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林散之書法比較（上）（中）(下)

于右任、林散之書法比較（上）

曹利華喬何

一、相似的人生經歷

在現代書法史上，論草書的成就，于右任、毛澤東、林散之是可以齊名的，從狂草的角度來看，毛澤東似乎更突出一些，於是我們提出了毛澤東為「現代狂草第一人」的觀點。那麼于右任和林散之呢？我們本想比出個高低，但是越比越覺得難，因為兩人有許多相近、相似、甚至相同之處。

於、林二人不僅所處的時代相近（于右任生於1879年，卒於1964年，林散之生於1898，卒於1989年）、壽齡相近齡相近（于右任85歲，林散之91歲）、幼年境遇相近（于右任不滿三歲喪母，遂寄居伯母房氏外家，6歲即隨鄉童牧羊，7歲讀私塾，12歲因家貧，課餘在紙炮房幫工；林散之，6歲在村裡讀私塾，14歲父親病故，被接到城內外婆家讀書，15歲去南京學畫人像）、青年經歷相近（于右任,17歲入縣學，成為秀才。20歲恰逢葉爾凱出任陝西學政，出試題以觀風全省，于右任作答，葉激賞，譽為「西北奇才」。21歲被委任三原粥廠廠長，負責賑濟災民，自此步入社會；林散之18歲在姐夫范期仁家教書，24歲工楷書，29歲完成《山水類編》，32歲從師黃賓虹函授書畫，35歲家鄉因水災造成餓殍載道，居無定所。乃挺身而出，義務擔任「圩董」，向政府申請麵粉，救濟災民，聲名大振）。

在後來的人生閱歷上，二人也有著相近之處。

于右任1906年在日本得識孫中山先生，"做徹夜之談，並加入同盟會"。從此追隨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先後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民呼報》、《民吁報》、《民立報》作主編，作記者，評論時政，"為民請命"，"闢謠邪而振民氣"。先生文章辭鋒勁健，文筆犀利。1912年先生即在南京臨時政符任職。嗣後，南北議和，袁逆稱帝，先生與中山先生再舉義旗，討袁北伐。1918年回三原就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主持西北革命大計，北伐段祺瑞。此後長期任國民黨監察院長。林散之1937年在烏江兩次遭日機轟炸險些喪命，41年日寇進駐烏江，鄰居兩人被打死，他倖免逃脫，在日寇鐵蹄下，林散之發出「亂世人命不如雞」的呼聲，質問「浩劫之成誰所使」，寫下了《今詩十九首》，對侵略者和漢奸進行了無情的譴責和鞭撻：「忽傳敵人下丰台，又報倭人海上來。記得烏江冬月八，伏屍滿地血流街。」「千年奇事一朝看，買賣官場上下貪。中國不亡真奇事，問他哪個有心肝。」49年解放林散之欣喜若狂，寫下了「東風初解凍，小鳥正呼晴」的詩句。50年被推選為江浦縣人大代表，1959年當選為江蘇省政協委員。

於、林二人的人生經歷可以概括為這樣幾句話：苦難的童年，不屈的奮爭，為國且為民，為藝先鑄心。

二、相似的求藝道路

現在有不少書評者硬是將于右任和林散之劃為碑派，說：「對草書的關注，自然與于右任試圖開拓、深化碑學創作領域有關，但頗可玩味的是，于右任在其《標準草書序》中，卻始終未將他對草書的重視與碑學的拓展、深化聯繫起來，而是從社會文化角度強調了草書的重要性」，「這當然是更為宏大的書法目標，但它卻偏離了于右任的草書審美意圖。但是這種意圖謬誤，在於右任的碑草書創作實踐中卻得到了有效的矯正」。（姜壽田《現代書法家批評》8—9頁）真是這樣的嗎？是于右任「謬誤」了「意圖」，還是我們「謬誤」了于右任的「意圖」？ 「林散之的卓犖之處在於他衝破董書的局限，融以漢碑隸法┅┅這成為林散之草書至為關鍵之處」。（同上25—26頁）「融以漢碑隸法」是對的，但是「融」到哪裡呢？閉口不說一個「帖」字。兩個有如此深厚功底都被譽為「草聖」的書法大家，能犯下如此低能幼稚的錯誤，確實很難讓人理解。但是否真是這樣，我們將從他們的藝術創作實踐中得到答案。

這裡首先要強調一個觀念問題：碑與帖沒有孰高孰低之分，沒有誰先進誰落後之分。當李世民推崇王羲之時，有揚帖抑碑之嫌；當康有為力薦北碑時，同樣有揚碑抑帖之過。作為今天的我們，碑與帖只是不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不同的書法風格和流派，都是我們今天發展書法藝術的寶貴資源和財富。以碑學為主，或以帖學為主，或以碑帖兼容，都可以創作出優秀的書法作品。揚帖抑碑不可取，揚碑抑帖同樣不可取，因為它們都違背了書法創作的規律。

于右任和林散之之所以被譽為「草聖」，是因為他們超越了一般的歷史偏見，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去把握書法藝術的創作規律。碑與帖在他們那裡，是根據自身的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水平和需要靈活運用。他們從來沒有將碑與帖分離開來，更沒有標榜自己屬於什麼派，他們需要的只是吸收知識和營養，因此他們獲得了最大的收益，攀登上了世人矚目的藝術顛峰（上）

轉載於《中國書畫報》2008年7月3日

于右任、林散之書法比較（中） 曹利華喬何

對於他們的書藝之路，我們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三段論，即帖—碑—帖。

在於右任、林散之開始學書的階段，正是康有為「尊魏卑唐」之說十分流行的時代，「若從唐人入手，則終身淺薄，無復有窺見古人之日。」（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但是他們沒有受其影響，而是按照學書的規律，打好基礎，先掌握書法的基本法則，然後求其發展。

于右任在40歲之前，先從唐楷入手，反覆臨寫顏真卿、柳公權等人的墨跡，對趙孟頫也下過很大工夫，甚至對毛漢詩「所寫王羲之十七鵝，每一鵝字，飛、行、坐、卧、偃、仰、正、側，個個不同」，也能習寫一二。1919年，于右任41歲書寫的《劉仲貞墓誌》，既有王羲之的遒媚勁健，又有王獻之的靈姿秀出，虞世南、李北海、趙孟頫的筆意和態勢也間或其中。此間，他也開始了從帖向碑的轉化，在這個過程中，他特別推崇《廣武將軍碑》，他說：「我最初學魏碑與漢魏，後發現了廣武將軍碑，認為眾美皆備，即一心深研極究，臨寫不輟，得大受用，由是漸變作風。」此碑書法正處於我國文字由隸變楷的演化過度階段。這個時期隸法已經極其成熟，楷法還沒有從隸書中全部脫胎出來，而是含蓄地孕育其中。這種似隸似楷的書體畫細長均勻，結字平直寬博。同《三老忌日碑》、《好大王碑》相近。結體有點像現代的美術字。然而行筆恣肆，氣象朴茂，時呈逸宕之勢，無雷同刻板之弊。在古代碑刻中稱得上一朵奇葩。從於右任所寫的碑誌來看，純魏楷的碑文很少，大多碑帖相融，剛柔相濟，超凡拔俗。于右任從來就是將碑帖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在創作中根據不同的內容、對象、環境等因素來書寫不同風格的作品。但是從他一生創作的風格來看，「帖」還是主導。明確了這一點，就很容易理解他為什麼花費這麼大的精力開創和推廣《標準草書》，而收集的標準字體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二王、懷素、孫過庭等等這樣的帖學書家的字體，而他75歲書寫的融碑於帖的今草《心經》，也自然可以戴上「草聖」的桂冠。

林散之走的幾乎與于右任同一條路，也是帖—碑—帖。林散之16歲從鄉親范培開學習唐碑，20歲時，林散之得拜和縣張栗庵為師，學書晉唐，於褚遂良、米芾尤精至。32歲拜黃賓虹為師，研習書畫，這對林散之的書風產生了重要影響。他自己說得很清楚：「由唐入魏，由魏入漢，轉而入唐，入宋、元，降而明、清，皆所摹習。於漢師《禮器》、《張遷》、《孔宙》、《衡方》、《乙瑛》、《曹全》；於魏師《張猛龍》、《賈使君》、《爨龍顏》、《爨寶子》、《嵩高靈廟》、《張黑女》、《崔敬邕》；於晉學閣帖；於唐學顏平原、柳誠懸、楊少師、李北海，而於北海學之最久，反覆習之。以宋之米氏，元之趙氏，明之王覺新、董思白誅公，皆力學之。」他還說：「六十以後學草書。草書以大王為宗，釋懷素為體，王覺新為友，董思白、祝希哲為賓。」（《林散之書法選集·自序》）為了攀登草書的頂峰，他對漢碑抱以極大的熱情，他說：「必回頭，苦幹二十年，痛下功夫。人不知鬼不覺，如獃子一樣，把漢人的碑刻一一摹下。」在專註草書之時，他又對王鐸的書法加以吸收、借鑒和改造，王鐸雖然是二王一路。但是他又能博採眾長，融於一體，很符合林散之的性格特徵，正如趙朴初1994年悼唁輓聯中所書：「雄筆映千古，巨川非一源。」

三、相似的藝術特色

于右任和林散之都不善於篆書和隸書，于右任這方面的作品基本沒有見到，林散之成功的作品也不多見（所見臨《西狹頌》敗筆不少）。這是不是因為篆書與隸書有過多的裝飾性而被輕看，而篆意和隸意常常被作為筆意蘊含在其它書體中。這樣的書法大家不在少數。

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藝術特色我們用博大、精緻、超邁六個字來概括：

博大

寬闊的胸懷：一個是革命者，一個是人民的公僕，他們總是把國家、民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于右任30歲創辦「民呼報」，刊登啟事曰：「今特發起此報，以為民請命為宗旨，大聲疾呼，故曰民呼。闢淫邪而振民氣，亦初創神州之志也」；林散之56歲高齡還任江浦現水利委員會副主任，寫下對聯：「封山育林此事重要，農田水利今時所需。」是時江浦縣乾旱，他親自組織農民抗旱救災。他們從不把書作當作謀取功利的手段，據于右任的隨身侍役任平先生的不完全統計，于右任傳世墨寶六萬餘件，但留給後代的是購買文房四寶的欠款條。林散之在他垂暮之年，將自己的書畫精品210件捐贈了出來，避免日後「家族內的紛爭，對子孫自主獨立創業不利」。書法藝術只是他們的人生感悟和精神寄語。

傅山認為作字之本在於作人，故他極推重柳公權「心正則筆正」的說法，以為書法的關鍵不在筆力而在人本身的品格修養，一旦大節有虧，筆墨是無法彌補其不足的，他最推重顏真卿之書，原因就在於魯公的節氣高邁，故他說只須有顏平原太守時抵禦安祿山叛亂的凜然正氣，筆下自會有壓倒一切，足以吞滅強虜的千鈞之力。于右任和林散之正是具有這樣博大胸懷的人。

于右任和林散之都是從唐楷到魏楷至漢碑，他們的楷書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寬博。于右任書寫的碑誌雖然一碑一面目，一年一境界，但是寬博是它們的共性，如《秋先烈紀念碑記》，由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撰文，歌頌先烈之偉業，激勵民眾前仆後繼。于右任採用底邊寬大、體勢開張、重心安定的結構以及方圓相融，剛柔相濟的線條表現出堅定、沉著、穩健的態勢。書法的文字內容與書寫的形式得到了完美的結合。林散之1963年所書的小楷《愛廬詩》風格寬鬆自如，點畫圓潤細膩，柔韌而遒勁，已臻於化境。晚年的作品，既融合各家，又貫通諸體，滲入隸意，其風格平正寬博。（中）

轉載於《中國書畫報》2008年7月7日

于右任、林散之書法比較(下)

曹利華 喬何

二、精緻

精緻對於人的要求就是認真、細緻、一絲不苟、堅忍不拔、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于右任和林散之做人是這樣，作書同樣是這樣。他們從不把書法作為純藝術來看待。中國的文字，從古至今都具有雙重功能，即實用功能和審美功能。只有當我們把書法放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來對待的時候，書法的審美功能才不會被削弱，且會得到更為充分的發揮。這就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獨特性。有的人總是想將文字的表義功能去除，將文字純藝術化，這是無視書法的獨特性的無知表現。

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行書可以用「精緻」二字來概括。行書看似隨意，其實寫好非常難。王羲之的《蘭亭序》之所以耐看，就在於瀟洒隨意中透著精緻。行書是成熟最晚的一種書體。它需要楷書的穩健、草書的流暢，行筆中還要有篆意和隸意。如果沒有對其他書體的把握能力，是很難寫好行書的。行書的便捷往往又和文字的實用功能相聯繫，常常用來書寫表情達意的詩文和信函。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行書正是體現了這些特徵。如于右任《致望兒、瑛媳函》、《致馮玉祥函》，林散之自作詩《太湖舊遊五首》、《書孟浩然〈春曉〉》等。雖然于右任的行書偏于堅挺，而林散之的行書顯得平和，但是精緻是他們的共性：字體古雅，筆力精到，遒勁精美，含蓄多趣。或字字區別，極富個性；或映帶相關，連綿一氣；下筆有源，使轉有法，意在筆先，熟能生巧，已達到神化自若的境界。正如蘇軾評論智永所說：「骨氣深隱，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平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一，乃識其奇趣。」

三、超邁

于右任和林散之書法的最高成就當屬草書，他們都被譽為「草聖」。

于右任的草書成就，不能不首推他所倡導的「標準草書」。他從實用和審美的角度確立了「標準草書」的原則：易識、易寫、準確、美麗。1931年，「草書社」成立。他和社中諸賢從所選的六十餘萬字中，確立了1000字作為草書「標準字」，其中涉及古今書家近150位,最多的是王羲之223字，其次是懷素136字，再次孫過庭64字，而佔一個字的竟達75人。尚有77個字在古今字跡中找不到滿意的，于右任與草書社同人就自己仿古意補。《標準草書》自1936年出版以來，共修改了九次，最後一次是他82歲時修改的，可見其決心之大、治學之嚴。

于右任倡導、推廣標準草書的過程，也是他探索草書藝術、提升藝術水平的過程。他的書法，從帖入手，經過對魏碑、漢碑的吸收，此時又回到帖，這不是一次簡單的重複，而是一次質的飛躍。我們只要將他早期的草書作品（于右任中年學草），如《趙母曹太夫人墓表》（創作於1936年），和他晚期的作品，如《心經》（創作於1953年）相比，確實有天壤之別。前者用筆圓潤，勢（筆勢）單力（力度）薄,而後者卻是別有洞天：有《石門銘》之遺韻，用筆方圓兼備，沉著痛快；有《廣武》之古雅，天趣渾然，氣象朴茂；有《爭坐位帖》之氣勢，筆畫飛動，頓挫鬱勃。總之，字體草（為主）行（為輔）相間，字形大小相雜，起伏跌宕，有如錯落有致的音符，傳遞著佛門的樂章；線條粗中有澀，細而有韌，使轉靈活自如，形斷意連，又如寫意的畫卷，傾訴著恬淡的情懷。我們無法辨別這是佛法的心境，還是書法的魅力。這樣的書法作品確實很難用「神品」、「妙品」來概括，因為它不但綜合了各種書體和流派的風格特徵，而且融合了太多的現代人的趣味和表現，因而用「超邁」來概括是絕對不為過的。

林散之的出現似乎是一個奇蹟。在那樣動蕩的年代，有多少有識之士、有用之材被淹沒、斷送和消沉了。可是林散之卻傲然挺立，與海峽那邊的璀燦之星（于右任）隔海相望。不屈與奮鬥是人的本性。他83歲時，還寫下這樣一首詩：「足登太白峰，手攬娥眉月。金頂天下奇，時觀太古雪。」林散之正是這樣一個永不停步、永遠向上攀登的人。他對書法同樣是如此。60歲時，他開始學習草書。由於他有良好的繪畫基礎，又有較好的書法功底，加之他對漢碑的刻苦臨習，使他終於創造出獨具特色的「林體」草書。他運用黃賓虹的「月移壁」繪畫技法，使他的草書線條出現了大量的渴筆枯筆，獲得了一種撲朔迷離的藝術效果。他將漢碑的瘦勁挺健、流利婉轉、縱橫跌宕等特點有機地融入到草書中，使他的草書凝重老辣，達到了草書很難達到的一種藝術境界。

好的草書必須做到剛柔相濟。而剛柔相濟如何在筆法中體現出來？明代趙宦光在《寒山帚談》中提出三個方面：一是線條的直與曲，二是運筆的折與轉，三是筆畫的捺與裹。前者剛，後者柔。曲直、轉折容易做到，輕重與首尾難以把握。林散之做到了，而且超越了。

當然，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草書並非完美無缺，從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作品來看（他們從未把書法作品當做自己的私有財產，對索要者，幾乎是有求必應，因此他們的作品流散於民間的極多），狂草尚未有足以代表他們水準的作品。而就草書本身來看，于右任枯筆過少，柔有餘而剛不足；林散之卻是枯筆過多，剛有餘而柔不足。兩人又是一種互補關係。然而，他們的遺憾只能用我們的想像來彌補了。（下）

轉載於《中國書畫報》200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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