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唐長孺、胡如雷與20世紀中國學術史

陳寅恪、唐長孺、胡如雷與20世紀中國學術史

從宏觀上看20世紀以來的中國學術發展史，可以觀察到一個從否定傳統到呼喚回歸本土化的歷史變化過程。首先是西方學術的衝擊，中國學人作出過激的反應，用學術的現代化或西方化來否定本民族學術傳統。然後在民族的危機感和自信心的雙重作用下，又出現呼籲學術的本土化的趨向。但是，本土化並不是要簡單地否定西學、恢復舊學。達到這樣一種比較理性的認識，其實經歷了幾代學者的長期探索，其中就包括陳寅恪(1890—1969)、唐長孺(1911—1994)和胡如雷(1926—1998)。 陳、唐、胡都是20世紀研究唐史的大家。他們身前死後的聲名與毀譽很不同，治學風格與個人性格也差異很大，但放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去審視，仍然可以從他們所從事的學術研究中看到某種共同的東西，那就是對於中國學術獨特品格的不懈追求。20世紀中國學術史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處理傳統舊學與現代西學的關係，只是不同的時期這個問題會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來而已。陳寅恪、唐長孺和胡如雷都以他們各自的方式回答了這個問題，從而留下了自己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先說陳寅恪。 在20世紀前期，陳寅恪所面臨的是如何處理民族學術傳統與外來學術思潮的關係問題。甲午戰爭以後，西學洶湧而入，「新史學」、白話運動、文學革命，都在批判傳統中開闢了自己的道路，五四時期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更達到了一個高潮。但是，有人否定傳統，就有人捍衛傳統。20年代前後就有一些人從反傳統到回歸傳統，梁啟超的《歐遊心影錄》、杜亞泉的論戰以及「學衡派」的出現都是其表現。此時步人史學殿堂的陳寅恪，自然也要回答這一時代的中心問題。 陳寅恪二十多歲就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與名滿天下的梁啟超、王國維和哈佛博士趙元任比肩而立。但我們無須人為地拔高或神化陳寅恪，似乎陳寅恪十四歲留學東洋、二十來歲遊學歐美就已經抱著如何宏大的理想和志願，這未必入情入理。出國留學當時是讀書人嚮往的時代潮流，陳寅恪只是「預流」者之一。至於陳寅恪為何選擇梵文和佛典翻譯文學、西北史地為自己的主攻方向，因緣際會的可能性最大。也許為晚清以來興起的邊疆史地研究風氣所激勵，也許受到海外東方學研究的影響，等等。當然，也可能陳寅恪覺得自己在這個領域能夠博取中西新舊學術之長而補彼此之短。但是，陳寅恪在國外學的這身絕技，回國並沒有「用武之地」，蓋資料不足也，清華國學研究院內響應者寥寥!陳寅恪轉而治中古史實有多方面原因。 陳寅恪唐史研究的名著當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及《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陳寅恪如今已經成為學術經典或標籤。他睿智的片言隻語不僅足以成為後來學者支持自己觀點的根據：你看，陳寅恪都如此說；而且也為做翻案文章的人提供靶子，以顯示自己文章的「創新價值」：你看，陳寅恪都講錯了。但是，陳寅恪真正的學術意義決不僅僅是對某一具體問題作出的研究結論，而在於開創了中國中古史研究的新時代。更進一步說，陳寅恪通過他的中古史研究實踐，表明了自己處理民族學術傳統與外來學術理論關係的態度和方法。大家發現，陳寅恪論著的形式很傳統，提出的問題卻很現代，而處理問題的手法則中西合璧，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陳寅恪試圖創造一個紮根於中國歷史實際的學術範式和方法，那就是他總結王國維所說的「二重證據法」：「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即在學術研究中要做到考古與文獻資料的互相釋證；中文與外文資料的互相補證；西方理論、概念與本國歷史記載的互相參證。這樣的總結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方法論結晶。如果說前兩點主要表現為史料範圍的擴大，是對自古以來特別是乾嘉以來傳統考據學的總結、升華和超越，那麼關鍵的第三點「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就表現為史學觀念的根本變革和更新，是一種曠古未有的全新的方法論(格義佛學與此不類)。因為，域外文獻利用與現代考古學方法的引進和地下資料的發現，固然與西方學術的影響難解難分，但是，只有外來觀念即理論、範式、概念的引進並用之於解釋傳統史料，才導致了近代史學區別於傳統史學的根本特徵。陳寅恪運用文化史觀解釋中國中古歷史，試圖構建中古史學的新框架。所謂關隴集團，所謂胡漢分野看文化不看血統，都是引進外來觀念參證中古歷史的嘗試。陳寅恪說：「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1](p252)這樣一種處理傳統學術與外來理論關係的正確態度和方法，使他成為時代的翹楚! 再看唐長孺。 唐長孺比陳寅恪年輕二十多歲。他的研究範圍也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與陳寅恪先生類似。在唐長孺精力最充沛的20世紀40—60年代，中國社會的政治面貌和文化生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家庭教養還是師承受業，唐長孺所受的都是舊式教育，但在他盛年從事研究工作時卻不能不面對新社會的意識形態環境。因此，對於他這一代知識分子而言，如何處理好舊史料與新思想的關係是個嚴峻的挑戰。如果說，陳寅恪那裡「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還是一個廣泛的概念的話，那麼，在唐長孺這裡就特定地被教條化了的唯物史觀，或者說被蘇聯過濾了的「馬克思主義」所指代。如何處理這個特定的外來理論與民族之本位的關係，是唐長孺那一代學者所必須面對的課題。 唐長孺們確實在努力學習唯物史觀，他在1954年出版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跋語》里說：「在研究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企圖解決歷史上的根本問題，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在這一方面我特別慚愧，從解放到現在經過了五年的學習，然而一接觸到問題的本質，面對著一大堆資料就常常會束手無策，不能作深入的追尋。」唐長孺這裡流露的思想是很真實的。一方面，真誠地希望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並用之於學術研究；另外一方面又深切地覺得「學不到家」。因為唯物史觀用之於具體學術研究，只能得其意而不能隨便貼標籤。唐長孺不會也不願意削足適履，生搬硬套，所以，有時會感到茫然不知所措。這充分體現了唐長孺襟懷坦蕩，雖然不甘落後於時代的潮流，但仍忠於自己的學術良知。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受到陳寅恪的讚賞，陳寅恪收到贈書後回信對唐長孺說：「今日奉到來示與大著。寅恪於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獨頌尊著，輒為心折。」[2](p23)唐長孺雖然是「魏晉封建說」的支持者之一，在這方面的理論探討並不多。他晚年的作品《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試圖總結他關於中古歷史的一些理論思考，提出了所謂「中國是一個亞洲型的國家，奴隸社會帶有亞洲的特徵，封建社會也帶有亞洲型特徵」[3](p18)，也基本上只有結論而缺少論證。倒是他對魏晉隋唐史的具體探索，仍然嫻熟地運用了實證研究方法，很少「以論帶史」(「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評法批儒」文章除外)。他的重要代表作如《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唐書兵志箋正》、《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山居叢稿》、《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以及其他散見的論文等，都體現了微觀入手、宏觀著眼的學術境界。他在這些學術論著中顯示的問題意識、研究思路、論證方法，都是對陳寅恪同時代學者所提倡的引西學人中學的研究理路的進一步發展。所以，陳寅恪用「心折」來表達對唐長孺學術貢獻的讚賞。融新舊學問於一爐的實證研究，正是唐長孺獲得中外學術界尊敬的一個重要原因。 於是，我們發現在唐長孺所處的時代，整個學術界都被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所籠罩，王國維、陳寅恪等倡導的學術傳統被徹底邊緣化了。於是，物極必反，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乃是唐長孺所作的傳統學問。這樣的實證研究更具有「興滅繼絕」的價值。儘管唐長孺也在學習馬列著作，探索所謂亞洲型社會的特徵，但是，他的學術成就和受人尊敬的原因卻不在這個方面。 最後談胡如雷。 胡如雷的命運就不同了。胡如雷從年紀上看比唐長孺小十幾歲，所受到的教育卻完全不同。像胡如雷這樣在北伐戰爭時出生，新中國成立時二十來歲的歷史學者，他們大都在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上下過很深的工夫，也確實被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力量所震撼。在全國上下學習蘇聯老大哥的年代裡，他們接受了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由於年富力強，所受影響也最大。 胡如雷的代表作是《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此外。唐史方面的著作有《李世民傳》、《唐末農民戰爭》以及晚年由散篇論文結集而成的《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論稿》、《隋唐五代政治史論稿》等。胡如雷的論文選題反映了5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界的熱點問題，他積极參与了「五朵金花」中土地問題、農民戰爭問題的討論。胡如雷超出他的同輩人的是，別人也許只是撰寫了若干理論型論文，只有他花十餘年時間獨立撰寫了一部功力深厚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專著。毋庸諱言，這部著作受到《資本論》等著作的影響和啟發，作者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分析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關係、地租形態和地主經濟等。我們也可以說，這是接著陳寅恪在繼續做「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的嘗試之一；也可以說它就是唐長孺引據郭沫若的話所說的那種能夠把馬克思主義「學到家」的理論著作；或者說是唐長孺「亞洲型社會」的理論化論證。難怪唐長孺等自嘆學馬列學不到家的老一輩學者對胡如雷等這一代新人的理論水平始終抱著激賞的態度。當然，胡如雷等對於唐長孺一輩學者的功底也是常懷羨慕之心。20世紀50—80年代的中國史學主要是這樣兩代人佔據史壇的主角位置，他們彼此互補，彼此推賞! 今天，我們站在21世紀初葉，重新回顧20世紀的歷史學發展，就很容易看出陳、唐、胡這三代史學家的學術演變軌跡。陳寅恪著作中的一些具體結論在今天也許已經難以服眾，但是，他圓融無礙地引西學入中學，以文化史觀解讀中古歷史奧秘的探索精神和方法卻具有垂範意義。真所謂「先生之著作容或可商」，而先生之精神卻「與三光而永光」(陳寅恪悼王國維語)。唐長孺自詡為陳寅恪的私淑弟子，用實證的研究業績把陳寅恪等開創的以西學治中學的做法不漏痕迹地加以發揚光大，從而避免了陷於50年代風行的教條主義的泥淖。 至於胡如雷的貢獻則要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儘管如今很少有人評價或者引用胡如雷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因為人們對於如何定義中國歷史時期的社會形態有了分歧的看法。但是，胡如雷關於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的理論，並不是單純地在追求經典作家理論的普適性，他在書中的處理方式實際上是在探索一個能夠解釋和說明中國歷史發展獨特道路的理論框架。不管這個框架是否合適，其中的許多理論探索(比如關於地主經濟的一些分析)仍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尤其在今天，當我們呼籲尋求中國學術本土化道路的時候；我們不能不重視前輩學者所作的探索，其中，不僅包括陳寅恪和唐長孺，而且也包括胡如雷。因為胡如雷的研究其實也構成了中國史學本土化探索道路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是我們今天評價陳、唐、胡等先賢學術論著及其貢獻的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

[1]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張弓．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的「亞洲型」特徵——讀唐長孺師淪著筆記[A]．張國剛．中國中古史論集[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3]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唐長孺師與吐魯番文書 　　　朱雷

在回顧唐長孺師畢生學術貢獻時，就不能不提到在他倡議並領導下，歷時十三年才完成的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唐師對吐魯番文書的接觸，據我所知，早年是通過王樹柟的《新疆訪古錄》、金祖同的《流沙遺珍》等。新中國成立後，除了黃文弼的《吐魯番考古記》，就是《文物》雜誌20世紀60年代後所刊載的少量發掘簡報，還有沙知先生利用出土文書研究有關契券制度的文章，以及所能見到的日本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更集中地看到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唐史的論著是在1962年。唐師囑人由香港購回日本西域文化研究會所編的《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上、下兩冊，其中除引用敦煌文書外，還比較完整地引用了「大谷文書」。利用吐魯番文書研究唐史中的某些問題，此時已引起了唐師的關注，只是由於「左」的干擾，特別是唐師於1964年去北京參加《二十四史》的校點工作，一去十年，直到1974年夏才完成，因而耽擱了下來。 1973年夏，為了編寫中國古代史教材，時任中共武漢大學歷史系黨支部書記的彭神保提出一個點子：為編寫教材外出搜集考古材料。當時，居然得到校方同意，隨即擬出路線圖：洛陽——西安(包括周圍諸縣)——天水麥積山——蘭州——新疆——敦煌——大同。於當年10月初成行，12月中旬由蘭州趕到烏魯木齊。 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院展覽廳中，看到了數件文書。在此期間，也看到了當年出版的11期《文物》雜誌，其上有多篇新疆同人利用文書撰寫的論文。接著又得到新疆博物院的熱情介紹，使我們大開眼界，異常興奮和激動。當時，彭神保提議給正在北京中華書局做校點工作的唐長孺師寫信，介紹初步所見所聞。當年12月底到達敦煌千佛洞後，接到唐師的信，認為這批文書的價值，就在於在某些問題上，「將使唐史研究為之改觀」。同時，提到已向國家文物局領導王冶秋、劉仰嶠建議整理這批出土文書，並獲得同意。1974年元月中旬，我們趕到北京，向唐師作了彙報，並見到國家文物局領導，知道王冶秋決定由唐師主持，由新疆與武漢大學合作，文物出版社負責出資，開展整理工作。 1974年春節後，唐師決定動身前，考慮到整理工作本身之需要，也考慮新疆方面文獻資料的缺乏，故開出了一大批書目。這些圖書既有基本史籍，也有內典；既有學術專著，也有工具書。除了向武漢大學校、系及研究室、圖書資料室借用外，唐師的一套揚州版《全唐文》也裝箱。又考慮到工作的特殊需要，還將在西安購得的一台舊式國產複印機一起運到新疆。而就在動身前夕，唐師一人被強留下來，要他去做他不願做的事——「評法批儒」。而其他能去的人，也因種種原因，一直拖到當年9月中旬才動身去烏魯木齊。 1975年4月底，唐師始成行赴新疆，先期帶通曉英語、日語，熟知典籍年近六旬的譚兩宜先生和我去烏魯木齊。唐師去了吐魯番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墓葬區，看到發現文書的古墓，也參觀了交河、高昌兩座古城，激動不已。但就在去南疆的庫車後，因乘坐手扶拖拉機掛帶的斗車上，行走在路況極差的「機耕道」上，強烈的顛簸致使右眼眼底出血，造成失明。由於新疆醫療條件差，唐師不得不返回北京，住進工農兵醫院(即同仁醫院)診治。我與譚兩宜則留新疆繼續工作，譚兩宜負責清理博物館藏文書登記，我則又下吐魯番地區博物院，清理、拼合、錄文其所藏文書及墓誌。 期間，王冶秋又專門給國務院寫報告，提出由唐師負責，帶領專班人員，整理吐魯番文書。李先念副總理批示「擬同意」，又經鄧小平副總理圈閱，遂決定將此項工作轉至北京進行。我與譚兩宜在9月底結束新疆工作，於10月初到北京，在醫院了解到唐師本因深度近視，視網膜極易脫落，因眼底出血，造成晶體混濁，復明有難度，直到11月15日唐師才出院。這時，新疆博物館也將館藏文書裝箱運到北京，參加整理工作的各路人馬也陸續抵達，唐師開始全身心地投入領導整理工作。 在唐師指導下，我根據1962年冬在唐師指導下所作敦煌文書錄文校補的體會，以及1974年、1975年在新疆初涉吐魯番文書整理的點滴體會，加上學習歷史所1958年所編《敦煌資料》第1輯，以及日本所出《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上、下冊，吸取、借鑒其有益的方法，草擬了一個「錄文須知」。經整理組討論，定下了一個共同遵守的工作原則。 面對近萬片的殘片，首先要在辨識的基礎上，作出準確錄文，而錄文和碎片的拼合是兩項最基本的工作。但出於文物保護的要求，最開始還必須僅據那些照、洗並不高明的小照片，做錄文與拼合。唐師也和大家同樣拿著小照片去做錄文工作，但由於右眼已失明，左眼戴鏡矯正也只有0.3度，困難遠非常人所能想像。最後，唐師發現若在照片背後用檯燈照射，正面看起來就比較清晰，這一經驗也為大家所仿效。 在錄文核對，以及準確進行碎片的拼合時，就要接觸原件了，而這些出自千餘年前古屍身上之物，其中不少還有血污等因素，辨識既難，且多有屍臭味，甚至可能還有細菌，但唐師毫不考慮個人健康，每道工序皆不免省。我出於考慮唐師身體健康，勸他注意少接觸，但唐師說：「我不看原件，怎麼知道對與不對？」只好在休息時和進餐前帶他去洗手。 字難辨識，殘片難拼合，這都是常人所難以想像得到的。而在進入「定名」、「斷代」階段，更是艱辛，因為判斷文書整理成功與否的標誌，主要是根據釋文拼合之準確，「定名」之遵合古制，「斷代」之清晰等諸方因素。其中，文書之準確「定名」和「斷代」所要求的學術水準是很高的，難度因而也是極大的。故作為文書整理的領導者，尤須在歷史及古文獻、書法諸方面具有淵博精深之學識，方能對這批從十六國到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的官、私文書，以及古書、佛、道經典作出準確之定名。面對大量並無紀年之殘片，既要考慮紙質，又要考慮書法之時代風格變化。除了這些「外證」，還特別需要從文書本身尋求「內證」，從而作出適當的判斷(準確或比較接近的「斷代」)。 由於整理組成員來自多方，學識、性格不同，甚或間有「利益」之衝突，也會影響整個整理工作。但唐師不僅憑藉自己的學術威望，而且以「求大同，存小異」的原則，處理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的各種問題，保證了較快、較好地完成整理工作，並陸續出版了十冊錄文本和四巨冊圖文本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在全書出版後，文物出版社的多位編輯都多次給我講到：「要不是唐先生的領導坐鎮，你們的工作就不可能完成」。 人們往往只看到唐先生在整理工作上的貢獻，可能忽視或不知，唐先生在完成整理工作過程中，又直接培養了那些有機會參加整理工作的同志，從具體到一個字的辨識，到文書的拼合、定名、斷代，以及進一步的研究，皆直接或間接得益於唐師的教誨。特別是唐師決不搞知識私有，總是毫無保留地當眾講出自己的精闢創見。當時也有人立即搶先撰文發表。我曾和唐師談及此事，但他毫不在意，依然毫無保留的告訴大家。 由於唐師的倡導和領導，開始於1974年的整理工作，至1986年春，歷時十三年，終於大功告成。唐師提出對吐魯番文書的整理，是在他年屆六十歲時，這時他在學術上早已功成名就，但他在學術上永不止步，永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就，始終保持高度而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始終肩負著強烈的學術責任感。唐師長期離家，持續十年在北京校點「北朝四史」是這樣；遠赴新疆，克服目疾的折磨，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內主持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工作更是如此。在唐師身上，可以深刻體會到什麼是「忘我」的精神，什麼是真正的學人風範。 1976年，唐山大地震。唐師雖有驚無險，並因避震入住故宮武英殿，接著又帶領整理組轉到上海繼續工作，直到當年底，始返京。工作的繁重，生活的困難，加之年紀的增老，唐師生過病，還入北京醫院救治過。特別是在恢復研究生的招收後，唐師還要返校給他的研究生和系裡的本科生開課講授，又作為《中國大百科全書·隋唐卷》主編，還有國內外學術會議，這些都要花費相當的精力，但始終沒有影響他對整理工作的指導。唐師返校是因為研究生的培養需要，但唐師母骨折住院，唐師卻沒有為此請假回武漢照料。唐師在京工作期間，絕大多數日子，中餐在食堂就餐，早、晚餐就由我這個自入初中到參加工作後，均是吃食堂，而不會做飯菜的人去掌勺，但唐師從不高要求，更不責難我。 正是在唐長孺師坐鎮和他身先士卒的率領下，終於完成了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和出版。今天我們在緬懷唐先生的風範時，學習和繼承他光明磊落、無私奉獻的高尚品德，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難以學到的。〔朱雷(1937—)，男，浙江省海鹽縣人，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

唐長孺先生與中國中古史研究——以社會經濟史研究為例

凍國棟

唐長孺先生平生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和宋遼金元史，成就卓著，並於古籍整理和敦煌吐魯番文書整理與研究等領域做出了傑出貢獻，飲譽海內外學林。唐長孺先生在所治範圍內，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並取得學術界公認的業績。僅就魏晉隋唐史研究而言，舉凡此期之社會經濟、政治、兵制、民族、宗教和學術文化等論題，皆有精深研究，歷所發凡，極大地推動了20世紀中國中古史研究的發展，並在研究中提出新的課題，給後學以重要啟迪。有關唐長孺先生在相關領域的學術貢獻及其治學特點，史學界已從不同側面多有論述①。今僅以中國中古社會經濟史研究為例，參據諸學人的評述，就唐長孺先生在20世紀背景下的學術貢獻及治學特點略述一二。

一

如所周知，唐長孺先生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學術實踐中，社會經濟史始終是他所關注的重要領域之一。在他早年所撰《國史大綱》(含《中國中古史大綱》、《中國中古史大綱補編》、《中國近古史大綱》)中，社會經濟史內容即佔有一定的比重②。自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後，這一領域更是唐長孺先生長期探討的中心課題。以下對此略加追述。

1954年，唐長孺先生髮表著名的《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佔領》一文，對屯、邸、別墅或田園的性質、南朝的山澤佔領制度以及北來高門以屯、邸、別墅之名擴大土地佔有之情狀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就屯、邸、別墅的勞動力來源問題予以考察，對南朝大土地演變的特點及山林開發乃至江南農業的發展問題得出了一系列深刻結論。1955年，唐長孺先生所撰《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出版，內中所收《西晉田制試釋》、《魏晉戶調式及其演變》等相關社會經濟史論文，至今仍被史學界視為研究魏晉南朝土地制度、賦役制度的經典性篇章。而後，唐先生又相繼發表《均田制度的產生及其破壞》、《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等論著，對江南大土地所有制、北魏至唐代前期之均田制進行了通盤性的研究。1959年，唐撰著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收錄相關社會經濟史名篇《西晉戶調式的意義》、《北魏均田制中的幾個問題》、《魏、晉至唐官府作場及官府工程的工匠》(以下略稱《工匠》)等論文，分別論證了西晉戶調式的實質及其意義，亦即在土地和勞動者「客」的佔有上，大土地所有制與國家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及其聯繫；均田制之實施年限、太和十年租調製度之輕重、北魏均田令中桑果田之含義問題；魏晉至唐官府手工業工匠身份之演變問題等，進一步在相關論題上將中國中古社會經濟史研究引向深入。1961年，唐長孺先生髮表《關於武則天統治末年的浮逃戶》一文，參據史籍記載及吐魯番文書殘簡與敦煌所出長安三年典陰永牒，論證了武則天統治末年的逃戶問題及官府對逃戶處置政策的變化，指出唐玄宗開元九年的「括戶」之舉乃是武則天長安三年括浮逃戶的繼續和發展。唐長孺先生曾於1962年10月至11月間，應邀為中共中央黨校學員講授「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並發表多次學術演講。其中，以《三至九世紀直接勞動者地位的變化》為題，對3—9世紀長達七百年間直接勞動者的身份、地位及其演變進行了高度概括，分別以「魏晉南北朝時期」和「隋唐時期」對之進行了扼要的分析及論述。第一部分「魏晉南北朝時期」，分別討論了幾種直接生產者：(1)封建依附者；(2)國家編戶；(3)工匠；(4)少數僱傭；(5)奴婢。所論主要側重於農業領域內直接勞動者身份的變化。第二部分「隋唐時期」，則著重從租佃契約關係、納資代役等方面論述了勞動者人身依附關係的變化。這一長篇報告表明唐長孺先生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對中古時期各類錯綜複雜的社會經濟關係業已形成較完整的看法。

20世紀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唐長孺先生受命主持點校《二十四史》之「北朝四史」，並主持新出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工作。在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唐先生以驚人的毅力，挨過了所在高校「左」的政治衝擊和視網膜脫落的巨大痛苦，不僅出色地完成了「北朝四史」的點校任務和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工作，而且仍然不倦地思考中國中古史的若干重大學術論題。1980年之後，相繼撰述出版《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山居存稿》等著作，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一、二編等。其中所收《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頌>所見的課田與莊田》、《唐貞觀十四年手實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問題》、《唐西州諸鄉戶口賬試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客和部曲》、《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絲織手工業技術在西域各地的傳播》、《唐代的客戶》、《唐代色役管見》等，並屬有關晉唐社會經濟史研究之名篇。唐長孺先生晚年所撰《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集中體現了他長期對中國中古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理論思考，其中的《緒論——漢代社會結構》、第一篇之第一章《社會經濟的變化》、第二篇之第一章《南北社會經濟結構差異》、第三篇之第一章《社會經濟的變化》等論述，將中古社會經濟史許多重大論題的探析推向新的高度。

不僅如此，唐長孺先生所撰之其他領域的論文，亦與社會經濟問題密切相關。如《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路交通》、《讀隋書札記》、《敦煌所出郡縣尉判集中所見的唐代防丁》等，內中或關涉孫吳至東晉南朝人民之避役、山林墾闢問題，或論及北魏牧戶和授田制度下的農民，或論及隸戶、雜戶之階級關係，或述及隋初戶口、關中土地狀況及「大索貌閱」之時限問題，或考「防丁」之來源及「親鄰資助」問題，或對南北交通之問題予以考訂。在論述民族問題和士族問題的多篇專論中，亦對社會經濟因素多所論列，如《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所論「人口的掠奪與佔有」、「固有封建勢力之保存及其發展」；又如《南朝寒人的興起》、《士人蔭族特權和士族隊伍的擴大》諸篇對南朝商人、城市商業、國家土地所有制與私人大土地所有制問題的論述以及士族蔭客、免役等內容的討論，對於此期之社會經濟史研究亦甚具啟發意義。

以上所列相關篇章，可以概見唐長孺先生對中國中古社會經濟諸論題不懈的思考和探索，同時也從一個側面表明這一領域在唐長孺先生的學術實踐中所佔有的重要位置。

二

唐長孺先生對中國中古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體現出多方面特色，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在許多論題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其研究特色正如姜伯勤教授所言：「唐先生研究的多是3至9世紀歷史中的大問題，但卻往往是從實在處入手，從細微處入手。唐先生從大的時代、社會、階級和等級的變遷著眼，但卻從典制的辨證、文獻的考核、新史料的發掘等處入手，由此達到歷史與邏輯的統一。」[1](p96)這一概括對於理解唐先生的中古社會經濟史研究也是十分適當的，今謹在此揭示下略加申言。

其一，在揭示歷史真實的基礎上，進而探尋相關社會經濟現象的演變趨向。唐長孺先生有關中古社會經濟史的探討，當然一部分是屬於經濟制度的論考，如土地制度、賦稅制度等。其中論曹魏屯田制度、西晉之占田、課田制；東晉南朝之土地制度特別是大土地所有制問題；北魏至唐前期的均田制問題等，所獲得的結論至今仍被廣泛徵引。而有關賦役制度的考訂和論斷，至今仍是不刊之論，如關於西晉戶調製(包括戶調製的起源、戶調與戶貲的關係、南朝的布與調、南朝的折變)之問題、晉唐間之官府工匠問題、唐代之色役問題(雜職掌、雜任與色役；雜徭、正役與色役；兩稅法施行後的色役、色役與差科的關係)等。更重要的是，他對相關經濟、賦役制度的研究，均以發展和變化的眼光予以考察，將之置於廣闊的歷史背景下揭示其時代特徵及演變趨勢。因此，所獲得的結論較之以往的研究要深刻得多。

其二，唐先生特別重視社會經濟結構中直接勞動者身份的演變問題。其中，關於農業領域內直接勞動者身份的變化，以「客」為線索，詳盡地討論了漢唐間封建依附關係的發展歷程。對不同歷史時期「客」的升降變化條分縷析，從漢代的「賓客」、「奴客」，魏晉南朝的「佃客」、「部曲」，北朝的「蔭戶」以至隋代的「浮客」、唐代的「客戶」(包括浮客與括客、地方官掌握的客戶名籍、兩稅法施行後的土產與客戶、兩稅法施行後地主田園上的直接勞動者)等身份地位，其與國家的關係，與大土地所有者的關係等，皆詳加論證，予以深刻詮釋，從而在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諸方面充分地揭示出魏晉時期社會性質的變化以及中古社會形態演變的階段性特徵。唐長孺先生關於手工業領域內勞動者身份問題的探討也是如此。在《工匠》這一名篇中，他深入考察了魏晉時期的「百工」、北朝的「伎作戶」、南朝的「番役制度」以及南朝至唐代「從番役到納資代役」的變化，「和雇與和市」問題等，對3—9世紀官府作場與官府工程直接勞動者的身份及其演變進行了迄今為止最為詳細而深刻的解說。唐先生還對六朝至唐初的奴婢問題有所論述，特別是對於吐魯番所出唐西州諸鄉戶口賬中所見的私家奴婢、部曲在諸鄉人口中所佔的比重；奴婢、部曲數量的彼此升降及其用於生產的某些跡象，從歷史發展的傾向上令人信服地指出，作為一種落後的社會形態的殘餘，在西州同樣沒有生命力。唐長孺先生於數十年間對於漢唐間勞動者身份特別是封建依附者身份地位及其變化的不懈探討及其所獲得的一系列深刻結論，為史學界準確把握中國中古社會歷史的特質提供了堅實的基石。

其三，唐長孺先生還十分重視不同區域內社會經濟發展的差異。如前舉《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一書及《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佔領》諸篇專論，不僅深入討論了六朝時期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發展演變的歷史軌跡、土地佔有的形式以及田園別墅內部的勞動編製形式和剝削方式等問題，而且探討了江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以及大土地所有者在「山澤佔領」過程中的山澤墾闢及移民問題，為以後史學界進一步討論六朝江南之開發指明了路徑。唐長孺先生曾指出：「從東漢以來，在土地制度上的歷史趨向是封建大土地的發展和鞏固。南北同樣都朝著大土地所有制方向發展，但是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中，南北所走的道路不盡相同。大致上南方的大土地所有制幾乎是直線上升而北方卻經過一條迂迴的道路。」[2](p1)並在50年代中期的論著中簡要分析了導致南北差異的若干原因。而在他晚年所撰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復進一步從南北戶口、南北土地制度、南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等方面，就南北方社會經濟結構展開了多視角的比較，進一步揭示出南北歷史發展的差異及其主要因素。在論述唐代的變化特別是社會經濟的變化包括南北人口分布、土地制度、賦役制度、商品經濟與商稅、經濟重心之轉移等論題上，亦對南北差異以及「南朝化傾向」多所論列，從而在理論與方法上為區域經濟和比較研究提供了範例。

其四，唐長孺先生不僅在整體上對中國中古社會經濟形態有獨到的理解，對經濟制度和區域經濟有精深的研究與思考，同時對部門經濟和籍賬問題等亦有許多創見。如關於官私手工業問題，關於絲織手工業技術及其在西域各地的傳播問題，關於魏晉至唐城市商業、「和市」(包括「宮市」)、「商稅」問題等，多發前人之所未發。而運用吐魯番所出唐西州諸鄉戶口賬殘卷，對其賬式、性質和登錄內容的深入分析以及將這批戶口賬與敦煌所出西魏大統十三年計賬、日本計賬延喜大賬式及阿波國計賬的比較考察，則將唐代籍賬制度以及課輸諸問題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其五，唐長孺先生研究中古社會經濟問題，通常上溯其淵源，下探其流變。通過長時段的考察，探尋此期經濟社會變化的脈絡及其特質。如有關於魏晉戶調製及其演變、西晉戶調式的意義、魏晉至唐之工匠、魏晉南北朝的客和部曲、唐代的客戶和色役諸篇均是。有的篇章或上溯兩漢以至戰國時代；有的則下推至兩宋時期，體現出極為淵博的學識和廣闊的歷史視野。

其六，唐長孺先生研究中國中古史，特別注意各種歷史現象之間的有機聯繫。如研究私家田園的發展，始終與直接勞動者的身份及國家政權的干預聯起來考察；討論士族問題，則密切關注其蔭客、免役之特權；研究兵制問題，則旁及戶籍制度、色役制和部曲、奴婢等相關社會經濟之內容。由此及彼，由表及裡，深入一點而帶動一片，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達到了很高的境界，並開掘出許多新課題。

總之，唐長孺先生在中古社會經濟史領域內所取得的業績及研究特色是多方面的，對這些特色進行總結，對這些研究成果加以消化和繼承，對於中古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三

唐長孺先生何以在中古史包括社會經濟史領域取得如此超越前人的成就?他在中古社會經濟史諸領域內的學術實踐究竟給今人以哪些啟發?作為20世紀中國學術史的課題之一，很值得進一步思考。有學者業已指出，唐長孺先生學術成就的獲得在於他對「義寧之學」的心儀和繼承[3]；或認為「正是歷史唯物論理路與義寧史法的結合，成就了唐長孺先生的史學」[4](p23)也有人認為，唐長孺先生「於中國史學所作的巨大成就，主要是自我摸索，因緣際會的結果。」[5]這些意見當然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在過去的論稿中也曾對唐長孺先生早年未刊稿所體現出的治學理路和特點有所概括。大致歸納為：(1)嚴謹踏實，一絲不苟；(2)充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不斷開拓學術研究的新領域；(3)實證研究與理論探討高度統一。我想，這些概括對於理解唐長孺先生50年代以來的學術實踐仍然是適用的。這裡再強調或重申幾點：

一是唐長孺先生對中國中古社會經濟史諸論題的深刻揭示是基於對史料和基本史實詳加辨析和深入思考的基礎上獲得的。注重對史料的充分佔有和使用，注意新資料的挖掘和運用，對相關資料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裡，洞悉史實之間的因果聯繫等，是唐先生治學的重要特點之一。這一特點既包含了中國傳統「實證」史學的優秀成分，又使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展示出無窮的學術魅力。

二是上承前代之餘緒，下開一世之新風。如所周知，在唐長孺先生的學術道路上，對他影響最大的前輩學人主要是呂思勉、李劍農、陳寅恪三位先生。三位先生的治學方法和治學範圍各有特點。唐長孺先生得以博採眾家之長，充分繼承前輩學人的研究理路和方法，既踵事增華，復獨辟新徑，在中古史領域內縱橫馳騁，故得以不斷發現新的問題，開闢新的領域，並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這些在中古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體現得尤為突出。

三是在實證研究與理論探討、微觀研究與宏觀考察的結合上，在歷史與邏輯之統一上達到了新的高度。前揭唐長孺先生有關中古社會經濟史之論稿大都體現出這一特色。我贊成學術界的某些概括：「史家揭示歷史真相與歷史真理的深度，決定於他的史識」；「現代史家的史識，不僅須建基於歷史資料的熟諳，而且須源自於宏觀的理論素養。」[4](p22)唐長孺先生在中古社會經濟史領域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體現的卓識，與他深厚的理論素養是密切相關的。張廣達教授有言：「唐長孺先生先生一生潛心文史，學植深厚，晚年完成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的許多篇章將中國中古史的歷史詮釋和綜合研究推向新階段，他的卓越成就也在於他重視理論。」[7](P10)這一見解是深刻的。可以說，唐長孺先生的多種論著在揭示歷史真相的深度上，在對相關重大歷史問題的詮釋上，使吾人體悟到巨大的邏輯力量。這與他對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的熟諳是分不開的，更主要的是，他能夠真正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精髓，結合中國歷史的實際和史料的特點，將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自覺地運用於具體問題的分析及闡釋。這與那些「大師」對外來理論削足適履硬套中國歷史的研究理路或對經典著作的某些文句「貼標籤」、「以論代史」的學風判然有別。

以上所言三端，旨在說明唐長孺先生成為一代史學大家絕非偶然，也不單純是「因緣際會的結果」，而是與他深厚的學養，優良的學風，既踵事增華，復獨辟新徑，高度重視理論而從實在處人手以及對學術真理不懈探求的精神相關聯的。《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唐長孺先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包括中古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業績從一定意義上不妨說代表了20世紀中古史研究所達到的高度，而他的學術理路和研究方法並可視為20世紀中國史學的優秀遺產之一，均值得吾人珍視和繼承。

附帶指出的是，唐長孺先生對中古社會經濟問題的某些認識特別是對土地所有制性質及其地位的理解曾有所變化。變化的時間大致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前述唐長孺先生1962年於中共中央黨校所作《關於士族門閥制度》之演講中，即已提到：「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門閥制度的形成及其衰落》，現在對這篇文章的某些看法作了修正，如關於門閥制度和國家土地所有制有密切聯繫的看法已放棄。」[7](P182)唐長孺先生放棄這一觀點的具體時間尚待考訂。據烏廷玉所寫的一篇報道，1962年唐長孺先生在吉林大學所作的學術報告中，對自己過去在門閥問題上的某些意見有所更正。該報道稱：「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唐長孺先生最近在吉林大學講學。他在談到魏晉以後『門閥制度的興衰』時提出，門閥制度和國家土地所有制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從而修正了他過去曾經把二者聯繫起來的看法。」[8]唐長孺先生髮表《門閥制度的形成及其衰落》一文是1959年，故可推測唐長孺先生這一認識的變化應在1959—1962年之間。亦可以判斷這是唐長孺先生在對門閥制度和土地制度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新結論。這一事例從另一個側面體現出，唐長孺先生在學術真理的探求上永不止步，並勇於修正自己學術觀點的大家風範。

————————

①參見張弓《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的「亞洲型」特徵——讀唐長孺先生師論著筆記》(載《中國中古史論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姜伯勤《尋求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試論唐長孺先生先生的史學風格》、胡寶國《讀唐長孺先生先生論著的點滴體會》、朱雷《唐長孺先生師與敦煌文書的整理》、陳國燦《漫捲簾衣延草色慾回春氣人書叢——對唐長孺先生師研究出土文獻方法的體會》(以上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唐長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另參池田溫、宮川尚志分別對唐長孺先生《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所撰之書評(見《史學雜誌》65—6，1956年；《東洋學報》45—1，1962年)。有關唐長孺先生在士族問題、兵志領域內之研究業績和特色的概觀性篇章，參見陳爽《近20年大陸地區六朝士族研究概觀》(載日本《中國史學》第11卷：,2001年10月)、孫繼民執筆《二十世紀唐研究·政治卷·兵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②此系唐長孺先生於40年代初於國立藍田師範學院所撰之講稿，多達數十冊，今存唐剛卯先生處。其內容見拙文《唐長孺先生先生史學論著未刊稿敘錄(一)》(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唐長孺先生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參考文獻]

[1]姜伯勤．尋求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試論唐長孺先生的史學風格[A]．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1輯[C]．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2]唐長孺．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李涵．教外何妨有別傳——唐長孺對「義寧之學」的繼承和發展[A]．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4]張弓．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的「亞洲型」特徵——讀唐長孺師論著筆記[A]．張國剛．中國中古史論集[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5]郁德雯．一代史學大家古文書泰斗—唐長孺：古冢遺文十年心血[N]．香港文匯報，1994-09-20．

[6]胡戟，張弓．二十世紀唐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7]中共中央黨校歷史教研室．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講義)[Z]．內部資料，1964．

[8]烏廷玉．唐長孺對門閥制度的新看法[J]．歷史研究，1962(6)．

胡如雷運用階級與階層分析方法研究歷史的實踐與啟示

自有人類社會歷史以來，人們就自覺或不自覺地生活於社會之中，並不免受到各種社會關係的影響和制約，從而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各種不同的階級、階層或集團。而研究這些不同的階級、階層或集團的存在狀態、政治態度及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等問題，則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內容之一。特別是研究政治史，若不涉及各種不同利益的階級、階層或集團，不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很難揭示歷史真相的。這種研究方法，就是習稱的階級分析方法。其實，運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歷史，早在馬克思之前就已經出現了，以後不少資產階級史學家也運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歷史，所以階級分析方法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創造和專利。 胡如雷在歷史研究中就經常採用這種階級分析方法，比如他在其名著《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中，就具體分析了作為地主階級中的皇族、勛戚、官僚、士族與庶族地主等不同階層的占田情況，以及作為農民階級中的自耕農，佃農、僱農等不同階層的生存情況等等，並進而分析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態度。他在《唐末農民戰爭》一書的前言中說：「後來讀了恩格斯的光輝著作《德國農民戰爭》，覺得茅塞頓開，很受啟發。恩格斯在這部經典著作中分析了起義前的具體社會政治狀況，著重分析了各階級、各階層所處的地位和對待起義的態度，在起義過程中又分析了各階級、各階層的動態，最後指出經過起義哪些階級、階層佔了便宜和哪些階級、階層吃了虧。於是我就萌動了運用這一方法研究唐末農民戰爭的念頭。」[1] (P3)爾後在具體研究「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地位和狀況」時說：「只有對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經濟、政治地位進行科學的分析，才能在階級陣線上明確，哪些階級是農民起義的動力，哪些階級是農民鬥爭的對象，哪些階級處於中間狀態。不同的階級地位不但決定各階級、各階層對待農民起義的態度，也能說明他們在階級大搏鬥中為什麼分別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和鬥爭方式。」[1] (P19)他指出：「地主階級內部大致分為大地主和中小地主兩個階層。我們很難確定一個絕對的土地數量，作為劃分這兩個階層的精確標準。這種劃分更多地是從不同的政治地位出發的。」[1] (P19)也就是說，胡如雷是將有無政治特權作為地主階級內部兩個階層劃分的主要標準。他認為有政治特權的地主即屬於大地主階層，其中包括官僚地主(含世代相承的名門大族，即門閥士族)、權豪地主(含宦官集團)和僧侶地主。沒有政治特權的地主即屬於中小地主階層，商人也屬於這個階層，他們既同大地主有矛盾，又同農民階級有矛盾，實際處於中間階層地位。對於農民階級，胡如雷說：「由於史料所限，我們不能在農民階級內部再劃分為中農和貧農，只能劃分為自耕農和佃農。」[1] (P29)其中自耕農有小塊土地，但易於破產，淪為佃農。佃農則自己沒有土地，完全靠佃耕地主土地為生。可見胡如雷在劃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時，是以佔有土地多少，並是否親自耕種為主要標準；在劃分地主階級內部的不同階層時，是以是否享有政治特權作為主要標準；而在劃分農民階級內部的不同階層時，則是以是否佔有私有土地為主要標準。也就是說，胡如雷在劃分唐代的階級與階層時，同時使用了經濟與政治這兩種不同的判定標準。 為什麼不用統一的標準呢？或者說，為什麼在劃分地主階級內部的大地主與中小地主這兩個階層時不用統一的經濟標準呢？胡如雷的解釋是：「我們很難確定一個絕對的土地數量，作為劃分這兩個階層的精確標準。這種劃分更多地是從不同的政治地位出發的。」[1] (P19)應該承認，胡如雷的這種解釋是很有道理的。因為自魏晉以來，地主階級內部的主要矛盾是士族地主與庶族地主之間的矛盾，即特權地主階層(大地主)與一般地主階層(中小地主)之間的矛盾。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唐朝。因此，以是否擁有政治特權作為大地主與中小地主的主要劃分標準，更能凸顯當時地主階級內部的主要矛盾，也更能深刻認識當時的歷史實際。 在胡如雷的論著中，使用過不少與階級或階層有關的辭彙。今以其所著《隋唐政治史論集》為例，即有「門閥」、「豪強」、「世族」(第3頁)，「門閥士族」、「富商大賈」(第4頁)，「豪強世族」(第6頁)，「豪強門閥地主」(第19頁)，「大族」、「豪族」(第100頁)，「小地主、小土豪」(第103頁)，「農民階級」、「地主階級」(第160頁)，「剝削階級」(第192頁)，「地主集團」(第250頁)，「士族門閥」、「非士族的地主」、「皇族、功臣、貴戚及由此一大官僚貴族集團」、「士庶」(第251頁)，「新興的大官僚貴族」、「大官僚貴族地主集團」、「中小地主」(第252頁)，「新興地主集團」、「大官僚貴族集團」、「一般地主」(第253頁)，「公卿顯官集團、地方豪強大地主階層、中小地主階層」(第335頁)，「公卿地主」、「中小地主」、「地方豪強大地主」(第340頁)，「宦官集團」、「商賈階層」(第367頁)，「庶族地主階層」(第369頁)，等等，達數十種之多。仔細分析這些辭彙後可以看出，在胡如雷的心目中，還是按照有無政治特權的主要標準，而將地主階級分為兩大階層的。有政治特權的大地主階層，有「門閥」、「世族」、「門閥士族」、「豪強門閥地主」、「大族」、「大官僚貴族集團」、「大官僚貴族地主集團」、「公卿顯官集團」、「公卿地主」等多種稱謂；無政治特權的中小地主階層，則有「小地主、小土豪」，「非士族的地主」、「中小地主」、「中小地主階層」、「庶族地主階層」等多種稱謂。胡如雷正是主要用這種階級與階層分析方法來研究唐代的政治史、政治事件與政治人物的。 不過，在我們仔細研讀了胡如雷的全部論著之後，可以發現他的觀點也並非一成不變的。政治環境的變化、思想的解放，也使胡如雷的認識發生了一些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問題上。

一、關於階層的代表人物問題 魏晉隋唐時期，地主階級內部存在的士族與庶族兩大階層的矛盾和鬥爭，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一向為治史者所重視。因此，將當時的政治鬥爭納入士庶之爭的框架內，並找出各自的代表人物，曾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學界中佔主流的思維模式。 胡如雷也不例外。在其處女作《論武周的社會基礎》一文中，他就認為武則天是新興地主集團(庶族地主)的政治代表，而顧命大臣長孫無忌等人是大官僚貴族地主集團(士族地主)的政治代表，武則天打擊長孫無忌與李唐宗室大臣，就是地主階級內部這兩大階層之間的政治鬥爭。 20世紀90年代之後，胡如雷對自己當年的觀點進行了修正，他在《關於武則天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指出：「武則天本人並沒有明確的階級觀點和自覺的階層意識，也不具備以階級或階層劃線的概念」，「武則天思想上存在的實際是一條實用主義原則，只要能為我所用，肯替她效犬馬之勞，士族也好，庶族也好，貴族官僚也好，平民百姓也好，都會受到獎拔和重用；她思想上根本沒有一條對士族、顯貴一律排擯的用人路線。」[2] (P266)也就是說，武則天既不代表中小地主，也不代表大官僚貴族，即不能將武則天視為地主階級中某一特定階層的政治代表。 胡如雷否定了武則天的階層代表問題，反映了他對唐代社會中階級與階層問題的深入思考。同樣的思考也反映在他對宦官集團的認識上，他在《唐代的宦官是商賈階層在政治上的代表者嗎？》中指出，宦官所統領的神策軍中有很多人出自商賈，宦官也接受商賈的賄賂。但宦官集團也侵犯商賈的利益，如利用「宮市」來搶奪商人財物，在北軍置獄「羅織城內富人」，以沒其家產，等等。因此，不能把宦官集團看成是商賈階層在政治上的代表[2] (P368)。 由以上兩例可以看出，後期的胡如雷，對於某某人或某某勢力是某某階級或階層的代表的說法，持有一種非常慎重的態度，這種態度是十分正確的。

二、關於地主階級內部的層次劃分問題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胡如雷同當時大多數史學工作者一樣，是將地主階級劃分為大地主(士族)與中小地主(庶族)兩大階層的，並以此來說明當時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及所發生的政治事件。比如胡如雷自己就將「武周革命」說成是以武則天為代表的新興地主集團(庶族地主)對大官僚貴族地主集團(士族地主)的政治鬥爭。 「文化大革命」之後，胡如雷在研究牛李黨爭問題時提出了這樣的看法：「為什麼牛、李兩黨對藩帥的自擅和叛亂採取水火不相容的態度呢？這完全取決於他們代表的不同的社會階層以及各個階層間利益的衝突。根據唐代後期的具體社會狀況，把地主階級僅僅劃分為大地主階層與中小地主階層是不妥當的，應當劃分為如下三個階層：公卿顯官集團、地方豪強大地主階層、中小地主階層。」[2] (P335)即將原來的大地主階層又進一步劃分為「公卿顯官集團」和「地方豪強大地主」等兩個階層，並認為李黨是公卿顯官集團的政治代表、牛黨是地方豪強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在具體解釋牛李黨爭時，胡如雷認為：「中央的公卿顯官集團儘管企圖摧抑藩帥，卻深感自己勢單力薄，難以獨力為功。全國各地的中小地主雖然對節度使、豪強大地主深惡痛絕，但也感到力不從心，無可奈何。在這種情況下，公卿顯官集團就和中小地主階層在反藩鎮的基礎上結成了政治聯盟。李德裕所『獎拔』的『孤寒』，大概就是這種出身於中小地主的士人。在中國歷史上，主張打擊割據勢力、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者常常到中小地主階層去尋找力量，這幾乎是一個規律，唐代後期的情況也不例外。」[2] (P337)這種觀點是對學界長期存在的「李黨代表門閥士族、牛黨代表庶族地主」的傳統看法的有力挑戰，頗具啟發意義。三、關於運用「集團」概念的問題 「集團」，是指為一定目的而組成的共同行動的團體。「集團」可以由單一階層的人員所組成，也可以由單一階級的人員所組成，還可以由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人員混合而成。較早運用「集團」這一概念來研究歷史的當屬陳寅恪。他首創了「關隴集團」的概念，用以說明西魏、北周及隋唐統治階級的變遷升降問題，對後世的影響極大。他又提出了「李武韋楊婚姻集團」的概念，用以研究唐初百餘年歷史的發展變化。顯然，「關隴集團」說，是就地緣鄉情關係而言的；「婚姻集團」說，是就血緣親情關係而言的。 胡如雷在20世紀50年代初，也運用過「集團」的概念來研究「武周革命」問題。他提出了「大官僚貴族地主集團」和「新興地主集團」兩個概念，用以說明武則天與長孫無忌等顧命大臣之間的政治鬥爭。不過，與陳寅恪不同的是，胡如雷所說的「集團」是由單一階層的人員所組成，即與「階層」並無二致。也就是說，胡如雷所說的「大官僚貴族地主集團」，就等同於「大官僚貴族地主階層」(或稱士族地主階層)；「新興地主集團」，就等同於「新興地主階層」(或稱庶族地主階層)。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胡如雷主要是直接運用「階級」或「階層」的概念來研究隋唐政治史的，於是，「集團」這一提法就罕見於他的論著之中了。 「文化大革命」之後，胡如雷在深入研究隋唐政治史的過程中，除了感到把地主階級僅僅劃分為大地主階層與中小地主階層等兩個階層是不夠妥當的之外，有時又感到即使把地主階級劃分為公卿顯官集團、地方豪強大地主階層、中小地主階層等三個階層，仍不能圓滿地詮釋所有的歷史事件。於是，他又重新運用「集團」這個概念來研究歷史問題。 他在1991年發表的《隋文帝楊堅的篡周陰謀與即位後的沉猜成性》一文中指出，楊堅在圖謀篡奪北周政權時，就不斷拉攏黨羽，培植私人勢力，組成了包括鄭譯、劉昉、柳裘、韋謩、皇甫績、柳昂、長孫平、崔仲方、宇文忻、楊尚希、楊弘、楊素等人在內的一個政治集團[2] (P70)。這裡之所以只稱作「集團」，而不冠以士族或庶族名號，是因為其成員分布於各個階層，不便以某個階層名之。 另外，胡如雷在研究隋末農民戰爭中，又運用了「勢力」這一概念。如他在《關於隋末農民起義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指出：「隋唐之際，大大小小的武裝勢力星羅棋佈於全國各地」，其中既有農民起義軍，又有地主武裝[3] (P214)。還特別提出了「王世充勢力」的概念，以與東都內的元文都、盧楚等文官勢力相區別，並進而分析東都的內訌及鄭政權的建立。顯然，胡如雷這裡所說的「勢力」與「集團」並無多大區別，即均非由單一階級或階層組成的，「武裝勢力」可以類同於「武裝集團」，「王世充勢力」可以類同於「王世充集團」。 以上列舉了胡如雷在歷史研究的方法上及認識上的一些變化，那麼，這些變化是如何產生的呢？我們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胡如雷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歷史水平的提高，這是就其內因而言的。胡如雷在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把自己運用理論研究歷史的經歷分作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把經典著作中的每一篇論著、每一個結論都看成是講普遍規律的，認為其中的每一個論斷、每句話都可以在文章中加以引用」[4] (P35)，從而犯了幼稚的教條主義錯誤和移植結論的錯誤。這在當時是普遍存在的現象。 第二個階段是「把注意點轉移到怎樣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歷史方面來」，「在思想上開了竅」，「感到茅塞頓開」，「於是在學習理論和運用馬列主義研究歷史方面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4] (P37)。 從上述胡如雷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在第二個階段學習理論的方法及運用理論的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使他能夠主動糾正自己，與時俱進。 其二是客觀環境、歷史條件的制約和影響，這是就其外因而言的。胡如雷在《再論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一文中指出：「以我之見，不但古人有歷史局限性，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中的人物有歷史局限性，任何時代的人也都有局限性，概莫能外。」「即令我們今天的人，也還會由於歷史環境的制約而存在局限性。到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階級完全消滅以後，回顧我們今天史學家的論著時，同樣還會發現既有貢獻，也存在不足的地方和片面之處。這並不是對每一代人、每一個人進行『苛求』，而是無情的客觀事實。比前人有創新，比後人有不足，最幸運的人物也只能處於這樣的歷史地位。」[2] (P198) 這段話對於胡如雷自己而言，也是完全適用的。從建國後不久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極左思潮盛行一時，「唯成分論」、教條主義泛濫成災，陳寅恪運用地緣、血緣、種族文化等觀點研究歷史的方法被當成資產階級唯心史觀而大肆批判；胡如雷在這種特定環境下研究歷史，不可能不打上那個時代的印記。改革開放之後，思想禁錮被祛除了，陳寅恪的歷史地位恢復了，西方各種新思想也紛紛傳入，在這種氣氛下，胡如雷重新審視過去的觀點，重新深入研究隋唐政治史，自然會有新的體會和認識。 總之，胡如雷的變化既是他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歷史的結果，也是他思想解放，多方吸納新思想、新方法的結果。作為一位知名的史學家，能主動解剖自己，糾正自己，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品格，也是胡如雷留給我們的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當前，我們應該繼承胡如雷通過分析階級、階層或社會基礎來研究政治事件的方法，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待各階級、各階層之間的合作和鬥爭，應該對各階級、階層、集團進行更科學的界定。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階級與階層分析的方法運用得更好，以更準確地揭示出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的歷史真相。這也是胡如雷對我們的殷切希望。 〔寧志新(1947—)，男，湖南省邵東縣人，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主要從事隋唐五代史研究。 黃正建(1954—)，男，江蘇省興化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魏晉隋唐史研究。〕【參考文獻】 [1]胡如雷. 唐末農民戰爭[M]. 北京：中華書局，1979. [2]胡如雷. 隋唐政治史論集[C].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79. [3]胡如雷. 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論集[C].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4]胡如雷. 拋引集[C].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我們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唐長孺、胡如雷與隋唐史研究」，屬於20世紀學術史的範疇。唐長孺、胡如雷是20世紀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也是隋唐史研究領域的大家。研究唐長孺、胡如雷對隋唐史研究的貢獻及其學術地位，就不能不涉及到20世紀隋唐史研究的學術史，而研究20世紀隋唐史研究的學術史，就不能不談到陳寅恪，這就是本文以「20世紀學術史背景下的陳寅恪、唐長孺和胡如雷」為題的基本原因。戴逸在《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總序》中回顧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歷程時，把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劃分為四個階段，並提出了每個階段所產生的史學家。他認為第一代史學家處於轉型時期，使命是促使中國傳統史學轉向進化史觀和理性主義史學，這一代史學家的代表人物是梁啟超、章太炎、夏曾佑、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顧頡剛等；第二代史學家處於創新時期，主要任務是用唯物史觀作指導，把歷史作為客觀的有規律的對象來研究，進而創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史學，這一代史學家的代表人物是翦伯贊、范文瀾等；第三代史學家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成長起來的史學家；第四代則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成長起來的史學家。 陳寅恪生於1890年，逝世於1969年，早年留學日歐美，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受聘清華大學，前後從事學術研究五六十年，其學術研究最活躍、成就最大的時期是30年代和40年代。誠如戴逸所劃分的那樣，陳寅恪屬於20世紀第一代史學家，也是第一代史學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唐長孺生於1911年，逝世於1994年，從20世紀40年代起開始發表遼金元史方面的研究論文，以後研究重心上移，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從事學術研究的時段跨越新中國成立前的40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後的50年代至90年代，相對於陳寅恪而言，他屬於20世紀第二代史學家，是第二代史學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胡如雷生於1926年，逝世於1998年，其步入史壇的學術生涯始於20世紀50年代，止於90年代，最活躍的時期是50年代後期、60年代前期和80年代前後。相對於陳寅恪和唐長孺而言，他屬於20世紀第三代史學家，是第三代史學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陳寅恪、唐長孺和胡如雷作為20世紀中國史學家第一、二、三代的代表性人物，儘管他們的家庭背景迥別、人生經歷各異、史學成就有差、學術特色不同，但他們治學的範圍都主要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對中國通史都具有通識性的整體認識和把握，都在相關的領域取得了突出的學術成就，都是20世紀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史學家，因而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陳寅恪、唐長孺和胡如雷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成就、地位和特點，筆者嘗試作如下概括，即陳寅恪：承舊啟新，文化史觀中國化；唐長孺：轉舊趨新，唯物史觀學術化；胡如雷：棄舊開新，古史形態理論化。 　　　　一、陳寅恪：承舊啟新，文化史觀中國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陳寅恪史學研究或陳寅恪學術研究在我國學術界方興未艾，其影響所及早已不限於學術界，而被稱為一種文化現象。有關陳寅恪的研究，特別是其學術地位和學術貢獻，學人所談甚夥，筆者無意重複太多，只想就其在中國近代學術傳承中的特點和學術貢獻做一集中概括，即：「承舊啟新，文化史觀中國化」。 所謂「承舊啟新」，主要是想強調陳寅恪對中國傳統學術的繼承創新和對西方近代學術研究方法的引進與吸收。「承舊」的含義有二：其一，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維護者。周一良曾說陳寅恪的主體思想是「儒家思想」、「詩人氣質」和「史家學術」[1] (P149)，「儒家思想」一語足以表明陳寅恪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和立場。其二，他是包括清代乾嘉樸學在內的中國傳統史學的繼承者。關於陳寅恪與乾嘉考據學的關係，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陳寅恪被目為擅長「史料」的「考據學家」，只是後來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化，其史學地位才逐漸為人們所認識，才不以「考據」而名之。乾嘉考據學只是陳寅恪所繼承的中國傳統史學中的一部分，日本學者池田溫稱：「陳先生學問之特徵，乃以傳統國學為基本，以西洋近代語言、文獻學為羽翼，深究中國中古史、諸民族關係史。」[2] (P44)這裡不專提考據學而說「以傳統國學為基本」，頗有見地。「啟新」的含義至少有三：其一，開一代風氣，即陳寅恪別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和風格創立了一種具有標識意義的史學範式，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獨樹一幟，引領潮流，為後來者所模仿或遵行。其二，成一代宗師，即陳寅恪提出了一系列諸如門閥士族、關隴集團、關中本位政策、統治集團黨派分野勢力升降等論題，直接培養或間接影響了一批又一批富有成就的中國中古史研究學者，開創了近代史學意義上的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的學科領域，奠定了中國中古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其三，完成了文化史觀中國化的歷史使命，為中國史學由傳統學術向近代學術轉型做出了卓越貢獻。下面稍就陳寅恪的治史方法和風格加以引申。對於陳寅恪的治史方法，胡守為在《陳寅恪先生的史學成就與治史方法》一文中曾有概括：批判地繼承了乾嘉史學的方法；吸收了西方比較語言學的方法；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2] (P110)。在這三個方面中，筆者以為對後來學者影響最大的是第一個方面，陳寅恪不僅繼承了中國史學特別是清代樸學的優良傳統，更主要的是在考據學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創造出了宏觀把握、因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風格，從而實現了對考據史學的超越。對陳寅恪這一研究方法和研究風格，許多學者曾有涉及，但筆者覺得周一良的概括比較全面精練，他說：「陳先生把敏銳的觀察力與縝密的思考力相結合，利用習見的史料，在政治、社會、民族、宗教、思想、文學等許多方面，發現別人從未注意到的聯繫與問題，從現象深入本質，做出新鮮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釋。陳寅恪善於因小以見大……長於貫通、觀察發展變化。」[2] (P20)陳寅恪這一治史方法，尤為後來學者所嘆服和仿效，並蔚成風氣。唐長孺曾賦詩稱頌道：「勝義微言若有神，尋常史跡考文新。先生自有如椽筆，肯與錢王作後塵？」唐長孺自註：「錢、王」是指「錢竹汀、王西庄」[2] (插頁)，即錢大昕、王鳴盛兩位乾嘉考據學大家。唐長孺稱頌陳寅恪治史小中見大，由微知著，成就超過了乾嘉考據學大師錢大昕、王鳴盛，讚歎其治史方法超越了乾嘉考據學。 所謂「文化史觀中國化」，主要是想概括陳寅恪「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開創近代中國史學尤其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新局面的成就。對於陳寅恪的學術成就，史學界公認他研究範圍極廣，在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和中國古典文學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貢獻，開一代風氣，成一代宗師，達到了近代中國史學的高峰。但目前有關陳寅恪學術成就的具體表述，筆者感覺大都不足以涵蓋其全部學術成就的內涵和意義。香港學者黃約瑟在1988年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言曾說：「陳先生被稱為本世紀的學術巨人，實在當之無愧。在這次會上大家不約而同地談到陳寅恪先生的文化觀。我個人覺得，他雖然放眼世界、學貫中西，可是他在學術史上的主要功業，在於把外國的學問引進來解釋中國的歷史文化。」[2] (P47)如果一言以蔽之概括陳寅恪的學術成就，筆者大致贊同黃約瑟的意見，即「把外國的學問引進來解釋中國的歷史文化」，不過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文化史觀中國化」。 陳寅恪並沒有就歷史觀發表過專門的見解，他的特點是「於史實中求史識」。他在史學研究中非常重視文化，往往從種族和文化的角度來觀察及分析社會；他曾反覆強調種族文化是研究中國中古史的關鍵。在種族與文化的關係上，他認為「種族之分，多繫於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統」，「文化之關係較重而種族之關係較輕」，認為文化超出了種族的範圍，文化重於種族，文化超越於政治、經濟、民族等之上。對陳寅恪突出強調文化，周一良稱之為「文化至上」。過去在極左思潮年代批判陳寅恪是「資產階級文化史觀」，毫無疑問是過於意識形態化，但稱其為「文化史觀」可謂極中肯綮。所以，稱陳寅恪歷史觀為文化史觀應無大誤。 文化史觀既不同於中國古代的歷史循環論，也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其本質上應屬於近代以來從西方傳入中國的進化論範疇。「文化」一語儘管在中國古代史籍早已出現，但作為一種歷史觀卻最早產生於西方。以文化史觀解釋歷史，在西方取得成功並得到推崇的無疑以湯因比《歷史研究》較早且最為著名。文化史觀輸入中國最早的時間，因筆者缺乏研究，不敢妄言，但在中國學術界受到重視並引起討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與新文化運動相伴隨，並一直持續到20年代中期，其中著名的文章有梁啟超《歐遊心影錄》、陳獨秀《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和《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杜亞泉《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蔡元培《何謂文化》等。但在陳寅恪之前，無論以文化史觀進行中西比較還是考察中國歷史，都還處於引進外來思想的初期階段，難免稚嫩、膚淺、粗糙甚至簡陋，只是到了陳寅恪之後，特別是其學術代表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發表以後，才標誌著文化史觀中國化和學術化的完成。 陳寅恪文化史觀中國化的完成，是中國史學由傳統學術向近代學術轉型的一個重要側面，也是陳寅恪留給後人的一筆豐厚遺產。牟發鬆在《內藤湖南和陳寅恪的「六朝隋唐論」試析》一文中稱內藤湖南和陳寅恪「創立的理論框架，特別是他們的最重要的遺產——文化史觀，對於六朝隋唐社會仍具有獨特而強大的闡釋力」，他們「學說的限度，恰恰構成了新的學術生長點。他們構築的研究基礎，包括他們的局限性，都是留給後來者的寶貴遺產」[3]。 　　　　二、唐長孺：轉舊趨新，唯物史觀學術化 所謂「轉舊趨新」，主要是想強調唐長孺的歷史觀從文化史觀向唯物史觀的轉化。唐長孺行年八十三，從事學術研究的時間從20世紀40年代至90年代，時跨新中國成立前後兩個時期。處於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轉折時代，毫無疑問會對他的歷史觀產生深刻影響。很多學者已經說過，對唐長孺一生學術研究影響最大的三位學者是陳寅恪、呂思勉和李劍農，其中尤以陳寅恪影響最巨。唐長孺晚年曾賦詩表白對陳寅恪的心儀和景仰：「掩卷心慚賞譽偏，講堂著籍恨無緣。他年若撰淵源錄，教外何妨有別傳。」[2] (插頁)唐長孺雖以未列陳寅恪門牆而抱憾，但其治史風格與陳寅恪之神似，堪稱私淑弟子。新中國成立之前的40年代，唐長孺先後發表的學術論文有《蔑兒乞破滅年次考證》、《遼史天祚紀證釋》、《讀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後記》、《敦煌所出郡姓殘葉題杞》、《記阻卜之異譯》、《論金代契丹文字之廢興及政治影晌》、《論五朝素族之解釋》、《清淡與清議》、《唐代軍事制度之演變》等。此外，出版於1957年的《唐書兵志箋正》一書也撰成於40年代。這些論著除了研究方法、論題選擇、治史風格明顯受到考據學和陳寅恪的影響之外，也隱然可見風行當時的文化史觀的影響。 解放以後，馬克思主義成為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史學觀成為史學研究的主流，唐長孺與全國絕大多數學者一樣，通過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最終樹立了唯物史觀，並在學術研究中自覺運用指導治史。他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跋語》中曾深有感觸地說：「在研究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企圖解決歷史上的根本問題，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誠如牟發鬆撰文所說，這是唐長孺「在經過艱苦的理論探索和長期的史學實踐之後，發自肺腑的甘苦之言和經驗之談」。從屬於進化論範疇的文化史觀為主要內涵的舊時代學術傳統到接受馬克思主義，樹立唯物史觀，這是唐長孺學術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從此，「他的學術觀念相應地發生了質的飛躍」，「在科學史觀的燭照下，對所熟習的傳統史學方法加以揚棄；摒除其煩瑣陳腐的一面，保留其求實求真的內核」，將有關歷史時期的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思想史等一個個具體課題，統攝於宏觀思考之下，構成為一個有機的學術整體，因而「具有了同他早年的學術實踐不同的內涵」[4] (P48)。 所謂「唯物史觀學術化」，主要是想強調唐長孺學術研究的最大成就和治史風格的最大特點是唯物史觀與史學研究實踐的有機結合，「將理論性思考融匯在具體的歷史表述中」。唐長孺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出身於書香門第，舊學造詣深厚，三四十年代轉攻史學之後，最初治遼金元史，後轉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主要論著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唐書兵志箋正》、《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山居存稿》等。研究領域非常廣泛，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還是各種制度、民族問題、學術、中西交通等等，各個方面幾乎均有重要論述。在古籍整理方面，曾主持點校「北朝四史」的工作。在出土文獻整理研究方面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並創造了一套文書整理的規範，為學術界所遵行。與唐長孺上述具體學術成就相比，筆者認為超乎其上的總體成就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唯物史觀學術化」。日本學者池田溫在《懷念唐長孺教授》一文中曾將唐長孺的研究特徵概括為「將傳統的實證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有機地融為一體」[4] (P32)；姜伯勤《尋求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試論唐長孺先生的史學風格》認為唐長孺的史學風格是「尋求歷史與邏輯的統一」[4] (P95)；牟發鬆《唐長孺先生與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也說「唐先生長於考證，卻又不止於考證，更不為考證而考證，而是始終從具體史實的考證和分析入手，溯其淵源，考其流變，以把握歷史演進的大勢，探求歷史發展的根本規律」[4] (P113)；張弓《從唐長孺教授問學記》認為唐長孺具有鮮明個性的研究方法是「宏觀理論思考把握的精細實證」[4] (P48)。所謂「將傳統的實證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有機地融為一體」，「尋求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從具體考證入手把握歷史演進大勢根本規律，宏觀理論思考把握的精細實證，實際上都是指唯物史觀的指導與史學研究的實踐有機結合，也都是「唯物史觀學術化」一語內涵的不同表達。 「唯物史觀學術化」，既是唐長孺對20世紀中國史學界的最大貢獻，也是其個人治史風格的集中體現。這一風格有兩個鮮明特點：第一，學術語境下的理論思考。解放以後，在馬克思主義史學觀成為史學界主流意識形態的同時，也出現了教條主義和「左」的傾向。例如，在社會發展階段上，有些研究不是從中國歷史實際出發，而是削足適履，把西歐古代奴隸制和中世紀農奴莊園制的模式，機械地、簡單地套用於中國歷史；在研究方法上，往往尋章摘句，穿靴戴帽，先引用經典作家一段話，然後填充史料，把經典著作當作「商標」隨意貼；在對待史學傳統上，一味批判「史料挂帥」、「煩瑣考證」，搞所謂「以論代史」或「以論帶史」。作為從舊中國走來，經歷過50年代至70年代多次政治運動的知識分子，唐長孺在對待馬克思主義指導史學研究的問題上，迥然有別於當時教條化的「通病」。在馬克思主義成為時髦的50年代和60年代，他並不刻意標榜自己的唯物史觀；在馬克思主義受到懷疑的80年代和90年代，他依然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不動搖。他以唯物史觀指導學術研究，主要是著眼於觀察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著眼於對學術探討的宏觀把握。他的論著既不搞尋章摘句，也不搞穿靴戴帽，鮮見成段抄錄馬列論述，用史學材料附會論證「經典」。他將唯物史觀融化到具體的學術命題、學術方法、學術風格之中，在學術語境中體現求真務實的理論品格，在學術語境中把握以小見大的宏觀視野。 第二，推陳出新的文本形式。朱雷曾對唐長孺論著在文本表達方式上的特色進行概括：「凡研究每一論題，必廣泛搜集和詳盡佔有資料，然後縝密考校，去偽存真，精深分析，由表及裡，探求歷史的真實面貌與發展演變的規律；始終注意從具體史實的考訂分析入手，溯其淵源，考其流變，以把握歷史演進的大勢，探求歷史發展的趨向，終究達到發微闡宏的境界。」[1] 張弓、牟發鬆也有類似的見解。除此之外，唐長孺史學論著的文本表達還有一個突出特色，這就是善於繼承前賢而又敢於超越。唐長孺個人治史風格的形成在相當程度上受到清代考據學、特別是陳寅恪史學的影響。他賦詩讚陳寅恪：「勝義微言若有神，尋常史跡考文新。先生自有如椽筆，肯與錢王作後塵？」這既是稱頌陳寅恪，又何嘗不是自勵？唐長孺對傳統優秀史學遺產並不僅僅滿足於繼承，而是盡其所能加以發揚光大。例如，他的論著由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文言文到之後的白話文，轉變得自然、流暢、妥帖，愈往後愈精練，幾至爐火純青。胡寶國曾說：「唐先生文字樸素，從不虛張聲勢。讀他的文章很舒服，彷彿冬日的夜晚，一個老人坐在火爐旁，手捧一杯熱茶，正向你娓娓道來」；還說：「他在研究領域的廣泛、眼光的敏銳、小中見大諸方面都像陳寅恪，但他得結論時要比陳先生更穩一些。他總是把話說得極有分寸，讓人難以反駁。」[4] (P13)牟發鬆說唐長孺「博於徵引而慎下斷語」。張弓說：「他的論著辨析綿密，不作空泛之論；但又旨約意遠，有別於考據家的案頭講章。」姜伯勤也說：「唐先生主張求實，而力戒空疏，運用資料十分嚴謹，寧闕疑，不妄斷。行文簡潔流暢，無多言贅語。我特別喜歡讀唐先生的後論，不僅收束論題，啟發後學，而且總是在猶有餘韻的地方打止。」唐長孺推陳出新的文本形式構成了他個人治史風格的鮮明特色。 　　　　三、胡如雷：棄舊開新，古史形態理論化 所謂「棄舊開新」，主要是想說明胡如雷從事史學研究之始沒有太深的家學淵源，強調他對於中國史史學理論的開創性貢獻。「棄舊」的含義有兩點：其一，就中國傳統文化即舊學而言，胡如雷的文化背景沒有太深的家學淵源。他生於1926年，父親是攻讀理工的留日學生，回國後一直從事實業。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和40年代前期的戰亂年代，他先後進入太原、西安等地小學、中學讀書，直至40年代後期先後考入西北大學、大夏大學和清華大學，接受的是近代學制下正規學校的國民教育，既沒有太深的家學淵源，也沒有以舊學為主的私塾教育背景。由於時代的緣故，胡如雷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學習、汲取和繼承，較之於陳寅恪、唐長孺顯然有別。其二，胡如雷從事史學研究之始接受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觀，他與20世紀上半期包括文化史觀在內的各種史觀既缺乏天然的聯繫，也沒有歷史的包袱。胡如雷在初中時代讀了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人的文學著作後，最初嚮往當作家，所以有1946年考為西北大學中文系旁聽生之舉，但在讀了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鄧初民的《新政治學大綱》等之後，轉而決定選擇歷史研究專業，並於1947年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直至最後考入清華大學。翦伯贊是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之一，《歷史哲學教程》是其成名之作；鄧初民是著名民主人士，《新政治學大綱》是風靡當時的進步書籍。胡如雷受他們的影響選擇歷史研究並不表明其歷史觀的形成與確立，但唯物史觀的價值取向則明確無誤。所以，他的「棄舊」不僅體現在知識體系的層面，也同樣體現在價值體系的層面。至於「開新」的含義，是指胡如雷對於中國歷史學研究的開創性貢獻，亦即「古史形態理論化」——以《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一書為代表，以構建中國封建社會形態一般理論為目標的史學理論的創新。 胡如雷的史學研究始於20世紀50年代，止於90年代，學術論著有八十多項，著作有《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李世民傳》、《唐末農民戰爭》、《拋引集》、《隋唐政治史論集》、《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論稿》等，其中《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李世民傳》、《唐末農民戰爭》屬於學術專著，《拋引集》、《隋唐政治史論集》、《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論稿》屬於論文集。其治學範圍大致在隋唐史和史學理論兩個大的方面。隋唐史研究方面，50—60年代以社會經濟史為重點而兼及政治史，80—90年代以政治史為重點而兼及社會經濟史。史學理論方面，50—70年代主要從事中國封建社會形態一般理論的研究，構建了他關於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的史學理論架構，最後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一書。80—90年代則對一系列史學理論的重大命題、引進國外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等問題進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見解，並計劃撰著《歷史認識論》一書。 上述研究中，最能代表胡如雷學術成就的是他在幾篇論文的基礎上，將有關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的觀點加以系統地理論概括，撰著而成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一書。這部著作始作於1959年，完成於1964年，修改於「文化大革命」之中，出版於1979年。它的最大特點是「把歷史科學的研究和政治經濟學理論密切地結合」，仿效《資本論》的結構邏輯，在三十二萬字篇幅、五編二十一章的結構中，除了第五編中國封建社會史的分期以外，其他四編的篇章順序分別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租剝削形式與農民的經濟地位、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農業經濟的再生產與周期性經濟危機。顯而易見，這種結構布局「與一般單純的歷史著作有所不同，它是按照政治經濟學體系的要求建立起來的」[6] (P1)。該書以西歐封建社會歷史為參照物，在廣泛佔有資料的基礎上，力圖歸納出中國封建社會固有客觀經濟規律，認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基礎，不論在任何歷史階段，都在全部土地關係中占支配地位。它既決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面貌，又對其他土地所有制起主導的制約作用。離開了這個經濟基礎，就失去了理解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的最主要的根據和憑藉」[6] (P43)；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佔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形成了土地買賣與土地兼并等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制度的根本特點，由此派生出其他很多社會經濟特色。最後，將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的基本經濟規律概括為：「用主要通過買賣方式兼并土地的辦法，用剝削依附佃農的辦法，來保證地主佔有地租和滿足其經常增長的寄生性消費」[6] (P422)。 《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彙集了胡如雷50年代至70年代有關中國封建社會整體思考和研究的精華。它以恢宏的氣魄，運用馬克思剖析資本主義的方法，以土地所有製為鑰匙，從縱橫兩個方面對中國封建社會進行全面剖析，融會中西，貫通古今，見解精當，體系嚴謹，從而揭示出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構築了一個較為完整的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對豐富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做出了貢獻。該書出版問世後，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獲得極高評價，被譽為獨具特色，富有開創意義的「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學」，成為不少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學生的必讀參考書。谷風出版社在台灣出版發行了繁體字本，稱之為「別開新局之作」。日本唐代史研究會所編《中國歷史學界動向》一書在介紹新中國三十多年的史學研究成果中，以超過十分之一的篇幅介紹了該書。《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成為胡如雷史學理論的奠基之作，也是他學術成就的代表作。 當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難免留有那個時代的痕迹，但是胡如雷關於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的理論概括和體系建構無疑具有獨創性，其基本面作為那個時代為數不多的碩果僅存，仍然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誠如日本學者菊池英夫認為的那樣，近代以來中國史研究中一直缺乏「一個貫通中國史的總括性的理論框架，哪怕是粗線條的也好」；王亞南《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這部著作在簡明之中貫穿著一條粗大的邏輯主線，有一種將普遍的經濟理論徹底中國化的姿態」，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不論在書名上還是在手法上，這本書都可以說是一部真正繼承王亞南先生的工作」，「這部著作具有綜合的體系性和整合性，在從基礎概念出發構築起完整的理論方面，可謂是一部出色之著。」[7] (P380)《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完全可以視為唯物史觀中國化過程中的重要的階段性成果。這就是本文所謂「古史形態理論化」的全部蘊涵所在。 總而言之，承舊啟新，文化史觀中國化；轉舊趨新，唯物史觀學術化；棄舊開新，古史形態理論化，既是對陳寅恪、唐長孺、胡如雷三位先生個人成就、學術特色的集中概括，也是三代史家的代際比較。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紀隋唐史學術研究發展的歷程，顯示了三代史家學術傳承、價值取向和歷史觀的演進軌跡，而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展示20世紀中國學術史的概貌。 〔孫繼民(1955—)，男，河北省邯鄲市人，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隋唐五代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參考文獻】 [1]周一良. 畢竟是書生[M].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2]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C].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 [3]牟發鬆. 內藤湖南和陳寅恪的「六朝隋唐論」試析[J]. 史學理論研究，2002(3). [4]胡寶國. 讀唐長孺先生論著的點滴體會[A].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1輯[C].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5]朱雷. 二十世紀史學名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C].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6]胡如雷. 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 [7]菊池英夫. 中國封建社會理論的新進展——評介胡如雷先生新著《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A]. 中國古史論叢[C].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走近唐長孺

羯胡兄前幾天發貼引周一良、田餘慶二先生悼念唐長孺先生輓聯。上聯是：「 □魏晉隋唐義寧之後□□當仁稱□□。」羯胡搞了個小把戲，故意空了幾個字讓人猜。我把他這把戲揭穿吧。第一個字是「論」，後面是「我公」、「祭酒」。意思是說，治魏晉隋唐史，陳寅恪先生之後當首推唐長孺先生。 　　周、田兩位先生與唐先生一樣，都是治魏晉南北朝史的第一流學者。他們對唐長孺先生學術地位的評價既符合事實，也體現出了一個真正學者的胸懷。此聯精彩，所以廣為流傳。 　　唐長孺先生的主要論著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等等。記得販子的「象牙塔」網站好像有唐先生論著的詳細目錄，讀者可以參看。 　　唐先生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還是各種制度，民族問題、學術、中西交通等等方面均有重要論述。其實單就魏晉南北朝史而論，他的貢獻應該說是在陳寅恪先生之上的。 　　很多人都知道southriver是我的學生。我要他本學期重點讀唐先生的論著。他曾問我，唐先生的哪幾篇文章最好。我沒有回答，一來「哪篇最好」，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好說，二來我是怕他偷懶，怕他只去讀我稱讚過的文章。現在，這個學期快過去了，他大概也讀得差不多了，所以我可以說了。 　　我最喜歡的唐先生的文章有如下幾篇： 1，《晉書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2，《清談與清議》。3，《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4，《魏晉雜胡考》。5，《南朝寒人的興起》。6，《范長生與巴氐據蜀的關係》。7，《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需要說明的是，這幾篇文章所討論的問題並不是他所有文章中最重要的問題。我之所以特別喜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幾篇文章特別能反映出唐先生的機智與敏銳。趙至這個人物在西晉歷史上一點也不重要，一般人看到他的傳是不會太留意的。但唐先生讀書卻非常仔細，《趙至傳》中的各種異常之事，他都注意到了，並且給予了合理的、可靠的解釋。唐先生這篇短文大概也就三千多字，但文中所展現出作者目光的銳利真是令人嘆服。據說20多年前，某研究生問某導師，碩士論文寫多少字就可以了。某導師說，看你寫到什麼程度了，如果你能寫到唐長孺讀《趙至傳》的水平，有三千字就足夠了。坦率地說，對某導師的學術水平，我並不以為然，但他的這個回答，我覺得十分精彩。《清談與清議》一文也不大，作者從這兩個詞在東漢魏晉南北朝各個不同時期的不同用法入手，一直分析到了玄學的起源。在讀《抱朴子》一文中，唐先生從江南的「書法」、「語言」、「哀哭」、「居喪」四事開始，逐漸進入到一個宏大的場面，最終揭示出南北學術文化的不同。《南朝寒人的興起》一文則是把南朝宮廷中流行吳歌、西曲之事與寒人的興起聯繫了起來，展現出作者極豐富的聯想能力。 　　研究魏晉南北朝史，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是資料少，所以任何人若想在這個領域取得大的成就，都必須具備兩種能力，首先是精緻處理材料的能力，要盡最大可能從有限的材料中榨取儘可能多的信息。此外，還得具備「小中見大」的能力。如果只是一味地「小」，那就沒有氣魄，也無法解決大問題。在兩個方面，唐先生都是最突出的。 　　說到這裡，我們就想起來了陳寅恪先生。唐先生的風格顯然是受了陳寅恪的影響。他自己的詩也可以做證。1988年夏，中山大學首次召開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唐先生因故未能參加，題詩三絕贈給大會。詩曰： 　　燕子翩翩王謝堂，穹廬天末見牛羊。 　　西涼舞伎龜茲樂，收入毫端說巨唐。 　　勝義微言若有神，尋常史跡考文新。 　　先生自有如椽筆，肯與錢、王⑴作後塵？ 　　掩卷心慚賞譽偏，講堂著籍恨無緣。 　　他年若撰淵源錄，教外何妨有別傳。 　 --------　戊辰初夏中山大學召開紀念寅恪先生學術大會 後學唐長孺 　　【⑴唐先生原註：「錢竹汀、王西庄」。即錢大昕、王鳴盛兩位乾嘉大師。】 　　唐先生對陳寅恪先生尊重如此，而陳寅恪先生對唐先生也是十分尊敬。1955年，陳寅恪先生收到《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後，曾給唐先生去一信。信中說： 　　長孺先生左右：今日奉到 來示並大著。寅恪於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前數歲曾托令妹季雍女士及金君克木轉達欽服之意，想早塵清聽矣。寅恪壯不如人，老更健忘，復以閉門造車之學不希強合於當世，近數年來僅為諸生講釋唐詩，聊用此糊口。所研索者大抵為明清間人詩詞及地方志乘之書，而舊時所授之課即尊著所論之範圍，其材料日益疏遠。故恐詳繹大著之後，亦止有嘆賞而不能有所質疑承教也。舊作《從史實論切韻》一冊附呈，藉博一笑。專此復謝，敬頌 　　著祉 寅恪敬啟 九月十九日 　　上述書信往來還不是陳、唐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早在49年以前，他們彼此其實就有關係了。唐先生評教授職稱就是由陳先生審查通過的。當時，唐先生的論著還未出版，提供審查的是《唐書兵志箋正》手稿。憑一冊未刊手稿，由一個人說了算。這在今天幾乎有些不可想像了。 　　唐先生最可貴的是，他雖然深受陳先生影響，也非常尊敬陳先生，但他並沒有對自己所崇拜的對象採取迷信的態度。相反，在《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一文中，唐先生對陳先生的觀點提出了有力的反駁，令人不能不信服。他在研究領域的廣泛與眼光的敏銳、小中見大諸方面都像陳寅恪，但他得結論時要比陳先生更穩一些。他總是把話說得極有分寸，讓人難以反駁，所以和唐先生商榷的文章極難見到。蒼茫兄曾不止一次和我說起研究者在學術上成熟的標誌。他認為分寸感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對此，我是深表贊同的。唐先生文字樸素，從不虛張聲勢。讀他的文章很舒服，彷彿冬日的夜晚，一個老人坐在火爐旁，手捧一杯熱茶，正從容不迫地向你講述著一些古老的故事，講述著他的道理。他非常謙虛，這謙虛一直持續到身後。他事先給自己寫下了墓志銘。那墓志銘上寫著：「生於吳，亡於楚，勤耕耘，終無補，……」 　　我與唐先生沒有見過面，只通過兩封信。第一次通信是在1987年。當時我把自己發表的第一篇論文《魏西晉時代的九品中正制》寄給了他。他很快就給我回了信。信中還讓我代他轉達對周先生、田先生的問候。當時我很不用功，也缺乏責任心，常常是醉生夢死，大概是忘了轉達。第二次通信是在他去世那年。當時我正在寫一篇短文《南陽士與中州士》。文章已經有了初稿，但距離發表還要有段時間。我知道他的日子已經不多，不可能看到這篇文章了，所以就寫信給他，一是慰問，二是扼要介紹文章的主要內容。這時的他，因為雙目失明，早已不能自己閱讀了，我的信是由他的助手讀給他聽，回信也是由他口授，助手來寫，他只是簽了名字。在信中，他還為我的文章操心，提了很好的建議。我曾經想把這信附在文章後面，但又怕人說我拉大旗做虎皮，所以考慮再三，最後還是刪了。唐先生的《論叢》及《論叢續編》、《拾遺》，我都是讀書時買的，因為看的次數太多了，破損嚴重，但我仍然不願意換新版的。20多年來，各個時期自己批註的文字都在上面。偶爾翻看，感慨頗多，總覺得這20多年裡，我一直在與他交談，即使在他死後也是如此。

受教四十年谷川道雄（日本京都大學） 著 徐谷芃 譯

 我第一次讀唐長孺先生的名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55年版)是在該書出版的第二年，也就是我在名古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擔任助手的時候。當時的研究室主任是宇都宮清吉教授。 我那時的主要工作是負責購買國內外的學術著作，然後把它們陳列研究室的書架上，以及指導學生學習並提出些建議。當然，自己也得從事科研工作，創造業績。也就是在那時，我在自己的研究上遭遇到了十分重大的問題：即京都大學畢業後，我主要從事唐代史研究，但在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上深感閉塞。經過一番內心的痛苦掙扎，我決定把研究對象從唐代史轉移至魏晉南北朝史。有關這一經過，我在拙著《隋唐帝國形成史論》(李濟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的《中文版自序》及《序說》中做過回顧。 我似乎記得自己在下這番大決心之前已經讀了唐先生的著作。當時二戰結束才10年，日中兩國之間也沒有恢復邦交，儘管如此，在日本還是能夠看到一些中國出版的書籍。初讀這部書，使我產生了一種十分親密之感，而這是從其他中國學者的著作那裡感受不到的。宇都宮先生與我意見一致，曾說「這部書有些地方與我們的研究觀點十分接近」。書中所收集的論文涉及了政治、經濟、思想等各個方面，範圍廣闊。這裡的每項研究並不是詳盡描繪歷史現象，而是深入分析導致這些現象產生的時代特性。所用的方法也並非套用現成的理論，而是堅持通過事物的內部分析來引導出其所具有的本質。總而言之，這部著作不拘泥於固定的觀念，堅持從實證上來探求魏晉南北朝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這一問題。這也正是宇都宮先生和我極為欽佩之處。 在那之後，我開始了五胡北朝史的研究。該著所收的《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周府兵制度辨疑》等論文對我所起的引導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作為一名研究者，能在自己的研究上尋求東山再起之時，遇到這樣一部著作真可謂幸運之極。 第一次與唐先生見面是這本書出版25年後的1980年。記得當時唐先生應我的友人川勝義雄(當時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之邀，作為京都大學的訪問學者來日本講學，期間陪同先生一道前來的是胡德坤 (現武漢大學副校長)。那時，我也在京都大學任文學部教授，因此屢有機會拜會唐先生。 1980年離文化大革命結束不過幾年。在那段歲月中，許多學者都大小遭受了不幸的命運，唐先生的好友汪箋先生即為其中一位。當唐先生來到社會風氣迥然不同的日本，不知他有何感觸呢? 我的研究室設在文學部內，唐先生大約來過兩次，對宮內廳書陵部本《通典》做過悉心的調查，而我也曾向他請教過有關六朝史的社會性質問題。有幸的是，由川勝氏與我一起創建的「中國中世史研究會」還乘這一難得的機會專請唐先生做了一次講演，題為《魏晉南北朝的客與部曲》。第二年，川勝氏將這篇文章翻譯在《東洋史研究》第4卷第2號上，原文則收入在《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版)里。 現在我手中的《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一書即為唐先生所贈，日期是l983年10月。這中間還頗有一段插曲：那一年的秋天，58歲的我作為日本唐代史研究會訪問團的一員首次踏上了中國的大地，代表團團長是堀敏一氏，秘書長是菊池英夫氏。我們訪問了上海、重慶、成都、西安等城市，但最重要的目的是參加在成都召開的唐史學會的(當時為唐史研究會)年會。不料到了成都，才知道出於某種原因外國人不能與會。為此，中國方面感到很歉意，特意為我們在四川大學舉行了一次座談會。在當天的晚宴上，我非常榮幸地得與唐長孺、繆鉞、王仲犖、胡如雷等大學者同席而座。《拾遺》一書，即在那時為唐先生所贈。事後想起，很可能是先生當時知道我要來的消息後，事前特意為我準備好了書並題了款。 1983年8月至9月，東京與京都召開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唐先生同朱雷先生前往參加。此後，在四川大學和先生的見面應是第三次。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川勝義雄因病去世了，他本已接受唐先生的邀請，即到滿心期待的武漢大學訪問，直到最後一刻也沒能實現。失去了這位平生的知己，我亦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就是這一年，帶著這份悲痛之情，我以日本學術振興會派遣學者的身份訪問了北京、西安、武漢、南京、濟南等地的大學與研究所。學術振興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簽有協議，因此我在訪問過程中受到各地社會科學院的接待和照顧。在武漢，．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李文瀾先生負責安排一切。現在我還記得，由於是第一次到武漢，所以當從西安出發的列車快要抵達武漢時，我竟錯把漢水當做長江，而著實興奮了一陣。1984年的訪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的一位翻譯陪同。在日本，我曾提出過「豪族共同體」的理論，這次訪問的最大目的就是向中國學者們介紹此說，聽取諸位先生的高見。首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發表講演，記得那時大家紛紛向我提出各種問題。在那之後，我又接連拜訪了北京大學、陝西師範大學，接著去了武漢。 在武漢，唐先生熱情地接待了我。唐先生和弟子們在中央大樓的一間會議室(校長辦公室好像也在那裡)為我舉行了座談會。記得開會前，唐先生親自領我到那裡，並且兩人並排在椅子上午休了一會兒。我在唐先生及唐先生的高足面前介紹了自己的理論。唐先生對拙論有何意見，我並不清楚，不過，先生比較重視六朝時期大土地所有中的封建性生產關係，或許對我的共同體理論持批判性意見吧。先生的上述立場同樣貫徹在1992年出版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一書中，但是在第39頁卻有如下一段敘述：「魏晉時期是漢代以來自由農民(包括自耕農與佃農)封建化過程的最後完成。但由於作為社會基層結構的宗族鄉里的存在起著抵抗封建化的作用，而傳統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儘管在此時有所削弱，仍然力圖最大限度保存作為賦役對象的自耕農民，因而封建化的完成並不意味著徹底完成。」此處唐先生引用了川勝與我在《中國中世史研究》上聯名發表的文章及川勝的著作《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的觀點。唐先生雖沒有明言，但從80年代第一次訪日以來，似乎也逐漸在關注我們這些晚輩的主張了。雖然l984年的武漢訪問才短短几天，但是我卻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溫暖。第一次拜訪唐先生家，也是在那個時候。而且令人意外的是，我的妻子在讀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時的同窗，徐秀靈先生也同席而坐。聽說這是唐先生為了讓其弟子們吸收日本的學術研究成果，特意聘請徐先生在此教授大家學習日語的。對唐先生的這一卓識，我深表欽佩。在我離開武漢之時，唐先生又特意來賓館為我送行。先生的這份知遇之恩，再次讓我感動。 1987年我與日本六朝史的同行們計劃在地域社會的視野下展開日中共同研究。在我們向各地的大學及研究機關提出建議之後，最積極響應的是武漢大學。在唐先生的號召下，其許多弟子都撰寫了論文。這隻要看看研究成果，《日中國際共同研究：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1989年)一書所收錄的論文便十分清楚了。這裡撰寫者共28人，而出於唐先生門下者就有12位。僅此一事，讓我深深感到了唐先生的恩義之情。 1992年初秋，我們參加西安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的十幾位日本學者訪問了武漢。當時除參觀史跡以外，並沒有預定什麼特別的學術活動。其實早在84年，我就已經同李文瀾先生約好為日中學術交流牽線架橋，其後l987年的共同研究可以說就是對這一承諾的響應。而這次l992年的武漢之行，也含有這一意義在內。那時訪問武漢的一些年青的研究者現在都已成為大學的教授，他們都積極地與武漢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對此我深感欣慰。 離開武漢之際，我們在武漢市內的一家日本餐廳舉行答謝宴會招待唐先生以及諸位先生，遺憾的是唐先生因為感冒而無法出席。在那之後，我再也沒有與唐先生見過面。兩年後，先生便與世長辭了。 我相信唐先生的卓越學問以及偉大的精神，將和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並肩一起，脈脈相繼，代代相傳。當以西周或秦漢為中國封建時代開始的學說在中國學術界佔據主流時，唐先生毅然提出了三至九世紀為中國歷史上的中古時期這一不同的主張。也許正是這一重要的學問共識把唐先生門下的諸位先生與尊奉內藤湖南為祖師的日本研究者們連接在一起的吧。我現在已年過老境，但是我堅信經過年青一代研究者更進一步的實證研究，這一共通的認識定會成為中日兩國學術界的一股滔滔奔流。

追憶與唐長孺先生的一次會談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 1978年11月15日下午，我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拜會了唐長孺先生，談話一共進行了1小時左右。我得以面承先生之教，這是生平惟一的一次，至今仍記憶猶新。 讓我先交待一下這次見面的背景：1978年10月，美國國家科學院組織了一個「漢代研究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lo月16日到達北京，ll月17日再從北京飛回美國，一共在中國訪問了33天。代表團是ll月10日回到北京的，由於偶然的機緣，我聽說唐先生也在北京，因此我提出了會面的要求。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安排，我在離去的前兩天終於得到了拜訪他的機會。當時我擔任了代表團團長的職務，比較忙碌，很少個人單獨活動的時間。我在北京期間僅僅主動提出想見見三位學者，唐先生即其中之一(另兩位是俞平伯先生和錢鍾書先生)。 我的第一個深刻印象是唐先生的高度近視，但當時還不知道他的右眼已失明。其次，唐先生一望即是一位飽學之士，很合乎中國傳統中所謂「老師宿儒"的典型。但談話開始後，我很快便警覺到他是一位異常謹慎的人。他只答覆我提出的問題，而且必三思而後言，但從頭到尾沒有主動地問過我任何問題。也許是我過度敏感，我總覺得他多少有些顧忌，唯恐在我這個不速之客的面前失言。因此我說話時也不得不加倍小心，以免為他添上困擾。不過我求見的本意，除了一瞻風采之外，是向他請教純學術的問題，這一點點拘謹絲毫未影響到談話的內涵。 事隔26年，當時談論的細節早已忘記了。現在只記得兩個綱要：第一，我想知道他對於門閥制度的下限的看法；第二，我想試探他肯不肯與西方學者合作，參加《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魏晉南北朝卷的寫作,即由他擇題用中文撰，寫一章，再譯成英文。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大致是以他的一篇論文——《門閥的形成及其衰落》(《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9年第8期，頁1～24)——為根據而展開討論的。我又曾在1962年《歷史研究》(第6期)上讀過一篇《唐長孺對門閥制度的新看法》的簡略報導。所以我很想知道他的見解在20年後有沒有什麼改變。我的整體印象是他在門閥問題上今昔的變化不十分顯著。也許1964年以後，由於他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二十四史的標點和吐魯番文書的整理，他已暫時離開了兩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的研究主題。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向他解釋：日本學者如仁井田陞、池田溫的研究成果往往通過西方史學家的譯介(如Denis C．Twitchett)而傳播到國際漢學界。因此我也希望他那些豐富而又具原創性的業績可以跨出國界，變成世界史學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並進一步發揮更廣大的影響。他對於我的提議雖沒有直接應諾，卻很誠懇地表示願意考慮。但我的問題本屬假設性質，當然；也只能談到這裡為止。從這一討論中，我得到一個清晰的印象：他完全承認學術研究的全球性。所以在學術思想的空氣開放以後，他晚年特別注意「近代中外學人有關論著」。(見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後記》，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年)  在未見唐先生之前，我本來想在個人學術淵源的層次上，和他談一椿有趣的故事。但最後考慮到也許會使他為難，我終於壓住了自己的情感，把話吞下去了。 I 大概是1959年左右，我第一次讀到他的《西晉田制試釋》(收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l959年)，《晉書?食貨志》有下面一句話： l 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唐先生在解釋這一段文字時，提到兩種意見：一是「傳統的」，大致以馬端為主；一是「比較新的」,即以「課田是一種徭役地租」。但在「徭役地租」的大原則下，又出現兩種不同看法。現在我只引他關於第一種看法的概述：一、認為占田即授田，課田即包括在占田數內。在服役年齡時男子受田七十畝，其五十畝的收穫物為政府所有；女子受田三十畝，二十畝的收穫物為政府所有。這樣算來一夫占田七十畝，一婦占田三十畝，合計百畝，而其中七十畝為徭役地租，等於一夫一婦授田百畝，與政府三七分租。這種解釋的證據是：(一)稅率與曹魏屯田制度中對分或四六分之制相近；(二)西晉時傅玄曾經反對佃兵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者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的辦法；(三)前燕慕容魷曾以牧牛借給貧民在苑囿中耕種，規定「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公收其七，三分入私」，他的記室參軍封裕認為「魏晉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應該像魏晉一樣「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以上三個例證都證明魏晉時期三七分租是極普通的稅率，最高可以達到二八，所以百畝之田以七十畝的收穫當租在那時候是不足為奇的。(頁四七一四八)我當時讀了這一段概括，立即看出：他所謂「比較新的」意見，即以「課田是一種徭役地租」，其實便是我已故業師錢賓四(穆)先生最早在《國史大綱》中提出的。(見第十九章第三節「西晉之戶調製與官品占田制」)呂思勉先生對錢先生新說極為稱賞，並推許《國史大綱》中論魏晉至隋唐的田制與稅製為「千載隻眼」。(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北聯經《錢賓四先生全集》本，頁五三)所以後來呂先生寫《兩晉南北朝史》第十九章第三節(「地產不均情形」)即全本《國史大綱》立論，並提出其他證據印證錢先生關於西晉「占田」、「課田」的新說。唐長孺先生所概括的「徭役地租」論便是從錢、呂兩書中鉤玄提要而成。但由於「錢穆」兩個字在當時是不許露面的，因此他也不得不把呂思勉先生的著作一併隱沒了。 錢先生早年在常州中學堂曾上過呂誠之先生的課，並且終身以師禮尊之；而唐先生則是誠之先生後期的及門高弟。因此唐先生最初也接受了錢說，後來才改變了看法。他最後對於「占田」與「課田」的理解大致於下： 我以為占田只是空洞的准許人民有權佔有法令上所規定的田畝；法令上已經規定貴族、官僚的占田數字，那末也得規定一下平民的占田數字。至於佔得到占不到，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課田是督課耕田之意，一般人民自十六歲至六十歲不論你是否自己有田，政府一定要你耕種五十畝(丁女則二十畝)，這是所謂「驅民歸農」的意思。占田規定七十畝，政府並不要求你全部耕種，但至少要有五十畝不被荒廢。(同上頁四九一五O)事之難能而巧合也在這裡。唐先生的新結論竟又和我的另一位先師完全一致。1946年楊聯陞先生在《晉書食貨志譯註》的導論中也有專節分別討論晉代的田制和稅制。(見Lien—sheng Yan9「Not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Chin Dynast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01．9，1946。此文已收入他的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119～197)關於「占田」、「課田」的問題，楊先生一方面指出日本學者的解釋過於狹隘，另一方面則明引錢先生《國史大綱》的新說，而保留了不同的意見。他也將「占田』』與「課田」分為兩件不同的事：前者指法令允許每一丁男、丁女佔有田畝的極限，而不是政府授田的畝數。「課田」則是政府指定丁男、丁女、次丁男必須耕種一定畝數的田，包括公田和私占的田在內。他又引《晉書》卷四七傅玄疏中另一段話來澄清「課田」的確切涵義：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項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以還，或不足以償種。此段「課田」明指政府指定「兵」(屯田)和民耕種的田畝，也就是唐先生所謂「督課耕田之意」。兼以楊先生將原文譯成英文，其涵義更無所遁形。當時唐先生不可能見到西方漢學界的英文論著，所以他們兩位在這個問題上確是不謀而合。(見Yan9，Studies，PP．135～138)不但如此，唐先生論「戶調」與戶貲的關係(見《魏晉戶調製度及其演變》第二節，《論叢》，第65～73頁)和楊先生論晉代賦稅制一節也基本一致。(見Studies，PP．140-148)兩人同以《初學記》所引《晉故事》的「九品相通』』與《魏書?世祖紀上》的「九品混通」互證，企圖解決同樣的問題，更是巧合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當然，這種巧合併不偶然，更不是不可思議。唐、楊兩位傑出的史學家屬於同一年齡層，也是在同一學術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更重要的，他們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都同在陳寅恪先生所開創的「典範」(「paradigm」)之下開始的。關於這一點，此處不能深談，姑止於此。 總之，對我而言，唐先生在上述具體的史學問題上，與我的兩位先師之間的先後異同，確實構成了現代中國學術史上一段最動人的佳話。l978年我和唐先生會面時，錢、楊兩先生仍然健在，如果我能暢所欲言，將這個故事源源本本地告訴他，我相信一定可以博得他的一笑。但是當時我惟恐提及錢先生會使他受窘，所以在我們交談的過程中，這個故事雖然自始至終都在我的胸間盤旋著，我卻終於沒有透露一個字。現在我特別把它寫了下來，作為紀念他逝世10周年的獻詞。余英時2004年9月8日於美國普林斯頓 余英時: 海外著名漢學家。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於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律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1974年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註：谷川道雄、余英時等著名的研究中國中古史的歷史學家在2004年撰寫紀念唐長孺先生仙逝10周年的紀念文章，刊發於本所《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1輯。來自http://mochengtang.blog.tianya.cn/

余英時被歷史學界譽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獲得具有人文學界諾貝爾獎之譽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余先生治學嚴謹入微， 思接古人。作為儒學文化的重要參與者，余英時曾對儒學的若干重大問題做出鞭辟入裡的分析，其相關著作有《現代儒學論》、《朱熹的歷史世界》等。

作為「知識分子」的陳寅恪

盤點2005年知識界的「大事」，會驚異地發現竟然大多數都是關於學人「醜聞」的。一是接連不斷地學術剽竊案被揭發，二是社會公眾對國內主流經濟學者社會良知的普遍質疑，三是以何祚庥為代表的「院士」們及院士制度遭到強烈譴責，等等。所有這些，無不與學人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的「風骨」牽涉頗多。對於其中的是非恩怨，我輩門外漢無權置評，我倒是想起了陳寅恪先生，與之對照，看看何為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

留學不為獲得學位

寅恪早年遊學多國，先後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等校，前後留學長達16年，占其一生五分之一的時間。然而這位被譽為「教授的教授」的天才學者，卻始終沒有懷揣一張高級學位證書回來，也不曾聽說他在哪裡得過「碩士」「博士」之類的頭銜，甚至連哪個名校的文憑也沒聽說他拿過。原來在國外留學期間，寅恪讀書如天馬行空，時來時往，只要聽說哪裡有好大學好教授，他便去聽課和研究，並不在意取得文憑或學位而只在求學問，完全是為讀書而讀書。也並不是他瞧不起學位，而是痛感求學時間有限，若要拿學位則勢必按程序和規矩按部就班，那樣對他來說會耽誤許多時間。 回國後，陳寅恪尚未發表一篇論文就已蜚聲學界，擔任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並列為「四大導師」。這裡面還有一段佳話，說的是梁啟超向清華校長曹雲祥舉薦陳寅恪擔任國學研究院導師的故事。曹雲祥問：「陳寅恪是哪國博士？」梁任公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辦了！」梁大怒：「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世說新語》里有個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的故事，用來說明讀書的境界極為恰當。王羲之的兒子王子猷（王徽之）住在山陰，有天晚上下起大雪，王徽之一覺醒來，吟詠左思的《招隱詩》，忽然想起了戴安道（戴逵），當時戴安道在剡縣，王徽之立即乘小船連夜去找戴安道。船行了一夜才到，當他來到戴安道家門口後卻沒進去見面，而是轉身回去了。別人問他緣故，王徽之說：「我本來是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要見戴安道呢？」真希望現在的人「讀書」也能達到這個境界：「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少一些功利，多幾分虔誠，該是多好？學問和學位當然並不是像魚和熊掌一樣不可兼得，在沒有更科學的評價機制下，學位和文憑仍是衡量一個人知識水平的重要標準，不可替代。問題是許多研究生過於重視學位而又意圖巧取，比如他們選擇學校、導師、課程，乃至論文題目，多避難就易，不是看學科、導師是不是高水平的，而是看怎樣才容易混過。這樣雖然很容易得到學位，但所得的學問卻打了折扣。陳寅恪留學只在學問而不在學位，這一方面由於陳寅恪的天賦奇才，另一方面說明了真正有學問的人絕不需要 「博士」頭銜去裝點門面。

拒受日軍麵粉和流寓嶺南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淪陷，疾病纏身的陳寅恪攜帶家人也被迫滯留香港。作為中國文史學界的泰斗，並受到日本許多著名東洋史學者推崇的陳寅恪，日軍也有所耳聞，因此對他還客氣，曾送麵粉至他家，但寅恪夫婦堅持不接受日本人的救濟物品，並拒絕同敵修訂歷史教科書。不久，日本人有意請他到淪陷區的上海或廣州任教，又以40萬日幣強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陳先生哪肯為侵略者服務，堅決抵制日本人的威逼利誘，最後在友人的資助下輾轉逃出香港，在民族大義上堅持了獨立精神。解放前夕，國民黨在離開大陸前開始「搶運學人計劃」，陳寅恪自然是首批被搶救的「國寶」。堅持愛國立場的陳寅恪沒有追隨國民黨去台灣，而是南下廣州，執教於嶺南大學（後為中山大學合併）。因為他對國民黨政府感到失望和憤恨，不願追隨。但是他也不願留在首都北京，而是在南國中山大學的康樂園度過了最後20年。這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我想最主要的恐怕是他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準則，即他既不願跟隨已經厭惡的國民黨政權，也不願同中共的政治中心密切接觸，以免妨礙自己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後來的事實證明，洞察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陳寅恪有先見之明：學術要獨立於政治之外。在史學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與陳寅恪齊名、號稱「史學二陳」的「北陳」——陳垣（援庵）先生，這位高壽的北師大校長在解放後忙於各類社會運動，可是他的學術生命已經基本結束，再也沒留下足於傳世的學術著作。在隨後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陳寅恪先生固守自己的文化觀念和價值取向，並未隨波逐流，違背自己一貫的宗旨和作風，並對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人格淪喪表示不屑。

不宗奉馬列的真實含義

 1954年，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請陳寅恪北上擔任中古所所長，郭沫若院長和李四光副院長親筆寫信並委託陳寅恪的心愛弟子轉達，他提出「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克思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所的人都如此」的條件。這就是以後學界流傳的「陳寅恪公然提出不學馬列」的來源。對此，以前有許多誤解，認為陳先生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其實陳先生並不是反對馬克思主義，而是感到學術研究不能受政治干擾，不能為某一學派思想束縛。他說：「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一切都是小事，唯此（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大事。……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陳寅恪對馬克思本人是非常尊敬的，早在瑞士留學期間就通讀了《資本論》。對於中共的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他都非常敬佩，還與某些中共領導如陳毅、陶鑄等有私交。但這並不能改變他「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為人為學原則。國民黨尊敬他，但他對國民政府腐敗感到失望，因此也不能改變他不離開大陸的意志。

拒見康生，「出版無期」

 「出版無期」一語本是1962年胡喬木訪問陳寅恪時，他談及自己的著述時對胡所說的，沒想到一語成讖，遲至他辭世11年後的1980年大陸才有關於陳寅恪著述的第一個較完整版本。這中間到底有什麼波折呢？一切都因陳寅恪拒見康生而起。新中國成立後，作為「舊史學權威」的陳寅恪似乎與時代格格不入，遭到冷遇。據說這位前「中央研究院」院士能當選為新中國首批「學部委員」還是毛澤東主席特批的。但是畢竟他的學術影響力太大，所以先後仍由許多中共要人南下廣州時想見他。 這批人中，先後有郭沫若、陳毅、胡喬木、周揚等。對於郭沫若，雖然陳被官方論定的資產階級「舊史學」權威，而郭則是無產階級「新史學」的旗手，但畢竟是兩位文化大師的見面，據說郭沫若還被感動了；對於陳毅這個黨內的詩人來看他，倆人交談甚歡，陳氏夫婦的評價是，共產黨內也有真正懂得讀書人的大官啊；對於胡喬木，那是一場「聰明的老師與聰明的學生」之間的對話，陳寅恪對執弟子禮甚恭的學生自有一份老師的慈愛。最倒霉的是康生，他也想見寅恪，想「看看陳的藏書」。作為理論家的康生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喜歡收集古玩文物珍本書籍，但他沒有如願。寅恪以身體不好為由禮貌地拒絕了他，不過陳寅恪也為此事付出了抱恨終身的代價——「出版無期」。心胸狹窄的康生強壓住不快的心情，改見了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容庚，但他還是把記恨留給了寅恪。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出版陳著《論再生緣》時，他找到了報復的機會，隨便捏個理由便禁止了該書的出版。這次沒有成功的見面給寅恪留下了抱恨終身的遺憾，他至死也沒看到新作的付梓。

以陳寅恪為代表的許多老一輩學人骨頭是很硬的，寅恪終其一生都沒有在為人為學的原則上妥協。無論是私人生活、與人交往，還是民族大義的去留取捨之間，始終「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記得有位先生說過：我們這一代學人永遠趕不上老一輩學者們，因為首先在人品上就過不了關，有了一點小成就就忘乎所以，忍不住拋頭露面，亂髮議論，以為自己是萬能的。此非虛言，老輩學者們受到批評，一般是其學說需要商榷，而幾乎沒有人對其人品有詬病的。而許多新一代的學人首先在人格上就受到指責，更遑論學識了。薩依德在《知識分子論》中提出知識分子至少應具備以下三個特點：一，知識分子應該是放逐者和邊緣人。二，知識分子應該是業餘者，即公共的知識分子而非單純的專業人士。三，知識分子應該敢於對權勢說真話。如果按這三條標準衡量，陳寅恪無疑絕對符合一、三兩條。第二條看起來對他並不適用，他是專業人士，但他一生用生命實踐的人生信念，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又是什麼？

你的讚賞是我堅持原創的動力

讚賞共 0 人讚賞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