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會飛出黑天鵝嗎？

法國大選｜馬克隆與「新進步主義」：機遇與風險文 | 王子琛來源：澎湃新聞摘要 無論如何，5月7日法國的第二輪選舉都很可能決定法國、歐盟未來的命運。筆者個人仍無比期望看到一個馬克隆總統領導下的法國，並希望他的改革能成功地被推行。畢竟，相對於回到那個已經被幻化乃至於顯得美好的過去，一個可以被創造的未來更值得期待。筆者相信，馬克隆的新進步主義的世界，將會是一個更好的世界。昨天晚上，在巴黎，兩名法國總統候選人進行了堪稱是新世紀的「世紀之戰」的辯論。在此前的法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格格不入、風格迥異、立場極端對立的總統候選人對決。正如一些政論記者所言，「法國兩名候選人都各自是對方所否定的一切」。這場辯論以前進運動候選人埃曼紐爾·馬克隆的完勝告終，但馬克隆和勒龐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卻不會隨著這場辯論的終結而終結。儘管如此，這場辯論依然被許多評論家視為可以載入歷史書的事件。究竟是什麼樣的內在邏輯，導致了這場辯論，乃至於這背後的法國大選如此重要，又如此值得載入史冊？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回歸到過去數十年間的政治變遷，和其邏輯變化在本次法國大選上的體現中。2017年法國大選第一輪的結果堪稱震動政壇。醜聞纏身的共和黨候選人菲永和政績不佳、選民離散的左翼社會黨都沒能凝聚法國人民對抗極右翼政客，折戟首輪，最終闖入第二輪的兩名候選人均非左右兩大黨的提名者。此後，違背第五共和國政治慣例的事情不斷發生，雖然阿蒙和菲永的背書開啟了共和陣線這一面對極右勢力的傳統聯盟構建，但極左翼「不屈法國」候選人讓-呂克·梅朗雄卻一直拒絕背書中間派獨立候選人馬克隆，而法國崛起黨首、戴高樂主義者杜邦-艾尼昂更是率領全黨投靠馬麗娜·勒龐。許多觀察家都在驚呼「共和陣線」的裂痕，但這一趨勢卻其來有自。傳統的政黨已經無法抵禦極右翼勢力的侵蝕，而新的力量、機會和風險，則蘊含在這次大選的邏輯之中。退卻與搖擺：極右民粹主義對主流政黨的侵蝕冷戰結束前，全世界的左右分野是相對明晰的。左翼力量以歐洲各國的社會黨/工黨/社會民主黨（在更溫的意義上也包括美國的民主黨）為首，支持國家對經濟領域的干預，支持對金融、醫療和教育等行業的管制，支持更多的國有經濟份額，甚至尋求更極端的計劃經濟和國有化。右翼則以保守黨國際為首，秉持小政府和親市場經濟，否認管制和國家干涉的意義，且在社會、民權等議題上更傾向於保守傳統價值觀和制度。雖然歐美各國國情不同，各左、右翼主流政黨也立場不一，但這樣的劃分一直是主要的譜線。然而，蘇聯的解體使得計劃經濟和國有體制的信譽面臨危機，新的經濟學發展也進一步確認了市場的價值和意義。如果不考慮作為意識形態說教而非真正研究成果的新古典自由主義宣傳，現代經濟學已經重疊了大量的共識。所有尊重研究結果的政府都必須承認市場競爭在大部分領域對於提高效率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同時也不得不承認，為了避免信息不對稱、負外部性和市場失靈，有效率的管制很可能是不能避免的。而社會福利問題由於已經不涉及到全盤經濟體制上的矛盾，相關的政策討論已經趨於規範化。討論的命題不再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更能促進經濟的發展」，而是各領域的基本福利是否應作為人的基本權利而被保障。例如在醫療領域，問題就成為了「是否每一個人都有權利享有基本的醫療保障」以及「什麼樣的醫療保障體系能最有效率地滿足目標。」後冷戰時代的經濟發展和這些共識的重疊以及行政政策更加技術化、精細化的演變或許是1990年代政黨靠向中間的原因。1970年代各國的「滯漲」和1980年代撒切爾-里根主義式的去管製造成的經濟陣痛後，左有新工黨，右有「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經濟領域的交鋒相比之前的整個二十世紀顯得偃旗息鼓，文化、科技、社會議題成為了左右交鋒的重點.雖然一些新左派將這種變化視為「新古典自由主義」一統天下的實例，但不得不承認，以新古典主義為基礎的當代經濟學以及相關的公共政策研究、討論，和一味宣揚去管制、削減福利的意識形態說教完全不同。激進右派的鼓吹手們宣揚福利是何等冗餘、何等低效而必須被取締，殊不知右派推崇的經濟學大師弗里德曼完全支持更有效率的福利——諸如全民基本工資。然而，這種共識的重疊僅僅是在選舉情形和歷史變遷面前，主流政黨在各自政治價值觀譜繫上做出的溫和化改變而已。許多政黨並沒有真正採用上述的邏輯來思考政策議題，溫和化只是選舉策略，主流政黨並沒有真正將自己視為一個嶄新的、在基礎的實證性問題上獲得共識的體系，因此也就無法將各自黨派中的激進分子排除出去。這樣的隱患使得左右主流政黨在面對科技發展、氣候變化、文化開放、全球化等新問題時，並沒有能夠發展出真正符合實際的自洽政策，從而在極右翼民粹主義的進攻中節節敗退。在這些問題中，全球化是撕裂傳統左右陣營的關鍵議題。面對世界的開放、國族的逐步淡化和文化與社會的包容，極右翼民粹主義給出了自己的回答：在資本和人口上同時拒絕流動，訴諸國族認同，訴諸保護主義，並試圖以此實現某種對主流民族中下層的回饋和福利，而不顧整體的經濟結構限制。因此，民粹主義者反對新技術的運用（這可能導致失業），反對與全球變暖的對抗，在一個日新月異的新世界面前選擇轉向過去。政治邏輯同樣根植於過去的左右翼傳統政黨，在面對民粹主義者取悅民眾的政策進攻時，不得不步步後退。有人相信激進的左翼能夠戰勝這樣的民粹主義，但是支持人口流動、在移民問題上選擇開放的激進左翼卻往往在資本流動的問題上選擇保守，同時也決心限制新技術對就業的妨礙，阿蒙要對機器人徵稅，而梅朗雄則乾脆直接宣布以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為偶像，更是決心限制資本流動，甚至因此要脫離歐盟。也有人相信更加穩健的右翼政治家能團結剩下的政治光譜而戰勝極右翼民粹主義，但在移民問題上持懷疑立場、支持資本流動而拒斥人口流動，同時因為意識形態偏見而否認全球變暖（當然，持這一立場的多為美國右派），對民權和社會自由議題上的開放持懷疑態度的菲永們，又如何能夠真正把自己和勒龐區分開來？當極右翼民粹主義者收納了傳統左翼邏輯的經濟政策敘事和傳統右翼的社會政策敘事，並採用技術性手段，將其部分調和、部分極端化後，繼承了舊時代的意識形態遺產的傳統左右政黨，又該如何抵制極右翼民粹主義的侵蝕？所以，在去年美國的選舉中，「溫和派共和黨」最終被特朗普綁架，而極端左派力量在民主黨內崛起，美國離全球化和穩健的經濟政策漸行漸遠；所以，在法國大選中，醜聞纏身、政策逐漸「特朗普化」、甚至連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都不敢支持的菲永發現自己身後幾乎構築不起來穩固的共和陣線，激進的左翼選民寧可選擇了喬裝打扮一番的勒龐；而梅朗雄和勒龐的極端對決也一度成為可能。如果說2002年老勒龐驚人的崛起可以在傳統左右政黨體系下被抵制的話，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傳統政黨意識形態背後的邏輯在面對現實時的矛盾和裂痕逐漸增加，隨著極右翼民粹主義領袖越來越擅長喬裝打扮自己，共和陣線的破裂並非難以預期。但正所謂「不破不立」，共和陣線的危機也在全球化的新時代提供了新的機遇。「極右翼民粹主義」還是「封閉保守民粹主義」？當我們討論左右時，傳統上把勒龐這樣的民粹主義者稱為「極右翼民粹主義者」（far-rightpopulist）。但是，一個極端支持自由市場、最小化政府、去管制和去福利的政客，和在經濟上提倡保護主義的勒龐，究竟誰更適合被稱為經濟光譜上的「極右」呢？考察經濟政策上的保護主義、福利主義傾向時，人們驚訝地發現勒龐和梅朗雄的政策有著更大的親和力，以至於「法國的撒切爾」菲永公開指責勒龐也是一個「隱藏的左派」。當然，我們必須意識到，面對勒龐，尤其是讓-瑪麗·勒龐這樣帶有法西斯色彩的排外民粹分子時，稱呼其為極右是因為他們社會保守、種族歧視的立場，與上個世紀的法西斯主義非常類似。他們否認自由、民主、平等等價值觀，宣揚一場民粹的、排外的運動，並且在這一過程中忽視對人權的強調。他們把攻擊一個社會群體當作解決當前所有問題的關鍵，似乎解決了這個群體，一切社會問題都迎刃而解。在全球化成為重要議題的當今時代，勒龐代表的這種極右翼民粹主義和某些類型的極左反資本主義運動採用了非常類似的敘事——他們指責跨國資本家（極右翼還要增加對異族的指責）損害了本國民眾的福利和生活質量。在這樣的局面下，我更傾向於稱之為「封閉保守的、反動的民粹主義」。本質上，這樣一種劃分抓住了困擾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議題：我們是要接受開放的社會和全球化的未來，還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其他的傳統左、右邏輯中，往往在這一命題上有一定的重疊。比如說，傳統的右翼戴高樂主義者可能拒斥一個開放的社會，但接受一個全球化的未來，而一個激進的左翼政治家則可能願意接受開放的社會，但拒絕一個「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按照法國媒體人的一個總結，在本次大選中，勒龐選擇了國族的身份認同和保護的經濟政策，梅朗雄在保護的經濟政策上、菲永在國族的身份認同上，和勒龐產生了重疊，而在另一個領域分別選擇了普世的身份認同和市場的經濟政策。跳出傳統的左右政治分野，將勒龐的民粹主義運動作為一個新的政治軸線的一端，可以更好地理解共和陣線的虛弱和傳統政黨的困境。菲永的共和黨和梅朗雄的不屈法國都不能真正全部拒斥勒龐的政策中危險的部分，而且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接受了一種帶有反智色彩的敘事。這種敘事就是將複雜的社會政策議題重疊在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上，似乎打倒了某一個群體，問題就將被最終解決。於是，不顧僵硬的勞動力市場體制、不顧全球化對國家在商品選擇、技術進步、物價下降等方面帶來的便利、不顧移民對法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不顧普世身份認同和開放社會在1990年代以後帶來的進步，勒龐宣稱，一切問題的癥結是兩群人導致的：貪婪的跨國金融資本家和跨國集團，以及像蟲豸一般湧入法國的外國移民和敗壞法國文化與國族認同的外來人口。勒龐利用人們在認知上傾向於簡單化解釋的弱點，把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賴在了兩個群體的身上，並且試圖說服民眾相信她的敘事。左翼和右翼不能根本上拒斥勒龐的威脅，就在於某種程度上，強硬右派的菲永接受了替罪羊敘事的後半部分，而激進左翼的梅朗雄接受了其中的前半部分。這種曖昧的關係使得勒龐的封閉保守民粹主義長驅直入，這是這種民粹主義形態在歐洲興盛的縮影。傳統政黨在阻止這樣的災難時顯得似乎力不從心。然而，馬克隆和他的新的進步主義運動的崛起，似乎為解決這一難題，打破傳統的左右分野，塑造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時代下的政治格局，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新進步主義」的機會與隱憂在傳統政黨無力對抗這一新型民粹主義的侵蝕時，在其對立面，新的政治力量也在崛起。有良好的哲學基礎、成熟的金融業務經驗、具有提出法案並在議會協調立法的能力、年輕而富有克里斯馬的獨立候選人埃曼紐爾·馬克隆拒絕依託任何傳統黨派，而宣布成立了自己的競選運動，EnMarche（前進）。這一名稱本身，就隱喻了馬克隆要開啟的新時代。馬克隆在競選中屢屢聲稱，他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但又很難將他視作傳統意義上的中間派。曾經的中間派是某種意識形態上的雜糅和妥協，而馬克隆的策略甚至超出了取左右之長這一範疇，而是更進一步。他提出了如今新的政治分野：進步主義-保守反動主義，並且在規範（應然）層面上確認了具有進步性的價值：普世的身份認同、開放社會、環保、平權、基本的福利保障、全球化、支持一體化的地區聯盟（歐盟）、重視科技，等等。與此同時，馬克隆把發展經濟等各個領域的具體政策操作放在一個技術性的層面上，從而儘可能尋求一個內在邏輯一致、在保證上述規範性價值的前提下可以實施的政綱。所以，馬克隆一面要放鬆勞動力市場的管制、增加勞動力市場彈性，一面又要設計新的普遍的、高效的失業保險制度；一方面要減稅促進企業發展，另一方面又要通過積分制的養老保險制度避免無意義的資源浪費；一方面堅決支持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另一方面試圖通過改良全球化和一體化的過程來避免其中的效率損失。馬克隆不會在某一領域採取過於激進的政策，因為他的新進步主義價值是立足於如今的世界發展現狀，和對高科技、全球化的時代帶有樂觀期許的基礎上，他的規範性價值儘可能保持著融貫和自洽，而不厚此薄彼。如果一定要說馬克隆在尋求某種調和，那也是在非常基礎的規範性層面上的：正如馬克隆自己所說的那樣，「我希望一些自由，一些平等，並將其凝聚在法蘭西的第三個價值——博愛之中」。本質上，馬克隆的新進步主義中帶有著某種對人類理性的樂觀精神。馬克隆歸根結底還是相信，技術的發展、全球化的推進和開放的社會是有利於所有人的，在他設立的進步主義的價值觀體系下，這個世界是可以儘可能被優化的。馬克隆既小心翼翼但又大膽的對一些領域尋求系統化的改良，正是因為他希望成體系地在規範價值的約束下去優化這個世界。誠然，對理性主義的盲目崇拜導致了二十世紀初的悲劇，但那卻未必是理性本身的錯誤，而很可能是理性被錯誤地使用了——極權主義者把理性強加在每一個人的頭上，向他們許諾此世的烏托邦。可是，如果在某些不可被侵犯的規範性價值（比如民主制度、基本的個人權利、開放社會和包容性文化）的基礎上，努力用理性尋求一種更優化，並將之建立在充分的公共討論之基礎上（馬克隆的團隊曾經遍訪法國尋求民間的共識和期望），這也許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好。法蘭克福學派領袖、一代左翼大師哈貝馬斯在採訪中對馬克隆表達了讚賞的態度，也許正是和他重視公共領域的重建和堅決捍衛理性的觀點息息相關。另一方面，真正能為如今的政壇帶來一股新鮮氣象的是馬克隆的新進步主義所重視的規範性價值。開放的社會、全球化、普世的身份認同、包容性的文化、尊重和支持新技術、注重環保……這是一組面向未來的價值觀。勒龐告訴人們，解決掉兩個惹人討厭的群體，就可以回到過去的輝煌，而過去的一切都是好的。傳統政黨也多少懷有著對過去的某些眷戀。而馬克隆的政綱實際上宣稱了，在世界已經如斯發展的二十一世紀，我們必須面向未來。勒龐和馬克隆終於構成了新的政治兩級，他們的一切價值觀都幾乎格格不入，這樣的對立是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是包容文化與國族文化，是普世認同與民族認同，是全球化對保護主義，是擴大歐盟對離開歐盟。許多人將這樣的對立總結為開放對封閉，但筆者認為，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卻是未來對過去：馬克隆面向未來，勒龐回望往昔。這正應了馬克隆的競選運動的名字：前進。正是因此，筆者稱呼馬克隆的立場為「新進步主義」。這一綱領的橫空出世改善了傳統左右政黨劃分在新時代面臨的困難，從而為對抗保守反動的民族民粹主義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點。但必須意識到的是，馬克隆的行為也意味著風險。傳統的左右政治中，當任何一方失敗時，人們還可以選擇另一方，而不是選擇勒龐的民粹主義。但在新的政治分野下，馬克隆和勒龐並列為政治軸線的兩極。如果馬克隆執政失敗，法國選民將自然地倒向對立面的勒龐，而新進步主義的陣營將因此失去信譽。當然，筆者依然堅定地相信，如果成為總統，馬克隆能夠展現他團結立法機構、推動政策的能力，而他在經濟方面的政綱更是得到了經濟學界的高度評價——一旦實施，將可以很快改善法國的經濟困境。更何況，馬克隆絕非是有些人心中夸夸其談的小鮮肉型候選人。他可以在面對法國實權在握的市長們因反對他裁剪經費的改革而噓他時冷靜地指出法國公共財政面臨的困難，並要求市長們面對現實；他在表態時從來堅持自己的原則，即便是因為阿爾及利亞殖民反人類罪的爭議言論而民調下跌，馬克隆也只是希望大家關注具體的議題，而沒有真正就這一言論道歉，從而堅守了自己的原則；當他在自己家鄉破敗的工廠被憤怒的工人們圍攻的時候，馬克隆耐心地與厭惡自己的工人們討論了近一個小時，最終讓工人們冷靜了下來，甚至表達了友善的態度——而在整個過程中，馬克隆堅持拒絕空口承諾一些他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在他身上，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年輕人的朝氣與活力，不只是一個帥氣的候選人和他的克里斯馬，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政治家的智慧與德性。無論如何，5月7日法國的第二輪選舉都很可能決定法國、歐盟未來的命運。筆者個人仍無比期望看到一個馬克隆總統領導下的法國，並希望他的改革能成功地被推行。畢竟，相對於回到那個已經被幻化乃至於顯得美好的過去，一個可以被創造的未來更值得期待。筆者相信，馬克隆的新進步主義的世界，將會是一個更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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