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周作人的「詩生活」

胡適與周作人的交誼，始於「五·四」運動，終於「七·七」事變。在此期間，兩人詩文往還，留下許多詩篇，「詩生活」可謂鮮活生動，至今讀來還意趣盎然。1917年初，在家鄉紹興教書的周作人，首先從其兄魯迅寄來的《新青年》雜誌上讀到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等文，對其中「今日當以白話文為正宗」的主張大為讚許。4月間，周作人到北京大學任職，又從文科學長陳獨秀處得知留美青年胡適的若干詳情。9月，胡適應聘進北大，在一偶然場合，與周作人初遇，其時周33歲，胡26歲。此後，兩人同為文科教授，不時相遇於馬神廟的教員休息室「卯字型大小」，又在12月共同參加小說研究組活動。這一年，只是兩人相遇、相識的開端，真正的友誼始於1919年。

1919:小河裡的鄉愁

1919年初，在有關婦女、兒童問題的討論中，胡、周兩人就「貞操問題」、「老子與兒子」等敏感話題迭發新論，一時驚世駭俗。與此同時，胡適還熱衷「詩體解放」，嘗試著創作白話新詩，雖應者寥寥，卻篤志獨行。周作人對此大為感佩，儘管自知非詩人者流，竟也陸續發表數十首新詩，投身於胡適所倡行的白話詩「實驗」之中。其間，胡對周的長詩「小河」尤為激賞，贊為「新詩中的第一首傑作」，認為全詩觀點細密，思想深沉凝練，其詩意詩旨不是舊體詞調錶達得出來的。胡適將其刊於《新青年》1919年二月號卷首，以示讚賞與倡導。

除夕流水帳

這首長詩，如今看起來，著實算不得周作人的傑作，比之其雜文、小品文上的成就而言，遜色不少。全詩充斥著新文化運動前夕幾乎所有文學青年都曾有過的「鄉愁」概念，平鋪直敘的獨白或虛擬對白，以分行而成的「詩行」格式之外，並無十分卓越的思想特色與新詩技法。胡適之所以對其激賞，無非是出於一種惺惺相惜似的「英雄所見略同」，無非是對一貫沉穩低調的周作人能對白話詩有如此的積極回應感到鼓舞。為此，《新青年》卷首，理應表達這種新文化的創舉，理應展現這種敢於「一反常態」式的革命性文學。當然，這也充分表達了胡適對二人友誼的一種熱望。只要反過來看一看一年前(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號上胡適自己寫的那首「除夕」，就會明白他為什麼會對周作人的這首長詩如此激賞。胡適的詩句純是白話，一清二白的流水帳，寫來跟普通人家嘮家常一樣，並無太多深意。當然也有研究者認為，在除夕的傳統佳節里，在當時代的語言環境中，用這樣的白話文表達了毫無詩意可言的敘事結構，說明了胡適對傳統詩學的摒棄，或是表達了生活本身對詩學的調侃等等。這樣的引申看似無可厚非，似乎很能把握五四運動前夕的某種文化氛圍，實則只不過是「事後諸葛亮」式的自以為是罷了。《除夕》這首詩完全就是當年一場北大教授年夜飯的流水帳，詩中的字句無論怎麼深挖細察，也不過是歸國的洋博士看到天津的雪梨價昂於市，在京城人家中充作時鮮佳品，由此想到家鄉安徽的雪梨還在閉塞的鄉村裡賤賣，多少有些感慨時事，莫名的懷鄉罷了。

合力改訂《嘗試集》

1920年3月，胡適的《嘗試集》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初版。這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是新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嘗試集》中充滿了種種新舊文化的衝突與矛盾，展示出了從傳統詩詞中脫胎，蛻變，逐漸尋找，試驗新詩形態的艱難過程。該書一經出版，爭議不斷，毀譽參半。或亦正因如此，吸納或批判來自各個層面關於《嘗試集》的種種意見，成為胡適在這一時期「詩生活」的重點。《嘗試集》初版之後，於同年9月再版，在再版中，胡適又增加了六篇詩作，同時又增加了一篇長達14頁的再版自序，詳細地評述了初版本的得失及其所堅持的「白話詩」理念;至1922年10月第四版時，《嘗試集》已非當初的《嘗試集》，胡適做了大量的增刪。這些大量增刪改訂的背後，或許，也正是胡適與周作人等友朋之間的「詩生活」使然。至於對周作人等對其詩集的這番刪改，胡適又是怎麼看的呢?時隔近40年後，在1959年5月16日這天，他在台北談過這樣一段話:

……我的《嘗試集》，當時是大膽的嘗試，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詩表達出來?如果朋友都看不懂，那成什麼詩!白居易的詩老太婆都能聽得懂，西洋詩人也都如此，總要使現代人都能懂，大眾化。我的主張，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寫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沒有力量，也就沒有美了。這段文字見於《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其中所稱「朋友」就是指周作人等———當年參與改訂詩集的諸位。事實上，《嘗試集》一共三編並附《去國集》;第一編尚未脫胎於舊體詩，第二、三編則屬自由詩體的大膽革新。胡適首倡白話文學，並努力進行試驗，這本詩集正是其1916年以來白話詩嘗試成果之彙集。如果說這是一本看似特立獨行、單打獨鬥的弄潮之作;那麼當年胡適駕駛的這一葉孤舟之上，與他同行同志的，還有周作人等友朋。這當然不是胡適一個人的戰鬥，一葉孤舟之上的「詩生活」仍舊有友情滋潤，依然有周作人的攜手共進。1920年代，胡、周二人的交誼還在繼續，只是關於白話詩歌之間的酬唱往還告一段落。二人都不約而同地轉向了學術研究，似乎不再那麼詩興勃發了。當然，胡適的「文學健將」氣質仍在漫延，二人原本以詩示好的交誼，差一點成了交惡。原來，在1925年秋，胡適於武昌大學發表演說，對《詩經》中一些詩句作了大膽的新解釋。周作人聞知後，旋即在《晨報副刊》撰文，不客氣地指出胡的錯處，批評胡對《詩經》句句求解其意的方法，是「還中著傳統之毒」，甚而以「武斷」、「專制」等語相譏，語氣苛嚴，大有批判之意。胡適也自知白話詩鬧騰之後，再來新解《詩經》也實在有些力不從心，返歸書齋重新定位研究方向，也就罷了。胡、周二人並未因此再來一場「論戰」，交情還在，交誼似乎還可以再繼續。

自壽詩中茶與酒

到了1930年代，胡、周二人在文學創作與理論研究上實際已經分道揚鑣，道不同不相與謀。只是同在北大共事，加之昔日交情還不至於破裂，交往還是有的。周作人到1934年1月13日為50虛歲，他按照中國的傳統做壽「做虛不做實」的習俗，用南朝志明和尚「牛山體」的打油詩體式，於1月13日吟詠自己的五十大壽，詩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骨董，閑來隨分種胡麻。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宅吃苦茶。

詩的大意說自己前世為出家和尚，今世卻是人世間的居士，已到孔子所說的「知天命」之年。閑來無事就在街頭聽人談鬼，窗下畫蛇;玩骨董，種胡麻;若問這是為什麼，請到寒舍一面品嘗苦茶，一面聽我閑聊罷。此詩表現了周作人五十虛齡時的心態與情態，可謂其後半生人生態度的一份宣言書。又過了兩天，舊曆15日(公曆是16日)才是周作人真正的生日，他在家設五桌酒席宴請親友，當日，他又用13日做的詩的原韻寫了一首: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工夫吃講茶。

1月17日，胡適按照周作人原詩的「家麻」韻，學著古人酬唱和詩的模樣，也寫了一首「古體詩」。雖是「古體」，可格式之內的文字通俗明白，這對於一貫提倡白話文學，一貫標榜現代文學的胡適而言，可謂舊瓶裝新酒，仍是新文化做派。詩云:先生在家像出家，雖然弗著倽袈裟。能從骨董尋人味，不慣拳頭打死蛇。

吃肉應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種芝麻。想來愛惜紹興酒，邀客高齋吃苦茶。

這首詩里，胡適調侃周作人，說他捨不得拿紹興酒招待客人，只能泡苦茶裝裝樣子。「吃肉應防嚼朋友」，則又使用了一個典故，來自周作人祖父夢後不敢吃肉，懷疑是故人回報的周家傳說。當然，這也可見胡、周二人的交誼深厚，交情一般的友人不可能知道這些家族典故，更不可能信手拈來。第二天，胡適興趣不減，又再依前韻和了一首五言詩，詩云:老夫不在家，也不著袈裟。人間專打鬼，臂上愛蟠蛇。不敢充幽默，都緣怕肉麻。能幹大碗酒，不品小盅茶。

這首詩不是寫周作人的，實際上是胡適自說自話，給自己的自畫像。但從詩中自況的一番景象，可以看到，與周作人的心態志趣是完全相反的。周氏在恬靜淡漠的書齋生活中，儼然是位枯坐的老僧;而胡適依舊是愛憎分明、直來直去的新文化先鋒、新文學鬥士。「人間專打鬼」之句，表明了胡適的新文化立場，即要說人話，不要說鬼話;要大力推進現代性，而不是一味地懷古、復古，裝神弄鬼搞復辟。「不敢充幽默」之句，表明了胡適的新文學立場，即與林語堂、周作人等人倡導的小品文創作相反，與其追捧的「幽默文學」之道不同，始終強調文學的通俗明白，且具備現代性的批判眼光，而不是一己之趣味、小圈子裡的自娛自樂。周作人收到和詩後，2月2日又作(為適兄再續八句)，詩云:雙圈大眼晴，高軒破汽車。從頭說人話，煞手揍王巴。文丐叫連天，詩翁滿地爬。至今新八股，不敢過胡家。

周作人的續詩，在略微的調侃中，還是表達了對胡適的讚賞。3月5日，周作人又給胡適寫信，抄送了他的「五十自壽詩」，以作留念。胡適在日記里寫道:「收到苦茶先生又寄打油詩來，再韻答之:

肯為黎渦斥朱子，先生大可著袈裟。笑他制欲如擒虎，那個閑情學弄蛇。

絕代人才一丘貉，無多禪理幾斤麻。誰人會得尋常意，請到寒家喝盞茶。」

胡適日記中的這首詩，沒有再寄給周作人。胡、周二人的此次自壽詩酬唱，算是輕鬆收場。從這首詩中，還是能看到，胡對周的某種期許，還是能體會到，胡對周的某種惋惜。胡期許的是，周能在書齋生活中，繼續為新文學、新文人貢獻力量，只要能「斥朱子」，「著袈裟」也不妨。胡惋惜的是，周的才識與能力絕高，卻極可能在自怡自得的書齋生活中，逐漸喪失鬥智，於當初二人共許的新文化運動而言漸行漸遠漸無聲跡。「制欲」與「閑情」，在胡看來，皆是鬥志衰退、人將暮年的表現吧。

王小二過年

1935年12月25日，胡適又收到了周作人的新年賀信。胡適迅即寫了一首賀新年的詩，以示同賀新年之意。詩云:可憐王小二，也要過新年。開口都成罪，抬頭沒有天。強梁還不死，委曲怎能全。羨煞知堂老，關門尚學仙。

胡適在寫好詩句的信箋末尾，添寫了幾行字，「知堂先生寄示新年好，戲和一首，博先生一笑。適之，廿四·十二·廿五」。從行文的語氣來看，調侃中亦有勸慰，似乎已經理解並認同了周作人此時此地的心態與做派。他用了一個「王小二」的典故來自況，也向周間接說明了時局的紛亂與危險。「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說的雖然是個人境遇，實際上也反映了整個國家時局狀況。以「王小二」自況的胡適，也自然有當時的困境與苦衷。

原來，自1932年創辦《獨立評論》雜誌以來，胡適以公共知識分子的國家意識與政治理解，積极參与抨擊時政、人權啟蒙的工作，先後在雜誌中撰寫了1309篇文章之多。這本中國現代政論雜誌，前兩年的經費完全由獨立評論社社員自行集資，不但經費籌措要擔經濟風險，還有「因言獲罪」的政治風險。這本雜誌標榜「獨立」精神，發刊詞稱: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所見，用負責的言論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胡適在雜誌中倡行的自由主義精神，在中國時局之下，實際上也是兩頭不討好的特立獨行，「一年不如一年」的困境再所難免。以胡適為首的一幫新派知識分子，自掏腰包去自談國事，在周作人看來，這就是「不務正業」，以荒廢自己的學術生涯為代價去冒險，得不償失。事實上，胡適的半部「哲學史」、半部「白話文學史」等一系列尚未完稿的學術著述，也正是在這一階段投身政治運動之後所無法彌補的缺憾。另一方面，周作人怡然自得的書齋生活，在胡適看來也是「學仙」式的自娛自樂，這種生活隔絕了知識分子的公共性與自由精神，也完全拋棄了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普世情懷，並不值得倡導。當然，胡適認定的自由主義精神與政治變革之路，是不會因為這些學術上的缺憾和友人的悖離而卻步的，所以才有了「可憐王小二，也要過新年」的自嘲兼自勉之句。經過一番走出書齋的論政生涯，歷經種種困窘與不堪後，胡適也有著自己的清醒與堅持。他當然也知道，千百年來知識分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信條始終不曾改變，包括曾奮起於新文化運動中的同事兼友人周作人也不例外，但胡適做不到委曲求全式的退讓與幻想，所以胡適也只得說「羨煞知堂老，關門尚學仙」。

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周作人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馬裕藻、馮祖荀)。七月八日，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的胡適離開北平，隨後被聘為國民政府「國防參政會」參議員。當年九月至十二月就去了美國，作非正式的外交工作。他見過羅斯福，力爭中國抗戰獲得美國的同情與支持，並在舊金山哥倫比亞電台發表「中國在目前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演講。至此，胡、周二人天海兩隔，通訊中斷，再也沒有機會，再也不可能有心情，去詩文往還、傾訴心懷了。

苦住庵說夢

1938年8月4日，胡適在倫敦作八行詩《寄給北平的一個朋友》，希望周作人即刻離開北平，不要同流合污做了漢奸。詩云:

藏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大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周作人曾自比為苦雨庵中的老僧，胡適希望他到昆明去，所以說「飄然一杖天南行」。胡適擔心周作人淪為漢奸，所以有「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話。末句表達了胡適對老朋友的思念。怕日本人審查，胡適用了「藏暉」的名字，這是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留學美國日記時所用「齋號」。在北平的周作人接到胡適信後，9月21日做了一首白話詩答「藏暉」，9月23日又附寫了信札，直接寄到華盛頓的中國使館，或許是為了躲過日軍的審查，他並不寫胡適或胡適之先生收，而是請使館轉交「胡安定」先生。當時，已有消息傳出，稱胡適將出任中國駐美國大使。「胡安定」是胡適曾用過的別號，知道的人極少，但若胡適本人在使館中，就一定能收到這封信。周作人將這首詩命名為「苦住庵吟」，詩云:

老僧假裝好吃苦茶，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結果只好改號苦住。晚間拼好蒲團想睡覺，忽然接到一封遠方的話，海天萬里八行詩，多謝藏暉居士的問訊。

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並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念經，出門托缽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終是個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從先前的「苦雨齋」到如今的「苦住庵」，周作人算是苦到家了，也算是苦不堪言。留在北平「苦住」的根本原因，乃是因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不得不為全家老小生計著想，只得如此「苦住」而已。「老僧始終是個老僧」，還是一貫的與世無涉、自成一統的面目，與當年「躲進小樓成一統，關他冬夏與春秋」的魯迅儼然是同一層級的堅定。周氏兄弟的立場，顯然無須南遷的友人們太過擔心，詩中已說得明白如畫。寫畢，周作人附註雲:「廿七年九月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暉體，卻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舊中秋，陰雨如晦中錄存。」不過，又似乎擔心一首詩說明不了具體問題，隨後又附寫了一封信札，將他如何如何、如之奈何的苦衷種種一一說明，他在信中寫道:

藏暉兄:廿七年九月廿三日、北平二十日得前月四日惠寄新詩，忻感無似。即寫一首奉答，別紙寫上，乞賜覽。近日公超暑假北來，述孟真意與兄相同，但弟交繫纍多，不能離平，此情形孟鄰知之較詳。弟夫婦只二人，小兒去年北大亦已畢業，本來行止不成問題，唯小女因婿往陝攜其二兒寄居此間，又舍弟之妻兒四人亦向來同住，在上海人學時髦，對其家屬已有兩年不寄一字來，因此敝庵中人口不少，弟若離開則兩處需用，更不能支矣。募化米面，尊處譯事本是大一份，而近來打六折，又遷香港，想將停頓，神話之本文及研究、神話論已成三十萬言，注釋繁重只成一章已有二萬字，大約注釋全部亦當有十餘萬言。夏中因病中止，希望本年內成之，了卻一樁多年心愿。九日起往司徒氏義塾擔任兩課國文，每星期去一天計四小時，但不能抵譯會米面之半，亦慰情勝無耳。前四十年有人為算命，當中舉人，計當教負多年正是學老師之地位，若祭酒司業那有此福分承受，況弟已過知命之年，此當已知之矣。匆匆順頌近安信中提到的「公超」、「孟真」、「孟鄰」、「司徒氏」四人，即葉公超、傅斯年、蔣夢麟、司徒雷登。所謂「尊處譯事」及「譯會」，系指胡適曾任董事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1934年1月出版的《希臘擬曲》，實際上就是該會翻譯叢書計劃之一，因胡適的力薦，周作人為該會特約譯書作者之一。信中反覆表達的周氏無法離開北平的苦衷及家居生活的艱苦，雖屬自我表白，情狀卻幾近求助。信末又述算命舊事，輾轉表達出他只會做教書匠，絕不會涉足政界之意，已近知命之年，不會自毀名譽。這封信相當於《苦住庵吟》的進一步「箋釋」，苦水泛濫，周作人沒有作吃黃連的啞巴，把苦水都倒給胡適一觀。前一首詩尾，鈐有「知慚愧」印章一枚;後一首信札，鈐有「冷暖自知」印章一枚，從「知慚愧」到「冷暖自知」，周作人的詩心文膽與生涯抉擇，基本已經浮露端倪。當然，此時周、胡二人的交往還仍是詩文酬唱、友誼第一的。

1939:無人認得胡安定

1939年元旦，「抗日鋤奸團」的刺殺行動使周作人險些喪命。1月12日，周作人接受汪偽

勢力控制的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職務聘書，這是所謂其「偽職」生涯的開端。1月14日，他又寫了一首打油詩，不知道是為了新任館長的紀念，還是續寫遇刺後的心境，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詩云:

但思忍過事堪喜，回首冤親一惘然。飽吃苦茶辨餘味，代言覓得杜樊川。

首句的「忍過事堪喜」，出自周作人很喜歡的唐代杜牧《遣興》一詩。原詩如此:「鏡弄白髭鬚，如何作老夫。浮生長勿勿，兒小且嗚嗚。忍過事堪喜，泰來憂勝無。治平心徑熟，不遣有窮途。」可以看到，周詩的寫作背景及其心態，與杜牧這首詩所表達的心境如出一轍，遇刺脫險後的「泰來憂勝無」，獲聘圖書館館長的「忍過事堪喜」，已經讓周自以為悟得了人生三昧———「治平心徑熟，不遣有窮途」。周作人此刻茶酒通吃，既陶醉亦清醒，儼然已經參透世內塵外諸事。於是，他又將這兩首頗能體現身心強健的打油詩，和他遇刺後硬硬朗朗地站在八道灣居所前拍攝的照片，一併寄給了胡適。這封信仍然是寄到華盛頓的中國使館，轉交「胡安定」先生。但周作人的這封裝有兩首詩和照片的信件，與先前的寫有《苦住庵吟》的那封信寄到華盛頓中國使館後，因為誰也不認識這位「胡安定」，都先後被丟在了一邊，無從投遞。直到1939年12月13日，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在美國各地巡迴演講之後，再次回到華盛頓大使館，才收到華美協進社孟治先生轉來的周作人兩次寄來的詩和照片。為此，胡適又寫了一首《無人認得胡安定》感懷，詩云:

兩張照片詩三首，今日開封一惘然。無人認得胡安定，扔在空箱過一年。

這首詩後來也輾轉寄到了周作人手中，擱在周氏舊篋中，恍恍二十餘年過去。直到香港友人鮑耀明提及胡適逝世，他才又將這一頁小詩清理出來，睹物思人一番之後，索性又轉贈給了鮑氏。他特別在信箋空白處加註「胡適之君詩」，再鈐上一枚「豈明經手」的印章，以示鄭重說明。這首小詩，即是胡、周二人最後的詩文酬唱。除了惘然之外，了無興味。在此之後，還有抗戰勝利後周以「漢奸罪」入獄，俞平伯寫信向胡求助的軼事;胡適以北大校長名義向法院開具證明，確認周在淪陷期間保護校產;以及後來胡適力勸周不要留在大陸，應赴台灣的軼事等等，雖仍是舊交情誼使然之下的「義舉」，但或也只是就事論事的一些情理中事。胡、周二人天各一方，停留在記憶中的舊日情誼或許還在，但畢竟交往難再，難以再續前緣，更不會再有詩文酬唱那麼純粹，那麼富於閑適氣質的「雅事」了。就這樣，胡、周二人的「詩生活」，從1919至1939年，整整二十年間，在向前還是向後的抉擇中，滲透著各自的詩意，貫穿著各自的情意。當然，「詩言志」仍是中國詩的基本主題，胡、周二人的二十年「詩生活」，無論是白話詩還是打油詩種種，都皆可作公共知識分子們志趣的剪影，皆可作他們在時代生存境遇中的一冊存照。千百年來文人們的詩文酬唱，說到底不過是抒寫自己的「斯文惆悵」罷了，胡適與周作人也不例外。只不過胡適惆悵的是國家興亡，而周作人惆悵的只是兒啼婦語，各有各的惆悵，最終二人是否一解愁懷，我們只能探究，而無法定論。那個猝死於台灣「中研院」酒會中的胡適，與猝死於大陸自家廁所里的周作人，也只是留下了這麼一點「詩生活」的紀錄，讓後來者繼續因之酬唱，繼續為之惆悵罷了。

(本文摘自《民國笑忘書》，肖伊緋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7月第一版，定價: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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