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

導語：是成為具有思考能力的精英，或是安於做一個因無思而致庸常的平民，都是個人的選擇問題。

思考，是哲學的應有之義，是哲學家的本能，是他的生活方式，更是他神聖的使命。然而，在常人看來，把思考拔高到普世的高度，試圖讓每一個人都成為思考著的人，或許恰恰反映出哲學的起源地，希臘東方主義骨子裡帶的「哲學家的傲慢」：惟有哲學家的求真才為屬人的意旨賦予了深沉而廣袤的嚴肅性。從個體角度考慮，是成為具有思考能力的精英，或是安於做一個因無思而致庸常的平民，都是個人的選擇問題；即使是哲學家，也不應該為了實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理想來消解個體自由。而這裡的「自由」特指以賽亞·伯林在1958年的《兩種自由概念》中提到的「免於（意志）強制和（行為）干涉」的「消極自由」。

伯林這一觀點有著深厚的自由主義傳統，自康德始而一脈相承，在戰後意義尤為重大。在一個尚未從極權統治的創傷和威脅中痊癒的時代里，公共空間不斷擠壓私人領域，若要防止國家力量對個人意志的支配和取代，有效地捍衛康德窮極一生孜孜以求的私人自由的神聖尊嚴，必須以消極自由理念作為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制度的基礎。

然而，與伯林同時代的，同為猶太人後裔，同樣是英語世界頂尖的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卻對此有所質疑：被看作最有效抵抗專制主義的「消極自由」給予了人們「不思考」的權利，可恰恰是這些因為「無思」而平庸的人們，與「有思考」的作惡者合謀，共同構成了專制主義的鏈條。這一結合是如此的契合與精妙，以至於元首振臂一呼，庸碌者就會應者雲集，犯下滔天罪行而不自知。有意思的是，漢娜·阿倫特拆解這一精巧鏈條的武器，依舊來源於康德。

伯林曾經說過一句非常有名的話，「一位教授在他寧靜的書房裡孕育出來的哲學觀念，可能毀滅一個文明。海涅認為康德的巨著《純粹理性批判》，是一把處決了歐洲『自然神論』的寶劍」。而在漢娜·阿倫特看來，三大批判最後一篇《判斷力批判》是一把處決「平庸之惡」，對抗極權專制的寶劍。這把寶劍鋒利的劍刃便是建立在自我確證基礎上的獨立判斷。這一觀點自1958年的成名作《人的境況》中初現蹤影，在那本寫於1962年，引發諸多爭議，同時也將阿倫特推向學術明星之路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於惡之平庸的報道》里逐漸成型，卻遺憾地隨著她的溘然長逝而中斷在《心智生活》的第三篇「判斷」之中。隨著阿倫特遺作的陸續整理出版，她如何通過重塑康德政治哲學中「判斷」的意蘊來建構阿倫特式政治哲學的脈絡逐漸清晰。

黑格爾說「哲學就是哲學史」，太陽底下無新事，哲學中出現的任何新問題，都能在哲學史上找到它的起始與回聲。聰明的思想家絕不會幹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的蠢事。系出德國的阿倫特有著得天獨厚的哲學底蘊，過盡千帆，那個靜靜矗立在德國哲學歷史群山之中最低調卻又最偉岸的思想高峰——康德——翩然而現。但即使阿倫特將她政治哲學的核心：以判斷為基礎的政治性思索極大程度地訴諸於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羅納德·貝納爾還是敏銳地捕捉到阿倫特與康德的根本不同，即康德強調私人領域中獨立判斷的自律性，而阿倫特著眼於公共領域中人與人之間交往、商談而產生的他律性倫理。所以，貝納爾及時地提醒讀者，試圖通過閱讀阿倫特的《康德政治哲學講稿》來了解康德政治哲學，哪怕僅僅是了解《判斷力批判》都是不可能的，結果只能帶來閱讀者自身的迷惘混亂和對康德政治哲學的誤解。這看似一個悖論，卻無處不在各種哲學著作中出現。對此，貝納爾的解釋是，「大思想家的典型特徵是，他們往往會根據自己縈縈於懷的那些動機和關切來借用和重塑他們閱讀過的一切」，因此「阿倫特根據自己的智識關懷而對康德文本所進行的有意識地摘選和再造，恰恰展示出阿倫特本人作為大思想家的膽識與氣魄」。

這一膽識與氣魄產生的契機要追溯到1960年代，漢娜·阿倫特接受《紐約客》雜誌邀請，以記者身份參與審判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阿倫特曾說過，思想本身，來源於鮮活的經驗事件，也必須始終依附於這些經驗事件、將這些經驗事件作為定位方向的唯一路徑。戰後審判戰犯的經驗事件在常人看來是法律和正義的彰顯，而思想家阿倫特卻看到了她哲學中的一種重要概念——平庸之惡。在阿倫特的描述中，艾希曼既不是動機邪惡，處心積慮的大奸大惡之人，也並非易遭人誆騙的愚蠢之徒，他的問題僅僅在於毫無思想地服從，而這種服從，在政治上，就是支持，構成了極權主義屠戮民眾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一發現驗證了阿倫特早期對極權主義的洞見：「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目標不是改變外部世界，或者社會的革命性演變，而是改變人性……和羞恥性」，從而讓有思想的人成為多餘，無思想的人扮演麻木不仁的幫凶。

至此，阿倫特看到了戰後流行的多元論自由主義思想背後潛藏的危機，一旦人們默許了無思想的自由，當整個社會都缺乏批判性的思考時，當有思想支配之下的「根本之惡」駕馭著無思想而衍生出的「平庸之惡」時，自由主義最珍視的自由，立刻岌岌可危。因此，在此意義上說，拋卻不願思考的惰性與克服思考不能，在理解的基礎上下判斷，進行政治性的思索成為必須。但對於如何讓這種圍繞著判斷而展開的政治性思索成為可能，阿倫特並未刻意去談，或者說在她的未竟之書中，有待後人去完善。

屠殺與審判這些經驗事件引發了阿倫特對「根本之惡」以外的「平庸之惡」的思考，而思考與判斷恰恰是消解「惡」的終極手段；只有遏制私人領域中個人選擇「無思」的自由，才能真正捍衛公共領域中人類整體的自由和私人領域中個體的尊嚴。惡、判斷和自由的邏輯鏈條也體現了阿倫特作為德系思想家對形而上學天然的親近。

思考，是人與生俱來的能力，「哲學之思」絕非哲學家的專利與傲慢；思考，是每個人的權利，也是他最高貴的品格。「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對他所具有的優勢，而宇宙對此卻是一無所知。因而，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帕斯卡爾如是說，阿倫特如是說，康德如是說，當哲學家拋卻傲慢，親切地期望人類思考時，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去思考呢？

（完）

來源：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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