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道台喬人傑的一生今晚報數字報
天津道台喬人傑的一生 |
趙 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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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入近代前夜,有多次與西方交流碰撞的機會,尤以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最為難得。而喬人傑是首次在大沽口登上使團所乘坐「獅子號」的兩名中國官員之一。使團登岸後,喬人傑陪同使團北上熱河給皇帝祝壽,最後又護送其從廣州離開。可以說,喬人傑目睹了中西兩個大國歷史性的接觸與碰撞。這使他的人生經歷和官場生涯顯得與眾不同。喬人傑是一個怎樣的官員呢?筆者經多方搜集,對其一生做了大致勾勒。 天子腳下,仕途騰飛之地 喬人傑,字漢三,號蔭堂,山西徐溝郝村人(今屬太原),生於乾隆五年(1740),卒於嘉慶九年(1804)。 喬人傑自幼家貧,卻不戚戚於貧賤。他發奮讀書,在當地以才氣冠絕一時,19歲中秀才。乾隆三十年(1765)參加乙酉科鄉試,中舉人;後參加會試未第,便考取了景山官學教習(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這是個專門教八旗子弟的職位。別看這小小教書匠,沒有點真本事也是不容易當的。大清入關後,特別重視對八旗子女的教育,滿漢兼修、文武並重。景山官學是清代八旗子弟學校(旗學)的一種,設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因校址在北京景山北上門兩側的官房而得名。漢文教習共有12人,教漢文詩書,由禮部從舉人、貢生中考選。其實,會試未第,轉而考取旗學教習,也是曲線步入仕途的一種方法。
果然,喬人傑在旗學教習職位上期滿後,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被選授直隸廣宗縣知縣。次年調任宣化縣。乾隆四十六年(1781),任順天府大興縣知縣(有關任職年曆,見清宮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折件)。別看大興也是個縣,但大興縣在天子腳下,從外縣調任大興知縣,算是升了。清代四九城以中軸線為界,一半屬大興,一半屬宛平,因而皇帝「金鑾殿上坐,左腳踩大興,右腳踏宛平」。民間稱知縣為「七品芝麻官」,但大興、宛平知縣官高一品,是正六品,隸屬順天府,直隸總督無權過問。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做父母官,容易出成績,所以調大興知縣不僅是官升一級,還是個美差、紅差。喬人傑仕途的騰飛便是從大興知縣任上開始的。
因「遞鋪事件」被降級
喬人傑從小不僅有才氣,而且文武兼修,精通跳蕩技擊術,並在大興知縣任上派上了用場。大興是政務繁多的縣,擔負許多普通州縣沒有的職責,如協理在京各部衙門公事、徵收旗租、協理鄉會殿試等等。而天子腳下商賈名流雲集,大款多了,也就容易招賊,史載當時「群盜恆聚」。喬人傑上任後,施政有主次。作為首善之地,良好的社會治安是最基本的,所以他把捕盜作為第一要務。每次,喬人傑都能身先士卒,破獲了許多大案要案。為此,乾隆四十八年(1783),他被特擢為順天南路同知,分管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東安,一如既往地打擊盜賊,致京畿盜賊衰息。喬人傑死後,到了道光年間,順天西路同知竇喬林也善於捕盜,有「前喬後竇,群盜奔走」的民諺,可見喬人傑在當地的政績與口碑。也就在喬人傑升任順天南路同知那年,發生了一起「遞鋪事件」。
遞鋪(亦稱「急遞鋪」)由鋪舍和鋪兵組成,是清代郵政系統的基層組織。當時,公文主要由驛站傳到地方,地方上再通過遞鋪往州縣一級傳遞。據粗略統計,清光緒年間,全國共有遞鋪一萬三千餘個,鋪兵四萬四千餘人。遞鋪設鋪司一名,相當於現在郵政支局的局長,鋪兵四到十名。公文到鋪後,先登記造冊,再靠鋪兵的腳力傳往下站,鋪兵的待遇很低,但責任重大。在通訊手段十分原始的情況下,遞鋪驛站系統擔負各方面信息傳遞任務,其嚴密程度、效率高低直接關係著國家機器的運作效率,所以朝廷十分重視。
大興縣作為畿輔首邑,管理周邊各路遞鋪,確保信息傳遞途徑的暢通。可偏偏在大興縣發生了一件鋪司隱匿公文不發的大案。乾隆四十八年(1783),大興縣朝陽鋪鋪司劉寬,公然違背遞鋪紀律規定,沉匿盛京工部咨行京城工部的公文不發。案發後,前任大興知縣、現任順天南路同知喬人傑和現任大興知縣崔夢熊前往朝陽鋪搜捕,在劉寬家的炕洞內搜出新舊公文八百餘件,震動朝野。當年七月初七,喬人傑和崔夢熊受到順天府尹等人的嚴參,皇帝給的最終處理結果是:將劉寬發配伊犁為奴,喬人傑「對鋪司竟敢沉匿如此多公文不及早查察,殊屬廢弛」,嚴重失察,交吏部嚴加議處(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參奏失察鋪司沉擱公文之南路同知、大興縣令》)。喬被降四級調用,同年捐復四級,留在順天府委用。
為政剛猛,顧全民生
據《徐溝縣誌》,時安徽鳳陽民風彪悍,好鬥成性,可能是皇帝看中了喬人傑善於捕盜的才能,乾隆四十九年(1784),下特旨,讓因「遞鋪事件」在家反思的喬人傑知鳳陽府。
赴任後,喬人傑先嚴肅法令,把領頭的豪強暴徒繩之以法。當時,鳳陽府鬧饑荒,喬人傑找到當地大戶勸捐,又通過常平倉調節糧價,保障民生,平穩度過饑荒。此外,又設立十餘所質庫(當鋪),農民可以把農具抵押進來,換取種子等急需物資;若沒錢贖回農具,可以按日租用,這一舉措使農民致力農事,換取了來歲的豐收。至此,強盜斂跡,民風向好,且保證了官方稅收,百廢俱興。
喬人傑在鳳陽知府任上所做出的成績,得到上司肯定,據《清宮檔》《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五十二年(1787),調喬人傑為安徽首府安慶府知府,先後護理廬鳳道、寧池太廣道。乾隆五十四年(1789),擢江西督糧道,因丁父憂去職。
乾隆五十五年(1790),直隸天津道出缺,以喬人傑署(代理),兩年後實授(內閣大庫檔案042608號、《重修天津府志》卷四十)。
前文已述,喬人傑的仕途升遷之路,部分靠才能,部分靠運氣,稱得上是「福官」。他剛署理天津道,就碰到皇帝來津視察。乾隆五十五年(1790),皇帝東巡至山東謁岱廟,視察河堤、海防,四月回京時經過天津,從初七待到初十,主要有行禮海神廟、拈香海光寺、接見回國路過津門的安南使臣等活動。皇帝巡幸地方,正是地方官難得的表現機會。如何哄皇帝開心,其中大有文章。
乾隆這次來天津,從他的詩文及自注中可以窺見其心情,「萬民瞻叩萬乘尊,萬乘君難亦知否」;自注中說,「眾商等情深祝嘏,點綴陳設,衢歌巷舞」,而且安南使者正路過天津,皇帝特別賜宴使臣,讓其目睹皇帝與萬民同樂的盛況,以便回國後大加宣傳,有懷柔遠人之意。總之,天津地方官給足了皇帝面子,史志載喬人傑「明察沉觀,供頓所需一切立辦,官民相安」,給皇帝留下一個好印象。
有關喬人傑在天津任上的政績,史料記載不多,但從其後調任永定河道、清河道,說明其在天津積累了治水經驗,治水有功。另據光緒朝《重修天津府志》,歲壬子(1792年),天津及周邊鬧水災,鄰縣饑民奔奉天路,每天路過天津的饑民數以千計。喬人傑倡率官紳捐資,在天津四個城門外設立粥廠,以飼饑民,使其過境不擾。
出任天津道,遇馬戛爾尼使團訪華
為打開通商渠道,英國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派出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1793年7月29日),使團的船隊來到天津大沽口,負責接待的欽差委派喬人傑與通州協副將王文雄前往迎接,且送去大量食物酒水(《乾隆事典:清史事典六》)。有別於中國史家的春秋筆法,英人筆記史料中的喬人傑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形象。
「這位文官的樣子很莊重,但並不嚴厲,看上去似乎是一位有淵博知識的人。他不多講話,既不炫耀自己,也不被別人所炫惑。盡忠於自己的職守似乎是他唯一的行為準則。」這是副使斯當東對喬人傑的第一印象。
善於觀察和描畫人物形象的畫家威廉·亞歷山大,畫了兩幅喬人傑像,留下了珍貴的圖畫資料,也使我們可以一睹這位天津道台的尊容,畫家配上了這樣的說明:「喬大人受過極好的教育,舉止端莊,嚴肅正直,判斷得當,並且一直擔任皇族中某家的教習。中國官員外表的榮耀,通常是通過官帽的頂子來區別的。喬大人帽子上是顆藍頂子,上面懸有一支孔雀翎,那是附加的品級標誌。他穿著整套的朝服,外面是件寬大的緞子長袍,裡面是件帶有絲繡的內袍……他手裡拿的一捲紙,應該是與英國使團有關的文件。」
喬人傑與王文雄,一文一武,代表清廷接待、護送英國使團。其間,既要照顧好對方的飲食起居,做好安全保衛工作;又要監視對方,將其一舉一動隨時向上級報告;還要做雙方的傳聲筒,這份差事並不好乾。尤其是遇到中英禮儀衝突時,如何讓皇帝不失面子,又讓英使妥協,真是大費周折。皇帝沒有選錯人,喬、王二人非常聰明地完成了任務,讓皇帝和英國人都感到滿意。
一路上,皇帝的欽差換了幾輪,喬、王二人作為最基層的護送官員相伴始終。而英國人的滿意之情也不時在筆端溢出,二十多年後,小斯當東跟隨阿美士德使團來華,還打聽過喬人傑的消息,「嘉慶中,英人復來,中有乾隆癸丑曾來者,至天津,尚詢松、喬兩公不置」。
頗有意思的是,像喬人傑這樣一位在中國史志里一本正經的大清官員,竟然也有極為活躍的一面。據《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載,喬是一位愉快的伴侶,為了將氣氛搞得活躍一些,他在喝茶時做出驚人之舉,「他又跳舞又唱歌,在我們一名畫家托馬斯·希基的笛子陪奏下,他一邊輕聲哼唱,一邊用扇子在茶杯上打拍子」。為了使英國人高興,喬人傑甚至還不怕笑話,學說英國話。隨團的天文學家承認,喬人傑說verywell(很好)或howdoyoudo(你好)時毫無困難,但說broth(肉湯)時就怎麼也不行。
天朝上國太「優越」,將外交看成待客
一路上,喬人傑對英使提供了無微不至的照顧。一次,食物變質,將負責食物供應的官員摘掉頂戴,而僕人則被施以杖責。英國人想方設法搜集有關中國的情報,利用機會到運河附近的村鎮去實地觀察。結果,有兩名使團成員因上岸私自活動,跟一隊當地官員率領的士兵起了衝突,受到武力恐嚇。喬人傑知道這一情況後,立馬把那些士兵叫去,準備打板子,以示懲罰。英國人為他們求情,才免了一頓板子。不過,喬人傑還是在總督面前告了當地官員一狀,總督免了那個官員的職,並施以體罰。
更有趣的是,筆者在馬戛爾尼的日記中發現,喬人傑對許多事物都發表了個人看法。如關於婦女纏足,他是這樣解釋的:「它是一種古老的習俗,可能起源於東方人的妒忌,男人總是巧妙設法牢牢地控制女人,讓她們留在家裡,這個好方法肯定叫她們難以出外逛盪。」對於司法中普遍存在的送禮行徑,馬戛爾尼這樣寫道:「(喬人傑)極力要讓我相信他主持法庭的公正合理……不要誤解中國送禮之事,贈禮和收禮是他們的禮節,而且成為慣例,對此不必擔心。在這種情況下送禮,是按贈者的財力和受者的身份而定。當我指出無錢可送的窮人和有錢的富人打官司,必定吃虧。這時他向我保證說,辦事費用對案件的判決不起什麼作用。」當馬戛爾尼問他為什麼城牆上沒有一門大炮時,喬人傑認為它沒用,因為敵人也不擁有這玩意兒。(《馬戛爾尼勛爵私人日誌》)
跟英國人對中國一切事物的好奇心相反,中國官員始終抱著天朝上國的優越感,對「英夷」的一切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樣子,從來不主動打聽。「他有常識和文化,因為一直的相處和不時的交談,他對我產生友誼和好感。但他仍保持中國人的虛榮,在長時間接觸中不可避免的,他越感到歐洲人表現的優越性,就越加有意誇大他本國的壯麗山河、人口眾多及其他民族特色。」正是這種虛榮心作祟,喬人傑為了證明中國的富饒,為英使提供了一個詳細的各省人口數據。「我們認識的這位官員始終是溫和的、老實可靠的人,他從來沒有欺騙作弄我們,所以我們都認為這份表格是真實的資料。」(《巴羅中國行紀》)而王文雄則提供了一份詳細的軍事材料。半個世紀後,這些數據資料成為英國國會決定向中國宣戰的重要依據之一。
像喬人傑一樣,當時中國官員全無近代外交意識,只是以傳統的待客之道對待英使。肩負通商任務的馬戛爾尼甚至夢想:「為什麼海關監督的職位就不能由喬大人擔任?這個位子對他再合適不過了。」
私生活的另一面
鑒於晚明社會的奢靡腐朽導致的世風日下、上層統治者荒淫亡國的教訓,清朝明確禁娼,據《大清律例》,官員嫖娼、喝花酒杖六十,拉皮條杖三十,明令禁止官員狎妓。雍正帝下令全國廢除樂籍制度,從那時起,官員嫖妓在制度上是被禁止的,但不可能被禁絕。
根據使團隨團醫生基朗的日記記載,喬人傑和通州協副將王文雄護送使團南下廣州途中,在杭州嫖妓染上了性病。大約兩周後,倆人身上出現花柳病癥狀。武官王文雄比較開朗,看得開,馬上找基朗求助,很快治癒。不過,當醫生給他的尿道動針劑時,還是把他嚇了一跳,因為當時的中國還沒有注射器,不過他最終還是接受了注射治療。喬人傑則靦腆得多,不好意思向人透露隱私。但他看到王文雄的病很快被治癒,托王去要針葯。基朗醫生不明隱情,告訴王文雄病癒,不用扎了。王大人一陣爆笑後,把事情原委說了——這樣總算把喬的病也治好了。這樣一來,兩位大人病癒的喜訊私下傳開後,沿途好多官員都來求葯。南昌府託大人、兩廣總督長麟等,對英國醫生的治療方式十分滿意,等使團在廣州告別時,他們還特意尋求這款藥劑的配方,譯成中文,以備不時之需。(《基朗醫生記中國的醫學、外科和化學》)
雖然官員狎妓、嫖娼在官場中是公開的秘密,但畢竟法律明文禁止,所以還是有所顧忌。喬人傑和王文雄護送使團到廣州後,受到老友私下宴請,席間有歌妓陪酒,結束後特別囑咐隨行的英國領航員巴羅不要聲張此事。「我們兩個尊敬的嚮導在廣州遇上他們的老相識,福建省某城長官。他晚上在一艘漂亮的遊艇上招待他們,我也受邀參加。一進入大艙,我發現三位老爺身旁各有一個盛裝打扮的姑娘,面頰、嘴唇、下巴都抹得紅紅的,臉蛋其餘部分和脖子塗上白鉛粉。姑娘們各自敬我……姑娘們吹笛,唱幾首小曲,但無論聲音或演奏都沒有什麼迷人的。在離開時,王特別叮囑我不要透露我看見的一切。」(《巴羅中國行紀》)
據《清代職官年表》《徐溝縣誌》,乾隆五十九年(1794),永定河決口,喬人傑調任永定河道,計劃有法,晝夜立泥水中,與工役同作息。因治水有功,加按察使銜。嘉慶四年(1799),調清河道。嘉慶五年(1800),署直隸按察使。次年調福建按察使,整頓吏治,核查冤獄。
身後入祀天津名宦祠
嘉慶七年(1802),喬人傑轉任湖北按察使,平息蒲圻民變。蒲圻縣令殘酷無道,激起民怨,百姓打算殺掉縣令,縣令則下令關閉城門,揚言盡誅亂民。百姓大恐,聚集千餘人圍縣衙。湖廣總督得到消息後,打算調動軍隊前去處理此事。喬人傑聽說,連夜見總督勸說:「這是官民之間慪氣,百姓必無反心,不能動用軍隊。」於是,總督委託喬人傑前去處理。喬人傑疾駛至蒲圻,把為首鬧事者抓了,連同縣令押至省城,其他則不問;並為蒲圻縣調來一位賢官,百姓大服。
喬人傑晚年積勞,罹患風疾,嘉慶九年(1804),準備入京覲見時,病發去世,年65歲。身後入祀天津名宦祠,在福建期間善政亦為人記述。所著有捕盜、救荒、治河諸書,今佚。
(筆者註:本文相關史料的查閱,得到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張建斌先生的大力幫助,謹致謝意。)
圖①威廉·亞歷山大所畫小斯當東覲見乾隆。
圖②《中國服飾》中抽旱煙的喬人傑。
圖③《中國服飾》中的通州協副將王文雄。
圖④威廉·亞歷山大所繪天津三岔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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