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60載，讓歷史啟示未來系列探索文章之二

如何科學解答中國發展九大命題

入乎其中，超乎其上：

在市場底色添加人文亮色 ——60載，讓歷史啟示未來之二（價值觀建構）

價值觀是多數社會成員共同認可的關於事物與行為美醜、善惡、是非評判標準的基本觀念。共和國60年社會大變局必然催生價值觀大變革。在未來，亟待推進與市場經濟互補互促的人文價值體系建設，用人文「摸不著的腦」導引市場「看不見的手」。很顯然，這是一次關於意義和理想的集體求索之旅，尤其需要知識分子和草根大眾引領同行，在漫漫征程撒下一路駝鈴。浙江省委黨校社會學文化學教研部主任陳立旭教授，最近就這一話題，從市場與人文互動視角，與半月談記者展開了探索性對話。 市場大變革撬動國人價值觀大進步 陳立旭：說起60年間國人價值觀念發展進步的亮點，最耀眼的莫過於利益意識、自主意識、自強意識、平等意識的顯著增強。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倡導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從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堅持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當兩者之間發生矛盾時，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 記者：20世紀50年代以來，正是這種集體主義價值觀，成為推動新中國成立以後經濟社會變遷的精神動力。許多人迄今還有一種懷舊情結，總覺得五六十年代的人很單純，全社會價值認同感很強。當時湧現的一大批英雄、模範、榜樣，如雷鋒、焦裕祿等，共同點亮集體精神的燈塔，照耀著一代人在集體大熔爐裡面去感受自身價值的存在，如魚不離水，瓜不離秧。 陳立旭：然而，伴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特別是1957年以來的歷次思想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個人利益往往被當作「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私心雜念」等的同義語。新中國成立以來所謂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鬥爭，既是一場政治鬥爭，也是一場「公」與「私」的意識形態鬥爭。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利益意識、自主意識、自強意識等不斷受到了抑制。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從「左」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從把社會的整體需求、利益與個體的需求、利益對立起來的觀念中擺脫出來，在堅持集體主義的同時，肯定個體需求與利益的合理性，全社會在評價、取捨時，更注重自己的利益。 記者：無疑，這種利益取向背後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在發揮作用。 陳立旭：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求利性經濟，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內在動力機制。當市場經濟被確定為一個社會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手段後，個體對利益的追求便有了制度保障的土壤。與利益意識顯著強化相伴隨，市場經濟體制轉換也強化了人們的自主、自強和平等、公平意識，這已成為中國人主體地位提高的重要標誌。 記者：回顧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國營工廠，我們發現存在著一種帶有傳統色彩的權威關係，即個人對單位組織的依附為核心的權威制度文化。計劃經濟將生老病死都包下來，使單位人逐漸形成了缺乏自主性的依賴意識；缺乏流動的勞動用工制度、幹部人事制度，養成了人們安於現狀的心理；大鍋飯的分配模式，強化了平均主義的價值觀念。 陳立旭：市場經濟則是一種自主的經濟，市場主體是獨立的、自我決策的。像下海熱、跳槽、自主創業熱等現象以及個體戶、私營企業、自由職業者等各種新社會階層的出現，無不反映出「我的事業我做主」的新潮觀念。而且，市場條件下，人人在契約關係中實行等價交換，客觀上需要擺脫家長式的干預，打破過去戶籍制度、單位制度、幹部工人區分的檔案制度等構成的身份制度，把人們置於平等競爭的地位。人們也更加註重起點、過程和結果的公平正義。這些強化了國民的自主、平等意識和公平、正義觀念。 記者：與市場化進程相伴隨的是工業化。相對於傳統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又給當代中國人注入哪些新鮮的價值觀念呢？ 陳立旭：工業文明哺育了創新意識、效率意識、惜時意識、成就意識。工業化的快節奏催生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工業經濟價值觀念，必然動搖傳統的時間文化。工業化進程還強化了以成就為取向的價值觀。在傳統農業社會中，老農可以觀天色而知雨晴，老年人往往具有權威。而在工業社會，許多工作已不是僅僅憑直覺和經驗就可以完成的，要求人們確立以能力為本位、成就為取向的價值觀。謹防拜金主義、利己主義的「污染源」在國人的精神天空蔓延

記者：陳教授，你前面側重談了市場經濟給國人價值觀念帶來的可喜進步。不過，我們同樣切身感受到，市場化這柄雙刃劍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小覷。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似乎日趨實用化、庸俗化，重形而下輕形而上，重物質價值輕精神價值，存在價值失范、價值真空、價值虛無現象。 陳立旭：市場化必然伴隨著世俗化，把一種實效的視點作為評價事物的尺度，人們變得更加註重實惠、務實。但是，市場的無節制擴張也會對人們的理想信念、生存意義、終極關懷等產生衝擊，容易使人滋生不定感和迷失感，難以尋找心靈停泊的精神家園，更難固守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導致生存意義危機、價值虛無。物質主義、實用主義、感覺主義因此容易乘虛而入。 記者：價值觀傾斜、扭曲最厲害的莫過於對錢的過度膜拜。「一切向錢看」、「為人民幣服務」的拜金主義，以及利欲熏心、見利忘義的利己主義，「娛樂至死」的享樂主義，似乎已經成為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信奉的生活哲學。我聽到一首最新流行的手機彩鈴歌曲《我崩潰了》，讓歌中男女精神崩潰的其實無非都是些世俗身外之物：「票子總是不夠花，崩潰崩潰！車子總是不夠好，崩潰崩潰！房子總是不夠大，崩潰崩潰！崩潰啊……」可以重物質，但不能物化。我擔心，不少社會成員最終為物所役，迷失人性，在極度物化中異化。 陳立旭：在市場經濟中，商品、貨幣的支配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市場利益驅動機制也會對人性中追求物慾的一面給予系統的培植，難免使一些人滋生利己主義，講奉獻少講索取多，凡事斤斤計較利害得失，甚至以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等種種不道德手段牟取利益。不僅如此，個人慾望的過度膨脹，還會導致市場經濟價值準則逾越市場活動領域，無限制地擴張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認識、評價和指導社會生活的通用原則，這就會遮蔽人與人之間真實的社會關係，導致人際關係的物化、非人性化。 記者：在當代人際關係中，誠信危機尤其讓人頭疼。企業間的三角債，違約案件,詐騙案件，惡意拖欠銀行貸款，搶注別人商標，假冒別人產品，諸如此類失信無信現象仍然大行其道，乃至某些地方政府也遭遇信用危機。 陳立旭：傳統誠信觀念具有濃重的特殊主義價值取向色彩，行為者根據自己與對象關係的親疏而給予不同的信任，信任格局局限於一定的圈子裡，更相信親人、朋友、同學、鄰里等熟人，而在與圈外人交往時，不信任感較強。 記者：社會學家費孝通就說過，在傳統社會，一切普遍的標準並不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麼關係後，才能拿出什麼標準來。 陳立旭：特殊主義信任模式不利於在全社會建立普遍的相互信任關係。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遷，傳統的特殊主義信任模式也開始向現代普遍主義的信任模式轉變，不過目前仍處於信任模式轉換和過渡時期。 記者：傳統特殊主義信任模式也摻雜進工具、功利理性，溫情脈脈的面紗下面其實已掩蓋著利益動機。一些傳銷、集資等活動，其開始都是藉助於熟人之間的信任關係，在熟人網路中展開，結果很多卻以「殺熟」而告終。 陳立旭：一個全面進步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功利領域（市場領域）和非功利領域（非市場領域）並存的社會。在功利領域，社會應當允許人們以討價還價、等價交換等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實現相互合作。但在社會的非功利領域，則應當奉行非功利的準則，親情、友情、愛情等仍然應當保持其純真性。 用人文的「摸不著的腦」導引市場「看不見的手」

記者：探索未來重建價值觀之路，就不能不張揚人文精神對市場經濟社會的能動作用。前面談的話題層面主要是市場機制對價值觀的正面作用以及功能局限，我覺得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人文精神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也是很大的。我們經常講市場不是萬能的，離不開國家宏觀調控。其實，人文精神超越性的社會功能，也能對市場經濟起到塑型、糾偏、修復、導引作用，引導國人追求入乎市場之中、出乎市場之上的非功利的生活意義。 陳立旭：確實是這樣。只有人才把怎樣活著看得比活著本身更緊要，只有人才頑固地追問生存意義。這正是人文精神的精髓，也是人區別於動物的一大標誌。與市場目標相比，人文精神致力於滋養人的完整性、豐盈度，向人們展現真善美的理想王國，啟迪人們追求人類普遍利益以及超越性的價值。 如果說人類文化精神最高價值取向是真善美，那麼並不能奢望市場也關注這些目標、價值，更不能奢望市場機制運作能自發地幫助人類達到這些目標、價值。比如在倫理道德方面，市場經濟主體逐利動機可以生髮出一種利己利人的互利道德規範，但市場經濟的自發運作生髮不出利他主義這種善行。利己利人的市場道德規範側重於對經濟人自利理性的作惡傾向加以外在的鉗制而缺乏人性的內在的潤澤。人們一味任物慾膨脹和功利驅使，就會弱化乃至喪失認識和追求事物真善美的興趣和能力，墮入有感官而無心靈、有物慾而無肝腸的失衡狀態。 記者：如何謀求人文最高價值取向與市場最高價值取向之間的平衡？有人提出，人文精神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功能的發揮，就表現在對市場經濟的全面拒斥和拋棄，而在市場經濟秩序之外，再設計一個經濟社會秩序。 陳立旭：這種救世主式的妄想是不現實的。既然我們已經確定市場經濟是現階段實現社會資源最佳配置的體制，我們對真善美的張揚就不可能離開市場經濟培育的自主、互利、公平、守信等某些基本精神價值而另起爐灶，而是在此前提和基礎上再提升和再引導。比如，人文價值體系建設中，對利他主義的弘揚並不是奠基在對利己利他道德規範的否定上，而是把它作為人的道德境界進一步升華的中介環節，因為利己利他相對於損人利己已是道德上的一大進步。利己利他道德更適合於市場交換領域，但在社會的其他諸多非市場領域，奉行利己利他的準則，顯然遠遠不夠，有時甚至是荒唐的。面對落水兒童或公共場合的搶劫案、強姦案，難道可以討價還價，獲得一份報酬和獎賞後才救人於危難嗎？此時更需要的是利他主義的道德精神。 記者：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道德堤防久已失修，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這「三德」底線失守，讓人感到道德困境的深度存在。在因腐敗、瀆職落馬的大批官員身上，也能找到官德缺失、行政倫理弱化的根源。最近我們報道了福建羅源縣幹部乘坐政府公車撞死撞傷群眾後見死不救、圍觀者袖手旁觀的事件，這種缺失公德的「集體冷漠症」會擴散成為社會之癌。 陳立旭：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準則也有及不到、不應及到的地方。正是在這些地方，包括道德高尚在內的真善美的人文價值應煥發出旺盛生命力！ 知識分子理應擔當社會公共良心的使命 　 記者：莎士比亞在十四行詩集裡面就這樣詠嘆過，真善美便是其全部作品和人生的主題。這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乃至全人類迄今共同憧憬的人文理想。我個人覺得，近些年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文精神整體有些隳沉，在全民價值觀體系建構中貢獻不多，不像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的公共知識分子或文人普遍具有人文關懷。在當前劇烈的社會裂變和市場洪流中，不少知識分子自身也處於困惑迷茫和價值斷裂狀態，並在邊緣化中自我矮化為一般民眾，也汲汲於一己之私利訴求，而未能有所自我約束和超越。精神「自救」尚且不能，遑論「救人」，將大眾從價值迷霧、困局中拯救出來？ 陳立旭：人文知識分子既然以弘揚人類真善美為神聖使命，就應自覺擔當社會良心代言人角色，看待社會、批判現實應更多地從公共立場出發。尤其對自身的利益訴求，保持應有的自省精神、距離意識和超越能力，才能激發起正義感、責任感以及主動干預現實、敢於講真話的勇氣。如果任由一己私慾膨脹，就會遮蔽自己的眼睛和良心，難以準確把握批判對象，更無法在市場功利價值急速擴張的情勢下，建構起可以安頓世道人心的精神家園。 記者：知識界有一部分人不僅終極價值目標喪失，連基本底線也頻頻失守。某些經濟學家已經變異為特定利益集團如房地產商、壟斷行業、權貴群體的吹鼓手，淪為聯手哄抬高房價、貶大眾為房奴的「幫凶」。一些證券分析師也捲入幾方合謀的利益漩渦，充當通過設套做局攪動股市渾水的幕後推手。而在文化藝術領域，一部分影視導演「有奶便是娘」，蛻變為製片商呼來喚去的哈巴狗，而導演又把不少演藝新星變成自己 「潛規則」的對象。如此這般，又怎麼能身體力行榮辱觀，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呢？ 陳立旭：可見，喚醒文化人的公共良知，修復起獨立精神，從而引領草根大眾重建價值世界，是何等重要和迫切。 草根大眾自發點燃的道德火種應予呵護

記者：草根大眾自發的價值建設尤其是道德行動也很重要，甚至比文化精英們更重要、更有廣泛性。他們理應成為道德中國建設的主體。最近幾年，一大批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迸發出巨大道德熱量，以星星之火點燃了道德的燈塔。王順友、叢飛、洪戰輝、謝延信、徐本禹……這些小人物平凡而崇高的道德光焰喚醒了許多社會成員的良知，讓高層文化人士和官員都心生敬畏。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無疑是傳統文明禮儀之邦道德復興的全民總動員。相對其他道德建設推動方而言，民間、草根身份開展的道德重建，將從根本上推動道德體系的內生性、原生態復興。魯迅先生90年前發表的《一件小事》，表達出文人的自省和對草根道德的讚美，迄今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陳立旭：不僅文人要反省，一些黨政部門也應反思。我們長期以來道德宣教中空洞說教色彩嚴重，一味樹立高大全式道德標杆，結果收效甚微，民眾甚至很逆反。而像王順友、洪戰輝這些由民間挖掘出來的小人物，能持久地打動人心，恰恰是因為他們體現了生命的真實性，源於人性的內在美。 記者：現實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道德境界處於道德允許的平凡境界。蘊藏在百姓內心的道德力量，通過民間自發宣傳和必要的政府引導、呵護，就會放大為強烈的主流社會心理，形成愛憎褒貶分明、人心崇仁向善的醇厚民風。 陳立旭：民間道德楷模更有示範意義和可學性，因此我們的思想道德建設工作，應把關注的視角投向普通人，使模範人物可親、可敬、可信、可學。 記者：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不少大眾媒體告別居高臨下的姿態，以平民視角「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央視和各地衛視參與式評選出的「感動中國」人物，帶給國人心弦久違的顫動。這種媒體道德行動在多少趨於冷漠、功利的社會底色抹上了一層暖色和亮色，社會反響無疑是良好而經久的。 陳立旭：道德規範是一個發展的範疇。比如，志願者與各種民間公益組織的湧現，就是時代一大發展。志願服務倡導的「奉獻、友愛、互助、進步」，升華了中華民族助人為樂的傳統美德，確立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我奉獻我快樂」的現代倫理原則。 記者： 2008年奧運會志願者報名人數達幾百萬，汶川大地震廢墟現場也有志願者與災區困難群眾「紮營萬帳同涼熱」的動人身影。可以預見，志願服務和公益組織NGO將成為未來引領道德復興和創新的時代先鋒。面向未來，我們應當預見，無論是道德中國復興，還是價值世界重構，都根在民間，根在人性，根在傳統，根在發展！

你的讚賞是我堅持原創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