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的交往

陳獨秀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受到共產國際的指責，作為錯誤路線的領導人，幾乎承擔了全部責任。對此，他陷入困惑、迷茫之中而不能自拔。當他獲悉托洛茨基的政見與其一致時，便有意引為知音，開始進行黨內反對派的活動。然而，當托洛茨基提出以蘇聯為軸心，保衛蘇聯的政治口號時，他便質疑問難，與之格格不入了。發展到後來，終與托洛茨基分道揚鑣，成為一個左衝右突、天馬行空的獨行客。困　惑1927年，中國革命走到了生死攸關的緊急關頭。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遭到毀滅性的破壞。距此半個月之後，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陳獨秀受到瞿秋白等人的批評，並在會上作了檢討。瞿秋白曾在《多餘的話》中說，中共五大時，陳獨秀雖然仍當選為總書記，「但是，對於黨的領導已經不大行了」。7月12日，鮑羅廷執行共產國際訓令，重新成立臨時中央局，陳獨秀被排斥於外。他自覺難以與共產國際統一思想，難以再任黨的領導工作，於是，便給中央寫信辭去總書記職務。他對大革命失敗的慘痛事實深自愧疚，在一封給中央的信中說：「自1927年中國革命遭受了悲慘的可恥的失敗後，我因親自負過重要責任，一時實感覺無以自處，故經過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個人的反省期間。」同時，他又表示，沒有「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認為共產國際文過飾非，推卸責任，自己充其量是只替罪羊。他雖然已不是黨的領袖，但是，仍對政治前景傾注了全部的熱情。當他看到左傾盲動錯誤將要危及黨的前途時，便再也不能甘於寂寞，不聞不問。他給中央常委寫信說：「我見到於革命於黨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他多次去信中央，闡述自己的意見。然而，先是瞿秋白後是李立三，一次比一次「左」，他的意見不可能被採納，只會作為笑柄，受到批判和奚落。他鬱悶至極，感到新的中央有意排擠他這個「老頭子」。他與中央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從不服輸的他，總以為真理在自己一邊，甚至天真地提出將他的信件，「全部都在黨報上發表出來」，在未經中央許可的情況下，他竟在黨內自由散發給中央的信。於是，他當然地受到中央政治局的嚴厲批評，告訴他，「這是列寧黨所不能寬恕的破壞黨的行為」，警告他，必須「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今天，我們重讀陳獨秀給中央的意見信，重讀中央對其的批駁文件，仍能體悟到他與瞿秋白、李立三等的緊張關係。作為歷史的過來人，他們都已成為歷史，作為歷史的閱讀者，我們可否假設，誠如陳獨秀所要求的，「平心靜氣」、「詳細審查」他的意見信，並「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公諸全黨討論」；也誠如中央所警告的，他能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規勸，那麼，歷史將會是另一種走向。遺憾的是，瞿秋白和李立三聽不得不同意見，而且一個比一個粗暴，他們決然不會聽從一個「機會主義者」的絮叨。陳獨秀則自以為是黨的創始人，倚老賣老，無視黨的鐵的紀律，進行自由主義活動。他所表述的政治主張，又恰與托洛茨基的取消主義相吻合。於是，事情的結局便是意料之中的了。當時，中共黨內不少人，對瞿秋白、李立三及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等簡單生硬地對待陳獨秀的態度，都曾表示過不滿，如王若飛、易禮容等。瞿秋白後來也認為，「現在只能說他個人犯了錯誤，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陳獨秀作為特殊的政治人物，就是在離開領導崗位後，仍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仍被一些人樹立為反對瞿秋白的中央的一面旗幟。張國燾就曾向他建議「創造新黨」，彭述之、汪澤楷、鄭超麟等人自標為「陳獨秀派」，慫恿他去奪瞿秋白的權。這一切都為他所不為。正如李維漢所說的，陳獨秀是我黨早期犯錯誤的領導人中的少數幾個不搞陰謀的人。此時，共產國際內部出現了重大的波折，尤其是蘇共內部，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鬥爭，直接影響中國革命，也極大地改變了陳獨秀的政治命運和歷史形象。斯大林在順利地清除托洛茨基，並將其驅逐出境後，又無情地清除許多老一輩布爾什維克，並以至尊至高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權威，開始干涉中國黨的內部事務。他在與中共一位主要負責人談話時，便表示即使像陳獨秀這樣的老同志，只要有不滿的表示，便有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可能，如果這樣，他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李立三執行斯大林的路線，在中共黨內興起一股反對托洛茨基的政治旋風，首先開除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並送請共產國際糾正其錯誤。李立三的左傾錯誤，使中國共產黨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筆者走筆至此，十分痛心地告訴讀者，中共的許多精英分子恰恰罹難於此時，如楊殷、何孟雄、林育南、惲代英等。李立三整治的下一個政治目標便是陳獨秀了。這時，陳獨秀的外甥吳季儼由莫斯科東方大學歸來，向他詳細介紹了蘇共黨內鬥爭的情況，說托洛茨基是列寧的戰友，是傑出的革命家、思想家、軍事家和外交家，在蘇共黨內很有基礎；斯大林是「專政暴君」、「紅色沙皇」等等。外甥還建議他讀讀托洛茨基的著作，會對中國革命有個全新的認識。當他正在迷茫和彷徨時，吳季儼的到來和提示，促使他儘快接觸托洛茨基的觀點，以化解縈繞於胸中的種種疑案和迷團。他的另一種政治經歷開始了。接　納中國托派起源於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留學生，他們的人數在150人左右。1929年1月，第一個托派組織在上海成立，全稱是「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因其機關報名《我們的話》，故而在後來的托派內部紛爭中，又叫做「我們的話」派。陳獨秀通過尹寬，從歸國留學生王一平手中，讀到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等文件。他在與彭述之、尹寬、鄭超麟等的討論中，除個別問題外，基本接受託洛茨基的理論。他特別注意到，自己多次提出的反對加入國民黨，和加入後又要求退出國民黨的主張，竟和托洛茨基的主張不謀而合。托洛茨基說，共產國際「始而完全幫助蔣介石，反對中國共產黨之獨立政策，繼而又去援助汪精衛為土地革命領袖」，中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害」最為「酷烈」，中國革命的失敗是「在共產國際錯誤指導下」造成的。他總算找到了知音，頓時如釋重負，渾身輕鬆，不無感慨地說，當共產國際「將革命失敗單獨歸咎於中共中央或『陳獨秀機會主義』時，托洛茨基同志卻早已在你們背後指出真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百分之百的正確。」1929年8月，他和彭述之與「我們的話」派相商，要求加入或與他們重新建立一個統一的組織。但是，「我們的話」派一直鄙視他為「老右」，不願接受他們。提出：如果真心加入，必須服從一個先決條件，即承認其機會主義的錯誤。他憤怒了，一氣之下，於9月間，與彭述之、尹寬等人自行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列寧派」，這個組織因其機關報《無產者》，而稱為「無產者社」派。托洛茨基極為關注他的情況，從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給中國托派和他寫了22封信，其中直接談他的信件就有17封。托洛茨基贊同「我們的話」派的先決條件，說，現在，「如果太性急地與陳獨秀統一，然後又跟他分裂，那簡直是罪惡。」對他始終堅持「工農民主專政」的立場，而不接受其「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一直不快，認為與這樣的人統一，「便是不可饒恕的輕率」。可是，當他與「我們的話」派鬧僵，並單獨建立組織時，托洛茨基又表示擔憂，唯恐剛剛興起的中國托派運動，因內耗而衰落下去，便立即複信，歡迎陳獨秀轉向托派。至於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為之開脫說，他在「那幾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馬爾丁諾夫的政策」。托洛茨基還在信中說，希望能讀到陳獨秀「綱領式的聲明書」。12月10日，陳獨秀髮表《告全黨同志書》，說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是斯大林犯了「可恥的機會主義」，他的錯誤僅僅是「忠實的執行了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不自覺的做了斯大林小組織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黨，未能救革命，這是我及我們都應該負責任的。」這封信還鼓動全黨，「毫不隱諱地站在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國際反對派——旗幟之下，堅決的、不可調和的、不中途妥協的和國際的及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奮鬥到底。」托洛茨基讀到這份「綱領式的聲明書」，評價它是「一篇極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採取了完全清楚與正確的立場」。指示中國托派，「陳獨秀有很多的政治經驗，這些經驗是大多數中國反對派同志們所沒有的。」他甚至高興地說：「當我們有了像陳獨秀那樣傑出的革命者，正式與黨決裂，以致被開除出黨，終於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國際反對派——我們怎麼能夠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許多像陳獨秀那樣有經驗的共產黨員嗎？他在過去犯了不少錯誤，但他已經明白了這些錯誤。對於革命者與（革命）領袖來說，明白自己過去的錯誤是很可珍貴的事。反對派中許多年青人能夠而且應該向陳獨秀同志學習。」托洛茨基還對劉仁靜說：「我怕我這裡的陳獨秀的地址不能用。請你代我向他問候，並請告訴他，讀到他去年（1929）12月10日的信（《告全黨同志書》）我非常喜歡，我堅決相信我們在將來是能夠一起工作的。」統　一陳獨秀離開領導核心後，難以接受新的中央路線和策略，並欲訴諸全黨公開討論。這種天真的要求，自然遭到拒絕。恰逢此時，他驚喜地發現，托洛茨基關於大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與他竟是不期然而然的相似。於是，他傾向托洛茨基便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他又是個具有獨立思維的人，就在他傾向托洛茨基時，中國和蘇聯之間發生了中東路事件，這一事件深深地挫傷了他的民族感情。而托洛茨基在這一事件中的態度，又為他們日後的政治關係設置了重重陰影，只是由於此時的他，在政治上如同棄兒，獨往獨來，形單影隻，如今好不容易覓得知音，有了新的政治歸宿，當然不願輕易放棄。所以，矛盾也就隱而未發。中東鐵路是沙俄帝國侵略我國東北的罪證，它以哈爾濱為中心，西至滿洲里，東至綏芬河，南至大連，與俄國境內的西伯利亞大鐵道相連。它是19世紀末，清朝政首頁前十上一123下一 後十尾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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