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伯爾：試論詩的理性

原題：海因里希·伯爾：試論詩的理性（諾貝爾文學獎受獎演講）　　唐利軍 譯　　海因里希·伯爾，德國作家，197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39年入科隆大學學習日耳曼語文學，同年應徵入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曾負過傷，當過俘虜，對法西斯的侵略戰爭深惡痛絕。在早期作品中，伯爾審視納粹主義的恐怖統治，看到戰爭和政治力量給普通民眾帶來的毫無意義的苦難。在後期作品中，他猛烈抨擊經濟繁榮下的道德淪喪，批評社會和宗教機構的專橫和虛偽，被稱為」德國的良心」。　　親愛的基爾洛夫先生、尊敬的瑞典科學院諸位院士，首先衷心感謝諸位讓我再次以這種形式領受如此熱情的友好接待。女士們、先生們：　　請允許我先解釋一下為什麼更換演講的題目。我原打算講俄國文學與德國文學的關係，還有俄國以及蘇聯對德國——兩個德國——的政治和歷史關係。可是當我著手準備講稿的時候，碰到了有些作者不時要做的事情：讀校樣。這其中有我前幾年的一些文章。我發現，所有這些問題我都已寫過了。　　1966年和1968年之間，我為了準備一部紀錄片，曾仔細研究過妥思托耶夫斯基。我為一部關於他的影片寫了劇本、解說詞和評論。後來，在他誕辰150周年時，我參加了一個範圍頗為廣泛的廣播辯論。事隔一、二年後，我又於1971年寫了一篇一個半小時的演講報告，後作為托爾斯泰作品一種版本的跋發表。這篇文章題為《接近的嘗試》，我今天本來要再講一遍的東西，在那裡已經都講過了。為了不使諸位，也不使我自己感到無聊，我換了一個題目。我請諸位理解，因為重複對於我是非常陌生和無聊的。於是，我找到了一個我覺得很現實的題目。我試圖去接近關於詩的理性的問題，因為我在一些談話、討論以及出版物中發現，在文學和藝術問題的某種教條化中，一切都似乎簡化成了要麼是傳布信息，要麼是藝術這個公式。所以，我把演講的題目稱作《試論詩的理性》。　　一些本應知情的人說——還有一些本應知情的人否認——即使是像橋這樣理性、可計算的，由設計人員、工程師和工人們共同建造而成的東西，也會有那麼幾毫米乃至幾厘米難以計算的因素。這種因為對材料的加工和成型而產生的微乎其微的不可靠，也許是由於對這種由複雜地互相混合在一起的各種化學的、技術的細節和材料所構成的物體，它的種種可能的反應以及四種經典成分（空氣、水、火、土）的作用，難以預先進行最精確的計算而產生的。這裡問題似乎不僅僅在於設計，這一反覆計算和檢驗的技術-化學-統計的綜合過程，而在於——按我的說法——它們的體現，也可以說實施。這一點兒殘餘的不可靠性——哪怕只是不足一個毫米的難以預計的彈性變化——該稱作什麼呢？這個間隙裡面隱藏的究竟是什麼呢？是我們習慣上所稱的諷刺？是詩、上帝、反抗？或者說得時髦一點，是虛幻？一個對此不得不知情的人——一個曾當過麵包師的畫家——告訴我，在夜色未盡的清晨烤麵包，是件極其冒險的事情。天一大早，就得爬起來，或多或少地憑著直覺去弄清楚配料要各放多少，溫度要多高，烤的時間要多長。因為每個人、每一天都要求有自己的小麵包。它是承擔一天辛勞的人們早上第一頓飯里重要而神聖的東西。這個幾乎難以計算的東西，我們也要稱它為諷刺、詩、上帝、反抗或者虛幻嗎？沒有它怎麼行呢？更不用提愛情了。永遠不會有人知道，在愛情這塊大陸上究竟堆積了多少小說、詩歌、分析、坦白、痛苦和歡樂，而它到底是什麼卻並沒有研究透徹。　　每當我被問起是如何或者為什麼寫這個、那個的時候，我總是不勝難堪。我很想給提問的人，也給我自己一個詳盡的答覆，卻始終不能。我無法再現其中全部的種種關聯，雖然我希望能夠這樣，以便至少使我自己製造的文學成為一種比建橋和烤麵包少一點神秘的過程。鑒於文學顯然在它的整體表現中，在其傳達的內容和形式中，有一種解放的功能，所以，倘若能夠說明這種整體表現是如何形成的，讓更多的人分享它，應該是很有用處的。然而，這個我自己也無法作出哪怕是略為貼切的解釋的東西——儘管我明明在努力做到——究竟是什麼呢？我親手把它從頭至尾寫到紙上，又反覆變動、加工、不斷斟酌推敲的這點東西，隨著時間距離的增加，對於我自己將會變得陌生起來，就像是什麼東西擦身而過，離我越來越遠。而對於他人，它作為有一定形式的信息，卻可能變得重要。理論上講，要全部再現這個過程應該是可能的，即在創作的同時作一種跟蹤記錄。如果記錄完整，它的工作量將是創作本身的好幾倍。它不僅要反映其思想與精神的一面，而且還有感性和物質的一面。還要提供有關飲食、情緒、新陳代謝、喜怒變化的解釋。環境的作用不能僅僅只當作體現本身，而且要當作背景看待。譬如我有時候看體育報道，腦子裡什麼也不想，為的是在這什麼也不想之中練習思考。我承認，這是一種頗為奇怪的練習。儘管如此，這些體育報道都得一滴不漏地記錄在案。因為有可能就是一次擊球或者一次跳躍，給了我什麼也不想的思考以某種觸動。也有可能是一個手勢、一次微笑、記者的一句話、一個廣告。每一個電話、天氣、通信往來、每抽一支香煙，都得寫進去。還有路過的汽車、風鎬的聲音以及打斷思緒的雞鳴。　　我寫字的桌子，高76.5厘米，桌面大小是69.5厘米乘以111厘米，車花的腿，一個抽屜。它大概用了70到80個年頭，原是我妻子一個姑奶奶的財產。丈夫在瘋人院里去世後，她搬到一套小一點房子里住，桌子就賣給了她的兄弟，也就是我妻子的祖父。祖父去世後，這件倍受輕視，也著實看不入眼的傢具，於是便到了我們手裡。起先是隨便扔在了么地方，沒人知道它究竟在哪裡。直到一次搬家時才又冒了出來，而且已被炸彈炸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知什麼時候被彈片擊穿了桌面。如果要寫政治社會史值得一書的方面，以這張桌子作為引子就不僅僅只有情感的價值了。搬運工人當時幾乎拒絕把它搬走。他們那致命的蔑視也比它那時的用途要來得更加重要。派它用場比我們決不讓它扔進垃圾堆——不是出於懷舊或者想留作紀念，而幾乎是出於原則——的固執還要偶然。如今我已在這張桌子上寫了一些東西，人們大概會允許我暫時依戀著它，我強調是暫時。我們不用去提放在桌上的那些東西。它們是次要的，也很偶然，換別的東西也行。也許那台雷明頓牌的打字機除外。型號是Travel Writerde Luxe[1]，1957年造。對它我同樣依戀。財政局對我的這件生產工具早就失去了興趣，儘管它曾為他們增收貢獻頗大，而且依然在繼續這樣做。在這部任何一個行家只會輕蔑地看上一眼或者碰一下的機器上，我約摸寫出了四部小說以及幾百篇各種各樣的文字。我並不是因此而留戀它，而又是出於原則。因為它還能用，並且證明一個作家的投資機會和投資野心是多麼小。我提到書桌和打字機，為的是想讓自己清楚，即便是這兩樣必不可少的用具也是無法完全說個明白的。假如我試圖依照必要的要求確切地搞清楚它們的來歷、它們材料的形成、製造過程、社會經歷以及它們的出處，恐怕會弄出一部幾乎沒完沒了的不列顛和西德工業及社會史大典來。不用提這張桌子所在的那幢房子、那個房間和那幢房子所在的地球，更不用提大概幾百年來在裡面住過的那些人——死去的和活著的。也不用提那些送煤、洗碗和送信的人，更不用提那些和我們接近的、親近的乃至最親密的人。然而，這一切，從桌子到桌子上的鉛筆，它們的全部故事又都該寫進去，包括那些和我們接近、親近乃至最親密的人的故事。這裡不也有足夠遺留未解的殘餘部分、間隙、反抗、詩、上帝和虛幻嗎？不是更甚於建橋和烤麵包嗎？　　有人說語言是材料，一旦寫下，便多少物質化了。這話不錯，說起來也容易。可你怎麼解釋在它那裡——正如有時候所斷定的那樣——會產生如同現實生活一般的東西：人物、命運、情節；怎麼解釋毫無生機的慘白的紙上會出現栩栩如生的形象。在那裡，作家和讀者的想像力以一種迄今尚未得到解釋的方式溝通著。這是一個無法再現的整體過程，即便是最巧妙、最敏銳的闡釋也多少只能是成功的接近。你又如何能夠以必需的絕對精確度去描寫和記錄作者和讀者身上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過渡，而且是在有民族、洲際、國際、宗教以及世界觀之間的種種不同的情況之下呢？更何況作者和讀者之間，他們各自身上那種交替混合的關係，那種突然由一個變成另一個的顛倒，並且就在這突然的變化之中，二者又難分你我呢？說是難以解釋也好，或者是秘密也好，總會剩下一點殘餘部分，總會留下一個哪怕是微小的區域，是我們凡俗的理性無法進入的。因為，我們的理性所遇到的是尚未解釋清楚的詩和想像力的理性。它的形象不可捉摸，猶如女人和男人或者動物的軀體。寫作至少對於我來說，是一種向前的運動，是對一個一無所知的形體的征服，是從一種東西走向未知的另一種東西。我從來不知道結局會怎樣。這裡說的結局不是古典戲劇理論所謂劇情的結局，而是一項錯綜複雜的試驗的結果。它利用現有的、虛構的、靈感的、智力的以及由感性組合起來的材料，去追求有血有肉的形象，而且是在紙上！由此看來，根本就不可能有成功的音樂和繪畫，因為沒有人見到過他所要追求的形象；同樣，人們膚淺地稱為現代，其實毋寧稱作活著的藝術的一切，都只是試驗和發現。它只能一時一地，並且在其歷史的關聯中才是可以估量的。我覺得談論和尋找永恆的價值是次要的。我們哪裡能夠離得開那一點間隙，那個我們可以稱之為上帝、虛幻或者反抗的殘餘部分呢？　　即便國家，也總只是接近自己聲稱要做到的樣子而已。沒有一個國家不允許其憲法條文與實際實施之間存在距離，一個詩與反抗在其中生長——但願能夠繁榮——的剩餘空間。也沒有哪種文學形式能夠離得開這種空間。即使最精確的報道也離不開情緒，離不開讀者的想像力，哪怕作者自己缺乏想像力；即使最精確的報道也不得不有所割捨，譬如在表現生活狀況時對實物詳細入微的描寫……它必須組合、調整細節。就連它的解釋和工作記錄也無法一併提供，因為語言這種材料，它所傳達的意義，不可能局限於普遍有效和普遍都能理解的程度：正如我用我書桌的例子試圖暗示的那樣，每一個字都負載著如此多的故事、想像、國家和社會的歷史以及歷史的相對性，這些都得一一交待。確定這種意義不僅僅是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翻譯問題，而是各個語言內部的一個更有份量的問題。在那裡，定義可能意味著世界觀，而世界觀又意味著戰爭。我請諸位回憶一下宗教改革後的戰爭，它們儘管可以從權利政治的角度去解釋，但也是為了宗教定義而進行的戰爭。所以，順便提一下，如果不把每一個字的地區性，有時候甚至是地點性的附加意義展示出來，僅僅去確定人們是否說同一種語言，是毫無意義的。至少對我來說，我所讀到和聽到的某些德語比我可惜只懂得很少的瑞典語更為陌生。　　政治家、意識形態專家、神學家和哲學家們總是一再試圖去提供完全徹底的答案，把問題一下子解釋得一清二楚。這是他們的義務。然而，我們這些知道自己不可能作出毫無遺留、毫無異議的解釋的作家，我們的義務是進入到那個中間地帶里去。沒有解釋和無法解釋的遺留問題多的是。那是些堆成山的垃圾。建橋的、烤麵包的和寫小說的通常能夠應付他們自己的遺留問題。他們的問題不是最棘手的。當我們在爭論littératurpure[2]和littératureengagée[3]——這兩個概念的對立是一種錯誤，我後面還要講到——的時候，始終沒有意識到，或者無意識地被引離了關於l』argentpur[4]和l』argentengagée[5]的思考。只要看一看、聽一聽政治家和國民經濟學家是如何談論像錢這樣據說是如此理性的東西，前面提到的三種職業里那點神秘而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會越來越不讓人感興趣而且驚人地無關緊要。就以不久前的美元大戰（人們難為情地稱之為美元危機）為例，我這個傻乎乎的門外漢也發現了一點沒有人指名道姓地說出來的東西：兩個有過同樣歷史——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而且也都被稱作勤奮努力——的國家所受衝擊最大，並且——如果認為自由這個字眼並非虛構的話——在支撐收購這樣奇怪的事情上被迫尤甚。也就是說要他們掏腰包。這一來，口袋裡零錢叮噹響、印著值得紀念的圖案的票子手裡搖的當事者，不是就明白了，為什麼他的錢只能買到比別人少的麵包、牛奶和咖啡，只能比別人少坐幾公里出租汽車，儘管他為此付出的勞動不比別人少？神秘的金錢里有多少間隙？它的詩又藏在哪些保險箱里呢？理想主義的家長和教育者們總是要我們相信錢是骯髒的。我從來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因為我每次得到錢，總是在付出勞動之後——如果我把瑞典科學院授予我的大獎排除在外的話。對於除了勞動之外別無選擇的人來說，即使最髒的活兒也是乾淨的。它意味著家人和勞動者自己的生活來源。錢是他勞動的體現，是純潔的。在勞動和勞動所得之間，當然也有一個沒說清楚的剩餘部分，籠統地用賺多賺少來衡量是無法解釋清楚的，這裡的間隙比分析一本小說更大。　　與神秘金錢里的間隙相比，文學那點沒有解釋清楚的剩餘部分便令人驚奇地無關緊要。在那裡，在明明是要求人們屈服於某個神話及其統治欲，並且也有人這樣做的時候，卻仍然有人輕率地口口聲聲喊著自由。於是人們呼籲政界明察。然而正是在政界，對問題的澄清會受到阻撓。　　我的支票下端有四組共32個數字，其中有兩個如同象形文字一般。這32個數字中有5個我是知道的：3個是我的賬號，兩個是銀行分理處的號碼。然而那其餘27個含有許多零的數字呢？我肯定所有這些數字都有一個合理的、有意義的——或正如人們所說的——能夠讓人明白的解釋。只是我的腦子和意識里沒有容納這些能夠讓人明白的解釋的地方，留下的只有屬於保密學問的一串神秘數字。要把它們弄個明白比讀懂馬塞·普羅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或者《威索不隆的禱告詞》更難。對我來說，它們的詩和象徵意義比後二者更為陌生。這32個數字要求我做的，就是相信一個事實：一切自有它的道理，一切都明確無餘，只要我稍作努力，便會明白。然而對於我，那剩餘的一點神秘依然存在。或者說是它帶給我的恐懼，——更多的是恐懼——，而不是任何一種形式的詩。幾乎沒有一次貨幣政策的制定過程，對於事關其金錢的人來說是明了的。　　我的電話費賬單上也有13個數字，還有我各種各樣的保險單上的那些，外加我的納稅號碼、汽車牌照和電話號碼——我不想化力氣把這些本該記在腦子裡或者至少記錄下來，以便隨時可以精確證明我在社會中的位置的數字都數一遍。就把我支票上的32個數字和圖案乘以6吧，或者減少點乘以4，再加上出生日期、宗教信仰、婚姻狀況——難道我們這樣就擁有了西方世界的全部理性了嗎？我們所理解和勉強接受的這種理性——它不僅被弄得讓我們明白，甚至也還令我們信服——是否就是我們通過殖民主義和傳教或者二者相結合而當作征服工具出口到全世界的一種西方的傲慢呢？對於當地的人來說，基督教、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間的區別會不會並不很小，儘管他們一時一地對這種理性的詩也還信服？是不是最終還是他們自己詩的理性無往不勝呢？當印地安人面對著出口到美洲的歐洲理性時，他們所犯下最大的罪行是什麼呢？是他們還不知道金子和金錢的價值！他們所與之鬥爭的正是我們自己今天與之鬥爭的東西，那就是我們的理性的最終產物：毀滅世界和環境、讓他們的土地完全屈服於利潤。利潤之於他們比他們的鬼神之於我們更為陌生。憑什麼讓他們信服這是基督精神、是新的福音？這是一種瘋狂得可笑的、偽善的自鳴得意。帶著它，人們星期天去侍奉上帝，把他奉為救世主，星期一又準時打開銀行的大門，在那裡讓被視為唯一真理的金錢、財富和利潤觀主宰一切。而對體現著他們生命的水、風、牛和草的詩，只投之以嘲諷。然而現在，我們這些西方的文明人，卻在我們的城市——我們絕對理性的最終產品中（因為公道地講，我們自己也未能倖免），開始感覺到水和風的詩是多麼真實，它體現著什麼。教會的悲劇，是不是一直根本就不在於它本身那些從啟蒙意義上看可稱為非理性的東西，而是在於它在絕望之中試圖追隨或者接受一種與形象化了的上帝這樣非理性的東西絕不相容的理性，而又絕望地失敗呢？規定、條款、專家的許可，這是一個編了號的條條框框的數字森林，是強加給我們並且安放在傳授歷史知識的傳送帶上的偏見的產物，為的是使人們彼此越來越陌生。就在歐洲的最西部，我們的理性面臨著一種完全不同的理性，我們稱之為非理性。北愛爾蘭可怕的問題在於，此地幾百年來兩種理性互相遭遇而又毫無希望地僵持不下。　　歷史給我們留下了多少備遭輕視和鄙視的地區。一個又一個大陸被淹沒在我們理性的凱旋聲中。不同的人群依然彼此陌生，而他們據稱還說著同一種語言。西方出產的那種婚姻被定為規矩，且不提它還是一種特權。對於被稱為僕人和女傭的僱農，它是難以企及的。他們連買一對床單的錢都沒有。即使攢下或是偷得錢來買床單，也無床可鋪。於是人們便任其非法行事，孩子他們是照生不誤。表面上看，對上對外一切都清楚得一覽無餘。清清楚楚的答案，清清楚楚的問題，清清楚楚的規定。無非是教會的宗教入門課本那套騙人把戲。只是根本沒有奇蹟出現，詩也永遠只是天國的象徵，從未屬於過人間。於是人們便感到奇怪不解，甚至追念起舊時的秩序。而那些被輕視和鄙視的地區一旦有反抗的徵兆，便自然有某個黨派或者其反對黨從這樣的反抗中牟取物質和政治的利益。對被稱為性愛的那塊尚未研究透徹的大陸，人們曾試圖用種種條規去約束它，就像是讓初入門的集郵愛好者在製作第一本集郵簿時遵守的那些規矩。被允許和不允許的感情被定義得極其細緻入微。可是，神學家和意識形態家們又突然在不約而同的震驚中斷定，這塊曾被認為安排得體、業已冷卻和整頓好的大陸上居然還有幾處沒有熄滅的火山。然而，火山是無法用訓練有素的消防隊可以熄滅得了的。人們曾把多少東西推給了上帝，這個被濫用和值得同情的角色。一切沒有最終解決問題的東西都推給了他，所有想為那些毫無出路的災難——無論是社會的、經濟的還是性問題的——指出一條道路的人，都指著上帝。一切被輕視和鄙視的，一切沒有清理掉的「殘餘部分」都推給了他。可人們依然把他當作有血有肉的軀體到處宣傳，也不想一想，既然上帝體現為人的軀體，就不能把人的事情強加給上帝，也不能把上帝的事情強加給人。誰又會奇怪，在一個禁止上帝存在的地方，上帝倒是得以倖存了。在那裡，人們把世界和自己社會的苦難推到沒有實現的、同樣教條的本本主義身上，推到一個一再延遲而且越來越遙遠的未來。事實證明，這個未來不過是悲哀的現實。對此我們又只能投以一種叫人受不了的傲慢：我們從這裡出發，把這個進程冒然地誣衊為反動。這種傲慢，同那些上帝的管家們是一路貨色。他們人在這裡，把看來在蘇聯得以倖存的上帝說成是他們的，卻又不把上帝在這裡藏身的垃圾堆清除掉。他們憑著上帝在那裡出現來為這裡的社會制度辯解。當我們無論是作為基督徒或是無神論者而為自己的信仰自鳴得意的時候，總是想要為這種或那種自以為是的思想撈點資本。我們的這種荒唐可笑和自命清高，一再拋棄了兩樣東西：一是被形象化了的，即人們所說的人格化了的上帝，一是他所象徵的絕對人性的未來圖景。我們這些輕易貶低他人的人，身上缺少一點東西：謙卑。謙卑不可混同於服從、順從甚至屈服。我們是這樣對待殖民地人民的：我們把他們的謙卑，這種謙卑的詩，化成了對他們的屈辱。我們總是想征服和佔領。無怪乎在這樣一個文明裡，長期以來的第一篇外文讀物便是尤利烏斯·凱撒的《高盧戰記》，第一個操練自以為是的地方便是那些一問一答一清二楚的宗教教條——任意一種宗教教條，一種不可或缺的啟蒙讀物，一切問題都解釋得完全徹底，毫無遺漏。　　我稍稍離開了建橋、烤麵包和寫小說的話題，暗示了其它領域裡的間隙、諷刺、虛幻、剩餘部分、上帝、神秘和反抗。我認為，與詩的理性，而不是俗常流傳給我們的理性得以棲身，而又沒有解釋清楚的那些角落——比如一部小說——相比，它們更事關重要，更有闡明的必要。我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而必須記在腦子裡或者至少寫在紙上，卻又不知所云的那大約200個一組組順序嚴格、間或混雜著幾個圖案的數字，所代表的無非是一個官僚體系內部的一些抽象的權利和生存的證據。這個官僚體系不僅自稱合理，而且也確實合理。我有賴於它們，也學會盲目地相信它們。我是否可以企望，人們對於詩的理性，不僅要相信它，而且要堅定它；不要置之於不顧，而應從它的寧靜之中，從它的謙卑的自豪中有所借鑒。這種謙卑永遠只能是對下而言的，從不會對上而言。它身上包含著尊重、友好和公正，還有去認識和被認識的願望。　　我不是想在這裡提供傳教的入門途徑和工具，但從詩的謙卑、友好和公正的意義上講，我認為不得不說，我在加繆所謂的陌生人、卡夫卡的人物陌生化和被形象化了的上帝之間看到許多相同的地方和互相接近的可能。上帝也一直是個陌生人，而且——除了幾次情緒失控——也頗為友好並且也善言辭。可是天主教會到底為什麼長期——我不確知有多久——阻止人們直接接觸那些被宣布為神聖的文字，或者把它們藏在拉丁文和希臘文裡面，只有圈內的人才得以接近呢？我想，是為了排除他們在代表上帝的言辭的詩里所察覺到的危險，是為了保護他們權利的理性不受詩的理性的威脅。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後果，就是對語言及其表現的發現，這一點並非偶然。哪一個帝國曾經離得開過語言帝國主義，也就是對自己語言的擴張和對被統治者語言的壓制？正是在這個，而不是別的背景下，我看到有人試圖詆毀詩、語言的感性及其表現和想像力（因為語言和想像力是一體的），而引進那種要麼是傳布信息要麼是詩這個錯誤的對立，作為divideetimpera[6]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這一次，不是帝國主義的，而是貌似反帝國主義的。印第安人的詩也許可以作為反統治的力量，而自己的詩，則對自己國家裡要解放的階級隱瞞起來。這是一種新理性全新的、幾乎又是國際性的傲慢。詩不是階級特權，也從未曾是過。已站穩腳跟的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文學，一再從他們恩賜般號稱的民眾語言——說得時髦些就是行話和俚語——中獲得再生。這個過程，人們儘管可以叫做語言的剝削。然而，如果宣揚要麼信息，要麼詩這個對立選擇，這種剝削的事實便毫無改變。民眾語言、行話、俚語這些字眼裡那種夾雜著一絲溫情的輕蔑，並不足以允許把詩也一同拋到垃圾堆里去，還有各種形式和表現手段的藝術。這裡面有許多僧侶們的訣竅：用編寫大談唯一正確和確確實實錯誤的表達方式的新宗教教條的方法，來對他人隱瞞形象和感性。人們不能把所傳達的內容的力量和內容所具有的表現力割裂開來。那裡面隱藏著的東西讓我想起兩個教會有關聖餐的爭論。這種爭論從神學上看頗為無聊，作為對形象的抗拒倒是重要。在天主教方面，後來把它簡化到只剩下就連麵包都稱不上的蒼白的聖餅，更不用提那成千上萬升被剝奪了的葡萄酒了！這裡不僅傲慢地扭曲了物質，而且也扭曲了這種物質所代表的東西。　　用暫時隱瞞一些東西的方法是解放不了任何階級的。摩尼新教派可以作出一付非宗教或者反宗教的樣子，但它就此接受了一種宗教統治模式，其結局可能導致對胡斯處以火刑或者把路德開除出教。人們盡可以對美的概念進行爭論、發展新的美學。美學可以過時，但不能以隱瞞開始。而且有一點它也不能排除：文學傳播的可能性。文學可以傳播到南美或者北美，到瑞典、印度、非洲。它也可以傳播到另一個階級、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宗教和另一個種族。文學——甚至連同它的資產階級形式——的目的從來就不是製造陌生感，而是消除它。人們可以認為迄今為止大部分文學所出自的階級已經過時，但作為這個階級的產物，它在大部分情況下也曾是反抗這個階級的據點。這種反抗的國際性必須保持下去。它曾使有人——索爾仁尼琴——堅持繼續信教或者開始信教，也使有人——阿拉巴爾[7]——成為宗教和教會的死敵。這種反抗不能理解為簡單的機制或反應，一會兒相信上帝，一會兒又目無上帝。應該把它看作是思想史上產生於各個垃圾堆和備遭蔑視地區之間的種種關聯的表現……也看作是承認大家同屬於一個整體，沒有傲慢，不強求非我不可。對一個譬如身在蘇聯的政治犯，或者哪怕只是被隔離的反對派來說，西方世界抗議越南戰爭也許是錯誤的或者甚至是瘋狂——人們可以從心理的角度去理解他，因為他身陷囹圄或者與社會隔絕——但他必須認識到，一個人的責任不能與他人的互相抵消。他必須認識到，在為越南示威遊行的時候，也是在為他示威遊行。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烏托邦，但對我來說，這是實現新的國際性，而不是保持中立的唯一可能。沒有哪個作家能夠接受強加和硬塞給他的那種對文學的割裂和評判。我覺得，如果我們依然一再去討論干預文學和另外一種文學的劃分，那簡直是在自殺。這不僅僅在於，正因為當你自以為身居其一的時候，也必須極力為其二而竭盡全力。我們一旦接受這個偽裝起來的二分法，便也接受了將使我們異化的資產階級劃分原則。它割裂的不僅是我們的強大之處，也是——我不揣冒昧地說——我們可能表現的美，因為美也可以和所傳布的思想一樣，作為它自身或者作為它所表現的挑戰來解放他人。未被割裂的文學，其強大之處不是方向的中性化，而是反抗的國際性。屬於這種反抗的是詩、表現、感覺、想像力和美。新摩尼教的對於偶像的破壞，企圖從我們手裡奪走美，奪走整個藝術。它洗劫的不僅僅只是我們，而且也是美所為之努力的東西。沒有哪一次咒罵，沒有哪一次憤恨，甚至沒有哪一則關於一個階級絕望狀況的信息是離得開詩的。就是詛咒它，也得首先了解它。請再仔細讀一讀羅莎·盧森堡並且看一看列寧首先下令樹立的紀念碑有哪些：第一座是給托爾斯泰的。他說在這位伯爵開始寫作之前，俄國文學中不曾有過農民。第二座是給「反革命」妥思托耶夫斯基的。人們自己也許可以——為了走一條苦行主義的變革之路——放棄藝術和文學。然而這對於他人，在讓他們知道和認識到要求他們放棄的是什麼東西之前，是行不通的。這种放棄必須是自願的，否則它就像一本新宗教教條一樣變成教會的規定。那樣的話又將有一整塊大陸如同愛的大陸一樣註定變成荒漠。藝術和文學並不是為了純粹玩弄遊戲或者是聳人聽聞而不斷變換花樣和在試驗中發現新的形式。它們也在這些形式中有所表現。它們從來就不是為了證明現有的東西。如果清除它們，那便是放棄了又一種可能性：手段。藝術依然是一個好的隱藏之處，不是用來存放炸藥，而是思想的火藥和社會的慢性導火線。否則為什麼要有那麼多的暗示？它那被人瞧不起，有時甚至確實瞧不上眼的美和並不一目了然的特性，正是隱藏逆鉤的好地方。這逆鉤會給人以猛然的促動和頓悟。　　在結束講話之前，我必須在這裡作一個必要的限制。我所作的暗示和陳述，其弱點不可避免地在於，我懷疑的是自己在其中受教育——但願這種教育沒有完全成功——的理性傳統，而且，我懷疑的方法也正來源於這種理性。全方位地譴責這一理性，大概比不公正尤有過之。它——這種理性，顯然同時也成功地對它自己那種我稱之為傲慢的企圖支配一切的要求提出了質疑，也成功地保持了對我所謂的詩的理性的體驗和記憶。我認為詩的理性不是一種享有特權的理性，也不是資產階級的理性。它是間接的。正因為它有時候在表現和行文中顯得有些不那麼讓人覺得熟悉，尤能夠防止和消除陌生和異化。不那麼熟悉也有奇怪和驚訝或者是有所觸動的意思。我在談到謙卑時所說的——當然只是暗示性的——，並不歸功於我所受的宗教教育或者啟示，而是前前後後閱讀妥思托耶夫斯基的作品的結果。宗教口口聲聲謙卑，實際上要的是屈辱他人。正因為我把追求沒有階級或者不受階級約束的文學的國際運動，把對大批被屈辱和被宣布為人類垃圾的人的發現，看作是最重要的文學轉折，我要提醒大家防止把詩毀掉，警惕摩尼主義荒漠的出現，警惕對偶像的破壞這種在我看來盲目的狂熱。這種狂熱在它把孩子從盆里潑出去之前連洗澡水都不放。我覺得，去譴責或讚美年輕的或者年老的，都毫無意義；我覺得，夢想回到只有博物館裡才能夠複製得出來的舊制度里去，毫無意義；我覺得，製造保守和進步之間的對立，也毫無意義。依戀過去的傢具、服飾、表達方式和情感尺度的懷舊浪潮，僅僅只證明新的世界對於我們變得越來越陌生。我們所依據和熟知的理性，並沒有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熟悉。理性和非理性的對立選擇也不過是一個錯誤。我在這裡不得不繞過或越過許多東西，因為一個思緒又會連著另一個。要一個個去測量這些大陸，未免會走得太遠。我也不得不繞過幽默，它也不是階級的特權。但它的詩，它作為反抗的據點，也被人們所忽視。　　　　　　　　　　（1973年5月2日於斯德哥爾摩）注釋：[1]英語：豪華旅行打字機。[2]法語：純文學。[3]法語：干預文學。[4]法語：純金錢。[5]法語：干預的金錢。[6]拉丁語：分而治之。[7]西班牙作家，1932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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