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卓木碉會議揭秘】

1935年9月10日，中央在北進途中，發布了《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南下的出路在哪裡？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糧食缺乏；南下是少數民族的地區，紅軍只有減員，沒有補充。敵人在那裡的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凍挨餓，白白地犧牲生命，對革命沒有一點利益。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斷路。」　　第二天，中央用簡潔的文字和強硬的語氣，命令張國燾立即率左路軍北進：「(甲)中央為貫徹自己的戰略方針，再一次指令張總政委立刻率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乙)中央已決定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導，並已令一、三軍團在羅達、俄界集中。」　　對於在最後關頭同意南下的右路軍將領，中央抱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寬容心理，即使是在分手之後，也始終採取了有別於張國燾的爭取政策。就在中央率軍北上的當日，中央政治局專門給徐向前、陳昌浩發出四點指令：　　(一)目前戰略方針之唯一正確的決定，為向北急進，其多方考慮之理由，已詳屢次決定及電文。　　(二)八日朱張電令你們南下，顯系違背中央累次之決定及電文，中央已另電朱張取消該電。　　(三)為不失時機的實現自己的戰略計劃，中央已令一方面軍向羅達拉界前進，四、三十軍歸你們指揮，應於日內尾一、三軍後前進，有策應一、三軍之任務，以後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揮之。　　(四)本指令因張總政委不能實行政治委員之責任，違背中央戰略方針，中央為貫徹自己之決定，特直接指令前敵指揮員(黨員)及其政委並責成實現之。　　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則為自己蒙在鼓裡和被丟下而憤懣。陳昌浩的情緒表現得最為激烈，他下令召開緊急會議，寫信傅鍾、李卓然：「趕快回來，中央夜裡秘密開走了，去向不明。他們丟下我們『開小差』，用意何在？飛速來議。」中午時分，陳昌浩主持召開右路軍前敵指揮部緊急會議，他的脾氣暴躁至極，大罵「中央『右傾』、『怕死』！丟下右路軍『逃跑』了！」許許多多難聽的話脫口而出。會開到黃昏，他宣布南下，口號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對部隊進行動員。 與陳昌浩負氣狂躁相比，徐向前表現得更為矛盾、苦悶和無奈。他沒有發言，即使是開會的時候，也是躺在門板上，不住地嘆氣。在接到中央要求徐、陳立即跟進的電令後，他徹夜難眠，偷偷地哭了一場。 他在回憶錄中披露了自己當時的心情：　　接著，中央又來電報要我們帶著部隊北上。並說：中央已另電朱張取消八日南下電令。陳昌浩決心南下，罵中央是「右傾機會主義」啦，「逃跑主義」啦。我想，是跟著中央走還是跟著部隊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帶上個警衛員，騎著馬去追中央。那時，陳昌浩的威信不低於我，他能說會寫，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員。他不點頭，我一個人是帶不動隊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帶走幾個人。想來想去，還是決定和部隊在一起，走著看吧！ 張國燾更是暴跳如雷，他為黨中央和一方面軍脫離了控制而惱火。張國燾在與陳伯鈞的談話中，曾不小心透露出他的如意算盤，就是：通過強調軍令的嚴肅性，用總部控制所有武裝力量，然後通過自上而下的黨內鬥爭，逐步統一中央的思想。就是出於這種考慮，他以嘎曲河漲水為由，拒絕北上；利用徐向前、陳昌浩不忍分割四方面軍的心結進行攤牌，強迫右路軍南下；然後利用兵力和人數佔多的優勢，徹底開展黨內鬥爭。 張國燾在長征途中堅持南下，同中央分道揚鑣，來到四川省理番縣卓木碉（今馬爾康縣腳木足），開始謀劃另立中央。陳伯鈞反對四方面軍部分幹部對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採取謾罵、輕視的態度，於9月12日給張國燾寫了一封長報，談到目前黨內糾紛問題。張國燾不予答覆。陳伯鈞遂於13日到總部面候張國燾，直到深晚才得以見面。回來後，他把談話內容寫在日記上：　　下午在總部閑話。晚又去總部請求解決我的問題。後王樹聲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問題對我進行鬥爭，如，此次中政局，一、三軍北進問題，五次圍剿及突圍問題，提拔工農幹部問題，目前中央領導的改造問題，當時我均有答覆，不過，對重組中央問題，尚須思考，不能隨便。最後總政委意見，決暫調我回總部休息，等鬥爭解決我的態度後，再分配適當工作。　　從這段文字記載可以看出，張國燾已經開始為「重組中央」製造輿論，並且在高級幹部中混淆視聽。九天後，陳伯鈞被撤去軍參謀長的職務，發配到紅軍大學當教員。 腳木足，地處雪域高原、嘉絨部族區，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縣腳木足鄉，屬大金川河流域。腳木足，是腳木足河[也稱草登河]與梭磨河交匯地，從腳木足到可爾因，河流稱為腳木足河，與杜柯河交匯進入大金川。腳木足有個嘉絨村子叫白賒寨，這裡矗立著雄偉的石碉，有一個寺院和許多寨子[就是嘉絨人居住的房子，嘉絨人稱寨子]。這地方名叫腳木足，有雄偉的石碉，所以，張國濤把自己在這裡主持召開的會議叫卓木碉會議。 9月10日，由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果斷採取措施,組織紅一軍、紅三軍、軍委縱隊一部，迅速轉移，離開右路軍，脫離險境北上。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中共中央與紅一方面軍共8000多子弟由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若爾蓋縣的包座向甘肅省迭部縣俄界進發。 9月15日，張國燾以總政治部的名義發表《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9月17日，張國燾發布南下的命令，提出「大舉南下，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的口號。左路軍和右路軍中的四軍、三十軍分別由阿壩和包座南下。　　四軍和三十軍第二次穿越草地南下，沿途所見，均是第一次過草地犧牲戰士的屍體、宿營地、丟棄的物資，甚至還能看到少數迷失方向困在沼澤中的戰士。李先念對他們說：「你們能走還是跟部隊走吧，在草地里沒有出路，會餓死凍死的。」徐向前一路上無語，只對李先念冒了一句話：「我就不明白，紅軍與紅軍鬧個什麼勁！一個北上，一個南下究竟哪個正確，我也搞不清楚！」 9月中下旬，張國燾率領的左路軍開始從阿壩南下，陳昌浩、徐向前率領的由陳昌浩節制的右路軍主力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軍及紅軍大學部分人員南下。17日，張國燾發布南下命令，提出「大舉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同時，他嚴令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第五、九軍團及軍委縱隊一部從阿壩地區南下，回到馬塘、松崗、黨壩一帶。17晚，李先念率紅三十軍由包座再經草地抵達毛爾蓋。18日晚，紅四軍由阿壩穿過草地回到毛爾蓋。18日，張國燾電令王維舟率紅三十三軍穿過草地，堅決南下。為了挽救張國燾，同時為了顧全大局，朱德和劉伯承說服了紅五、九軍團一同隨紅四方面軍南下。 9月下旬，紅軍各部分別到達馬塘、松崗、黨壩、梭磨一帶。 南下紅軍八萬之眾，來到大金川上游，結集在今天的馬爾康縣境內梭磨河流域的四土。 在今天，從馬爾康市區沿梭磨河下行四十分鐘，再經過蜿蜒崎嶇的山路近一個小時，便可到達崇山峻岭間的腳木足鄉白莎村。 兩個碉樓聳立在村旁，八角碉樓還保存完好，四角碉樓頂部已經坍塌。幾百米外的高台上，有一座百年喇嘛廟若布洛寺便建於此。 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卓木碉會議」就是在若布洛寺的大殿里召開的。由於年久失修，曾經的若布洛寺大殿已經坍塌，僅剩下一堵高三米、長六米多的斷牆。曾經的大殿舊址上，長滿了雜草和灌木。為了布置會場，張國燾曾叫人將大殿里的所有設施都搬了出去。 10月５日，白賒喇嘛寺廟，張國燾主持召開紅軍高級幹部會議，會場上最顯眼的要數那幅懸掛在中央檯子上方寫著「反對毛、周、張、博向北逃跑」的大橫標。 參加今天會議的有朱德、張國燾、劉伯承、陳昌浩、徐向前、李卓然、羅炳輝、何長工、周純全、曾傳六、傅鍾、李特、余天雲、劉志堅等軍以上幹部約四十餘人。 我們來看看南下的紅軍領導人： 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副總參謀長王宏坤； 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兼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紅四方面軍政治委員兼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倪志亮，副參謀長李特，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 第四軍長許世友，政治委員王建安，副軍長陳再道，參謀長張宗遜，政治部主任洪學智； 第九軍長孫玉請，政治委員陳海松，參謀長陳伯均，政治部主任王新亭； 三十軍長程世才，政治委員李先念，參謀長李天佑，政治部主任李天煥； 三十一軍長余天雲，政治委員詹才芳，參謀長王維舟，副參謀長李聚奎，政治部主任張成台； 三十二軍長羅炳輝，政治委員何長工，參謀長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黃火星。 三十三軍長羅南輝，政治委員張廣才，參謀長李榮，政治部主任李百選。這天黃昏後，軍以上負責人陸續來到喇嘛寺內，會場檯子上方中央懸掛著橫幅，寫著「反對毛（毛澤東）、周（周恩來）、張（張聞天）、博（博古）向北逃跑」的大橫標。 會議由三十八歲的張國燾主持,張國燾的講話首先把攻擊矛頭指向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和博古，他說：「毛澤東帶著部隊向北逃跑了，這是右傾機會主義，是分裂紅軍。因此，我決定，我們要學習和借鑒列寧與第二國際決裂、另立第三國際的歷史經驗。現在我宣布，中共第二中央在這裡成立。」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會上「第五軍團和十二軍團（這裡應為紅九軍團）的同志們也紛紛指斥毛澤東的行為不當。他們指出第五軍團和十二軍團同屬一方面軍，以往遇有重要軍事行動，都曾事先獲得通知，但這次毛澤東私率一、三軍團北上，卻並未通知他們，發言人對於這一點一致表示憤概。董振堂鄭重表示，過去中央老把他當作投降過來的將領，似乎不把他當自己人。」 會上，紅五軍團政委曾日三講了話。朱總司令從容鎮定地坐在那裡聽著發言，時而翻翻放在面前的一本書，時而扭轉頭去看看坐在他旁邊的張國燾。 黃超為首的一群人立即起鬨、圍攻，拍桌質問朱德：「快說！你們為什麼要堅持北上？」「你必須當眾表示態度，反對毛澤東、周恩來他們北山抗日的決議！」他們一再逼迫朱德發表宣言，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擁護張國燾的南下方針。 朱德義正詞嚴地說：「我是完全信得過毛澤東的。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麼可以反毛澤東呢？遵義會議上確定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我不能反對遵義會議的決定。」 黃超拍著桌子吼道：「別說了！我們現在要南下，你支不支持？」 朱德回答：「北山抗日的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反對北上。南下是沒有出路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但你們要南下，我也沒辦法……」 不等朱德說完，黃超等人就嚷道：「別說了！你簡直是個老糊塗！」「你是個老右傾！」 張國燾也有些不耐煩了，他站起來嚴厲地道：「朱德同志，你必須同毛澤東向北逃跑的錯誤劃清界限！」 朱德在長達數小時的圍攻下，已經精疲力竭，但仍然堅定地道：「毛澤東同志是黨中央的領導者，我不能做的！是不行的！我決不能這樣做！毛澤東同志我信得過！你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你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同志的聯繫！」 黃超等人威脅朱德說：「你既然主張北上，那你就離開部隊好啦！」 朱德早就打定主意留在部隊里，找機會向指戰員宣傳中央北上主張，爭取更多的同志覺悟過來。 朱德明白，如果離開部隊，就有可能遭到暗害，於是果斷地回答：「我是黨中央派來的，我不能離開部隊。」「我現在雖然不能隨中央北上了，只得跟著你們南下，但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將來你們還得北上。」 由張國燾一手從團長提拔起來的第三十一軍軍長余天雲一聽大怒竟然要出手打朱德。徐向前及時站出來阻攔，余天雲才沒敢動手。　　張國燾宣讀了《關於成立第二中央的組織決議》，宣布成立「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政府」,「共青團中央」,宣布張國燾為「中共中央主席」。　　為了擴大「第二中央」的聲勢，張國燾宣布朱德等人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張國燾：「現在我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洛莆（張聞天）、博古的黨籍及中央委員，撤銷他們的工作，並下令通緝。免職查辦楊尚昆、葉劍英。」　　張國燾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其結論是，中央已經「威信掃地」，「失去了領導全黨的資格」，他要仿效列寧同第二國際決裂的辦法，組成新的「臨時中央」並宣布「中委」名單及決定：　　（一）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消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　　　　（二）以任弼時、陳鐵錚、陳紹禹、項英、陳雲、曾洪易、朱阿根、關嚮應、李立三、夏曦、朱德、張國燾、周純全、陳昌浩、徐向前、陳毅、李先念、何畏、傅鍾、何長工、李維漢、曾傳六、王樹聲、周光坦、黃蘇、彭德懷、徐彥剛、吳志明、肖克、王震、李卓然、羅炳輝、吳煥先、高敬亭、曾山、劉英、鄭義齋、林彪組成中央委員會。　　　　（三）以任弼時、陳紹禹、項英、陳雲、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周純全、徐向前、李維漢、曾傳六組織中央政治局，以何長工、傅鍾為候補委員。　　（四）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周純全、徐向前組織中央書記處。　　（五）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懷、劉伯承、周純全、倪志亮、王樹聲、董振堂組織軍事委員會，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為常務委員。張國燾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任紅軍總司令，陳昌浩任紅軍總政治委員，徐向前任紅軍副總司令，周純全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這份名單，當時由徐以新所在的紅四方面軍總部石印組具體刻印，見載於《徐以新傳》一書。 張國燾炮製的這個「中央委員會」名單，頗費心機。首先，他要建立一個能讓共產國際承認的「正統」，所以儘可能把「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排在前面。由於張國燾的閉塞無知，在名單里鬧了不少笑話。例如原江蘇省委書記朱阿根、原閩浙贛蘇區特派員曾洪易在此之前都已被國民黨逮捕，當了叛徒。原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因為在洪湖蘇區肅反中大量殺人，在1934年5月受到中央嚴厲批評並被撤職。原湘鄂贛軍區司令員徐彥剛在堅持鬥爭失敗後，於1935年9月已經被敵人殺害。張國燾都不知道，把叛徒和烈士一起選進來了。 劉伯承在1961年的一次談話中說，張國燾組織臨時中央，「我不同意這樣搞法」。張國燾說：「你不想當總參謀長了？」劉伯承說：「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吧」。張國燾說：「那你馬上辦交代」。劉伯承交代完了工作，張國燾就撤銷了劉伯承的總參謀長職務，調到紅軍大學當校長，實際上是軍事教員。接著，張國燾又要劉伯承製定一個南下作戰計劃，限兩小時完成。兩小時整，劉伯承完成了南下作戰計劃，然後就離開紅軍總部到紅軍大學工作去了。 卓克基會議上宣布另立中央，這是一樁嚴重罪行，但確實沒有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列席會議的王維舟判斷：「如果當時多數人都以正確的態度同張國燾鬥爭，就有可能使他的分裂不能得逞。」 原因或許是與會者對當時的中央有不滿： 　　 張國燾於是先指定一方面軍的一位軍的幹部發言。這位同志在長征途中，一直對中央領導有意見，列舉了一些具體事例，講得很激動。四方面軍的同志聞所未聞，不禁為之嘩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責備和埋怨中央的氣氛，達到了高潮。徐向前有過回憶。　這時與四主面軍一起的有原屬一方面軍的董振堂的紅五軍團和羅炳輝的紅十二軍，究竟是哪一個「軍的幹部」講得很激動，徐向前沒有講。張國燾則說：「第五軍團和第十二軍出席這次會議的同志們，也紛紛指斥毛澤東等行為不當。他們指出第五軍團和第十二軍同屬一方面軍，以往遇有重要軍事行動，都曾事先獲得通知；但這次毛澤東等私率一、三軍團北上，卻並示未通知他們，發言的人對於這一點，一致表示憤慨。」 徐、張都這樣說，肯定是有根據的。紅五軍團對中央是有意見的。延安時期，各根據地分別召開座談會，主要是圍繞路線問題就一些歷史問題作出決議。「紅五軍團的座談會開得很激烈，因為他們是寧都暴動的隊伍，不被『左』傾路線所信任，肅反時抓了不少人，當反革命錯殺了，連總指揮季振同也被殺害，軍團長董振堂、參謀長趙博生、前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後政治部主任曾日山等軍團領導相繼犧牲，部隊留下的人很少了。隨西路軍過黃河時基本打光了。會上，發言的人很激動，當有人拿出董振堂軍團長被國民黨殺害時頭顱照片時，不少人嚎啕大哭。」（莫文驊回憶）另據黃火青回憶，十二軍軍長羅炳輝及政委何長工是支持張國燾的。何長工幾十年後也承認：「出其無奈，被迫只好違反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飲恨隨張國燾南下。」在張中燾擬定的名單中，羅炳輝是「中央委員」，何長工是「修補中委」。何長工是遵義會議後毛澤東親自派到九軍團接替蔡樹藩任政委的，為什麼也會「隨張」，可能不僅僅是外在壓力。何長工之所能得到毛澤東的諒解，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澤東和黃火青成立了一個秘密收容站，保護了一方面軍落伍掉隊者。　　 朱德的話雖然心平氣和，卻是語重心長。他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和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論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　　據一位當時在五軍團的目擊者回憶說：　　「張國燾惱羞成怒，便氣急敗壞地組織圍斗朱總司令。我見朱總司令十分鎮靜地坐在那裡，毫不為這些人的氣勢洶洶所動，等他們叫嚷得差不多了，才慢慢地站起身來。正要據理駁斥，張國燾卻拍桌子，大聲吼道：『大家不要吵了，不要鬧了！』他這話完全是沖著朱總司令來的，對我們敬愛的總司令，連話都不讓講，實在太專橫、霸道！從此，張國燾便對朱總司令進行種種的迫害和摧殘。他指使人在夜間把總司令的馬匹全部偷走，並且當即宰掉；後來又把總司令的警衛人員調走，甚至連門崗也給撤掉，使總司令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朱總司令寫信給我，要我從五軍團給他挑選兩個警衛員。我便讓五軍團保衛局偵察科的科員范雲標同志和保衛隊的張副指導員，去給總司令當警衛員。」 張國燾又讓劉伯承表態。劉伯承講了一通革命形勢相當困難的話，意思是要團結，不要分裂。還是不肯說一句支持張國燾的話，更不肯向張國燾低頭。張國燾見朱、劉二人還不屈服，懷恨在心，當眾不便發作。 徐向前回憶說：「另立中央的事讓人們都傻了眼。就連南下以來，一路上盡說中央如何如何的陳昌浩，似乎也無思想準備，沒有立即發言表態支持張國燾。會場的氣氛既緊張又沉悶。張國燾於是先指定一方面軍的一位軍幹部發言。這位同志在長征途中，一直對中央領導有意見，列舉了一些具體事例，講得很激動。一些同志聞所未聞，不禁為之嘩然。」 會場上明顯出現了兩派，一派是以朱德為首的「擁毛」派，一派是以張國燾為首的「反毛」派。但由於張國燾在這時掌握著兵權，所以沒有人敢直接提出反對另立中央的意見。 因為這時駐紮在四土地區的紅軍絕大部分是四方面軍，屬於張國濤的勢力。在張國燾煽動下，會上，對朱總司令一陣起鬨、圍攻，有的甚至拍桌吼叫：「朱德,你必須同毛澤東向北逃跑的錯誤劃清界限！」 分裂活動在軍隊部分幹部中引起了不滿。編入左路軍的原紅一方面軍幹部憤憤不滿。 張國燾掂量著朱德在黨和紅軍中的份量，知道沒有朱德的支持，他組織成立的「中央」和「軍委」的組閣會不順利。會議期間,張國燾對朱德說：「總司令，你最好能出個面，幫我做一些新的中央的工作。毛澤東他們應該承認我們這個中央是合法的，是全黨的唯一領導。」 朱德對著張國燾講：「我是不贊成搞第二中央的。搞兩個中央，就是分裂，這樣是不行的。你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贊成。我按照黨員的規矩，保留意見，以總司令的名義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 對此，徐向前、陳昌浩猝不及防，均未表態。南下以來一路上多說中央如何如何不好的陳昌浩似乎也無思想準備，沒有立即表態支持張國燾。 在會議上,徐向前的表現是沉默無語。 張國燾心裡清楚徐向前在四方面軍的地位和影響,找徐向前交流,徐向前說：「黨內有分歧，誰是誰非，可以慢慢地談，總會談通的。但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們也不能這樣搞。現在弄成兩個中央，如果被敵人知道有什麼好處？」　當時，紅一方面軍划到右路軍的，上面有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人，下面有第五軍團、第九軍團廣大指戰員，他們是反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的。張國燾這時挑動兩個方面軍的指戰員的不和，想叫下邊互相打架。朱德反對，對張國燾說：我們現在處於敵人包圍中，是要如何支持下去，自己下邊再打架，就不能生存下去。打架總算被制止。 張國燾成立了"第二中央"後，自封為「中央主席」，再次逼迫朱德表態,朱德說：「國燾同志，你聽我再次勸說一句，事情不要做得太絕了，留下一點轉圜餘地，對黨對紅軍對你自己絕對有百利而無一害。我說別的話如果你聽不進去，那麼，請你記住今天我說的這一句話：『給自己留下一點轉圜餘地』」 朱德和劉伯承等在十分艱難的處境下與張國燾的反黨分裂主義錯誤進行了不懈的鬥爭。 朱德、劉伯承等人堅決反對另立「第二中央」，這對張國燾起了很大的制約作用。 劉伯承後來回憶說：「我和朱德總司令在草地的時候，張國燾對我們是卑視、污辱的。我不如總司令，我是暴躁的，時常不給張國燾留一點餘地。總司令勸我：這樣是要不得的。」 有一天，劉伯承對朱德說：「看來情況越來越嚴重，他們要逮捕人，不知他有沒有這個決心？」 朱德苦笑了一下說：「人家大權在握，有可能啊。我們生是共產黨的人，死是共產黨的鬼！沒什麼了不起的。」 劉伯承突然嚴肅地問：「你有幾支槍？」 「一支小手槍，兩支駁殼槍。你呢？」 「五支。」劉伯承回答。 朱總司令沉思了一陣說：「過去在軍閥混戰時，死是不值得的。現在為黨的利益奮鬥而死，是可以的。當然，個人是無所謂的，可是任事情這樣演變下去，對整個革命不利呀！」 朱德、劉伯承當時處境的艱難和危險由此可見一斑。 劉伯承後來回憶說：「張國燾待我們如同俘虜。我們能脫險出來，是很大的幸運。這一年的生活是很痛苦、很困難的。」「朱總司令在這樣的境遇下，堅持了毛主席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表現了堅定的政治原則性。」 1941年9月，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回憶他同張國燾鬥爭時說：「我在1935年在川西北與張國燾爭論時，他說黨的委員會的委員要服從書記，就是說，西北中央局委員要服從張國燾。我便說明書記要服從委員會的決議，否則便要取消資格，用黨的組織原則來說服同志們。」 張國燾另立中央後，12月5日致電中共中央稱：（一）此間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 (二）你們應稱北方局，陝北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三）一、四方面軍名義應取消。（四）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的政權組織報來，以便批准。 10月7日，張國燾以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發布了《綏、崇、丹、懋戰役計劃》，南下川康邊的戰略目標進入實施階段。 張國燾反對中央，反對北上，在當時左路軍中原屬一方面軍的五軍團幹部、戰士中引起強烈不滿。有的同志提出：「單獨北上，找毛主席和黨中央去。」有的激憤地表示要與張國燾「干」。朱德從革命的大局出發，耐心地教育大家掌握正確的鬥爭方針和策略。他說，北上是一條正確的路線。我們將來遲早要走上這條路線的。南下是絕路，無論從敵情、地形、居民、給養等條件來說，都是對我們極為不利的。可是有人說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才是革命的。孰是孰非，本來是很清楚的，將來會越來越清楚。他說：我們一定要堅持真理，堅持鬥爭，堅決擁護中央北上的路線。同志們要顧全大局，要講革命，講團結。只有加強了全體紅軍的團結，才能克服一切困難，爭取革命事業的勝利。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全文如下：　　張國燾同志自同中央決裂後，最近在紅四方面軍中公開成立了他自己的「黨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與「團的中央」。張國燾同志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黨中央除去電命令張國燾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的傾向外，特在黨內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決定。　　張國燾成立第二「中央」後，再次逼迫朱德表態。 朱德嚴厲地駁斥了張國燾反中央的言行。他說：我們紅軍在全中國、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誰都知道朱、毛，要朱反對毛是不可能的。他強調了黨要團結，紅軍要團結，團結起來打敵人，拒絕支持張國燾的所謂「中央」。張國燾要朱德當這個「中央」所謂「中央委員」，朱德拒絕接受，並表示自己不反中央，在這裡只「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 朱德和劉伯承等在十分艱難的處境下與張國燾的反黨分裂主義錯誤進行了不懈的鬥爭。　　那麼，在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對以上這一段野心畢露，另立「中央」，企圖篡奪黨中央的歷史罪行，又是怎樣寫的呢？他寫道：　　我們在刷金寺停留了兩三天，積極查明北進道路。……　　我們回師刷金寺的當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陳昌浩的急電稱：「一、三兩軍團違抗總司令部暫停前進的命令，私自北進。」接著他們又來了好幾個電報，其大要是：毛澤東因徐陳已打開北進通道，左翼又為水所阻，竟自動直接下令一、三兩軍團，以『北上先遣隊』名義，單獨向北挺進。毛等此次行動，完全是秘密的，事先並未通知徐陳等。　　徐陳來電中還描述毛澤東此次行動的不當，謂先一天晚間，中央各機關和一、三兩軍團乘夜秘密移動，一、三兩軍團原擔任的對敵警戒任務，未作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軍的某些駐地完全暴露，易受敵軍攻擊，等到徐陳發覺了這件事，一、三兩軍團的殿後人員才告訴他們這次行動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毛澤東等的這次異動使我們為之大嘩。……我和一些負責同志冷靜考慮之下，認為這樣的分裂行動是不對的。紅軍各單位分開行動，雖是常有的事，但總該根據計劃，顧到全局，而且對內不應守秘；尤其是在黨內有歧見的時候，更不應這樣做。如果毛澤東等事先將其北進的行動，告訴徐向前陳昌浩，或事先與總司令部商討，他們決不會受到阻攔，也許還可以得到較妥善的處理。……　　我們旋又接到徐向前來電，謂毛澤東單獨北進的行動已引起北面敵軍的注意，如我軍跟蹤北進，不僅不能銜接上一、三軍團，且可能遭受敵軍頑強阻攔。徐陳的主力現正與松潘胡宗南部相持，且有約八百名傷兵急待安排，他們如分重兵去控制松潘西北及北面一帶通路，則毛兒蓋後路難免被敵抄襲。因此他們的部隊只有暫時堅守陣地，以毛兒蓋為後方，候命行動。　　第三天我們總司令部才接到毛澤東的來電，大意是因時機不可失，乃率一、三軍團先行北上，現已進到岷縣南部地區，盼總司令部率各軍跟進。這是分裂後我們所接到的第一個電報，但這個電報既未告訴我們他們今後行動的步驟，也未告訴我們北面一帶的敵情，因而我們不能據以行動。　　根據我們當時所知道的情況，認為繼續北進的時機已經失去，敵方已有足夠的時間派兵扼守甘南一帶戰略要地，北上幾條要道中的一些險要橋樑，可能已為敵人破壞，因而擬定暫行南進的計劃。我們電令各軍事單位，做些準備工作和迷惑敵軍的姿態。總司令部也就率所部向阿壩移動。　　我們西行三天，通過草地。順利到達阿壩。……我們在阿壩停留了幾天後，沿大金川南下卓克基，準備在卓克基舉行一次重要的幹部會議，討論黨內問題。徐向前陳昌浩等奉令率部向卓克基一帶集結，仍留少數部隊在毛兒蓋帶，牽制松潘之敵，原駐卓克基一帶的董振堂、羅炳輝部，則以一部佔領懋功以南的要地，為南下開路。……　　我們旋即在卓克基舉行高級幹部會議，討論毛澤東等的分裂行動問題。……這次會議通過了兩個重要決議：一是不再承認原有中央，另行成立臨時中央。到會者並一致推舉我為這個臨時中央的書記，俟到了適當時間，再行召集黨的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成立正式中央；電告毛澤東，此後我們雖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軍事行動仍互相配合。二是由總司令部根據臨時中央的決定指揮全軍；各軍概依總司令部命令行動；原總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升任為總政治部主任，參謀長劉伯承兼辦紅軍學校；徐向前陳昌浩率原四方面軍向天全廬山一帶地區活動，董振堂羅炳輝率所部鞏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帶後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蘇區。　　這就是中共分裂的主要經過。　　張國燾的這段所謂回憶，掩蓋了當時雙方的主要分歧，以及中央為什麼要率紅一、三軍團先行北上的主要原因。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共同北上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這是包括張國燾在內的與會者一致通過的。後來，中共中央堅持會議決定的北上方針，而張國燾則變卦為堅持南下，這些電文，都在檔案中可以看到。後來張國燾給陳昌浩發去密電，堅持南下，並且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企圖危害黨中央，1937年3月23—31日的延安會議上，毛澤東當著張國燾的面，指出張國燾給陳昌浩的這個電報，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毛澤東說，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的。對於這些重大情節，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絕對不提，這就充分證明了這個《回憶》的虛偽性。至於後來張國燾的成立第二個「中央」，當然這是重大錯誤，張國燾在《回憶》中把這事的責任完全推諉給了下面，推諉給了「到會者」，也是完全違背歷史的，試問如不是張國燾自己意圖另立中央（不是如他說的「臨時中央」），篡奪黨中央的領導權，他的下屬焉能大膽這樣作？ 臨陣倒戈四幹將 三十八歲的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由於他的絕對權威，在當時沒有受到多數人反對，實際上也沒有人敢反對。 據張國燾回憶，會議有三千人參加。會上首先發言的是原屬一方面軍的紅三十二軍軍長羅炳輝。羅炳輝「列舉了一些具體事例，講得很激動。四方面軍的同志聞所未聞，不禁為之嘩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責備和埋怨中央的氣氛，達到了高潮」。繼羅炳輝發言之後，原紅五軍團政委、總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紅三十二軍政委何長工登台發言，言辭激烈。 康克清回憶錄中對朱德跟隨張國燾南下一段有很多鮮為人知的內容，其他書中很少見。比如張國燾曾打了董振堂一記耳光，董振堂氣憤不已，要帶部隊單獨北上尋找中央，被朱德制止。五軍團單獨北上確實有一定風險，但如果真的走了，至少不會在甘肅高台全軍覆沒。朱德當時的決定是正確的，只能說董振堂和五軍團命不好。 朱德的警衛員潘開文在《懷念敬愛的朱總司令》中說：就是在噶曲河邊紮營的第二天，朱總司令、張國燾、秘書長黃超、第五軍團團長董振堂幾個人在張國燾的帳篷里討論軍隊的進擊方向問題，爭論得很激烈。董振堂贊同朱總的意見北上，黃超便打了董振堂幾個耳光。張國燾沒制止，朱總心裡氣憤之極，卻沒開腔，帶著董振堂回到了自己的帳篷了。警衛員分析說，朱總如若當場發火，後果可能難料。 8月上旬，黨中央在川北松潘縣的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會議，確定紅一、四方面軍北上創建川陝甘蘇區根據地。會後，軍委決定紅一、四方面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紅三十二軍在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率領。8月15日，左路軍開始向川北的阿壩前進，羅炳輝率紅三十二軍負責殿後。但過草地剛走了兩天，張國燾就強令部隊向南回返，開始搞分裂活動。對於張國燾的作為，羅炳輝和紅三十二軍廣大指戰員甚為不滿。 被迫跟隨張國燾南下，是羅炳輝一生中最難堪的事，兩頭受氣。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圍繞北上與南下，張國燾與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展開激烈爭論。1935年9月上旬，張國燾悍然率左路軍和右路軍中四方面軍部隊南下，另立中央，分裂紅軍。也是羅炳輝晦氣，紅九軍團列在左路軍的序列之中，在完全不知的情況下，南下川康，直到張國燾在卓兒基成立"第二中央"時，羅炳輝才醒過神來，但這時，已經遲了。他的部隊（紅九軍團縮編為三十二軍）面臨三種前途： 一是三十二軍併入另外一個軍，羅炳輝當空頭軍長； 二是張國燾調一部分軍隊過來與三十二軍混編，對羅炳輝等人加以監視； 三是張國燾把不順從他的幹部（包括羅炳輝）調開，另外派人來控制部隊。 事實上，張國燾同時使用了這三種辦法，將政委何長工、政治部主任黃火青、供給部部長趙熔、宣傳部長王透先後調走，派能夠貫徹他意圖的人來部隊，同時採取合併、混編等方式，打亂全軍原來體系。羅炳輝處境非常困難，找同樣被逼南下的朱總司令訴苦。朱德告訴他一要堅信中央北上方針是對，二要顧全大局爭取四方面軍同志一起北上。羅炳輝吃了定心丸，相應採取措施，對於輪調幹部明拖暗頂，能不換就不換，能緩調就盡量往後拖，對於已經派進來的政工幹部和軍事教員則多做思想工作，爭取得到他們的理解。 為了保存這支部隊，羅炳輝也說過一些違心的話，辦過一些錯事。 由於這些違心的話和事，紅九軍團一些幹部包括曾經與羅炳輝患難與共的戰友對他有看法，在他犧牲幾十年後還因為這段歷史而感到惋惜，如黃火青在回憶中說："羅炳輝將軍英勇善戰，尤其是機動靈活的游擊戰術運用得很好，是我軍優秀的指揮員，在民主革命戰爭中立下了不杇功勛。但在對待張國燾反黨問題上是犯了錯誤的。" 對於戰友們的誤解和批評，羅炳輝既負疚於心，又有苦難言。他後來曾反覆作過檢討，表示吸取教訓。但是，這件事仍然被時時提起。在他感到無助的時候，毛澤東、周恩來站起來說話了。據何長工回憶： 在延安，毛主席曾給我談過兩個下午的話。……主席反覆強調：有關南下的事不怪你，也不怪羅炳輝同志，你們算老幾？這是張國燾搞的鬼嘛！不要背包袱。 周副主席也找我談過話。他指出我們的不是，也充分肯定了九軍團的成績。周副主席說：「跟著張南下，這也不能怪你和羅炳輝同志。張國燾要另立中央，分裂紅軍，實現他篡黨篡軍的個人的野心，你們有什麼辦法？張國燾他是總政委，你們不跟他走是要被殺頭的呀！」「七大」時，主席又對我說：「你和羅炳輝同志在張國燾路線上不負責任，應由張國燾本人負責。」這是歷史了，我們要回顧歷史是為了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看問題不要離開當時的實際情況，與張國燾要鬥爭，但要顧及全軍，要保存九軍團的實力。朱總教導我們要團結四方面軍的同志，爭取回到陝北黨中央身邊。 邵式平所在的紅五軍團劃歸左路軍，到達阿壩，歸張國燾指揮。這時，邵式平跟張國燾之間的交情得以繼續地加深。張國燾是江西萍鄉人，與邵式平同為江西老表，邵式平的到來，張國燾心裡高興，他需要更加地壯大自己的勢力，希望邵式平成為自己的人，在今後的內部鬥爭中發揮作用，變成他政治鬥爭的一把利劍。對當時邵式平的處境，張國燾心裡十分清楚，邵式平與張聞天、博古的不合，受到張聞天的排斥擠壓，一心想回贛東北重振旗鼓。張國燾試探邵式平：「如果你們南下，先赤化四川，再調紅軍收復中央蘇區，你看如何?」邵式平自然很是贊成。所以，在後來的「阿壩會議」上邵式平堅決擁護了南下，完全地迎和了張國燾的主張。 9月15日，張國燾在阿壩組織左路紅軍召開了「川康省委擴大會議」，史稱「阿壩會議」，並作出《阿壩會議決議》。在阿壩期間，張國燾已然以槍指揮黨，決定南下。「阿壩會議」會上，張國燾稱中共中央北上的路線為「機會主義」、「右傾逃跑主義」，此時的張國燾心裡有數，邵式平一定會支持他。他了解邵式平，一心要返回贛東北，方向跟自己一致，主張南下。於是，點名要邵式平發言，果然，邵式平擁護、支持了張國燾。「軍事路線錯了，政治路線還不錯？南下赤化四川是對的」，指責中央的政治路線，並把矛頭集中對準張聞天和博古，把張聞天、博古狠批了一頓，但迴避了毛澤東和周恩來。邵式平任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是紅五軍團的人，在中央蘇區擔任了一定的職務，在一方面軍有一定的威望，又是一蘇大、二蘇大的執行委員，他的發言在紅軍中影響比較大。張國燾滿心歡喜，對邵式平十分滿意，感覺邵式平是可用之人。 卓木雕會議上，張國燾攻擊了中央，攻擊了毛澤東等，通過了《關於成立第二中央的組織決議》。在這個對張國燾極為重要又極為關鍵的時刻，邵式平支持了張國燾，擁護了張國燾的主張。邵式平的表態，對張國燾的支持可謂真的太大了。邵式平屬於中央紅軍，對當時在左路軍中的屬中央紅軍系列的紅五軍團和紅九軍團能產生一定的影響。張國燾不擔心他的部下四方面軍的幹部對他會有什麼阻力，但真正讓他心中高興的是邵式平的支持，因為邵式平是來自中央蘇區的幹部。就在這次會議上，張國燾當上了中共第二中央委員會主席。 在「阿壩會議」期間，邵式平鄭重地向張國燾提出：「條幅上把毛、周名字搭上去是錯誤的，毛、周不可能北上逃跑，一定是張聞天、博古在搞的名堂。」 在延安抗大「批張運動」和延安整風中，毛澤東都為邵式平說了公道話。 張國燾取消第二中央，與朱德堅持對張國燾的鬥爭是分不開的。在甘孜康區的艱難歲月里，朱德得到了邵式平的大力支持。張國燾對南下作戰的失敗，不找自己的原因，埋怨朱德，並對朱德進行圍攻和迫害。此時,邵式平已經認識到紅軍南下路線是錯誤的,對張國燾迫害朱德的作法極為反感，為了保護朱德，邵式平向張國燾提出要求，把西北聯邦政府及金川省委搬到了朱總司令的駐地。 1936年10月，邵式平北上到了陝北，對自己的錯誤作了深刻的檢討，得到中央的嘉許。 據宋侃夫回憶：他們的講話給我們的影響極大，因為他們是一方面軍的幹部，長期跟黨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麼也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呢?特別是何長工勁頭很大，大喊口號：「打倒毛澤東!」　　——多年後，毛澤東在北京見到何長工，說：「草地上那點事我早忘了。」忘記了嗎？但是，實際上，何長工已經不得重用了。 陳士榘後來說到過這件事兒：「因為長征中何長工是張國燾的部下，由於受到張國燾的組織壓力和當時情況不明了的客觀形勢，他曾經被張國燾利用過，但是他很快糾正了，並且向毛主席負荊請罪。毛主席告訴他：『長工啊，問題都清楚了，中央也知道了，你也不必再寫什麼材料了。今後就是工作。幹什麼工作，商量一下再定吧！』但是何長工後來就一直不吃香，解放後擔任地質部副部長，部長是地質科學家李四光。何長工一點怨言沒有，還跟我說過，配合大科學家李四光工作也很好，就是自己是瘸子，到野外勘探不方便。他這個人就是實事求是，不愛整人，不搞『左』的那一套，聽說在地質部保護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因此也會留下一些把柄。文革剛剛開始，何長工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老幹部，而且是主席點名的。我當時心裡就『格登』一下，我們在井岡山就是好朋友啊，可是我不僅不能救他為他說什麼，還要隨聲附和。直到粉碎四人幫，何長工的冤案才解決。」 李卓然在1935年6月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會師後，由周恩來派遣，調到四方面軍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央的本意是想讓他在四方面軍摻沙子，加強兩軍團結。可惜他一時失足，犯了一生最大的錯誤，從而影響了後半生命運。 當時，張國燾與黨中央鬧分裂，成立第二中央，還要通緝毛周張博。 張在卓木碉召開了一次聲討中央的高幹會議，會上，除了四方面軍將領大呼小叫痛斥中央外，還有四位中央紅軍將領臨陣倒戈，擁護張國燾，反對毛澤東，成為中央紅軍的「叛徒」。這四位將領是「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紅九軍團政委何長工；原紅十軍政委、原軍委縱隊參謀長邵式平；原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他們四人都在會上發了言，擁護張國燾南下路線，反對中央北上決定，其中毛澤東老部下何長工態度最激烈，高呼口號「打倒毛澤東」，李卓然也慢聲細語說了不少。 會後，張國燾論功行賞，四人都得到提升，何長工升為第二中央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央組織部長，李卓然和羅炳輝為中央委員，邵式平當上了省委書記。不久。李卓然又升為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成為張國燾得力大將。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四方面軍一部組成西路軍西征甘肅新疆，李卓然擔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常委兼總政治部主任，是西路軍的三號人物。西路軍失敗後，徐陳離隊去陝北，李卓然被指定為西路軍工委書記，成為西路軍余部的最高領導人。最後，他和李先念帶領西路軍殘部到達新疆，後來回到延安。 回延安後，李卓然承擔了西路軍失敗的主要責任，因而被降級使用，僅擔任總政宣傳部干教科長。但不久，他就回升為總政宣傳部長，這是他在紅軍時期就擔任過的職務。他兩次擔任總政宣傳部長時的上級即總政治部主任都是王稼祥，王李兩人關係很好。後來，李卓然離開軍隊，改行從事黨務宣傳工作，先後擔任過陝甘寧邊區黨委宣傳部長、西北局宣傳部長兼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東北行委副主席。五十年代初，調到北京任中宣部副部長兼馬列學院院長，馬列學院就是現在的中央黨校，但他沒幹多久就因病辭去馬列學院院長，只掛了一個中宣部副部長的虛職，後來一直以養病為主。直到文革爆發，陶鑄接任中宣部長後改組宣傳部，他才被免去副部長職務。 從李卓然西路軍之後擔任的職務來看，毛澤東對這位小同鄉還是照顧的，雖然沒有重用，也沒有降職。周恩來則對這位留法勤工儉學的老同學很欣賞。據李卓然女兒李延風說周總理曾打算讓李卓然擔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不知李延風所言是否有譜，感覺可能性不大。但解放後第一次定級時周曾提議給李卓然定4級，也就是副總理級，這在軍隊屬於大將級。李卓然高風亮節，主動請辭，最後被定為五級，相當于軍隊的上將級。文革時，在周總理力保下，李卓然也沒怎麼受衝擊。當年鄧、李、傅三人在蘇聯中大學習時情同手足，關係甚篤，鄧登上最高位後，把三人小組中的四川老鄉傅鍾提拔為中顧委常委，享受副國級待遇，而三人小組的另一位成員李卓然則只是中顧委委員。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著力討論了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朱德在會上作了發言，他首先指出，張國燾一貫犯原則錯誤，「他不相信黨，不相信群眾。對中央派去的幹部不信任。他要個人指揮黨。」然後朱德指出了張國燾在肅反問題上的嚴重錯誤，張國燾「把革命同志當成反革命，錯殺了不少人。」在揭露張國燾的反黨活動時，朱德指出：「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後，張國燾對中央極不尊重。從阿壩會議到松崗卓木雕會議，他進行了不少反黨反中央的活動。後來他過不了黃河，才轉而和紅一方面軍會合。」張國燾在中央縱隊活動分子會上報告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　　同志們：首先讓我們來說兩件消息。第一，大概同志們都已知道，前天在甲窪地方，我三十二軍羅炳輝同志率領的部隊，已經和肖克、王震同志率領下的第六軍團的先頭部隊會合了。（熱烈的鼓掌）偉大的會合已成為事實，我們的二軍團現在已經到達巴安，二、六軍團的全部大隊伍大概最多兩星期以內便可到達瞻化、甘孜一帶了，這是蘇維埃運動中很大的勝利。這將開展我們更大的勝利局面，全軍指戰員在偉大會合的捷報之下，莫不欣慰萬狀，這是值得我們大大慶賀的。　　必須要了解會合己成為事實了，這會合之後還有更嚴重的戰鬥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要立即動員來著實的從事於實現西北抗日根據地。這意義上來說，會合的成為事實，證明我們是勝利了的。為實現當前的戰鬥任務，我們要繼續用爭取會合實現的艱苦奮鬥精神，更大的發揚階級友愛，無尚的鞏固為創造西北抗日根據地而鬥爭到底的決心。給二、六軍的兄弟們以最大的政治上鼓動，使我們能和二、六軍的弟兄團結得好象一個巨人一樣，因此就必須互相學習所得的鬥爭經驗來增加我們的戰鬥力量。我們還需要大批的物質上的動員，去擁護二、六軍，使二、六軍的弟兄們得到莫大的精神上的愉快。這就要動員所有指戰員及事務人員扯毛線，打衣服、造鞋襪，來發動更熱烈的擁護二、六軍的熱潮，大家切不要輕視這工作的偉大意義，這工作的重要性和火線上打衝鋒相等的！ 第二個可慶賀的消息，就是我們的黨，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組織上也完全地歸於統一了。去年十二月時候，我們根據了共產國際的指示，通過了目前民族革命高潮與黨的策略路線的決議，同時不論那一方面——陝北或二、六軍也好，也通過了同樣的決議。在這時期的發展過程中，不管那方面的黨，是艱苦的為實現這一決議的精神而鬥爭，並且已收穫了顯著的成績。最近我們和陝北方面的關係也改善了。不但在政治路線上我們已得到了一致，並且在實際行動和軍事戰略方針上，都能夠一致地行動了——這決不止於表現在與二、六軍會合實現，並且陝北方面的行動也和我們在一致的戰略方針下行動，這是非常可以慶賀的事，這對蘇維埃運動是有莫大的意義的。曾記得去年一、四方面軍分手的時候，敵人非常高興，甚至瞎說是共產黨的「日暮穹途」了。自然，這類的謠言，現在是絲毫不能起作用了。中國共產黨在過去會經過相當的錯誤，但是黨在鬥爭中一天天的糾正了過去的缺點，使自己學好，使自己健全化，並且懂得如何戰勝過去的缺點。中國的黨，因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幼稚，鬥爭環境的複雜與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了解比較少，所以黨內引起爭論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一件事。共產黨的黨內爭論與國民黨完全不同，國民黨可以暗殺自己的人，可以用到卑鄙無恥陰謀的手段，但是我們決不會如此。在共產黨內有時會發生爭論，可是我們可以找到團結的方法去共同的對付敵人。冷笑的敵人讓他們去笑吧，最後會笑的才是真正會笑的！（大鼓掌） 關於黨的領導機關的決議，大概大多數同志們已經看過了，這決議大家要好好的去看，不要當做一個簡單的通知。在決議中，我們指出了我們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得到了一致，而且組織上也得到了統一，即是，我們雙方都同時取消中央的名義，中央的職權由駐國際的代表團暫行行使。如大家所知一樣，國際的代表團中，負總責的有陳紹禹同志，還有別的同志，代表代表團而回國的則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陝北方面，現在有八個中央委員七個候補委員，我們這邊有七個中央委員，三個候補委員，國際代表團大約有二十多個同志，這樣陝北方面設中央的北方局，指揮陝北方面的黨和紅軍中工作。此外當然還有白區的上海局、東北局，我們則成立西北局，統統受國際代表團的指揮。在這樣的決定之下，我們同時要反對一切企圖曲解這決定的分子。我們這決定為的是團結黨，使黨能一致的為新策略路線而鬥爭，這是黨原則上組織上的大團結，是有非常大的意義。　　共產黨的行動是站在原則上的，我們鬥爭的是錯誤的路線，倘這錯誤路線不存在時，我們就可以歸於一致了，這是共產黨員的原則上的態度。　　當五次戰爭之後，一、四方面軍會合時，我們是應當取得休息整理的機會，並且當時我們必須用大的力量去在敵人統治薄弱的地區建立根據地，可是當時就發生了不顧一切的逃跑的傾向，不要少數民族工作的觀念，以及向敵人的堡壘投降，認為無法創造根據地等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動搖。這時候，那些悲觀失望的同志，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便是帶著一部分隊伍跑，在當時那樣的嚴重的情況底下，我們是否能慢慢的等待國際或七次大會來解決呢？那時候，實在不容許我們的猶豫，我們只能自己去解決問題了。當時的爭論，是政治上、原則上、戰略上的。這是非常正確的爭論。當然到現在新的策略路線底下，這爭論是成為過去了。以後這爭論可以用黨七次大會或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形式去解決，我們原則上是反對不正確路線，這是必須堅持的。 自從沙窩子會議時，我們便公開出來說話，指出當時中央部分同志可以有良好的志願，但是發現了嚴重的錯誤，這是由於軍事上錯誤，路線上、政治上的錯誤，這結果使五次戰爭受到很大的挫折。當然由現在看來，這不僅是單純的問題，而是關門主義的錯誤了。直到去年十二月共產國際的指示到來以後，陝北同志們便同意了這一決定，在得到了國際的指示以後，方才表現了陝北的同志們在行動中有整個的計劃。同時一般指戰員艱苦卓絕的鬥爭決心，使陝北方面得到了新的發展和勝利。當然我們也未能過分估計這些發展和勝利。但這是證明著陝北同志們已堅決為執行國際指示而鬥爭。我們反對錯誤路線是對的，現在既然陝北同志們已回歸到國際路線下，我們就應當一致起來，向敵人奮鬥。過去我們的反對逃跑路線，是站在原則上的，現在為著黨的一致、甚至採取相當的讓步，這也是為著原則上的。我們的思想鬥爭是為著求得黨的一致。往往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機械式的了解，就是犯過錯誤的同志已經有了轉變，還是一成不變的鬥爭下去，這是不對的。現在陝北同志們已經表示了轉變，並忠實執行國際的指示，這樣我們就應該一致起來，過去的爭論留待將來解決。我們現在不但與二、六軍完全一致，並且和陝北的同志們也取得一致了。這個偉大意義必須使每個同志們深刻了解。　　現在在取得一致之後，我們的軍事上依舊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編製來劃歸軍事上的統一。軍委主席兼總司令是朱德同志，軍委副主席兼總政委張國燾同志，政治部主任陳昌浩同志，其次，組織三個方面軍，陝北為第一方面軍，總指揮彭德懷同志；二、六軍為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同志，四、五、九、三十一、三十二軍仍為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同志，四方面軍總政委仍由昌浩同志兼。一方面軍方面，是林彪同志的一軍，徐海東同志的十五軍。至於陝北方面，他們北上時候用的旗幟是抗日先遣軍的名義，也看不出當時他們有成立軍委或總政治部的模樣，現在，我們對陝北方面的同志們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協商的形式也還是可以的。在這樣的編製中也許會有些人生出些疑問，即是一方面軍舊的編製中一、三軍到陝北去了，只留下五軍、三十二軍在這方面，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呢？對此我們應該如此了解，即是紅軍原是一體的，原本就沒有什麼人造的界限。比方說，陝北方面，原也有不少四方面軍的編製的部隊，如徐海東同志部十五軍也就是由鄂豫皖出來的，曾記得往年我們到達漢中附近時，叫他們帶隊伍來會合，可是他們到達陝西時，我們西征了，於是徐海東同志就和陝北紅二十六軍會合，就成為一方面軍中建制下的隊伍了。現在一方面軍彭德懷同志率領有四師，徐海東同志有三師，另外的游擊隊很多，並且也打得非常好，我們對此，就應有布爾塞維克的觀點去了解問題，不應有著舊日方面軍的界限主義。過去的舊毛病應一律除掉，必須發揚互相幫助，求進步、團結一致的精神，這是非常必要的。　　這是關於成立方面軍的意義，倘若宣布之後，大家沒有什麼意見，那麼我們就按照新的辦法施行，這是為的黨的統一，軍事上一致去求取勝利，以保證將來會合時不致發生其他意見，這是要大家注意的。組織上既然一致，那麼擺在面前的任務就是為創造西北抗日根據地而鬥爭。 上面我們已經說了關於二、六軍的會合，黨、蘇維埃、軍事上的統一，與我們必須一致去打當前的敵人，一致為創造西北抗日根據地奮鬥。 在陝北方面，現在有八個中央委員七個候補委員，我們這邊有七個中央委員，三個候補委員，我們雙方都同時取消中央的名義，中央的職權由駐國際的代表團暫行行使。 如大家所知一樣，國際的代表團中，負總責的有陳紹禹同志，還有別的同志，代表代表團 而回國的則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陝北方面，現在有八個中央委員七個候補委員，我們這邊有七個中央委員，三個候補委員，國際代表團大約有二十多個同志，這樣陝北方面設中央的北方局，指揮陝北方面的黨和紅軍中工作。此外當然還有白區的上海局、東北局，我們則成立西北局，統統受國際代表團的指揮。在這樣的決定之下，我們同時要反對一切企圖曲解這決定的分子。我們這決定為的是團結黨，使黨能一致的為新策略路線而鬥爭，這是黨原則上組織上的大團結，是有非常大的意義。 現在在取得一致之後，我們的軍事上依舊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編製來劃歸軍事上的統一。軍委主席兼總司令是朱德同志，軍委副主席兼總政委張國燾同志，政治部主任陳昌浩同志，其次，組織三個方面軍，陝北為第一方面軍，總指揮彭德懷同志；二、六軍為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同志，四、五、九、三十一、三十二軍仍為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同志，四方面軍總政委仍由昌浩同志兼。一方面軍方面，是林彪同志的一軍，徐海東同志的十五軍。 於陝北方面，他們北上時候用的旗幟是抗日先遣軍的名義，也看不出當時他們有成立軍委或總政治部的模樣，現在，我們對陝北方面的同志們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協商的形式也還是可以的。在這樣的編製中也許會有些人生出些疑問，即是一方面軍舊的編製中一、三軍到陝北去了，只留下五軍、三十二軍在這方面，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呢？對此我們應該如此了解，即是紅軍原是一體的，原本就沒有什麼人造的界限。比方說，陝北方面，原也有不少四方面軍的編製的部隊，如徐海東同志部十五軍也就是由鄂豫皖出來的，曾記得往年我們到達漢中附近時，叫他們帶隊伍來會合，可是他們到達陝西時，我們西征了，於是徐海東同志就和陝北紅二十六軍會合，就成為一方面軍中建制下的隊伍了。現在一方面軍彭德懷同志率領有四師，徐海東同志有三師，另外的游擊隊很多，並且也打得非常好，我們對此，就應有布爾塞維克的觀點去了解問題，不應有著舊日方面軍的界限主義。過去的舊毛病應一律除掉，必須發揚互相幫助，求進步、團結一致的精神，這是非常必要的。 今日卓木碉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馬爾康腳木足鄉白莎村的若布洛寺大殿召開卓木碉會議，公開與中央分裂，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委員會，自命為「主席」。 朱德、劉伯承等紅軍領導在卓木碉會議上據理力爭，對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做法提出反對意見。張國燾依仗在紅四方面軍的影響，在會上通過了《關於成立第二中央的組織決議》，並對朱德、劉伯承等施加壓力。 張國燾當時提出來北上路線是錯誤的，是逃跑路線，而且北上是沒得希望的。北上更苦寒，如果南下則更有希望。張國燾在會上的講話當中，一直說他南下路線是正確的。 對此，黨中央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回應，11月17日，中央電示張國燾不得冒用「中央」名義。1936年1月22日中央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另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這種成立第二黨中央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中國革命。」 中央紅軍在延安建立並鞏固了根據地之後，南下期間損兵折將的張國燾被共產國際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張國燾被迫帶領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肅靜寧縣將台堡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馬爾康為何沒有「卓木碉」這個地方 馬爾康市區沿梭磨河下行40分鐘，再經過蜿蜒崎嶇的山路近一個小時，便可到達崇山峻岭間的腳木足鄉白莎村。 兩個碉樓聳立在村旁，八角碉樓還保存完好，四角碉樓頂部已經坍塌。幾百米外的高台上，有一座百年喇嘛廟若布洛寺便建於此。「卓木碉會議」就是在若布洛寺的大殿里召開的。 馬爾康市黨史資料調查人員澤爾登在三十多年前曾經找到過健在的老和尚、老喇嘛，「那個時候他們回憶，張國燾是他們最大的官。然後就是朱德、徐向前也在那裡。會議正式進行的時間有兩至三個小時。開會的核心就是另立中央，在政治上來說是反對黨反對紅軍北上，反對毛主席。」 由於年久失修，曾經的若布洛寺大殿已經坍塌，僅剩下一堵高3米、長6米多的斷牆。曾經的大殿舊址上，長滿了雜草和灌木。 當年為了布置會場，張國燾曾叫人將大殿里的所有設施都搬了出去。「當時鬥爭很激烈，朱德是堅決反對，堅決反對另立中央，朱德給他給張國燾說一句話，就是朱毛不能分開，如果要我分開的話把我分成兩半。」李川虎表示，制定了《綏崇丹懋戰役計劃》、《天蘆名雅邛大戰計劃》等戰役計劃，結果百丈關戰役以後，整個南下紅軍損失過半。「這樣他們才迫不得已又朝康區方向走，到了甘孜縣。在甘孜與紅二方面軍會師，會師後又重新北上，再次進入四土地區。 雖史稱「卓木碉會議」，但在腳木足鄉，卻沒有叫「卓木碉」的地方。在李川虎看來，最有可能是因讀音不準造成的，將腳木足說成「卓木碉」。「卓木碉」最早由當地漢人告訴紅軍，而他們初學藏語，常有發音不準的情況，由此造成了地名上的流弊。 馬爾康市區沿梭磨河下行40分鐘，再右拐沿腳木足河上行約半個小時，便來到了崇山峻岭中的腳木足鄉白莎村。　　村旁，兩個碉樓聳立在透明的藍天下，其中八角碉樓還保存完好，另一個四角碉樓頂部已經坍塌。碉樓周圍有鳥盤旋，鳥的鳴叫更襯出山寨的寧靜。離碉樓約400米遠的一塊高台地上，有一座百年喇嘛廟——若布洛寺。陪同採訪的腳木足鄉人大主席嚴木初告訴記者，「卓木碉會議」就是在若布洛寺的老大殿里召開的。　　陽光照耀下的若布洛寺莊嚴、寧靜。「『卓木碉會議』舊址因地處大山深處，很難引起新聞媒體和社會的關注，許多年輕人根本不知道八十一年前在這兒發生的事。」嚴木初坦言，但作為黨內鬥爭的一次重要見證，「卓木碉會議」是不能被遺忘的。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若布洛寺老大殿，召開了分裂黨和紅軍的「卓木碉會議」。會上張公然揭出叛黨旗幟，另立所謂「中央」，自命為「主席」，並向黨中央發出電文，叫囂取消黨中央。對此，黨中央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1月17日，中央電示張國燾不得冒用「中央」名義。1936年1月22日中央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另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這種成立第二黨中央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中國革命。」　　毛澤東後來對埃德加·斯諾說過，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關係到黨的命運的「千鈞一髮」的時刻。「卓木碉會議」　　是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背離黨中央走得最遠的一步。　　由於年久失修，若布洛寺老大殿已經坍塌，僅剩下一堵高3米、長6米多的斷牆；老大殿舊址上，長滿了雜草和灌木。嚴木初告訴記者，當年為了布置會場，張國燾曾叫人將大殿里的所有設施都搬了出去。　　站在斷牆旁，能清晰地看見通往北和南的兩條道路，張國燾最終選擇了退卻的南下之路。但歷史證明，只有向北，才是通往勝利的道路。　　事實上，「卓木碉會議」的全稱叫「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會議正式進行的時間僅兩至三個小時，因在卓木碉召開而史稱「卓木碉會議」。但記者在腳木足鄉採訪時，卻並沒有找到一個叫「卓木碉」的地名。這是為什麼呢？　　「最有可能是因讀音不準造成的。」嚴木初介紹說，「卓木碉」一詞最早出自土著漢人之口，他們初學藏語，不免咬字不準、吐詞不清，把腳木足說成『卓木碉』是常有的事，加之紅軍長征過腳木足時，周圍未跑並能通話的多系土著漢人，紅軍詢問地名時，土著漢人就把不規範的習慣稱法告訴給了紅軍，由此造成了地名上的流弊。　　金秋的腳木足，放眼望去，嶄新的藏式民居一棟接一棟，點綴在河谷兩岸；河谷里滿是金燦燦的青稞、玉米，勤勞淳樸的藏族群眾正忙著收穫蓮白……　　「如今，腳木足已成為馬爾康的糧倉。」嚴木初高興地說：「今年又將是一個豐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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