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物古迹看儀征歷史

王德鈞據出土文物推斷，新城的蜀崗丘陵地帶，早在幾十萬年前就有猿人遺迹。大約在一萬年前，人類就開始在這裡聚集生息，以採集、漁獵為生。70年代在新城龍河地區發現埋葬地下的石器，如尖狀器，砍斫器、刮削器等都是採集漁獵工具。到了距今三千年左右，這一帶的人們就開始用石錛、石斧、石鐮等工具從事種植活動。用石箭頭、石矛頭，陶制的網墮等捕食動物和魚類，並逐步掌握了冶煉青銅的技術，製造了青銅箭頭，青銅刀和錛，魚鉤等武器和工具，陶器已大量使用，常見的有陶鼎（祭祀用器）陶鬲（音厲、帶有三足的炊具，可以擴大受火面積，使食物容易煮熟）陶瓿（音晏，上部用於蒸，下部用於煮的炊具）等，還有陶鈴，陶埍（音勛）等原始樂器。古時候，人類都是聚族群居，蜀崗丘陵一帶分居著「淮夷族」和「徐夷族」。到了西周時期徐夷族在泗洪一帶建立了徐國，勢力一直擴展到長江邊，當時徐國很快強盛起來，曾聯合九夷攻打周朝，周穆王被迫承認徐國為東方霸主。周圍三十六個小國都要向徐國進貢，由此，而帶來了新城蜀崗丘陵的進一步繁榮。1931年南京博物院文物考察隊，在儀六地區進行商周文化考察，新城範圍內就有幾處被認定為商周文化遺址如「磨盤山」（今新城馬壩村內），「永庵」（今新城馬壩村內），「老虎山」（今新城林果村內），1930年新城破山口（今郁橋村內）出土的商周貴族墓葬，又一次證明了這一帶商周時期的繁榮。1953年儀征拆除南門觀音庵時，在夾牆內發現1930年新城破山口出土的西周青銅器42件，其中最為驚世的是，青銅四鳳盤、雙耳龍紋盤，四鳳盤直徑1米，重250公斤，沿口四方站立四隻鳳鳥（據說是國民黨時儀征縣長藏入夾牆的），這批文物再次面世後，經省文物專家鑒定，大多數為西周青銅器，少部為西漢中期，並有8件被北京故宮博物院精選入藏。隨後傳媒多次點擊儀征破山口的西周文物精品。范文瀾編著的《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就選用了儀征破山口出土的西周青銅尊和西漢青銅鼎兩幅照片作為插圖。南京博物院舉辦了以破山口四鳳盤為代表的西周青銅器系列展，1959年4月，省博物院對破山口再次進行科學發掘又出土了青銅錛，矛、箭簇、斧，鉞等兵器和生產工具，又一次證明了破山口西周貴族墓葬隨葬品以青銅器為主的歷史價值。並在1963年《文物》第3期上發表了《儀征破山口出土西周青銅器探略》。以考古結論，說明新城破山口一帶的蜀崗丘陵在西周時期，人類活動就很活躍。1971年開挖沿山河時，在新城破山口和馬壩村地段，各出現了青銅劍一枚，尤其是馬壩出土的青銅劍，劍身完整，有網狀絡紋和星花，呈淡黃色，屬春秋戰國時期，歷2400年左右還閃閃發光，刀口鋒利，這又驗證了吳王闔閭造劍歷史的真實面貌，是真正的吳國之劍（現藏於揚州博物館）。難怪當時住在中原地區的孔子還說要到九夷（蜀崗丘陵）來居住。《論語?子罕》中有一段話：「子曰居九夷。」；他的弟子說，九夷很簡陋，不能居住；孔子回答說，「何陋之有」。連孔子對這一地區評價都很高。新城境內的蜀崗丘陵線與淤積平原幾十里的高低分明的連接處，一直受到文博考古部門的關注，1985年10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組，對新城林果樹和丁沖村交界處的煙袋山西漢古墓葬進行科學考古發掘，獲取了很多重要發現，這是繼高郵天山1、2號漢墓後，江蘇的又一大型西漢木槨墓。底面積60㎡。深達12．4m，整個墓葬分墓室和車馬坑兩大部分，在南部的車馬坑（又叫槨藏）內，最具收穫的是，出土了近200件木俑，有武士俑，車馬俑、伎樂俑、侍俑等。有完整的木馬10匹，車3乘，所有的車馬飾件均為銅質鎏金器件，且造形生動，形態多姿，組合了一組漢代貴族生活的真實寫照。北部墓室有4個邊廂，出現了完整的2隻銅鈁，1隻龍紋青玉璧，1隻卧虎鐵鎮，漆器有大耳杯和盒蓋，盒蓋長50多㎝，寬30多㎝。中部繪有一龍，遨遊於雲氣之中，大部漆器雖已殘破，但全部都為描金彩繪。裝飾件為銀質，有虎、豹、鹿等造型的扣件和鋪首銜環。首次發現內棺蓋面用銅質鎏金泡釘裝飾成北斗七星圖案，這是漢墓考古的重要發現（以前發現的都是彩繪北斗七星）。這又證實了墓主人的身份高於馬王堆車尤侯，低於天山廣陵王漢墓，因為按漢代葬制，侯級不準用金銀，馬王堆墓就沒有一件金銀器出土。所出土的五銖錢是「武帝五銖」，從而確定此墓是漢武帝之後，漢宣帝左右時候入葬。煙袋山漢墓的文物出土，為研究漢代列侯的貴族生活和葬制文化提供了科研資料。陸定一聞訊後，曾與當時上海市文化局和省文化廳主要負責人親臨現場作了考察。並題寫了「儀征縣博物館」六個大字。1987年中國《考古學報》第3期發表了《儀征龍河煙袋山西漢木槨墓》考古發掘報告。「文革」期間，農業學大寨，平田造地，在凌橋村境內曾出現過漢代家族墓葬群，由於動亂年代，只追回幾面銅鏡和幾件釉陶器。2003年前後，寧啟鐵路施工。在新城的馬壩村，凌橋村，丁沖村境內，暴露了大批漢墓，文物部門先後進行了搶救性發掘，詳細清理記錄的就有30多座，出土了大量的陪葬陶器，陶灶石磨，以及銅鏡、銅帶鉤、鐵劍、鐵鉞、漆器和少量的瓷器、玉口銜，墓棺大多為金絲楠木，且有一棺一廂和一棺多廂的不等規格。沿江高速公路施工，在林果村的取土場連續暴露了十幾座漢代古墓葬，發掘時發現有些墓葬規格，等級較高，據專家勘察預測這一帶，有可能是以煙袋山貴族墓葬為主的又一家族墓葬群。蜀崗丘陵大量的漢墓暴露出土，驗證了漢時的蜀崗以南，長江泥沙已淤積成灘與蜀崗相連，且灘上有人居住，蜀崗的高地優勢明顯突現，居高放眼，視野開闊，達官貴人便擇「風水寶地」，來此安息。1964年4月，南京博物院分別對新城三茅村和林果村的西晉和東晉初期磚徹墓進行了搶救發掘，出土了青瓷獅形水柱、雞籠、虎子、船形灶和青瓷盤口壺、唾盂等，出土的墓磚上有紀年文字。「元康五年」（公元296）和「泰和六年」（公元372）。為墓葬提供了準確的年代證明，其中，西晉墓葬又分前後兩室，每室各葬兩具棺木，據《漢書》記載，「玄成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驗證了漢代「子從父葬」風俗。西晉離漢不遠，這是葬俗上承襲漢制的例證。又為當時南北文化交流，北方文化南下與東西晉文化的內在聯繫，提供了十分準確的科研資料。（見1972年《文物》第5期）1960年在林果村出土過南朝墓一座（磚徹墓），發現了多足青瓷硯台一隻，2003年在凌橋村郭庄出土唐時磚室墓，由於早期被毀，僅有少量「唐三彩」碎瓷片。以上所說的蜀崗丘陵出土文物的考證和部分史料記載，都反映了新城在漢唐以前的歷史概貌，生產力發展和文化背景，驗證了從猿到人，在這塊土地上的繁衍生息；從無到有，在這塊土地上的創造；從弱到強，在這塊土地上的拼搏。新城蜀崗丘陵以南或以東，即現在的丘陵山下、沿江圩區、據近人研究考證，大約在5000年至7000年前是海面，海岸線一直伸展在現在的蜀崗丘陵，揚州和鎮江之間是後來的長江入海口，平緩順直的蜀崗邊緣線，就是長江海口浸蝕的岸線，具有「北固（鎮江）望海，廣陵（蜀崗丘陵）觀潮」之佳話，據史料記載，廣陵潮在唐大厲後逐步消失，（公元766年—779年）明初時，儀征城的東門還遺留有「望海門」的名稱。沿江圩區是長江泥沙增多，在河口處沉澱堆積形成的沙壩，由沙壩增大和邊灘淤長連接而形成平原，與蜀崗丘陵相連一體，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曾在現在的新城和真州之間的沖積平原上，還建立過一座江都城，由於存在300多年後，三國時又塌入江中。在魏晉南北朝時，長江江面水寬20多公里。唐時江寬10多公里，宋時江寬不足9公里，到明時江寬只剩3．4公里。清?厲惕齋的《真州竹枝詞》中，就有「片帆飛到蜀崗收，此是停船舊碼頭，不信試看山谷里，至今殘閘枕寒流」的詩句。1963年在所屬新華村境內（圩區）出土了宋代墓一座，發現了「三戒文」石碑6塊，收集到的最後一塊落款是：「紹興（1131年後）丙寅十有二月朔潘良貴子賤左三戒文中文舍人待□□□□□。」宋時，新城和儀征一樣，扼江、淮運（河）之襟要，南來北往的商旅，貨物都要經過這裡，是南北運輸的重要中轉地，交通運輸、商業貿易，以及農業、手工業，釀酒業的繁榮興盛超過當時揚州。據專家對新城舊有遺址考察論證，新城所遺城址是宋代所建，其範圍是，儀揚河以南，由新城大橋向南至冷紅村舊港，（古時長江碼頭）西到卧虎閘西，順新圩河南下，東至東升花園庄東以舊河痕迹為界。宋時新城城牆都是板夯土構築，只有在城門交通要道處用磚徹築，西邊和北邊雖為河道及渠道覆蓋，但除去上層，從剖面看，板夯痕迹仍很明顯，開河時，在土中發現大量的六朝到北宋早期的瓷片，磚瓦和陶片；從高處看。城呈四方型，西北兩面的護城河為現在的儀揚河和新圩河，南面的舊港與越江交界的河道向東至東升花園庄向北入與儀揚河相通，還是四方形。這同起建於南宋的新城地藏寺地點和出土「三戒文」碑刻的新華村相聯繫，新城遺城址屬宋代無疑。具體地說，它是揚子縣城，用明代隆慶縣誌所錄宋真州府圖對照，也是符合的。宋徽宗時，也明確真州管轄揚子、六合兩縣，元滅宋後，仍為真州管轄揚子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揚子縣治正式遷入新城，所以新城又為揚子縣城，直到明太祖即位後二年（1369年）改真州為儀真縣、隸揚州府，新城揚子縣治才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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