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親歷者的紅衛兵記憶.

2010年，《南方周末》文化版曾刊發《歷史深處的來信》，披露了北京紅衛兵在時隔四十四年之後，對當年被毆打和羞辱的教師的致歉，引發了國內外關切紅衛兵歷史的公眾的極大興趣，紅衛兵是否應該集體道歉甚至賠罪，也在網路上激蕩起經久不息的爭論。而隨著紅衛兵這一代人，已成為或將要成為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的精英，公眾對這個在「文革」初期掀起滔天巨浪的青年人群體，也存在著政治性的探究興趣。但是，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群體，出身和教育背景如何，與高層政治鬥爭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聯，其自身又有著怎樣的特性和利益訴求，紅衛兵運動中的暴力程度如何，這場運動是如何終結的，等等，至今仍舊是謎團重重，面目模糊。

所幸的是曾經是北京四中紅衛兵的北島等人，繼集體記憶《七十年代》之後，又邀約這所那個時代北京最著名的高幹子弟學校的當事人和親歷者，在時隔四十多年之後，從各自的立場、意識形態和情感出發，重訪了1965年至1970年的北京四中的運動現場，為歷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見證，編輯成《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

遇羅克是那個時代一個標誌性的獨立思考的典範，但其人其事，很少為人所知。牟志京是北京四中《中學文革報》的創辦人，而遇羅克的《出身論》首次刊登即是經過他的改訂和潤色，因此，牟對遇羅克有一些珍貴的回憶，比如他第一次見到後者的情景：「他身材瘦小，面色蒼白得難以置信，深度近視，扇風耳，大駝背，其魅力卻在動態之中。他一張口聲音洪亮，言辭清晰明朗，妙趣橫生，一圈圈厚鏡片擋不住那犀利的目光。」據牟的觀察，遇羅克並非常人所認為的書痴或書獃子，他在日常生活中也折射出睿智和靈敏，而其政論寫作，更是「出污泥而不染」，沒有受到那個時代社論體語言的污染。遇羅克的心智生命非常豐厚，他興趣廣泛，在跟牟數次聚會時談論的都是哲學、歷史和文學等精神性的命題，而非當時的政局或報紙的命運等現實議題。更悖論的是（如果牟的記憶屬實的話），遇羅克對毛澤東相當尊敬，對毛澤東詩詞的造詣尤其欽佩，特別喜歡《蝶戀花》一詞。這個細節，讓我們反省此前對遇羅克作為「思想烈士」的定位和論述，也許在某種程度上簡化了遇羅克等那個時代的異議分子，與毛象徵的這個體制之間的複雜關係。

《隨筆》2012年第5期

遇羅克之死，在公眾的歷史記憶中，似乎就是因為《出身論》挑戰了那個時代階級成分論的「政治正確性」，而遭致迫害。可是，根據北京四中紅衛兵運動核心成員劉輝宣的回憶，遇羅克的死「不是因為《出身論》，而是在『文革"前不久發表的反對姚文元對《海瑞罷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這是一種說法。同為四中紅衛兵運動重要成員的牟志京的說法又不一樣，他提供的細節更具體，包括對遇羅克的審判和判刑的改變及其原因，都有解釋。據他的敘述，對遇羅克的判決書上，主要罪名是「陰謀暗殺偉大領袖毛主席」，對《出身論》隻字未提，其緣起是1967年夏天東北武鬥時期，《中學文革報》部分成員北上，為自衛計，在長春火車站每人發放武器，本應在離開長春歸還武器的遇羅克哥哥遇羅文，卻因個人對化學等的喜好將之帶回了北京，並在情勢危急時刻掩埋在香山。當局恐嚇之下，有人將他們兄弟倆都招供了。遇羅克之死因撲朔迷離，究竟真相如何，還需要進一步的檔案史料發掘，以及對當時整體政治情景與社會心態的重構。

《暴風雨的記憶》的另一個眾說紛紜的「公案」，就是北京四中在1965-1970年的紅衛兵運動中是否發生武鬥，如果確實發生，那麼暴力的程度如何，對當事人造成的傷害程度又如何。這些都是歷史的關鍵問題。秦曉是當時北京四中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根據他這個重要當事人的回憶，其時四中一幫學生搞突襲，將校長楊濱拉去遊街，戴高帽。主任孔丹和秦曉等採取各種策略，保護了楊濱。秦曉還引用楊濱臨終前的話「孔丹、秦曉、趙勝利保護了我」來證明「『文革"中四中的老師、校領導基本上都沒挨過打，更沒有自殺或被打死的」，並言楊濱的兒子宋心魯稱之為「四中現象」。那麼，北京四中究竟有沒有發生過紅衛兵運動中比較普遍的毆打、羞辱教師的暴力呢？（徐幹生的《文革紀略》對蘇州中學的紅衛兵此類行為有詳細描述，見徐賁編：《復歸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同為北京四中紅衛兵組織發起人之一的劉輝宣，就尖銳地指出：「其實四中和所有學校一樣，也有過大規模的批鬥，楊濱和劉鐵嶺兩位校長都給潑了滿頭滿臉的墨汁，趙績敏那時還是年輕教師，算是他們的『黑幹將"，跟在後面。有人做了個大木枷，套在他們頭上。周堅快氣瘋了，黑著臉叫人拿下來。那次批鬥會打得楊濱腰都直不起來了，還是趙勝利扶她下的台。」遍覽《暴風雨的記憶》一書不同當事人或見證人的記述，就會發現絕大多數的人認為當時確實發生了針對教師的暴力。秦曉的說法具有強烈的為北京四中的紅衛兵運動辯護的色彩，而之所以北京四中沒有發生毆打、羞辱教師的神話會被編織出來，據劉輝宣的分析，是因為這些經歷此次創痛的老師都不希望重提往事，也不願因此而給當年學生的今日生活、工作帶來不便。

裴宜理曾在《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方式》中特別指出，中國革命運動對人性的基本情感的操控、動員及利用，私人領域高度政治化是一種常見的現象，而這種將私人生活的溫情、友誼與愛意等連根拔起，歸化到共產革命中的同志愛和階級恨的單一模式之中，造就了中國革命中怨恨、負疚和熱愛等各種熾烈的情感交融並匯的複雜糾葛。《暴風雨的記憶》卻展現了這種「情感極權主義」的反向運動之可能與經驗。為數不少的北京四中學生，恰恰是在紅衛兵窮形盡相地侮辱、毆打其作為階級敵人的家人時，萌生了極其強烈的超越階級、政黨與意識形態的人類基本之愛，原本試圖摧毀的親情，反而在畸形的暴力中被重建。這亦充分說明人性確實不是一塊可以任意變形的曲線板。導演陳凱歌當時也是北京四中的學生，他的父親被紅衛兵貼上「國民黨分子、歷史反革命、漏網右派」的標籤，並在公開場合被毆打時，紅衛兵組織的領袖要求陳凱歌通過對父親「施暴」來展示其革命的忠誠性，以及與舊式家庭徹底決裂的心志。陳凱歌對當時心態的回憶，對於分析、判斷紅衛兵運動中的從眾心理、變態心理（對親人的暴力越兇狠，似乎革命性就越強，就越容易受到組織的認可，這種現象尤其容易發生在出身不夠純正，而對革命文化又有強烈嚮往的人身上）有一定之價值。陳凱歌如此憶述眾目睽睽之下的這一段場景與內心：「我已經記不清我說了些什麼，只記得父親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楚我推得有多重，大約不很重，但我畢竟推了我的父親。我一直記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間的感覺，他似乎躲了一下，終於沒躲開，腰越發彎了下去。四周都是熱辣辣快意的眼睛，我無法迴避，只是聲嘶力竭地說著什麼，我突然覺得我在此刻很愛這個陌生人，我是在試著推倒他的時候發現這個威嚴強大的父親原來是很弱的一個，似乎在這時他變成了真正的父親。」

北京四中的紅衛兵運動，除了政治大環境的影響之外，也有學生群體的家庭出身、社會等級、教育背景等各種社會因素造成的長期「潛伏」的族群衝突的導火線。作為當時紅衛兵運動的旁觀者北島認為，北京四中既是「貴族」（紅色貴族）學校，又是平民學校，這其間有一種內在的分裂，這分裂本來不怎麼明顯，或許被刻意掩蓋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極端，變成鴻溝。這就表明，紅衛兵運動的起源除了意識形態、高層政治鬥爭等因素，其實還有學校里不同族群在日常生活里積累的壓抑感與隔閡感，這些族群也是利用高層釋放的空間來尋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自然，《暴風雨的記憶》除了對這段歷史的追憶式的描述之外，也有歷史敘述之外的價值判斷。而這種價值論述，更能夠折射這些經歷過時代風潮的年輕人，在歲月磨洗之後人性的斑斑痕迹。大致來說，以見證人自居而保持審慎的價值立場的居多數。劉輝宣認為紅衛兵運動，是對20世紀60年代的世界革命有典範意義：「看看紅衛兵的武鬥給世界革命帶來的影響，像日本的『赤軍"、義大利的『紅色旅"、拉美的『光輝道路"，還有柬埔寨的『紅色高棉"、緬甸根據地的文化革命等，就知道這意義是多麼不同尋常了。紅衛兵的武鬥絕不僅僅是簡單的暴行，它在上個世紀中期，特別是整個六十年代，在全世界的歷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是一種「卸責論述」，歸咎於體制和高層，是從消極的層面來為紅衛兵運動進行辯護，而從紅衛兵運動在世界範圍的影響力（不管是積極還是消極的影響）來進行辯護，又是從唯結果論的積極角度巧為辯護。這種思維方式，其實在「文革」一代人的觀念世界比較具有普遍性。受害者的論述最容易牽引後人的同情之心，而革命者的論述更是容易刺激世人的蓬勃之志。

阿倫特在論《集體責任》一文中，針對一些巨大人道災難之後常見的「我們都有罪」的論述進行了細緻的分析，在道德性的反思與個體性的罪惡之間劃分了一道嚴格的界線：「那乍聽起來如此高尚而誘人的『我們都有罪"的叫喊，實際上只是在某種程度上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開脫罪行。在所有人都有罪的地方就沒有人有罪。與責任不同，罪過總是有針對性的；它是嚴格地屬於個體的。它針對一個行動，而不針對意向或可能性。對於父輩或本民族或人類犯下的過失，簡言之，即對那些我們沒有參與其中的行為，只是在比喻的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我們感到有罪，儘管事情的發展確實可能使我們為它們付出代價。而既然有罪的感覺，或者良心負疚、對做錯事的意識，在我們的法律和道德判斷中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那麼限制這種虛假感傷也許是明智的，從字面上理解，它們只能導致混淆所有真正的問題。」如何重建中國社會的道德，除了正面引入普世價值的資源之外，通過歷史的重現與論述，讓被遮蔽在歷史暗處的真相呈現出來，並形成不同群體、個人與觀念的對話，讓今天的年青一代在充滿衝突性的歷史記憶中間自由地選擇和反思，並經由苦難的記憶與歷史的縱深來凝聚共識，也許是重建人格與道德的歷史途徑之一。或許這正是像《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這樣的作品在當代中國更深遠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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