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從敦煌到中亞—揭秘敦煌阿富汗珍寶展背後的人文歷史（3）東洋的折衷復興之路
敦煌的阿富汗展覽在萬眾期待中繼續展覽著，大家去敦煌旅行可以又多了一份選擇，可以靜心來沉思欣賞來自鄰邦阿富汗的文物。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再次考察阿富汗歸來的邵學成博士會為你繼續講述文物背後的故事。盛夏後的10月，邵博士在東京參加UNESCO召開的巴米揚東大佛重建會議，會議後專程參觀了東京藝術大學舉辦的絲綢之路壁畫展覽，會場中的觀眾摩肩接踵，巴米揚石窟和敦煌石窟的克隆復原作品一起展出，交相輝映著人類古文明和新智慧。
引子：在日本看敦煌與巴米揚的展覽
素心伝心―クローン文化財 失われた刻の再生——這是代表日本最新保存修復和絲綢之路壁畫研究最新成果展覽，而此時敦煌也正在展覽著阿富汗的珍寶文物，前後經歷兩個展覽的生成，想像跨越時空的敦煌和巴米揚不止一次的交匯在一起，或許是千百年來既定的緣份。
但是緣份之外，也有一些不為人知的遺憾，而有些遺憾卻已經有了60年之久。
（1）婉拒的中日考古學合作
60年前的1957年，京都大學的水野清一教授跟隨日本考古代表團一行12人考察中國，有2位青年考古學家到達了敦煌，其中的兩位是考古代表團中最年輕的樋口隆康（38歲）、岡崎敬（34歲），他們兩位後來成了日本考古開拓中亞的最關鍵人物。
當時中日尚未建交、也沒有交通路線往來，日本這批考古學家為促成此行，所有的考察團團員不顧政府壓力，冒著風險，毅然決然的選擇停薪留職，繞道香港抵達北京。
日本從1945年戰敗退回孤島，國家經過美式民主改造已趨平穩。戰前在中國成長起來的一批考古學家時隔12年再次回到中國，會見了一些考古學家和老朋友，分批去了一些地區，看了一些新出土的文物，在中日友好的大政治基調下，各地都表達了超乎尋常的接待熱情。12年是一個輪迴的等待，對考古人來說也是理想青春的消磨，因為考古學是不能離開田野的研究。
水野清一先生深知實地考察機會寶貴，也知道中日兩國關係未卜的前途。在該代表團成員中，水野先生特意帶上了樋口隆康、岡崎敬兩位最年輕助手，專程安排去考察戰爭中未能考察的西北石窟寺，因為這是從1905年大谷探險隊之後，日本學者再未能進入的區域。
水野先生也希望戰爭的仇恨在他們在一代人結束，把機會留給年輕人。讓新的一代考古學人不需要再承載太多的政治要挾，能真正安心學術研究。
樋口隆康和岡崎敬兩人特意訪問了敦煌石窟，在敦煌研究人的引領下，兩人獲得了很寶貴的學習機會，兩位年輕人認真的、爭分奪秒的觀看記錄著這些古代藝術，這是西域和中亞世界的最東端，往西就是最誘人的神秘中亞。
岡崎敬異常冷靜的站在石窟前，觀察著敦煌的一切，內心一直在思考計劃著著什麼。沒有人知道岡崎已在1955年已經考察過阿富汗和巴米揚石窟，已經為京都大學考古隊選擇好了發掘地點和重點考察對象。
岡崎敬此刻在敦煌已經觀察到中亞東西兩端的兩個最著名的石窟的聯繫和特性，思索著一系列的石窟寺考古問題和未來合作研究的可能性。
1957年的新中國的各項改造發展已有聲色，當時的政治條件也已決定走自己的考古探索道路。對於日方提出的國際考古合作前景，經過慎重考慮後也被不輕易的拒絕，婉拒的真相永是個秘密。
有人說，1957年是中日考古事業發展的一個分水嶺，中國的拒絕也迫使那群對吾國抱有好感的日本東亞考古學者跑去中亞和西亞，改變自身專業研究，重新尋找新的研究點。
（1957年的敦煌莫高窟）
（1960年代的巴米揚山谷）
當時的京都大學考古學科帶頭人水野先生為尋找佛教美術的起源和傳播路線，也只有決計去開闢歐美經營上百年的犍陀羅和阿富汗地區考古田野，奔進那些深不可測的內陸和彼岸，儘管深受其文化影響東亞人還未進入過該領域，困難風險重重中，在考古學世界裡用日本人的方法找到屬於自己的道路。
脫亞入歐。
1957年後發生了很多事情，第二年，應日方邀請，常書鴻先生攜敦煌臨摹展品到日本舉辦敦煌藝術展巡展，大受歡迎，也是開闢利用佛教美術外交的時代。但是之後中日間的學術交流基本停滯，直到改革開放。
之後的各項政治運動、文革已經開始嚴重干涉到考古美術史研究，外國人基本上不可能再有機會來中國從事考古工作，這也是水野先生生前最後一次來中國。
（2）日本挺進阿富汗考古的探路者
岡崎敬（1923—1990）1973年出版了一本由20篇論文彙編而成的論文書《東西交渉の考古學》，在其研究生涯的也是一個節點。
岡崎敬此後收縮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範圍，告別絲綢之路考古，奮力轉向亞洲農業考古學。此書裡面涉及到其研究生涯中的兩次關鍵考察，一次是上文提到的敦煌之行，另外就是關於阿富汗的調查。
人是時代中的人，人生之中難免受到命運之浪衝擊，岡崎敬從京都大學畢業翌年，日本戰敗降伏，一度興盛的海外考古被終止。
1952年，舊金山國際會議解除對日外交封鎖限制後，日本便積極拓展中亞地區。同時由於科技發展和新媒體影視傳播的出現，世界掀起對神秘文明和未知地區的探險熱潮，日本大學開展最早的國外探險也是選擇阿富汗。
1955年京都大學首先向海外派遣調查隊，但是以自然山嶽探險為目的「京都大學喀喇崑崙（Karakorum）—興都庫什學術探險隊」興趣不在學術研究上，這支登山隊不太關心考古歷史學研究，對農學和地質學還有些興趣，人類學班僅抽調部分年輕學員參加。岡崎敬當時作為助手被選入，協助登山隊做後勤保障工作。
在此次調查中，當時學習東亞考古學的岡崎敬接受到水野清一的秘密使命，讓其在半年的隨團考察時間裡面，重點對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地區的古代遺迹現狀進行觀察記錄，圍繞可以進行考古發掘和有考古學意義的地區進行綜合調查，為以後的考古發掘地點做準備。
眾所周知，印巴已於1947年獨立、法國簽訂的30年（1922～1952）阿富汗考古獨佔協議也已失效。但在戰後國際新秩序中，英法兩國影響力依舊強勢，戰敗國日本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翼翼。更何況在中亞和犍陀羅地區歐美經營上百年，日本想進入並非易事。
岡崎敬不辱使命，事無巨細的記錄著中亞新發生和自己所看到的一切。登山隊一行到達白沙瓦（peshawar）時發現，原擔任斯坦因的助手已經升任館長，從目不識丁到可流利使用英語研究調查、撰寫報告，都是斯坦因留下的遺產。據說當斯坦因前往阿富汗調查時，所有當地人都悲?挽留，斯坦因自己也沒想到會客死在阿富汗，壯志未酬，這樣憂傷的故事還在當地流傳著。
考察隊到達喀布爾時，全體隊員先去拜祭了斯坦因的公墓，無論外界風評怎樣，日本人懂得其存在的意義。斯坦因這個獨身主義者，懷抱理想，用自己的死亡宣告了探險時代理想主義的結束，以及一生追求亞歷山大大帝和玄奘足跡的決心。
而日本人的拜祭，則表示日本調查隊從尊重前輩先學的研究開始，也表達了日本人自己此行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
雖然中亞地區局勢仍然緊張，進行考古調查時仍然需要軍隊進行保護協助，但是民族矛盾和排外心理已相比英佔期間安全很多。
同時，岡崎敬在考察中目睹了歐美各國的調查隊在此地的競爭局面，義大利、美國、英國都陸續派出了考古調查隊。既然同為戰敗國的義大利都可以做海外考古，那麼日本進入中亞考古的機會也已經來臨。
岡崎敬此次考察中對巴米揚山谷進行踏查，觀察了山谷內所有的遺存；之後又訪問法國在阿富汗北部大夏地區的考古遺址，判斷出法國考古重心已經從佛教研究轉移到希臘化考古上的現象。
1955年11月岡崎敬一行走海路坐輪渡歸國，從波斯灣的古港口出發，經阿拉伯海，走印度洋西海岸，依照南十字星的指引，中途關掉馬達，按季風漂流到達印度西海岸地區。這也再次重複了斯坦因在伊朗考古時乘坐獨木船試航、驗證古代羅馬時期航海技術可能對印度大陸的物質文明的傳播影響，這就可以解釋貝格拉姆出土的玻璃製品、埃及石料器皿的來源問題。
岡崎在最初的日本中亞考古學開拓時代努力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他的專業考古學踏查記錄成了日本考古隊進入中亞地區的第一手資料。
在岡崎敬的探索之後，日本的海外考古美術考察隊幾年內便呈現井噴狀態，1959年考古學正式派出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考古隊，考古活動一直持續到今日。那群前赴後繼將身體鋪在古代道路上的日本人，碾落成泥堆成塔，指明後輩的前進方向。
日本學者背負著戰敗國的命運，在歐美的冷眼嘲諷中一步步踏進中亞，從沒有絲毫的中亞學背景開始墾荒，考古鏟代替了槍炮，勤勉坎坷，在看不見硝煙的研究戰場上，努力樹立起日語的旗幟。
後來，岡崎敬因為和樋口隆康年齡相近、在京都大學的作用有些重合，便經名古屋大學轉任九州大學，努力開創考古學領域新局面，漸漸遠離了中亞考古和原來研究的絲綢之路漢唐考古領域。
儘管後來岡崎敬沒有參加日本的後續中亞考古調查，岡崎也沒有忘記中國佛教考古美術熏染給他的美好經歷。岡崎在觀望別人的時間裡，也慢慢整理了一些材料，從錢幣學、絲織品紋樣整理方面，努力探察中西交流的證據，構架了那個時代貫通中西的研究特色。
樋口和岡崎這兩位當初的年輕人，一直在各種條件下他們都在努力研究佛教考古和絲綢之路文化史。儘管他們下一次到中國要等很多年——近30年後，他們也已經功成名就。中日合作（平凡社和文物出版社）再次有機會出版包括敦煌石窟的石窟寺全集時，岡崎又積極協調各種事物，介紹在中亞的考古往昔，紀念青春中感動自己的人與物。那是他青年時的情懷，心愿終有一日完成，這些成果也足以告慰老一輩學者的亡靈。
（3）意外造就的絲綢之路考古學家
樋口隆康（1919～2015）最初在國內進行考古研究，研究青銅器和其他國內考古學文化史。但由於在大分縣內古墳考古發掘、因考古報告發表時受到前輩梅原末治的強制冠名醜聞的負面影響，在日本國內受到質疑，失去了在國內研究的機會，逐漸將海外絲綢之路考古學作為其畢生發展重點。
另一方面，日本考古隊最初在阿富汗工作並不理想，由於法國勢力在阿富汗還很強勢，水野清一教授所帶領的日本考古隊，並未對法國隊之前做的考古工作進行檢討，遇到研究問題，多選擇繞行避讓。
水野歿後，樋口隆康接過研究的接力棒，作為京都大學第二代中亞考古領隊，研究重點範圍直指阿富汗的巴米揚和貝格拉姆，因為日本人已經了解到法國在這一地區的研究弱點：
在巴米揚，法國隊只對有壁畫的石窟進行了整理研究，並未覆蓋全部的石窟，很多石窟的建築性質都與周邊地面建築有著深刻關聯。
而且隨著科技的發展，照相技術的更新，讓壁畫更多細節開始呈現，以往忽略的圖像學細節內容被整理出來，可以看出不同的佛教思想文化。
巴米揚山谷還曾存在著玄奘記述的寺院伽藍，地下資料的出土將會改變地面石窟研究內容，讓年代學問題變得更接近答案。
（貝格拉姆出土文物的房間遺址）
在貝格拉姆，40年代的法國考古隊也是到處試掘，在貝格拉姆的城市考古發掘也是隨機性很大，談不上什麼科學性。但是由於貝格拉姆寶藏的發現轟動效應，而掩蓋了其真正考古工作的短板。
貝格拉姆考古工地經歷哈金和格瑞斯曼兩任考古領隊，目標和研究目的完全不同，發掘方法也不相同，1942年，格瑞斯曼在後期才將考古地層學概念引入實際工作中，得到的研究結果也與地層學不符合。
這一切，日本學人已經掌握在心，因為從水野清一在調查之前，就已經精心準備各種學習班，將以往的各國考古研究資料進行精讀。在經歷初期的實際考察沉澱之後，日本隊決心直面法國，在考古學研究上挑戰先學。
2014年的愚人節後一天，1957日本訪中考古代表團的最後一位健在人員樋口隆康也逝世了，那也是我博士論文開題報告的第二天，儘管當時我還有很多問題沒來得及請教追索，我知道已經沒有機會了，這個遺憾已經無可避免的形成了。
面對遺憾我也只能默默的將一些問題藏於心底深處，興緻來時也會微笑著看看過去的舊資料、聽聽過去的舊音樂，看看那些老書，阿富汗一些研究疑團將會一直存在。
這就是這位二戰後時最早進入敦煌的兩位日本年輕學人，在最初的研究情熱被拒絕後，經歷阿富汗考古學和絲綢之路研究的洗禮、學有所成時，再次回望敦煌、回報敦煌的故事。
溫故知新的話，我們這一代人與敦煌、與阿富汗還會有這樣的故事嗎？還會有這樣「不幸」中的「萬幸」嗎？
我那天在展覽看到最後，站在展廳外的街頭，看著秋天的夜幕降臨，那些展覽的海報慢慢消失在夜色中。安安靜靜的去想，一些故人的陸續離去宣告一個時代落幕，而一個新的時代因為研究力不足而尚未開啟，這是暫時的研究斷層問題。
（1970年世界各國學者在喀布爾召開的貴霜王朝研討會）
（2002年國際研究學者在東京召開的阿富汗研討會）
也許很多人直到臨死時也還在相信，沒有註定的人生和命運，所有的事基本上是一連串的巧合。然而，梳理這些年阿富汗和敦煌的研究史時，就有這樣的結論：在生命中的某一段時期，當我們回頭審視，發現多年來被視為純屬巧合的事，其實是不可避免的。
國度、距離和祖先的語言並非一切的一切，現實中政治隔膜、意識形態、研究困難都是暫時的，世界上還有超出這些人世間冷漠東西的東西，那就是人性的真誠和熱烈。這些學人的故事也在告訴我們有一種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敦煌遇見阿富汗、遇見巴米揚，在最遙遠、最陌生的地方發現另外一個精神故鄉，並對那些極其隱秘和最難接近的東西產生熱愛、為之追求、付出等待，是命運、也是傳奇、也是相互的守望，永不彷徨。
（東京會議期間特別感謝陳建中、井上隆史、長岡正哲、大竹卓民四位先生的指教）
作者簡介：邵學成，中央美術學院文化遺產與美術考古博士，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藝術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曾任UCLA中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2014-2015）。博士論文是中文世界中第一篇關於阿富汗考古學藝術史和巴米揚佛教美術研究史的博士論文（指導教師：李軍教授），其也是首次實地考察阿富汗和巴米揚遺址的研究人員、中方學者代表團之一（2017）。長期關注研究阿富汗和絲綢之路宗教考古美術,調查大部分收藏阿富汗文物的博物館。近期將會在敦煌阿富汗展覽期間為大家介紹撰寫相關的基礎研究文章，舉辦一些公益講座和其他宣傳活動，同時關於其他的展覽介紹也在慢慢撰寫，以期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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