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讀書不可以有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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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讀書不可以有成見時間:2010-09-08 14:08 作者:朱健點擊:350次 「不可以有成見」,是我國著名學者顧頡剛先生的一條重要的讀書心得。他說,「以前的人因為成見太深了,只把經史看作最大的學問;經史以外的東西都看作旁門小道。結果,不但各種學問都被抑遏而不得發達,並且由於各種學問都不發達,就是經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來大家感到國弱民貧,又以為惟有政治經濟之學和機械製造之學足以直接救國的,才是有用之學,其餘都是無關緊裝飾品。這個見解也是錯誤的。」(金元浦主編:《閱讀的欣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頁)在這裡,先生是從做學問的角度講的。其實黨員幹部讀書也應如此。 把書分為正邪好壞有用無用兩類,提出要讀這個不能讀那個,是當前讀書有成見的一個主要表現。如有的作者提出,領導幹部要讀「正派」的書,即「能教誨、指導幹部端正思想和工作作風,陶冶情操,親近群眾,服務大眾的書」;而讀什麼「厚黑學」、「官場秘訣」之類的書,「只能培養官員投機鑽營的不端,高高在上的霸氣,脫離群眾的官僚作風」。有的作者則以《莊子·列禦寇》中一個叫朱泙漫的年輕人學習屠龍之技無處施展的故事來說明只有讀好書有用的書才有益。出於道德等原因,以一定的標準把書分為好的與壞的,這對青少年來說也許是必要的,就如同電影分級。對於已經能夠分清是非、善惡、美醜的成年讀者,特別是黨員幹部等等,如果這樣做就有畫地為牢,自搏手腳之嫌了。 什麼書叫好,什麼書叫壞,且不說在多元社會中,即使在我們黨內甚至高級幹部中,有的也是各有看法,很難不約而同的。比如許世友將軍曾在一次講話中就對看《紅樓夢》提出批評,說《紅樓夢》寫的都是弔膀子的事,有什麼好看的?而毛澤東卻說,這個觀點不對。(徐開福著:《許世友的晚年歲月》,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頁)他認為,《紅樓夢》寫的是很精細的社會歷史。在1964年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說,《紅樓夢》他至少讀了五遍。(吳宜等編:《毛澤東讀書與寫文》,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188-194頁)中央黨校一位教授近年撰文則披露,毛澤東讀《紅樓夢》不僅讀得仔細,而且至少讀過10種不同版本。對同一本書的評價不僅因人而異,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觀念的更新,其社會評價也是會變化的,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往往此一時,彼一時。20世紀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人民出版社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出過數批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文學藝術以及社會科學著作,作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文化大革命」後,這些「反面材料」變成了研究國際共運史和國際政治的必讀書,不僅推動了國內國際共運史和國際政治的研究,而且對提高我國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產生了積極影響。中外歷史上形形色色禁書的「平反昭雪」,也是一個明證。可見,「普世」的好書幾乎是不存在的。 對書的成見,要害是片面強調而且誇大了書在社會意識形成中的作用。事實上,讀好書未必就不會引起某些人的壞念頭或者產生消極的社會影響。魯迅先生說,《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有的人正是讀了文學名著之後想入非非,一步一步走向犯罪深淵的。由於人們對各種社會事物的認知結果中,往往投射著自身的需要、動機、態度和經驗等主觀因素,同一本書的閱讀效果是因人而異的。把讀書獲益與否同書的好壞簡單地聯繫起來,只能得出膚淺的似是而非的片面認識。應該看到,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社會意識的形成,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從根本上說是由其社會存在決定的,書在其中大多只能起到「酵母」的作用。一些官員投機鑽營,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從根上說還是體制的缺陷使然,並非是由於讀了「厚黑學」、「官場秘訣」之類的書。讀這種書也不是「只能培養官員」諸如此類的惡習。一個官員,特別是那些位居要職的官員,如果已經確立了「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觀念,讀一讀這類書倒可以起到知彼和加強防範的作用。一些官員熱衷於讀某些「壞書」,說到底是有「用武之地」。有些領導幹部視野狹窄,見識淺薄,能力低下,甚至做出有違黨紀政紀、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的事,往往與讀書太少,涉獵不廣,修養欠缺有一定關係,而不是讀了什麼壞書。 帶著成見讀書,必然造成「偏食」,產生偏見,等等,有百害而無一利。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作為一個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或黨政機關的文字工作者,還是「好書」「壞書」都看點好。且不說毒草可以肥田,接觸細菌可以增強免疫力,且不說在讀之前就把書分為好壞兩類沒有根據,就說領導幹部和相關人員,你不讀一點「壞書」,怎麼知道它說些什麼?怎麼開闊眼界、掌握動態?怎樣使工作更有現實針對性?比如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如果不知道有哪些歪理邪說,從何引起?導向何方?總不能大而化之,泛泛而談,有棗無棗打上一竿子吧?1986年,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胡喬木,約《文匯報》總編輯馬達談過一次話,開頭就批評《文匯報》連載劉曉慶的《我的路》是鼓吹個人奮鬥、個人成名。半個月後,馬達看到胡給北京電影製片廠廠長汪洋的一封信的複印件。胡在信中說,最近看了劉曉慶寫的《我的路》,認為很好。馬達揣測,在約他談話之前,胡並沒有看過《我的路》,可能是聽別人說了什麼或看了哪個部門編髮的內部情況反映了這件事,他就匆忙下了斷語。(《馬達自述》,文匯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3頁)任何一個黨員幹部,尤其是擔負著相關領導和管理責任的各級幹部,讀書應該有自己的眼光和判斷,不能道聽途說。 讀書不可以有成見,但讀書的確需要選擇。這主要是就完善知識結構與做好本職工作而言的。大力倡導黨員幹部讀書,建設學習型黨組織的目的是優化其知識結構,提高其綜合素質,增強其創新能力。在有限的時間裡,根據自己的工作及學養等實際,多讀急需讀的書,是實現這一目的所必須的。在一定的時期,圍繞全黨或本地區本部門的中心工作,指定相關人員讀一些必讀書目,也是非常必要的。但這絕不是說只有與自己工作相關的,或者說本專業的書才是有用的書。我國氣象學和地理學的一代宗師竺可楨,在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大量閱讀看似與自己的專業無關的古代文獻,從中收集研究科學史的資料,卓有成效。正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可以說,與讀什麼相比,怎樣讀更為重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然而洪秀全讀了宣傳基督教的小冊子《勸世良言》,卻將其作為宣傳革命、組織群眾的工具,成立拜上帝會,發動反清武裝起義,建立了太平天國。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可是教條主義差點葬送了中國革命。殺雞或許不宜用牛刀,但可以借鑒屠牛技巧。如果那個朱泙漫能夠舉一反三,「活學活用」,把屠龍之技運用到屠牛、殺豬或宰羊等等上,一不小心成為屠宰界的魯班、華佗,也不是絕無可能的。 所謂書,無非是某種知識、觀念、理論、事件、想像、情感等的載體。就個人而言,根據自身的興趣、愛好和需要等把書分成三六九等,是可以的,有時也是必要的。但就整個社會而言,從一定意義上說,天下無無用之書,書也無所謂正邪好壞,硬把某些書定性為好書,哪一些書定性為壞書,就比較勉強了。所謂好書,如同美食,既可讓人一飽口福,也可讓人食後生出某些病來。一項持續20年之久,樣本涉及我國24省69個縣6500多人的研究表明,目前困擾國人的癌症、心臟病、糖尿病、腎結石、高血壓、白內障和老年痴呆症等,大都與過量吃動物食品包括雞鴨魚肉蛋奶有關。所謂壞書,如同鴉片,既可成為毒品害人不淺,也有入葯治病救人的可能。讀書的關鍵,是讀者要有自己的眼光。面對泥沙俱下,形形色色的讀物,要相信廣大黨員幹部的辨別能力,要相信大眾的智商是可以卓裁的。總起來說,開卷是否有益,關鍵不在卷而在開卷的人。有這麼一個故事,說某秀才過溝,捧著書本找不到答案。農夫告訴他,一跳就過去了。秀才聽罷,雙腳一蹬,往上一蹦,結果落入溝中。農夫給他做了一個示範動作,秀才看了埋怨他:「單腳起步為躍,雙腳起步為跳,你該說躍,不該說跳。」這個秀才的教訓說明一個道理,書無論好壞,「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作者單位:山東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來源:共識網-作者惠寄 [文章來自共識網: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0090818048.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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