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道 | 秋風：回歸儒家是中國歷史的鐵律
學者姚中秋，陝西蒲城人，1984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系，1991年以《錢穆歷史文化思想述評》獲得史學碩士學位。其後一直以時評活躍於媒體，以筆名「秋風」廣為人知。作為為數不多的體制外知識人，秋風此前最主要的學術成就是哈耶克思想的譯介與研究，因此在中國思想界的譜系中，他毫無疑問地被長期劃在自由主義一派。然而近年來，秋風以高姿態向儒學與保守主義轉向，對國內自由主義者多有批評，這被看做中國思想界新儒學興起的標誌性事件之一。2011年，秋風發表《中國自由主義二十年的頹勢》一文，文中寫到：「作為後發國家，在中國，自由首先呈現為知識。中國自由主義在中國語境中進行的理論思考，乃是實現關於自由的外來知識 「本土化」 的唯一途徑。普遍的知識唯有本土化，才有可能具有構造制度的能力。」秋風認為自己由奧派向本土保守主義的轉向，是有著知識論上的內在一致性的：「我從一個奧派的保守主義者轉向中國的保守主義者，這並不奇怪。只是很多人會把哈耶克讀成穆勒和柏林，這很奇怪——讀了歐美的保守主義，結果變成在中國的歐美保守主義者。」這些表述，究竟是一次知識上的真誠轉向，還是如批評者所譏諷的，不過是基於風向的政治投機？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專訪儒者秋風，暢談儒家政治中的體與用。核心觀點： 中國未來的社會治理秩序，一定是向孔子之道，也就是中國之道復歸的過程。通過文教培養出有道德自覺的社會領導者群體，這一點是政治運作的關鍵。時下流行的公民社會理念，都不適宜討論中國問題，他們預設的前提都是政府和社會的對立；中國社會的國家和社會不是對立的，而是一個連續體。精英必須向大眾投降，歸順於中國之道，這樣中國的現代秩序重建的過程才能展開。儒家政制是當代中國的「第二次立憲」良好的政制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標，在一般意義上我也承認這是中國政治演變的方向，但從另外一個方向來說，這個政制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我的基本立場是，它肯定不是現在某個國家政制結構的翻版，而應該是中國式的。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政治常識。我的結論是，中國式的良好政制一定是儒家式的，因為儒家一直在守護中國之道。中國之道的早期記錄在《六經》之中，其後在不斷變動的中國歷史中，人們根據六經之大義，闡發各種各樣的觀念，中國之道也由此經歷了多重塑造的過程。今天我們依然可以讀到《六經》，我們依然可以繼續去闡發它。甘陽在《通三統》中，將儒與毛、鄧思想並稱為「統」，但在我看來，後兩者都只能算是流，而不是源。中國之道，追求的是一個可持續運轉的，甚至永恆的制度結構。毛、鄧之外還有漢、宋、明的「流」，其意義不能和孔子相提並論，不能作為一個單獨的統而存在。因為中國過去三十年來最明顯的一個趨勢，就是向孔子的回歸。這一回歸是全面的，從經濟、個人倫理到學術與意識形態，其發展都指明了一點：中國未來的社會治理秩序，一定是向孔子之道、也就是中國之道復歸的過程。在一個比較的視野下看，與五十年前相比，現在大多數人的觀念、價值還有生活方式，都在向傳統中國人轉向，當然其中西方的影響，也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而在意識形態領域，這一特徵就表現的更加明顯了。若用意識形態術語表述，這一回歸是中國歷史的鐵律。在《國史綱目》中，我將這種回歸稱之為「第二次立憲」。所有王朝的建立都是由於偶然因素——暴力、陰謀、征服，並由此建立憲制原則。自漢武帝始，中國歷史王朝第二次立憲的核心則是尊儒，確立以儒家士大夫為核心的社會治理模式。在當下的歷史脈絡中，以儒家為中心的第二次立憲會顯得非常複雜，因為當下還有一套西方的備選方案，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把這一套方案化入我們傳統的儒家治理模式。儒家政制是更為有效的精英遴選機制我認為，「第二次立憲」的根本還是設立一系列以儒家士大夫這一精英群體為中心的制度。借用楊慶堃的一個術語，士大夫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存在是彌散性的，並不僅僅局限於政府官員，而分布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因此，第二次立憲的根本是教育的更化，需以儒家的經典來教育精英。當下應該讓中國傳統經典進入教育體系，育成有價值擔當和文明自覺的社會領導者，最終由此啟動創設立法的過程，完善社會領域各層面的良性制度。在許多人看來，是否讓儒家經典進入教育體系，涉及到政教體系等一系列複雜的問題。事實上，儒家並不是一個神教，而是一個文教。由於不涉及神靈信仰問題，它進入到教育體系中並不會有任何的不正當性。通過文教培養出有道德自覺的社會領導者群體，這一點是政治健全運作的關鍵。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談良好政治。士君子的養成並不是把古代的倫理和制度原封不動地搬回當下，而是一個創造的過程。儒家特彆強調製度的創造性，朱子治《家禮》即強調：禮，俗為大。士君子必須順乎俗，而予以提升。在此過程中，士君子不會站在人民之外，給他們頒布一套律法，而是在現有基礎上做一個提升。在儒家的思考方式中，從來不會想建立一個理想國。現代中國的幾乎所有知識分子，則都有這種烏托邦衝動。倫理也是演化的。道德意識與道德行為，這與具體的倫理規範是不同的兩套東西。道德意識的核心在於一種生命向上提升的意識，以及由此產生的自我約束，它最終會向外呈現為一系列倫理行為。在不同的時代，有同樣的道德意識的人，會有不同的倫理行為。比如，在傳統社會中，男性不把女性當作平等的夥伴（這其實也是一種誤解)；而在當下社會中，一個有道德意識的士君子，當然會把女性當作平等的夥伴來對待。中國經典離我們的距離，實際上並沒有那麼遙遠，它承擔的觀念，當代中國人其實都很熟悉。而古文與白話文之間的障礙，則需要讀書人來發展我們這個時代的經學。我最近出了一本《周易的政治哲學》即是這方面的嘗試。大陸的儒家群體，最近這幾年都認識到了經學的重要性，紛紛轉向通過闡明經之大義來回應當下的問題。港台新儒學都在以哲學方式創造自己的儒學體系，延續了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的工作範式，對經學關注不足。發展經學是有效地回應我們這個時代根本問題的關鍵。中國現代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經學支撐。結果，往往是把他人的問題當成自己的問題，忙乎了半天就是為他人做嫁衣裳。這一體系沒有為當代中國問題的解決做出什麼貢獻，相反更多的是添亂。大陸新儒家之所以走上一條和港台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大陸新儒家面對的問題的複雜性遠遠超過台灣。在港台的發展模式下，民主是被給定的；而大陸新儒家中很多人，比如蔣慶，從一開始就對民主是有懷疑的。大陸新儒家普遍認為，中國的社會治理模式是需要中國人自己去創造的。有效的民主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唯一有效的民主形式就是代議民主，它必須以一個精英群體的存在作為前提，這在美國憲法的設計以及《聯邦黨人文集》的論述中都體現的非常清楚。從這個角度看，中西的政治傳統差異並沒有那麼大，只是這一精英群體在中國是通過教育方式養成的，在西方是通過投票方式把他們選出來的。選賢與能是儒家的基本理念，讓潛在的有能力的人獲得治理機會，只有這樣的治理才能是有效的，所以儒家最看重的是教育。當下旨在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一套高考制度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其內容，不僅與中國文明毫無關係，甚至其內在是反中國文明的。重視教育並不說明傳統中國社會就不是選舉社會了，古代史籍中很多都有《選舉志》。有人說，那不是舉手投票選舉。可在我看來，以教育選拔精英的制度，才能夠真正地選出賢能。這樣的社會也是一個平等的社會，它與投票選舉在邏輯上並不是互相對立的。美國的參議院也不是直選的，而是由各州委任的，只有眾議院是直選的。蔣慶先生的「儒家議會三院」這一設計中，也有一個院是全民選舉的。現代人犯的巨大錯誤在於把民主神化，而事實上，即使在我們以為的民主國家中，民主也沒有那麼大的作用。在民主國家中，養成精英、遴選精英、讓精英發揮出作用的一套體制，才是其政治運作的根本。平等投票絕不是良好政制的首要原則，選拔精英才是政治亘古不變的核心問題。風俗是良好治理的根本就一個國家的治理而言，風俗是根本。好的社會風俗能夠將治理成本降到最低，由於政治發揮作用的邊界被限定在最小的範圍內，濫用的可能性也就控制在了最低程度。儒家社會管理的理念，向來是「治理」而不是「統治」。中國有人類歷史上最悠久的治理的傳統：儒家反對暴力統治，採取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儒家認為社會秩序的基礎是民眾的自我治理，自我治理的主體是通過教育塑造的士君子，士君子的責任在於教化；教化以禮樂為基本的載體，無關強制。當下的主流意識形態講求「治理」，恐怕也需要回到儒家的智慧。這一智慧古老而又現代，中國過去兩千多年都是如此，其根源在於中國的社會管理要面臨的一個的基本事實：超大規模國家。在一個小規模共同體中，用政治權力完全可以統治所有人，塑造出一個好的秩序。歐洲就一直是小國家，國王統治所有人。中國也曾經有這樣的歷史時期，在戰國時期的秦國就誕生了法家的權力模式：樹立一個權力中心，以刑律和官僚統治所有人。但秦在掃滅六國後，這一體系無法應對大規模的國家治理，馬上就崩潰了。秦國的衰敗，在於權力統治力量依空間擴大而不斷衰減的內在邏輯。後來漢武帝通過「尊儒」推動「第二次立憲」，解決了大一統國家的規模難題——「皇權不下縣」，縣以下交給士君子領導的社會自治。這樣，國家權力控制的鏈條就很短了，漢代為郡-縣二級制，清朝也僅為省-府-縣三級制。當國家把自治交出去之後，維持凝聚力的關鍵還是在於士君子群體。這就涉及到中國社會的另外一個關鍵特點：國家和社會不是對立的，而是一個連續體。政府官員與社會領導者是同一群人，擁有共同的價值、知識和社會治理技藝，而且他們之間可以雙向流動的。時下流行的公民社會理念，都不適宜討論中國問題。他們預設的前提都是政府和社會的對立，這有其西方背景：在西方，教會一直是政府之外的一個政府。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精英和大眾的分裂，精英普遍接受的價值觀是來自外部的——不論這個外部是蘇俄還是英美、日本，總之都是和大眾完全不同的一套價值觀，並且他認為自己這一套才是真理，是現代的和先進的。所以，二十世紀中國的大部分精英都有一種全權主義傾向，無論知識分子還是官員，他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向大眾展開運動，意圖改造國民。當知識分子喊出「改造國民性」這一口號時，中國的秩序建設就註定了要失敗。因為禮樂社會並不是一個動員性的設計，而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價值傳承。其中作為領導者的精英應該是示範者，是以身作則的人，而不是批判者和改造者。只有這樣的精英最清楚大眾要的是什麼，也因此會設計出最適宜大眾的社會制度。二十世紀的中國之所以不能建立起一套穩定的社會秩序，就在於精英跳出了中國之外，用他者的眼光看中國，試圖在中國建立他者的秩序。一百多年的轉型過去了，中國依然沒有建立起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這在歷史上是不可想像的，其根本原因在於精英喪失了德行，背對著民眾，拋棄了禮樂。精英必須向大眾投降，歸順於中國之道。這樣，中國的現代秩序重建的過程才能展開。如果依舊是過去的敵對的形式，那麼還是從一個破壞走向另外一個破壞。中國的知識分子有時也非常自相矛盾，包括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知識分子要「告別革命」，反思激進主義，羨慕英美的保守主義。但他們始終沒有弄明白，保守主義的根本含義在於保守一個社會中核心的基本價值，而不是保守他者的價值。不過現在持這一想法的人越來越少了，很多精英已經回到了中國之道。其中，執政黨的轉變是非常重要的，這將大大弱化權力和風俗之間的隔閡。天下觀將為世界帶來和平中國人的政治觀念，到最後一定是「天下一家」，這是和中國人對於「天」的信仰有關。中國人討論政治，最大的共同體就是「天下」，現在所居的地方是「中國。所以可以說，大一統就是中國人的信仰所決定的生存狀態。中國唯一可能被拆散的歷史時期是戰國，那時的七國幾乎要走上分散的民族國家的道路，但最終還是大一統了。錯過了這個歷史時機，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分開了。所以說，現代人做拆分、聯邦制的設計，都是毫無意義的。中國實施了兩千年的郡縣制，現在要倒退回聯邦制，這怎麼可能？我覺得中國的天下觀念將會給世界帶來和平，這是非常偉大的智慧。原先的世界正在死亡，新的世界正在生成。原先的世界是由歐美主導的，在明清時代，中國本來深入捲入其中，並通過貿易成為其重要驅動力量。而這個歐洲人主導的世界，其構建方式有很大問題，它的根基是從一神教轉化過來的，因此需要用一組一體化的價值來重構整個世界。我最近找到了一個形容詞：「價值推土機」。今天很多人談論的「普適價值」就是這個一神教價值體系的世俗版本，它的根本特徵就是強勢的獨斷。這一組單一的價值體系在一些邊緣地帶貌似曾經獲得過成功，但當它遭遇一些成熟文明時，所帶來的更多是衝突。這個世界構建的過程始終伴隨著殘酷的戰爭，即使在其核心地帶的歐洲文明世界，也一直在爆發最殘酷的戰爭。歐洲爆發這些戰爭的原因，往往不是活不下去，而是價值上的扭曲——強權政治邏輯。這個五百年的以海洋為中心的世界正在慢慢的死去，中國的興起也讓這個世界難以為繼。中國承受了來自這個世界的壓力，沒有死，又活過來了。中國是一個有自身文明主張的共同體，它不可能完全接受那樣一套實體性的價值。天下秩序與強權政治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會要求所有人都改信一個宗教。未來的世界是價值多元的，這隻有在天下秩序中才能實現。傳統中國政治會在各族群中養成一群精英，他們之間有價值共識，但絕對不會深入到每個人內心的最深處，而是給予了人民保留其各自神明的寬容。自由主義嚮往的價值多遠，在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現實。在過去一百年中，中國因為生存的壓力，部分地採取了強權政治的邏輯。我認為，這種狀態並不會持久下去。中國文明的復興，將柔化中國人對強權政治的信念，這是我們在甲午戰爭之後被迫接受的價值觀，並不根植於中國文明本身。中國的崛起是中國文明復興的結果，這會讓中國人對它得以富強的基本價值保持反思。在這樣的一個世代，中國的文化自覺很重要，不僅僅對中國本身重要，對整個世界也很重要。
你的讚賞是我堅持原創的動力
讚賞共 0 人讚賞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