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學論爭

? 標籤：1928年革命文學派對魯迅、茅頓的批判（後期創造社、太陽社、魯迅、茅頓），1928~1930年關於「文學基於普遍人性」的論爭（左翼作家、新月派理論家梁實秋）,1931~1932年關於「文藝自由」的論爭（胡秋原、蘇汶、左翼作家），1934年關於「大眾語文論爭」（汪懋祖、許夢因與進步作家陳望道、胡愈之、夏丏尊等） 文藝思想的論爭，是本時期文壇的突出現象。積極展開文藝思想鬥爭正是左翼革命文學活動的重要內容，除了語言上的文白之爭外，論爭基本上是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與所謂自由主義者的人文主義文學派別之間展開。1929年，國民黨政權在相對穩定時，曾經提倡「一民主義文學」，也發動過「民族主義文學運動」，出版過《前鋒月刊》，在創刊號上發表《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鼓吹以「民族意識代替階級意識」，攻擊革命文學作家"把藝術囚在階級上」，是"虛偽投機，欺世盜名。，反對左翼文學運動。在創作上產生了《隴海線上》、《黃人之血》(作者均為黃震遐)那樣的拙劣的反動政治宣傳品，但從未有過影響與號召力。 本時期較為重要的論爭有： 1928年革命文學派對魯迅、茅盾的批判。為了倡導革命文學，後期創造社、太陽社於1928年把魯迅、茅盾作為批判對象。馮乃超首先發難，在《文化批判》創刊號(1928年1月)上發表《藝術與社會生活》，「就中國渾沌的藝術界的現象作了全面的批判」，全面否定五四文學。他批評葉聖陶「是中華民國的一個最典型的厭世家，他的筆尖只塗抹灰色的"幻滅』的悲哀。」他指責郁達夫本人對於社會的態度，與《沉淪》的主人公沒有差別，陷入了悲哀。他指責魯迅是「追懷過去的昔日，追悼沒落的情緒」，反映社會變革時代落伍者的悲哀，是「隱遁主義」！成仿吾稱魯迅為首的語絲派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1接著，錢杏邨發表長篇論文《死去了的阿Q時代》(《太陽月刊》1928年3月號)，全面批判與否定魯迅創作的意義，稱魯迅的創作「只能代表庚子暴動的前後一直到清末」。《太陽月刊》編者按稱魯迅「他根本沒有認清十年來中國新生命的原素，盡在自己狹窄的周遭中傷徨吶喊；利用中國人的病態的性格，把陰險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語句，來混亂青年的耳目」。(文化批判》(4月號出版了「批判魯迅」專輯。茅盾由於寫了《蝕》三部曲與發表《從牯嶺到東京》為自己的小說與文學觀辯解，也被革命文學派列為批判對象，《文學周報》(第8卷第10號，1929年3月)出版批判茅盾專輯。後期創造社、太陽社為了以當時革命文學的理論否定「五四」新文學，以此構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把魯迅、茅盾作為推行革命文學的障礙，甚至罵魯迅為「封建餘孽」、"二重反革命」。成仿吾搬過「拉普」口號：「誰也不許站在中間，你到這邊來，或者到那邊去!」王獨清宣布：不能和我們組成聯合戰線的「就是我們底敵人!"先把這些敵人打倒!」 他們的革命文學理論有的源於美國左翼作家辛克萊的「一切藝術都是宣傳」。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都提出這一主張，這也是革命文學派與魯迅、茅盾的分歧之一，李初梨說：「一切的文學，都是宣傳，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傳」，「文學，與其說它是自我的表現，毋寧說它是生活意志的要求？文學，與其說它是社會生活的表現，毋寧說它是反映階級的實踐。」「藝術是階級對立的強有力的武器。」魯迅、茅盾對此提出反批評。魯迅發表《「醉眼」中的朦朧》、《革命時代的文學》，茅盾發表《從牯嶺到東京》。魯迅提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並非全是文藝。」茅盾批評普羅文學的標語口號不是文學：「我們的"新作品』即使不是有意的走入了"標語口號文學"的絕路，至少是無意的撞了上去了。有革命熱情而忽略文藝的本質，或把文藝也視為宣傳工具——狹義的，——或雖無此忽略與成見兩塊乏了文藝素養的人們，是會不知不覺走上這條路的。」錢杏邨引用托洛茨基語，提出標語口號是普羅文學不可避免的，"直傳文藝的重要條件是煽動，在煽動力量豐富的程度上規定文章的作用的多寡。我們不必絕對的去避免標語口號化，我們也不必在作品裡專門堆砌口號標語，然而我們必然要做到豐富的煽動的力量的一點。"普羅文學不是普羅的消閑藝術，是一種鬥爭的藝術，是一種鬥爭的武器!它是有它的政治的使命!創作的內容是必然的要適應於政治的宣傳的口號和鼓動口號的!」茅盾尖銳地指出：「我簡直不贊成那時他們熱心的無產文藝——既不能表現無產階級的意識，也不能讓無產階級看得懂，只是"賣膏藥式"的十八句江湖口訣那樣的標語口號或廣告式的無產文藝，然而結果是招來了許多惡罵。」 1929年秋冬，在上海的中共江蘇文委負責人出面過問文化工作，要求文藝界停止論爭，加強團結。根據黨組織的安排，當時未介入雙方論戰的沈端先以及馮乃超、馮雪峰等人參加了成立「左聯」的籌備工作。其結果是尊魯迅為"左聯」盟主，但對革命文學論爭的理論問題並未分清是非。在「左聯」籌備會上，檢討前兩年的錯誤，歸結為「過去文學運動和社會運動不能同步調」，表現為「獨將文學提高，而忘卻文學底助進政治運動的任務，成為"為文學"的文學運動」。這就是進一步認定，1928年的革命文學理論在張揚"革命"方面還不夠。「左聯」的理論綱領也參照蘇聯「拉普」、日本"納普"的宣言、綱領，全面深化了"革命文學"主張，例如強調"社會變革期的藝術"是"作為解放鬥爭的武器」，還提出"反對失掉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等。 直至1932年，瞿秋白、茅盾、鄭伯奇、錢杏郵等才藉革命文學派小說《地泉》的重印，在五篇序言中清理了革命文學的標語口號傾向與非現實主義問題。此後，關於現實主義與非現實主義的論爭，在革命文學陣營內部持續了幾十年。

關於「文學基於普遍人性」的論爭。 這場論爭(1928-1930年)發生在左翼作家與新月派理論家梁實秋之間。梁實秋以新人文主義的一貫立場，針對左翼作家提倡的無產階級文學、在《文學與革命》(《新月》第1卷第4期，1928年)、《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新月》第2卷第6、7號合刊，1929年9月)等文章中主張「文學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提出「文學是沒有階級性的」；主張「天才」創造文學，「一切的文明，都是極少數的天才的創造」，認為文學與大多數人不發生關係，否認無產階級文學存在的合理性。他的「天才論」典型地顯現看這一時期的人文主義作家及其文藝思想的紳士化特點。他批評革命文學倡導者「把文學當做階級鬥爭的工具而否認其本身的價值」，指出「人生現象有許多方面都是超於階級的」。這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彭康發表《什麼是「健康」與「尊嚴」——「新月的態度」與批評》（創造月刊》第1卷第12期），魯迅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中指出，梁實秋提出文學就是表現喜、恕、哀、樂、愛等「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是「矛盾而空虛的」。文學只有通過人，才能表現「人性」；然而「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裡，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同時，魯迅也批評了把文學的階級性絕對化的傾向，魯迅在《文學的階級性》中說「在我自己，是以為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於經濟"(也可以說根據於經濟組織或依存於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著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階級，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卻道"唯我把握住了無產階級意識，所以我是真的無產者"的革命文學者。」用階級性代替、抹殺文學的"個性」，是對「唯物史觀」的「精糕透頂」的歪曲。 關於「文藝自由」的論爭。 論爭發生在胡秋原、蘇汶和左翼作家之間。1931年底，自稱「自由人」的胡秋原連續發表文章表示「文學與藝術，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反對來自國民黨民族主義文學的「極端反動主義者」和左翼文壇的「急進的社會主義者」兩方面對文藝的侵略，在左翼文學與國民黨民族主義文學之間左右開弓，對自由主義小資產階級作家有一定的影響。瞿秋白指責其目的是「要文學脫離無產階級而自由，脫離廣大的群眾而自由」。蘇汶自稱代表「作者之群」的「第三種人」，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辯論(《現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一文中，為胡秋原辯解，展開了論戰。爭論的焦點是文藝與政治的關係。蘇汶等反對政治「干涉」文藝，強調文學真實性的獨立地位。周起應著文《到底是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藝》(《現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進行反批評，強調「無產階級的階級性，黨性不但不妨礙無產階級對客觀真理的認識，而且可以加強它對於客觀真理的認識的可能性。因為無產階級是站在歷史發展的最前線，它的主觀利益和歷史的發展的客觀的行程是一致的」；瞿秋白則提出"文藝永遠是、到處是政治的留聲機」，片面、錯誤地趨向了另一極端。蘇汶在(「第三種人」的出路》中指出：文學的武器作用「不能整個包括文學的涵意。」文學的階級性不意味著「那種有盲目的意識的鬥爭」；「反映某一階級生活」並非「必然贊助某一階級的鬥爭」；"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文學」並非「即是擁護資產階級的文學」。文章還抗議左翼理論家「借著革命來壓服人」，「有意曲解解別人的話」及"因曲解別人而起的詭辯和武斷」。歌特(張聞天)在黨內刊物上發表《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維護了文學真實性標準的獨立價值，對真實性與黨性、政治傾向性作了較為辯證的分析。認為。「不是無產階級的作品，但可以是有價值的作品」，否認文學真實性標準的獨立意義，會導致這樣的觀點：「凡不願做無產階級煽動家的文學家，就只能去做資產階級的走狗」，這反而把文學的範圍縮小了，束縛了文學家的自由。張聞天、馮雪峰在批判小資產階級作家脫離時代、脫離階級的幻想的同時，強調了細心、耐性地在文藝界建立統一戰線的客觀要求。 關於「大眾語文論爭"。 這場討論是因為1934年5月汪懋祖、許夢因等發動"文言復興運動」引起的。6月，進步作家陳望道、胡愈之、夏丏尊、傅東華、黎烈文、陳子展、趙元任、沈雁冰等集會，決定掀起反對文言、保衛白話的運動，展開大眾語的討論。這次論爭的焦點集中於文學語言問題。它上承"左聯"內部兩次「文藝大眾化"討論，參加人員涉及整個文化界，發表文章數百篇。論爭總結了五四「文白之爭」以後文學語言發展的經驗教訓，批評了歐化與半文半白的傾向，糾正了一些「左聯"作家否定白話、提出語言有階級性等「左」的錯誤，探討了現代文學語言的特點及其發展方向。這是繼「文白之爭"後的又一次重要的文學語言論爭，對此後的現代文學語言的發展起了較深遠的影響。 30年代還有左翼作家對林語堂、周作人「性靈文學"的批評。1932年林語堂創辦《論語》半月刊、1934年主持出版小品文半月刊《人間世》，1935年又辦《宇宙風》，以這三個刊物為陣地，張揚自我表現的「性靈文學」。林語堂解釋「"性"指一個人之性，"靈"指一人之"靈魂』或"精神』"。周作人的理論與他一致。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強調對靈魂自我審視與表現；強調人的"性靈"(自然本性的流露)，文藝要擺脫社會的約束，回到"自然」提倡小品文，特重明清小品，推崇閑適。而在主張文學是戰鬥的武器的左翼作家們看來，這種文藝思想之產生是對黑暗社會現實的逃避，推卸社會責任。魯迅認為，這是「靠著低訴和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庸」，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閑功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 左翼作家還與朱光潛、沈從文等發生過論辯。這些京派文學家強調文學與時代、政治的距離，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學價值。朱光潛推崇「和平靜穆」是美的最高境界。魯迅則提倡戰鬥的力的美，在《白莽作<孩兒塔>序》中稱殷夫的詩「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煉，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沈從文與茅盾就作家把握文學的「藝術」與「時代」的問題上發生過爭論。總的說來，第二個十年文藝思想領域是左翼革命文學理論與人文主義美學主張兩大文藝思潮的對話、碰撞、交流。其特點是，始終集中在文學藝術發展的外部關係(文藝與階級、文藝與政治革命、文藝與生活和時代、文藝與人民)上，文學藝術內部關係問題、美學範疇的問題，卻未能得到全面的展開。由於各執一種價值體系，問題的爭論也不充分，解決得也浮光掠影。無論怎樣，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成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指導思想，而人文主義文學思想也對左翼作家的創作發展產生了影響。五四文學的「人」的觀念與現實主義，又有了新的生髮。

你的讚賞是我堅持原創的動力

讚賞共 0 人讚賞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