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騰飛之路和國家興衰理論――兼評林毅夫等著《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

作者：佚名來源：互聯網範文僅供參考，涉及您版權請告訴我們，即刪除！一、一部有水平的理論著作 經過五、六年的仔細觀察和認真思考以及一年多埋頭寫作，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學者，把他們的新著《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１９９４；以下簡稱《奇蹟》；凡引自該書的只注頁碼）獻給讀者。筆者有幸先睹為快，獲益匪淺。這是一部頗有水平的理論著作。?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奇蹟》提出和討論的是有關經濟發展、國家興衰的重大論題。特別是在目前情況下，中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各國和很多大的跨國公司都看好中國，中國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創造了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所謂「中國模式」。一個擁有１２億人口的東方文明大國再次走上興盛和發展之途，其本身就帶有很大的傳奇色彩。提出和討論這樣的問題，並且有所發現和有所創新，作出一種與眾不同的解釋，其意義可想而知：不僅在學術理論上是一個前進，而且在政策實踐上也有重要的價值；不僅對中國本身的改革和發展有明顯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於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也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 其次，《奇蹟》從理論上再現了中國近半個世紀，特別是近十多年來的歷史和現實。由於作者明確提出和緊緊抓住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是傳統經濟體制形成的邏輯起點，而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資源的計劃配置制度和毫無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三位一體的傳統體制，是由於選擇和實行這一戰略的要求而內生地決定的，其已經進行和將要進行的改革也緊緊圍繞著發展戰略的轉變，並在全書中把自己的理論邏輯貫徹到底，因而，不僅做到了歷史和邏輯的有機統一，而且實現了改革和發展的巧妙結合。充分顯示了作者札實的理論功底和分析能力。這一點是目前國內出版的同類著作不曾達到的。與《奇蹟》的分析比較起來，那些就事論事地描述改革和發展的進程，空泛地、一般地討論改革、發展和穩定的相互關係，就顯得蒼白無力了。? 再次，理論並不深奧，它是簡明扼要，易於理解的，理論的簡潔性、權威性和真理性是統一的，「只有既能解釋許多不同種類的事實而又簡明扼要的理論才是令人滿意的理論」（奧爾森，１９８２），《奇蹟》一書就具有這樣的品格和特色。作者提出的理論是比較簡潔的，其基本結構是，作為外生變數的「趕超戰略」是由政府主動選擇的；作為內生變數的三位一體的經濟體制，是適應於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而逐漸形成的；作為參照系的比較優勢戰略，是實行戰略轉型的方向和體制轉軌的目標。已經出現的增長奇蹟，是由於在調整微觀經營機制和放鬆資源的計劃配置制度上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從而激發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為過去受壓抑的部門的增長創造了資源條件；而改革的問題和困難以及改革周期的出現，是由於宏觀政策環境改革的相對滯後；進一步的選擇是，以改革被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為中心，完全拋棄「趕超戰略」，加快向比較優勢戰略的轉變。《奇蹟》的這一理論不僅解釋了中國連續十多年高速增長奇蹟的發生，而且也說明了亞洲「四小龍」的成功；不僅解釋了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失敗，而且也說明了亞洲、美洲一些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經濟陷入發展困境的原因。? 最後，《奇蹟》的成功，再一次證明了經濟學規範和方法的力量。經濟學的基本前提假定是理性行為假定或最大化行為假定。作者把生產者和消費者、個人和企業、家庭和政府都看作是按照經濟理性行為的經濟當事人，把傳統體制的形成和實踐，改革措施的實行和結果，都看作是理性的當事人共同選擇和相互博弈的必然產物。由此出發，作者提出和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論假說和需要回答的主要問題，然後用規範的經濟學語言、嚴密的理論邏輯以及大量的經驗材料和歷史數據加以實證，從理論上再現了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矛盾運動過程，說明了改革和發展中的很多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其實，經濟學的基本內容並不是告訴人們某些經濟問題的現成結論和一般知識，而是要教給人們正確觀察和思考經濟問題的方法，也就是說，學習經濟學主要是為了獲得一種進行經濟思維的方法論。讀了《奇蹟》，讀者在這方面一定會有所收穫。? 二、三個理論分析框架的比較? 前已指出，《奇蹟》的主題是經濟發展和國家興衰，作者們為此提出和構造了一個理論分析框架。在此之前，除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以外，討論這一重大主題，並形成自己獨立理論體系的還有兩個著名代表：一個是諾斯教授的理論，其代表作是《西方世界的興起》（１９７３）和《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１９８１）；另一個是奧爾森教授的理論，其代表作是《集體行動的邏輯》（１９６５）和《國家興衰探源》（１９８２）。三個理論分析框架所依憑的都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前提，即理性行為假定，所使用的都是現代經濟學的規範和方法，都認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術因素，都對這一主題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釋。為了推進對這一重大問題的研究和經濟學理論的發展，筆者想藉此對這三個理論分析框架作一比較分析。? 諾斯教授的理論是從考察西方的經濟史中得到的。在諾斯的分析框架和理論體系中，產權理論和國家理論是兩個主要的基石，諾斯教授把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說明了經濟增長和經濟衰退的根源，對人類的經濟發展作出了新的解釋。? 有效率的產權是經濟增長的基礎，而國家的行為選擇則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任何一個有組織的社會中，不論是否承認財產所有權，都是以某種產權體系的存在和作用為特徵，區別在於不同的產權結構在保障個人或集團實施權能和獲取利益方面的專一和有效程度不同。一個社會的所有權體系如果能夠明確規定個人的經濟自由權利，並對之提供有效的保護，就能減少個人活動和努力的成本和費用，增加獲利的可能，使個人收益接近社會收益。這樣就能增大經濟激勵，使整個社會更富於創造精神，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反之反是。然而，任何一種產權結構的建立都必須有國家的參與，都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博弈過程。作為一個合法使用強制手段且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機構，國家處於建立和保護產權的地位，國家活動的規模經濟特徵，使得由其提供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基本規則，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因而，個人要求並願以一定的權利限制和利益損失為代價，來換取國家的服務；但是，這種代價以不超過建立和行使產權增加的收益為限。國家既可以此為限，確認個人經濟自由權利，建立起有效率的產權結構，也可以超過這個限度，侵害個人權利，建立一種能夠最大化自己的短期利益但卻是無效率的產權結構。國家究竟採取何種行為選擇，取決於來自社會和外界的壓力和約束，包括作為選民的個人的態度、統治者的國內競爭對手和競爭國家的壓力。至於意識形態，其基本功能是使個人和團體的行為方式理性化，成功的意識形態能夠通過人們對制度公平的認同減少「搭便車」行為。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尼德蘭和英格蘭的成功以及法國和西班牙的失敗，正是由於前者形成了比較強大的市民社會，約束了國家的行為，因而建立了有效率的產權結構，實現了經濟增長，後者出現了國家權力的過分擴張，侵害了個人的權利，建立了無效率的產權，因而在競爭中敗北。? 諾斯理論提供的解釋具有根本的性質。用這一理論來考察中國改革前後的經濟發展，仍然可以說明很多重要問題。改革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績效其所以不夠理想，其所以未能實現趕超的初衷，就是由於國家當時建立的產權制度，不僅其建立和行使的成本超過了它的收益，而且在於它無法阻止甚至是鼓勵了「搭便車」行為。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出現，就是由於著手建立和發展一種有效率的產權結構，逐步縮小了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的差距，增大了整個社會的創新激勵。事實上，注重產權改革和企業改革的經濟學家也是這樣思考問題的。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這裡。因為，說明了這一問題，只是提出而不能解決產權改革的任務。只有從理論上說明了改革前為何和怎樣建立了那樣的產權制度，而改革又為何和如何形成了今天的產權結構，才能為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在解釋這一問題上，由於面對的具體對象有很大不同，諾斯教授的理論也需要有所發展。因為，我們不僅要說明非國有產權的自然發育，還要解釋從國有產權向非國有產權的轉變；不僅要說明各種產權形式的創造和作用，而且要說明各種社會力量的成長及其與政府的博弈過程；不僅要說明計劃權利的重新界定和交易，而且要說明經濟自由權利的確立和實施；不僅要說明合約方式的變化，而且要說明基本法律制度和行為規則的重建。所有這些問題有些是諾斯不曾遇到，也不曾提出討論的，卻是我們直接面對、必須給予回答的，但是，卻被作者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奇蹟》雖然把微觀經營機製作為一個重要的解釋變數，用以說明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但並未明確提出產權問題，而且從整個行文來看，這個問題似乎並不重要，只要轉變了發展戰略，在現有的產權結構的基礎上，仍然可以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例如，在討論微觀經營機制的改革時，《奇蹟》只考察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第１２０－１３４頁）未提及其他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在討論改革的成就時，《奇蹟》雖然把非國有經濟和鄉鎮企業作為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依靠力量，也只是認為「管理體制的放鬆，為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機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勞動進行分配的激勵機制，使非國有經濟迅速發展起來」，（第１５８－１６５頁）並未討論這方面進行的產權制度創新究竟發揮了什麼作用。《奇蹟》多次討論國有企業的改革，但都沒有從產權制度方面提出問題，自然也就解釋不了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 奧爾森教授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解釋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提出了一種獨特的分析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框架。奧爾森的理論和方法是以集體行動的內在矛盾和固有邏輯為基礎，以分析利益集團的影響及其作用機理為主線，認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根源取決於利益集團的形成和發展，並據以對戰後很多國家的興衰作出了自已的解釋。? 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著大大小小、各色各樣的利益集團。在利益集團，特別是大型利益集團中，一般都不是依靠所提供的集體利益來取得其成員的支持，而是依靠所謂「選擇性剌激手段」的懲罰和獎勵作用，根據其成員的貢獻來決定是否向其提供集體利益。由於個人行為的理性特徵和集體利益必須分配給集團的所有成員的性質，決定了有選擇性剌激手段的集團比沒有這種手段的集團更易於採取集體行動，較小的集團比較大的組織更易於採取集體行動。由於利益集團的結盟性質和排他特徵，或者組成卡特爾，為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必然阻礙技術進步、資源流動和合理配置，或者進行院外活動，擴大政府管制，提高利用法律、政治和官僚主義以及通過討價還價和複雜協議而獲利的報酬，這一切都會增加社會交易成本，降低社會經濟效益，因而，利益集團的活動不能增加而只能減少社會總收入。所以，利益集團的發展和強大就會阻礙經濟增長，利益集團的削弱和重組也會促進經濟增長。戰後的德國、日本，由於動亂、戰爭和被佔領，使得特殊利益集團銳減，在建立了自由和穩定的法律秩序之後，其生產有了相當迅速的增長，出現了「經濟奇蹟」。而穩定和和平使英國的利益集團持續發展，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網，造成了英國經濟的衰落。瑞典和挪威雖有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其主要利益集團都是高度綜合性的，可以更多地使用各種剌激手段，在內部消化由於低效率政策而付出的成本，傾向於以最小的社會成本進行收入再分配，從而促進了經濟增長。西歐共同體的建立及其各國快速的經濟增長，不僅是由於實行了貿易自由和要素流動，而且是由於管轄權的統一使利益集團的壟斷和影響受到限制。印度雖然奉行了自由貿易政策，但由於以種姓等級制度為特徵的利益集團的抑制作用，阻礙了其經濟的繁榮和發展。美國各州的經濟發展及其與特殊利益集團人數相關的資料也證實了這一理論。此外，這一理論還能說明宏觀經濟行為隨著時間而發生的變化，進而對滯脹問題作出了自己的解釋。? 奧爾森的理論不僅具有獨特的分析角度，而且具有很大的應用價值。用這一理論來考察中國改革前後的經濟發展，也可以得到很多新的認識。改革前的國有經濟和重工業部門也許是中國社會中最強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團，政府是其利益的集中代表。（也許，有人會以國有經濟的普遍性為由否認這一點，或者認為即使如此，也是一個綜合性的利益集團，必然以社會利益為重，其實不然。在我國，生活和活動於國有經濟部門的社會成員還不多，重工業部門的人數就更少）因而，當時的中國政府也同其他國家的政府一樣，並不是全社會利益的表，而是一個特殊利益集團。不同之處在於，當時的政府不僅具有一般自然壟斷的性質，而且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經濟的壟斷權，並與此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作為一種特殊利益集團，其主要職能在於重新分配而不是更多地創造國民收入，這就會改變全社會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在更大的範圍內引起效率和產出的下降；政府對一般經濟活動的壟斷，造成了價格和工資的相對固定以及向重工業部門的傾斜，阻礙了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政府決策的遲緩，議事日程的繁忙，造成接受技術進步和經濟變革的滯後。所有這些直接影響著社會經濟發展動力的分布和發展方向，使得我國的經濟發展相對緩慢，與所付出的巨大代價相比，其收益相對較小。分權化改革削弱了中央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力量，形成了地區之間相互競爭的局面，改變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安排；國有部門地位的削弱和相對勢力的下降，造成了資源的自由流動，促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非國有部門的發展，實現了經營決策從政府公共決策向個人和企業私人決策的轉變，縮小了政府活動的範圍，弱化了政治統治，部分消除了自由進入有利領域和迅速採用新技術的障礙。這一切就造成了近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活躍局面。中國的實踐證明，戰略選擇和改革決策既直接關係到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又是一個典型的集體行動和公共選擇過程，利益集團分析自然是一個有用的工具。但是，奧爾森從利益集團一旦產生就會長期存在，不會自行消滅出發，崇尚社會變革的激進方式而忽視漸進式改革，似乎也有某些片面性。不僅如此，利益集團的形成和發展也有一個過程，當其是針對原有的利益集團，旨在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而開始形成時，也許在客觀上會採取某些有利於經濟增長的行為和活動。特別是處於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某些新興利益集團的出現和活動有利於市場制度的發育（張宇燕，１９９４）。《奇蹟》在說明漸進式改革有利於保持改革過程中速度和穩定之間的平衡時，借用了一個「投票模型」，實際上運用的就是利益集團分析，但卻否認利益集團的存在；在說明「趕超戰略」的選擇和改變、改革措施的選擇和改革周期的發生等問題時，大多是社會成本和社會收益的總體分析，而缺少對不同利益主體和利益集團活動的具體考察。於是，給人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政府的選擇和決策不是從自身利益出發，而是以社會利益為據，不是出於博弈中力量對比的實際，而是由於對問題的認識。這樣一來，即使作者的分析沒有偏離自己的假設前提，但總感到很多地方有待進一步的挖掘和深入。? 從以上的比較和分析可以看出，諾斯的理論以產權的形成和變遷為基礎，奧爾森的理論以利益集團形成和作用為核心，而《奇蹟》的理論則以戰略選擇為前提，三者各有自己的分析角度和考察重點，都對所論問題提供了自己的解釋，因而各有自己的長短。如果說諾斯的理論和奧爾森的理論著重於微觀的分析，那麼，《奇蹟》的理論則著眼於宏觀的把握，如果說諾斯的理論集中於基本制度規則的構造，奧爾森的理論專註於集體行動的分析，那麼，《奇蹟》則把政府政策方向的選擇放在首要地位。可見，三種理論並不是互相對立和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補的。其差別的產生也許與它們各自考察的具體對象不同有關。諾斯和奧爾森考察的主要是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國家興衰，而《奇蹟》討論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其面對的條件和環境有很大的差別。諾斯面對的是發達國家進入現代社會和現代經濟增長的過程，自然要把基本制度條件作為自己注意的中心，國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正是通過提供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和合作的基本規則表現出來的，因而諾斯的國家理論，強調的與其說是國家的獨立行為，不如說是其在相互博弈中作出的選擇。奧爾森討論的主要是發達國家進入現代社會以後的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問題，這時產權問題已經解決，基本的制度條件已經具備，國家制度及其活動也大致定型，社會各個利益集團的活動突現出來，它們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直接影響和決定著社會發展動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對其行為和作用的考察，就成為說明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問題的一個重要關鍵。奧爾森緊緊地抓住了這一點，對所論問題作出了新的解釋。《奇蹟》面對的是發展中國家走上現代經濟增長的道路，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基本制度條件以及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差別很大，其經濟發展的成功除了基本的制度條件以外，主要在於政府自覺不自覺地抓住了自己的優勢，遵循了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其經濟發展的失敗均在於政府力量過於強大，人為地拋棄了自己的優勢，超越階段、揠苗助長的結果。這就是《奇蹟》把分析的焦點對準了發展戰略選擇的原因。? 三、幾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在比較和評論了幾個相關的理論框架以後，我們想就《奇蹟》中提到的幾個重要問題作些進一步的討論。? 第一，關於「趕超戰略」的選擇問題? 《奇蹟》把發展戰略作為外生變數，把經濟體製作為內生變數，認為戰略選擇在先，體制形成在後，戰略選擇決定體制選擇。這一分析雖有一定道理，但卻有點絕對化。出現這一問題的原因在於，作者把自己的考察範圍和分析時段僅僅局限於５０年代以後。作者認為，中國領導人其所以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發展戰略，不僅是由當時國際國內的政治、軍事、經濟環境決定的，而且也十分直觀地反映了政治領導人強國富民的經濟理想（第１８－２７頁）。其實，中國其所以選擇了「趕超戰略」，還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寬，從近代中國的發展來考察，那麼，對此就會有新的認識。? 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落後了，中國人民遭受了列強的侵略和欺侮，反抗侵略，自立圖強，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不朽篇章。先有洋務運動的師夷制夷，後有民族資本和民族工業的興起，都是在富國圖強道路上的探索和追求。前者的不成功和後者的慢騰騰，一方面把制度變遷和政治變遷推到了前面，另一方面也為制度變遷以後實施「趕超戰略」準備了條件。中國共產黨接受了社會主義的理論和主張，在沒有確立重工業優先的思想和認識以前，先有了公有財產制度的概念和計劃經濟的設想，有了逆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而行為的明確主張，因而也就有了放棄比較優勢戰略和選擇「趕超戰略」的思想和制度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建立計劃經濟制度在先，選擇「趕超戰略」在後，選擇「趕超戰略」是由實行計劃制度決定的。筆者的這一分析並不是要否定《奇蹟》的基本觀點，而是想說明，戰略選擇和體制選擇的關係並不那麼簡單，二者之間也許是相互聯繫相互決定的關係。? 中國選擇「趕超戰略」既非出於什麼個人的好惡，而是中國近代發展的歷史必然和歷史曲折。從總體來看，這一戰略的實施的確是代價巨大，收益相對較小，但從局部來看，這一戰略也的確在一個時期和一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別的暫且不論，有一點也許不會有什麼爭論，這就是，如果不實行「趕超戰略」，也許中國今天還沒有自己的原子彈和人造衛星。至於這些東西的意義和作用，人們盡可以作出自己的不同判斷。? 第二，關於宏觀政策環境和市場主體發育的關係問題。? 按照《奇蹟》的邏輯和結論，我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和進一步的選擇是，從改變宏觀政策環境特別是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入手，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軌。這一觀點無疑是有道理的。因為宏觀政策環境某些方面的改革的確相對滯後，如金融體制改革，但在一些方面並不如此，如農產品購銷體制改革。經過十多年的探索和積累，到１９９３年底，全國９５％以上的市縣實現了放開糧價，放開經營的改革，為糧食和農產品購銷和價格體制轉入市場軌道創造了必要的宏觀政策環境和條件。但是，進入１９９４年不久，一些地方糧食供應出現某些緊張，發生了一些搶購和囤積現象，糧食價格隨之上漲，中央政府為穩定大局，宣布要把通貨膨脹率控制在１０％之內（這在當時就是不可能辦到的），並認為糧食形勢有可能危及大局，於是採取措施加強合同定購，限定糧食銷價，清理整頓糧食批發企業，同時對棉花繼續實行國家統一定價，供銷社統一經營。農產品經營的市場化改革出現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反覆。這種情況的出現說明，糧食和農產品經營的市場化不僅要有必要的宏觀環境和市場條件，而且要有獨立的市場主體和相應的市場組織，形成適當的市場結構。否則市場制度就沒有它的實際承當者，市場活動也缺乏它的積极參与者，更無法產生它們之間的有機聯結和相互制衡，形不成有效的市場結構。目前，集市上雖然出現了一些糧食攤販，大多是糧食生產者直接的小規模經營，大的糧食私商還沒有形成，生產者的銷售合作組織也沒有出現；雖然出現了一些全國性和地方性的糧食和農產品市場，其參與者基本上是國有糧食和商業機構，且交易數量有限，如鄭州商品交易所的日成交量只有幾十萬噸。糧食購銷仍然主要由國有糧食部門壟斷經營，其經營活動對基層政權組織的依賴性很大，特別是在糧食收購方面，還不能說是一種純粹的商業活動。總之，中國目前的糧食市場基本上仍然是一種國有糧食部門獨家壟斷的結構，一方是強大的國有糧食部門，一方是分散的農戶和廣大的消費者；糧食從農民的莊稼地走向消費者餐桌的過程，與其說是按照市場的邏輯運行，不如說是按照行政指令行事。放開糧價，放開經營，雖然實現了農民和糧食經營者與政府之間的某種權利交易和權利轉移，改善了農業生產和經營的宏觀政策環境，促進了市場的發育，但是由於取得某些權利的國有糧食部門的二重性質，使得這種權利仍然是一種計劃權利，而非自由權利，其最終決策權仍然掌握在政府當局的手裡，因而才有收放的交替和死活的循環；取得某些權利的農民，也由於其從屬的性質和分散的特徵，無法有效地實施和保護自己的權利。由於沒有一種獨立而強大的市場主體和中介組織承接和實施這些權利，權利的這種交易和重新界定就是不穩定的，甚至是名義上的。強大的國家權力還會把讓渡給農民的權利輕而易舉地再拿回去。農產品購銷和價格體制變遷過程的反覆和逆轉就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了。這一案例說明，《奇蹟》強調改革宏觀政策環境是對的，對忽視市場主體的培育及其與改革宏觀政策環境的相互關係，至少是不夠全面的。就是解決象金融改革滯後之類的問題，究竟是從放開利率入手，還是從打破國家壟斷，放開民營金融機構突破，抑或二者同時動作，都是可供選擇的，並不存在從放開利率，改善宏觀政策環境入手的一種選擇。因為，放開產品價格，轉換價格形成機制，是隨著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和新的市場主體的壯大而實現的，放開要素價格，改革其價格形成機制，也可以走這條路子。匯率並軌就是其中一例。? 第三，關於實現戰略轉軌和建立基本制度結構的關係。? 《奇蹟》始終把轉變經濟發展戰略放在中心地位，認為只要實現了從「趕超戰略」向比較優勢戰略的轉變，就可以保證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並且認為從改革宏觀政策環境入手，建立生產要素形成的市場機制，即可實現這一任務，而對建立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結構問題不曾提及。然而，作者為此提出的經驗證據似乎不太充足。雖然不論是計劃經濟國家，還是市場經濟國家，凡實行「趕超戰略」的，其經濟發展都不夠理想，但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卻沒有一個是計劃經濟國家。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還是固有的邏輯使然？從中國自己近十多年的實踐來看，同樣的宏觀政策環境，同樣的戰略指導，為什麼沿海地區的發展如此迅速，而西部地區卻相對較慢？除了其他原因之外，難道與東部地區市場制度的發育程度沒有關係？須知，市場經濟制度並不只是自由定價制度，而是一套完整的制度結構，既包括一系列制度性市場規則，也包括一系列運行性市場規則。前者以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基本規則為本，後者以保護和發展競爭的規則為要。價格特別是生產要素價格形成的市場機製作為前者的一種表現和後者的主要內容，只有在制度性市場規則實際確立以後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同樣，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也只有在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結構建立以後才能真正實行。試想想，香港的經濟發展其所以如此迅速，除了外部條件以外，並不是由於港英當局或者什麼人制定和實施了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而是由於基本制度結構為比較優勢奠定了自然發揮的制度基礎，為各個行為主體的自由進出和發展創新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和最大的行為激勵，港英當局的無為而治，正好顯示了基本制度的內在力量和決定作用。（英國的發展其所以落後，與香港形成顯明對照，並不是由於違背了比較優勢的要求，而是由於過度的福利國家政策，損害了人們的經濟自由權利，削弱了發展創新的經濟激勵）其他經濟發展比較成功的國家和地區，其所以實施了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不管是否明確提出），是由於各該國家和地區已經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礎結構，其最高當局也自覺不自覺地順應了市場制度需要而且能夠發揮比較優勢的內在要求。中國經濟發展戰略轉軌中的問題，固然與宏觀政策環境改革的滯後有關，但根本還在於市場制度基礎結構建設的缺陷及其所決定的利益關係使然。試想想，政府為什麼不敢也不願放開利率，改革要素價格的形成機制，儘快完成發展戰略的轉軌，是因為這樣做必然危及大部分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制度的存亡，從而動搖自己立足的基礎。只要力量對比的變化不足以使政府改變自己的立足基礎，我們就無法走出搞活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誤區，只要力量對比使政府改變了自己依靠的基礎，市場經濟制度基礎結構的建設才能有實質性的推進，從改革宏觀政策環境入手，轉變經濟發展戰略才能同時獲得突破。? 第四，關於漸進式改革的局限性問題。? 《奇蹟》比照激進式改革遇到的困難和問題，認真總結和詳細分析了中國改革道路的特徵和中國經驗的普遍意義，前者包括作大蛋糕，增量改革，試驗推廣和非激進改革；後者包括漸進式改革最接近於「帕累托改進」和「卡爾多改進」，具有內在邏輯上的有序性和不可逆性，能使「分兩步跨越同一鴻溝」成為現實，有利於保持改革過程中速度和穩定兩種要求之間的平衡。（第２４６－２６６頁）這些分析運用了經濟學的規範和方法，符合經濟學的基本前提和原理，因而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雖然有些概括和分析還需推敲和深入。不過，應當特別指出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漸進式改革也不例外。一方面，漸進式改革有著明顯的優點，即便於保持改革過程的穩定性和逐步發揮改革所產生的增長效應，另一方面，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作為對中國改革經驗的理論總結，且旨在進一步推進中國的改革，《奇蹟》對漸進式改革的缺陷和局限不曾涉及，不能說不是一個很大的缺憾。最近，有人已經提出了這一問題（樊綱，１９９４；楊曉維，１９９４），深入探討這一問題，是過渡經濟學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的選擇，主要取決於改革的初始條件和當時的具體環境。不論作出何種選擇，一旦走上改革道路，就會遵循各自的內在邏輯進行。兩種改革方式的根本區別有二：一是漸進式改革是先在舊體制旁邊或周圍發展起一個新體制或新的經濟成份，並隨著它的不斷壯大來逐步改革舊體制；而激進式改革是先打破舊體制，為新體制的成長鋪平道路。二是激進式改革是先確立新體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礎性制度，然後逐步去充實和運行，而漸進式改革則把新體制基本框架和基礎性制度的建立放在改革的中後期，在舊體制框架下先培育新體制的因素。兩種改革方式的優劣利弊皆由此而來。? 從現有的實踐來看，由於激進式改革是舊體制病入膏荒，各種社會矛盾無法調和時突然發生的，雖然便於打破舊有格局，建立新體制的基本框架，但卻伴有尖銳的衝突和激烈的對抗，往往會造成生產的破壞和下降，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和社會動蕩，從而使改革處於不利的環境之中。如果在新體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礎性制度建立之後，能夠儘快達成社會共識，使新體制及早投入運行，就會逐漸顯示新體制的優越性，取得改革和發展的勝利。如果在新體制的基本框架和制度規範建立之後，仍然無法達成社會共識，各種社會勢力和利益集團繼續處於不斷的衝突和動蕩之中，人們就不能從改革中獲益，而改革的「摩擦成本」（樊綱，１９９３）會繼續加大，「實施成本」也會增大，甚至會造成新的嚴重的衝突和對抗。這是激進式改革的最大危險。? 與此相反，漸進式改革是在舊體制的弊端已經充分暴露，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尚未完全耗盡的情況下開始的，且改革的初期並不改變原有體制的基本框架和既成利益格局，而是讓新體制的因素在邊際上生成，因而不僅能夠減少改革中的摩擦成本，而且從一開始就能推動生產的增長，從而使人們從改革中受益，促使改革的逐步深入。如果在適當的時候能夠一舉打破舊體制的核心和基礎，確立新體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礎性制度規則，就可能儘快結束雙軌並行的混亂局面，使新體制順利運行和發展，為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如果舊體制核心和基礎部分的改革久拖不決，新體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礎性制度規範遲遲不能建立並順利運行，已經成長起來的新經濟成份的發展空間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就會耗盡或者被舊體制因素吃掉，不能再對改革中的受損者給以補償，從而使人們普遍受益，漸進式改革所具有的「帕累托改進」和「卡爾多改進」性質就會喪失；改革中在雙軌體制下生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成長壯大，並與舊體制勢力結合起來，就會從改革的推動者變成改革的阻力；改革中出現的尋租、腐敗、分配不公蔓延開來，通貨膨脹高居不下，就會發生社會衝突。這一切都會進一步增加改革的成本（包括摩擦成本和實施成本），增大改革的困難，漸進式改革的不可逆性就會發生動搖，甚至不經過一次較大的衝突和動蕩，不能完成建立基本制度框架和基礎性制度的改革任務，使「分兩步跨越同一鴻溝」的設想無法實現。這是漸進式改革的最大危險。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在於，打破舊體制的基礎和核心部分，確立新體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礎性制度，不僅會隨漸進式改革的成功而增大難度，而且這一變革本身就帶有突變的性質，往往需要採取某些激進的手段，以打破僵局和舊體制勢力的抵制。因此我們不能只強調漸進式改革的優越和好處，而看不到它的危險，也不應把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完全對立起來，褒此貶彼，而應當充分認識漸進式改革的局限性，在漸進之中採取某些必要的激進措施，或者在漸進之中準備在必要時向激進方式轉變。這樣才能使改革大業一步步走向最後的成功。?? １９９５.１.２０於北京三里河? 參考文獻： 道格拉斯?諾思和羅伯特?托馬斯（DouglassC.NorthandRobertP.Thomas),1976:《西方世界的興起》（TheRiseoftheWesternWorld:&127;ANewEconomicHistory），張炳九譯，學苑出版社，１９８８。?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C.North）,1981:《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１９９１。?MancurOlson,1980,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曼庫爾?奧爾森（MancurOtson）,1982:《國家興衰探源》（TheRiseandDeclineofNations），呂應中等譯，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３。?張宇燕，１９９４，《利益集團和制度非中性》，《改革》，第２期。?樊綱，１９９４：《漸進與激進：制度變革的若干理論問題》，《經濟學動態》，第９期。?樊綱，１９９３：《兩種改革成本與兩種改革方式》，《經濟研究》，第１期。?楊曉維，１９９４：《控制、利益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方式的選擇》，《經濟研究》，第１２期。? 附：評答成理各抒已見學術有進共受其惠――北京天則研究所評說《中國的奇蹟》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勒說，他的貢獻是從書評中得到的。足見書評之重要。事實上，嚴肅認真的科學批判和科學評價是科學發展和理論創新的契機，好的書評對於評者、被評者和讀者將會有多方面的巨大收益。這也許是很多以書評為名出書藉、辦刊物的原因（順便提及，最近香港社會科學服務中心，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編輯出版了一個雙月刊《中國書評》，就是其中一例）。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既然以推進經濟學理論研究為已任，自然對於讀書、評書給予很大的關注。繼去年評論了王紹光、胡鞍鋼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一書之後，最近又召開專門的理論討論會，評論了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學者的新著《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以下簡稱《奇蹟》）。主評人是張曙光和張宇燕。前者以《探尋中國騰飛之路和推進國家興衰理論》為題，寫了一篇結構嚴謹、論證充分、有理有據的評論文章（１、８萬字），後者以《理解中國的經濟改革》為題，寫了一篇自由發揮、侃侃而談、讀後感式的雜評（７千字）。兩個評論各俱特色，相益得彰，而作者的答辯和與會者的發言也相當精彩。? 《奇蹟》的分析邏輯、基本結構和主要內容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是傳統經濟體制形成的邏輯起點，是作為外生變數由政府主動選擇的，而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資源的計劃配置制度和毫無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三位一體的傳統體制，是選擇和實行趕超戰略的要求內生地決定的；作為參照系的比較優勢戰略是戰略轉型的方向和體制轉軌的目標；已經出現的增長奇蹟是由於在調整微觀經營機制和放鬆資源配置的計劃制度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而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和困難以及改革周期的發生，是由於宏觀政策環境改革的相對滯後，進一步的選擇是以改革宏觀政策環境為中心，加快向比較戰略的轉變。? 張曙光從三個方面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評論。一是認為《奇蹟》是一部有水平的理論著作，作者提出並討論了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的重大論題，對中國十多年來高增長的奇蹟作出了獨到的解釋；全書的理論邏輯一貫到底，從理論上再現了中國近十多年來的歷史和現實，做到了邏輯和歷史的統一以及改革和發展的結合；具有理論的簡潔性的特色，不僅解釋了眾多的經濟現象，而且證明了經濟學規範和方法的力量，進而給人們以有益的啟示：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內容並不是告訴人們某些經濟問題的現成結論，而是教給人們正確觀察和思考經濟問題的方法。? 二是比較分析了三個理論框架：一個是林毅夫等人的理論，一個是諾斯教授的理論，一個是奧爾森教授的理論。三個理論討論的都是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的問題，依憑的都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前提，使用的都是現代經濟學的規範和方法，得到的基本結論都是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術因素。但卻有不同的分析角度和考察重點，並作出了不同的解釋。諾斯的理論以產權的形成和變遷為基礎，奧爾森的理論以利益集團的形成和作用為核心，而《奇蹟》則以戰略選擇為前提。前二者著重於微觀分析，後一個著眼於宏觀的把握。如果說諾斯的理論集中於基本制度規則的構造，奧爾森的理論專註於集體行動的分析，那麼，《奇蹟》則把政府政策方向的選擇放在首要地位。可見，三種理論並不是互相對立和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補的。其差別與它們具體考察對象的不同有關。諾斯面對的是發達國家進入現代社會和現代經濟增長的過程，自然要把基本制度條件的創造作為自己關注的中心，國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正是通過提供形成界定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表現出來的，因而，諾斯的國家理論強調的與其說是國家的獨立行為，不如說是在相互博弈中作出的選擇。奧爾森的理論討論的是發達國家進入現代社會以後的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這時產權問題已經解決，基本制度條件已經具備，國家制度及其活動也大致定型，社會各利益集團的活動突現出來，它們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直接決定著社會發展動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對其行為和作用的考察，就成為說明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的關鍵。林毅夫等人考察的是發展中國家走上現代經濟發展的道路，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基本制度條件以及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差別很大，其經濟發展的成功除基本制度條件外，主要是政府政策的選擇自覺不自覺地抓住了自己的優勢，遵循了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其失敗均在於政府力量過於強大，人為地拋棄優勢，超越階段，揠苗助長的結果。這就是其把分析的焦點對準戰略選擇的原因。? 三是提出和討論了幾個問題，這與張宇燕的評論相互補充，使討論更加深入。第一是關於「趕超戰略」的選擇。《奇蹟》把戰略選擇作為外生變數，經濟體製作為內生變數，戰略選擇在先，體制形成在後，戰略選擇決定體制形成。這一分析雖有一定道理，但有些絕對化。如果把考察範圍從５０年代以後擴至１８４０年以來，中國反抗侵略，富國圖強如何把制度變遷和政治變遷推到前面，就會對問題有另一種認識。張宇燕則從目的和手段、內生和外生的關係方面指出了《奇蹟》的片面性。兩位評論人都認為，趕超戰略和計劃體制的選擇是中國近代發展的歷史必然和歷史曲折，從總體看是失大於得，但從局部看，在一個時期和一些方面卻是功不可沒。與其說是失敗，不如說是完成了某種獨特的、命定的、也可能是神秘的歷史使命；以某種非同尋常的方式去實現連續幾代中國人的工業化之夢想，從而為未來的經濟大發展鋪平道路，並順帶著用自己的「失敗」來襯托今後改革的成功。第二是宏觀政策環境和市場主體發展的關係。評論認為，《奇蹟》強調改革宏觀政策環境是對的，但忽視了市場主體培育及其與改革宏觀政策環境的相互關係，並以放開糧價，放開經營為例加以分析。第三是戰略轉軌和建立基本制度結構的關係。評論認為，《奇蹟》把戰略轉軌放在中心地位，但對建立市場經濟基本制度結構的問題不曾提及，其實，戰略轉軌中的問題固然與宏觀政策環境改革滯後有關，但根本還在於市場制度基礎結構建設的缺陷及其所決定的利益關係使然。只有力量對比改變了政府立足的基礎，市場制度基礎結構的建設才能取得進展，戰略轉變才能同時獲得突破。第四是關於漸進式改革的局限性。《奇蹟》對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和經驗作了比較充分的分析，但缺乏對其局限性的說明，評論從確立新體制基本框架和基礎性制度規則方面比較分析了激進式改革和漸進式改革，主張充分認識漸進式改革的局限性和危險，在漸進之中採取某些激進措施，或者準備必要時向激進方式轉變，才能取得改革的最後成功。與此相應，張宇燕對《奇蹟》關於中國經驗的普遍性提出質疑，認為增量改革有一些特殊條件，如中國政治統治及意識形態的連續性；「文革」打破了阻撓改革進程的既得利益集團；當時中國有改革可資利用的組織資源和人力資本；中國改革最成功的是農村聯產承包制和發展鄉鎮企業，其種子改革前已經種下；海外華人對大陸改革的熱烈反響和大規模投資。這是很多國家不具備的。? 林毅夫作了長篇答辯發言。他認為，兩篇書評都是高水平的，這樣的討論對於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和現代化是很必要的。本書其所以命名為《中國的奇蹟》，有兩個含義：一是發展經濟學認為長期保持１０％的增長率不可能，大國更有問題，「四小龍」的成功是奇蹟，中國近１０多年也達到了，沿海地區比「四小龍」還快；二是在西方歷史學家看來，除非改變文化，否則中國沒有希望，因為，過去沒有一個文化是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中國可能證偽這一點，如果到本世紀末或下世紀初中國的購買力達到總量最大，就是一個奇蹟，就證明中華文化可以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下個世紀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以一種普遍的方式對中國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解釋和檢驗，不僅是從經濟上，而且是從文化上再建中華。林毅夫對兩個評論人的批評一一作了回答。對於《奇蹟》忽視產權或認為產權問題不重要以及未能充分運用利益集團分析的評論，林認為，《奇蹟》對產權有很多分析，一種不同的產權安排會導致不同的收入分配方式，導致不同的激勵，改革推不動就是由於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團。《奇蹟》的分析是建立在諾斯和奧爾森的基礎上的。對於戰略轉軌和體制形成熟先孰後的問題，林毅夫認為，戰略選擇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是內生的，但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則是外生的，既然討論的是經濟體系，外生的就是給定的，不用討論的問題。關於改革宏觀政策環境和市場主體發育的問題，林毅夫認為，經濟理論只能提供必要條件，不能提供充分條件，中國原來也有私人產權，為什麼沒有工業革命，因為沒有必要條件。用低估價格，市場建立不起來，市場主體也無法培育；不轉變戰略，市場建立不起來，不是說戰略選好了不需要市場體系。關於趕超戰略和計劃制度是無效率的，為什麼會持續四分之一世紀？林毅夫提出一個假說，認為與資源豐欠和人口多少兩個因素有關，人均資源越多，持續時間越長；人口越多，持續時間越長。人口多，資源少，就會比較早地放棄趕超戰略，如「四小龍」。?與會者對評論者和答辯人提出的問題進行了進一步地討論。盛洪認為，書評的精彩之處在於進一步深挖了《奇蹟》的主題。為什麼把戰略選擇作為一個主要因素來考察？低效戰略為什麼被接受了？這要從世界的範圍和歷史的發展來解釋。西方把自由貿易作為最高原則，但從未真正實行；英國人高喊為自由貿易而戰，實際並非如此。鴉片戰爭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是壟斷性的，而中國有廣東１３行，是競爭性的，英國對華貿易有大量逆差，鴉片戰爭是為了彌補逆差。這裡的最高原則是：「武器先進者勝」。鴉片戰爭中國人不是在自由貿易中失敗，而是敗在炮艦中。因此，選擇趕超戰略是出於軍事考慮，從曾國藩到共產黨，富國圖強的目標不是增加人均ＧＮＰ，而是軍事現代化。現在其所以要轉變，是因為任務完成了。中國還要實行自由貿易規則，中國的強大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強大。張平認為，趕超戰略是政治家決策，而比較優勢戰略是制度內生的。左光認為，計劃制度決定了不可能有比較優勢戰略，即使感覺到了，也不能實施，這個問題在這裡無解。張燕生認為，戰略形成相對較易，戰略轉變更難，是否比制度轉型、產權重組更難，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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