的丈夫：他不修邊幅，不理家政，而且好酒貪杯，喜怒無常。更要命的還有一點，他是不折不扣的登徒子，其天然的吸引力就像糖塊吸引螞蟻那樣，能隨處吸引年輕風騷的女人，那些「林澤仙子」都對他虎視耽耽，饞涎欲滴。特德·休斯所到之處，少婦們自然而然向他投來好奇和嘉許的目光，他能使她們記起了「愛情」這兩個庫存的字眼，記起曾享受過的最瘋狂的性愛。儘管她們與這位高大英俊的男人只是萍水相逢，並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但他渾身煥發出奧林匹斯山上主神宙斯才有的魅力，勾引女人簡直比漁民用拖網捕魚還要容易得多。女記者埃瑪·泰南特在《愛戀特德》一文中自曝露水情緣，那顯然不是個案。特德·休斯不可能像灰雁那樣忠實於自己的第一個配偶，這也是無疑的。西爾維婭·普拉斯懷疑丈夫與人通姦。這種日益強烈的疑心並未隨著兩位安琪兒的相繼降臨——女兒弗莉達·瑞貝卡生於1960年，兒子尼古拉斯·法瑞爾生於1962年——而有所減輕。由於精神高度緊張和抑鬱，瘋狂的前奏出現了，她一開口便無法停住抱怨，一有錢便隨手而空，特德·休斯彷彿一個遭到詛咒的人，他躲開她，去找尋自己的樂子，而某些樂子根本不費找尋。 　　　　西爾維婭·普拉斯早年自稱為「養蜂人的女兒」，特德·休斯也封她為「蜜蜂修道院的院長」，後來，她又多次在詩作中自比為衰老的「蜂后」。蜂群彷彿人類早期的母系氏族，雌性的蜂后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雄蜂與她交配即意味著死亡。蜂后的競爭對手是那些處女蜂，當她體衰力弱，地位岌岌可危，最強壯的處女蜂隨時都可能發出致命一擊，取而代之。還不到「七年之癢」的限期，婚後六年，西爾維婭的雷達上就發現了情敵的身影——加拿大詩人大衛·魏韋爾的妻子阿西婭·古特曼·魏韋爾，直接威脅到她的位置。初次見面時，阿西婭幫西爾維婭在洋蔥地里清除雜草，兩人親切聊天，誰能料到她們將會因為一個男人而勢不而立，最終又歸於同一宿命?特德·休斯這一回比偷嘴的饞貓走得更遠，他移情別戀，與猶太美人阿西婭公開同居。西爾維婭被嫉妒咬嚙著吞噬著，躺在公寓里發高燒，精神再度瀕臨崩潰，母親邀她回家居住，但她的自尊心還要硬撐，她說：「我一旦開始了奔跑，就不會停下來。我這一輩子都要聽到特德的消息。他的成功，他的天才得到承認。」她還告訴母親：「有段時間我拿不出勇氣見你。在我還沒獲致新生活之前，我再也無法面對你。」在分手後的那個寒冬，他們本來有一次黃金機會可以講和，西爾維婭從德文郡鄉下趕到倫敦與特德對話，打算消除舊日的積怨，一切重新來過，可是她無意間翻閱到他的莎士比亞戲劇集扉頁上阿西婭的題辭，頓時怒火攻心，拂袖而去。 　　　　1962年9月，西爾維婭與德特從愛爾蘭旅行歸來，面對的已是婚姻的廢墟。分居是必然的結局，休斯將共有的儲蓄全留給了西爾維婭和兩個孩子。她很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後一個秋天和冬天，做完了一生一世的事情：寫成第二部詩集《愛麗爾》中最重要的四十首詩作，將父親、母親和丈夫放在筆下反覆拷問。巔峰的狀態、旺盛無比的創造力一度使西爾維婭變得開朗、雀躍而且充滿信心。清晨四點到八點，她以衝刺的速度進入繆斯的花園，摘一枝帶露的玫瑰——「每天早飯前寫一首詩」，而那些詩——《蜜蜂會議》、《針刺》、《爸爸》、《拉撒路女士》、《愛麗爾》、《死亡與商號》、《尼克與燭台》、《黑夜的舞蹈》——堪稱詩歌王國中的稀世奇珍，為她贏得不朽的詩名。 　　　　1963年2月11日，倫敦寒冷的早晨，西爾維婭·普拉斯陷入比沼澤更可怕的抑鬱症，扔下她使用了多年的那支謝弗牌鋼筆，毅然打開煤氣罐的閥門。這一次，她「絕不再」(西爾維婭常用的口頭禪三字經)允許自己有失敗的記錄。你很難確定她此刻是因為特德·休斯的感情背叛而死，因為精神苦悶而死，因為經濟拮据而死，還是要完成「最後的傑作」而死，她將自殺視為最後的詩篇，最後的藝術，視為天鵝之歌，很少有人能明白這位已臻於完美的女子死去時臉上為何帶著大功告成的微笑。 　　　　 　　　　　　　　一生真偽有誰知?西爾維婭·普拉斯承認自己是那種擁有許多面具的女人，特德·休斯在西爾維婭·普拉斯日記的前言中也對此作了證實：「雖然六年中我每天和她在一起，每次離開她很少超過兩三個鐘頭，但我從不知道她對任何人顯露她真正的自我。」在她身上有一個本真的自我和一個詩化的自我，還有另一個深深藏匿的自我不為人知，甚至連特德·休斯——她親愛的夫君——在最逼近的距離(零距離、負距離)內也未曾見到過她縹緲的驚鴻之影。她的日記所展現的是一個耀眼的、令人發狂的、自相矛盾的、碎片一樣難以粘合的女人。不過，它也顯影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實情，比如她的精神狂躁與嚴重的月經前不快症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有些傳記確鑿無疑地寫到，西爾維婭曾為自己的詩集《愛麗爾》(死後出版)認真排列過目錄順序，開卷詩是《晨歌》，壓軸詩是《飼養蜜蜂過冬》。全書第一個詞是「愛」(Ｌｏｖｅ)——「愛情驅使你像一隻遲鈍的金錶在走動」；最後一個詞是「春」(Ｓｐｒｉｎｇ)——「蜜蜂在飛舞，它們體味出了春天」。然而，她自殺後，休斯將原定的目錄序列打亂了，結果整體的意義也隨之起了微妙的變化。休斯這麼做的個人動機是什麼?他有意讓世人誤解自殺的妻子——認為她是一位徹底掉入了精神黑洞的女詩人? 　　　　西爾維婭·普拉斯自殺後，英、美兩國的新聞媒體都視她為憤怒的烈女，特德·休斯呢?則難逃男性迫害者的干係，尤其是一些女性主義者向他發出了措辭激烈的譴責之聲，女詩人羅賓·摩根在《提問》一詩中更是指著休斯的鼻子控告他是殺死西爾維婭的兇手。還有人做出更極端的事情，前後六次將西爾維婭·普拉斯墓碑上的夫姓「休斯」颳去，還挖掉他在墓地四周種植的水仙花球莖。特德·休斯拋妻棄雛，違背道義良心，難免為千夫所指，一系列被翻尋出來的證據對他更加不利，無一不雄辯地證明：特德·休斯——這個代表男性美的「巨神」——是不折不扣的風流鬼，是恐怖的藍鬍子，是喜歡吞噬女藝術家的殘忍惡魔，美女只不過是他的網中的獵物和盤中的食物。1969年，他的第二位妻子、昔日鳩佔鵲巢的阿西婭·古特曼·魏韋爾也以豁開煤氣閥的相同方式自殺身亡，並且親手殺死了她與特德·休斯所生的女兒蘇拉。在第三任妻子卡羅爾·奧爾加德出現之前，特德·休斯所交的兩位女友均給了他相當厲害的下馬威，第一個女友縱火焚燒了他在倫敦北部的住房，由於潮濕的緣故，只燒掉房屋的中間部分，但他的證件、所寫的作品和許多罈罈罐罐均遭厄運。第二個女友則喜歡動不動就報警，控告休斯是「約克郡殺人碎屍犯」和「高速公路瘋狂殺手」，所以他在回家和離家時經常被警察盤問甚至逮捕。所幸這種苦日子不算長，1970年，休斯與溫柔賢淑的卡羅爾·奧爾加德結婚，作為繼母，她對特德與西爾維亞所生的兩個兒女無比慈愛，視同己出。 　　　　幾乎是在最後關頭，在逝世前的幾個月，特德·休斯發表了詩集《生日信札》，向世人表明他一直深深愛憐年輕時的情侶和嬌妻西爾維婭·普拉斯，理解她扭曲而痛苦的心靈，每年10月27日(西爾維亞的生辰)他都為她寫詩，緬懷往昔的悲歡苦樂。這八十八首詩感情豐沛而真摯，滿懷創巨痛深的坦率。與其說人們原諒了這位老詩人。毋寧說人們相信了這位老詩人，他打破長期的沉默，在風燭殘年已無須作偽。 　　　　1998年10月28日(西爾維婭生辰的第二天)，六十八歲的特德·休斯死於癌症。 　　　　 　　　　2 　　　　 　　　　二戰結束後的十年間，歐美詩壇沉寂冷落，古老學院暮色蒼茫，青年人被命名為「沉默的一代」。他們從沉默中爆發只是遲早的事情。1955年，美國詩人艾倫·金斯堡在舊金山六號畫廊當眾脫得一絲不掛，跳上桌子朗誦他的長詩《嚎叫》，引發軒然大波。多米諾骨牌倒下了第一塊，就必然發生連鎖反應。罡風吹起來，道德的假面被刮掉，革命性的暴力姿態給學院派固有的陳腐詩風一記又一記響亮的耳光。1959年，從內部顛覆學院派的美國詩人羅伯特·洛威爾出版他的詩文集《生命探索》(Ｌｉｆｅ Study)，撕下溫文爾雅的面紗，以驚人的袒露將傳統詩人羞於啟齒的個人體驗和內心陰暗面——酗酒、吸毒、自殺、性變態、精神疾患——和盤托出，這些特殊的、隱私的、禁忌的、令人不寒而慄的主題恰恰是美國式的主題。由此掀起了整個詩壇的自白熱，羅伯特·洛威爾的得意弟子西爾維婭·普拉斯以其天縱詩才成為了自由派的先鋒主將。 　　　　法國存在主義大師加繆曾在其驚世駭俗的論著《西西弗斯神話》中開宗名義：「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判斷生活是否值得經歷，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哲學家視死如歸，詩人更不在話下。二十歲時，西爾維婭·普拉斯就嘗到了那勝過初夜的自殺的痛感和快感，她抓住母親的手叫道： 　　　　「這個世界太腐敗了！我想要死！讓我們一起死吧！」 　　　　後來，她的悟性更高，竟自比為《聖經·新約》中被基督點醒的女子拉撒路。視生命為死神手中的作品——高價的純金寶貝，肉體算什麼?只不過是一堆糟粕。於是，這位笑盈盈的女士，年僅三十歲，卻有九次想要像貓一樣死而復生。西爾維婭在《拉撒路女士》一詩中歡叫道： 　　　　死 　　　　是一門藝術，所有的東西都如此， 　　　　我要使之分外精彩。 　　　　身著黑袍的那位紳士(死神)不再猙獰可怕了，他比一位熱衷於巡迴畫展的藝術家更令人感到親切。在另一首詩《高燒103°》里，西爾維婭的精神觸鬚在「純潔」和「愛」這兩個最易幻滅的主題間游移，她決定將女人肉體上的屈辱感、淪落感和情愛上的極度困惑當眾考量。在西爾維婭看來，「每一個女人都是妓女」(《萊絲奧絲》)，心靈中不潔和「罪惡」需要一把大火——華氏103°的地獄之火——來焚燒。最終的解藥只可能是死亡，主動的死亡——自殺——更是解藥中的極品靈丹。自由派中另一位重要的女詩人安妮·塞克斯頓曾與西爾維婭討論解決之道，她說： 　　　　「自殺，是和詩歌同等重要的，西爾維婭和我經常討論這個話題。……死讓我們感到，在那一瞬間我們更加真實，……我們討論死亡就像這是我們註定的生活，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我知道這種對死亡的迷戀聽起來十分荒唐，而且不會得到人們的理解。」 　　　　在個性至上的詩人看來，生使人陷於無聊的集體遊戲而不能自拔，惟有死才能使之與世人分道揚鑣，將社會的「債務」徹底兩清。 　　　　西爾維婭·普拉斯曾渴望從事與寫詩南轅北轍的另一種職業，穿上白大褂，全身凈潔，看孩子出世，看屍體解剖，這一切都令她深度著迷。但要做一位出色的醫生，就必須遵循許多規矩，幾乎每個細節都不容有失，還必須經常與血污打交道，這又豈是她所能忍受的?因此，做醫生，她也就是想想而已。應該承認，她是一位天生的詩人，纖纖玉手縫合、修補的「百衲衣」只可能是詩歌。西爾維婭·普拉斯反對溫文爾雅和裝腔作勢，反對攬鏡自照和顧影自憐，不能忍受那種扼制人性的力量的擺布。她相信一個人應該能夠控制並支配最可怕的經驗(如瘋狂，受虐)，而且應該能以一種明察聰穎之心駕馭它們。但她內心深藏著另一個願望：以自殺的方式赤裸裸地體驗死亡，哪怕一生只有最完美的一次。 　　　　在自殺身亡前一個月，西爾維婭·普拉斯以筆名維多利亞·盧卡斯出版了自傳體小說《鐘形罩》，她揭示了一個精神崩潰、瀕臨死亡的女人主公在大學時代心理上的諸多陰暗面，對大都會，對平庸的生活，對常規的愛情，對一切的一切，她都感到無聊、鬱悶和絕望。故事的背景是冷戰時期的紐約，那個鬱悶苦熱的夏天，中央情報局指控羅森伯格為蘇聯間諜，將他送上了電椅。與此同時，西爾維亞也因為精神錯亂接受了電休克治療，那種從天堂跌落到地獄的感覺並不比羅森伯格坐電椅更美妙。「鐘形罩」，作為全書的核心意象，它既是一件實物——指主人公埃絲特在醫院看到的浸泡死嬰的大玻璃瓶，又是一個暗喻——社會整體就是這樣一尊令人窒息的瓶子，具足獨立個性的人必然遭到扼殺，這就是命運的判決。西爾維婭挖掘並且拓展了「女性受限制」這個主題，因此《鐘形罩》成為適逢其時的女性主義者的通行讀本。 　　　　發生在西爾維婭身上的周期性心理悲劇，也在同時代許多知識女性那兒得到了狂熱的回應，甚至是原版複製，從內容到形式都很少走形。讓自己成為生命的主宰者，這是一種至尊無二的巔峰體驗，是在深淵之上走鋼絲，是精神世界的高空蹦極，它比過量吸毒還要危險。許多文藝天才所追求的異端感覺逼近甚至逾越了瘋狂的界碑，他們便這樣義無反顧地踏上了不歸路。誠如西爾維婭在《鐘形罩》中所說的那樣——「一起嘔吐過的人最容易結為知交」，自白派的另一位女詩人安妮·塞克斯頓(長得很美)與西爾維婭·普拉斯既是1959年波士頓大學詩人研修班(由羅伯特·洛威爾主持)的同窗，又是麥克林精神病院的病友，安妮是一位極其敏感的女詩人，經歷過精神崩潰，因此她的詩作具有不尋常的令人驚訝的心理深度，這正是西爾維婭激賞安妮的主要原因。1974年10月3日，這位「自殺專家」步西爾維婭·普拉斯的後塵自殺身亡。在此之前的1972年1月7日，自白派的另一位重要詩人約翰·伯里曼也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生命。古今中外的詩歌流派很多，但像自由派這樣四位主將竟有三人自殺的情形可謂曠古未聞。 　　　　 　　　　3 　　　　 　　　　才貌出眾的西爾維婭·普拉斯在自我格鬥的緊張狀態中度過了短暫的一生。她是一位慾望滿滿的詩人，具有遠比常人更豐富更熾烈的情感，為此她經常將自己逼入絕境，鞭打得精疲力竭，一點也沒有要憐惜自己的意思。她被公認為現代世界英語作家中最具才華的詩人之一，她的詩句恰似從她的神經末梢奔涌而出的電流，使讀者的心靈受到可怕的震撼。她身後的哀榮——獲得美國普利策詩歌獎，所有遺著(包括日記)都受熱讀和狂捧——或許可以告慰她的在天之靈。西爾維婭的詩集《愛麗兒》以其持久不衰的魅力征服了歐、美文學界，成為二十世紀英、美兩國最暢銷的詩集。 　　　　讀西爾維婭·普拉斯的詩歌，你可以強化自己的神經，鍛煉自己的膽魄，測試自己的心理深度，丈量自己的夢想寬度。可以斷定，第一時間，你將牢牢記住《拉撒路女士》中魔氣逼人的詩句—— 　　　　上帝先生，魔王先生 　　　　當心啊， 　　　　當心。 　　　　從灰燼中， 　　　　我會披著紅髮超生， 　　　　並且像呼吸空氣一樣吞吃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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