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大屠殺時代基督教對猶太教態度的演變

張騰歡

(山東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摘　要： 納粹大屠殺的慘劇深深震撼了基督教世界。戰後初期，天主教和新教教會即開始了初步的反思，後經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及其後一系列會議的推動，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基督教大體上完成了對傳統的基督教反猶主義的反思和清理。基督教對猶太教態度的轉變軌跡，主要體現在天主教和新教教會陸續發表的諸多文件上。這些文件譴責了基督教反猶主義，解除了有關猶太人殺死耶穌的指控，恢復了猶太人作為上帝選民的神學地位；確認基督教和猶太教之間的歷史淵源，對耶穌以及早期基督徒的猶太屬性表示認可；認為歷史上基督教對猶太教長期的教義詆毀，是導致納粹大屠殺的一大根源，並對基督教會在大屠殺期間的冷漠表示歉疚。後大屠殺時代基督教的反思歷程反映出其勇於自我更新的思想品質和精神向度，也為不同宗教之間的相互對話提供了借鑒。

關鍵詞： 後大屠殺時代；基督教；猶太教；反猶主義

過去的兩千年里，基督徒和猶太人的矛盾可謂「最長久的仇恨」(the longest hatred)。基督教和猶太教在教義上的巨大分歧，使歐洲基督教世界從最初的反猶太教主義，藉由複雜的經濟和政治因素，逐漸導向反猶主義，由此引發歷史上對猶太人的殘酷迫害。納粹大屠殺便是反猶主義登峰造極的產物。大屠殺也改變了基督教和猶太教將近兩千年的對立局面。二戰後，基督教對猶太教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大屠殺是近現代基督教—猶太教關係史上的轉折點。

大屠殺的慘劇震驚了全世界，在追索大屠殺發生根源的過程中，關於基督教與大屠殺的關係這一問題進入了人們視線。雖然二戰中基督教很少直接參与迫害猶太人的暴行，但在此期間，除了少數的自發營救，教會在救援猶太人方面態度冷漠。[1]聯繫到長久以來基督教和猶太教之間的對立和緊張關係，都使基督教開始反思千百年來其對猶太人的敵視和大屠殺之間的關係。可以說，自中世紀以來，基督教反猶主義對猶太教和猶太人的不斷貶損和「輕蔑訓導」(the teaching of contempt)在很大程度上為納粹屠猶的發生做了政治和社會輿論的鋪墊。正如法國猶太史學家朱利斯·艾薩克所說，正是基督教反猶主義「播下了仇恨的種子，使希特勒輕易地利用反猶主義作為政治武器。儘管沒有人否認納粹主義也反對基督教，但眾所周知的是，希特勒常常拿教會和基督徒對待猶太人的態度來為他的反猶主義辯解」。[2]

於是，二戰結束以來，在「後大屠殺時代」，圍繞基督教會的反猶主義及其與大屠殺的關係等問題，基督教大力改革清理傳統的反猶教義，逐漸改變了對猶太教的一貫敵意。雖然至今仍不時有反猶論調出現，但基督教世界對猶太教的態度在整體上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國外學界對後大屠殺時代的研究始於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以色列和西歐，包括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歷史學家在內的許多學者投身其中，對由大屠殺引發的種種社會現象進行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後大屠殺時代基督教—猶太教關係也是其著力較多的領域。[3]中國學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關注大屠殺問題，近年來也有關於後大屠殺時代的社會和心理問題的探討，但關於後大屠殺時代基督教—猶太教關係的研究還較少。已有相關論著涉及二戰後基督教對猶太教態度的變化，但還缺乏對本論題的系統考察。本文通過勾勒後大屠殺時代包括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在內的基督教世界對自身教義和大屠殺責任的反思歷程，展現基督教對猶太教態度的演變軌跡，以期引起國內學界對此問題的關注。

1945年10月，德國新教福音派教會領導人發表《斯圖加特罪責宣言》，承認德國基督教會在二戰期間對納粹政權的盲從給許多民族和國家造成了深重苦難。宣言稱教會曾以基督之名反抗納粹，但又承認做得還不夠，其措辭也沒有提及為何在大屠殺期間德國基督教會普遍未對猶太人施以援手。在戰後初期的德國，傳統的基督教優越論者仍佔據教會多數，所以不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在開始對納粹統治進行反思的同時，仍在神學層面宣揚反猶主義，並向猶太人傳播基督福音，甚至想方設法為基督教開脫罪責。二戰結束後，首先對大屠殺做出積極回應的基督教會是荷蘭新教歸正會。1946年初，荷蘭新教歸正會領導人發表的一份懺悔聲明認為，上帝與猶太民族的契約從未失效，猶太人「仍為蒙上帝應許之民」。[4]當時的基督教世界對荷蘭新教歸正會的聲明反應較為冷淡，也很少有教會公開斥責反猶主義。

1946年，由新教組織的國際基督徒與猶太人理事會成立，翌年，該委員會在瑞士小城塞利斯堡召開會議，大會發表了《塞利斯堡十點：致基督教會書》(The Ten Points of Seelisberg: An Address to the Churches)。該宣言呼籲基督徒要與猶太人磋商，以解決基督教反猶主義問題。宣言強調，應注意耶穌以及早期基督徒群體的猶太性，猶太人和基督徒都須遵守同樣的誡命，即愛上帝和自己的鄰居，正是同樣的誡命將兩者緊緊維繫在一起；基督徒不應將猶太人視為耶穌的敵人，在表現耶穌受難的文學藝術作品中，不應將耶穌之死歸咎於全體猶太人，在選取《新約》有關指責猶太人的文句時，應指出其對猶太人的不公。[5]宣言的發表標誌著基督教對猶太教態度的轉變開始邁出歷史性的一步，也為基督教世界後續類似文件的出台做了鋪墊。

在「塞利斯堡原則」的影響下，其他教會也紛紛發表宣言聲明，表達對反猶主義的譴責以及改變基督教傳統反猶偏見的願望。1948年，新教發起的教會世界理事會(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在阿姆斯特丹舉行首次大會，在大會通過的《關於基督徒與猶太人發展關係的報告》的導言中表示：「我們不會忘記就在我們集會的這片土地上，11萬猶太人被殺害，我們也不會忘記這次會議是在600萬猶太人遭到滅絕的僅僅五年後召開。」[6]該報告公開承認基督教神學中的反猶主義：「我們以往未能儘力與以反猶主義為代表的混亂做鬥爭，教會在過去協助塑造了猶太人是基督唯一敵人的形象，由此導致了世俗世界的反猶主義。」[7]報告呼籲：「我們代表的全體教會應一致聲討反猶主義，不論它的起源、它與基督教的言行如何對立，反猶主義是對上帝和人類犯下的罪行。」[8]在報告的影響下，有關基督教導致反猶主義的認識開始在基督徒與猶太人關係的討論中佔據重要位置。新教的這份報告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它說明教會開始承認基督教不僅與反猶主義的演變息息相關，也是引發反猶主義的一大因素。當然，在基督教開始反思的初期，其態度表現出兩面性，它一面譴責反猶主義，一面又念念不忘號召向猶太人傳播基督福音，改宗猶太人。基督教對猶太教的態度此時還未有明顯的轉變。

1948年，德國福音派全國教友理事會在達姆施塔特召開的大會上坦誠，當反猶主義在二戰期間肆虐之時，基督教會卻無動於衷，這是因為「基督教世界拋卻了一切責任，還詭辯稱那是因為猶太人受到詛咒……正因為我們的袖手旁觀，導致猶太人承受著不公和苦難」。[9]翌年，荷蘭新教歸正會決定成立教會與以色列理事會，致力於發展與猶太教的友好關係，教育信徒不忘與猶太教的歷史淵源，有少數基督教神學家此時也開始反思，當時英國著名的聖公會神學家詹姆斯·帕克斯(JamesParkes)對荷蘭歸正會的做法表示了有力的支持。帕克斯寫作出版了多本以積極態度看待猶太教和猶太人歷史的著作，他認為「現代反猶主義的根源清清楚楚地表現在《福音書》以及《新約》的其他篇章中」。[10]基督教對大屠殺的發生負有責任，他還抨擊基督教向猶太人傳教的神學說教和做法。但帕克斯的觀點在聖公會內部並未引發共鳴，支持者寥寥。一直到50年代結束以前，雖然教會發表了一些反思性的宣言聲明，卻很少有基督徒個人表達對於基督教反猶主義的譴責，像帕克斯一樣的基督徒在教會內部屬少數，「塞利斯堡宣言」所傳達的精神仍然影響有限。

而在整個50年代，作為基督教世界規模最大的教派，天主教會在基督教和猶太教關係的問題上近乎沉默，在1960年前，天主教會未出台任何有關處理兩教關係的原則性聲明文件。隨著大屠殺的駭人事實被越來越多地揭露出來，加上冷戰初期愈演愈烈的世界大戰氣氛，對於和平的渴望，對過往人類罪行的控訴和傳播仁愛的心理愈發強烈，使天主教會感到無法繼續對大屠殺帶給基督教與猶太教關係的挑戰無動於衷。1959年，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宣布，從耶穌受難日祈禱詞中刪除「為了不忠的猶太人」這一詆毀猶太人的詞句。翌年，教皇用「我是你的兄弟約瑟」這樣的詞句公開歡迎到訪梵蒂岡的美國猶太人代表團，引起廣泛關注。[11]

從50年代開始，對大屠殺的反思逐漸走向深入。一些學者如傑哈爾德·利特林格、列昂·波利科夫以及勞爾·希爾伯格等人廣泛搜集史料，對大屠殺進行了開拓性研究。他們指出，大屠殺並非只是戰爭本身的產物或少數納粹黨徒所為，其深層次原因在於納粹的反猶主義，而反猶主義的根源可追溯至基督教早期對猶太人的敵視，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就是這種敵視在漫長歷史進程中的終極表現。基督教會內部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為基督教辯解，儘可能將其罪行淡化，甚至僅將基督徒視為無辜的旁觀者，並不具備說服力，基督教與納粹屠猶罪行無疑有著不可辯駁的聯繫。儘管基督教會並未對此聯繫做明確表態，但對於猶太人的歉疚，在教會內部表現得越來越明顯。

除了大屠殺的影響，以色列國的建立也挑戰了基督教一系列涉猶神學思想，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戰後基督教會的對猶太人的態度。基督教一直將猶太人的流散視為上帝對猶太人的懲罰，但由猶太復國主義推動、最終於1948年建立的以色列國結束了猶太人的流散，使猶太人重新回歸巴勒斯坦。雖然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由世俗力量主導，本質上是一場世俗運動，但猶太人回到「應許之地」的現實仍使基督教會認為，很難再繼續堅持猶太人將世代流浪的舊論，基督徒取代猶太人成為上帝新的選民的神學思想也應予摒棄，基督徒是否應向猶太人傳教、以使其皈依基督也應重新考慮。[12]

1960年，策劃「最後解決」的納粹黨衛隊軍官阿道夫·艾希曼被押解回以色列受審，德國新教福音派教會對受審情況密切關注。此次審判使德國福音派教會更加確信，在大屠殺罪責問題上，基督教會難辭其咎。次年，德國福音派教友理事會召開的第十屆大會認定，猶太人和基督徒存有無法隔斷的聯繫，否認此種聯繫在基督教世界造成了對猶太人的敵意，這是引發迫害猶太人的主要原因之一，「任何針對猶太人的敵視都是邪惡的，將自取滅亡，我們要與數千年來的這一錯誤說教做鬥爭，即上帝已經拋棄了猶太人」。[13]從1961年開始，德國福音派教會發起了一項名為「救贖行動」(Aktion Sühnezeichen)的青年項目，旨在通過在以色列、波蘭和其他曾被納粹佔領的歐洲國家開展社會服務工作，為德國人的罪行做出補償。該項目領導人洛塔爾·克賴西希(LotharKreyssig)牧師認為，德國人違逆上帝，殺害了數百萬猶太人，而教會卻袖手旁觀，無所作為，戰後的德國教會理應對此做出物質補償。[14]德國和荷蘭新教教會還於1962年在以色列北部建立了一個名為尼斯·阿米姆(Nes Ammim，希伯來文意為「各民族的旗幟」)的農業合作社，專門用以開展兩教往來交流。1964年，德國福音派教會召開的宗教會議這樣表述普通基督徒在大屠殺中的罪過：「即使那些沒有直接參与犯罪的民眾……也要對罪惡承擔一定的責任，因為他們對我們民族所有道德標準的扭曲顯得漠不關心，對觀念的對錯也同樣如此。」[15]此時，無論是對於天主教還是新教教會而言，對傳統反猶神學教義做出大幅修正，以此改變對猶太教態度，推動兩教實現歷史性和解，逐漸成為共識。在對猶太教態度的問題上，基督教開始結束徘徊猶疑狀態，尋求突破，基督教與猶太教的關係即將翻開新的一頁。

二、「梵二會議」與天主教世界的反思

1962年至1965年，教皇及兩千多名主教在梵蒂岡召開了第二次大公會議(簡稱「梵二會議」)，1965年10月28日，大會通過並發表了《教會與非基督宗教關係宣言》(Nostra Aetate)。該宣言抨擊反猶主義，承認了兩教的淵源關係；拒斥有關全體猶太人應為耶穌之死負責的指控；推翻了猶太人被上帝遺棄並因不再與上帝立約而遭受懲罰的傳統基督神學說教。[16]正如宣言所說：「在反對針對任何人的任何迫害這一點上，教會不會忘記她與猶太人的共同遺產，受基督福音之愛而非政治因素驅使，教會拒斥仇恨、迫害以及針對猶太人的反猶主義。」[17]基於此，宣言宣布要進行「聖經和神學研究，開展兄弟般的對話」，以增進相互理解和尊重，並對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針對猶太人的仇恨和迫害予以譴責。[18]

「梵二會議」的召開開啟了羅馬天主教會與猶太教的正式對話，標誌著羅馬天主教會開始重新調整對猶太教的認知與態度。這也是天主教會首次公開宣稱不再致力于歸化猶太人，而是尋求與後者共存。宣言的發表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天主教會開始用一種嶄新的、以往從未使用的話語來表述猶太教和猶太人，與後者開展對話而非對立開始在天主教內部成為共識。不過，一些重要問題諸如歷史上基督教在猶太人遭受迫害的問題上應負何種責任、耶穌之後上帝與猶太人的契約屬何種性質、《新約》時代以降猶太人的角色及其使命為何，宣言都隻字未提；宣言甚至也未提及大屠殺和以色列國。[19]雖然有著明顯不足，但宣言的發表還是引發了強烈反響，在西歐和北美，天主教與猶太教領導人開始頻繁往來，兩教友好對話和建設性合作由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這一時期天主教對猶太教態度發生的一大變化是，長久以來天主教熱衷於向猶太人傳教的行為被明令禁止。有的基督教學者認為，基督徒的傳教任務是向非基督徒傳播福音，而猶太教是基督教的母體，向猶太人傳教欠妥。也有人認為，猶太人從未在選擇信仰上出錯，事實上，在基督教出現以前，他們就已經信仰真正的獨一神。1977年，國際天主教與猶太人聯絡委員會(International Catholic－Jewish Liaison Committee)在義大利威尼斯召開會議，在提交給大會的論文中，聖經學者托馬索·費德里奇主張，任何教會都不應試圖使猶太人改宗。[20]大會最後宣布，猶太人不論作為個體還是整體，其信仰選擇屬個人自由；任何企圖通過貶低猶太教而頌揚基督教的行為，以及利用威逼利誘等手段強制改變猶太人信仰的行為都應被禁止；不得建立任何旨在使猶太人改宗的組織。

在梵蒂岡天主教教會的影響下，其他天主教會也開始著手改善與猶太教的關係。1975年，美國全國天主教主教大會認為，早期基督教會的去猶太化進程使後來的基督徒忽略了自身的猶太起源；耶穌及其母親、耶穌的信眾和早期教會的猶太屬性是明確的。[21]在1988年大會通過的關於天主教禮儀問題的宣言中，又再次對早期基督教濃厚的猶太屬性做了闡明，認為基督教會的禮儀起源於猶太傳統，儘管這些禮儀在天主教義的框架下做了重新解讀，但諸如教會、救贖、基督紀念辭等重要禮儀術語皆出自猶太傳統；天主教禮儀中最為重要的聖餐禮在耶穌時代便是猶太宗教儀式的一個組成部分，不了解這些，對於聖餐禮的理解便是不完整的。宣言指出，在天主教佔據統治地位後，其與猶太傳統之間的淵源便被長久遺忘；天主教禮儀中的反猶說教應予以改正，猶太人殺死耶穌之說並無確切的歷史根據，禮儀佈道者也應以積極的態度看待《舊約》對基督教精神的貢獻。[22]

羅馬天主教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促進基督教—猶太教關係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保羅二世出生在戰前波蘭，曾親身目睹猶太人遭殺戮，很希望改觀基督教對猶太教的看法。在就任教皇后的第二年即1979年，保羅二世參觀奧斯維辛集中營舊址，並在那裡為猶太遇難者祈禱。1980年，保羅二世在美因茨發表的對德國猶太社團的講話中指出，廣大基督徒若要更深刻地理解基督教，就必須學會理解猶太教。保羅二世稱猶太人是信奉上帝和《舊約》的民族，猶太人和《希伯來聖經》都具有「永恆的價值」。[23]1986年，保羅二世訪問位於羅馬城台伯河岸的中央猶太會堂，此次訪問具有歷史性意義，因為這是基督教建立以來第一位訪問猶太會堂的基督教會主教。保羅二世在訪問時稱，猶太教「內在於」基督教，基督教與猶太教的緊密聯繫超過其他任何宗教，猶太教「是我們親愛的兄弟，在某種程度上可稱作我們的兄長」。[24]

不過，梵蒂岡雖譴責反猶主義，但在大屠殺的影響這一關鍵問題上卻閃爍其詞。就在訪問猶太會堂後的次年，保羅二世會見奧地利總統庫爾特·瓦爾德海姆，後者曾為納粹黨員，猶太世界一片嘩然，為平息猶太人的怒火，教皇承諾直面大屠殺問題。1993年，在紀念華沙隔都猶太人起義五十周年的會議上，保羅二世稱大屠殺是「歷史上真正的黑夜，是對上帝和人類難以想像的犯罪」。[25] 1994年4月，保羅二世在梵蒂岡主持操辦了一場大屠殺紀念音樂會，與保羅二世並肩而坐的是大屠殺倖存者、羅馬猶太社團宗教領袖埃利奧·托夫。保羅二世還首次在梵蒂岡按照猶太傳統祈禱儀式，為大屠殺遇難者舉辦了悼念活動，活動中念誦猶太葬禮祈禱詞「卡迪什」(Kaddish)，並點燃六枝燭台，寓意六百萬猶太遇難者。在整個90年代，保羅二世以及梵蒂岡教廷努力為天主教和猶太教開展交流對話以及新的對猶文件的出台創造條件。

1998年3月16日，梵蒂岡宗教關係委員會發表了《我們要銘記：對大屠殺的反思》(We Remember: A Reflection on the Shoah)。該宣言吸納了保羅二世對反猶主義的強烈譴責言論，強調了反猶主義犯下的歷史罪行，對大屠殺期間基督徒的沉默表示深深的懺悔，聲明將致力於消除基督教內部的反猶主義。宣言指出：「我們為猶太人在本世紀遭受的苦難感到悲痛，我們祈禱這種悲痛會實現我們與猶太民族建立新的關係。我們希望將對過去的罪孽意識化為一種決心，即建立一個基督徒沒有反猶太教情緒、猶太人也沒有反基督教情緒、雙方都相互尊重的未來時代。」[26]宣言的發表受到猶太社團領導人和一些天主教會人士的批評，因為宣言雖然正確區分了反猶主義與反猶太教主義的不同，但卻否認兩者關聯；宣言僅承認個別基督徒的罪行，而堅持教會整體上並不負有責任。[27]雖然未對基督教反猶訓導在歷史上的負面影響做出明確說明，也未正式道歉，使那些對此給予很高期望的猶太人感到失望，但宣言的發表仍然意義重大，它是梵蒂岡教廷第一次正式頒布的關於大屠殺問題的官方文件，[28]它直接針對廣大基督徒信眾的對猶偏見，呼籲後者摒棄反猶主義。[29]

在《我們要銘記：對大屠殺的反思》發表前後，對大屠殺的譴責和罪責反思一直在天主教世界表現強烈。1994年召開的匈牙利天主教主教大會指出，「當針對猶太教友的大規模凌辱、驅逐甚至殺戮發生時，不管是出於恐懼、怯懦還是幸災樂禍，那些視自己為天主教徒的人沒能說一句公道話」。[30]1997年，法國天主教會承認，「歷史上無休止的反猶說教導致了大屠殺」。聖丹尼斯大主教奧利弗·德·貝朗格在一份聲明中承認，在維希政權發動反猶迫害時，法國天主教會卻無動於衷。貝朗格呼籲天主教會進行反省：「我們應該承認沉默是個錯誤，我們祈求上帝寬恕，並請求猶太人能聽到我們的懺悔之言。」[31]同年9月30日，羅馬天主教會法國主教團在小城德朗西發表《懺悔宣言》(Declaration of Repentance)，指出「基督徒在歷史上一味堅持針對猶太人的反猶偏見，最終導致大屠殺，承認這一點非常重要」。宣言譴責了維希政府在二戰中對猶太人的迫害以及法國天主教會在營救猶太人問題上的冷漠態度，宣言最後稱「我們承認這一罪行，祈求上帝寬恕，並懇求猶太民族能聽到我們的懺悔」。[32] 2000年，在赴以色列朝覲前，教皇保羅二世在一次主持千禧年懺悔禮時，將教會的七宗罪之一表述為基督教會數千年來對猶太人和猶太教的教義污衊，以及教會未能在大屠殺期間對猶太人施以援手。

在「梵二會議」對猶宣言的帶動下，新教各教會也紛紛發表各自的對猶宣言。1967年，比利時新教關於基督徒與猶太人關係理事會稱：「基督教會宣稱自己是上帝新的唯一的選民的論斷絕不是以《聖經》為根據的。」1970年，萊茵蘭新教教會宣布，猶太民族是上帝的永久選民，通過耶穌基督對這種選民觀的引介，基督教會由此與其信徒立下了契約。新教和天主教於1973年面向所有基督徒發表的聯合聲明指出，「耶穌基督的非凡魅力無法終結上帝與以色列的契約關係」，基督徒與猶太人一道構成上帝的選民，而非前者凌駕於後者。[33]1977年，瑞士新教教會聯合會中央理事會(Central Board of theSwiss Protestant Church Federation)發表了《對「教會—以色列」問題的反思》，其中宣布：耶穌是猶太人，由一位猶太母親所生；耶穌的教義植根於猶太人的生活和思想；早期的基督徒是猶太人，他們也把自己看作是信奉耶穌基督的猶太人；猶太人的《舊約》也是基督教的經典，沒有《舊約》也就無法理解《新約》；基督教的發展離不開猶太教，基督教借用了猶太教的許多節日儀式。[34]同年，新教教會理事會還發出倡議，希望廣大基督徒注意後聖經時代猶太教的蓬勃發展，對其在宗教和哲學研究、聖經詮釋以及其對當代思想的貢獻等方面予以密切關注。

1980年，德國新教教會在萊茵蘭召開大會，其通過的決議認定，基督徒對大屠殺也負有罪責；猶太人仍繼續存在以及返回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國的事實說明，上帝仍舊眷顧猶太人。[35]這是德國新教教會第一次在認定教會在大屠殺中犯有過錯的基礎上通過相應決議。此項決議在新教世界內部引起廣泛爭議，一些新教教派認為以色列建國屬政治事件，與上帝是否眷顧猶太人無涉，而且以色列對耶路撒冷聖城的佔領政策，也使其他新教教派並不認同萊茵蘭決議。儘管如此，萊茵蘭決議的積極作用仍十分明顯，尤其是在關於基督教向猶太人傳教的問題上，萊茵蘭決議是一項頗具歷史意義的宣言，決議稱猶太人和基督徒在全世界以及彼此面前都是上帝的見證人，因此包括德國在內的全世界基督徒不應再像向其他民族傳教一樣向猶太人傳教。儘管1948年教會世界理事會強烈譴責反猶主義，但向猶太人傳教依然為教會所認可，柏林以色列傳教會等熱衷於向猶太人傳教的教派也在二戰後迅速復甦。所以，對於自19世紀初德國猶太人獲得解放以來向猶太人傳教十分狂熱的德國基督徒來說，決議預示著一種劇烈的轉折。[36]隨後於1981年，荷蘭天主教會和新教歸正會也發表聯合聲明，確認上帝永久真誠對待猶太民族，而這一點以往曾被「遺忘甚至否認」，聲明還承認在納粹滅絕猶太人問題上，基督教扮演了特定的角色，負有不可推卸的誤導責任。[37]1987年，美國長老會也宣布：基督徒並未取代猶太人成為上帝的選民；教會歷史上通過對猶太人的「輕蔑訓導」與那些反猶言行沆瀣一氣，教會為此感到懺悔，並拒斥自古以來一切形式的反猶行徑。[38]這樣，通過恢復猶太人與上帝的緊密聯繫，等於宣告了基督教向猶太人進行傳教的言行並無神學上的足夠論據。

1988年12月，聖公會在倫敦舉行的蘭貝斯主教大會發表《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對話的方式》(Jews,Christians and Muslims: The Way of Dialogue)。該報告指出，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以及猶太文化被踐踏這一殘酷事實，使基督教必須對自身處理與猶太人關係的歷史做出痛苦的反省，「由於基督教教義問答、學校教育以及基督教禱詞的影響，猶太人一直以來被歪曲和譏諷……為了抗擊千年以來的反猶訓導和行為，基督徒必須進行教育和祈禱改革，並拿出可行的社會行動方案，以根除偏見，促進對話」。[39]在該報告出台前，基督教世界還未有文件公開並明確要求徹底改變基督教關於猶太教的教義訓導，也正是在這次大會上，基督教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正視千百年來基督教向猶太人傳教的問題。該文件強調了傳教活動在基督教與猶太教關係史上的重要影響，並指出，基督教的傳教活動不應簡單針對猶太人以及其他信仰群體，而應將基督教和猶太教視為肩負共同使命的地位平等的宗教，為了發展與猶太人的友好關係，應停止針對後者的傳教活動。文件呼籲雙方應相互學習了解對方的歷史遺產，相互尊重信任，以此在「平等的合作中共同見證上帝」。[40]在該報告的積極倡導下，除了福音派以及美國南部浸信會等少數教派，新教多數教派逐漸摒棄了針對猶太人的傳教活動，而以更加積極的建設性態度來平等看待猶太教。[41]

摒棄並否定向猶太人傳教並承認猶太人的上帝選民地位說明，傳統的基督教優越論已得到大幅修正，同時，這也意味著基督教普遍接受了猶太人作為一個民族的事實。在傳統的反猶神學看來，猶太人在拒絕接受耶穌後已不再是一個民族。啟蒙運動雖然賦予猶太人個體以公民權，但依然不承認其民族性。而在大屠殺發生後，基督教對猶太人民族性的否認遭遇道德上的破產，猶太人在社會和神學意義上的現實存在及其生存權應予充分認可。[42]

在基督教反猶主義史上，16世紀德國宗教改革運動領袖馬丁·路德的反猶言論和思想影響甚大，而戰後的基督教會也對路德的思想進行了反思。1964年以來，世界路德會聯合會召開一系列會議，討論有關上帝是否繼續與猶太民族立約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其立場搖擺不定。路德會承認自身在反猶主義史上的特殊角色，也譴責有關猶太人弒神以及上帝拋棄猶太人的神學訓導，但在路德會內部，傳統派和修正派圍繞此問題的激辯至今仍未停息。[43]而美國的福音派路德會在糾正基督教傳統反猶偏見方面較為徹底。早在1974年，美國路德會就承認：基督徒沒有充分意識到「教會和猶太人傳統生活和信仰有著共同的起源」。[44] 1994年，美國福音派路德會發布致猶太社團宣言，對路德的反猶主義立場做了譴責，指出：「反猶主義是對福音的違逆和冒犯，是對我們的希望和心聲的踐踏，我們發誓將在我們的教會和我們周圍的社會中去反對此種致命的頑固行徑。」[45] 1998年和2002年，美國福音派路德會又兩度發表重要文件，力圖進一步清理路德教義中的反猶偏見以及增進與猶太教交流。

2001年，新教加爾文宗教會發表《基督教會與以色列》(Church and Israel)，指出「無論納粹時期的德國和基督徒有何特殊責任，在歐洲人對以色列(猶太民族)所犯罪行這一點上，歐洲所有基督教會都應為這段歷史負責，因為他們從未明確駁斥反猶主義，甚至還直接或間接助紂為虐」。[46]至此已充分說明，新教教會在對猶太教態度上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新教不僅承認反猶主義尤其是基督教反猶主義的存在，而且還承認基督教反猶主義與大屠殺有著密切關聯。而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新教教會在歐洲、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地一共出台了大約30多份文件，多數文件採取了較為積極的態度，如承認猶太人仍與上帝立約，反對基督教已取代猶太教的論說，為基督教會在二戰中的沉默懺悔，基督徒有義務糾正歷史上對猶太教的神學攻擊，在文學和藝術創作等領域結束對猶太教的貶損，從根本上扭轉新教與猶太教之間的對立。

但是，與天主教和新教在對猶態度上發生的重大轉變不同，東正教甚少做出改變。東歐廣大的東正教世界在歷史上一直有強烈的反猶傳統，大屠殺期間，東歐多數地區的東正教會對猶太人的遭遇漠然視之。[47]戰後，東正教會的態度也未有明顯改觀。以俄羅斯東正教會為例，迄今俄羅斯東正教會仍在其聲明中持強烈的反猶主義，諸如血祭誹謗、猶太人殺死了耶穌等傳統的反猶論調仍大有市場，大多數教徒也對大屠殺漠不關心。[48]自1974年以來，東正教和猶太教都舉行過由雙方學者和領袖參加的正式會議，1997年在聖彼得堡、2000年在莫斯科分別召開了名為「奧斯維辛和古拉格之後的神學」以及「精神文化的對話：面對彼此」的會議。但由於複雜的政治氣候及其他因素影響，東正教與猶太教之間的緊張關係未有明顯改觀，在與猶太人實現關係和解的道路上，東正教至今仍未像天主教和新教一樣邁出大步。

在後大屠殺時代，基督教世界對長久以來的反猶神學不斷進行反思，並主要以宣言等文件形式對基督教反猶思想做了清理，取得了以下基本共識：一、基督教脫胎於猶太教，並繼承了後者的精神遺產，猶太傳統是基督教精神的重要來源，兩者存有無法否認的歷史淵源；二、推翻了基督教神學的「取代論」，不再認為基督教已經取代猶太教，而是猶太人與基督徒共同構成上帝的選民；三、否定了「猶太人弒神論」，猶太人不應為耶穌之死負責；四、認為基督教長達兩千年的反猶傳統，在歷史上給猶太人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基督教反猶主義是引發納粹大屠殺的一大因素；五、大屠殺期間，基督教會以及廣大基督徒未能為營救猶太人伸出援手，少數基督徒自發的營救行為無力掩飾基督教世界整體的冷漠態度；六、為了汲取歷史教訓，雙方應積極展開對話，互相深化理解和建立友誼，攜手開創兩教共同發展的美好明天。

半個世紀以來，基督教在清理反猶遺產、開展對話和解上取得了很大進展，基督教多數教派已經認識到反猶主義本身與基督教有著不可隔斷的聯繫。經過不懈努力，基督教關於猶太教和猶太人的神學教義發生了很大變化，傳統的對猶太人的輕蔑訓導、弒神論、血祭誹謗等反猶指控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基督教會清除出日常宗教儀式。各教派紛紛表示要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反猶主義，對教徒進行有關基督教孕育於猶太教之類的神學教育，對猶太人進行傳教和拉攏皈依的現象也幾乎完全消失。

2015年6月，為紀念《教會與非基督宗教關係宣言》發表50周年，國際基督徒和猶太人理事會在羅馬召開年會。在年會發表的聲明中，理事會對當代世界的基督教和猶太教關係現狀做了評估，並重申宗教理解和對話的重要性。聲明指出，今天的基督教和猶太教關係在全球範圍已有了巨大改觀，基督教徒越來越認識到基督教傳統神學的缺陷；仍有不少基督徒對猶太教存有偏見，對基督徒來說，在今天學習了解真實的猶太教傳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基督徒的日常言行不應與以往發表的對猶和解文件發生齟齬；大屠殺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仍將繼續拷問基督教世界，為此，全體基督徒應繼續對歷史上基督教的反猶主義作自我批判，並對其在當代世界的持續負面效應保持高度的警惕。聲明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問題矛盾叢生，基督徒和猶太人曾經相互對立仇視，但如今有了越來越多的理解和信任，這為其他全球性世俗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借鑒。[49]

儘管受多種因素影響，傳統的基督教對猶偏見難以在短期內徹底消失。但是，今天的基督教世界總體上已經深刻認識到相互對話和加深理解的重要性。作為20世紀下半期世界宗教界最為流行的口號，「宗教對話」這一理念在現代世界仍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狀況下是通往文化共融、避免社會衝突、使人類實現真正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橋樑。[50]隨著反思的深入，後大屠殺時代的基督教已經走在與猶太教交流對話、彼此加深理解、兩種宗教共存共榮的道路上，對話而非對抗已成為基督教世界的共識。基督教對猶太教的懺悔和罪責反思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交流對話，反映出其勇於自我更新的思想品質和精神向度，也為各宗教相互加深理解和建立友誼樹立了楷模。

作者簡介：張騰歡，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導師為顧鑾齋教授。

[1]Yitzhak Arad ed., The Pictorial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Jerusalem: Yad Vashem, 1990,p．316.

[2]Edward Kessler, 「Perceptionsof the Other: Lessons from Jewish－ChristianDialogue，」 inRaphael Walden ed., Racism and HumanRights, Leiden: Brill AcademicPublishers, 2004, p．85.

[3]近年來國外學界有關這一主題的代表性研究論著包括：John C．Merkel ed., FaithTransformed: Christian Encounters with Jews and Judaism, Collegeville:The Liturgical Press, 2003; Moshe Aumann, ConflictandConnection: The Jewish－Christian－Israel Triangle,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House, 2003; Konrad Kwiet andJürgen Matth?us, eds., ContemporaryResponsestotheHolocaust,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4; Modercai Paldiel, ChurchesandtheHolocaust:UnholyTeaching, GoodSamaritansandReconciliation, JerseyCity: Ktav Publishing House, 2006; David G．Dalin and Matthew Levering, eds.,JohnPaulIIandtheJewishPeople: A Jewish－Christian Dialogu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8; Donald J．Dietrich,GodandHumanityinAuschwitz: Jewish－Christian Relations and Sanctioned Murder, New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9; Edward Kessler, AnIntroductionto Jewish－Christian Relations, 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James Rudin, Cushing, Spellman, O"Connor: The Surprising Story of How Three American Cardinals Transformed Catholic－Jewish Relations, Michigan: William B．EerdmansPublishing Company, 2012; Gavin D』Costa, VaticanII: Catholic Doctrines on Jews and Muslim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etc.這些著作從多個方面展現了後大屠殺時代各個時期基督教世界的不同教派對猶太教態度的變化。

[4] Steven T．Katzand Steven Bayme, eds., Continuityand Change: A Festschrift in Honorof Irving Greenberg"s 75^thBirthday, Lanham: University of America, Inc., p．35.

[5]Edward Kessler, AnIntroductiontoJewish－Christian Relations, p．140.

[6]Jeremy Cohen, ChristKillers: The Jews and the Passion from the Bible to the BigScreen, 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7, p．171.

[7]Gavin D"Costa, VaticanII:Catholic Doctrines on Jews and Muslims, p．114.

[8]Caitlin Carenen, TheFerventEmbrace: Liberal Protestants, Evangelicals, andIsrael,New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15.

[9]Neville Lamdan and Alberto Melloni eds., NostraAetate: Origins, Promulgation, ImpactonJewish－Catholic Relations, Berlin: Lit Verlag, 2007, p．147.

[10]Rochelle L．Millen,ed., NewPerspectivesontheHolocaust: A Guide for Teachers and Scholars, New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14.

[11]James Rudin, Cushing, Spellman, O"Connor: The Surprising Story of How Three AmericanCardinals Transformed Catholic－Jewish Relations, p．87.

[12]Konrad Kwiet and Jürgen Matth?us, eds., ContemporaryResponsestotheHolocaust, pp.63－64.

[13]Johan M．Snoek,TheGreyBook: A Collection of Protests Against Anti－Semitism and the Persecution ofJews, New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0, p．249.

[14]David Doellinger, TurningPrayers into Protests: Religious－based Activism and its Challengeto State Power in Socialist Slovakia and East Germany,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9.

[15]張倩紅、張禮剛、劉百陸：《猶太教史》，華夏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頁。

[16]Edward Kessler, AnIntroductionto Jewish－Christian Relations, p．141.

[17]Moshe Aumann, ConflictandConnection: The Jewish－Christian－Israel Triangle, p．195.

[18]Ronald J．Berger,Holocaust, ReligionandthePoliticsofCollectiveMemory: Beyond Sociology, New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3, p．226.

[19]Geoffrey Wigoder, Jewish－ChristianRelation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78.

[20]Eugene B．Korn and John T．Pawlikowski, eds., TwoFaiths,OneCovenant？：Jewish and Christian Identity in the Presence of the Other,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5, p．109

[21]Modercai Paldiel, ChurchesandtheHolocaust: Unholy Teaching, GoodSamaritansandReconciliation, JerseyCity: Ktav Publishing House, 2006,p．366.

[22]Mark E．Wedig，eds., TheLiturgyDocuments: Supplemental Documents for Parish Worship, Devotions,FormationandCatechesis, VolumeFour,Chicago:LiturgyTraining Publications, 2013, pp.246－248.

[23]David G．Dalin,MatthewLevering，eds., John Paul II and theJewish People: A Jewish－Christian Dialogue, p．19.

[24]Modercai Paldiel, Churchesandthe Holocaust: Unholy Teaching, GoodSamaritansandReconciliation, p．362.

[25]David G．Dalin,TheMythofHitler"sPope: Pope Pius XII And His Secret War Against NaziGermany, Washington:RegneryPublishing, Inc., 2005, p．150.

[26]Leonard P．Zakim,ConfrontingAnti－Semitism: A Practical Guide, Hoboken: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 2000, p．146.

[27]Jeremy M．Bergen,EcclesialRepentance: The Churches Confront Their Sinful Pasts, London: T&T ClarkInternational, 2011,p．50.

[28]DavidG．DalinandMatthewLevering，eds., JohnPaulIIandtheJewishPeople: A Jewish－ChristianDialogue, p．21.

[29]Edward Kessler, Jews, ChristiansandMuslimsinEncounter, London: SCM Press, 2013, p．28.

[30]Randolph L．Braham,StudiesHolocaust:Selected Writings, VolumeTwo,NewYork: Rosenthal Institute for Holocaust Studies Graduate Centre, CityUniversityofNewYork, 2000,p．26.

[31]Joan Beth Wolf, HarnessingtheHolocaust: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Fr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79－180.

[32]「Declaration of Repentance by theRoman Catholic Bishops of France，」September30, 1997,http：//www.sacredheart.edu/faithservice/centerforchristianandjewishunderstanding/documentsandstatements/declarationofrepentancebytheromancatholicbishopsoffranceseptember301997/(2016－12－05)．

[33]Michael J．Vlach,HastheChurchReplacedIsrael？：A Theological Evaluation, Nashville: B&H PublishingGroup, 2010, p．70.

[34]「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Church－Israel』，」https：//www.bc.edu/content/dam/files/research_sites/cjl/texts/cjrelations/resources/documents/protestant/swiss1977.htm(2016－12－07)．

[35]K.Hannah Holtschneider, GermanProtestantsRemembertheHolocaust:The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Münster: LIT Verlag, 2001, p．41.

[36]Konrad Kwiet,JürgenMatth?us，eds., ContemporaryResponsestotheHolocaust, p．75.

[37]Steven T．Katz,StevenBayme, eds., ContinuityandChange: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Irving Greenberg"s 75^thBirthday,pp.39－40.

[38]Scott Bader－Saye,ChurchandIsraelafterChristendom: The Politics of Election, Eugene: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5, p．2.

[39] GerhartM．Riegner,NeverDespair: Sixty Years in the Service of the Jewish Peopleand of Human Rights, Chicago: Ivan R．Dee,2006, p．337.

[40]「Jews, ChristiansandMuslims: The Way of Dialogue，」inFranklinShremaned., Bridges: Documents of theChristian－Jewish Dialogue, NewYork: Paulist Press, 2011.

[41]Edward Kessler, 「PerceptionsoftheOther: Lessons from Jewish－Christian Dialogue，」inRaphaelWaldened.,RacismandHumanRights, p．96.

[42]Clark M．Williamson,AGuestintheHouseofIsrael: Post－Holocaust ChurchTheology,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1993, p．38.

[43]Steven T．Katz,StevenBayme, eds., ContinuityandChange: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Irving Greenberg"s 75^thBirthday,p．38.

[44]Clark M．Williamson,AGuestintheHouseofIsrael: Post－Holocaust ChurchTheology, p．41.

[45]John C．Merkel，ed., FaithTransformed:Christian Encounters with Jews and Judaism, Collegeville: The Liturgical Press, 2003,p．68.

[46]Edward Kessler, Jews, ChristiansandMuslimsinEncounter, p．29.

[47]Gordon Grant, Holocaust: In the Name of the Füehrer, Victoria: Trafford Publishing, 2003, pp.100－101.

[48]Clemens N．Nathan,TheChangingFaceofReligionandHumanRights: A Personal Reflection,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9,p．21.

[49]「Celebrating and Deepening the New Christian－Jewish Relationship，」July 5, 2015，http：//www.jcrelations.net/Celebrating_and_Deepening_the_New_Christian－Jewish_Relationship.5033.0.html？L＝3#top(2017－01－12)

[50]卓新平：《現代社會中宗教對話的困境與希望》，《中國宗教》，2005年第1期，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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