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關係：生男還是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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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攜帶的來自父親的遺傳物質比女兒少，所以生女兒更合算？而進化生物學的一項假說認為：資源條件優厚的父母，將偏愛雄性後代。

許多社會都存在父母對子女性別的歧視。漢民族成員對重男輕女的傳統更不會陌生，這種歧視不僅表現在對待子女的態度和家庭養育資源的分配上，更會以遺棄甚至溺殺女嬰的極端方式發生，在胎兒性別鑒定技術和計劃生育政策高壓之下，則表現為大規模的選擇性墮胎。

在前現代社會，男孩死亡率比女孩高許多，所以自然的出生性別比通常在102到108之間，這樣到達婚齡時男孩數量就和女孩相當或者略少，但選擇性墮 胎會大幅改變出生性別比，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國90年代末的出生性別比是120，最高的江西省達到138，蘇北一些縣市更高達170多。

類似情況在較輕程度上也存在於印度；但同時，也有些社會的子女性別偏好是相反的，比如中國西南的許多藏族和彝族地區，出生性別比顯著低於常規水平， 類似情況在非洲和歐洲某些地區也有發現，當然，這些不是選擇性墮胎的結果，父母未必有故意的偏愛，甚至未必意識到，而是生理系統對環境條件所做出的無意識 反應。

那麼，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影響著人們的子女性別偏好呢？僅僅是所謂文化差異（這個詞如今已不幸成了被用來一股腦收納各種「我不知該怎麼解釋的群體差異」的方便籮筐）？還是先回到生物學起點，看看進化理論能對此說些什麼。

【誰在偏愛女兒？】

容易想到的是，男性可能會偏愛女兒，因為男性傳給女兒的是X染色體，傳給兒子的是Y，而Y染色體比X短很多，兒子攜帶的來自父親的遺傳物質比女兒少 4%（按鹼基對算）或3.2%（按基因數算），所以生女兒更合算；不過還沒有經驗證據說明這種偏向確實存在，假如真的存在，那一定是Y之外染色體上的基因 實現的，而且Y染色體上可能會發展出對抗它的機制。

進化生物學在子代性別偏好上提出的第一個理論，是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說，它是在1973年由剛剛拿到博士學位的生物學家羅伯特?特里弗斯 （RobertTrivers）和正在讀博士的計算機科學家丹?威拉德（Dan Willard）在既缺乏經驗證據也不清楚微觀機制的情況下，完全從特里弗斯的親代投資理論推導出來的。

該假說認為，在父母能夠幫助子女增進繁殖機會的條件下，那些資源條件優厚的父母，將偏愛雄性後代，理由在前面《男女關係》的系列文章里已介紹過：受 雌性生育數量限制，投資於女兒的邊際繁殖收益會很快下降，而兒子因為可以同時利用許多雌性的生育能力，可以更充分的將資源優勢轉變為繁殖收益。

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說對人類社會的適用性，已得到了多項經驗研究的支持；人類學家威廉?艾恩斯（William Irons）在研究了土庫曼約穆特（Yomut）部的婚育資料後發現，土庫曼各部流行一種基於部落等級的嫁娶模式，女性要麼嫁給本部落男性，要麼嫁往更高 等級部落。

在所研究時段，約穆特部處於該體系頂端，只有外娶沒有外嫁，部分富裕男性娶多妻，導致男性的總和生育數（10.6）比女性（7.74）多出 2.86，結果該部的性別比遠遠偏離正常水平，甚至在半個多世紀後，60歲以上老人的性別比仍高達137（考慮到男性死亡率高壽命短，這是非常驚人的，即 便在中國該數字也低於100）。

類似情況在文化迥異的西方同樣存在，伊莉莎?卡梅隆（Elissa Cameron）等人在2009年根據福布斯排行數據研究發現：美國億萬富翁的子女中兒子佔60%（相當於性別比150），其中財產系繼承而來的男富翁， 和嫁給男富翁的女人，該比例更高達65%（性別比186）。

人類學家李?克朗克（Lee Cronk）的研究則從另一個方向支持了上述假說；肯亞的穆科戈多（Mukogodo）族早先以狩獵採集為生，上世紀初逐漸轉向畜牧，並開始與相鄰畜牧 部落通婚，但作為缺乏資源和經驗的遲來者，他們的畜產遠少於後者，而按畜牧部落的習俗，娶妻彩禮都以畜產支付（穆科戈多的舊習俗是用蜂蜜），於是該部落在 婚姻市場上陷入了特別困窘的地位。

穆科戈多族

結果，該部落父母逐漸對女兒產生強烈偏愛，精細的量化觀察發現，三歲前孩子中女孩得到的照顧和哺喂都遠多於男孩：平均照看距離短77%，摟抱時間長 82%，餵奶時間長56%，身高體重低於正常水平的幅度也小了一半多，偏心的後果是，男孩存活率遠低於女孩，1986年時四歲以下的男孩比女孩少了 1/3。

塔馬斯?伯瑞斯科（Tamas Bereczkei）1997年對匈牙利吉普賽人的研究發現，這一在歐洲長期處於近乎賤民地位的族群，也嚴重偏愛女兒，性別比低至89，前一胎是女孩時的 墮胎率比前一胎是男孩時高一倍多，女孩哺乳時間比男孩長一半，上學時間長一年；從繁殖收益看，這一偏愛相當理性：每個女兒給父母帶來的孫輩數是3.53 個，而每個兒子帶來的只有2.75個。

支持特－威假說的另一項證據是，女性受孕和懷孕期間的營養水平對出生性別比有顯著影響，因為母親營養水平是預測家庭資源條件是否優越的一個有用信號 （儘管未必可靠），這一點最初在多種動物中得到證實，近年來多項針對貧困地區人類群體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結果；另外對饑荒期間流產現象的研究也發現，男嬰 的流產率明顯高於女嬰。

匈牙利吉普賽人

【誰更偏愛兒子？】

其實，特－威假說還可以更精緻化，高地位家庭中，夫妻雙方偏愛兒子的程度會有所不同，理論上妻子的偏愛程度應高於丈夫（儘管尚沒有經驗證據支持這一 推斷），因為妻子自身和女兒都直接受限於生育瓶頸，要獲得大量孫輩，唯有指望通過兒子的多妻策略來充分利用優越的家庭資源，而丈夫卻可以通過（在婚內或婚 外）尋找更多配偶來達到同樣目的。

比如，家庭資源足以養活100個孫輩，一位妻子即便生下8個女兒，每個女兒又生下8個孫輩，也只有64個孫輩，但只要有一個兒子並多娶些媳婦，以同樣生育率便可輕易達到目標——不妨將兒子通過多妻而產生的這一作用稱為「兒子乘數效應」。

除了偏愛程度更高，妻子還面臨時間上的急迫性：由於丈夫也偏愛兒子（雖程度較低），需要兒子來繼承自己的高地位，所以假如某位妻子遲遲沒有兒子，丈夫就更可能尋求其他機會。

假如將社會結構和繼承製度上的差異也考慮進來，情況將變得更複雜；不難理解，家庭資源越龐大，壽命越長，父系繼承越可靠，繼承權越偏向男性，兒子乘數效應就越顯著，妻子對兒子的偏好也就越強烈和急切。

與長子繼承製和單妻制相比，諸子分產制與多妻制結合時，兒子偏愛會更強烈，長子繼承製實際上將兒子乘數效應集中在長子身上，所以隨著已有兒子數的增 加，夫妻對兒子的偏愛就會不斷降低，而在分產制下，即便丈夫已有多個兒子，還沒有兒子或只有一個兒子（很可能夭折）的妻子仍會強烈偏愛兒子。

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和共享族產的宗族制度，會進一步強化分產制的上述效應，因為在多代同堂家庭中，當輩份最高的父系家長仍然在世並控制著未分配家產 時，每個男性子嗣都有望分到其中一份，所以在分家開始之前，兄弟們甚至堂兄弟們，都在競相通過多生兒子來擴大自己這一支的份額，而在長子繼承製下，這樣的 競爭預先就被排除了。

而在共享族產的宗族中，在族產權益中所佔份額（比如對族產用途的表決權、族產用益權或族產收益的分配權），將由各支系的規模決定，而在父系宗族中， 支系規模就是成年男性數量，各支系的香火旺盛程度，意味著祠堂里的牌位數、長老中的代表數，也就是宗族這個鬆散合夥企業中的股份比例。

客家祠堂中的牌位

類似原理在家族之外的社區利益競爭中同樣適用：在父系家族組織盛行的情況下，對社區事務的發言權、對公共資源的競爭、糾紛衝突中的優勢，都高度依賴 於家族中的男性數量，特別是在法律保障薄弱、財產權缺乏制度性保護、侵奪強佔頻繁的社會，缺少男性的家族將處於極端不利地位，因而多生兒子的動機會變得十 分強烈。

敏銳的讀者或許已經發現，不經意間，本文已對漢族的重男輕女傳統給出了一個解釋，傳統漢族社會同時具備了上面提到的強化兒子偏愛的全部制度元素：多 妻制、諸子分產制、偏向男性的繼承權、父系大家庭、共享族產的宗族制度、缺乏法治和對財產權的制度保障、權利需要由家族憑自身實力來捍衛。

這種情況下，對男孩的偏好已不再只是為了獲得兒子乘數效應所帶來的遺傳收益，而是為了增強父系家族組織的實力，以便在宗族和社區的競爭中取得優勢， 從而為家族和自身獲取最佳資源條件，當這一需要足夠強烈時，即便資源優越或高地位這一前提消失，兒子偏愛仍會存在，這就解釋了，為何在宗族制度盛行的地 區，即便窮人也偏愛兒子。

宗族制度對子女性別歧視的影響，也得到了中國地區性別比差異的印證，按第五次普查數據，那些廣東、廣西、溫州、福建、江西、湖南等近古以來宗族制度 發達的地區，出生性別比都大幅高於平均水平；蘇南蘇北的出生性別比形成鮮明對照，而據社會學家韓海浪的研究，宗族組織在蘇北相當發達，而在蘇南則近乎絕 跡。

這樣，最初由高地位男性組織起來用於謀取繁殖收益的父系家族，一旦發達併流行起來，便演變成了家族各支系間和不同家族間競爭資源的工具，這一競爭模 式繼而推動了更大規模的宗族組織的發展，最終將不同地位的社會成員全部捲入其中（除了少數遊離在此結構之外的邊緣個體，或處於賤民地位的少數群體），並讓 置身其中的成員無論貧富都接受了重男輕女觀念。

相比之下，在中世紀西歐，參與社會競爭的組織，主要通過非血緣的領主附庸間封建契約關係而建立，財產和權利也得到了更多制度性保障，這一保障隨著近 代憲政與司法體系的發展而變得日益可靠，同時，教會、行會和各種非血緣利益集團的存在，也讓人們在謀取和保護利益時更少依賴父系血緣組織，因而不像宗族社 會那樣迫切需要男性家族成員提供戰鬥力。埃文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