闡釋考古學之後：記憶考古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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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考古學之後：記憶考古學（上）

班揚·奧爾森

摘要

鑒於一系列具有重要意義的學術紀念日的逐漸迫近，後過程考古學轉眼已是明日黃花。在這篇文章中，班揚·奧爾森（Bjornar Olsen）探討了後過程考古學之後考古學理論的走向問題。在作者看來，雖然後過程考古學或闡釋考古學曾經是一個激進而具有革命性的學術運動，但是，在今天，後過程考古學和闡釋考古學卻已經逐漸常規化、主流化和霸權化，使得研究者對考古學理論的探討逐漸平靜。然而，在作者看來，在最近，這一微妙的平靜已經被新唯物主義所打破：一些考古學家正在試圖提出並且討論一些與新唯物主義密切相關的理論觀點，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倡導回到考古學本身——從那種臣服於歷史學、社會學和詮釋學的考古學中走出來，使得考古學進一步貼近它的研究對象——那些髒兮兮的、零碎不堪的物，以及這些物所提供的記憶之中。

關鍵詞

考古學理論；物（Thing）；物轉向（Material Turn）；考古學；闡釋（Interpretation）

導言

紀念日的頻繁到來已經使得我們疲憊不堪。每年總有一些時候，我們會為了那些來自於過去的事情舉杯歡慶或憂傷感懷，在那些值得銘記的事情之上投入情感。當然，今年（2012年）自然也並不例外：即使我們把視野僅放在考古學領域內，甚至更加局限於考古學理論領域內，仍有許多紀念日即將到來。例如，今年是路易·賓福德（Lewis Binford）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 》（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發表五十周年，這或許已是本領域內最負盛名的論文；同時，他主持編纂的、具有深遠影響的論文集《考古學的視角》（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將於今年迎來它的第四十個年頭；此外，同年出版的還有戴維·克拉克（David Clarke）的《考古學之中的假說模型》（Models in Archaeology），雖然這篇大作的影響力較之賓福德的上述作品而言略顯遜色。

上述大作發表的下一個十年，同樣也是考古學理論最為繁榮的時刻，這使得我們在今年得以慶祝伊恩·霍德（Ian Hodder）的兩篇「後過程考古學宣言」：《符號在行動》（Symbols in Action）與《符號與結構考古學》（Symbolic and Structural Archaeology）出版三十周年。距離現在年代並不久遠的著作因許多原因而難以指明，但我們卻不能忘記邁克爾·香克斯（Michael Shanks）名氣稍遜但令人記憶猶新的作品《體驗過去》（Experiencing the Past）。當然，如果我們認為每五年可紀念一次的話，我們會欣然想起詹姆斯·迪茲（James Deetz）的《見微知著》（In Small Things We Forgotten），當然，還有香克斯和蒂利（Tilley）這對學術游擊隊的《再造考古學》（Reconstructing Archaeology）和《社會理論與考古學》（Social Theory and Archaeology）。

正如大家可能注意到的，這份書單全然是盎格魯—薩克遜的，這或許反映出了某種闡釋過去的學術霸權，以及一支獨有的學術力量（參見下文）。不過，如果為斯堪的納維亞考古的紀念日列一個單子的話，我們似乎也可以拖得很長。當然，即使我們並沒有足夠的理由去慶祝，這也是《當代瑞典考古》（Current Swedish Archaeology）發行的第二十期！這多麼令人雀躍！

紀念日給了我們確切的機會和借口，使得我們能夠回溯過去，並且將過去和現在拼湊起來。話雖如此，但是，在《當代瑞典考古》的編輯邀請我為後過程考古學和期刊自身即將到來的紀念日寫作一篇文章，以通過瑞典和斯堪的納維亞的考古學來思考當下的理論考古學（Theoretical Archaeology）所處的境況時，我卻猶豫不決。我的猶豫並非僅僅來自完成「命題作文」所帶來的壓力，抑或來自草率而敷衍的「Yes」所帶給我內心的不安，而更多地來自由心底而生的疑慮、困惑和矛盾。例如，什麼才算作是「理論考古學」？例如，為什麼迪茲的書討論的是「早期美國人的生活」，卻被置於考古學理論的「流行著作排行榜」之中？「考古學理論」必須要被直接表達出來嗎？考古學理論是否與考古學實踐（以及「做考古」）構成了完全不同的本體論領域？繼而，當我們拋棄那些尋常的現代觀念，即認為理論高高在上，而實踐惟命是從的看法之後，類似「考古學理論」這種概念，將會有什麼變化？或者我們乾脆可以拋棄那種考古學理論應當插腳考古學實踐的看法，認為理論對理解過去而言並非必不可少，而試圖讓物自身說出自己的話，以傳達出物自身的意義？最後，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以及信息交流網路的高速發展，那些地理與政治邊界（例如瑞典或斯堪的納維亞）仍是切題的分析單位嗎？還是我們最終使得這些東西「倒過頭來適應」（Retrofitting）了我們對問題的分析，使它們在分析問題的層面上具有了意義呢？

然而，正如大家所讀到的，我的確接受了這篇並不容易的「官樣文章」，同意討論這個極度困難又引人不滿的話題。這裡，我不得不給讀者打一個「預防針」：這篇文章並不是要對斯堪的納維亞理論考古學或者其他什麼地方的理論考古學進行全面評論。實際上，這篇文章算是我對自己的理論考古學歷程的一個回憶。在這個回憶之中，我將插入一些對當下考古學狀態的思考，同時，我將對未來的考古學試圖做出一些預言，抑或是有理由的猜想。毋庸諱言的是，這些看法都受到我所閱讀的、所研究的、所喜愛的、所不喜愛的東西的影響，受到那些我經常與之交流的、在研究上與之合作的人的影響。由於篇幅所限，我的狂妄言語自然將會使得不少東西從我個人喜好和偏見的篩孔中漏過，但是，我希望能夠就過去和未來說出一些有意思的東西，以供大家討論。正如考古學的所有作品一樣，現在，讓我們從過去開始。

理論考古學：過去及其後

2007年，在世界考古學出版界，一件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發生了：1982年出版的論文集《結構與象徵考古學》（彙集了1980年劍橋大學的「考古學邊緣理論會議」的論文集）重印了。創刊於此後不久的《劍橋考古學報》（Cambridge Journal of Archaeology）在其25周年紀念版中，曾就這一論文集進行了一場討論，標題為「已完成的革命？《結構與象徵考古學》的那一代人」。在這場討論之中，結構與象徵考古學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史蒂芬·申南（Stephen Shennan），做出了如下評論：

「當讀者第一次讀到《象徵與結構考古學》的時候，沒有人不認為這本具有革命性的論文集將以一種富有挑戰性的方式開啟一種新的研究風尚。然而，在25年後，當我再次閱讀這本著作時，我發現這本著作的內容在當下看來已是那樣的稀鬆平常。顯然，這似乎說明了這場革命已經如何成功地改變了人們對考古學的態度」。

或者，正如《劍橋考古學評論》的編輯在導言中所闡明的，「曾經的考古學中的挑戰者已經得到了承認；曾經讓人難以想像的學術觀點，在現在已經變成了常規科學（normal science）」。換言之，後過程考古學曾經具有革命性的宣言已經幾乎為所有人所接受。實際上，我在十年前審查後過程考古學對挪威和瑞典的大學的影響時，就已經做出了類似的評論。在挪威和瑞典的大學中，至少在20世紀末，後過程考古學就已經變得稀鬆平常，喪失了其挑戰性和激進性的一面。更進一步，我認為，在世紀之交，除了後過程考古學的常規化之外，另一個顯而易見的潮流是：在考古學領域之中，那種激烈的爭論已經越來越少，平靜的氛圍開始逐漸發酵。同時，可能並不如人所願的是，曾經的爭論與提出問題的勇氣和對待問題的熱情一起一去不返。下面，我將以我的個人經歷為基礎，來思考理論考古學領域內所出現的這種變化。

1981年，在特羅瑟姆（Tromso）的一小部分研究生開始意識到「外面」，特別是英國，似乎正在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在當時的特羅瑟姆，所謂的「新考古學」仍然十分新穎，然而，學生們發現，對「傳統」或文化歷史考古學的正統地位正在發起挑戰的新考古學，卻被那些結構、批判和新馬克主義理論考古學家在自己的後院放了把火。於是，在1982年的春季學期，伊恩·霍德受邀來特羅瑟姆舉辦了一場以「理論考古學——一個極富爭議的觀點」為題的講座，介紹了《結構與象徵考古學》這本論文集的主要內容。我現在仍記得當時從講座的教室中出來後那種打開新世界大門的感覺：這玩意兒真的是嶄新的東西！我同時還能回想起我和我的同伴在之後的幾年中在理論上進行探索時的激情：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新馬克思主義、詮釋學，等等。於是，我在1985年來到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這使得我的激情達到了頂點。在幾年的密集閱讀過後，我認為我已經在理論上做了充分的準備，但我卻遇到了有些東拉西扯的研究氛圍（儘管有人經常跟我說，那也比前幾年的氛圍要強）。與大多數情況下都保持和諧的斯堪的納維亞考古學不同，唐尼街的幾個考古學研討班總是閃爍著刀光劍影，尤其是在克里斯托弗·剃利與麥克·香克斯呈上了幾章日後被稱為是考古學理論「禁書」樣稿的那次研討會上，圍繞書中觀點所展開的爭論，幾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為什麼我們那麼激動？顯然，其中一個理由很簡單，那就是我們真的發現了一些在理論上新奇的東西。這似乎意味著考古學理論的高牆已經倒塌，大門再次敞開，這為持續不斷的理論探索提供了新的跑馬場。當然，在絕對的嶄新和發現之中，隱含著的是緊張和激動。然而，同樣重要的是理由是，我們感覺到正在一個學科的轉折點上，正在進行具有先鋒性的改變；換言之，我們正在挑戰傳統和當下。當然，儘管當時有一些學科大佬對新的視角抱有開放的心態，卻仍有相當一部分愛國主義者將新觀點看作是對北歐考古學傳統的入侵，並認為我們已經被外部的邪惡勢力所蠱惑。不過，這種情況實際上與新考古學（或過程考古學）在幾年前進入北歐時的狀況並無不同。顯然，在這種氛圍籠罩之中的學術道路上攀援，難免會生髮些蜀道難的感慨。好在當我們面對這些外來的新觀念時，在具體態度上的分野是相當公開的，並且並不出乎大家的意料。因此，由於彼時北歐考古學正在發生傳統考古學與新考古學的交戰，後過程考古學所帶來的熱烈反響，有時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西爾維婭·托馬斯科娃（Silvia Thomaskova）在回憶起她與她的研究生同學在看到美國考古學家對香克斯和剃利的著作的蔑視性書評之後，說：

「在這本書告訴我們上一代考古學家所做的事情大多數是徹底的無用功，甚至是危險的知識——那些我們這些學生應當不惜任何代價地避免的知識——之後，我們認為，這本書更具誘惑力了。現在回想起來，這些刻薄的書評不僅僅使得我們認識到了這本書中的危險觀點，還讓我們對這本書本身有了格外地好奇。因此，這本書實際上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廣告，它使得我們開始深入鑽研後過程考古學理論」。

然而，到了新世紀之後，這種情況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至少在北歐、在英國、在荷蘭、在美國（還有可能在其他國家），理論——包括哪些曾經被視為是「具有毀滅性作用」的後過程考古學理論——在大學之中被廣泛地傳授，「反身性」和「批判性」等種種曾經新奇的理論概念，在大學課程中已經俯拾皆是。幾乎可以肯定的說，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如此多的考古學家，對理論有了如此多的了解。正如伊恩·霍德在世紀之交的論文中所說的那樣，「考古學家……前所未有地意識到考古學理論在材料復原、描述和組織中所起的作用……此外，考古學家……前所未有地認識到了考古學理論的多元性」。

同時，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我們也能明顯感覺到理論探討熱度的消退。例如（在某種程度上很重要），在這一段時間內，對理論的探討在兩大傳統考古學研究期刊《美國古物》和《古物》上幾乎消失。有人說，考古學理論已經發展到了被教授而不是被討論的地步了。對理論的教授和消化是伴隨著大量考古學理論讀本、考古學理論手冊和考古學理論導論的出版而不斷推進的。這種正在不斷重演的現象似乎加劇了所謂的「手冊狂熱症」，而這種「手冊狂熱症」的出現，又與今天的出版商們為了盈利考慮，而拒絕出版難以成為課本的紙質書脫不了干係。實際上，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導論」所提供的考古學理論「自助大餐」，要比真正的理論問題和新觀點要「豐盛」得多。

有許多研究者發現，二十一世紀的考古學研究氛圍要比上個世紀平靜得多，已經很少見到激烈的爭論。在此背景下，後過程考古學已經不再稜角分明，而是越來越八面玲瓏。因此，霍德認為理論本身是「具體的和情境的」，已經成為了「實踐的組成部分」， 未來應該有一個「整體性的考古學，人們既能夠接受建構主義，也能夠接受普遍主義；人們既能夠認識到科學的價值，也要認識到科學的價值要被局限於社會和個人權利之中」。然而，這些由「多元話語」所構成的「成熟科學」宣言，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收到了截然不同的評價：有人認為，這是這門學科內部的不同成員再次達成一致的預兆（這些人認為，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過程考古學與後過程考古學之間已經有了「掇菁擷華」的「中間地帶」）。正如庫恩（Kuhn）曾經提到的，一個範式成為「常規科學」時的關鍵現象就是，成群的科學家開始從無休止的爭論，轉向研究具體的問題。或者，用拉圖爾的話來說，這或許反映著不斷推進的科學研究網路已經逐漸穩定；通過將大量的概念、理論、方法和觀點「黑箱化」（blackboxed），科學共同體內部的共識正在達成；換言之，這些概念、理論和方法已經成功「內化」（internalized），越來越被當作是理所應當的東西。

在大概十年前的2003年，邁克爾·香克斯、克里斯托弗·慧特默（Christopher Witmore）和我在斯坦福考古學研究中心的一次學術工作坊上呈上了一篇文章，討論了如上的問題。在那篇文章中，我們使用了「天真性的復歸」（innocence regained）這樣一個概念，來描述當下考古學內部對理論的再次輕視，以及考古學家批判性的喪失：

「儘管我們三個人的具體學術觀點存在分歧，但我們都認為考古學內部已經越來越平靜，理論開始受到輕視，並且喪失了它批判的鋒芒。今天的考古學已經不再有當年後過程考古學伊始曾有的那種開拓進取的精神，我們正在被『俗事纏身』——考古學內部的所有事情都已經與現實發生關聯，被置於政治和公眾的議事日程中，使人不得不忙於應酬」。

對另一些人而言，這種「理論之死」乃是適時的——這似乎加強了它們對理論那種自我強加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