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蘇聯民族問題的再思考

穆立立【內容提要】 蘇聯在民族工作中的成就和錯誤，都是同對一些有關理論問題、規律性問題的認識和把握分不開的，例如，如何讓民族關係和階級關係處於良性的互動關係中；如何根據不同的時代條件準確地把握民族內部的對立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政治領導力量如何使自己始終都是各民族共同利益和時代前進方向的代表者；在蘇聯的社會主義條件下，民族過程的主要趨勢是什麼；如何尋求民族過程和社會進程的交叉點，使之相互適應、相互促進，而是不相互悖逆、掣肘；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政治統一和政治體制，以及文化上的多元一體化等社會因素，對於民族過程、民族特性可能產生哪些影響，等等。這些問題都與蘇聯這一多民族國家凝聚力的產生和消失密切相關，應作進一步研究。【關鍵詞】 蘇聯 民族與階級 民族過程 社會進程 共生關係【作者簡介】 穆立立，女，1934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081)對於多民族的蘇維埃聯盟國家來說，其興衰存亡，都是和民族問題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可以看到，蘇聯的歷屆黨政領導在民族問題上幾乎都有相當嚴重的錯誤，而且他們幾乎都是在同一個問題上前後走了不同的極端。因此，對於這些錯誤僅就人就事地作一點評論，是遠遠不夠的，有必要對一些相關的理論問題、規律性的問題作進一步的思考。一 關於民族和階級的關係問題蘇聯歷屆的黨政領導在民族和階級的關係問題上，幾乎都犯有嚴重錯誤。無論在斯大林時期、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還是戈爾巴喬夫時期，顯然都沒有弄清有關民族和階級的一個基本認識，那就是，民族問題不等於階級問題，「民族」是一個自身存在著對立面的統一體。民族和階級是兩個不同的歷史範疇，有著各自不同的內在規律和發展過程。然而二者的運動軌跡--民族過程和社會進程--又總是交織在一起的，二者是相互啟動、相互制約的。在不同的條件下，民族矛盾既可能激化階級矛盾，又可能緩和階級矛盾。反過來，在不同的條件下，階級矛盾既有可能使民族矛盾緩和的一面，也有可能使人民內部的民族矛盾激化，發展成為敵我性質的民族矛盾。 由於對這一問題缺乏自覺和正確的認識，在將近七十年的過程中，蘇聯的黨政領導經常使蘇聯的民族關係和階級關係處在相互激化的不良狀態中，也就是使二者的關係處在不同的極端中。一種極端是從斯大林開始的階級鬥爭的擴大化--把大量屬於人民內部的民族關係問題作為敵我性質的階級矛盾處理，既激化了階級矛盾，也激化了民族矛盾。另一種極端主要表現在戈爾巴喬夫時期，就是看不到激烈的民族矛盾中的階級因素，對西方勢力利用民族矛盾，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瓦解蘇聯的陰謀喪失了必要的警惕。於是，由民族矛盾的激化，最終發展到由社會主義(雖然是很不完善的)到資本主義的(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劇變。這兩個極端都是讓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處在惡性的互動狀態中，給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巨大損失，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此外，還有勃列日涅夫時期的一種情況，那就是在矛盾還在尖銳的時候就盡量壓制、掩蓋，結果使大量矛盾積累下來，日趨尖銳……顯然，這些做法和列寧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列寧總是讓民族關係和階級關係處在一種有利於革命隊伍的壯大、團結，有利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形成、穩定的良性互動關係之中。其中關鍵性的一點，就是列寧能夠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民族矛盾、兩種不同性質的民族主義，能及早發現問題，善於做思想工作，能夠因勢利導。而他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和他對民族這一歷史範疇內部的對立與統一有著清晰的理論認識、對民族和階級之間的關係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準確的把握分不開的。他正是以此為依據來決定不同歷史時期的民族政策的。為了理解這一問題，我們不妨重溫一下列寧在不同時期的有關論述。 1903年，在列寧的領導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自己的綱領中加入了「承認國內各民族的自決權」 [1] 一條。對此列寧曾指出，當時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積極的和主要的任務不是促進各民族的自決，而是促進各民族的無產階級的自決。我們應當始終無條件地力求各民族的無產階級最緊密地聯合起來」 [2] 。列寧還認為，當時承認一切民族都有自由自決的權利，是因為「只把民族自由看作是一般公民自由的一種形式」，只是從成立一般民主共和國要求出發的。為的是「反對各種各樣企圖用暴力或非正義手段從外部影響人民自決的行為」 [3] 。也就是說，具備一定民主的條件，將有助於各民族的無產階級擺脫本民族資產者的影響，從民族中分離出來，與其他民族的無產階級團結在一起，對自決問題作出符合革命利益的選擇。可見，當時承認各民族的自決權，有較強的策略性。與此同時，還可以看出，列寧當時強調的是「民族」這一歷史範疇內部的對立，以及對立面之間的分離，而對當地各民族內部的分離狀況並未作出分析和估計。然而，到1919年，列寧在俄共(布)八大上作關於黨綱的報告時卻指出，「勾去民族自決而寫上勞動者自決是完全不正確的」。當時，他批評了布哈林的「只願意承認各勞動群眾的自決權」的觀點 [4] ，認為布哈林願意承認的是除了俄羅斯以外，任何國家都還沒有達到的東西。遵照列寧的精神，在八大提出的俄共(布)綱領中還進一步指出，俄共(布)當時在民族問題方面的原則是：「把各民族無產者和半無產者聯合起來共同進行推翻地主和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的政策放在首要地位」 [5] 。應當看到，列寧在1919年之所以認為「勾去民族自決而寫上勞動者自決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基於以下幾點考慮。首先，是由於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列寧已看到，在許多民族的內部，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還沒有擺脫資產者和封建勢力的影響，還沒有從「民族」中「分離」出來，尚未能和其他民族(主要是俄羅斯人)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而要實現各民族內部分化是「非常」「困難」和「曲折」的。對俄羅斯人的不信任「並不是在所有民族和所有勞動階層中都已完全消失」。而承認民族自決權，就可以使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從其所屬的民族中分化出來和過程「容易些」 [6] 。因為，對於沙俄這樣一個殖民大國來說，承認民族自決權是民族平等的最重要的表現。只有在平等的條件下，才有可能贏得非俄羅斯民族工農群眾的信任。再者，是由於1919年，革命的性質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了，當時俄共(布)面臨的任務是要徹底打敗國內外的反革命勢力，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國家。因此，當時俄共(布)所應做到的，已不僅僅是讓民族內部實現分離，讓「各民族無產者和半無產者聯合起來共同進行推翻地主和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而且，他們還要成為本民族意志的代表者，在新的基礎上，重新把每個民族內部統一起來，讓各民族聯合起來，建立共同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作為國家，必然是民族的或多民族的，國家的性質則是由代表民族意志的階級決定的。 列寧在1903年和1919年的這兩種提法，實際上是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兩句話的精神相一致的。第一句話是「工人沒有祖國」。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共產黨人要「取消祖國，取消民族」，而是說他們還沒有取得政權，還沒有取得作為國家和民族利益代表者的地位。第二句話是「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 [7] 。也就是說，在無產者從民族中分離出來，取得革命勝利之後，還必須重新把民族凝聚起來並使自己成為能夠領導整個民族，能夠代表整個民族和國家利益的階級。通過革命導師的有關論述和許多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可以更具體地認識到：民族是一個基於共同地域的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有著某些共同利益的人們的共同體，是一個內部存在對立面的統一體；而同一階級也有著共同的階級利益，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階級則代表著時代前進的方向，是可以成為民族利益的代表者的。當階級矛盾上升為時代的主要矛盾時，民族內部會分裂為對立的階級陣營；而當民族矛盾上升時，民族內部的共性就會顯現出來，成為一個整體。然而，這兩種狀態，都是要在一定的條件下，經過一定的過程才能形成。對於革命的領導力量來說，首先應當引導各民族的無產者和勞動群眾擺脫本民族的資產階級、封建勢力的影響，從民族中分離出來，與其他民族的無產者和勞動人民聯合起來，共同進行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此基礎上，還要在鬥爭中不斷地爭取本民族(或各民族)中的大多數，以爭取革命勝利，奪得政權，最終讓整個民族(或各民族)都處在革命力量的影響和領導之下，共同建立民族的(或多民族的)國家。按照列寧的精神，1919年，對於俄共(布)來說，實際上面臨著三項任務：一是要引導一些民族的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從本民族的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影響下分離出來；二是要讓各民族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堅定不移地聯合在一起；三是要成為民族的領導力量，爭取到每一個民族中的大多數，也就是再度把每一個民族從內部統一起來，讓自己成為這些民族意志的代表者，實現各民族的聯合，共同建立多民族的社會主義聯盟國家。這三項任務要同步進行，顯然是十分困難的。然而，外國武裝干涉者的進攻、各民族資產者和封建勢力和他們的勾結以及他們在土地政策和其他方面的反革命的倒行逆施，卻又為各民族內部的聚合以及不同民族之間的聯合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回顧蘇聯成立前列寧的有關論著和革命實踐，可以看到，列寧之所以能夠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民族主義，能夠在看到革命隊伍內部的民族矛盾的同時，又堅信各民族革命力量聯合的可能，都基於對「民族」這一歷史範疇內涵的矛盾和統一的清晰的理論認識，以及對當時階級關係和民族關係相互啟動和制約狀況深刻的把握。而且，除了高超的理論水平和領導藝術外，列寧之所以能因勢利導地掌握住二者之間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互動關係，還有一個根本之點，那就是列寧能抓住主要鬥爭方向，讓他所領導的俄共(布)真正體現出作為各民族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者的地位。列寧對烏克蘭、高加索的革命戰士和共產黨員進行耐心的說服、爭取，對中亞地區各民族社會發展和民族矛盾狀況進行深入的研究，對各民族領導幹部的紀律約束和具體幫助，對聯邦制態度的轉變和對斯大林「自治化方案」的批評，對烏克蘭拉達和其他民族反革命武裝力量的無情打擊，等等，都是出自基於這一根本點而具有的信念。歷史事實表明，蘇聯共產黨的確曾經代表了蘇聯各民族的利益，使每一個民族都實現了統一，得到了發展。蘇聯的各民族也確曾把蘇共看作自身利益的代表者。然而，應當明確現實中存在的一個問題，那就是：爭取到整個民族的工作，往往是在奪取政權之前難以做到，或來不及做到的，只有在建立起蘇維埃聯盟國家之後才為爭取整個民族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正是工人階級政黨在奪取政權後仍然不能放鬆群眾工作的原因)。例如，1940年蘇軍開入波羅的海三國以後，三國的蘇維埃政權作出加入蘇聯的決定時，那的確還不是「民族自決」，而是「各勞動階級的自決」，甚至僅僅是「無產者的自決」。然而，在那個時代條件下，在波羅的海三國，人們是按階級劃分的，還沒有形成能夠代表整個民族的力量，如果不是「無產者自決」，就只能是「資產者自決」。當時波羅的海三國之所以能加入蘇聯，是工人階級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取得的勝利，是他們尚未爭取到本民族的大多數時在外力的幫助下取得的勝利。這始終是這三個共和國的蘇維埃政權群眾基礎薄弱的原因。好在這些共和國的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在取得政權之後曾一度努力「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成為民族意志的代表者。然而，蘇共和一些共和國的黨組織卻未能始終成為各民族意志的代表者，未能把各民族的絕大多數始終緊密地凝聚在自己的周圍。聯盟國家在政治和經濟體制以及民族政策中存在的問題，使聯盟利益和共和國利益脫鉤，共和國的黨政幹部不能從本民族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領導本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許多政策、措施和做法都不符合當地的實際，不符合民情。這樣就使得本民族的一些成員感到蘇共和蘇維埃政權是異民族的東西，不是本民族自身的血肉。而肌體內的異物是要引起抗性的。隨著工作中失誤的增多，抗性的加強，再加上外來細菌的感染，情況就不妙了。這可說是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世界歷史表明，一個階級如果不能找到自身利益和整個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利益的結合點，不能代表和領導起整個民族(或各民族)，就不可能鞏固自己的國家，也不可能實現偉大的變革。如果沒有色當的潰敗、普魯士軍隊的入侵和國防政府的叛賣行徑，如果法國的無產者不是同時擔負起階級和民族的雙重任務，巴黎公社是不可能有那麼壯闊的規模和偉大的力量的。如果不是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僅在幾個大城市裡取得武裝起義，勝利的工人階級和蘇維埃政權也是不可能贏得整個俄國和建立起蘇聯的。蘇聯、南斯拉夫解體的歷史也反過來證明了同一個問題，那就是，生活在共同地域上的各民族之間，必然客觀地存在著相互依存的共生關係。因此，也必須要有一個能夠代表各民族共同利益和時代前進方向的政治領導力量，否則將國無寧日，家無寧日。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一些領導人的大俄羅斯主義、鐵托去世後南聯盟進一步的邦聯化，正是促使這兩個國家民族關係惡化的重要原因。蘇共雖然存在許多問題，但只要它存在，在客觀上仍是一個維繫蘇聯各民族的重要機制和力量，而且它也有可能在鬥爭中重新獲得活力。戈爾巴喬夫解散蘇共，就使蘇聯各民族失去了這一重要力量，並難以再形成這一機制。二 關於蘇聯的社會進程和民族過程蘇維埃聯盟國家的領導人長期以來在民族關係方面之所以不斷犯錯誤，看來還有一個重要的認識根源，那就是對社會進程和民族過程的關係以及社會主義條件下蘇聯民族過程的主要趨勢缺乏科學的認識。 由於斯大林對民族過程和社會進程的混淆，蘇聯歷屆的黨政領導人，對這一問題一直是混淆不清的。他們和斯大林一樣，簡單地認為民族問題的實質就是階級問題，民族過程沒有自身的規律，僅僅是社會進程的一部分。在一定的社會進程中，就必然出現一定的民族現象，例如，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必然形成民族；社會主義階段，必然要開始民族融合的過程。於是，出於對蘇聯社會發展階段超前的估計，他們就認為蘇聯地域上的各民族理應進入民族融合的過程。 其實，民族過程是有著自身的內在規律的。在不同的地域上，由於地理、歷史和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不同的條件，民族過程和社會進程的交織狀況和交叉點是並不相同的。對於西歐民族來說，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從14世紀陸續開始的文藝復興，到19世紀70年代義大利和德意志的統一，幾乎都先後經歷了民族覺醒、民族復興和民族國家統一的過程。然而，沙俄帝國境內的大多數民族在蘇聯成立之前卻不曾經歷這樣的過程。它們之中的大多數不是社會發展落後，就是民族過程落後，或者二者都落後。例如，中亞的一些民族幾乎還處於前資本主義的封建宗法制社會中，同一民族內部的政治經濟聯繫很少，缺乏共同的民族意識(這些問題至今仍部分地存在於一些獨聯體國家中)。而歐洲部分的一些民族，如波羅的海沿岸的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雖然他們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較為發達，但長期處於異民族統治下，遲遲未能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民族文化長期受到壓制，民族意識薄弱，民族過程可說是遲滯的。又如白俄羅斯民族，它的社會發展進程和民族過程都是滯後的。這幾種類型的民族都是在加入蘇聯後，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民族內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繫以及民族的統一性才得以加強的。歷史表明，在蘇聯這樣的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各民族的繁榮發展，民族意識的覺醒、民族自豪感的增強，是民族過程的必然現象。因此，在社會進程中民族因素的作用也進一步加強。這是由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剝削階級的消失改變了民族內部階級對立的狀況，民族的統一性得以加強造成的，也是各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在新的社會進程中，民族過程也必然有新的內容，會出現新的民族要求，也會產生新的利益分配問題。例如，沒有工業的地區，有了工業，就出現污染問題。出生率低的民族，衛生條件改善後，又出現人口、就業問題。還有一些過去不關心、不參與的事情，在文化水平提高後，開始關心了，要想參加了，等等。總之，執政者決不可簡單地認為經濟發展了，就可以對民族問題掉以輕心，就不必關注現實生活中新出現的利益分配問題和種種矛盾了。恰恰相反，社會發展了，民族發展了，就更需要根據社會發展的新情況，民族過程中的新特點，不斷關心各民族物質和精神上新的需要，不斷以新的內容去充實各民族之間的共同利益，以保持和增強多民族國家的凝聚力。蘇聯的悲劇正在於：它的社會進程雖然曾促使民族過程有了飛躍的發展，但後來卻又落在了民族過程的後面，不能適應民族關係的新要求了。與此同時，還有一個應當注意的問題，那就是要正確地引導民族意識，使民族屬性意識從屬於國民意識，使民族自豪感與愛國主義精神相結合。做到這一點是民族關係方面極其偉大的成就。蘇聯曾做到了這一點，因為當時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成就，都是和蘇維埃祖國的強大和列寧主義的民族政策分不開的，每一個民族的成就和發展，也是整個聯盟國家的成就和發展。當時的蘇聯各族人民都以自己是蘇維埃人而自豪。正是由於這一成就，蘇聯各民族曾煥發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活力與創造性，並勝利地經受了衛國戰爭中血與火的考驗。 然而，後來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民族意識與國民意識的分離，民族感情與愛國主義精神的分離。除了政治經濟體制和民族政策等方面的種種具體原因外，看不到在蘇聯的社會主義條件下，民族過程的主要趨勢是民族意識、民族統一性的加強，看不到民族因素在蘇聯的社會生活中日益增長的現象，忽視民族問題，沒有讓社會和民族過程處在一種相互同步、相互促進的狀態中，則是這種嚴重失誤的一個重要根源。 世界許多國家和蘇聯的歷史都表明，在不同的地域上，由於多種不同的條件，民族過程與社會發展進程的交織狀況和交叉點是不一樣的。由於不同的交織狀況和不同的交叉點，民族過程和社會進程之間的關係往往也就會出現兩種不同的狀況：一種是二者之間相互適應的同步狀況，另一種則是相互不同步、不適應、相互掣肘以至悖逆的狀況。 從蘇聯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來看，要處理好民族過程和社會進程的關係，應從以下兩點出發。其一，在社會發展和民族過程滯後、民族矛盾尖銳的地區中，必須考慮到民族過程對社會進程的制約作用。進行決策時，必須充分考慮民族過程所處的特定階段，必須照顧到民族感情和民族要求，不可把他們還不能接受的社會進程強加給他們(例如，列寧對待「自治化方案」的做法)。其二，就歷史發展的必然和各民族根本的利益來看，民族過程終究是要和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因此，作為各民族的領導力量和各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就要善於找到能兼顧民族過程和社會進程的交叉點。既要使社會進程不脫離民族過程的實際，又要善於引導各民族群眾去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趕上時代的潮流。 十月革命勝利後，前沙俄地域上各民族要求建立獨立國家的要求，與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發展需要建立統一國家的要求是相互不一致、不適應的。列寧善於理解各民族的心理和要求，因此由反對聯邦制轉變為贊成聯邦制，把聯邦製作為兼顧民族過程和社會進程的交叉點，克服了巨大的離心力，建立起社會主義的蘇維埃聯盟國家。這就為世後樹立了正確處理社會 進程和民族過程二者關係的光輝範例。然而，列寧的後繼者卻未能理解和繼承列寧的精神，不善於使民族過程和社會進程處於相互適應、相輔相成的狀態中，經常使二者相互悖逆和掣肘。例如，長時期內，蘇聯當局都強調民族屬性，堅持在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的基礎上建立各民族聯合的儘可能大的國家，但卻又不通過發展商品經濟、健全統一市場去衝破民族壁壘，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失去存在的物質基礎。又如，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在蘇聯出現民族之間的利益矛盾，各民族自我意識不斷增強的形勢下，卻硬要把遠未到發達程度的社會主義時期和民族過程的融合階段結合起來，結果是人為地刺激起民族矛盾，為西方的「和平演變」提供了突破口。戈爾巴喬夫在考慮社會改革、進行「新思維」時，竟然未能思考到民族問題。而後來，他又看不到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對民族關係的消極影響，使經濟民族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得到縱容和發展。於是，在市場經濟需要更大空間，世界各地出現經濟區域化、集團化的時代條件下，導致蘇聯解體，從而使蘇聯各民族之間的傳統經濟聯繫遭到破壞，造成國家經濟上的巨大困難。包括蘇聯在內的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和現實表明，凡是在民族過程和社會進程相互掣肘和悖逆的地方都是經濟倒退和社會動亂的地區。三 關於商品經濟、統一市場和民族過程列寧一向重視市場經濟發展水平和民族過程的關係問題。1895～1906年他曾利用工人運動相對沉寂的時期，充分研究了沙俄境內經濟的發展狀況，寫出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8] 一書。書中認為，在沙俄地域上，從中央腹地到各邊區，大工業的國內市場已經形成。正是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列寧一直認為，在推翻沙俄統治後，應當聯合境內的各民族，建立儘可能大的國家。1913年，在《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一文中，他還非常透徹地指出了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對民族過程兩種不同的影響：「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在民族問題上有兩個歷史趨勢。第一個趨勢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的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民族國家的建立。第二個趨勢是民族之間各種聯繫的發展和日益繁榮，民族隔閡的被打破，資本、整個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的國際統一的形成」。「這兩個趨勢都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規律。第一個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佔優勢，第二個趨勢標誌著資本主義已經成熟，正在向社會主義轉變」 [9] 。從列寧的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就商品經濟對民族過程的影響來說，是存在著或聚合或分化的雙向作用的。如果回顧一下西歐各民族的形成過程，對這一點可以理解得更具體。從西歐國家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三種情況。其一，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一國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促進了語言、文字、宗教的統一，使民族得以形成、民族國家得以鞏固(如法蘭西、英格蘭)。其二，在不同的古代民族之間，由於形成了共同的市場，有了共同的經濟利益，它們能在共同的國家中長期和睦相處，形成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和民族國家(如中古時期的德意志人、法蘭西人、義大利人、列托羅曼人共同形成瑞士人和瑞士國家)。其三，不同的經濟市場的形成，使有著共同族源、語言和文化的古代民族分化為不同的現代民族(如日耳曼人分化為德意志人、奧地利人、德語瑞士人等)。這三種情況都是商品經濟對民族過程雙向作用的具體表現。按照列寧的精神，參考西歐民族形成的歷史，從蘇聯各民族的狀況出發，蘇聯的黨政領導本應在蘇聯各民族共同的政治利益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商品經濟和全蘇共同市場帶來的共同經濟利益和有利條件，加強各民族之間的交往，加強蘇維埃多民族國家的凝聚力。然而，蘇聯的黨政領導人卻缺乏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先後走了兩個不同的極端。在斯大林關於商品經濟的錯誤理論影響下，他們長期沒有利用市場經濟的聚合作用來加強多民族國家的凝聚力，而到戈爾巴喬夫時期又對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促使民族過程分化的消極影響失去了必要的警惕。由於戈氏片面強調經濟核算，結果助長了一些經濟發達的民族共和國的經濟民族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 此外，從蘇聯各民族的實際生活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商品經濟對於民族關係和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素質的作用。其一，商品經濟中起作用的價值規律可以為各民族之間的經濟交往提供客觀的尺度，有助於平等互利的民族關係的發展。正是由於否定商品經濟，不按價值規律辦事，在單一計劃經濟中的「一平二調」現象使蘇聯各民族之間的經濟往來成了一筆糊塗賬，結果是每個民族都認為自己吃了虧而憤憤不平。這可說是造成蘇聯民族關係惡化、使各民族之間傳統經濟聯繫遭到破壞的原因之一。其二，由於長時期內失去了商品經濟的市場競爭機制，蘇聯各民族的創造性和活力被大大地削弱了。在與產品經濟相適應的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下，作為國家主人的各族人民難以發揮主人翁的能動性。產品經濟也使蘇聯各民族長時期內脫離了世界市場中的國際競爭，因而在科學技術的許多方面都落後了。應該看到，各民族之間的交往和競爭是激發各民族的活力、創造力，促進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蘇聯只有在始終沒有脫離國際競爭的體育事業(當然還有軍事)中曾處於領先地位。還應看到，人們的生產活動和物質生活的特點是決定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質的重要因素。幾十年的大鍋飯快把蘇聯各民族的活力和創造性吃掉了。不見改善的生活也快把他們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消磨掉了。產品經濟和與之相適應的官僚體制也束縛了領導人才的成長。如果列寧在天有靈，面對自己的某些後繼者，他大概還會一再重複海涅的那句話：「我種下的是龍種，而收穫的卻是跳蚤」。 [10] 四 政治統一和民族過程從世界各民族形成的歷史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古代國家政治的統一對一些古老的民族和多民族共同體(如漢族和中華民族)形成的重要作用。但這畢竟遙遠了些。為了說明這一問題，不妨仍以西歐的民族過程做參照系。對於西歐來說，其民族或多民族共同體(如作為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基礎的多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同步的。資本主義因素是在封建社會的內部產生的。西歐一些國家的封建君主專制政權曾對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君主專制條件下王權的確立使全國政治經濟生活統一，才促成了語言、文字、宗教等民族特徵的形成。所以恩格斯才說：「國王的政權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貴族的權力，建立了巨大的、實質上以民族為基礎的君主國……"[11] 。而當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需要進一步的政治上的保證，而原來的封建專制王朝開始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時，就出現了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英國1688年革命後建立的議會制和內閣製成為資產階級和新貴族行使政權的有效形式，制定和推行了有關土地問題、殖民地問題以及關稅、貿易等方面一系列的政策，使大英帝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國內和海外得到迅速發展。在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中，也就是到拿破崙帝國時期建立起中央集權制之後，才徹底打破封建割據狀態。正是拿破崙法典的制定和推行，有效地促進了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德國和義大利的情況則不相同。儘管義大利和德意志地域上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起步並不比英法兩國晚，但由於未能形成統一的國家中央政權，在政治混亂和長期戰亂中封建割據狀態難以打破，統一市場難以形成，經濟發展在無序狀態中甚至出現了倒退(如德國地域上工商業的普遍衰落和農權制的恢復)。於是，到19世紀70年代才完成統一的義大利和德國就成為資本主義舞台上的遲到者。最終完成統一的那個德國，其疆界遠未包括中世紀的那個日耳曼尼亞的地域。缺乏政治統一的日耳曼人已陸續分化為不同的民族和國家了。從西歐的這一段歷史中，可以看到這樣一點，即民族統一所需要的共同市場中的共同經濟利益和商品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政治統一的保證，社會的無序狀態是一種危害極大的不利因素。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早期，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以其法律、政策、權威等等去為之創造必要的條件，就既不可能徹底打破頑強的封建割據狀態，也難以防止價值規律自發作用對經濟生活造成的混亂以及對民族過程的分化作用。戈爾巴喬夫正是在蘇聯經濟改革遇到阻力而需要更強的政治權威力量為市場經濟開道時，削弱、渙散了聯盟中央，使其失去了對全蘇經濟運行宏觀控制的能力。對於蘇聯這樣長期處於中央一統的計劃經濟下的國家來說，在市場經濟尚未建立，市場機制尚未發揮作用的時候，傳統的經濟聯繫、改革之中的有序狀態更需要政權管理機制的保證。世界上許多民族形成的過程表明，作為一個民族的一些特徵，如共同的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道德傳統等等的定型，大多都是和政治統一條件下國家機制的規範能力分不開的。例如，英語、法語都是在以經濟和政治發達地區的方言為基礎，經過規範的過程而形成的。古代的羅馬帝國，可說是這方面的一個反面教材。一度曾是軍事和經濟巨人的古羅馬帝國，在語言、文化等方面的規範能力上卻一直是跛足的。因此，正規拉丁語未能成為帝國境內統一的語言，最後終於退出生活舞台，成為死的語言，而形形色色的民間拉丁語最終分化為法蘭西、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民族的語言。蘇聯在語言文字的政策方面，走過一些彎路，在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大力推行俄語又逐漸成為大俄羅斯主義的一種表現，激起一些非俄羅斯民族的不滿。然而，在蘇聯的前期，推廣俄語確實曾是革命和建設的需要，也是蘇維埃人意識得以形成、衛國戰爭能夠取得勝利的客觀條件和有利因素之一。蘇聯在語言文化方面多元一體問題上的經驗和教訓，是值得進一步總結的。從蘇聯歷史中可以看到，有一些地區的社會動亂，是由於當地大小民族之間的關係失調和種種矛盾造成的。一些加盟共和國中由於小民族的反抗而引起的動亂，正是在聯盟中央政權削弱、失控，以及共和國內大民族沙文主義加劇的情況下產生的。從中可以認識到，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政權，為了各民族的繁榮發展和社會穩定，還必須保持對一國民族關係的宏觀調控以及必要的微調能力。中央政權的這種調節能力，歷來是多民族國家凝聚力的重要來源之一。多民族的蘇維埃聯盟國家凝聚力的產生和消失，仍將是值得繼續思考的課題。(責任編輯 常 玢)[1] 《列寧論民族問題》(上)，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6頁。[2] 《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同上書，第21、22頁。[3] 《論「亞美尼亞社會主義民主黨人聯盟」的宣言》，同上書，第12、13頁。[4]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綱的報告》，同上書(下), 第752、750頁。[5] 《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1分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5頁。[6]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綱的報告》，見《列寧論民族問題》(下)，第752、750頁。[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0頁。[8] 《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9] 《列寧論民族問題》(上)，第229～230頁。[10] 《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頁。[11] 見《自然辯證法》一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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