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風：中國當代文化批判與人文建構》

《世紀之風——中國當代文化批判與人文建構》，當代知名哲學家，思想家鄧曉芒教授的批判性思考與經歷自述

　　目錄

　　自序

　　[當代中國文化問題]

　　中國當代的第三次啟蒙

　　中國道德的底線

　　中國當代文學的土壤分析

　　做哲學翻譯的幾點體會

　　[新批判在行動]

　　變味的批判——與郭齊勇兄商榷

　　大言炎炎卻詹詹——答陳喬見博士

　　儒家的自欺和自娛——再答邱文元先生

　　形而上學的圍城——答謝崛博士

　　伯林自由觀批判

　　不成功的辯護——對周楓《為柏林自由觀辯護》的回應

　　[文學與美學的建構]

　　文學的現象學本體論

　　現代主義文學中的審美活動

　　文學中的思想性

　　文學批評與思想性

　　新實踐美學的審美超越——答章輝先生

　　關於新實踐美學原理的再思考——再答章輝先生

　　[中西文化的反思]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的解釋學意義

　　關於城市雕塑的文化反思

　　存在主義，還是庄禪境界?

　　寫什麼及如何寫

　　鄒元江《中西戲劇美學中的陌生化問題研究》序

　　思想傳記：一種可貴的嘗試——王攸欣《朱光潛傳》讀後

　　[文學批評的深化]

　　王朔與中國文化的底線

　　讀《乾乾》

　　何立偉小說中的意境

　　心中的房客——評《801室房客》

　　莫言獲諾獎有感

　　《旋轉與升騰》跋

　　武俠小說與常識

　　[讀書與生活]

　　我的旅遊生涯

　　在大學中成長

　　《人生的意義》序

　　人的堅強與軟弱

　　德里達：從語言學轉向到文字學轉向

　　叔本華的人格

　　在話語的背後

　　站在兩個時代的交接處——讀王炯華著《朱九思評傳》有感

　　自序

　　季羨林先生有一句名言：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或中國人的世紀，或中國文化的世紀)。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他說的沒錯。但「沒錯」的理由，並不是他也許會認為的，這個世紀是中國人可以憑藉自己五千年文明而傲視全球、揚眉吐氣，重振「天朝大國」或世界中心的國際地位的世紀，而是說，這是一個人類和人性的全部矛盾最集中、最全面、最精彩、最突出地由14億中國人展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的世紀。我們會感到，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中，目前唯有中國是一個最不確定、最有大戲和好戲看的國家。其他那些國家，要麼基本的國家政治體制早已定型，縱然有些小打小鬧的改變，也就是這樣了;要麼還處於各種動蕩和重組中，沒有人知道將來的路怎麼走;要麼經過大的變革已經改換了門庭，但遠遠沒有達到人們所期望的效果;要麼從來就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一切變化都只是名稱和招牌的改換，多少個世紀以來的習慣勢力還在支配著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相比之下，中國當前社會則處於一個最為「奇葩」的時代，在這片土地上所發生的無數事情，是在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可能見到的。這種情況的產生，如果要從宏觀上來概括的話，可以視為自從人類軸心時代以來東西方兩大文明的最為劇烈的「化合反應」;但這種反應並不是雙方對等的，一方的文化元素相對而言是比較「惰性」的，而另一方則是比較「活性」的。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這種劇烈反應只在神州大地上發生，而在那些本身早已變得活性十足的地方則看不到相互對等的激變，因為惰性元素在那些地方本身只是許多活性元素之一，它的惰性不須任何改變本身也成為了活性的。而在中國，外來的活性元素遇到本土的惰性土壤，便只能苦苦掙扎和奮力突圍，否則就會被惰性土壤所封殺，或者本身變質為惰性而失去活性。如此詭異的全球文化態勢，給當代中國學人提供了極好的人文學術資源。

　　然而，最近一些年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已經越來越不對現實生活按照人們的預想短期內朝某個理想的方向改變抱天真的期望了。倒並非對中國的未來失去了信心，而是逐漸看出，中國的事情主要靠時間來慢慢改變，而且這種改變註定不是人為的結果，而是有待於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中國人有的是時間，對於這樣一個按自然規律起作用的國度，既然我們已經停滯了數千年，那麼現在多拖個一兩百年根本不算一回事，甚至是符合常規的。不容否認，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國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這些變化基本上都是被動發生的既成事實(正如小靳庄的包產到戶一樣)，主動改變的事情即使有，也多半是失敗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從來沒有改變過的國情，這就是從上到下，國人的文化心理和思維模式仍然是幾千年一貫下來的傳統定式。這種傳統定式不改觀，我以為中國的事情註定是沒有希望的，哪怕在表面上、甚至在外部的制度設置上有了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變革，中國人總有辦法將它以看不出來的方式偷偷地又充實進舊的內容，更何況還有數不清的「潛規則」使這些寫在紙上的東西失效。四年前在廈門和資中筠先生對談，她主張中國目前最關緊要的是制度改革，而我認為思想啟蒙仍然是現在的主要任務。當然這種爭論一般來說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制度改革和思想啟蒙是互相依賴、互為因果的，我之所以認為思想啟蒙更為重要，是從獨立知識分子的立場來下判斷的。自從中國知識分子精英90年代從中國政治操作中出局以來，我認真思考了知識分子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角色和使命的問題，提出要堅守知識分子的「身份意識」，即保持學術立場並依託學術研究對社會問題採取批判態度。當中國的政治現實在表層上的變革越來越顯露出其長期性、反覆性和複雜性時，知識界也就越來越看到，我們除了隨時對社會發出批判的聲音外，能夠做的其實很少。必須以更為長遠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現代政治轉型的步伐，而唯有思想文化的啟蒙工作則是須臾也不能停步的，也是知識分子有能力發揮其最大作用的領域。對社會政治事件的直接介入(如「公共知識分子」所做的)雖然也有必要，但最終只能視為啟蒙的一種手段，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倒逼」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反之，如果啟蒙沒有到位，即使政治體制上建立了民主憲政的框架，民眾抱著陳舊的觀念來利用民主的形式開民主的倒車，也不是沒有可能的，正如最近泰國發生的反政府事件所表明的那樣。[i]

　　這就是我為什麼這些年來一直都在呼籲並將自己的全部學術研究都集中於對啟蒙思想的梳理和深化的原因。我認為，影響和改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才是對中國最根本的改變，當然這一工作遠不是說起來那麼輕鬆，傳統習慣的力量是強大的，甚至往往是不可抗拒的。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改造國民性」的努力被一步步重又引回到了國民劣根性的老路，在文革的造神運動中達到登峰造極。然而，進入到21世紀，現在來到了兩種思想決戰的最好時機。因為，改革開放的既定國策已經不可動搖，社會經濟體制的變革已經不可能恢復原樣，現代通訊技術特別是互聯網已經使傳統社會的封閉性面臨滅頂之災，國際通行的普世價值已如世紀之風無孔不入，使底層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變用孔子的一句話，這叫做「普世之德風，習慣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是我多年來鼓動再一輪「新啟蒙」的信心之所在。

　　本書收錄的，主要是本世紀我所發表的有關文化批判和思想啟蒙的文章，分為六大板塊。第一部分是「當代中國文化問題」，其中的重頭戲是第一篇《中國當代的第三次啟蒙》，展示了21世紀中國文化問題的全面格局以及後面的社會經濟基礎。第二部分「新批判在行動」收入了六篇論戰型的文章。中國人歷來不習慣也不善於論戰，認為捲入論戰的人不「厚道」，其實這是一種鄉愿陋習。在中國目前正處於文化轉型的關鍵時刻，許多問題只有越辯才能越明，只有理論上辯明了才可能不迷失方向，至少，依據事實和邏輯所進行的辯論有助於破除迷信，不再被一些長期似是而非的命題所忽悠。這是我所提出的「新批判主義」的基本工作，也是一個公民社會達成社會共識的必由之路。第三部分是「文學和美學的建構」，這是比較有建設性的部分，尤其是第一篇「文學的現象學本體論」是我從現象學的角度正面闡述我的文學理論的原理。第二篇是殘雪在讀了我的這篇文章後與我的一場對話，從一位作家的角度進一步與我探討了我的文學原理與文學創作的關係。後面的幾篇回應文章則仍然是通過論戰將我的美學和文學觀作了深層次的闡發。第四部分是「中西文化的反思」，著重於清理在中西文化融合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些偏差和錯位，對鄒元江和王攸欣的兩篇書評則高度評價了他們在中西文化的比較和融通中所做出的成就。第五部分「文學批評的深化」是對一些作家和他們的作品(小說)的評論，這些評論經常被一些正統的文學評論家視為不是純粹的文學評論，而只是對文學的「哲學評論」。這說明他們的文學評論的水平亟待提高。最後第六部分「讀書與生活」，實際上應該理解為「讀書即生活」，或「生活即讀書」。我在生活中讀社會這本「大書」，同時在讀任何書時都把自己的生活擺進去，生活於其中。可以看出，在所有這六個部分中，我都貫穿了我的「新批判主義」的批判精神，我認為，新批判是我們在今天看待一切事物的前提。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收錄的文章中有七篇(即《王朔與中國文化的底線》、《讀乾乾》、《何立偉小說中的意境》、《人的堅強與軟弱》、《德里達：從語言學轉向到文字學轉向》、《叔本華的人格》、《在話語的背後》)共約三萬多字，原收錄於2003年由羊城晚報出版社出版的我主編的文集《從尋根到漂泊》中，但由於該書不是我的個人文集，而是一本有多人參與的文章彙編，因此這次將它們從中抽出來，加進我的這本個人文集中，以免流失。

　　感謝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劉冠軍先生給予我這個機會，將多年來散落於各個雜誌刊物上的文章集結起來，凝聚成一種具有更大、更長久的衝擊力的文本。回想十多年前他首次編髮我的《靈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學的生存意境》，後來又拍板推出我的《文學與文化三論》，在青年學生中和讀書界造成了相當不錯的影響，也顯示出他的獨到的眼力，在此特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

　　鄧曉芒，2014年3月12日。

　　[i] 泰國以素貼為領袖的反對派遊行示威、要求政府下台的理由居然是：有錢人納稅納得多，這個國家就應該聽富人的，憑什麼讓占人口多數的窮人支配國家的政策?所以他們反對一人一票的普選並蓄意破壞大選，主張由他們所中意的人士取代民選的英拉當總理。按照這種邏輯，那就由最有錢的人來當總理，然後根據財富的多少(出錢或納稅的多少)來分配國家權力、甚至列出價目賣官鬲爵就行了，還搞什麼民主?看來這些人的思想還停留在中世紀，卻享受著民主體制下的最大自由，這應該是泰國知識分子階層的失職和思想啟蒙未能到位所導致的怪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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