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慕春：我要你們注意人——再讀魯迅(2)

　　故縱唱者萬千，和者億兆，亦絕不足破人界之荒涼……若其靡然合群，萬喙同鳴，鳴又不揆諸心——魯迅

　　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魯迅

　　這寂寞一天一天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魯迅

　　我要你們注意人——黃慕春

　　最近，偶買一本《三聯生活周刊》，欣喜於一系列紀念魯迅先生一百三十周年的特輯文章，於是靜下心來摩挲一番，又激起了我向來的一些感觸，或者說，泛起了我向來可謂與大先生一線相承的對於「國民性」的一些省思。

　　這一系列的文章依次是：《魯迅之疑——「國民性」的檢討再檢討》（舒可文），《無可告別的故鄉》（三聯生活周刊主筆李偉），《從「弱國子民」到精神戰士》（主筆李偉）《魯迅的誕生》（主筆李偉），以及最後對於所謂原魯迅博物館館長兼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孫郁的專訪：《最後九年：走向十字街頭的魯迅——專訪原魯迅博物館館長、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孫郁》。

　　在我粗略看來，舒先生的文章價值最大，而李偉先生的文章則對於很多人來說，很多具有「材料鉤沉」的性質，有些地方也不乏啟迪。李先生幾篇大文從魯迅的家庭背景、生長環境說起，一直涵括魯迅先生多姿多彩的一生，尤其很多細節，值得我們了解、思考，遐想，回味，並見仁見智的感觸。最後這篇訪談錄我覺得價值不大，雖然被訪談人孫先生名氣很大，但是似乎內容很常規，基本上是「耳熟能詳」的那一套，雖然也不乏客觀的一面，比如，「他一開始翻譯盧那察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著作，但絕沒有馬克思主義腔。同時代的人，像郭沫若、周揚、茅盾，他們的行文里都是馬克思主義腔。而魯迅的語言還是『五四』初期的風格。他有自己的一套智慧的表達方式。任何東西都不能夠輕易地污染他，他成為獨立而唯一的存在。」（第115頁）

　　在正式隨談隨評或夾敘夾議之前，先談談我個人對於魯迅先生思想演成原因的一個總的未必靠譜的粗略認識，大致計有四點：一幼時的家境和社會背景的影響；二，結合國情在日本所受的刺激；三，根據當時身歷的中國社會而引發的對於傳統文化乃至政治態度文化再造的再認識和顛覆；四，個人的天賦，這是決定性的，因為我始終覺得，同樣的環境對於不同的人格，常會產生相當迥異的反應。因此，即使前面幾條成立，對於魯迅先生在中國語境下獨特的思想來說，個人的稟賦，仍然是決定性的。比如，他和周作人在很多東西比如說對於傳統文化的認識上，社會環境大勢的看法上，包括與這一切相牽連的國民性本身，似乎就還要悲觀得多——當然你說他更深刻也未嘗不可以，雖然所謂的深刻，向來也是見仁見智。雖然苦雨齋里發出的聲音，也向來不樂觀，只不過似乎還沒有達到魯迅先生非要吶喊，或吶喊不遂還要深重彷徨的程度——這或者也算是個人秉性不同而生出的不同呼聲之又一例證吧。

　　一，幼時的家境和社會背景的影響

　　一個真正有異秉的人，往往就是自己身處環境的反叛者，比如尼采對於自己家庭氛圍的反叛，與波德萊爾一樣，使我們最可理解魯迅對於他所身處的「世界」——對於一個天性敏感多思的人，幼時的人事環境，至少是一個世界之濃縮——而生出的看法。他的祖父因為科舉舞弊而鋃鐺入獄，於是樹倒猢猻散，整個家族頓時漸漸陷入一蹶不振的窘境困境中，於是很多人的嘴臉就自然要為我們展示人性的陰暗與撲朔迷離的幽暗。所以魯迅要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所以李先生在他那篇《無可告別的故鄉》里引用周建人《魯迅故家的敗落》的記錄說，「魯迅是在1919年底，一個下雨而寒冷的夜晚，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紹興。」在這最後一次回到故鄉的時刻：分家，賣田，搬家，種種頹敗的景象，種種陰暗的畫面，種種卑劣的刺激，在在都讓魯迅「終於明白，這故鄉終於不屬於他或者閏土，而是豆腐西施楊二嫂的世界。」（第63頁）（換言之即庸人和市儈的世界）

　　為什麼日後魯迅能夠對於尼採的頗有精神貴族色彩的學說思想有所共鳴呢，為什麼他對同樣源於精神觀念上的奴隸道德卑賤思想深有感觸並深惡痛疾呢？原因就在，其實他早該明白，無論何時何地，俗世庸人或庸人之俗世對於敏感之心的傷害與觸動，都是巨大的也是免不了的。他的經歷，某種意義上的確是這個世界某些地方陰暗面的一個縮影罷了，也難怪他那極端敏感的心要根據日後更為獨到的觀察而把它放大——放大到連周作人都覺得過於陰暗的地步，但這，不能夠怪罪魯迅的眼光，因為這個世界的每一面，無論光明或者黑暗，都可以被很多具有奇稟異賦的人予以放大，反面的例子有超驗主義的愛默生先生眼睛裡，太多光明；而魯迅不過是另外一種意義上正眼或睜眼看世界的其中的一個——即或誇張一點也是無妨的，因為有助於我們的深湛理解，體悟。另外一個，則有我們非常熟悉的布拉格的那位寫出《變形記》的卡夫卡先生。

　　因此，這段經歷帶給魯迅的創痛，就好比他小時候因為祖父入獄而初次嘗到世態炎涼一樣，就好比他日後在日本感受到的「弱國子民」的悲愴一樣，都能讓他宛如當初那樣，他「第一次睜開眼睛，觀看他面前曾被笑臉掩藏起來的真實人生。笑臉下卻是人情冷漠、世態炎涼。這一年魯迅13歲，已是一個敏感而自尊心極強的少年了。」

　　正如李先生文中的日本學者伊藤虎丸總結魯迅的故鄉生活時所說：「魯迅童年生活體驗有雙重性：一方面是對古老鄉村社會生活的美好回憶，另一方面是強烈的厭惡和憎恨。這種經驗，再加上尼採的影響，就使魯迅對奴性民眾的庸俗性懷有深深的厭惡。」（第70頁）

　　帶著浸透魂靈的苦痛和鬱悶的魯迅，後來到了南京的江南水師，到了路礦學院，到了日本的東京與仙台，繼而回到中國對於社會大勢的再認識，儘管接受了西方的很多所謂先進思想，如達爾文的進化論乃至未必靠譜過度引申的赫胥黎的《天演論》等學說，但本質上我以為，還是這種沉澱已久的認識及其苦痛在或隱或現的發揮作用。人們經常忘記，青少年時候的經歷閱歷連同個人天賦對於一個人後來的思想形成有著莫大的關係，正是這種痛苦經驗與他與生俱來的個性特質，影響了他對當時可謂百家爭鳴紛繁雜多的各派思想各家學說予以考察，甄別，分析，進而塑造並建立了自己的接收方式知識系統，也必然開闊了他的眼界。這裡我們可以聯繫到夏志清所謂靄里斯對於周作人，馬克思對於陳獨秀的影響，與魯迅比看，都是一回事。

　　因此，我們在分析或理解魯迅先生的思想來路的時候，一定不要忘了先要回溯到他的青少年時代的種種過往，並且，我們還要明白，一個人的個體意識的建立，首要的，就是因為每個人，畢竟正是一個個體，即使抱有所謂的集體主義思想，都是個體意識的反映。所以蘭姆說得好，「我從來不從集體來進行思維，我總是執著於個體的省思。」（大意）

　　二，結合國情在日本所受的刺激

　　「我上了開往新橋的火車，抬眼窗外，直覺得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的日本獨有的清潔感。田地，也許是無意識的，但卻自然和諧、井然有序。與其相連的工廠街，儘管黑煙滾滾，遮住了天空，卻能感到從一座座廠房中吹過的涼爽清風。那種井然而又緊張的氣氛，在支那是完全看不到的。」（日本作家太宰治以魯迅為原型的《惜別》第74頁之《從「弱國子民」到精神戰士》）

　　我們簡略地以魯迅在日本的留學生涯來繼續深入這個問題吧。在當時的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何止千萬，但是真正能夠形成自己的獨特省思反思的有幾人呢？（除了比如郁達夫夏丐尊許壽裳這些人——當然，也比現在所謂「海龜」強得太多，那終究還是一個英才輩出的年代。）《藤野先生》裡面那些頭髮抹油綰起來如「富士山」的同胞就不說了，就拿和魯迅同在仙台的唯一一個中國學生施霖來說吧，「此時再去看一下被魯迅刻意迴避的中國留學生——施霖的命運。根據仙台魯迅調查委員會渡邊襄的考證，施霖第一學期的考試成績除了體操得滿分，英語、代數、幾何、圖畫全部不及格，第二學年的考試成績依然如此。在魯迅離開仙台的1906年，施霖的名字也從仙台二高的學生名冊上消失了。施霖的存在，又在從另一個層面提示著魯迅的屈辱——愚弱而體格健全的『示眾的材料』」（83—84）

　　施同學到底是天賦不濟還是本無用心呢？我們不好說，但是，當時留學彼邦有很多體格縱或健全，但精神非常萎靡的同胞同學同齡人，是一定的，這再與日本國民自尊自強的民族意識一對比，就鮮明地而具有說服力的證明，「魯迅最終發現，他是無法逃脫身份的痛苦，也無法逃離自己的同胞。魯迅後來把拜倫對雅典人的心情表達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也是他那時對中國人的心情。」（同上），於是「魯迅決定回到中國人中去，醫學解決不了問題，他要『改變他們的精神。』」(同上)

　　那我們看看日本人的精神狀態吧。「那時，正是日俄戰爭期間，這場在中國土地上展開的戰爭，對日本具有特殊的意義。在當時日本國內看來，這不僅是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戰爭，也是明治維新後日本在世界崛起的標誌。這場戰爭讓日本民眾情緒亢奮。」（第83頁之《從「弱國子民」到精神戰士》）

　　讓我們借著李先生的文章用數據來說話吧。

　　「日本佛教大學文學部教授吉田富夫告訴我，他統計，1904到1905年間，仙台市曾進行5次市民祝捷大會，慶祝日軍的勝利，其中有3次都是在魯迅進入仙台醫專後舉行的，包括『祝賀攻克旅順』、『祝賀攻克奉天』、『祝賀日本海海戰大捷』。尤其是在得到了攻克旅順的捷報後，仙台有1.5萬餘名市民參加祝捷大會。會場裝點著國旗和彩旗，由樂隊演奏了樂曲，並鳴放了煙花爆竹。當愛宕山山頂的焰火升起時，走上街頭的市民們鑼鼓喧天，高喊萬歲。」（第83頁）

　　據文中李偉先生介紹，即使一百多年過去了，日本電視中還在熱播一部名為《坂上之雲》的電視劇，「這部由NHK拍攝的電視劇，以明治維新為背景，記錄了日本的崛起之路，其中最重要的情節就是在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攻克203高地以及佔領旅順。」（同上）

　　至於在常態情形下日本民眾的奮發有為，勤勉耐勞，還有對於知識以及變革改革的渴望和追求，更是為我們所深知所熟悉，比如被魯迅罵過的陳源先生就寫過在日本一些考察筆錄，那已經是二三十年代的事情了，仍然可以從讀書做事種種方面，看出日本人值得我們學習並深思的兩個字：認真。而認真的人，一般都是對於自己還有生活有要求有目標的，因為一般要想活得有尊嚴的人，才會正兒八經地對自己提要求並建立目標。

　　三，根據當時身歷的中國社會而引發的對於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和思考與顛覆

　　魯迅最開始回到祖國的時候，是在1912年5月5日，在好友許壽裳的推薦下，時任教育部長的蔡元培「邀請魯迅到南京任職。8月，他又被任命為教育部僉事，同時還要他參加通俗教育研究會，擔任小說股主任。」（95頁之《魯迅的誕生》）

　　這個時候魯迅對於「共和」充滿了希望，是很想做點事情的，他在多年後寫給許廣平的信中回憶：「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卻是光明的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當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是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同上）

　　最開始，抱著「新生」希望的魯迅的確忙乎了一陣：到天津考察新劇；選擇開闢公園的地址；視察國子監及學宮的古文物；主持籌備全國兒童藝術展覽會；參與籌建圖書館。等等。這基本上都是秉承蔡元培所謂「以美育代宗教」的改革思路。但是這些殷切期望沒過多久，全都幻成空花泡影。

　　所以後來據李先生說，魯迅回顧自己的心路歷程，頻率最高的就是：寂寞。最早他和兄弟周作人合作翻譯《域外小說集》，結果卻幾無反響時，他就體會到國民性特別是智識階層帶給他的寂寞；在紹興中學堂，堅決不留辮子的他，再次感受到深冷的特立孤行的寂寞；辛亥革命後他繼《新生》之後，再辦《越鐸日報》，「講人權，講自由，講真知，講公民的責任」，然而挫折一來，往日迂腐，盡成新貴，得到的，還是寂寞；後來的後來，好友范愛農傷心而死；妖孽袁世凱稱願而帝，帶給他的，還是寂寞。

　　於是眾所周知的他，開始用各種方法麻醉自己，例如抄古碑，校勘古書之類，他對政治似乎已經絕望了，但是，他對所謂的國民性，似乎還要絕望得深，同樣是寫給許廣平的信中他說，「使奴才主持家政，那裡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就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97頁）

　　《新青年》一來，也就是在1918年5月的時候，他又在好友的激勵下重整旗鼓，發表了三十七年以來首次以「魯迅」為筆名的小說：《狂人日記》，於是一發而不可收拾開始一點點奠定了他日後的盛名，這一點很類似克倫威爾的際遇。

　　他開始接二連三猛烈地批評時政，批判社會，批駁人心。他彷彿一瞬間煥發出消沉過後，從未有過的青春和銳氣。雖然正如李先生文章所謂，最開始陳獨秀及其同仁籌辦《新青年》的動機，並非針對時政，而是源於一種思想國民性的改造。

　　「1915年，陳獨秀就說明了辦刊方針，不是『批評時政』，原因在『國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覺悟』。陳獨秀認為，現在重要的是提高國人的覺悟，特別是寄希望於青年一代，『改造青年之思想』。」（98頁）

　　「與魯迅一樣，陳獨秀與胡適同樣看到，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問題是人們的思想和一人當政的鄉村社會的權力結構，沒有發生任何改變。因此《新青年》的具體目標，就是打倒儒教道德以及支撐這種道德的家族制度，主張婚姻自由、婦女解放等。同時，語言和文學的改革，作為這場『思想改造』運動的重要部分，成為運動的重要支柱。」（99頁）

　　正如李先生引用的伊藤虎丸所謂，「中國近代化的特徵，就在於它沉重的不易容納作為異質文化的西歐近代，就在於它高傲的傳統文化的抵抗之（換句話說是保守性）。而這份值得驕傲的文化遺產，同時也是一堵阻礙近代化的幾乎令人絕望的因襲之牆。由於兩個方面，難以分割地交錯在一起，也就不是用『好』的遺產或『壞』的遺產所能簡單的來區分。」

　　於是，李先生得出結論，「而新文化運動的靶子，就鎖定在保守的傳統文化。不推倒這堵（慕春按：原文錯為「賭」）絕望之牆，就無法建立新的希望。」

　　所以，我向來以為新文化運動未必全對，但也未可全非的道理，就在這裡，凡需推翻某個根深蒂固的傳統，矯枉過正以求呼應好先聲奪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們要對此有一定認識，否則，即是盲人摸象，只「看」一面於是還自以為睿智。

　　同時，如果我們暫不考慮制度性變革同樣重要緊要的意義，而單從「孤立的一面」考慮魯迅心目中的國民性對於一個民族國家乃至政治變革之根本意義，用李先生的話，再根據我對某些歷史某些現實的一點思索，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

　　「魯迅試圖通過《狂人日記》，去揭示出『吃人的社會』的整體構造。這比攻擊社會的黑暗，比控訴獨裁者的暴虐更為重要。因為推動社會變革的主題（慕春按：「主題」似應為「主體」）終究是被壓迫的民眾，如果不改造國民性，不去解放民眾的精神，那麼歷史只會永遠重複下去。在這些民眾身上，魯迅看到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99頁）

　　在李先生看來我也贊同，魯迅先生提出了一個現實的困境：沒有個人的自立，就不會產生民眾間民主的協商與溝通，也就沒有社會的發展。當然魯迅的潛台詞就是：這樣一來，無論哪朝哪代改朝換代都一樣，由此我們必須省思：制度與人心的變革，即使在理論上，也要同行並舉，否則，後遺症很多，也難收實效。

　　這就是深得我心的魯迅先生我所理解的主體意識，我總覺得——向來覺得，魯迅先生不但認識到了制度的變革，同時，似乎從現有資料跡象上可以審查到，他對人心也就是國民性的改變的認識，更為深遠也更顯急迫。並且，這幾乎可以粗線條涵括魯迅先生為之努力並戰鬥的一生：他對阿Q式人物的批判和鄙棄，他對傳統文化壞的一面的攻擊，他對青年的關注乃至下一代的殷切期盼，他對遺老遺少的辛辣嘲諷，幾乎都是源於他對國民性也就是伊藤虎丸所謂「主體『個』的責任意識。」

　　伊藤虎丸認為，《狂人日記》不僅為文學革命第一次填充了實際的內容，還開闢了以白話來表現西方近代思想的近代小說之路。「陳獨秀與胡適的新文化運動，是側重張揚進化論，『民主』、『科學』這些西方近代思想，以此作為權威從外部對落後的中國封建思想進行批判。而《狂人日記》通過中國人靈魂內面的自我批判，從內部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社會的黑暗。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批判只有以自我批判為媒介，才能成為真正的批判。」（第100頁）

　　其實，不止《狂人日記》或《阿Q正傳》，基本上魯迅的短篇小說，都是在直接間接地批判或影射「國民性」，無論是李先生所謂：革命者的斷頭，中醫的荒唐，食惡人心肝的惡習，圍繞辮子的悲喜劇，對他人痛苦和不幸的麻木的旁觀者，尤其還有那些圍觀殺頭，以此做賞玩的看客。

　　這些，都是魯迅先生在那個時代（慕春按：國民性是分時代環境的，不要籠而統之，這是錢先生一篇好文對於我們的提醒和叮囑，所以，純粹點說，這只是魯迅先生那時候的了解和理解的國民性，現在的中國與中國人，雖或有「遺傳」有「繼承」，但也有具體情境的不同，我們要具體而深入地分析考究）的直指人心，而發人深省。

　　這篇文章跟著還講到了魯迅先生與周作人兄弟失和，與陳獨秀與胡適的某種程度的分道揚鑣，所謂「家庭崩析同人分裂」，雖不能說是老生常談也是見仁見智的事情，不過這段話倒可錄下來供大家參考：

　　「家庭崩析，同人分裂也使魯迅感到無助，如同獨自行走於荒原之上，『寂寞』再次來臨。經過痛苦的思索和彷徨後，他決定繼續獨自戰鬥，沿著『精神界之戰士』的路徑走下去。」（第104頁）

　　這一點，很類似尼采與叔本華的決裂與瓦格納的反目哦，假如我們不牽強附會的話，我們還可以說，魯迅的勇毅，說不定正有低潮時期的尼采先生精神層面的感召。「絕望之於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跟著的，是李先生所謂「雜文與論戰」與「同路人」時代：女師大風潮與楊蔭榆的鬥爭陳源的論爭；與梁實秋的人性階級性的論爭；大大小小學者名流以及不入流的文人墨客投機分子種種思想上的分歧和爭鬥，盡可包籠在這些個時期，總而言之，不管後人如我輩作何評說解讀，魯迅先生倔強個性和深厚學識以及對於包括智識階層在內的國民性的解讀甚或蘇聯的誤讀，都是其中不可忽視的因素，並為我們這些後來人做一參照並可適當抱有同情的理解。我們既可以省察到他的孤獨，寂寞，還有「戰士的精神」；同時，也可以看到他並非不可理喻或不可親近，而且其間很多言論，實在精彩而很能體現魯迅先生的個性風采與憂思：

　　——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資格（慕春按：原作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更直截了當地說 李偉語）：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而創造這個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四，決定性的個人天賦

　　我說過，孫郁先生那篇文章很常規，換言之，就有點小可以為的「庸不足道」，相反，舒可文先生這篇《魯迅之疑——「國民性」的檢討再檢討》，倒有點耐人尋味的耐讀。

　　此文的價值在於，對於國民性的檢討甚或批判，即使執之甚堅的魯迅先生，也有某種程度的糾結，所謂的檢討批判，很多時候並不客觀甚或全面，不過是根據當時國際情勢現實處境而生出的變革之心罷了。所謂「『國民性』的檢討再檢討」。

　　這種源於外部的檢討，正如舒先生所謂，「對於中國，關於現代的觀念是由競爭概念被啟發的，從開辦洋務、維新變法到革命思潮，都是在選擇新的方式來組織被國際競爭衝散的中國社會，使之適應現代生活。」（第51頁之《魯迅之疑——「國民性」的檢討再檢討》）

　　於是，從嚴復譯介的《天演論》到梁啟超的《新民叢報》的興民權開民智開官智，乃至孫中山以及後來的胡適，都把自己思考憂慮的重心，放到了對於國民性的檢討上，比如「胡適發誓20年不談政治，這話是他在新文化運動早期說的：『民國6年，大家辦《新青年》的時候，本有一個理想，就是20年不談政治，而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

　　而對國民性的省思，早在1889至1890年，出自美國傳教士史密斯那本《中國人的特性》（那時譯作《支那人的氣質》）對於當時知識階層的影響或啟迪，也是不容忽視，比如舒文就談到魯迅先生逝世前兩周，還在《立此存照》（三）里說，「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的氣質》來。」（第54頁）

　　此書凡40章，羅列了中國人的四十條特性，好的有「勤勞、節儉、生命力頑強、仁愛、重責守法」等，差的呢，有「面子、麻木、有私無公、缺乏同情心、少信用、迷信，這些被他描述的特質，」舒先生說，「似乎至今都不陌生。」

　　跟著梁啟超也在1901年的《中國積弱溯源論》列舉中國國民性的六大弊端，如：奴性、愚昧、為我、好偽、怯懦、無動。

　　當然，正如舒文所指出，對於這些陋習卑性，也有學者如潘光旦還有辜鴻銘包括梁啟超本人在1911年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中舒先生所謂的「有限辯解」，梁啟超多少在辯證地看，比如「不爭也可是平等觀念，愛國心不發達也可解為有世界主義胸懷之類」，他也突然感悟到，也許與科學有關的智力並非西方人的天性，「不過200多年的事」，相對於潘光旦的從生物學立論所謂離開文化領域走入生物領域來看待中華民族仍然偉大，辜鴻銘在1915年結集的那本《中國人的精神》，是指明要與史密斯的書打對台的，因為他覺得他作為一個美國人，無法真正深刻理解真正的中國人。

　　舒先生在這裡還提到了薩義德的所謂東方主義理論，「來自強大文化的敘述可以形成一種霸權，並會遮蔽對此提出異議的可能性」，從而以一種「思維定勢」的方式扭曲人們對自身傳統乃至國民性的認識，於是舒先生提出：「這個理論提出的解釋方法，被運用到百年來對中國國民性的解釋之後，這種否定性的判斷究竟是據實而論，還是被敘述所塑造？還是據實而論的批判在長久的重複中得以穩定，成了阻礙和改變分析手段的方便借口？引發過一陣不小的爭論。無論如何，不能忽視的前提是這種否定性形成於中國戰敗的那段歷史中。」

　　國民性自檢作為思想母題，還在舒先生所指出的儲安平於1948年所著的《英人?法人?中國人》那裡，呈現出一種「階段性」的引申。在儲安平的理解中，「現在的中國人已失去了他們共有的同一的民族典型」，而分為兩類：比較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中國農民和醉心抽象全無實效的知識階層。

　　而魯迅早在1908年的《破惡聲論》中也做出過舒先生所謂幾乎相同的判斷：「墟社稷毀家廟者，征之歷史，正多無信仰之士人，而鄉曲小民無與。」

　　在當時的社會形勢國家情境中，有兩類思潮，一為國家主義，一為世界主義。前者「破迷信、崇侵略、盡義務」，後者「同文字、棄祖國、尚齊一」，正如舒先生所謂「魯迅所說的『國民主張』所對應的民族主義知識，來自現代啟蒙運動中形成的民族自決意識，而所謂的『世界人』多對應的無政府主義，是伴隨著對現代社會的批判而興起的思想。這兩種思想在當時都是被當做最為進步的知識為中國時賢所推崇的，而魯迅卻從中聽到了六種『惡聲』：破迷信、崇侵略、盡義務，同文字、棄祖國、尚齊一。這些惡聲造成了一種『惡濁擾攘』的『寂漠』和『荒涼』」（第58頁）

　　之所以如此，舒先生引證闡述了不少 ，在這裡簡單說，儘管魯迅先生實際上只分析了破迷信和崇侵略的兩種惡聲的弊端，但大概可以推揣的是，在接受了尼採的主人道德自主精神的魯迅看來，國家主義的弊端固然可以在制度上予以實行而促使強大，但缺乏對於個人人格主體意識的尊重；而世界主義的弊端在於看似博愛無邊，而多少無根渺茫而容易流於理論上的演繹或空想。我們應該歷史而具體地看待這種舶來的文化思想，而不能根據我方積弱的形勢而強行引入不予消化，否則難免於偏執而扞格不通，於是流弊甚大。特別是在這裡，「魯迅指向的是洋務派和改良派的主張，這兩者在『五四運動』時改名為『德先生』和『賽先生』。魯迅當然沒有反對物質和眾數本身，只是拒絕那種崇奉逾度，傾向偏趨的媚態，他指出的是，物質不能『盡人生之本』，眾數也不足以『極是非之端』，若沒有內在精神，沒有尼采說的個人，則凡事不舉。「（第58頁）

　　這正是我前面所引的那句話的由來，「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我們既不能固步自封而昧於世界形勢，但我們也要葆有自身的傳統與主體意識 ，而不能隨波逐流只顧眼前而無信仰根基在胸，而這，都需要那種不與世浮沉具有獨立精神的人來「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才能兩無所偏而取精用宏，「至此，我讀到了一個與世界思潮，與本族血脈和解的魯迅，他為現代主體人格的建設，設想了一個發生於他與我、新與舊之間的相互滋養、相互批判的進程。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進程呢？好比舒先生所引的1980年哈貝馬斯在接受阿多諾獎時所作的演講：《現代性：一個未完成的方案》。裡面分析了現代性的兩種動力：

　　一個是追求現代價值的肯定動力，一個是反思現代性的批判力量，以此揭示出現代化道路的未完成性質。

　　而這，其實也是具有深厚古典傳統的尼採的某種意義的現代性省思，一方面他要重估一切包括過往的一切價值；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因為傳統的積澱吸收而對空洞的煞有介事的所謂的「現代性」進行他所理解的批判。

　　魯迅，某種意義上，不也是對於尼採的繼承而在中國情景下的一種活學活用嗎？

　　於是，放置到比如哈貝馬斯理論化的解釋中，「魯迅遺產展現出更寬闊的意義。而我，竟是為了完成他的時務，才讀出他那種深厚的承擔……」

　　在從我所附錄的頁碼上，可以看出在我「倒吃甘蔗」的有意之舉中，回歸於我在本文之初裝模作樣的列出的那個命題式樣的呼籲，其實與我所理解的魯迅先生本質上相同的呼籲 ，而且，我覺得在這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制度變革與人心糾駁的極易引發爭論的二元糾纏中，孰先孰後中，仍然不失為一種意義：

　　我要你們注意——人！

　　我覺得這個「人」字包含了太多太多值得我們去思考吟味的東西，否則千人一面萬口同聲，還是逃不了魯迅先生當年所謂：

　　故縱唱者萬千，和者億兆，亦絕不足破人界之荒涼……若其靡然合群，萬喙同鳴，鳴又不揆諸心。

　　我們每個真正能思考望獨立講自尊的人，何不找個時候，鑒往知來地捫心自問自審自己所有的，那顆靈敏善感的心呢？

　　老實說前文所述的孫郁先生的訪談錄雖然在我或偏執或淺陋的夜郎自大的心裡覺得不怎麼樣，但是這幾句引用還是頗合我的脾胃的：

　　「他說中國最怕『愛國的合群的自大』，而沒有自己獨立的精神。人要有個人主義精神，要保持個性，要成為自己而非他人。」

　　真是說說容易，但又——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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