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克魯格曼：貿易自由化進程停滯不前也無大礙？
在過去的一兩年間，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正在被廣泛質疑。與此同時，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對抗全球化的行動，也讓持有主流觀點的學界和政界人士感到憂心忡忡。
諾獎得主、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對這一現象持有不同看法。作為一名新凱恩斯主義自由派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對特朗普的新經濟政策抱有種種不滿，但他依然指出，TPP等協定更多地是有關知識產權和爭議解決的，而非貿易本身，他說：「如果這些協定未能付諸實施，也不是件壞事。」
不過克魯格曼也提醒道，全球貿易戰另當別論，因為它將給依賴勞動密集型出口的貧窮國家帶來毀滅性的影響。
全球化進程目前正遭受政治圍攻，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者都對新近提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以及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等協定大肆撻伐。這些政客的大部分觀點都是無稽之談。不過，在全球化進程步履維艱的表象之後存在某些深層次的原因，而對糟糕的經濟進行譴責對於恢復既往的常態是不夠的。
我認為，重要的一點是，在經濟學家和精英人士夸夸其談的自由貿易承諾以及經濟模型實際傳遞出的訊息之間總是存在著重大的不一致。誠然，教科書上的貿易理論認為國際貿易會使國家變得富裕，而限制貿易則會使國家變得貧窮。不過，教科書上也提到，如果不存在極端的貿易保護主義，那麼任何東西的成本都是較為有限的，而且，貿易會對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產生很大的影響，進而產生贏家和輸家。
那麼，為什麼貿易自由化獲得了經濟學家和政界精英之流的如此認可呢？我猜想，對於經濟學家而言，根據保羅·薩繆爾森所提出的作為經濟學最佳實例的著名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得出了一個真實但並非顯而易見的結論，並在經濟學家的心目中佔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對於精英人士而言，我認為有一個因素很重要，那就是二戰後的貿易體系成為國際合作絕無僅有的成功範例。這使得貿易自由化對於那些參加達沃斯峰會並侃侃而談國際事務的人來說非常具有吸引力。
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貿易自由化的進展相當順利。在貿易增長中失利的國家不太明顯或者數量不是太多，這主要是因為這種增長的表現形式是相似國家之間行業內部的流動，這對於分配產生的影響是最小的。
但是，自1990年開始，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由於運輸和通信成本降低（比如其間發生了集裝箱船革命），發展中經濟體集體改變進口替代政策等一系列原因，南北貿易（即發展水平迥然不同和工資差距巨大的國家之間的貿易）出現大幅增長。這種貿易使貿易雙方的實際收入都出現了上漲，但是與1950年至1980年期間的貿易增長相比，其對產業就業產生的影響更大，對勞動力和資本之間的收入分配的影響可能也更為顯著。中國的出口確確實實地取代了數以百萬計的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來自發展中經濟體的進口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動者的工資停滯不前或出現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儘管這不是唯一的原因。
正如布蘭克·米蘭諾維克（Branko Milanovi?）所言，貿易自由化的總體影響是，第三世界的中產階層和全球最頂端的1%人口獲得了大幅收益，而對代表發達經濟體勞動階層的人來說則意味著大蕭條。從全球福祉的角度而言，這當然具有積極意義：數億極端貧困人口的收入增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這對於第一世界的勞動者而言則缺乏慰藉，因為他們發現生活沒有變得更加輕鬆，而是更加艱難。
鑒於這一事實，對全球化的強烈抵制遲遲未能出現，而其影響一直不溫不火，這確實難免令人感到驚訝。很多人預測在經濟大衰退之後將轉向貿易保護主義；而事實上，至少到目前為止，新的貿易限制並沒有大規模出現。
事實上，朝向更加自由化的貿易和投資政策的發展進程似乎已經止步不前。其實，早在大衰退之前，這一發展進程就已經漸漸失去了勢頭，更別提唐納德·特朗普了：多哈回合談判處於僵持狀態已經為時已久。
我們是否應該因多哈回合談判這條道路的終結而感到不安呢？我認為沒有必要。按照歷史標準，貿易已經是相當自由了，而新近提出的諸如TPP等協定更多地是有關知識產權和爭議解決的，而非貿易本身。如果這些協定未能付諸實施，也不是件壞事。
而對全球貿易戰則另當別論，因為它將給依賴勞動密集型出口的貧窮國家帶來毀滅性的影響。不過，如果我們能夠避免此類下挫，最好的態度可能是將全球化作為一個幾乎業已結束的項目，減少對這個話題的討論。
而對全球貿易戰則另當別論，因為它將給依賴勞動密集型出口的貧窮國家帶來毀滅性的影響。不過，如果我們能夠避免此類下挫，最好的態度可能是將全球化作為一個幾乎業已結束的項目，減少對這個話題的討論。（本文來源：IMF《金融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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