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鄰居，受中國恩澤上千年，養肥後卻多次攻打中國

一般人印象中，古代日本一直是四分五裂，諸侯割據。而日本天皇，在明治維新前，不過是個有名無實的空頭司令罷了。

但實際上，這種格局，是日本進入幕府時代後才形成的，在這之前，日本並沒有這麼亂。當時的天皇手握實權，號令通行全國。

關於這一點，有些讀者可能難以理解：畢竟在上一節的《地緣政治34：古代日本為何四分五裂》中，雲石君曾說道：日本內部地緣結構支離破碎，缺乏一個強大到能夠力壓四方的核心地緣板塊。這種地緣結構的零碎，體現在政治上，就是諸侯割據，四分五裂。既然如此，為何在幕府時代前，日本還可以出現江山一統的局面呢？

這其實跟中國有很大的關係：

這是什麼意思？雲石君在此做個分析：

日本有明確記載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古時代的大和國。

上古時期，日本藩國（準確的說是「部落」）林立，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文明體系，所謂國家更是無從談起。但到大概相當於中國晉朝的時間段，以關西平原為依託的大和國逐漸崛起，並實現了對整個關西平原的控制。而大和國國王即是日本天皇之前身，後來的日本、乃至大和民族，亦皆為在大和國基礎上發展而成。

大和國一統關西平原，對日本歷史的發展至關重要。

關西平原算得上日本列島中最好的次級地緣板塊之一，不僅體量相對較大，而且地勢平緩，淡水資源豐富，這都是孕育文明體系的基本條件。

日本列島遍布山脈，平原稀缺。而僅有的幾塊相對較大體量的低地平原中，又以後來的京都——大阪為核心的關西平原，和以東京——橫濱為主軸的關東平原規模較大，質量也相對較好。而且這兩大平原都分布在日本列島的中部，能夠較好的將自身地緣影響力，投射日本列島的絕大部分地區，是日本僅有的可勉強作為地緣核心的「主體板塊」。

當然，以現在來看，關東平原的文明發展水平要遠超關西——首都東京也在關東平原。但在一兩千年前的日本農耕時代早期，關西卻比關東強上許多。

為何會這樣？一個十分關鍵的因素是：地緣區位上，關西平原相對靠西，並且還有瀨戶內海這個天然地緣通道，能夠直接連接九州島北部——那兒是日本列島與東亞大陸地緣關係最緊密的地區。相對於區位偏東、而且直面太平洋的關東平原，關西能夠更便捷的承接來自中國的先進文明影響。

華夏文明是農耕時代的世界頂級文明體系。而當時的日本，開發程度極低、本土文明更是極端落後。因此汲取華夏文明營養，能夠讓日本各次級地緣板塊有明顯的實力提升。雖然在體量上，關西平原比關東稍差一些，但由於能夠更好的承接華夏文明輻射，這彌補了其地緣實力的劣勢，最終使他在實力上超過了關東平原。

以關西平原為基，大和國開始了四處擴張的歷程。到公元5世紀（差不多相當於中國的南北朝時期）時，除了寒冷的北海道，九州、本州、四國三個主島，基本都已被大和國收入囊中。

只不過，大和國的統治，並不是像中國秦漢後的派流官直接管理，而是有點像先秦時的封建諸侯。除了作為大和國本部的關係平原，其它地方，大多被國王分封給了王族和貴族。這些諸侯們雖然依然是大和國臣子，不過在自己封底內，卻能夠享受極大的自主權。

這種格局之所以會出現，與那個階段的日本文明發展水平密不可分。要實現中央集權式的管理，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中樞板塊與大部分邊緣板塊之間，必須構建起有效的交流渠道——說的直白點，中樞要能夠藉助水陸通道，將自身之影響力便捷的傳遞到四面八方。唯有如此，大和國才可以在文化和經濟上形成一個有機整體，中樞也才能夠確保對地方的有效掌控。

但問題是，這種有效連接的建立，需要物質基礎支撐。陸上，開驛路設驛站要錢，水上，造船、運輸、以及水手吃喝拉撒，照樣得要錢。

但問題是，一千多年前的日本，文明程度依然較低，大概還處在奴隸社會階段，跟中國西周時的水平比好不了多少，所以根本拿不出這麼多資源，來構建這種大型連接體系。這種情況下，大和國只能從現實出發，效法周朝，將核心區外的其它板塊封建給各路諸侯，以他們作為自己的全權代表，間接對當地實行管制。這種格局下，大和國國王就相當於西周天子，雖可號令四方，不過本部核心區之外，卻只能做到統而不治。

這種封建模式維持到6世紀，形勢出現了變化。一方面，經過百年發展，各邊緣板塊的開發程度有大幅提高，綜合實力隨之增長，之前開發較為充分關西平原為核心的大和國本部，其實力方面的相對優勢有所削弱；而另一方面，當時文明水平下存在被開發潛力的土地，已經在百年來的大分封中逐漸消耗殆盡，繼續拓土開疆的性價比已十分之低。

這時候，因實力增強而底氣漸漲的藩國諸侯們，開始對大和國中樞的權威發起挑戰；而在中樞內部，一些王族和貴族為了按照祖制獲得封地，也不斷的鼓噪滋事。由於通過拓土開疆來獲得新封地的條件已不存在，這些索性動起了挖牆角的心思，要求在現有核心區裂土封疆，用大和國的基本盤，來滿足自己做諸侯的慾望。

這有點像西周末年的狀況。分封已無以為繼，大和國系統的舊有維繫模式已不適應新的時勢。要是這種局面繼續維持下去，大和國最好的下場，也不過就是成為一個縮小版的東周，要是中間還出什麼岔子的話，大和國王室說不定還沒戴上「天皇」的名頭，就已經泯沒於歷史的塵埃中了。

但這一切並未發生。大和國幸運的逃過此屆。而其能有此幸，中國因素可謂居功至偉。

這個階段中國，正好處在隋唐第二帝國時期。在此期間，華夏文明的發展水平較之前有了一個質級的提升。

作為最便捷接受中國影響力影響的核心地緣板塊，關西平原再次坐上了華夏文明大躍進的順風車。它大量派出遣唐使，學習隋唐文明先進成果，並帶回來消化吸收，通過這種方式，關西平原的實力再次飛速提升，大和國中樞由此重新獲得了對各邊緣板塊的明顯優勢。

日本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便在這一時期發生。憑著本部核心區暴增的實力，大和國實現了對諸侯的重新強力壓制。

大化革新的意義還不止於此，通過這場革新，大和文明獲得了極大的發貨站，業已有能力籌集到足夠的資源，來打造一套基本的交通體系。同時，對華夏文明的學習和借鑒，又讓日本的技術水平得到提高，政治制度也大幅優化，這些有利條件的出現，再輔之以大和國本部業已強大的實力，使得日本迎來了一次打造中央集權體系的歷史性機遇。

首先是大和國內部的豪族被一鏟而空。由於中央集權體制可以有效增強本部實力，進而統一日本，為中樞集團獲得更大的利益，所以大和國中樞朝廷內的集權派勢力越來越大，壓過了那些守舊貴族——如果拿中國歷史對比的話，這跟戰國初年秦國的商鞅變法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完成了內部整合與集權後，大和國強勢出擊，征討各路藩國，剝奪了它們的自治權力，日本有史以來首次完成中央集權。也是從這時候開始，「日本」這個聽起來更有氣勢的名字開始出現在文字記載中，而以前的大和國國王，也升級成更有威勢的「天皇」。 以大化革新為標誌，日本由封建制的「飛鳥時代」，跨進以中央集權特徵的「奈良時代」與「平安時代」。

對天皇們而言，中央集權自然更受他們歡迎。如果可以的話，天皇家族也希望能夠將這種體制永遠維繫下去。

但這是不可能的。從平安時代中期開始，日本進入所謂「攝關政治」時期，天皇在世俗方面的治權被豪強們架空。然後，以源平相爭為標誌，日本進入幕府時代。鎌倉幕府、室町幕府、安土桃山時代、江戶幕府，在近千年的歲月中，日本又一次退返到藩國割據、列強爭霸的混亂時代，中央集權土崩瓦解，堂堂天皇成為豪強的提線木偶。

閱至此處，想必很多讀者肯定會有些不理解：像咱們中國，自打秦漢確立中央集權體制後，就成為中國政治定式，其後再無更改。可作為中國的學生，日本為什麼會開歷史的倒車呢？

其實這真不是日本開倒車，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日本構建中央集權政體的地緣環境逐漸消亡，在新的文明與地緣條件下，分裂必須成為日本的主流。

那麼，這種文明與地緣環境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化學反應，導致日本政治重回分裂呢？這種變化背後，與中國又有哪些微妙的聯繫？關注微信公眾號：雲石，在下一節《地緣政治36——日本戰國時代》中，雲石君繼續為您分析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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