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文化革命初期的林彪(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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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第五章、文化革命初期的林彪(8-10)作者：秋石客 2008-04-04 18:09:28 發表於：博客中國

8.「七、二零」事件

七月二十日，武漢發生「七二零」事件，該事件成了中國文革由放到收的轉折點。

有材料說毛澤東去武漢前知道武漢很亂，成了全國的一個焦點，中央一開始是不贊成毛澤東去武漢的，但毛澤東自信能解決問題並執意要去。結果武漢軍區支持保守組織衝擊毛澤東在武漢的住地東湖，毛澤東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經毛澤東同意，林彪等在北京調兵遣將，毛澤東秘密脫離險境，飛往上海。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舉行支持武漢造反派的群眾大會，並在報刊上公開提出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口號，全國陷入真正大內戰邊緣。

在筆者看來，武漢七二零事件相當於歷史上的西安事變，打亂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改變了武裝左派與右派放手一博將文革進行到底的想法，使毛澤東下決心儘快結束文化革命。

對武漢軍隊異動問題的處理，毛澤東並沒有深究，並在某種程度上是保護武漢軍區陳再道等人的。筆者認為，作為偉大政治家，毛澤東更看重軍隊山頭的平衡，所以並沒有深究陳再道等將帥，並不是怕陳再道類，而更可能是警惕林彪一方勢力坐大。武漢事件是一場影響文化革命全局的事件，陳再道逆行有沒有後台等，非常值得研究。徐海亮著《東湖風雲錄》頗有所得，有興趣者可一閱。

七二零事件後，中國左派開始四面出擊

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對河南一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團講話，提出左派要「文攻武衛」的口號，不準備妥協，試圖將文革進行到底。

八月七日，謝富治發表講話，提出砸爛公檢法，提出毛澤東讚賞的群眾專政革命主張，具有深遠的意義。

八月七日，王力發表奪外交部權的講話。在王力、關鋒支持下，造反派砸爛外交部政治部，封閉部黨委，奪外交大權，衝擊了周恩來的政府。隨即發生諸如八月二十二日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那樣的一系列涉外事件，嚴重破壞我國對外關係和聲譽。

面對左派從中央到地方衝擊軍隊、衝擊政府的浪潮，毛澤東顯然不能應付多個戰場，樹敵過多，決定收拾打亂仗的極左勢力。

八月底，毛澤東批准周恩來的報告，對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第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此後，毛澤東等以反多中心和抓五一六為名，控制了地方群眾扱左勢力，都是為實現其結束文革戰略服務的。

王、關、戚是文革激進派代表，當時他們有無個人野心想立功進常委，對這個問題分析沒有多大意義，即便有也沒什麼。重要的是，讀者應該知道這是一種社會思潮，並不是他們三個人的事，對王、關、戚沒有專案說明毛澤東很清楚他們的性質，戰略調整總得有人犧牲。

八月九日，林彪發表講話說：「現在不少地區黨、政機關癱瘓了，表面上看來很亂，這個亂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現在的革命是革我們原來革過的命的命」等主張，並提出「要建立新的國家機器」，表明林彪並不了解毛澤東要結束文革的戰略意圖，同時表明了林彪的革命政治觀點。林彪認為：武漢事件是很壞的事，現在變成了很好的事情，對全國文化革命有很大的推動，教育意義很大。文化革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大革命，本質上是社會主義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這個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不經過這個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就弄不清哪些是社會主義，哪些是資本主義。

林彪的這些話是很值得後人深思的，看來林彪並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把武漢事件看得很嚴重，想收兵，他反而很樂觀，想擴大戰果，反映了他們之間對文革收和放的分歧。

對林彪的文革認識同毛澤東的差別是一個很重要內客，這裡面引用一段徐海亮《武漢事件」及其在文革進程中的位置》及筆者的評論加以說明。

「事件發生後，中央在北京緊急研究處理、善後和宣傳措施。《王力反思錄》說：社論從這時候就開始提「軍內一小撮」，這把火是林彪點的。（！！重要之至，說明林彪是不想退卻的，強調這一點很重要，可以有力批駁林彪不想繼續革命的說法。）他說：過去有三個大軍區不聽話：北京、武漢、成都，他沒有辦法。陳再道就是不聽話，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題目了……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報告後，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意在報刊上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後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主要是那個『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東興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總理，康生向關鋒傳達，進行了布置，總理也向戚本禹傳達布置。最令人感動的是：在批鬥我的會上，總理說：我們也有責任。江青和林彪卻不認賬。」王力的認識可作一個參考。問題是，「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並非始於武漢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確定了這一點；也不能單純認為「七.二零事件」後的火是林彪一人點的，社論的提法他就難於負具體責任，很快，王力、關鋒和具體執筆的林傑，就為武漢事件後兩報一刊連篇累牘的宣傳攻勢的文章和提法——王力為在中央給武漢市的信中加上了「和軍內」的字句，將付出政治生命的代價，文革小組的激進文人們，至今也沒有脫掉干係。問題是，在1967年的七（月）下八（月）上短短的半個多月里，從毛澤東到當時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認可了這個提法，大多數文革運動的積極分子和領導幹部也視為正常。誠然，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問題。此前，中央文革的激進文人就按他們理解的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說的好，但不是理解，而是有，後來毛主席變了，開始調整。）利用武漢問題在宣傳中大肆宣揚了「揪軍內一小撮」，本來武漢事件就引發了左的傾向的抬頭，群眾性的懷疑一切，衝擊各軍事機關、部隊和對文革不滿的領導人，現在有了大家都一時難以懷疑的中央輿論，於是皆向著文革的「第三階段」奔去。僅僅是對陳再道似的人物與順藤摸瓜的衝擊，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國，首當其衝的是原來四方面軍的高層幹部和各軍區領導。文革中一再顯露出的所謂「一方面軍整四方面軍」的暗傷，完全可能立即變成頂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線鬥爭和對軍隊高級領導的教育，引到山頭與宗派與歷史恩怨的歧路去，當然是毛澤東、周恩來並不主張的。（只突出文革的宗派主義是不恰當的，沒有上升到根本的政治層面，也是一種宗派主義）作為主持軍隊工作的副統帥，林彪也似未希望與主導各個軍區癱瘓和主官垮台。他對普遍的搶槍浪潮也是極為擔憂與不滿，他口述了給毛澤東的信，認為情況比較嚴重，急需採取一些嚴厲措施，甚至讓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幫忙修改。看來，他並沒有希望自毀長城。不過，親歷者張秘書注意到：「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現前後判若兩人…（！！！！關鍵，由積扱到消扱，或者消扱同意毛澤東調整戰略）…過了『八一』，他又恢復少言寡語、悶悶不樂的狀態」。（表明林彪不同意毛澤東的退卻戰略）毛澤東沒有同意林的看法，毛認為搶槍情況並不嚴重；江西形勢嚴峻時，周恩來曾主持一個參加者極少的緊急軍委擴大會，起草並發出制止江西搶槍的電報，散會後人們回到釣魚台，戚本禹告訴他們：毛澤東在上海對電文批示已經傳到，仍然認為為什麼軍分區已經給保守派授槍，我們就不能武裝左派？（這表明不止一個人是林彪的心態。）」

八月十七日，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軍委辦事組。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等四人組成，吳法憲牽頭。

軍委辦事組的成立，標誌著文革槍杆子班子成立。文革小組與軍委辦是毛澤東搞文革的文武兩翼，他們若能團結起來意義重大，反之則適得其反，可惜最終未能團結起來，令文革遭到重創。

後來人把軍委辦事組說成是林彪的辦事組，有違事實，忽視了毛澤東的決定作用。客觀的講，精幹的軍委辦事組還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軍委辦事組的問題是驕傲自滿，不尊重中央文革小組，沒處理好毛、林、周、江的關係，特別是對江青至死不服氣，論資排輩、輕視女政治家，鑄成大錯。

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一邊進行教學，一邊進行改革」。進一步表明了毛澤東對文革由放的方針變為收的方針。

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轉發毛澤東於七月至九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紀要。毛澤東認為：「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毛澤東號召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指出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要整的，但是，他們是一小撮，要擴大教育面。提出了結束文革的基本目標。

十一月六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紀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會上講話，高度評價毛澤東及文化革命對國際共產主義偉大貢獻。《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編輯部重要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這篇文章首次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高度概括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六個方面：必須用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就是要開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文章指出這一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

十一月二十九日，林彪給海軍首次學毛著積極分子大會題詞：「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十二月八日，林彪在接見軍委政工時講了話：我軍歷來是靠政治工作，靠思想革命化，靠毛澤東思想領導的。軍隊有今天，國家有今天，主要靠毛澤東思想，離開這個，解放軍就不成為其解放軍。毛澤東思想是政治中的政治，靈魂中的靈魂，核心中的核心。

一九六八年，林彪繼續走在文化革命的前沿，配合毛澤東，但積極性明顯不如以前。

9、「揚余博」事件

三月，出現被稱之為不大不小「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揚、余、傅」在當時公開的罪名是大刮為「二月逆流」翻案邪風，鼓吹多中心，搞右傾主義，分裂黨中央，互解解放軍，推翻新生革委會，搞獨立王國，搞黑材料，衝擊中央文革等。

楊成武由於把毛澤東的一些機密人事談話外傳，搞華北山頭，寫文章「大樹特樹」毛澤東及林彪出格，導致毛澤東不滿；由於同林彪保持距離而遭林彪疑心；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由於帶武裝人員進入中央文革駐地等，得罪了江青、吳法憲，加上為軍內二月逆流人員說好話等原因，導致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命令，以反宗派主義為名，撤銷楊成武的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軍委常委等職務；撤銷余立金的空軍政治委員等職務；撤銷傅崇碧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職務。同日，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溫玉成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同時，改組軍委辦事組，增加了黃永勝、李作鵬等人，黃永勝為組長。

「揚、余、傅」事件同「王關戚」事件大同小異，非常特殊和複雜，如果說為軍政勢力犧牲了文革小組的王、關、戚，能不能說敲打揚、余、傅是對軍方的警告和為江青的文革小組助威呢？我看是完全可能的。

從政治術語上講，如果反王關戚是反左，反揚余傅就是反右了。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中央軍委常委不再開會，軍委辦事組實際上取代了軍委常委，表明毛澤東當時對軍委辦事組人員是信任的。但後來文革中堅力量江青、康生、春橋等同辦事組成員黃、吳、葉、李、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及其他會議上經常發生衝突，互不服氣，加速了文革文武兩派分裂，毛澤東和林彪也不可避免捲入其中。

七月三日，為穩定局勢，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布告，提出六條措施，嚴禁破壞交通、搶劫軍用列車、衝擊解放軍機關、殺傷解放軍指戰員等。二十四日，中央再次頒發布告，做出六條規定，制止部分地區的武鬥事件。

七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對《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作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挂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指出了學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後，全國各地紛紛辦起了「七·二一」大學。

七月二十七日，北京組成三萬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當時派性鬥爭激烈的清華大學，整頓秩序，制止武鬥。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截止八月底，首都五十九所大專院校全部進駐了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此後，派遣「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的辦法，不僅普及教育單位，而且擴大到除軍管以外的各級黨政機關。這是毛澤東結束天下大亂的新措施。

七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林彪召見了學生「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親切交談了五個多小時，林彪也做了發言：今天是毛主席親自關心你們，做了最正確、最重要、最明確的、最及時的教導，這次如果置若罔聞，要犯很大的錯誤。

筆者認為，歷史證明，不止是老幹部，當時學生領袖也是很少成熟的，跟不上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像有人在接見會上提問題得罪林彪就是不智的。

九月五日，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至此，全國山河一片紅。經歷了二十個月的奪權鬥爭草草收兵。

筆者認為，文革左派奪權只是個表面現象，實際上三結合是個各派妥協產物，左派並沒有成全部主角。

九月七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的社論，文章說文革「整個運動已在全國範圍內進入了斗、批、改的階段。」文章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里的斗、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充分反映了毛澤東想通過斗、批、改來達到發動文化革命勝利結束的目地。

九月十六日，以周恩來為組長的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向中央整理報送了三本劉少奇的罪證材料。江青在這些材料的批語中，稱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是「美國遠東情報代表」。二十九日，林彪批寫，「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另外，周恩來作了更嚴厲的批示。

十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關於「廣大幹部下放勞動」的號召。各地普遍開辦五·七幹校，把原黨政機關、高等學校的絕大部分幹部和教師，送到幹校勞動、學習。五七幹校，是毛澤東改造教育幹部不脫離勞動人民的一項重要措施。文革後有許多人把在幹校勞動稱之為蹲牛棚，無疑是嚴重誤解毛澤東的良苦用心，也是對勞動人民的誣衊。

10、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毛澤東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全會批准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做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全會還通過了準備召開九大的幾個文件。

劉少奇，湖南寧鄉人。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二零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一年到蘇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一九二二年，回國從事工人運動，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代主任、主任。一九二七年五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在上海、天津、北平、哈爾濱等地從事秘密工作。一九三零年夏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局委員。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回國，任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部長。一九三二年冬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中共福建省委書記。一九三四年十月參加長征，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團、第五軍團中共中央代表和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五年一月參加貴州遵義會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一九三六年春赴華北，任中共中央代表。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後，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皖南事變後，出任新四軍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和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一九四三年三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提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主持作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決策。一九四七年三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同朱德等轉移到華北，負責中央委託的工作。七月，在西柏坡主持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中國土地法大綱》。一九四九年三月，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隨後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四年九月，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一九六五年一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一九六八年被撤銷一切職務。一九六九年在河南開封病逝。

關於對劉少奇的評價，眾說紛紜。但就其思想和立場來說應該說是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表，至於是否叛徒問題，那就看你是相信毛澤東、周恩來還是鄧小平了。文革後說一個叛徒也沒有了，很不正常。筆者只能說劉少奇相比於歷史上的著名革命領導人如李大釗、方誌敏、蔡和森、瞿秋白等犧牲，其三次入獄而不死，很令人費解。

林彪在這次全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並提出了有爭議的把文化革命同文藝復興等並列提法。

林彪認為：人類自古以來有四次文化大革命運動 ，第一次是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影響世界二千年，但同我們這次比 較起來，是小巫見大巫，沒什麼了不起的；第二次是資產階級的義大利的文化 ，到了十四、五世紀，以文藝復興進入了繁榮時代；第三次是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思想大革命，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而第四次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革命，不僅是七億人口的大革命，而且是流傳到幾十億人 口，流傳到全世界，都有影響。

林彪的這種看法，本是一家之言，但卻遭到江青的批評，認為把馬克思主義和文化革命同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及資產階級文化革命相提並論是不適當的。江青在林彪的講話稿上批示後送給林彪看，引起了林彪的不滿。雖然江青這樣做無可厚非，但卻明顯反映了江青與林彪的不同和對立，這是江青與林彪的第二次公開衝突，為後來廬山風雲埋下了伏筆。

十月十六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誌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號召批判劉少奇推行的「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把批劉引向了深入。

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文化大革命期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達一千六百多萬，國家和企、事業單位為安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所支出的經費超過一百億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解決了城市青年安置問題，鍛煉了青年，縮小了城鄉差別，很值得繼續下去，現在的青年都應到農村勞動一至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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