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昌華：什麼是構建新社會的關鍵？

　　　　——再讀阿倫特《論革命》一書之想

　　本人此前在《什麼是新社會》一文中對文明社會的內涵進行過表述，指出：「不管花樣如何翻新翻新，招牌多麼冠冕堂皇，政治專制與權力通吃的社會，都不是真正的新社會。亦即，都不是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所講的近代文化社會。真正的新社會必須是權力受到最大限度平衡與制約、民主經濟、地方與社會高度自治與思想文化適度多元的社會。」那麼，怎麼樣才能建成真正文明社會?構建這樣子社會的關鍵何在?這同樣也是需要認真思考與研究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開房門沒有了抓手不行;辦事情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辦事情沒有中心，眉毛鬍子一把抓的話，什麼事情都會搞砸。構建文明社會也一樣，得抓住關鍵。對於此點，筆者在再讀具有二十世紀最具原創性的美國政治理論家之譽的漢娜·阿倫特的《論革命》時，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她的該書寫於1963年，我國翻譯出版該書是在2011年，陳周旺譯，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阿倫特的《論革命》一書雖然也涉及到了俄國的十月革命，但主要是講北美獨立戰爭與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二者之間的同與異。

　　書中指出，北美獨立戰爭與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二者雖然都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運動，但由於在具體做法上著重點不同，結果卻相差萬里。美國是因著革命的開展，文明的國家政治架構確立起來，不久許多的社會問題也逐步得到解決;法國則是因為革命者被錯誤思想(主要是雅各賓派理論家)指引，不但社會問題未得到解決，而且導致了人口的重大犧牲與民族的災難連綿不斷，。

　　阿倫特在書中具體指出，在時間上發生於前的北美獨立戰爭中，「美國革命者一致同意有限政府的必要性」，「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成為美國政治思想的自明之理」(該書第140頁);「他們提出的是政治問題而非社會問題，關乎政府形式而非社會秩序」; (第56頁);「在美國革命者看來，公共意見的統治是暴政的一種形式。至此，美國式的人民概念其實就等同於各種聲音與利益的大雜燴，以至於傑斐遜可以將『讓我們對外作為一個民族，對內保持各自的獨立性』立為原則，正如麥迪遜斷言，他們的規定『完成了立法的首要任務……在政府運作中融匯了黨派精神』」 (第79頁);美國開國者的目標是在共和國內「不僅要保護社會抵禦其統治者的壓迫，而且要保護社會中的任一部分抵禦其他部分的非正義」，要保留「個人或者少數的權利……免受多數利益聯合的侵犯」。 (第130頁)

　　另外，阿倫特指出，當時的北美大地上並不是沒有社會問題，而是革命者們知道解決問題孰先孰後，孰重孰輕。書中具體寫道：「美國場景中沒有苦難和匱乏，而不是沒有貧困。因為『貧富之間、勤勞者與懶惰者之間、有教養者和無知者之間的對立』在美國場景中仍隨處可見，令立國者們憂心忡忡。不管國家是多麼繁榮，他們都深信這些差別是永恆的，『始於創世而遍及全球』。」

　　阿倫特書中也是具體地指出，與美國革命不同，法國大革命在本質上是舊時代王權專制政治的改頭換面，「是絕對主義的遺產」 (第140頁); 在理論上，「即便是(君主立憲派的)西耶士，他所做的，除了只是將民族主權置於至高無上的國王騰出的位子上，難道還有別的什麼嗎?自從獨立於封建契約和義務這一層意思不再存在，至少是從布丹的時代開始，法國的君權已經長期意味著王權真正的絕對性，是一種potestas legibus soluta(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權力，這樣一來，對西耶士來說，還有什麼比將民族置於法律之上來得更自然的呢?既然國王這個法人不僅僅是一切世俗權力的源泉，而且是一切世俗法律的根源，那麼顯而易見，民族意志從現在起就不得不作為法律本身了。法國革命者一致同意這一點……一模一樣的是，盧梭的公意觀念成為法國大革命中一切黨派的自明之理，因為它其實是一位絕對君主的最高意志的理論替代品。它驅使和指引著民族，似乎它不再是烏合之眾，而事實上凝聚成了一個人。」(第140頁)

　　阿倫特書中也是另外具體地指出，正是在民族主權至高無上觀念指引下，法國大革命與美國革命炯然不同，它「總是處於社會問題的主導之下」(第49頁);「羅伯斯庇爾宣布『維持生命所必需的一切，都必須是公有物品，只有剩餘物品才被承認是私有財產』 ……還是用他本人的話來說，他最終使革命政府屈從於『最神聖的法律、人民的福利、最不可剝奪的資格，它就是必然性』」 ，至此，革命就由「人權轉化為(了)無套褲漢的權利」 (第49頁)。

　　阿倫特在書中總結說： 「美國革命的方向始終是致力於以自由立國和建立持久制度，對於為此而行動的人來說，民法範圍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允許的。由於痛苦的即時性，法國大革命的方向幾乎從開始就偏離了立國進程;它取決於從必然性而不是暴政中解放的迫切要求，它被人民的無邊痛苦，以及由痛苦激發的無休止的同情所推動。在此，『允許為所欲為』的無法無天依然源自於心靈的感情，感情的那種無限性推波助瀾，將一連串無限制的暴力釋放出來。」(第78頁)。

　　阿倫特書中說「美國場景中沒有苦難和匱乏，而不是沒有貧困」，甚是。比如，一是當時北美殖民地的貧富差距巨大;二是城市中貧困人口眾多且帶來道德嚴重滑坡;三是窮人在當時的北美毫無社會地位可言。

　　我們都知道，美國領導了革命並從事了開國的前四位總統中，有三位是大種植園主，他們是華盛頓、傑弗遜和麥迪遜。其中，華盛頓擁有土地22000英畝，擁有奴隸349名。(余志森：《華盛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頁)傑弗遜擁有土地的數額更多，是42500英畝，擁有奴隸165名。(劉祚昌：《傑弗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5頁，第17頁)但當時，北美社會中與他們相對應的是眾多無地少地的白人自由人與白人契約農，以及以上所說的眾多黑人奴隸。

　　撒迪厄斯·拉賽爾在《叛逆者》一書中記述道，「早期的美國城市中濫交普遍。在18世紀下半葉，費城有1000多名女性誕下私生子，其中只有5人是與同一男子生了一個以上的孩子」;「早期的美國城市裡，許多女人，尤其是貧困的女人，都是蕩婦和娼妓，而且貧窮的男性比上流社會的男性要更好色」;「在美國歷史上，人均私生子的擁有量從來沒有超過獨立革命時期。……僅費城一地，從1767年到1776年，大約每38名成年人會弄出1個私生子來。獨立戰爭過後，非婚姻性行為變得普遍起來。在下一個有文獻記錄的10年期——從1805年到1814年之間，在這個美國自由的發源地，大約每10個成年人中就有1人擁有私生子。這段時期，費城的人口幾乎增長了三倍，但私生子增加了十倍」;私生子的父親一般的都是窮人與社會的最底層，「在那些可以確定經濟等級的私生子案例中，25%的父親窮到不用繳稅，34%的只用繳一兩鎊，這是繳稅的最低水平，30%需要繳納3-8鎊的稅，他們的職業無外乎肉販、糕點師、木匠、石匠、金屬匠、細木工、制帽匠、泥瓦匠、室內裝飾工、紡織工和學校教師」( 撒迪厄斯·拉賽爾：《叛逆者：塑造美國自由制度的小人物們》，杜然譯，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3頁)

　　關於當時窮人的無地位一事，美國開國者之一的約翰·亞當斯曾記述到：「窮人心地純良，卻自慚形穢……他倍感受到他人冷落，恍如在黑暗中摸索。人類從未留意過他，他踟躕獨行，默默遊盪。在人群中、在教堂里、在市場上……他默默無聞，跟躲在樓閣或洞穴里沒有兩樣。他不會遭到反駁、懲戒或責備;他只是被視而不見……完全被人忽視，並且知道自己完全被人忽視，這是無法忍受的。」(轉引自漢娜·阿倫特的《論革命》，陳周旺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頁。)

　　但是，就像阿倫特以上所指出的，美國的開國者們並未糾纏於以上諸多看起來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而是「始終是致力於以自由立國和建立持久制度，」凸顯了他們卓越的政治智慧，終建了把美國建造成西方文明中心的奇功。細想起來，與之形成鮮明對照，法國當年那些揪住社會問題不放、一直鼓吹要改造社會的革命者們，還有後來許多步法國大革命後塵的其他許多國家的革命者們，又是多麼的顢頇與愚不可及。

　　非常感謝阿倫特，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年，其就以獨特深邃目光與少有的思辨才華，用清晰的理論邏輯，為我們揭示出了如此深刻的政治道理，亦即：革命在本質上分為兩種，一種是真的革命，一種是假革命;真革命的關注點在於憲政制度建立，假的革命表面上關注民生，給人以充滿同情心的表象;真革命是給人以自由的，假革命則是控制人，在骨子裡，後者還是舊的專制制度延續。

　　我就想，按照阿倫特的革命二分法思路推開去，改革也是可以分為兩種的。亦即，一種是真的改革，一種是假的改革;真改革的關注點在於憲政制度建立，假的改革表面上關注民生，給人以充滿同情心的表象。或者套用阿倫特的以上論述模式即：真的改革「始終是致力於以自由立國和建立持久制度」，假的改革「由痛苦激發的無休止的同情所推動」、「 將一連串無限制的暴力釋放出來」。

　　總之，筆者認為，沒有民主憲政的確立，國家還是落後國家，社會還是落後社會;只有始終不渝的堅持以上所述的前一種改革，我們的民族才能順利前進到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所講的近代文化社會，亦即真正的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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