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學的批判性

吳麗艷 孟繁華

《 人民日報 》（ 2012年01月06日 24 版）

　　批判性不是作家做出的姿態，而是更深層的由現實生活和價值觀的偏離所致。文學的批判性雖然未必能夠改變現實，但是它所持有的原則和立場將會緩慢地作用於社會，這也是文學在今天讓我們深感欣慰之所在。

　　生活「江湖」的批判反思

　　餘一鳴《入流》發表後好評如潮。小說構建了一個江湖王國，這個陌生的、虛擬的江湖具有高度的「模擬性」，小說中的每一處細節都有堅實的生活依據，雖然小說整體看來如同雲端——那是一個距我們遙遠到不能企及的世界。這種寫法最見作者的寫實功力。餘一鳴對場景、氣氛的處理非常到位，讓人如臨其境。尤其是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完備自足，隱秘的心理動機支配著每個人的行為方式和情感方式。小說人物關係雖不實見，但無時不在，扯不斷理還亂，這種難以名狀的「糾結」狀態和循環結構，是我們閱讀小說過程中感受最為強烈的，也是小說的魅力所在。

　　尤鳳偉的《相望江湖》題眼是相望而不是相忘，一字之差，意旨全然不同。出門在外的男士遇到傾心的女導遊，本來無非是一個俗套的膚淺故事，但是小說中二人的關係似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李長吉答應了單春的孩子丫丫在電話里「爸爸」的喊叫，「爸爸」安撫了單春母女的心，男女之情反倒成為一個潛隱的背景，整個故事也因此變得沉重悠遠起來。或許可以說，尤鳳偉的「江湖」只是借話，「相望」才是所詠之詞，而由這淡淡的「相望」反襯出的是李長吉對日常生活俗務纏身、繁瑣乏味的反省，這才是故事背後真正的批判鋒芒。

　　「都市」經驗的殘酷書寫

　　都市文學是近年來談論比較熱烈的話題。但在我看來，當代中國的都市文學仍然在建構中。這裡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一直存在著一個「反城市的現代性」，反對資產階級的「香風毒霧」，警覺和防範對城市生活的表達；二是都市文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貴族文學」，沒有貴族，就沒有文學史上的都市文學，這種生存土壤決定了建構當下中國的都市文化經驗的困難性。儘管如此，盤點這一年的中篇小說，我們還是看到作家對都市生活的艱難探尋和頑強表達。

　　徯晗的《誓言》給人一種窒息的感覺，這種窒息感來自一種匪夷所思的母子關係，來自母愛由愛及恨的「變形記」。許尤佳為了阻止前夫再婚，也為了將兒子留在身邊，竟在兒子考大學的關鍵時刻在食物中放了大量安定！這是小說最受爭議的細節，一個母親真會這樣做嗎？我們認為，小說有自己的邏輯，一個女人在徹底失敗前的不擇手段，起碼在小說中是合理的。《誓言》用極端化的方式寫出人物的性格和命運，這種給人以巨大痛感的小說在當下很難讀到了。

　　一直書寫中國鄉村變革的關仁山，在小說《根》中轉向城鎮，這顯然也是對自己的挑戰。小說呈現的是任紅莉怎樣從一個健康的人變為精神病人，她的疾病與蘇珊·桑塔格所說的「疾病的隱喻」構成了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任紅莉的疾病並不是緣於社會政治和道德批判的壓力，而恰恰是來自個人內心的壓力。在這個意義上，她還是一個良心未泯、有羞恥感的女人。《根》的故事對當下生活也構成了隱喻——慾望是當下生活的主角，若任其不計後果、沒有邊界地發展下去，人的處境將非常危險。任紅莉儘管在周醫生的治療下緩解了病情，但我們知道，這是一個樂觀的缺乏說服力的結尾，真實生活要更加殘酷。

　　「當下性」的呈現與表達

　　多年來，吳君一直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探詢是什麼樣的價值觀支配著普通人的行為方式和情感方式。小說《幸福地圖》的敘事從留守兒童阿吉的視角展開，父親在外打工工傷亡故，為了一筆賠償金，王家老少雞飛狗跳，而從縣長到村長再到村民的言行都是如此粗鄙，連一向憎恨俗氣的阿叔，也俗氣地為了錢而當了阿吉的新爸爸。難道這就是這個時代「幸福的地圖」嗎？對世俗不屑的恰恰是一個冷眼旁觀的孩子，世道的險處只有她一目了然，整個成人社會如同那個戴著虛假面紗的阿叔一樣，在阿吉的淚水中現出了原形。

　　徐虹的《逃亡者2》中，武家別墅里有著不能掩藏的秘密——老夫少妻表面的幸福甜蜜，終被種種難以言說的悲劇所替代，而最致命的竟是外來的「他者」小唐與女主人小月的私通。最後別墅人去樓空，所有的人都成了「逃亡者」。心無所系、沒有皈依是今天最嚴重的時代病，小說也許沒有能力去拯救和治療，但卻有義務去發現和捕捉，徐虹小說呈現的就是人的心靈的兵荒馬亂。　

　　「多樣化」的立場與風格

　　胡學文是近年來進行「底層寫作」的重要作家。《隱匿者》也可以看作是書寫底層生活的小說，不同的是，作家改變了過去對底層情感立場的過於倚重，而是以故事的一波三折取代過度的「苦難敘述」或「悲情敘述」，以一個荒誕不經的故事，敏銳地捕捉到了當下社會的道德和精神危機。

　　邵麗的《劉萬福案件》是以一個掛職作家的視角講述的故事，主線是普通農民劉萬福的生存狀況，另一條線索是縣委書記、經濟學家對中國基層發展的言論和看法。兩線交錯，結構複雜，這也是當下中國社會生活的一種表徵。作家在書寫人性的複雜上用足了功夫，寫出了底層自身的問題所在。

　　楊小凡的很多小說是寫建築工地的，他對農民工生活的熟悉程度令人驚訝。但這篇《歡樂》卻將陣地轉向了醫院，農民賈歡樂用他的方式同醫院展開了「鬥爭」，從一個側面表達了醫院所代表的「現代」都市並非適合所有的人，都市化進程也不是給所有的人都帶來福音，城市化過程中的盲區需要認真、理性對待。

　　東君2011年發表的《出塵記》進一步彰顯了作者的文學主張或觀念——他要寫「沒有意義」的「無用」小說，優秀的作家不僅可以從「無中生有」，還可以從「有中生無」。事實上，小說的有用無用不是那麼涇渭分明，關鍵是作家對小說有怎樣的理解，「無用」的小說在解構「有用」小說這一點上，已經有了意義和功能。《出塵記》中每天兢兢業業抄著族譜的外公，以自己的「無用之用」來擺脫俗世生活的瑣屑和繁複，他的「出塵」之路如此漫長和遙遠，但東君的講述方式卻如此有趣，讓人回味。

　　從2011年中篇小說現場的這些片段中，我們不難看到中篇小說創作重拾批判性和重建文學精神的努力，某種程度上這是比具體的文學文本更重要的收穫。打開文學書寫的經驗空間，深入當下生活的內部肌理，同時保持創作主體的思考力和批判性，中篇小說創作的新的可能性由此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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