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講」第四講互動|要個人主義還是儒家角色倫理？？安樂哲/姚新中/孫向晨答評

08-09

中西文化交流之間的不對稱，如何導致儒家形象傳播的偏差？為何說儒家倫理是與西方個人主義的「你輸我贏「相對立的選擇？儒家角色倫理能否影響今後20年內世界文化新秩序的重建？昨天（11月30日）晚上，在復旦大學吳文政報告廳內近四百名慕名聽眾的好奇心下，來自夏威夷大學的退休教授、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博古睿學者安樂哲做客第113-4期文匯講堂，主講《個人主義與儒學倫理學的互融與挑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院長姚新中、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孫向晨分別擔任對話與點評嘉賓。

該講座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傳承系列五講（簡稱「接著講」五講）第四講，由文匯報社和復旦大學主辦、復旦杜威中心協辦、文匯講堂和復旦大學上海儒學院承辦。

今奉上嘉賓點評和現場互動精要，以供聽眾先睹為快，嘉賓對話將在周一的對話精華版中與大家見面。

嘉賓點評

儒家角色倫理與個人主義：制衡與中介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教授孫向晨

感謝安樂哲教授的精彩演講，感謝姚新中教授的犀利對話，也感謝各位聽眾的廣泛提問。

剛才姚教授特別提到了毛澤東主席1939年撰寫的《紀念白求恩》中的內容，白求恩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安教授所作的工作也是如此，接下去還有一句話，更加精準：「他把中國人民的事業當做了自己的事業。」安教授的儒學研究事業就是這樣的。不僅如此，我聆聽了對話，感覺安教授更像一位中國人，在為一種中國文化立場辯護，而姚教授反而像是一位外國人，對於這樣的立場提出種種質疑。在座的各位可能就更像外國人的提問了。這就是我們現今的狀態，一位外國人有著強烈的儒家立場，而在座的各位中國人卻對這樣的立場有著自己的疑問，這是中國很有魅力的一種形態。

比較：要理解今天的中國，必須更徹底地理解西方

從個人角度說，我也很有一些感觸。雖然研究西方哲學，撰寫的書也關於西學，但安教授的演講與著述對我很有啟發意義。我拜讀過安教授的很多翻譯和著作，今天又聆聽了他的講座，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安樂哲教授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敏感性。安教授通過對比中西文化傳統的細微差別，深入地闡述了中國文化傳統的獨到之處。這其實給我們每個人敲響了一個警鐘：今天的中國人，當我們想要自我理解時，其實面臨著一個巨大的挑戰，我們未必了解自己。安教授懂中文、日文、拉丁文與英文等等，在這樣的背景下，他才能細緻地辨別出中西文化的差異。例如，安教授告訴我們漢語的「宗教」不同於西方文化中的religion，「仁」不同於benevolence，「禮」不同於ritual，這裡存在著巨大的語言轉換問題。其實不僅是中英文之間有這個「轉化」問題，現代漢語本身也存在這個問題。例如現代漢語中充滿了諸如「理論聯繫實際」、「透過現象看本質」這些翻譯過來的辭彙，古漢語其實並沒有這樣的概念，而要理解這些現代概念，其實光靠漢語本身是不夠的，你得懂theory，practice，你得懂phenomenon，essence。所以，不僅漢語與西語的轉換存在著巨大的障礙和鴻溝，現代漢語自身也充滿著這種張力。

因此，我們今天要理解自己並非是件易事。「講好中國故事」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艱難得多。雖然我們能夠用流暢的英文講述中國文化與儒學思想，表面上看與外國學者交流得很順利，實際上我們說的可能完全不是一個概念，這是中西交流深層次的問題，特別容易被忽視，卻是我們今天特別要警醒的地方。今天每個中國人在反思中國的情況時，特別要有一種哲學家的精神，就是注意反思各種情況出現所隱含的前提，這是我的第一個感受。安樂哲教授的結論其實是極具挑戰性的：你要了解中國，就必須更加徹底地了解西方。只有在這樣的比較中，在對對方的精細了解中，才可能知道今天的中國或者中國的傳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本質：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理解要掌握其背後的「本體性結構」

安樂哲教授給我的第二個啟發是，今天我們理解中國的時候，需要一種新的形態。很多保守的中國學者強調「以中釋中」，強調不用來自西方的工具來解釋中國。這其實不是儒家的傳統。漢代的儒家不同於先秦儒家、宋明儒家不同於漢儒，現代新儒家又有新的形態。儒家的發展始終保持了一種開放性，以一種開放性的、包容性的態度面對世間的種種變化。其實最關鍵的是，我們如何弄清楚我們自己的傳統。我讀安樂哲教授的著作，特別有感觸的是，他對融通、融匯貫通的理解，這是最為關鍵的問題。這話看似簡單，其實實踐起來是非常艱難的。這需要有對於中國文化傳統根本性的、整全性的理念。為什麼西方希臘哲學推崇智慧、正義、勇敢、節制，基督教傳統推崇信、望、愛，而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推崇「孝」，把「孝」看成是德之始，「百善孝為先」；但同時，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傅斯年提出「孝」是萬惡之源呢？這似乎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強烈的衝突性的解釋。我認為不能簡單地地看待這種衝突，文明更需要理解中國文化傳統背後的「本體論結構」。安樂哲教授特彆強調中國文化傳統中「生生不息」的思想，「生生不息」表達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對於世代連續性的重視。在being-between-generations中，「孝」是關節點。在世代的交替中，將世代結合起來的關鍵就是「孝」，它表現了中國人對於世代觀念的重視。

所以，在中國，家庭就不單單是個社會的組織，它更有一種本體論的地位，「孝」之所以在中國傳統中那麼重要，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對中國的生生不息，對中國人天地神人的關係有一個貫通理解，那麼會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整體結構就會有所了解。這種本體論的結構與其在歷史上機制化的表達是存在很大的區別的，比如說父母亡故要守孝三年，官員要丁憂，這種具體的做法與我們傳統對整個世界觀的根本性的理解之間是有區隔的。因此，我們在不同時代可能有不同的表達，但背後的邏輯是相通的。我們今天要理解中國，最關鍵要理解、把握的，也是最具有挑戰性的是這種根本性的把握。我不認為我們對自己的傳統已經有了很清晰的、很深刻的了解與把握，我覺得我們在很多地方都還不如安樂哲教授的研究與理解。

關係：現代個體權利是中國儒家角色倫理能夠在現代成功的必要中介

最後一點是關於個體的權利和所謂的儒家的角色倫理的關係。我的主張可能與各位的看法不太一樣，我認為所謂的individualism在歷史上，儘管是從西方開始的，但它代表了人類的一個巨大的進步，它表達了對於人的自由、權利與尊嚴的尊重。人類對人的尊重，最終要落實到一個終極的單位，這就是個體。這是現代文明的門檻。傳統上，人類要生存，基本的單位都是整體性的，在中國是家族、在印度是村社，在希臘是城邦，但人類文明的進步最終把我們對於人的尊重落實到了每一個人的身上，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individualism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安樂哲教授也指出了個體主義很多消極的後果。在我看來，我們要做的不是消除個體主義，而是針對其消極面如何建立一個制衡。在這方面，儒家角色倫理可以扮演一個很好的制衡角色。

當然安教授關於儒家的角色倫理其實同樣會存在很多問題，很多聽眾的提問也表達了這樣的憂慮。但另一方面，角色倫理也有一個非常進步的、積極的、肯定的方面。對於個體主義與儒家角色倫理的關係，我的答案大概是rolesshouldbemediatedbyindividualright。這樣一個「角色」，我們需要有一個現代個體權利的中介，在此前提下我們再來討論儒家角色倫理。

現場互動

科技衝擊下的新倫理秩序，需要跨學科組合尋找公約數

復旦大學英語系大一新生黃菲娜：倫理受到了衝突，我們如何構建新的社會倫理秩序，作為適應古代倫理秩序的儒學能否在其中發揮作用？

姚新中：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而且到了我們必須馬上要思考並且很深入思考的時候了。儒家倫理經歷了兩千多年的發展，在不同的時代受到適用於不同時代需求的改造和應用，有積極的因素也有消極的因素。今天我們如何看待這樣的傳統，如何倡導其精神實質而批判其不適應時代的東西？這就是創造性改造和創新性發展。只有解決了如何在儒家倫理精神的指導下建立新的道德規範和倫理原則體系的問題，才能彰顯儒家倫理的精神，而不是把它當作僵化的教條。我們處於一個新時代，很多的語境和情況都前所未有，在這樣一個大變局中，我們要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就必須重新理解儒學，並應用於當代。

要建立一個適應於我們今天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發展和生命科學發展的倫理體系，並不容易。需要儒家學者和哲學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等一起研究，找到一種共同的規律。我想可能在這方面有很多的東西值得我們去思考，第一對於生命的價值關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倡導「成己成人」的仁義精神。第二是對於關係的關注，就是不是把人看作一個個單獨的孤立存在，而是要互相聯繫在一起，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人與人、人與物的相互作用中實現自我的價值，並不斷為優化人際關係提供製度和道德的保障，還有就是能「和而不同、包容天下」的胸襟和情懷等等，我覺得儒家倫理精神中有很多東西都可以在今天的生活中繼續發揮積極作用。

融通關係理性和主體理性，儒家同樣重視道德主體性

上海師大倫理學研究生鍾航：個人主義會使社會處於一種原子式的分離狀態中，而儒學則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比如修齊治平觀念。我覺得兩者互相融通會有困難，您覺得可否互融，根據何在？

姚新中：也許你是對的。個人主義強調個人的獨特性，要把個人從整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儒家倫理則強調社會的整合性，把個人拉回來，它們之間有相互對立的傾向。但究其根本，個人主義和儒家倫理都是在為人的尊嚴和價值尋找根源和論證。對於個人主義，其實我們不要簡單地強調它的利己性，因此否定它的積極意義。剛才我講過，對於任何一個價值體系，我們都必須把它放在特定的歷史和特殊的時代語境里去理解。比如說在西方近代之初，突出個人的價值實際上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推崇個人尊嚴，推崇個人價值，反對那些對於人、生命和價值給予蔑視的思想和制度，比如說神學或者中世紀的禁錮，我覺得這一點非常有意義。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和儒家的倫理其實也有共同的地方。儒家是非常重視個人的道德主體性，強調「千軍可以奪其帥，匹夫不可奪其志」。在《論語》裡面，我們讀到當馬廄失火了，孔子問人，他不問馬，就是說人對他來講是第一位重要的。這樣的理解就可以在強調家族社會價值的同時，吸收那些對個人價值、尊嚴、平等的尊重，從而融通關係理性和主體理性，實現整體和個體的統一。但是後來的帝國時代把儒家學說作為統治的工具，否定其中所包含的對人價值的推崇，把個人完全從屬於家族或群體利益，因此引發了對它的批評和批判。我想這個問題也可以請安樂哲教授做一點回答。

當個人主義最初的推崇尊嚴發生了異化，就需要再一次「解放」

安樂哲：姚老師說得很對。對於個人主義，我們要區分它原始的意義和當下的形態。最初，個人主義對個性具有解放意義，讓貴族和農夫之間，少數族裔和主流人群間男女性別之間，能夠消解歧視，此時的個人主義極具積極價值。反觀當下，全世界最富的八個人幾乎可以佔據世界財富的一半，這樣的個人主義是不可持續的，只會激起社會矛盾。現在提倡社會公益，目標之一就是要矯正這種負面的個人主義，進行再一次的人類解放。

西方推崇的平等是以上帝存在為前提，但對他國文化仍存偏見

復旦大學哲學院龐聰：剛才討論了很多平等，教授甚至說要用共贏概念代替平等，西方哲學中平等概念很重要，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認為，哲學是建立在平等共贏基礎上的，康德認為哲學建立在平等理性基礎上，如果平等不重要，相當於哲學的基石就沒有了。但它們都沒有闡述為什麼平等這麼重要，所以我想問平等的效力來源於哪裡？還是說我們可以用共贏代替它？

安樂哲：這個問題非常有趣。這些哲學的邏輯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完整完美自主的前提，比如上帝，所以我們要談個人自由，如果從那樣的前提來看，平等和個體自由的確變得很重要。但事實上是，人們並沒有這樣平等的機會。另外，康德雖然談自由和平等，但是他對歐洲以外的哲學包括中國哲學都是帶有偏見的，認為中國根本不存在精神。這一點，他後來的黑格爾也這樣認為。因此，一方面，他們談平等自由，聽起來很有道理，可是在實際判斷中其實是自相矛盾的。

世界領導者如果有聖人之德，就會讓每個參與國發揮其長能

復旦大學哲學系楊亞光：個人主義無法解決全球困境而儒家角色可以有所貢獻，但角色背後就意味著有一定的結構，結構就會有尊卑，有佔據指導地位者。因此，儒家角色如何解決各國在世界的不平等的領導地位呢？

安樂哲：角色背後的確會有不平等，以上下來形容，上就是施惠者，下就是受惠者。孩子需要母親保護，就是受惠者，但他大學畢業工作後，就要承擔一定責任就成了施惠者，到年老時需要別人照顧，又成了受惠者。因此，放在人生的長度中，施惠和受惠的概率是平等的。我們看平等，不是求數學層面的平等意義，而是要在一個長的過程中看待，比如人一生中，施惠和受惠的機會可以說是均等的。

對於領導者而言，就要有聖人的道德和倫理，《道德經》說，「聖人無恆心，以百姓為心」。等級有時是從不同的長能來確定的，如果掌握這兩點，不同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否平等，就可以迎刃而解。最有能力者以聖人之德衡量全局，其他國家各施所長。比如非洲的穆加貝，這樣的領導自己的國家也領導不好，只是為了做一個國王，何來領導世界呢？

儒家角色倫理的深層次是，把單位、甚至國家當做一個放大的家庭。從微觀來說，在家庭里有責任、義務和管理，比如尊老愛幼、責任、平衡、包容都可以實施；從中觀來看，孫院長領導哲學學院，就要以對待家族之心處理員工關係；巨至國家和世界，最後的理想目標就是，將人類和世界「家庭化」。

大家庭雖已經解體，但儒家精神在每個時代都有新的落腳點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王昌樂：中國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是由農業社會轉到了後工業社會，二由家庭倫理走向了企業倫理，三是由儒家的五倫轉到現代社會的多倫，文化由封閉走向了全球化。這樣一個新時代，儒家角色倫理如何開拓出新的文化樣態？

安樂哲：你的分析很有見解，涉及很大的概念，在《易經》里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通思維。儒學在每一個時代都有變化，如東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逐漸挑戰中國文化。如果談挑戰的話，最大的時代不在元朝和清朝，而是現在。儘管大家族的制度已經不存在，但是，學校里的師兄弟們和老師，就像一個大家庭，這種富有儒家意味的關係依然存在。比如，我的博士業師劉殿爵在香港中文大學終老，他沒有子女，但四個兄弟姐妹和他們的子女一起來照顧他，一大家族來照顧一個漸漸變老的哲學家，你們不覺得是一樁很美好的事物嗎？從家庭的關愛演變到社群的關懷，這就儒家精神在這個時代的變化。

中國哲學裡，德是一種行為，與西方不同，道和德無法分開

華東師大哲學系金雯珎：道和德在不斷經歷演變。從甲骨文金文中字形的象徵，到老子，具體的道是道，萬物是小的道，叫德。對應到儒家，道和德就比較接近性與天道，德在亞里士多德的意義上，我覺得有點像萬物的自然本性，而您剛才講到在西方語境中，道是在上帝中的意思，道和德在上帝中是否是「創造萬物」之意？請問，道和德在現代語境下是怎樣的運思過程？

安樂哲：現在有很多外國漢學家看中國儒學，多多少少延續西方的傳統，以休謨、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來考量。但中國學者通常不同意這樣的思路，因為他們不認為德等同於virtue，如果沒有道就沒有德。可是道是什麼？中國悠久的傳統中，德不是一個超越外在的一個原則，而是一種行為的描述。所以如果把它翻成excellence，可能比較恰當。因為道和德是分不開的。

轉型期的矛盾不能擴大為整個時代的評價，儒家倡導加強責任感

牙醫朱聯國：在社會轉型期，經常有些極端事件發生，無論從儒家倫理學還是個人主義都很難解釋清楚，社會在變化也會孕育很多矛盾，您如何看待？

安樂哲：我個人看，轉型期極端事件發生和社會矛盾湧現，這種現象是無法避免的，在每一個時代，在每一個文化里都這樣。我們看問題時要具有理性，不能把矛盾表現作為一個時代或一個國家風貌的代表，尤其像中國這樣大疆域的國家。從安全而言，無論是我1985年剛來北京時，還是現在，我們都認為中國是最安全的地方，我的老二曾在北大附小讀書，晚上和小朋友去玩，我們根本不用擔心，但是在美國大家以為有持槍的自由，結果恐怖事件頻發，自由到晚上都不敢到街上去的地步了。因此，如何理解自由，在我看來，應該是有機會參加最有意義的事務。

對於極端事件的發生，每個國家都要有所控制，儒家從兩個層面理解，一層是每個人都要對自己負責，對彼此負責，另一層面是負責的能力。

愛默生質疑的啟發：西方宗教不該要求強制性的統一和服從

同濟大學大二學生方若梅：中西方的制度不同，信仰體系也不同。西方宗教里有超越性和自足的上帝，中國文化里有世俗宗教的儒家文化。什麼是更強有力的引導性力量可以用來對應激進的現代性？

安樂哲：有一種方式可以幫助你去反思這個問題——什麼是真的宗教？19世紀初美國偉大的思想家愛默生在哈佛神學院有著名的《神學院致辭》的演講，因為挑戰當時的神學內涵，語驚四座，群情激憤，哈佛神學院以後再也沒有請他，甚至逐出神職人員的行列。在演講里，他說歷史上的基督教最大的問題是把耶穌作為一個神，而耶穌是一個人，他進一步說，「神學要讓每一個人做自己。」他不認可歐洲的宗教規定每一個人宗教性都是同一的價值，同一的行為舉止，所有的人都低頭向一個壓迫性的理念鞠躬致意。今天看來，愛默生追求的實際是一種儒學的思想，儒學修身和底線——成己成人。這是愛默生認為的真正的宗教性：要肩負對己對人的責任。

「讓」和「和」是儒家對中國傳統和世界文化的貢獻

律師韓愛珍：我也認為，儒家是中國最重要的一種傳統思想，對全世界都是如此。您覺得在儒家中最重要的關鍵詞是什麼？

安樂哲：你說得很對。2014年，我們在夏威夷建立了一個世界儒學文化研究聯合會，中國、日本、韓國、歐洲、美國的學者齊聚一堂來研討儒學，因為儒學本身是多元化而非單一性的，將多元性壓縮成單一性往往會形成一種壓迫感。這和基督教一樣，有法國、美國、非洲裔等很多不同版本，民主也有很多不同版本，儒學也是包容性的。如果要用兩個詞來講儒家特點，那就是——「禮」與「和」。

如果個人主義和自由導致孤獨和異化，就是不安全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