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五十年最暢銷的三十本書籍以及台灣文學

　

　　　　台灣自光復以來，有那些書籍備受歡迎？新開幕的久大文化圖書公司，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諮詢三十位文化界、學術界人士，做了400餘份問卷調查以及實際市場調查，選出近五十年來的三十本暢銷書。　　　　　　1、《星星、月亮、太陽》　　　　2、《藍與黑》　　　　3、《滾滾遼河》　　　　4、《未央歌》　　　　5、《張愛玲短篇小說集》　　　　6、《異域》　　　　7、《西潮》　　　　8、《新人生觀》　　　　9、《異鄉人》　　　　10、《少年維特的煩惱》　　　　11、《改變歷史的書》　　　　12、《天地一沙鷗》　　　　13、《台北人》　　　　14、《家變》　　　　15、《尹縣長》　　　　16、《鄭愁予詩集》　　　　17、《莎喲哪啦，再見》　　　　18、《棋王》　　　　19、《青春子衿》　　　　20、《小太陽》　　　　21、《開放的人生》　　　　22、《代馬輸卒手記》　　　　23、《撒哈拉的故事》　　　　24、《射鵰英雄傳》　　　　25、《人生的光明面》　　　　26、《無怨的青春》　　　　27、《千江有水千江月》　　　　28、《愛、生活與學習》　　　　29、《野火集》　　　　30、《暗夜》

　　台灣文學（百度詞條）　　　　　　1、反共文學　　　　20世紀50年代，為了更好地宣傳「反共復國」政治路線，穩定混亂的社會心理，在國民黨當局的直接領導與組織下，台灣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戰鬥文藝」運動；作為該運動核心內容的「反共文學」隨之興起，並在此後十餘年中，居於台灣文壇的統治地位。從事「反共文學」創作的，大多為政界作家和軍中作家。　　　　小說方面，主要的作家作品有：姜貴的《旋風》、陳紀瀅的《荻村傳》、潘人木的《蓮漪表妹》等。　　　　詩歌方面，主要的作家作品有：孫陵的《保衛大台灣歌》、葛賢寧的《常住峰的青春》等。　　　　這些作品以歪曲現實生活、顛倒歷史是非的虛妄性，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反共八股」，違背了文學創作的規律，抑制了台灣文學的正常發展。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中期，隨著「反共復國」政治神話的破滅、「戰鬥文藝」運動的不斷跌落，「反共文學」走向全面沒落。　　　　　　2、現代主義文學　　　　20世紀60年代，在全盤西化和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現代主義文學成長壯大，成為台灣文壇的主流。　　　　詩歌方面，以紀弦為代表的「現代詩社」、以覃子豪為代表的「藍星詩社」和以瘂弦為代表的「創世紀詩社」，成為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的主力軍。　　　　小說方面，1960年「現代文學社」的成立和《現代文學》雜誌的創刊，標誌著現代派小說的崛起。主要作家作品有：白先勇的《台北人》、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等。　　　　現代主義文學的興起是對「反共文學」的一種徹底否定。在創作上，它精雕細刻，十分注重作品的藝術性，對台灣文學的整體提升，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現代主義文學又有其弊端，尤其是詩歌，提倡全盤西化，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極端形式主義和晦澀難懂的文字，也引起了人們的強烈批判。　　　　　　3、鄉土文學　　　　20世紀70年代初，以回歸鄉土、面向現實為旗幟的鄉土文學，逐漸成為主流；它是在反現代主義、反全盤西化中成長起來的現實主義文學。1977年秋爆發的鄉土文學論戰，不僅確立了鄉土文學的理論體系；其所激揚的回歸民族、回歸鄉土的精神，也成為70年代時代精神的總標誌，推動著台灣文化藝術乃至世態人心全面發展。　　　　詩歌方面，主要作家作品有：吳晟的《階》、蔣勛的《少年中國》、林煥章的《童年的夢》等；　　　　報告文學方面，主要作家作品有：馬以工的《幾番踏出阡陌路》、古蒙仁的《雞鳴早看天》、王孝廉的《無煙囪工業的社會污染》等；　　　　小說方面，主要作家作品有：陳映真的《夜行貨車》、黃春明的《我愛瑪莉》、王拓的《金水嬸》等。　　　　鄉土文學張揚台灣新文學的民族性、社會性、寫實性和民眾性，自始自終貫穿了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精神，強調文學反映社會，服務於社會，提倡現實主義創作，把關懷民間、表現民眾疾苦的人生態度與文學觀，當作自己的題中要義；在藝術性和思想性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直到今天都有很大的影響。　　　　　　4、言情、武俠小說　　　　曾一度流行。瓊瑤是言情流派的代表人物，金庸和古龍在武俠小說家中最有影響。瓊瑤的作品，以台灣現代化生活為背景，專事抒寫男女之間的愛情波折，極富浪漫主義色彩，藝術上趨向唯美主義。對瓊瑤的作品，台灣文學界長期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它的作品都是脫離現實社會的，猶如麻醉品，粉飾台灣現實；有的則認為她的作品揭示了若干青年的苦悶，愛情的煩惱與波折，有一定價值。武俠小說，總的來說故事情節離奇而曲折，可讀性強，是廣受歡迎的消遣性讀物。　　　　　　5、懷鄉文學　　　　即台灣地區的回憶文學。40年代末，由於政治的原因，許多大陸人背井離鄉，流落到台灣。這些人，雖身在台灣，卻心懷故土，因此50年代初，當台灣文學強力推行「反共文學」的同時，懷鄉文學也風行起來。　　　　懷鄉文學就其內容來說，大致分為三類：　　　　一是純粹的思鄉文學。這類作品往往是通過對大陸風土人情和昔日生活的描寫，抒發作者的懷鄉思親念舊之情，如林海音的《城南舊事》。　　　　二是回憶過去與批判現實相結合的作品。　　　　三是懷舊文學。懷念過去的「燈紅酒綠，紙罪金迷」的「良辰美景」，幻想「反共大陸」的成功與舊生活的重演等。　　現代台灣文學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在其後的半個世紀里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但日本的殖民統治沒有也不可能切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內在聯繫。現代台灣文學，就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影響下誕生和發展起來的，始終是整個中國現代文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日本佔據時期的台灣文學　日本侵佔台灣以後，台灣同胞進行了連綿不斷的英勇的武裝反抗，但都失敗了。　　　　台灣同胞在痛苦中思索和尋找前進的道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給正在尋找前進道路的台灣知識分子以新的啟示和鼓舞，使他們認識到，「必須從新文化運動著手，以提高民族意識,改革社會風氣,做為爭取自由，反對日閥專制統治的憑藉」(鍾肇政語)。1919年，留學日本東京的台灣青年組織了「聲應會」，1920年「聲應會」改組為「啟蒙會」；接著又成立了「台灣新民會」，創刊《台灣青年》雜誌，提倡民主自由。《台灣青年》　　　　在創刊號的《刊頭辭》中宣告：「厭惡黑暗而仰慕光明──這樣的覺醒了。反抗橫暴而（服）從正義──這樣的覺醒了。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獨尊的、之野獸生活，而謀共存的、犧牲的、互讓的、之文化運動──這樣的覺醒了。」1921年，台灣的進步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在本島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標誌著當地的民族解放鬥爭進入了以政治運動和文化啟蒙運動為主要內容的新階段。他們舉辦文化講演會、講習會，設立讀報所，傳播科學民主思想，啟發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工農運動也開始蓬勃興起。1925年，繼台灣「蔗農組合」成立之後,各地紛紛成立「農民組合」,並進一步聯合組成台灣農民聯合會,與殖民主義者的剝削和掠奪進行抗爭。1926年，台北機器工會成立後，各地相繼成立了幾十個工會，並在1927年掀起了全島性的罷工風潮。作為民族解放運動一翼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也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影響和滋養下，應運而生。　　　　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幾個階段。即20年代初到20年代末的奠基時期；3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的繁榮發展時期；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後的沉寂時期。　　　　奠基時期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不久，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先驅們就提出普及白話文的任務。1922年 1月，《台灣青年》發表林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論》。翌年初，由《台灣青年》改名而來的《台灣》雜誌，相繼發表黃呈聰、黃朝琴的《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和《漢文改革論》等長篇論文，大力提倡白話文。黃呈聰在文章中說：「我今年六月到過中國的地方，看過了這個白話文普及的狀況，一般得著便利很大，更加確實感覺有普及的必要」。他又說：「若就文化而論，中國是母，我們是子」，「現時中國文化的進行有一日千里之勢」，台灣只有普及白話文，才能「永久連絡大陸的文化」，才能增加民眾的科學文化知識，促使民眾覺醒，「來努力改造這個黑暗的社會」。黃朝琴認為，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文化前途實在有望」的表現，「我們台灣同胞，亦是漢民族的子孫，我們有我們的民族性」，普及白話文，普及文化，才能保持漢民族文化，保持我們的民族性。同年4月,《台灣》雜誌社在台南市成立「白話文研究會」，展開傳播白話文的工作。同時，在東京的《台灣》雜誌編輯部創刊《台灣民報》半月刊（後改為旬刊、周刊）。這個旨在「啟發我島的文化，振起同胞之氣」的雜誌，身體力行普及白話文，全部文章都用白話文書寫，白話文的普及進入了實踐階段。　　　　白話文的提倡和實踐，拉開了新文學運動的序幕。　　　　《台灣民報》從創刊號開始，就刊登了大陸各地的新文學作品，接著發表了在上海學習的許乃昌的長文《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將來》，介紹大陸的新文學運動的情況。1924年，在國立北京師範大學讀書的張我軍投身台灣新文學運動，繼《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呼籲排斥舊體詩和八股文之後，發表了《糟糕的台灣文學界》、《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猛烈抨擊「暗無天日，愁雲暗淡，百鬼夜哭,沒有一絲活氣」的台灣文學界,介紹胡適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理論和新文學作品，呼喚文學革命。他明確指出：「台灣的文學乃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甚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張我軍的文章，激蕩了台灣文壇,引起了新舊文學的論戰。經過激烈的辯論,文學革命的主張贏得了支持，舊文人不得不沉默下來。這時，張我軍又相繼發表了《詩體的解放》和《新文學運動的意義》等文章，提出了「白話文學的建設，台灣語言的改造」的主張。1925年 3月，楊雲萍、江夢筆創辦台灣第一本中文白話文學雜誌《人人》(發行2期)。《台灣民報》也開闢了發表新文學作品的文藝專欄。　　　　台灣的新文學創作最早可追溯到追風（原名謝春木，又名謝南光）的日文作品。1922年，他在《台灣》雜誌上發表了台灣新文學史上的第一篇小說《她要往何處去──給苦惱的姊妹們》，批判封建的婚姻制度，通過對女主人公桂花覺醒的描寫，喊出了婦女要求解放的心聲。　　　　1923年 4月，他以《詩的模仿》為題，創作了《小詩四首》。此後，在上海上學的施文杞相繼發表白話詩《送林耕□君隨江校長渡南洋》、《假面具》，楊雲萍發表白話詩《這是什麼聲？》，張我軍發表白話詩《無情的雨》、《弱者的悲鳴》等作品。1925年12月，張我軍出版了台灣新文學史上第一部新詩集《亂都之戀》。這些都是台灣新文學創作的最初的收穫，但是現代台灣文學堅實基礎的奠定，還是在賴和崛起以後。　　　　賴和(1894～1943)台灣彰化人，台灣醫學校畢業後在彰化行醫。1917年內渡廈門，受到五四運動的洗禮。　　　　1919年返台，一邊行醫，一邊積极參加政治運動和文化啟蒙運動，成了改革台灣最熱心的青年。1922年開始在《台灣》雜誌發表《劉銘傳》、《文天祥》和《阿芙蓉》等具有鮮明民族意識的舊體詩詞。新舊文學論戰展開以後，賴和積極支持新文學運動，同時開始創作。1925年8月發表白話散文作品《無題》,同年12月發表新詩《覺悟下的犧牲》,1926年春發表白話小說《斗鬧熱》、《一桿「秤仔」》。此後相繼發表了《不如意的過年》、《蛇先生》、《可憐她死了》、《惹事》、《豐作》和《善訟人的故事》等小說,《流離曲》、《生與死》、《南國哀歌》和《低氣壓的山頂》等新詩，《忘不了的過年》、《無聊的回憶》、《前進》等散文，顯示了新文學運動的實績。賴和一生堅持用中文創作。他的作品以台灣的農民、工人、小市民和知識分子的生活為題材，直面慘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鮮血，尖銳地揭露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罪惡，描寫台灣同胞的痛苦生活，同時歌頌他們的不屈和反抗。他讚美蔗農的覺悟（《覺悟下的犧牲》），呼喚秦得參式的以血還血、以命換命的鬥爭（《一桿「秤仔」》），頌揚挺身面對殖民主義者的毒氣、機關槍、飛機、爆裂彈的精神（《南國哀歌》），展示台灣同胞在黑暗中堅持前進的心志（《前進》），希望在毀滅中求得再生（《流離曲》）。賴和的創作體現了反對奴役、反對壓迫、反對榨取的反抗精神，樹立了第一面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啟示了台灣新文學的社會寫實的方向,確立了爭取民族解放、爭取自由平等的傳統。賴和長期主持《台灣民報》和《台灣新民報》文藝欄的編務工作，他的文學創作和獻身精神直接影響著同時代的作家，不少後起的作家正是在他的鼓勵和扶持下成長起來的。「當時如果沒有一位象懶雲氏（即賴和）那樣既有創作上的天才，而且又有對新文學事業的推展抱著熱情和決心的人，來擔當、領導這個時期，並擔任這艘台灣新文學的大船的舵手，則相信台灣的新文學，是無由達成若今日的狀態和成就，而且一定還要走多少迂迴曲折的發展道路吧！」（楊守愚《小說與懶雲》）「賴和的崛起才奠定了現代台灣文學的基礎」。賴和被譽為「台灣新文學的奶母」、「台灣新文學之父」、「台灣的魯迅」。　　　　在這階段，與賴和一起為台灣新文學奠基的作家還有張我軍，他相繼發表了短篇小說《買彩票》、《白太太的哀史》。這階段，楊雲萍發表了短篇小說《光臨》、《兄弟》、《黃昏的蔗園》，表現了強烈的批判精神。　　　　《光臨》是對充當殖民主義統治走狗者的諷刺，《黃昏的蔗園》則是對日本製糖會社盤剝蔗農罪行的揭露，發出了「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難道我們永遠應該做牛馬嗎？」的抗議。　　　　繁榮發展時期　進入30年代，新文學創作得到迅速的發展。30年代伊始，台灣新文學運動由分散的自然演進狀態，逐步向有組織的、趨向統一行動的階段過渡。　　　　它的舞台也由主要依靠《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等報刊而發展到獨立創辦文學雜誌。1931年王錦江等與日本作家組織了「台灣藝術作家協會」，創辦了《台灣文學》雜誌（發行6期）。同年,郭秋生等在台北、台中組織了「南音社」，創辦了《南音》半月刊(發行12期)。　　　　1932年，台灣留日學生張文環、王白淵、巫永福等在東京組織了「台灣藝術研究會」，創辦了《福爾摩沙》雜誌（發行3期）。1933年,郭秋生、黃得時、朱點人、王錦江等在台北組織了「台灣文藝協會」，創辦了文藝雜誌《先發部隊》（第 2期起改名為《第一線》）。1934年，為了團結全台作家，推進新文學運動，由台中作家倡議並籌備召開了全島文藝大會，成立了包括賴和、楊逵、張深切等80餘位作家參加的全台統一組織「台灣文藝聯盟」，創辦了《台灣文藝》雜誌(發行15期)。1935年楊逵又創辦了《台灣新文學》，並發行《新文學月報》。　　　　《台灣新文學》發行了15期，於「七?七」事變前夕停刊。　　文學社團的產生，文藝刊物的創辦，為台灣新文學創作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和陣地，催生了一批新作家（包括以中文寫作和以日文寫作的作家）。陳虛谷、楊守愚、楊華、楊逵、蔡愁洞、郭秋生、吳希聖、張深切、毓文（廖漢臣）、巫永福、朱點人、王錦江(王詩琅)、黃得時、呂赫若、翁鬧、張文環、王白淵、張碧華、張慶堂、郭水潭、徐玉書、龍瑛宗等相繼登上文壇，以他們的詩歌和小說作品，迎來了台灣新文學創作（包括中、日文作品）的豐收。陳虛谷、楊守愚、楊華從20年代後期開始創作，進入30年代，陳虛谷繼續創作新詩，寫了《草山四首》、《敵人》、《流水和青山》等作品。楊守愚繼《凶年不免於死亡》、《誰害了她》之後，寫了《一群失業的人》、《決裂》、《十字街頭》、《升租》、《鴛鴦》、《赤土與鮮血》等小說，同時寫了《人力車夫的叫喊》、《長工歌》、《洗衣婦》、《雨中田舍》、《女性悲曲》等大量新詩作品，在創作題材方面表現了繁複的多樣性。楊華在寫《薄命》等小說的同時，相繼發表了短詩集《心弦集》、《晨光集》和創作於20年代末的《黑潮集》。他們是台灣新詩創作頗具代表性的作家。蔡愁洞在30年代開始創作，他的《保正伯》、《奪錦標》、《新興的悲哀》、《理想鄉》等小說以輕鬆詼諧的形式、嬉笑怒罵的技法，把日本殖民主義者的醜惡嘴臉諷刺挖苦得入木三分。吳希聖的作品不多，但他的小說《豚》，描寫台灣農民的苦況，一時成為文壇議論的中心。毓文既寫小說，也寫新詩和劇本。小說《玉兒的悲劇》描寫不平等所帶給婦女的痛苦，《短詩》則唱出了改造舊世界的衷曲：「要是可以睨視青天／佔住大地／就算死了／我也願意／為的（是）洗凈這穢濁的全球／我願傾盡滿腔的熱血」。巫永福的小說《山茶花》、《欲》，側重勾畫男女的戀情和暴露人性的丑面，這些在以揭露社會黑暗、控訴殖民主義壓迫為主潮的台灣新文學中，是不多見的。朱點人當時就被譽為「台灣新文學創作界的麒麟兒」，他的《無花果》、《紀念樹》、《安息之日》等小說，側重解剖人性的陰暗面；而《島都》、《秋信》、《脫穎》則是深具批判精神的抗議文學。王錦江既有詩作也寫小說。他的詩句充滿了創造新生活的激情，而小說筆調則比較冷靜。小說《雨夜》、《沒落》描寫投身社會運動和工人運動實踐者的心態，《十字路》則透視了先覺者的行動對民眾積極的影響。　　　　張慶堂的小說，大都以生活在重壓下的勞動人民為主人公，寫他們堅持做人的信念和責任，以及在惡劣環境下求生的意志和奮鬥的勇氣，《年關》、《死亡》較為陰鬱，《生與死》、《他是流眼淚了》則明朗得多。呂赫若的小說喜歡取材農村家庭生活。《牛車》描寫農民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悲劇。　　　　台灣出版的部分現代文學作品集和文學評論集　　　　在這階段登上文壇的眾多作家中，楊逵是傑出的代表。楊逵(1905～1985)台南新化人。1924年東渡，在日本大學攻讀文學。1927年應「台灣文化協會」召喚，回台灣投身農民運動，並被選為「台灣農民聯合會」中央常務委員。30年代初開始文學創作，1932年發表中篇小說《送報夫》。此後相繼創作了《頑童伐鬼記》、《模範村》、《泥娃娃》、《鵝媽媽出嫁》、《種地瓜》、《萌芽》、《春光關不住》等小說。《送報夫》寫的是台灣青年楊君覺醒的歷程。日本製糖公司強行低價收購土地,逼死了楊君父親。楊君離鄉背井到東京求職,當了派報所的送報夫。在日本進步工人的幫助下，楊君懂得了被壓迫被剝削者要團結奮鬥。他參加了工人運動，與日本工人一起斗敗了派報所老闆。最後滿懷信心踏上歸途，準備投身故鄉的鬥爭。3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意識開始在台灣傳播，1928年到1931年台灣革命運動高漲。　　　　楊逵的《送報夫》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它通過楊君的思想和生活歷程的描寫，既展示了民族鬥爭，又展示了階級鬥爭，突破了民族主義的局限。小說主人公楊君的覺醒，還表現在他對於被壓迫階級自身力量、以及爭取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的認識和實踐上。這裡，楊逵探索了別的台灣作家沒有涉及過的爭取民族解放的新道路。楊逵還殷切期望有著新型的社會經濟和道德關係的社會的出現。在《送報夫》中，他以極大的熱情描繪無產者之間的相互同情和友愛。這在此後的作品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在《模範村》中，楊逵描寫了受新思潮影響的知識分子對勞動者的同情，甚至在日本殖民統治的「模範村」里,創造了一個與現有秩序完全相反的、同舟共濟的、互助互利的理想社會。在《鵝媽媽出嫁》中，楊逵在批判日本帝國主義者高唱的所謂「共存共榮」時，則嚮往著「不求任何人的犧牲而互相幫助，大家繁榮」的明天。在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進行尖銳的揭露和血淚的控訴，同時以樂觀和信心來喚起人們的希望。總之，楊逵的出現，從思想上把台灣新文學創作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楊逵像　　　　這階段台灣新文學創作的繁榮和發展，不僅表現在作家作品的眾多，題材的擴大和思想的深化，而且表現在藝術技巧的進步上。奠基時期的一些小說側重描寫事件的過程,陳述人物的命運，正面表現人與人的衝突,一般都筆觸粗疏,手法較單調。進入30年代後,包括賴和寫的《惹事》、《善訟人的故事》等在內的許多作品，在藝術上顯得成熟了。作家的視野開闊了，比較注意細節的描寫和人物的刻畫，情節顯得豐富，人物形象較為生動。除了真切的寫實之外，創作上還運用了暗示象徵的手法，出現一些具有相當水平的小說作品，受到祖國大陸和日本文壇的矚目。1936年楊逵的《送報夫》、楊華的《薄命》、呂赫若的《牛車》等小說由胡風等翻譯收入《山靈》，在上海出版。賴和、翁鬧、張文環、龍瑛宗等人的作品或被譯成日文或者被日本報刊推薦為「佳作」。台灣新文學運動盛極此時。但這種發展趨勢，被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全面侵略戰爭所打斷。　　　　沉寂時期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為配合侵略戰爭的需要，日本殖民統治當局下令取締台灣同胞的一切民族民主運動，廢止漢文書房（學館、私塾），禁止報刊雜誌的漢文欄,控制言論陣地,迫使台灣新文學園地──《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等雜誌相繼停刊。由於發表陣地的喪失，壓迫的加劇和戰爭的激化，台灣作家有的沉默了，有的動搖。曾經蓬勃發展的台灣新文學進入了沉寂期；從「七?七」事變到1940年的兩年多時間，幾乎是一片空白。　　　　隨著戰爭的擴大和發展，日本殖民主義者推行「皇民化」（即奴化）運動，強迫台灣同胞穿和服，說日語，改姓日本姓氏，推廣日語家庭和日化家庭。1940年，日本作家西川滿等人在殖民當局的支持下，組織了台灣文藝家協會，發行了《文藝台灣》。1941年，殖民主義者又成立「皇民奉公會」。對此，在台的日本作家群起響應,陸續設置皇民奉公會文化部,文學報國會台灣支部以「作家自主性的親睦團體」的名義，誘迫台灣作家「穿上奴化的新衣，去為殖民者賣命」。1941年，張文環等創辦《台灣文學》，與《文藝台灣》對壘。兩者「在文藝思想及意識上並沒有什麼不同，只在民族感情上各據一方而已」（王詩琅：《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生成及其發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台灣文藝家協會自動解散，以其成員組成台灣文學奉公會，與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支部互為表裡，從事樹立台灣皇民文學的活動。　　　　1942到1943年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使文學更好地為其侵略戰爭服務，先後兩次在東京召開所謂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1943年，台灣文學奉公會主辦「台灣決戰文學會議」，討論所謂台灣「文學決戰態勢，文學者的戰爭協力」，通過了西川滿的要求把台灣文學納入「戰鬥配置」的建議,並將《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合併,發行台灣文學奉公會的機關雜誌《台灣文藝》。此後，應台灣總督府情報課的要求，台日作家分別被派到各地工礦、農村和兵營參觀,以其見聞寫成所謂的「決戰小說」，以欺騙台灣同胞，為侵略戰爭打氣。由此可見，1940年以後的台灣文學，在一定程度上被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和摧殘，特別是所謂的「皇民文學」、「決戰文學」，更是一股逆流。　　　　但是，這股逆流並沒能真正動搖多數台灣作家的民族感情，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摧毀台灣新文學的反帝反殖的戰鬥精神。這階段，儘管有些作家動搖，有些作家投降,但也有不少作家作著儘可能的抵抗,有的甚至進行了堅韌不拔的鬥爭。反帝反封建的台灣新文學仍然在艱難中發展。這時期,楊逵發表了批判日本軍國主義,表達台灣同胞的理想和信心的《鵝媽媽出嫁》等作品；以《牛車》一作訴說台灣同胞苦難的呂赫若，接連寫了《財子壽》、《風水》、《合家平安》、《廟庭》、《月夜》等小說，透過家庭問題，揭露封建地主階級的醜惡和必然沒落的命運。《風水》，借兄弟為死去的母親洗骨之爭，痛斥了貪圖私慾而數典忘祖者的卑鄙無恥，用曲筆批判了日本殖民主義者的「皇民化」運動。　　這時期出現了台灣新文學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作家吳濁流。吳濁流(1900～1976)台灣新竹人。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長期擔任教職。1936年開始文學創作，相繼發表《水月》、《泥沼中的金鯉魚》、《功狗》，寫知識分子理想的幻滅和婦女的覺醒。在日本帝國主義擴大戰爭、瘋狂掙扎的1943年到1945年，吳濁流冒著危險，秘密寫作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和短篇小說《先生媽》、《陳大人》。《陳大人》以辛辣的諷刺揭露和鞭撻了為虎作倀的民族敗類。《先生媽》借母子衝突再現台灣同胞抵制「皇民化」運動的鬥爭。先生是鑽營有術而成了財主的醫生，在「皇民化」運動中，他帶頭改用日本姓名，穿和服，建日式住房，還要母親講日語。母親堅持中華民族文化觀念，不講日語，不穿和服，與兒子發生了尖銳的衝突。作品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意識，無情地暴露了甘當殖民主義者的奴才的醜惡嘴臉。《亞細亞的孤兒》是台灣新文學創作的里程碑。小說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上真實地描寫了日據時期台灣不同知識分子的思想風貌和生活歷程，著重刻畫了胡太明（原名胡志明）這個歷史「孤兒」的覺醒。師範學校畢業的胡太明，幻想在殖民體制下尋找出路。開始他埋頭教書，後又留學日本，想以學問、事業消彌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距離；但是，與日籍女教師戀愛的失敗，失業和冷嘲使他的夢想成泡影。他來到祖國大陸，被懷疑為日本特務；返回台灣又被懷疑為中國間諜。殖民統治的種種醜惡，侵略者對同胞的野蠻蹂躪和殘酷殺害，中華抗日青年的英勇不屈，母親、弟弟的無辜遭劫，終於使「孤兒」醒悟。他偷渡到祖國大陸，投入了抗日戰爭的行列。《亞細亞的孤兒》是日本殖民主義者殘酷壓迫台灣同胞的歷史的見證。吳濁流的這些作品當時雖然沒有也不可能發表，但它的出現，證明台灣新文學的戰鬥精神的不滅，它的傳統繼續得到發揚光大。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　1945年 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0月25日台灣光復。日據時代，台灣人民被迫接受日文教育，習慣用日文寫作，如今需要重新學習中文和用中文寫作；以往他們身陷孤島，如今面對激劇變化中的整個中國,一時也難以掌握社會生活的脈搏。因此,不少作家在重新學習中暫時擱筆，但也有一些作家在繼續耕耘。這時期，吳濁流發表了上述的《先生媽》、《陳大人》，出版了長篇小說《胡志明》（即《亞細亞的孤兒》），並創作了揭露國民黨官吏大發接收財的中篇小說《波茨坦科長》等作品。楊逵創辦了《一陽周報》,主編《力行報》副刊，出版了中日文對照的《阿Q正傳》，並和從大陸到台灣的張禹合編了《文化交流》雜誌（發行 2期），介紹祖國大陸的文學。楊逵還明確地提出了「文學回歸」祖國的倡議，企望在與祖國內地的交流中，把台灣文學完全匯合到祖國大陸文學的潮流中去。這期間，丁西林、錢歌川、許壽裳、台靜農、黎烈文、李霽野、雷石榆等先後自大陸赴台，或主持台灣大學一些院系的工作，或參加文學課程的教學，或從事祖國新文學的介紹，在使台灣文壇與大陸文壇融為一體方面作出了貢獻。但國民黨的腐敗統治，特別是對「二?二八」人民武裝起義的殘酷鎮壓，使台灣同胞的愛國熱情受到了壓抑，一些作家遭到了拘禁和無辜殺害。此後楊逵又因參加進步活動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文學的匯合受到挫折。　　　　1949年國民黨當局自大陸退居台灣，更是人為地造成了海峽兩岸的隔絕狀態。從50年代起，台灣文學在特殊的條件下，開始了曲折發展的道路。50年代以來的台灣文學大體可分為反共八股泛濫和懷鄉文學流行時期；「現代主義文學」鼎盛時期；鄉土文學繁榮和發展時期。　　　　反共八股泛濫和懷鄉文學流行時期　國民黨當局退居台灣初期,由於台灣文學運動進程被打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聯繫被阻隔，又禁止刊印和閱讀「五四」以來的進步文學作品，孤立的台灣文壇呈現出混亂駁雜的現象。　　　　一些隨國民黨當局抵台的文化人的筆下，流出了「藍色的憂鬱」以及「色情文藝和胡扯白（八）道的洋幽默」。　　　　由國民黨當局組織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中華文藝家協會」和「青年寫作協會」，培植「軍中作家」，鼓吹反共反人民的「戰鬥文藝」。《荻村傳》、《旋風》、《藍與黑》等反共反人民的小說相繼出版，還有被稱為「三劍客」的軍隊作家的一些反共小說，以及反共詩歌和戲劇等，一時反共八股泛濫。　　　　與此同時，出現了「懷鄉文學」。國民黨當局撤離大陸，大批人員也隨之來到台灣。他們離開了故鄉家園和親人故舊,成了流落他鄉的異客。在台灣呆得愈久,思鄉情緒也就愈熾烈，「懷鄉文學」也就應運而生，特別是一些女作家如謝冰瀅、張秀亞、林海音、孟瑤、潘琦君、華嚴等人，大都編織過懷鄉的歌，流露出了眷戀故土的濃濃的鄉愁。林海音的《城南舊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林海音是台灣苗栗人，1919年生於日本，20年代初隨家人遷居北京，當過記者，1948年去台灣。她早期的創作「取材的並非她真正的故鄉台灣，倒是長大成人的地方──北平」，她的「鄉愁並非由台灣引起，則相反……卻針對北平而引發的」。系列短篇小說《城南舊事》，以20年代後期北京的社會生活為背景，透過女孩小英子的眼睛,描寫了小知識分子、城市貧民、農民,特別是婦女的痛苦生活，表現了作者對童年和北京的無限眷戀。作品形象鮮明,親切感人,老北京的人情世態、風土民俗無不躍然紙上，引起了思鄉者的強烈共鳴。林海音還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婚姻的故事》、《燭芯》，長篇小說《曉雲》等作品，描寫中國女人「所背負的憂患的十字架」,表現「生為女人的悲劇」,執著地思考「最古老又深刻的問題──女人的命運」。孟瑤的長篇小說《心園》以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為背景，描寫一個被天花破壞了外形美的護士姑娘的靈魂美。軍中作家也寫了一些回憶大陸生活的作品，如司馬中原的《紅絲鳳》、《狂風沙》、《路客與刀客》，朱西寧的《狼》、《鐵漿》、《旱魃》，段彩華的《花雕宴》等。這些以對故土的情思編織成的「鄉野傳聞」，也適應了遷台同胞思鄉情感的需要,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這些作品大多「對於故鄉農村生活只憑著記憶」，「以少數實際經驗加上大量的想像經驗來寫」，所以作品中的大陸生活，往往沒有具體的時間和空間，遠離現實而顯得虛無縹緲。　　　　50年代中期，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國民黨「反攻大陸」神話的破產，反共的「戰鬥文藝」也就難以為繼，「鄉愁文學」或「回憶文學」也因有逃避現實的傾向而失去吸引力。於是出現了要求文學「說老實話」的呼聲。　　　　1956年台大外文系教授夏濟安在《文學雜誌》創刊號上呼籲作者做「反映他的時代表達他的時代精神的人」，寫「說老實話」的文學。儘管對「說老實話」內涵的理解因人而異，在台灣說老實話更是談何容易，但這種呼籲仍然催生了一些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聶華苓寫於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部分作品，誠如她在《台灣軼事》的序文中所說：「那些小說完全針對台灣社會生活的『現實』而說的老實話」。但所面對也只是大陸流落到台灣的部分知識分子、小職員和淪為貧民者的生活，對於充滿矛盾的台灣社會現實、社會最下層的生活，實際上還沒有觸及。《文學雜誌》沒有也不可能扭轉文學逃避現實的傾向。　　　　這時期真正面對台灣現實生活的作家，是在貧病交迫和寂寞中死去的鐘理和。鍾理和（1915～1960）祖籍廣東梅縣，世居屏東。小學畢業後在父親辦的農場里當助手，因與同姓女工鍾台妹戀愛受阻，於1938年到瀋陽，1941年遷居北京，並開始學習創作。1945年出版了小說集《夾竹桃》。抗日戰爭勝利後遷回台灣，繼續寫作。　　1960年因肺病複發去世。鍾理和寫了《雨》、《貧賤夫妻》等50多篇中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笠山農場》。短篇小說《貧賤夫妻》是鍾理和與鍾台妹夫妻生活的實錄。　　　　它披露了這對夫妻貧病交加的慘苦，同時描寫了他們患難與共的深摯愛情，成功地塑造了鍾台妹這個甘為親人的幸福承擔最大壓力和最大痛苦的藝術形象。《笠山農場》是鍾理和的代表作，寫的是台灣青年衝破封建習俗，爭取婚姻自由的故事。受新思想陶冶的劉致平，在協助父親辦農場時，愛上了同姓女工劉淑華，劉淑華也傾心於他，但他們的愛情為當時台灣同姓不能通婚的舊俗所不容,因而受到了父母的多方阻撓。在痛苦的絕望中,致平攜淑華私奔日本，終於獲得幸福。小說中溶入了鍾理和本人的經歷，帶有很強的自傳性，但又不完全是自傳。　　　　圍繞著這條愛情主線，還描繪了笠山農場的興衰，揭露出日據時期台灣農村的破敗，對不合理的社會發出深沉的抗議，對在貧困中掙扎求存的農場工人又傾注真摯的同情。鍾理和始終堅持用普通話寫作，克服了先前一些台灣作家因用不純粹的普通話、日語或台灣方言創作所帶來的語言風格上的弱點，較好地奠定了台灣文學的民族風格。但是,鍾理和生前發表的作品只有《貧賤夫妻》等幾篇。《笠山農場》雖然於1955年獲得了台灣「文藝評獎委員會」的長篇小說的二等獎（一等獎缺），可直至他逝世，也未能出版。到70年代，整理出版了《鍾理和全集》，他的影響才日漸擴大。　　　　「現代主義文學」的鼎盛時期　從50年代中期開始，台灣文學中的現代主義思潮日益泛濫。這股思潮的興起，是因為國民黨當局政治上實行高壓統治，造成了人們逃避現實的傾向；經濟上和軍事上處處依賴「美援」，美國式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也隨之大量輸入，造成了崇拜西方物質生活和文化精神的社會心理；文化上阻撓知識界與祖國文化的聯繫，「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除徐志摩、朱自清等極少數作家的作品外，幾乎完全成了禁書，造成了文學創作與社會脫節的現象。「在前無『古人』　　　　的空虛和對所謂『戰鬥文學』的厭棄中，年輕的一代很自然地轉向西方去尋求學習對象」，避開現實世界的矛盾，「走入個人的世界，感官經驗的世界，潛意識和夢的世界」，而弗洛伊德的泛性說和心理分析，意識流手法的小說，反理性的詩等等，也成了年輕作者刻意追摹的對象。　　　　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興起，最早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的現代詩創作。1953年，曾在30年代與戴望舒、徐遲等人一起從事詩歌創作的現代派詩人路易士（即紀弦），創辦了《現代詩》季刊，從事「新詩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活動。翌年春，鐘鼎文、覃子豪、余光中等成立了「藍星詩社」，並借《公論報》副刊刊行《藍星周刊》（後改為《籃星月刊》）與紀弦「對立」。同年10月,張默、洛夫、瘂弦成立「創世紀」詩社,出版《創世紀》詩刊。形成了台灣早期現代詩創作鼎足而三的局面。1956年1月,以紀弦為盟首的、旨在「領導新詩的再革命，推行新詩的現代化」的「現代派」在台北成立。　　　　參加者包括方思、鄭愁予、蓉子、羅門、白□、林亨泰等83位詩人。他們宣稱：「我們是有(所)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他們認為「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聲稱要從事「詩的新大陸之探險，詩的處女地之開拓。新的內容之表現，新的形式之創造，新的工具之發見，新的手法之發明」,強調「知性」,「追求詩的純粹性」。紀弦認為:「新詩作者之所追求的,乃是一個純粹的、超越和獨立的宇宙之創造」。「無所謂『意思』，不需要『解釋』，……唯高級的心靈與之相默契，從而獲得一種精神上的高度享受」，「它是少數人的文學，不是大眾化的，它是藝術品的一種，不是供實用的。」覃子豪認為「現代詩常將主題團團圍繞兜了半天圈子，結果仍不點題，不了了之，……詩中最高的一層境界恐怕也就是空虛呢。」「現代派」的成立，可以說是台灣現代詩運動的一個高潮；但「現代派」主張拋棄傳統、全盤西化,「橫的移植」和要打倒抒情詩,強調「主知」，排斥詩的音樂性等創作原則，則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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