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揭密

作者:許介鱗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麼?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訣竅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為主君毫無保留地捨命獻身。這種思想是以對儒家「士道」的覺悟為根本的。武士道論者認為,儒家的「士道論」乃在粉飾貪生怕死的私心,慎於人倫如注重主君的德性,才選擇生死,則面對死卻不幹脆去死。武士道徹底地覺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語、起居動作,也就與眾不同。武士社會尊重禮儀,不光是封建社會的階層秩序的遵從,更進一步說「禮儀端正」。武士要「死得乾脆」。這是日本鎌倉武家時代以來的傳統。《葉隱》乃武士道精神源流日本武士道的古稱為《葉隱》,是江戶時代的佐賀藩(肥前鍋島藩)所傳誦的武士道修養書。「葉隱」就如樹木的葉蔭,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為主君「捨身奉公」之意。此書是由佐賀藩的藩士山本常朝傳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陳基整理書寫的。這本叫《葉隱聞書》的書籍,共11卷1200多節。卷一、卷二是講武士的心得修養,卷三講鍋島藩藩祖直茂,卷四講第一代藩主勝茂,卷五講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綱茂等,卷六講鍋島藩古來的事迹,卷七、卷八、卷九講鍋島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講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補遺。《葉隱》所表現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斷地死、毫不留戀地死、毫不猶豫地死。一般人對生命執著,武士道則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只有死是真誠的,其他的功名利祿都是夢幻。當一個人捨棄名利,以「死身」來義勇奉公時,就可以看到這世間的真實。武士標榜的是精神上的優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戰勝自己,才能戰勝別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這是日本武士的道德律。「不要命」與「要人命」是息息相關的,「葉隱」的教訓真是非常殘酷的武士論語。例如佐賀鍋島藩祖直茂,向其子勝茂說:「要使斬首習以為常,得先對處刑者斬首。」於是在其西方衙門內,排列十人讓他嘗試斬首,勝茂連續斬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強壯的年輕人,就說:「已經斬夠了,那傢伙讓他活吧。」這人才免斬得救。日本軍人侵略中國時的「百人斬」殘酷典型,在此可以窺見。《葉隱》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髮指的。山本常朝的異母兄山本吉左衛門,依父親山本神右衛門的指示,五歲時就得斬殺狗,十五歲時斬殺死罪者。武士大眾,十四五歲開始實習斬首。如此武士從小帶刀成長,養成斬殺人不在乎的精神。武士道的本義,如日本戰前教育敕語所教諭以「義勇奉公」為最高原則,這是武士為「奉公人」的心理準備,說來非常殘酷不人道。舉例說,佐賀鍋島藩第四代吉茂,在年輕時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之中有不討其喜歡的,即將此人之妻的壞話寫在扇上,交給近侍說:「你把此扇讓他看,再將那傢伙作何反應呈報。」此家臣看了扇之後,並不知道是誰寫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將此呈報。吉茂公曰:「將主人書寫的東西撕裂,乃是無禮者。令他切腹。」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義的表現。山本常朝也說,武士應盡的忠義,是以殉死為最高。有一個令人起雞皮疙瘩的故事。江戶屋敷看守倉庫的人堀江三右衛門,偷了庫存的金銀,被逮捕逼出口供後,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於是先將他身體中的體毛燒光,剝他的指甲,切斷他的腳筋,用錐磨等工具給他種種折磨,但他不哀聲大叫,連臉色都不改變。最後就斬開他的脊背,用熱燙的醬油澆灑其上,他即軀體折彎而死。武士道相傳也講究義、忍、勇、禮、誠、名譽、忠義等德目,但實際上是殘酷無情,慘不忍睹。在中世紀的鎌倉時代,源氏家族親兄弟(源義朝、源為義、源為朝)骨肉相殺戮,而斷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條氏的策謀,功臣們也就斷了命脈。日本戰國時代的無情,都有血淋淋的殺戮史為證佐。有殺主君的,松永彈正叛逆弒君即將軍義輝;有殺父親的,齊藤義龍殺其父齊藤道三;有殺兄長的,今川義元為了繼承家主地位,在長兄死後,殺戮次兄以及一切支持家臣;有殺親子的,江戶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聽織田信長的話,命其親生長子德川信康自殺死亡。日本武士的殘酷不人道,比比皆是,從此也可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實面。迷失的武士道「旅順大屠殺」甲午戰爭又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當時日本陸軍大將大山岩指揮第二軍,1894年11月21日開始攻打中國北洋海軍基地旅順口以後,發生了旅順大屠殺事件。「日本外文書」稱之為「旅順口虐殺事件」,英美稱之為Port Arthur Atrocities或Port Arthur Massacre。這也許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中國的第一次發威吧。旅順大屠殺死亡人數到底有多少?在1895年「三國干涉」遼東半島、旅順歸還中國之後,中國的遼東接收委員顧元勛,在旅順的遺骨、遺灰埋葬地點建造了一座「萬忠墓」,記錄遭難者約1.8萬人。在1948年重修「萬忠墓」時,記載死亡人數為二萬餘人。1994年3月,興建「旅順萬忠墓紀念館」時,再行發掘萬忠墓清理後,亦記載:「日軍侵入旅順市區後,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進行了四天三夜野蠻的大屠殺,近二萬無辜同胞慘遭殺害。」當時居住旅順市的人口約為二萬餘人。據1895年3月號的《北美評論月刊》的報道說:「在旅順市街殘留的中國人只有36人。」他們是用來搬運、掩埋屍體的。日本的國際法學者有賀長雄,曾擔任日軍第二軍的法律顧問從軍,在他的著作《日清戰役國際法論》中說:「當時散布在市街上的屍體總數約2000,其中包含約500具非戰鬥員。當然,日方是加害者,勢必要隱蔽日軍有屠殺非戰鬥員(平民)的真情。因為明治天皇在宣戰的詔敕宣布『苟非戾於國際法,各各應衡權能力盡一切手段,期無遺漏』,要求日本軍人嚴守戰時國際法,讓歐美重視日本是一個『文明國家』。」但是在旅順有四名跟隨日軍的外國特派記者,目睹了旅順大屠殺案。1894年11月20日在紐約發行的《世界日報》的編輯標題是「旅順港的慘殺,至少有2000個手無寸鐵的人們被日軍屠殺」,內容強烈地責難日軍的暴行,抨擊日本人為披著文明皮膚而擁有野蠻筋骨的怪獸,「日本現今脫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野蠻的本性」。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也證言,日軍將俘虜捆綁著屠殺,甚至還將平民特別是婦女也屠殺的事實。日本外相陸奧宗光首先用盡方法收買外國記者不要把大屠殺醜聞傳到國際社會。他密電指示在英國的代理公使內田康哉,用錢收買英國的中央通訊社,要其對《泰晤士報》的旅順大屠殺報道提出不同論調,說明對旅順市民的某種殘暴是中國逃兵所為。內田回電說收買的錢不夠,外務省即回答從預備金匯送2000元。英國的中央通訊社在獲得充分報酬後,開始為日本的情報工作服務。另一方面,日本又由當時駐德公使青木周藏進行收買路透通訊社的工作。外相陸奧宗光答應路透電信公司,如為日本傳布有利的信息,則給予606英鎊的報酬。當時在橫濱的日本通訊社也發行《Japan Mail》,社長布陵克利(Francis Brinkley)也是路透社的通訊員。外相陸奧就請內閣書記官長伊東己代治,要求日本通信社將日本政府每天發出的戰爭情報向倫敦電送。陸奧告訴布陵克利,如果交涉成功,日本政府就以補助金名目,每月給日本通信社一定額的補助金。甲午戰後,論功行賞,日本政府賜給布陵克利三等旭日章,並賞賜金5000元。也有路透社的兩名記者,在事前曾與日本政府訂契約給錢收買,隨後二人照樣傳布對日本不利的屠殺信息。當時掌握《時事新報》的輿論泰斗福澤諭吉,即撰寫一篇《旅順殺戮乃無稽流言》辯解,經由聘僱的外國人侯斯向歐美通信社、《世界日報》等提出辯解,企圖將屠殺事件沉靜化,日本國內也就忘了屠殺事件的存在。當時,日本政府並未對屠殺事件進行徹底調查,便以「有關旅順口佔領的誤聞」傳達給歐美各駐外公使。然而,經由英美報紙有關記者目睹旅順大屠殺的報道,日本大本營也不得不派人持參謀長致大山岩軍司令官的公函到旅順,要求其辯明。大山的回信,雖然承認在11月21日對旅順的士兵和人民混合殺戮,但辯解說旅順居民很多跟軍方有關係而試圖抵抗,或在薄暮時看不清楚而殺戮;此外對殺害俘虜事,則用反抗、逃亡的懲戒加以強辯;至於有關日軍的掠奪行為,則一概否認。總之,從大山對參謀本部的辯解書可以知道,對於屠殺的規模大小或屠殺的原因或許有所辯解,但是日軍第二軍司令部還是承認有「旅順屠殺」的事實。首相伊藤博文,因「旅順大屠殺」事件與大本營協議的結果,決定日本既然戰勝了,為了維持士氣,不要調查此事件真相而懲戒肇事者,就以一貫辯解的方針應付國際輿論。日本政府對日軍屠殺中國平民百姓不加追究,只顧向列強辯解日本是「文明國」。一直宣傳中日甲午戰爭乃「文明國」的日本打敗「野蠻國」的中國,此後,日軍更加肆無忌憚地屠殺中國人了。日本的武士道至此,墮落為對歐美列強搖尾送錢而撒謊辯解,相反的對弱國中國則屠殺凌虐而恬不知恥了。武士道在台發威依《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等資料,日本據台後的幾年,至少有下列數件大屠殺,這應該算是日本武士道在台發威吧。1.大科坎大燒殺: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後,日軍登陸台灣。在台北與新竹之間的大科坎溪沿岸,有大科坎武生江國輝、三角涌樟腦製造業者蘇力、樹林地主王振輝等人,各自率領「住民自警團」自衛。7月12日,日軍到該地,江國輝等率眾抵抗。7月16日,日軍的援軍到來,立即展開屠殺。日軍設定大科坎以東至三角涌之間的所有村莊都是抗日義軍,下令焚燒大科坎街,約4萬人的繁華市街,從7月22日起連燒三天,火焰連燒到三角涌街,20多里綿延不絕,共燒夷房屋1500多戶,死傷260人,造成一片滿目凄涼的焦土。抗日領袖江國輝則被日軍以武士道手法斬殺。2.大莆林對婦女暴行:1895年8月30日,日軍進入雲林地方,9月2日到達莆林,即現今嘉義縣大林鎮。此地的領袖人物簡精華深知裝備戰力皆非日軍敵手,不忍生靈塗炭而決定放棄抵抗,命令居民清掃道路,提供食物歡迎日軍。不料日軍竟要求簡精華獻出200名婦女。簡不答應,日軍竟強姦殺害簡氏一族婦女60多名。簡氏憤怒,召集雲林民眾,從9月3日開始以弓箭、棍棒、陷阱、土槍襲擊日軍。後來簡精華受辜顯榮的引誘,忍痛接受招撫,但在一個月內自刺左手血管而死於家中。鄉人感其忠義,以「簡忠義」追思之。3.蕭壟街慘殺:1895年10月10日,日軍混成第四旅團登陸布袋嘴(嘉義地方),當地義軍領袖林昆岡,以敢死隊之勢捍衛鄉里,後因武器窳劣不敵,退據蕭壟街(今台南縣佳里鎮)。於是日軍大肆搜索,近千名村民躲到溪邊雜樹林的天然溝壑中,因嬰兒啼哭被日軍發現。日軍竟派兵分別截住長坑的頭尾兩端,然後亂槍齊放,對著坑內猛烈射擊了近20分鐘。一時凄厲慘叫、呼喊哀號如人間地獄。坑裡避難的台灣人無一倖免,連嬰兒與婦女也無一人得活,真是殘酷到極點。4.雲林大屠殺:台灣中部的雲林為「大坪頂」的山地,三面溪谷包圍,東南與險峻山地連接,地勢險惡,由柯鐵所率領的柯氏家族居住。日軍從北南下,簡義等抗日分子紛紛來此躲避。1896年4月1日雲林被台中縣合併,雲林支廳設於斗六。6月10日,日軍混成第二旅團的守備隊進駐雲林。當時大坪頂有抗日分子千餘人聚集,為了誓死抗日將大坪頂改稱為「鐵國山」,向全島發出檄文,呼籲將日本人驅逐出台灣。6月16日,日軍一連人進入斗六,「鐵國山」的抗日軍避其鋒銳,退入深山。一直到6月22日,日軍在雲林血腥屠殺,共有4295戶民宅被燒毀,殘殺民眾6000人。當時的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對雲林大屠殺事件如此證言:「日軍漫然出兵,費六日時間燒毀70餘村莊的民宅,殺害良莠不分的民間人300餘人,而激發附近民間人,此完全是此次暴動蜂起的原因。故說有土匪幾百人或幾千人,實際經查則多為良民,父被殺、母被奪、兄被害、子被殺、妻被殺、弟被害而激於憤恨,或家屋以及所藏財產悉被燒盡而喪失寄生之處者。」1896年7月4日香港英文報紙《Daily Press》報道了日軍雲林大屠殺事件,惹起國際間對日軍殘酷屠殺台民的指責。日本政府不斷訓令有關部門取消香港新聞有關土匪的報道,請拓植務次官將事實揭載外事新聞,向外國新聞界隱瞞此事。其時,以雲林大屠殺為契機,台灣各地連鎖性地爆發對日本統治的不滿,並在各地興起抗日運動。在國際輿論壓力下,第二任台灣總督桂太郎被迫下台,就任的第三任總督是乃木希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人正是甲午戰爭的旅順大屠殺中應負責任的旅團長。5.阿公店大屠殺:有人歌頌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是「台灣現代化」的催生者。事實上,他們是對台施行「懷柔政策」的能吏,但是他們也有日本武士道殺人如麻的本性。兒玉於1898年就任台灣總督,決定自11月12日展開對台灣中南部抗日軍的大規模攻擊,日本人稱為「大討伐」。此次「大討伐」,依台南縣知事提交台灣總督的報告,殺害人數達2053人,傷者不計其數。民屋全燒毀2783戶,半燒毀3030戶。民屋的全燒、半燒,以及老百姓家財的損失約值時幣3.8萬餘元。英國長老會牧師福格森等曾向《香港日報》投書,指責日軍喪失人性的屠殺人道問題。6.歸順式場誘殺慘案:兒玉與後藤對付台灣中南部的抗日力量,除了以軍警大規模「討伐」之外,又使用招降的誘殺策略。這就是所謂「土匪招降策」。其策劃者就是兒玉總督,而參與立案者為後藤民政長官、阿川事務官、白井新太郎。其中以雲林抗日軍的騙殺最為駭人聽聞。隨後,又有1902年斗六廳長荒賀直順與警務課長岩元知密謀招降殺戮的計劃。5月14日,斗六廳長荒賀與該地守備隊長、憲兵分隊長密議在5月25日舉行歸順典禮騙殺。5月18日岩元警務課長召集林圯埔、坎頭厝、土庫、他里霧、下湖口的五支廳長,指示舉行歸順典禮的真意與處置順序,並決定斗六、林圯埔、坎頭厝、西螺、他里霧、內林的六個地方為式場,並命令各支廳長好好準備,即對於表示投降的抗日領袖,表面上善用甘言,許他歸順,內心則企圖徹底剿滅。他們約定5月25日,要張大猷等265名抗日分子,分赴六處舉行歸順典禮,屆時,日軍用機關槍,在六個地方同時殺害了這些抗日分子。這種誘降欺騙殺戮的事實,日人僅宣稱:5月25日,在歸順場妄動,所以一齊殺戮。隱蔽了日人的騙殺事實。7.瞧吧哞大屠殺:1915年余清芳以台南的西來庵「食菜堂」為中心推展抗日運動的時候,日軍警以誘殺詭計,將台南瞧吧哞(玉井的日語讀音)附近的後厝、竹圍、番仔厝、新化、內庄、左鎮、茶寮等20多村落居民3200餘人,不分老幼,全部殺戮。日人對於這種慘絕人寰的大兇殺極盡隱密之能事。例如秋澤次郎著《台灣匪》,除了喋喋不休的敘述「匪徒的暴動」和「聖恩的洪大無邊」以外,就沒有提起前述的騙殺事實。後藤新平在其《日本植民政策一斑》公開地說,在他統治台灣的五年間,依法「殺戮匪徒數」就達11950人。日本的所謂「匪徒」,不用說是「抗日」的台灣人。現在日本右翼分子常歌頌日本50年台灣殖民統治的成功為「現代化」,有些台灣學者追隨著說,台灣的「殖民地化」也就是「現代化」。如果台灣割讓日本後,日本武士道在台發威,台灣才能有「現代化」成果的話,不是等於說台灣人是賤骨頭,台灣人自己沒有「現代化」的能力嗎?新渡戶稻造為什麼出英文版《武士道》為什麼新渡戶稻造在1899年撰寫《Bushido》(武士道),給武士道新釋呢?而《武士道》的出版又如何變成新渡戶登龍門而富貴榮華的敲門磚呢?最主要的秘訣在於他娶了美國婦女瑪里為妻。日本在甲午戰爭戰勝了中國,獲得2.3億兩白銀的賠款和台灣殖民地,但是日軍有「旅順大屠殺」、「領台大屠殺」的殘虐行為,列強仍視日本為一野蠻國,日本必須向國際解釋日軍的行為是「武士道」的行為,是一種高尚的品德。新渡戶在1884年赴美留學,進入美國巴爾的摩新設的霍布金斯大學,同學有以後當總統的威爾遜。1886年他認識了美國小姐瑪里,瑪里是教友派信徒,是愛國者,新渡戶也是愛國者,為了追求瑪里,新渡戶變成了教友派信徒。瑪里的父親認為日本人是野蠻民族,反對瑪里與新渡戶結婚。但他們二人交往五年後,在1891年結婚。結婚後二人在東京的住家,簡直像在日本海中漂浮的孤島,住家環境完全是美國式。瑪里是第一個跟日本人結婚的美國女性,不說日本話,也不顧慮日本人的想法和行為方式,不論是文化上或心理上,仍然依照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她幫助丈夫出了一本英文書《武士道》,將日本傳統與歐美比較,詳述日本的武士道與歐美騎士道的相似性,辯解日本的切腹、復仇等絕不是野蠻。藉助於優雅典麗的英文,此書風靡歐美,新渡戶稻造之名傳遍世界。談「武士道」就是「新渡戶」,談「新渡戶」就是「武士道」。從此,新渡戶步步高升,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1904)、第一高等學校校長(1906)、美國卡內基財團的交換教授(1911)、東京帝國大學教授(1915)、東京女子大學校長(1918)、國際聯盟事務次長(1919)等。新渡戶在《武士道》第一版序中說:「此書的直接開端,是吾妻常常問我為什麼這樣的思想或風俗在日本很普遍呢?」武士道的道德律在西洋人看來是很野蠻的,他就必須想辦法圓滑地說明,因此與妻子一再討論,讓她理解,取得她的同意。新渡戶的這部著作,另外也得到美國女友安娜的協助。安娜留下來的信件證實她與《武士道》的著述很有關聯。安娜留下的信件中提到:當新渡戶的手發抖而寫不下去時,是安娜聽取新渡戶口述,替他寫下來的。新渡戶在書的末尾也表達了對安娜的感謝。這部以英文撰寫的《武士道》一書,在義和團事件發生的1900年,於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出版。此書的出版剛好給歐美人提供了評比「日本精神」與中國「義和團」的機會。這本書在日俄戰爭爆發後的1904年,經由美國人的協助,由更大的出版社George Pattonams & Sons再版。拜日俄戰爭日本戰勝了俄國白種人之賜,國際間加深了對日本的關心與興趣,英文版的《武士道》即變成了暢銷書。新渡戶從此成為日本精神、日本倫理學的權威,名揚世界。1905年日俄戰爭戰勝之年,明治天皇特地召見新渡戶進宮,瑪里也陪同到皇居拜謁。日本在日俄戰爭能夠打敗俄國,其實也靠美國金融資本的援助。當時德國系猶太人創立的投資銀行古恩·羅布公司,社長是德國出生而移居美國的薛夫。他跟歐洲的猶太系金融資本家朋友羅斯契德共同封鎖俄國想在倫敦和巴黎籌借戰費的行動,同時,薛夫的古恩·羅布公司又負責日本在日俄戰爭時的四次外債募款,共募得3.5億美元,幾乎是當時日俄戰爭時日本戰費的一半。薛夫也與戰後的1906年赴日,受到明治天皇的召見,並被授予一等瑞寶勳章。從新渡戶稻造呈給明治天皇的《上英文武士道論書》也可以了解他撰寫這本書的真意:「伏惟皇祖肇基,列聖繼緒,洪業先於四表,皇澤遍於蒼生,所施聲教,所及德化,武士道興於茲,輔佐鴻謨,宣揚國風,使眾庶皆歸忠臣愛國之德。斯道卓然,為宇內儀錶也。然外邦猶未詳知,是真憾事,稻造於是作武士道論。」末尾曰:「稻造才短識薄,加之病嬴,宿志尚有未成,上背聖恩,下愧父祖,惟僅述卑見而作此書。庶幾皇祖宗之遺訓,武士道之精神,傳給外邦,以報國恩於萬一。僅上此書,仰奉乙夜之覽,誠惶頓首。」這本書在1899年出版後,經過幾次增訂再版,在盧溝橋事變的翌年1938年,由矢內原忠雄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岩波書店出版,成為日本「武士道」論的鐵定版。此書的第16章「武士道仍然存在?」斷定:「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與原動力。」又說:「帶領日本度過王政復古的暴風與國家革新的漩渦而掌舵『日本船』的方向的大政治家,其所通曉的道德教育均在武士道之內。看看佐久間象山、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現代日本推動者的傳記,以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人的回憶錄吧,你會發現日本的形成是以武士道的思想和作用做為動力的。」的確佐久間、西鄉、大久保、木戶、伊藤、大隈、板垣等是推動日本的「王政復古」維新事業,促使日本成為「上下一體的皇國」的志士,並且日本也經由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但是日本「內政」的成就乃建立在「外征」亞洲鄰邦的犧牲之上。佐久間象山是提倡「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論的思想家。他評論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惟貪圖利己,不知禮義廉恥。他的理想就是日本「皇國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而啟蒙日本志士推向「開國進取」的方向。佐久間最後拜謁幕府的高層一橋慶喜和將軍德川家茂論「開國」時務,被「倒幕」和「攘夷」的志士所暗殺。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是「王政復古」明治維新的三大功臣。西鄉以《征韓論》聞名,被不平士族擁立造反,戰敗自刃。大久保在明治初年得機會巡遊歐美,見歐美列強虎視眈眈,反對「征韓」而主張先「內治」,但1874年日本「征台」,主張「台灣處分」,併到中國推展「強硬外交」,1878年被不滿士族暗殺。木戶孝允是「尊王攘夷」的志士,起初提倡《征韓論》,以便下級武士之不滿有發泄地方,但自從1872年隨岩倉遣外使節團巡歷歐美回國後,就改變態度,既反對「征韓」也反對「征台」,後來在西南戰爭中死去。伊藤是為日本創設內閣制和制定明治憲法的功臣,在其第二次組閣時,擴張海軍,強行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後又締結日韓條約吞併韓國,並擔任了第一任韓國統監,但被韓國愛國志士安重根暗殺身亡。大隈是1874年日本出兵「征台」的事務局長官,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組閣對德宣戰,並向中國強行提出21條要求,力圖日本取代德國在山東的特殊權益,然而他曾被日本右翼玄洋社員來島恆喜投炸彈而斷了一隻腳。板垣是「征韓論」的首腦,因「征韓論」失敗而下野。以後組織愛國公黨、自由黨等各種政黨,參與政治活動,對內主張「自由民權」,對外則主張「征韓」、「對中國開戰」。從以上可見,在日本武士道思想影響下的大政治家,對日本來說確是明治維新的功臣,但對鄰邦來說,則顯然都是對外武力侵略的元兇。新渡戶《武士道》論,從中國人的立場來看,最值得推敲的地方是他對中日鴉片戰爭的論述:「小日本」擁有的是肉體上的耐力、不屈不撓及勇敢,這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可獲得充分證實。「有任何民族比日本人更忠君愛國嗎?」是經常被提出的問題,而答案總是驕傲的「沒有」。日本人應該感謝的是武士道。新渡戶再強調:「打贏鴨綠江、朝鮮及滿州東北戰役的,是日本祖先的靈魂,在子孫的心中跳動,引導著子孫的手。那些威武的魂魄、武勇的先祖精神,並未死去,對於那些有心看見的眼睛,那是清晰可見的。即使一位擁有最先進思想的日本人,在外表之下,仍然是一位武士。」新渡戶從1920年就任國際聯盟事務局次長達七年,擔任日本在國際的宣傳工作。回國後就任貴族院議員,並以太平洋問題調查會理事,為瀋陽事變後日軍出兵中國東北辯解。1933年去世。他的美國夫人瑪里則活到盧溝橋事變的次年1938年。他們夫婦不僅支持日本在1904至1905年的對俄戰爭,並從1931年的瀋陽事變開始,在20世紀30年代一直辯護日軍在中國的軍事行動是對的。換言之,《武士道》新釋的用意,乃是向歐美列強辯解和使日本侵略東亞正當化的工具。南京「百人斬」是武士道的邪門延伸《東京日日新聞》的隨軍記者,在1937年11月30日,12月4日、6日、13日報導日軍的《百人斬超記錄》,即日本帝國軍人向井敏明和野田毅進行殺人競賽。二人事先還找隨軍記者淺海一男等三四次,告以殺人競賽的經過。1937年12月5日日軍進入江蘇句容縣時,向井殺中國人87名,野田殺78名;12月21日的日軍南京大屠殺比賽,二人於紫金山麓,向井殺106名,野田殺105名。此事經隨軍記者淺海、光本及淺海鈴等將目睹情形電送東京各報紙連篇報導。在南京大屠殺期間12月13日的報導,還有二人拄刀而立的照片。當時的日本軍人,相信殺中國人是「義勇奉公」。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戰敗投降,1947年12月4日中國審判戰犯的軍事法庭判決二人死刑。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用刀殺害300名中國俘虜和平民)三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場被處死刑。向井敏明在死前的遺書辯解說,百人斬的「報導是屬於戰鬥行為,並非犯罪」。野田毅戰後回到日本在其故鄉演講說:「斬殺百人競賽的勇士,說的就是我。其實在白刃戰中斬殺的士兵不過四五人……佔領戰壕後,叫支那兵出來,愚蠢的支那兵都出來了。我叫他們排好隊,然後從隊伍的一頭逐個砍過去,雖說斬殺百人出名,其實多是這樣砍死的……我覺得沒什麼。」他們二人對斬殺人沒有罪惡感,大概淵源於武士道精神吧。李登輝的《武士道解題》李登輝著《武士道解題——高尚的品德》一書,於2003年4月在東京的小學館出版。書後頁記載,此書的「編集人佐藤幸一」,是否就是這個日本人捉刀而成,不得而知,但是李登輝在1999年出版的《台灣的主張》,據說是日本人江口克彥以日文捉刀而由魏廷朝翻譯中文的。這樣日本人對台灣的觀望,就變成「台灣的主張」了。在《武士道解題》的前言中,李登輝說「大和心」才是日本人最值得誇耀的普遍真理。可惜1945年8月15日以後,基於「大和魂」或「武士道」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特有的指導觀念或道德規範,從根底被否定,一直被一腳踢開。他說這是在「否定過去」,一種日本人的「自虐價值觀」。戰後日本的歷史教科書記述了日本侵略東亞各國的事實。但最近有一群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殺,否定慰安婦,斷定這是「自虐史觀」,正在努力修改或淡化日本從事侵略戰爭的史實。這樣李登輝就變成「外國人」歌頌大和魂和武士道、肯定日本近代侵略的一顆棋子了。為什麼現在對日本武士道需要重新解釋?並且套用西洋的「騎士道」解釋為「nolesse obliges」(高尚的品德)呢?這一詞本來是法語,意指地位高貴又堅守職責的人,英文沿用也可以稱「高尚的品德」,意思就是說日本的武士道就如西洋的君主與騎士之間有契約關係。日本武士道自有其本來的淵源,現在卻以「高尚的品德」新釋,值得我們深思吧!武士道的古典意義是江戶初期武士山本常朝所傳誦的《葉隱》。武士道的新釋是中日甲午戰爭後新渡戶稻造在美國用英文出版的《武士道》。李登輝的《武士道題解》,說穿了,是新渡戶《武士道》新釋的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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