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葯神》製作過程:每個笑點和淚點都經歷過精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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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的文牧野穿著黑色T恤,戴著黑框眼鏡,看起來有點疲憊。「我那個時候已經快麻木了。我在剪輯房看了不止1000遍了,帶著剪輯師剪了8個月,能有什麼感覺?」當被問及第一次看到《我不是葯神》成片的感受時,文牧野脫口而出。
耗時三年的作品第一次展現在大眾面前,文牧野比想像中看起來更平靜,儘管這是他第一部長片作品,儘管他身上還背負著監製寧浩和徐崢的期待。「我對票房其實沒多大預期,一開始我就跟寧導和徐老師說過,我會盡量做到不讓你們失望,不讓投資人失望。」
投資一億多的《我不是葯神》當然不會賠錢。豆瓣評分9.0,三天票房破九億,業內預測票房將超40億……上一部引起這般全民討論的電影,還是《戰狼2》。
- 中國社會的細節
破敗的街道,昏暗的保健品店,創可貼般的小廣告,蓬頭垢面的中年男人……影片一開場就構建了一個髒亂差的現實世界。《我不是葯神》的故事是現實主義的,由徐崢飾演的程勇本是印度神油店的老闆,在慢粒白血病人呂受益的鼓動下成了印度仿製葯「格列寧」的獨家代理商。從此,失意的中年男人搖身一變,成了一個能給病人提供低價葯的大英雄。
影片中有場重要的散夥戲,程勇和吃仿製葯的病人呂受益、黃毛等人一起吃火鍋。煙霧繚繞中,程勇宣布了自己不再賣仿製葯的決定,現實中,文牧野和寧浩則是靠一頓火鍋開始了這部電影的合作。
寧浩本來是想自己拍這個故事的。第一次看到《我不是葯神》的劇本時,他本以為又是一個催眠的故事,沒想到一口氣就看完了。半年後,他在做「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時認識了文牧野,就把這個故事交給了他,「他拍的東西都有很多細節。而這種現實主義題材,只有用準確的細節才能真正觸動人,讓人覺得有真實感。」
2008年從東北師範大學畢業後,文牧野成了一名北漂。和當年尚未因《瘋狂的石頭》成名的寧浩一樣,他也要靠拍廣告賺錢。三年後,他終於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師從田壯壯。
讀研二時,文牧野拍了一部講述老年人生活的短片《金蘭桂芹》,這部短片的靈感源於他有次在大連玩時偶遇的兩位老人。當時兩名老太太拉住他,不好意思地問他有線電視大廳在哪兒,兩人相互推讓,磕磕巴巴的對話引起了他對這個群體的注意。回去後,文牧野結合自己對姥姥的觀察,拍出了反映空巢老人生活的《金蘭桂芹》。
這種對現實的關注一直持續到今天。文牧野告訴河豚君,除了主角程勇,片中呂受益的經歷也取材於現實。現實中確實有這麼個病人,在妻子懷孕五個月時查出患病,天天想死,直到他看到孩子落地。「當時他就抓著孩子的手哭了,說我絕對不能死。」文牧野說。
正如寧浩所言,文牧野拍戲靠的是對現實細膩的觀察。《我不是葯神》里埋了很多細節,有些是為了反映現實生活,比如醫院門口的號販子;有些是為了營造氛圍,比如屠宰場的豬肉上停留的蒼蠅;有些是為了體現人物性格,比如發跡後的程勇看的書《做人的資本》。
有些地方,你以為是閑筆,其實也別有深意。比如曹斌給警察局長彙報案情的那場戲,局長掏出煙灰缸提醒曹斌「不要把煙灰灑出來了」。一個苛刻嚴厲、眼裡揉不下沙子的警官形象頓時鮮活起來。
- 從來沒想過什麼主義
「這世上只有一種病,窮病。」「誰家還沒個病人?」《我不是葯神》能引爆社交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擊中了社會情緒。對死亡的恐懼,對醫療體系的懷疑,對底層人民的同情……但在採訪中,河豚君發現,比起探討社會議題,主創更在意的其實是對人物的塑造。
「你如果只是想傳達一個意義的話,觀眾是聽不進去的。必須要把這個故事打磨地非常好看,觀眾才會敞開心門去聽你講這個道理。」文牧野說。在創作時,他和寧浩其實並沒有過多地考慮社會價值。因為在選取這個題材之時,社會意義就已經存在了。
塑造人物和深挖社會議題其實本質上並不矛盾。但在具體的創作上,還是會有打架的時刻。《我不是葯神》的結尾,程勇被抓,受惠於他的病人們站在路邊,上演了一場「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戲碼。故事最終指向了平民英雄的自我救贖,而非對醫療體制的反思和批判。
這種浪漫主義的筆調看似和現實主義氣質相悖,但文牧野卻並不這麼認為,「我從來沒想過什麼主義。所謂的『主義』永遠都是電影出來以後,別人給它貼的標籤。我作為導演,不管用什麼手法,都只想拍真實、好看、能打動人的故事。」
《辛德勒名單》《聚焦》《死亡詩社》……文牧野一口氣說了好幾部有類似情節的電影。「《聚焦》你看過吧,《聚焦》最後一場戲是電話響起,所有人都開始接電話,又來了一起虐童事件,電影結束。辛德勒不用說了,一輛車走,所有猶太人都在那站著……還有一個叫《死亡詩社》,你看過嗎?」文牧野越說越激動,邊說邊打起了手勢。
在《我不是葯神》中飾演思慧的演員譚卓說過,文牧野對電影里所有情節都有著準確的記憶。其實,不止《我不是葯神》,他對很多電影的情節都如數家珍。這或許源於他對類型片的深入研究。
「總之,類型化的電影在最後一定會有這麼一筆。這一筆要是不給,這個電影就塌了。」在拋出一連串影史經典作品之後,文牧野總結道。他認為自己是一個類型化的作者電影導演。「我基本上是處於類型化稍微多一點,作者化稍微少一點的那個位置。」文牧野打開雙臂,划出一道弧線,然後把一隻手挪到靠近「類型化」的那一端,「我把自己定位在這兒。」
確實,電影中處處可見類型化的痕迹。談起和寧浩的合作,文牧野覺得和他在創作上幾乎沒有什麼分歧,只有一個地方讓他印象深刻。最開始時,劇本里的程勇和現實中的原型陸勇一樣,是個慢粒白血病患者,文牧野想把他改成一個健康的人。寧浩對這個提議是猶豫的,他認為陸勇最大的魅力恰恰在於他就是個病人。
文牧野卻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他是病人,他的動機就是自救和掙錢,最後再救人,這個人物弧光非常小。」文牧野又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線,「如果辛德勒是猶太人,他救猶太人不是應該的嗎?只有辛德勒是納粹,他救猶太人,這個人物的變化才足夠漂亮。」聊過後,寧浩想了想,承認他是對的。類型化的人物總是相似的,但人們總會被這些相似的人物所打動。
- 誰是反派?
誰是反派?走齣電影院,大概很多觀眾都會思考這個問題。影片中其實沒有一個壞人,但對比代表弱勢群體的程勇一方,瑞士藥廠的醫藥代表似乎有些面目可憎,賣著高價葯,貪婪又無情。但葯企真的是壞人嗎?
「一個電影里總會有一個『反派』出口。你得有一個讓觀眾喜歡的人,也得有一個讓觀眾不喜歡的人。但是不喜歡不代表他壞。」面對部分來自醫藥界的質疑和不滿,文牧野如此回答。他承認這樣設計確實有商業層面的考慮,但同時也強調,真正好的電影應該做到沒有人錯。醫藥代表其實並不是反派,而是因為立場不同,才站在了主角的對立面。
《我不是葯神》的劇本寫了兩年半。其中一稿劇本,文牧野把反派設置成了黑社會,寧浩非常懷疑。他就像一面鏡子,負責給文牧野提問題,「你真的覺得你頭髮梳好了嗎?你真的覺得你的鞋不需要換換顏色嗎?」具體到反派的設計,寧浩一直在追問文牧野,「如果反派是黑社會,這就變成打黑的故事了,這事好像不是那麼個指向。它最後的問題是什麼?背後真正的利益集團到底是什麼?它是一種說不清楚的東西,還是一個具體的事物?」
雙方進行了長期的拉鋸戰。糾結到最後,結局是重寫。「其實當時已經準備往下一步推動了。我說還是先停一下,先把這件事搞清楚。」在寧浩的提議下,這稿劇本終究還是沒能拍出來。當時文牧野已經寫了一年多時間的劇本,非常疲憊。寧浩鼓勵他,你有可能創造一個偉大的故事,不要放棄。
最終,那頂模模糊糊的「反派」帽子被扣在了瑞士藥廠的醫藥代表頭上。準確地說,是把醫藥代表設置成了主角的對立面。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了。中國向來有人命關天的說法,任何事情在生死面前都可等閑視之。「我們很尊重知識產權。但是我相信,如果要在知識產權與人命之間抉擇,我可以放棄知識產權。只有打這個點,整個故事才有一種力量,這不僅僅是為了具體層面的戲劇衝突。」寧浩說。在他看來,現在的故事裡並沒有反派,警察、法官、醫藥代表……每個人都是有良知的。
除了醫藥代表,影片中另一個賣假藥的商人張長林,也是寧浩建議文牧野把他翻轉成「好人」的。張長林前期為了利益,甚至威脅過程勇要告發他,但後期隨著境遇的改變,他在審訊室最終沒有供出程勇,而是留下了一個略帶諷刺意味的狂笑。
文牧野和寧浩在反派設置問題上的討論,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個人氣質的不同。正如寧浩所言,文牧野是個有著古典浪漫主義情懷的人。他認為電影創作者在敘事時,必須要稍微偏向某一立場,「不可能完全中立,完全中立就沒有情感代入了,你過分冷靜了。」
而寧浩則更旁觀,更荒誕一點,「我拍的電影都比較冷,都是把觀眾放邊上,遠遠地看著這倆人,這仨人,這一堆人。不同的導演最終一定會拍出不同的玩意兒。」
寧浩無意把自己對荒誕現實的旁觀心態注入《我不是葯神》中。他反而認為,正是文牧野那種貼近人物、富有感情的寫法才會讓這個故事更有力量。「寧導特別棒的一點,就是他不會要求你變成他的藝術風格。」文牧野說。在創作過程中,他會定期和寧浩開會,每次他和寧浩交流新的進展時,寧浩的反應都是「挺好的」,要麼就是「還差幾度」。
「比如說我現在要往45度走,他會說你這其實是42度。而不會說,你為什麼會42度,這事回去自己想去。鏡子,就是能照出來你現在的美醜,但是無法給你整容,也不會逼你化妝。」文牧野說。
- 電影是建築學
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我不是葯神》有AB兩面,以那場重要的火鍋散夥戲為轉折點,前半段黑色幽默,後半段催人淚下。和用心刻畫人物性格一樣,影片中所有大大小小的笑點和淚點,也都是經過精確計算的。
「我覺得電影不只是文學,也是建築學,非常需要理性的平衡。怎麼吸引觀眾在電影院看兩個小時?就是把每個笑點和淚點都打好位置,再反覆去驗證。」文牧野說。《我不是葯神》在散夥戲之前大概有四五十分鐘,文牧野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得2~3分鐘安排一個小笑點,5分鐘安排一個大笑點,穿插進行,就像一條公路上的加油站一樣。「具體埋了多少個笑點我忘了,你可以算。」文牧野隨手選取了電影里幾個笑點,繪聲繪色地講起來。
大量笑點來源於前期的劇本圍讀會。文牧野找了很多喜劇演員坐在一起討論笑點。他們會對每個笑點打分。如果給到了滿分10分,就說明這個笑點太膩了,得謹慎使用。「畢竟還是一個相對嚴肅的題材,不能讓觀眾覺得是搞笑,而是要讓他們覺得是幽默。」文牧野認真地區分起搞笑和幽默,「搞笑是演員自帶的,幽默很多時候是靠情節的反差帶來的。」如果一個笑點太膩了,他們會想辦法把它削弱,甚至刪掉。
有些參與劇本圍讀的喜劇演員也在《我不是葯神》中貢獻了表演。比如跳鋼管舞的酒吧經理,只說了一句「車擋道了,開走開走」的保安,還有影片開頭演程勇前妻律師的小角色。這些並不算出名的喜劇演員,一點點描摹出這部電影黑色幽默的底色。
大笑過後,便是沉重,甚至虛無。影片後期的淚點,很多都能在前期的笑點裡找到對應。比如剛登場時戴著三層口罩,說著「吃個橘子吧」的呂受益。當他後期生命垂危卧床不起時,「吃個橘子吧」就成了淚點。「你想讓觀眾認真為這些角色痛心,那隻能先讓觀眾愛上他們。」文牧野說。
密集的笑點讓觀眾暫時忘卻了他們的病人身份,前期的歡笑不過是悲傷結局的序曲。《我不是葯神》就像一幢設計精細的建築,每個情緒點都經過周密排列,影院里有多少人笑,多少人哭,笑了幾次,哭了幾次,每次的情緒濃度如何,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經過如此精確計算的《我不是葯神》,最終卻並沒有安排一個驚天動地的結局。在劇情急轉直下即將變成悲劇的時候,鏡頭一晃,程勇被封神,獲得了「萬民景仰」。鏡頭再一晃,三年過去,程勇出獄,「正版葯進醫保了」。前期被人視若珍寶的仿製葯,轉瞬就成了沒人買的「那玩意兒」。
一些觀眾認為這是為了過審,文牧野很不理解,「為什麼大家就不相信我們國家會變好呢?怎麼就不能好了呢?」這位看《請回答1988》時能從第一集哭到第20集的導演,努力想在電影中傳遞希望,「2002年中國慢粒白血病是30%的存活率,我上字幕的時候是85%,現在已經是95%了,這難道不是社會的進步嗎?」
歸根結底,這依然是個浪漫主義的人物傳記。儘管現在的大眾討論早已超越電影本身,大量集中在醫藥體系層面,但它本質上依然是個平民英雄的故事。
河豚君曾問過寧浩導演,如果您來拍這個故事,結局會是怎樣?寧浩說,「這個故事本來就是一個浪漫主義的故事,存在著特別多正向的、溫暖的東西。所以無論交給誰拍,我覺得它都會是一個有正常價值體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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