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突，以及妥協的可能性

　　同盟會因為秉持政黨內閣主張，決意不參加此次內閣，但陸征祥向參議院提交的6個內閣國務員名單里——當然按袁世凱的授意確定，其中包含兩個同盟會會員，孫毓筠(教育總長)與沈秉堃(工商總長)，這先引發同盟會的不滿；而其他黨派參議員在聽取他任命國務員演講時，「猥瑣支離，毫無政見。旁觀駭異，全院失望」，認為他根本不配做總理。因而決定否決他所提交的6個國務員名單。

　　袁世凱得到消息，致函參議院，要求推遲表決，暫緩投票。但是，第二天，參議院宣布袁函不是正式咨文，無效。即日投票表決，把陸征祥提出的總長6人一律否決。

　　參議院先票選陸征祥為內閣總理，隨後又因其內閣名單而全盤否定，這豈止是沒有信任。政治活動至此，已形同兒戲。李劍農先生評論說：「平心而論，參議院否決六國務員的舉動，誠屬幼稚，好比小孩得了一具鉛刀，隨處亂砍，不管有效無效，有害無害……我所謂他們幼稚病，就是他們當時所把握的武器明明成了一具鉛刀，還不知道是鉛刀，拿去向兇惡的猛獸示威；約法成為無用的具文，在不經副署王芝祥的委狀上，已經表現得很明白，他們可以承認總統下委狀不須國務員副署，還要堅持國務員任命的同意權，與小孩濫試鉛刀何異？」

　　對參議院的否決，袁世凱的回應大大抬高了衝突級別。第二次向參議院送出新的閣員名單後，袁授意下的軍警會議公所再次開會，聲稱：「如參議院此次再不通過，則請大總統解散。」另有更強烈的說辭則是：「用兵力解散參議院。」在此壓力下，閣員名單通過了。參議院不忿，隨後便有彈劾陸征祥失職案提出，陸征祥也自此不理政務。同樣僅3個月，陸征祥亦走人。

　　後世讀史者翻檢民初史料，組成其時政治運作結構的各個部分，參議員、內閣成員以及內閣總理，都有擴大各自權力的本能衝動。因而，政治亂相，總有出人意料之處。比之此前唐總理與袁總統的衝突，這次既無政治的技術含量，也無基本的議事邏輯的風波，近乎單純鬥氣吵架，更容易廣泛傳播，參議院之混亂與惡狀，遂成普遍印象。

　　政治當然是各種政治力量的競爭，因而，參議院、內閣與總統衝突種種，其解套之策，不在明規則，而在隱規則。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多次邀請孫中山與黃興到北京共商國是。陸內閣風波掀起時，孫中山先生決定起程去京。

　　當時報紙報道，勸阻孫中山出行的是主流輿情，甚至有女士拔出手槍說，如果孫先生一定要自投虎穴，她就在孫先生面前自殺。情緒激昂至此，頗令讀史人驚訝。孫中山同意黃興緩行，但他自己決意北上。他說：「無論如何不失信於袁總統，且他人皆謂袁不可靠，我則以為可靠，必欲一試吾目光。」這才是真正大政治家的風範。

　　《國父年譜》統計，孫中山先生在北京一個月時間，與袁世凱晤面達13次之多，且多為兩人密談，有時只有總統府秘書長在座。這本官修年譜里記錄：「每次談話時間自下午四時至晚上十時或十二時，更有談至次晨二時者。」稍後，黃興也北上來京。

　　顯然，在那個歷史現場，孫中山與黃興對袁世凱印象良好。孫中山先生評論說：「維持現狀，我不如袁，規劃將來，袁不如我。為中國目前計，此十年內，似仍宜袁氏為總統，我專儘力於社會事業，十年以後，國民欲我出來服役，尚不為遲。」而黃興在初次見過袁世凱後，即對人表示：「袁公確是英傑，民國第一流人物。」當報紙採訪黃興時，他的表述更熱烈：「袁公是英傑，民國可靠人。今共和雖成，基礎未固，望新聞界注意維持。遇有不法，隨時糾正，方為妥善。萬不宜心存成見，取過激之攻擊態度。」

　　後世敘史者，多以袁氏欺詐而使「光明磊落的孫中山與誠厚篤實的黃興」上當論述這段歷史。世事多變，或親或仇，也在瞬間，後置邏輯當然以結果推前因，只是未必真實。

　　孫中山離京前夕，袁世凱提出內政大綱八條，孫中山、黃興均表示同意，袁世凱又徵得副總統黎元洪的同意，以四人名義公布。這八條是：

　　一、立國取統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於農、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為承認之根本。

　　八條政綱，當然是民國建國之初的根本。只是，如果我們取政治運作的角度觀察，當時總統府、國務院機構已經運行，政綱卻需總統、副總統與在野的孫中山、黃興聯名簽署發布，可見，政治是以力量為核心的。袁世凱、孫中山、黃興、黎元洪四人合署，可視為三方政治力量，在建國之初的共識尋找與建立。只是，歷史弄人，政綱徒為紙面文字而已。

　　孫中山與黃興的北京之行，如果仍取革命派與袁世凱實力派的政爭角度觀察，這實亦可視為一種尋求政治妥協與合作之途。只不過，取何等合作方式，孫中山、黃興與宋教仁各自不同。李劍農評述說：「中山仍主張把政權讓給袁氏，已則率其黨員，儘力於社會的培養開化，所謂二十萬里的鐵路政策，人家說他是放大炮，在他是真實主張。故中山的新舊合作是朝野合作。而黃興的新舊合作，是最老實的新舊合作，是希望北洋軍閥官僚與國民黨同化的合作。宋教仁的理想卻不同，他是政黨內閣主義的急先鋒，嘗對人說，現在非新舊勢力合糅不可，正式大總統非袁公不克當此選，但內閣必須由政黨組織始能發揮責任內閣制度的精神，但不必出於己黨。故他的新舊合作，是總統與政黨內閣的合作。」

　　即使合作，也各有方式不同。問題是，對革命派而言，哪種合作路線能夠勝出呢？

　　國民黨的組建與國會選舉

　　孫中山先生到北京，除會晤袁世凱之外，更有一件重要之事，即參加國民黨成立大會。

　　同盟會在辛亥革命之前，因為屢次起義屢次失敗，加之種種因素，內部已成分裂狀態。原光復會的章炳麟、陶成章1910年重新打起光復會旗號——後來他們與同盟會分裂出來的政治人物，合併成統一黨，成為國民黨的競爭對手；當時孫中山在重建舊金山同盟會分會時，也把同盟會改為「中華革命黨」，顯現分離傾向；宋教仁、陳其美、譚人鳳則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雖自認是同盟會的一支，實際也表現出分離傾向。

　　唐紹儀內閣倒台，宋教仁辭去農林總長，專心組建國民黨。報紙醜化他：「簡直是拿著本子亂填，誰要進黨都可以登記，大批因勢趨利的投機分子都混了進去。」即使革命派同志，也未必同意他的做法。胡漢民說：「他以為我們那時不要再秘密地做革命工作，只要到國會中去做政治行動者就是。他為擴充國會中的勢力起見，要將當時五個政黨，合併為一個國民黨。兄弟對於他這種主張很反對，因為這樣一來，把本黨的革命性銷蝕大半了。」

　　不過，如果我們回到宋教仁責任內閣、政黨內閣的制度設計邏輯，他拚命造黨，也屬必然。也就兩個多月時間，宋教仁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全國聯合會5個政黨，與同盟會合併成國民黨。儼然第一大黨。

　　孫中山到達北京的第二天，國民黨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出席大會並做主題演說，而且他還以1130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理事長。但是，孫中山力辭此職，於是國民黨中央決定由宋教仁代理。宋教仁終成中國第一大政黨的首領，於他的政黨內閣目標更近一步。

　　《臨時約法》規定在參議院成立後10個月內舉行國會選舉，宋教仁合併六黨成立國民黨，當然意指國會選舉。如果國民黨能夠獲取國會多數席位，政黨內閣，不正可由此而出。從孫中山先生任臨時大總統之時，即堅持內閣制的宋教仁，此刻當然是他為憲法理想最後奮鬥之時。當時有傳言說，組黨完畢的宋教仁準備南下省親時，袁世凱約見他，贈送50萬元的支票，但宋教仁將支票原物奉還。宋教仁的夢想絕對不是金錢。

　　1913年的這次國會選舉，史稱第一屆國會，離咨議局開辦僅5年時間，距9年的預備立憲時間也提早了5年，這是辛亥革命的催化作用。無論慈禧的9年預備立憲，還是孫中山的9年「軍法」與「約法」，計劃總是比不過變化。僅與日本明治維新比較，他們經過22年才開始召集國會，中國選舉國會的速度當然夠快。這曾是多數辛亥革命論著所予讚譽的速度，但如果回到憲政在中國後來運行的實際觀察，我們現在仍取讚美觀點，難免不智。

　　按國會組織法規定，中華民國國會由參眾兩院組成，參議院名額為274人(後因青海及中內學會均未選出，實際為263人)，眾議院議員按人口比例選出，每80萬人產生議員1人，共計596人。雖然僅過5年時間，此次選舉較之咨議局選舉，參與度大大增強。張朋園在其《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里統計：「前清之選民千人得四人(0.38%)，此次則百人得十人(10.50%)。」選舉方式仍如前清，取複式選舉模式。

　　此次選戰，國民黨表現頗為凌厲，成為報紙關注重點。但凡選舉，當然花樣百出，《時報》報道一樁吳寶璜訴湯化龍案，說湯化龍向其賄選而未兌現。這一故事實在跌宕起伏：

　　具訴狀人吳寶璜，為營謀被欺騙鄉愚懇請傳案追訊事：竊公民來自田間，不謀世事。本月三號，以眾議院初選當選，赴第三覆選區投票。初六日即有同鄉湯用彬、石山儼介紹於湯化龍，囑投伊票，甘言媚詞，而受關節，許票後酬洋三百元及後種種利益。民思本區覆選，既有張大晰、彭漢遺買票於先，今又有湯化龍買票於後，必系正當行為，遂慨然應允。及投票，遂照關節行事，出場後即向伊等寓所追索前款。湯化龍已杳如黃鶴，石山儼、湯用彬則左支右吾。與之再四理論，僅給紙洋二十元。……上呈，計證人李之萬，證物紙幣二十元。

　　初讀此節，不免意外。當時國會組織法規定，候選人資格之一：年納直接稅2元以上。按此標準，300元買一選票，實在天價，匪夷所思。

　　《時報》接著報道，揭示說，這是國民黨誣陷湯化龍的一個苦肉計，因為湯化龍與同盟會不合，且湯為名士，「如能打倒，則對(國民)黨之前途阻礙減少」。《時報》還披露：國民黨許諾每月津貼生活費240元(這更是天價)，所以吳氏才不顧本身受賄之罪嫌而出面告發。後來結果如何？《時報》沒有再報道。不過，國會選舉，湯化龍不僅順利當選，而且後來還擔任議長，由此推斷，此案恐未受理。故事雖然曲折，能有這般結果，還是令人欣慰。

　　這樣的故事，在當時的報紙上雖不時可見，但與此後(1949年之前)的兩次國會選舉，比較起來，此次選舉，算得上「非常乾淨」了。

　　這次國會選舉，按歷史學家張玉法的統計：以黨籍計，參議院黨籍可知者，國民黨佔全院的54.5%；眾議院黨籍可知者，國民黨佔全院的60.4%。國民黨大獲全勝。

　　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

　　研究中國歷史，尤其還會涉及日本歷史的外國學者，在正文之餘的札記或隨筆里，不時會有感嘆。比如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任達就有如此感嘆：「中國的政治文化是高度個人化的，似乎需要一個放大了的人物或象徵，把信奉的人們團結在他的周圍，並組成特別的關係網路，才能工作。日本的政治文化是高度制度化和非個人化的，總是圍繞著已經建立起來的機構和等級制度運作，類似中國式『個人崇拜』差不多是不存在的。由於這種差別的影響，博聞廣見的美國人，今天都知道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但有多少同樣博聞廣見的人們，能說出或知道一個日本明治年代的領袖，或者說得出現在日本首相的姓名呢？」

　　人事與制度，由此以觀，傳統中國，人事永遠強過制度。只是，民國初年，極其曲折生長出來的責任內閣制度，在這一時刻似乎有機會改寫中國政治傳統。這當然是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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