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海風：也談延安文藝座談會

也談延安文藝座談會 ○史建國 偶於近日讀到北大歷史系女博士尚微的一篇大作《關於延安文藝座談會——評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北京大學學報》2003.2，人大複印資料《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2003.8轉載），有些不同的看法想提出來探討一下。 看題目便知，尚微博士的這篇文章是書評，是對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先生的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的評論。高華先生是歷史系的教授，尚微則是歷史系博士，而我卻是學文學的，按說這種歷史範圍內的討論本不該由我這門外漢插嘴，但是尚微的這篇文章論的是「延安文藝座談會」，我想既然與文藝扯上了邊，也就無疑給了我說三道四的資格。 讀完這篇文章，一個非常明晰的感覺就是二者沒有站在同一個立場上進行討論。高華先生的這本書是從「人」的角度來寫毛澤東的，對毛澤東的考察與評價也是從一個普通人的立場出發的；而尚微的這篇文章卻是從作為「政治家」、「領袖」的角度來捍衛毛澤東的。因此在「人」的關照下所顯現出來的勾心鬥角、玩弄權術甚至陰險狡獪、老謀深算，從「政治家」或「領袖」的角度來觀察就顯得非常正當甚至是必備的了。誠然，對於毛澤東這樣一個曾經影響巨大的政治家和精神教父來說，能不能完全撇開身份的外衣，而單從「人」的視點出發直接進行近距離透視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尚微博士在她的文章中所關注的並不是這個，她只是對《紅太陽》一書中高華先生關於延安文藝座談會所作出的立論進行了全面反駁。 尚微在這篇文章中先列出了高華先生所認為的通過延安文藝座談會而確立起來的所謂「毛氏『黨文化』觀」包含的五個核心概念，然後逐條進行了批駁。針對高華先生總結的第一條，「文藝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高目標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利用文藝的各種形式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尚微針鋒相對地指出，「筆者認為高華先生的這段論述，沒有將毛澤東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下來進行研究。」因為在那時，陝甘寧邊區的文化十分落後，農民大多數都不識字，士兵們也是如此。所以「毛澤東提倡大眾文化不是沒有原因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這種觀點符合延安的實際情況」。在當時，「農民們需要的不是陽春白雪，而是確實反映了他們的生活實際，他們能夠聽得懂、看得懂的文藝作品。」 這段話所表現出的寫作者立場以及審視角度的差異不言而喻，就其論點本身也不無可討論之處。從時代背景以及毛澤東當時的政治地位來看，提倡大眾文化當然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是必要的。但這其中也存在著一個悖論，即是否因為「農民需要的不是陽春白雪」就拒絕一切陽春白雪呢？一種提倡本身也許並不存在什麼問題，但是具體到貫徹之中卻往往會走向極端。「不革命即反革命」這樣的邏輯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期里是非常流行的。不為工農兵服務就是為資產階級服務，就是為階級敵人服務。在宣告文藝大眾化合法性的同時也就把一切非大眾化的東西（陽春白雪）推向了一種非法的地位，從而造成文藝發展呈現一種不健康的姿態。事實證明，「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實踐也恰恰產生了這樣的效果。這一時期的文藝作品普遍比較粗糙，藝術性較差，格調不高。甚至一批在二三十年代寫出許多優秀作品的老作家、藝術家，在創作上也表現出了明顯的退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事實面前我們沒有理由不對這種倡導的科學性以及藉助政治話語進行推廣的方法產生懷疑。文藝作品就其本質來說的確具有社會功能，而且我們也不反對利用文藝來達到宣傳鼓動的目的。但文藝是否僅具有社會功能，是否只能用作宣傳的工具？魯迅先生說得好，「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1] 有意思的是尚微在這篇文章中還選用了兩個人的論點來對自己的立論提供佐證，一個是胡喬木，一個是丁玲。並且認為他們「在毛澤東的身邊工作過並且對毛澤東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都比較熟悉」，因而對毛澤東的評價「是比較客觀的」。且不說他們二人的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作者的論點，單是這種選用論據的邏輯就大值得懷疑。胡曾長期擔任毛澤東的秘書，號稱毛澤東的頭號筆杆子。他對毛一向是言聽計從，毛的許多發言或文章都是由他起草潤色的。說他對毛的評價是「比較客觀的」，無異於是說毛對自己的評價是比較客觀的。而丁玲與毛澤東的關係也非同一般。1936年丁玲初到延安就與毛澤東建立起了親密的關係。1936年11月下旬，丁玲奔赴前線。12月間的一天，在前方正準備迎接新年的丁玲，突然從聶榮臻司令員手裡接過一封電報，打開一看，原來是毛澤東發來的一首詞，那就是廣為人知的《臨江仙?給丁玲同志》。對於毛澤東的此舉，毛澤東研究專家陳晉在《文人毛澤東》中頗有一番感慨：「使許多人納悶的是，從1937年到1947年，在延安居住的整整十年時間裡，毛澤東留下的大量文字中，卻沒有詩。……在這十年間……似乎缺少了醞釀事情的動力和衝破空間的想像。」可以說，「從1937年開始的十年時間裡，毛澤東作為『馬背詩人』的時代過去了。」而「他是以一首贈給作家的詞為標誌，來結束『馬背詩人』時代的。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贈給作家的作品」。[2]獲此殊榮的作家就是丁玲，獲贈作品就是這首《臨江仙》。正像王彬彬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言，「以電報的方式寫詩詞，這真是一種特別的慰問，表達的應是一種特別的珍愛。而說丁玲手中的一支『纖筆』可抵『三千毛瑟精兵』，把剛來到軍中的丁玲稱為『武將軍』，也真是極高的評價了」。[3]也許我們還應注意到，在整風運動中，也正是有了毛的「《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4]等一席話，才使丁玲幸免於難的。毛與丁玲的關係於此可見一斑。按常理來講，就為避嫌而言選用丁玲的話來作為肯定毛的證據也是不恰當的。然而在文中，尚微卻稱，丁玲「對毛主席的評價極為客觀」！不知這種論斷的理由從何而來？ 高華先生所總結的第二個所謂「核心觀念」是：「和工農兵相比，知識分子是最無知和最骯髒的，文藝家的主體意識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無稽之談，因此知識分子必須接受『無產階級』的改造。」對此觀點尚微寫道：「毛澤東非常重視從淪陷區和國統區來到延安的知識分子，並不像高華先生所講的毛澤東認為『和工農兵相比，知識分子是最無知和最骯髒的』。在延安，每當有知識分子來到延安，毛澤東必然抽出時間與他們見上一面，並且十分關心知識分子的生活。」 儘管如尚微所言，高華在這裡不免有「肢解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整體論述或者截取隻言片語來說明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之嫌疑。然而卻不能不指出，重視知識分子和認為知識分子最無知最骯髒二者是並不矛盾的。 毛澤東的確非常重視知識分子。他曾這樣說：「如果知識分子跟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結合起來，就是說，筆杆子跟槍杆子結合起來，那末，事情就好辦了。拿破崙說，一支筆可以擋得過三千毛瑟槍。但是，要是沒有鐵做的毛瑟槍，這個筆杆子也是無用的。你們有了筆杆子，再加上一條毛瑟槍，根據拿破崙的說法，那末，你們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槍了。有了這，什麼帝國主義也不怕，什麼頑固分子也不怕。」[5]1942年5月2日的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也曾說過，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後來正式發表時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語言：「手裡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6]可見，他的所謂重視知識分子，是從戰略角度出發的。他所重視的是他們的「用處」，著重考慮的是如何讓他們發揮出最大的「戰鬥」威力。而「五四」以後的知識分子大都經歷了思想的啟蒙，他們嚮往自由民主，有著強烈的自尊心和獨立表達意識。這些顯然都不適合革命戰爭的需要。毛要使他們統一思想，成為一致對外絕對服從命令的「戰士」。要促使他們實現這樣一種角色的轉變，就必須對之進行「改造」，而首先要做的就是徹底摧垮他們的自尊心。讓他們意識到「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世界上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7]毛的「重視知識分子」和以為知識分子「最無知最骯髒」其實都服務於同一個目的，那就是把知識分子都改造成「戰士」，組建一支指哪打哪絕對服從命令的「文化的軍隊」。因為他意識到僅僅有手裡拿槍的軍隊是不夠的，革命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他說，「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8] 知識分子的人格獨立和自由表達是以其經濟獨立為前提的。他們必須不依附於任何體制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而40年代初的延安恰恰取消了這一必備的基礎。這是一個「戰時共產主義的理想國」，[9]在這裡生活的人衣食住行都實行供給制。這也並非一個可以隨意來去的天地，進出都要有駐軍頒發的「通行證」。在這樣一種環境中，知識分子想不成為「戰士」都不可能了。高華先生提到魯迅弟子、著名作家蕭軍是當時延安文藝家中唯一一個不堪體制束縛進行抗議的特例。他「於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縣川口區第六鄉的劉庄，與妻子兒女勞動墾荒，過著幾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後蕭軍全家返回延安，仍舊被納入到行政組織之內。」這本是一件無可辯駁的事實，然而尚微在文章中也提出了質疑，甚至還不惜以大段篇幅試圖告訴人們蕭軍離開延安的經過。然而我們讀後卻發現，她其實什麼也沒說。高華先生說的是1943年12月蕭軍離開延安的事，尚微卻大談1941年七八月間蕭軍的情緒波動以及毛澤東對他的關心，最後把蕭軍離開延安到農村生活的事一筆帶過留下一個大大的問號。 蕭軍是怎樣離開延安的呢？1940年6月蕭軍第二次去延安，到1941年7月下旬，他因不滿「所見到的延安的一些不良現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義、行幫作風」，「所以決定離開延安到重慶去，能夠直接和反動派做鬥爭更痛快！」經毛澤東勸說挽留，蕭軍又留了下來。1943年，延安「整風「到了「審干」階段，蕭軍和毛澤東斷了來往。此時他們一家住在中央組織部招待所。招待所的負責人蔡主任宣布，無論任何人不準在山上吃飯，每餐必須下到山下食堂去吃飯。這年12月初，蕭軍的妻子產期將近，從山上住處到山下就餐感到非常困難。為避免流產，蕭軍向蔡主任說明理由並請求可否讓他把妻子的一份飯菜帶上山去？飯菜給多少都可以。沒想到蔡主任堅決不允許，他說： 「任何人都不許搞特殊化，必須下山到食堂去吃飯。」其實蔡主任夫婦和整風學習領導小組的委員們都是由小鬼給送飯送水在山上窯洞里吃的。因此蕭軍反駁說： 「既然你說任何人不許特殊化，你們兩口子怎麼讓小鬼把飯菜送到山上去吃呢？」 「我是主任，你敢批評我！」 「別說是你！毛主席說過，連共產黨有什麼錯誤都可以批評！」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爭吵起來，最後蔡主任惱羞成怒下了逐客令： 「你嫌這不好，可以走！」 「走就走！」蕭軍也不示弱。俗話說「吃誰的飯服誰管」，不吃這份供給了，也不受這份窩囊氣了！蕭軍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決心離開招待所下鄉去當一名老百姓。[10] 由此可見，高華先生在選擇史料時是準確的，對於蕭軍離開延安而下鄉務農的原因也概括得比較恰當。倒是尚微自己顧左右而言他，洋洋洒洒地寫了一大段，但卻不知所云。 對於「王實味事件的爆發，就成了毛澤東整肅延安文藝界的最佳突破口」這樣一種觀點，尚微也引用了丁玲的話進行反駁。並且提出，毛澤東一直都在考慮解決解放區沒有文藝政策的問題，而「不僅僅因為出現了《三八節有感》和《野百合花》。他們並不是誘因，而只是由於召開文藝座談會的時機已經成熟」。丁玲的話能否作為有力的論據前面已經說到了，此處不再贅述。其實尚微在這裡也等於放了一記空炮。高華先生只是說王實味事件「成了毛澤東整肅延安文藝界的最佳突破口」，並沒有說這就是誘因。恰恰是尚微自己說這是誘因然後進行了嚴正的反駁。這就好比「左手打右手」，不過一種自己玩的把戲。事實是，1942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為配合整風出版的牆報《矢與的》創刊。創刊之初，王實味就在上面發表了數篇文章，對自己所觀察到的不合理現象進行批判。不幾天，王震看過牆報後當即表示不滿，說：「前方的同志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11]毛澤東得知後，也於4月初的一個晚上，由衛士陪著，提著馬燈打著火把看了《矢與的》牆報。看完後，毛隨即指出：「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12]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王實味事件成了「毛澤東整肅延安文藝界的最佳突破口嗎？」 針對高華先生在文章中所說，毛澤東認為「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尚微也提出了質疑。她援引毛的原話寫道： 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不是這樣說的，毛澤東認為「『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並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毛澤東在這裡並沒有反對利用魯迅的雜文式的寫法，他只是認為，時代變了，革命的領域、對象發生了變化，針對不同的人採取不同的寫法。…… 稍稍讀過一點魯迅的雜文或是稍稍有一點文學知識的人恐怕讀了毛澤東的那幾句話都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樣的闡釋寫得糟糕極了，簡直就像從一篇蹩腳的中學生作文里摘出來的。毛澤東所講的「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同高華先生所言「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是同一個層面上的意思嗎？魯迅在對著黑暗猛烈開火，辛辣犀利地嬉笑怒罵時，他顧及過黑暗是來自「敵人的」、「同盟者的」還是「自己隊伍的」嗎？在他的眼睛裡，不管來自哪方的黑暗都是黑暗，他都要去揭開它的蓋子，讓其露出本來的面目。這才是魯迅！這才是魯迅的雜文精神。魯迅最可稱道之處就是有著強烈的甚至近乎嚴酷的自審意識，他在指出別人「吃人」的同時也勇於承認自己也曾「吃過人」。拒絕揭露自身的陰暗面，只允許把矛頭齊刷刷地指向對方，利用魯迅式的勇猛和一往無前去跟敵人「戰鬥」，這只是對魯迅的一種嫁接和演繹，對魯迅的一種工具性的挪用。當人為地把陰暗現象劃定範圍，規定這種或這些地方的陰暗面可以諷刺可以批判，那種或別的地方的陰暗就不許寫的時候，魯迅的雜文時代也就結束了。 在文章的結尾，尚微寫道，「儘管毛澤東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及講話本身也有時代和環境的局限性，也不能完全否認毛澤東對中共文化政策確立所起的歷史作用，進而否認整個文化政策。」而我要說的是，沒有人能夠否定毛澤東對中共文化政策確立所起的歷史作用，更不能否定整個文化政策（尚微用的是「否認」，而對於曾經切實存在過的事實更是任何人想否認都不可能的，這就不必說了）。但是對於特定時期的文化政策，時隔多年，當歷史的塵埃落定之後，我們有必要作出自己的評價。對於它在歷史上所起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兩方面都要做出實事求是地考察，而不是戴上一副有色眼鏡人為地過濾掉或是曲解某些史實以達成自己的結論。「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我不懂歷史，但我認為這才是歷史的態度，才是研究歷史的意義所在。 [1]魯迅：《文藝與革命》，《魯迅全集》第4卷，第84頁 [2]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頁 [3]王彬彬：《良知的在場與缺席——丁玲的命運沉浮與人格形成》，《風高放火與振翅洒水》，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頁 [4]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 [5]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48頁 [6]高樹等編：《歷史巨人毛澤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87頁 [7][8]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851頁，第848頁 [9]朱鴻召：《延安文人》，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頁 [10]王德芬：《蕭軍在延安》，《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4期 [11]李言：《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轉引自朱鴻召著《延安文人》，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頁 [12]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頁

子湯網瞻彼洋矣，唯聞泱泱；君子至此，子心寫兮。裳裳華者，葉何蒼蒼；知君宜之，其維有章。*//club.dayoo*/

你的讚賞是我堅持原創的動力

讚賞共 0 人讚賞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