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王璞：青春的旅程與時代的變奏 ——讀宋明煒《少年中國》

編者按

二十世紀中國，可以說是革命的世紀。那麼革命的力比多——青春，就不可能不成為相關研究的重要命題。青年學人王璞這篇文章，是對旅美學人宋明煒英文新著《少年中國》的書評，從三個部分，層層推進，在宋著和理論、歷史，以及自我理解中，自由出入，讀來賞心悅目。

青春的旅程與時代的變奏

讀宋明煒《少年中國》

文 |王 璞

一

《少年中國：國族青春重塑與成長小說（1900-1959）》（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 1900-1959, 哈佛大學二〇一五年版；以下簡稱《少年》）的序幕瀰漫著晨霧，作者宋明煒把我們引向現代小說名著《倪煥之》中主人公的旅行。一位典型的「五四青年」水上出行，即將成為傳播新思想的教師。立在船頭，倪煥之凝視著自己的未來、理想的彼岸，以及朝陽中這古老國度即將重獲的青春。

宋明煒：《少年中國：國族青春重塑與成長小說（1900-1959）》（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 edition，2016）

這是怎樣的青年旅程啊，這是多少二十世紀中國故事的開頭（甚或結局），《少年》一書帶我們重新跋涉於其中：倪煥之實踐著啟蒙的理念，但沒多久他就經歷了教育改革的困境和自由婚戀的幻滅。他於是不斷地尋求「新的開始」（如宋明煒指出，反覆重新開始，正是二十世紀青春故事的問題性動機），參與了五卅運動，卻又在國民黨清共的逆流中陷入絕望，病死他鄉。倪煥之失意之處，茅盾筆下的「現在的教徒」們也正從「五四」的孩子變為「革命青年」，他們在社會解放、政治解放和性解放的浪潮中，用全部的肉身和靈魂體會著「幻滅」「動搖」和「追求」。革命青年在政治悲劇中重新（又是重新！）尋找和時代的進步關聯。用宋明煒的話說，茅盾（從政治的左翼和文學的現實主義）將青年書寫進了「歷史」。這樣的歷史意識在具體的生活鬥爭中的獲得，就是青年的「成長」。然而，巴金小說中無政府主義青年，卻以同樣的文化政治激進性，拒絕「長大成人」。他們是勞工運動中的理想者、是肺結核患者、是憤世嫉俗的特異個人、是感傷主義的詩人。他們所走向的自願犧牲，也是政治上的極端暴力行為。直到《家》的結尾，高覺慧才來到了類似《倪煥之》的開頭：那是在郭沫若自傳中也出現過的場景，一位男青年由水路出川，置身於險惡而雄偉的三峽之中，滾滾長江水推開新的未來。而抗戰中的青年們則是逆流而上，走在被迫內遷的路上。中國的苦難給了他們另外的機會：他們重新發現了內陸，重新發現了民族的複雜精神世界和個體的矛盾現代心理。左翼內部出現胡風派的「主觀戰鬥精神」，西南聯大成長起新的青年現代主義詩歌群體。而到了人民中國，茅盾所無法寫成的進步女青年的成長小說，終於在《青春之歌》中得以續完。林道靜對女性解放、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的追求，終於在無數次碰壁與反思之中、在政治運動的歷練和考驗以及黨（啟蒙男性）的「教育」之中得以「升華」。這樣的青春旅程以成為革命政黨政治的可靠分子而完成了主觀和客觀的整合，卻也失去了（女性）個體的位置。宋明煒稱之為對青春的「馴服」。而同樣是在五十年代，王蒙的《青春萬歲》，卻把社會主義青春敘述為不止息的狂歡。可見，在「八九點鐘的太陽」的詩意論斷中，青春的內在癥結並未得到解決；對青年活力的無限召喚和對青春能量的有力規訓構成了一對矛盾，伴隨社會主義中國始終（參見蔡翔的相關論述）。

1959年《青春之歌》電影劇照

青春旅程和時代變奏之間的秘密，也正是《少年》一書要探尋的。結合了文學閱讀的感性和理論分析的深度，宋明煒對青年敘事的溯源以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為一起點。晚清科幻文學中的「老少年」們，困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終究無法流連於「未來」的「文明世界」。如果按照魯迅的教誨，「五四」一代的任務則是「肩住黑暗的閘門」，犧牲自己，放孩子們去「寬闊光明的地方」。但作為「五四的孩子」的青年們並沒有立刻找到光明。他們失戀，他們自殺，他們暴動，他們在十字街頭迷茫，他們在「黃金時代」苟活。甚至於，他們在革命與反革命的血泊中互相殘殺。由新時代「詢喚」出的大寫青春又引出了魯迅式的悲愴：「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正如《少年》一書所強調的，青春並不僅僅是指年齡、生理或代際。它表徵著一種新的主體性面對歷史的特殊質地，它代表了現代性的起源性想像，它構造了意識形態的主導型修辭，它形成了文化政治想像的動力結構。在宋明煒的視野之下，青春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原型」和「象徵敘事」。如果說二十世紀是中國採用西元紀年以來的第一個「世紀」，那麼青春就是這個「革命世紀」的「時空體」（Chronotope；宋明煒從巴赫金的小說理論中借來這一概念）。

二

宋明煒新著的另一個重大貢獻是「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的視角。正如書中所梳理的，「成長小說」這一現代敘事文學的類型名稱來自德文，也曾被譯為「教育小說」或「修養小說」。這一亞文類在全球文學現代性中的關鍵地位可謂眾所周知。德國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施萊格爾曾宣告，他們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事變有三樣：法國大革命、康德批判哲學和歌德的《威廉·邁斯特》。從早期浪漫詩學到二十世紀盧卡契的小說理論，《威廉·邁斯特》（「學習時代」和「漫遊時代」）都被認為是成長小說的典範。如果說在經典的現代性話語中康德將「啟蒙」定義為人擺脫精神奴役、變成理性的主人的過程，那麼，成長小說所書寫的就是個人在紛亂無根的現代「散文化的世界」（黑格爾語）中一點點走向「成熟」和「成型」（Bildung）的故事。在青年盧卡契的名著《小說理論》中，個人由生至死的歷程，在一個充滿反諷碎片的現代性「無家狀態」之中，為史詩文學提供了僅存的統一性和「內在的形式」。在他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名篇《敘述還是描寫》中，盧卡契又一次認為，正是個人在社會歷史環境中的有機成長和變異，構成了「內在的詩」。

歌德：《威廉·邁斯特》（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5）

宋著同樣借重了盧卡契等人的批評話語，並在理論上不斷在和這一傳統進行深切對話。在成長小說中，青年時代的「學習」和「漫遊」幾乎是必不可少的內容。不過，根據歌德所建立的典範，成長的敘事並不會停止在青春旅程；更明確地說，青春的實現必須同時是青春的克服。邁斯特們的浪遊所換來的「成熟」是個體對局限性的體認（歌德意義上的「斷念」），對自身的歷史位置的確定，對一技之長的耐心錘鍊，在看似無意義的日常生存中確立意義。於此，自我脫去了青春的狂亂，無論世事紛雜，它將贏得「隨時間而來的智慧」（葉芝語）。在青春的終結處，個體擁抱自身的局限並獲得了「形式」。

然而，也就是在這裡，我們在《少年》一書中遭遇了中國成長小說的內在悖論。讀完宋著之後，我認為二十世紀中國的青春敘事的困境可以被概括為青年旅程的戛然而止或不知所終；在這樣的故事裡，青春或許無限飽滿，也會反覆掙扎、不斷破滅，抑或消解和耗盡，但卻始終無法超克自身，無法走向「成熟」「定型」和「形式」。在這樣的成長小說中，「成長」之路似乎預先就阻斷了，「長久而耐心的工作」（馮至心中的里爾克模式）永遠無從展開，時間所給予的智慧無人認領。質言之，中國的成長小說孜孜以求的是成長，最終卻成為「反成長」的小說，因為歷史沒有給出關於個人「成熟」的敘事可能性。

《倪煥之》《虹》《財主家底兒女們》《青春之歌》顯然都是中國現代成長小說的範本。只是倪煥之不得不在反覆開始而無從成熟的困局中死去，《虹》不得不停在深入歷史尋求個人形式的新路起點。正如宋著所有力闡明的，路翎的主人公蔣純祖最大程度地代表了「主觀戰鬥精神」、自我意志力和個體能動性，但這一尼采超人式的奮鬥卻把「成長」變為「不斷的變化過程，沒有明確的終點」（251頁），「路翎的成長小說是一個癥候，指向一種似乎無法消耗的主體自我的內在機制，拒絕屈從於任何限制」（252—253頁）。最後，蔣純祖也在青春得以定型之前死去——沒有成熟的死亡，成為中國成長小說必須接受的敘事選項。他的肺結核，正如宋明煒一再指出的，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中反覆出現的不治之症，已經成為青春的「疾病隱喻」，或者說是中國青年在滅亡處的斷崖狀紀念碑。因此，面對主觀和客觀的衝突，唯一給出了「成熟」形式的似乎只有《青春之歌》，不過那是女主人公的「政治成熟」，小說也必須在那裡結束，因為林道靜不再是一個個體，而成為非個人性的政治進程的一部分。個人在青春結束之處如何成長和定型，仍懸而未決。

葉聖陶著，盛增祥畫：《倪煥之》連環畫（1982）

宋明煒在書中對這一矛盾現象做出了這樣的理論提煉：一方面是「無形式的」甚至拒絕形式化的青春躁動活力，另一方面是不斷出現的將青春「形式化」的歷史努力。一方面，青春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了看似無盡的身心資源和看似無限的變革可能；另一方面，歷史對青春的賦形卻流為對青春的濫用和消耗。在成長小說的範式之下，隨時間而來的智慧也就是對自我和世界的歷史性認識。但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個人成長和歷史運動的辯證法沒有展開（卞之琳最終焚稿的長篇小說《山山水水》可謂又一例子），因為「形式」更多的是來自外部的規訓。其實閱讀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就可以知道，二十世紀中國青春成長的彼岸可能非常單一：如批評家們所點破的，理想主義青年林震的最好結局或許是成為又一個劉世吾，久經考驗但卻染上了官僚灰色的幹部。在「文革」結束之前，著名詩人穆旦，曾經的入緬遠征軍青年，已經身心俱疲，看到了青春「幻想的盡頭」。「青春的愛情」「喧騰的友誼」和「迷人的理想」都已變得冰冷，歷史所給予他的智慧僅僅剩下「痛苦」：「那是日常生活。」青春有時竟化為「苦汁」，滋養了「智慧之樹」，未能完成的自我不得不對它發出「詛咒」（穆旦:《智慧之歌》）。

三

在勾勒「少年中國」夢的緣起時，宋明煒也指出，這種青春的文化政治絕非中國所特有，而有著全球的譜系。就像霍布斯鮑姆在《革命的年代》中提及的，十九世紀歐洲民族主義興起時，各地誌士都是以「青年」為國族獨立運動命名（青年義大利、青年波蘭、青年希臘、青年匈牙利，不一而足）。順著這一線索來看，到了二十世紀——霍布斯鮑姆所謂「極端的年代」、阿蘭·巴丟筆下短暫的「革命世紀」——青春的文化政治又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了新的痙攣和躁動。閱讀宋著，我不禁聯想到德國猶太裔批評家和思想家瓦爾特·本雅明的學生時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帝制德國，少年本雅明積極投身於「青年運動」，尤其專註於中學、大學教育改革，和他的同志們一道，反對封建傳統對教育方法的鉗制，也質疑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功利分科，倡導自由人格的全面發展。這不僅僅是和歌德的「圓形發展」以及邁斯特成長範式一脈相承，而且也足以讓我們跳轉到宋明煒多次分析的「五四」以來中國文學中不斷出現的「教育」母題。本雅明學生的最重要文章之一就題為《青春的形而上學》。遺憾的是，當「一戰」爆發，本雅明在青年運動中的精神導師卻公開號召德國青年參軍入伍，為帝國主義列強的爭霸戰去犧牲。這給本雅明以沉重打擊，而有些當年的同志不堪重負，選擇自殺，更使得他最終否棄了德國青年運動及其「形而上學」。這樣的經歷在一代歐陸知識分子中也非孤例。恩斯特·布洛赫和盧卡契也都體驗過青年運動的失敗和友人乃至戀人的自戕。他們中的有些人也許再也沒有走出那段青春的絕望。而這，也同樣讓人想起宋明煒所處理的中國成長小說中的死亡。

瓦爾特·本雅明

在風雷激蕩、波譎雲詭的時代變奏中，青春「形而上」為全球二十世紀的迷信，而同時用魯迅的話說，又「形而下」為「暗夜」中的過早「凋零」。法國當代哲學家阿蘭·巴丟是典型的「六八」一代，當年「五月風暴」中年輕的毛主義分子，當他反思青春這一歷史的同時也是哲學的主題時，曾痛切而深刻地感慨道：「但青年時代也是這樣一則存在的斷片：置身其中，人很容易把自己想像為獨一無二，而人們當時想的、做的都是後來成了一代人的典型特徵的事情。年輕是一種力量的源泉，是決定性的相遇的時期，但這些相遇又受制於靠重複、靠模仿而得來的那種太過便宜的領會。思想只有通過不斷的、細膩的勞作才能自決於時代精神。渴望改變世界並不難，在這樣的青年時期，這對我們彷彿是最起碼的事情。更難的是感知到這樣的意願本身可能只是為這樣一個世界得以持久化的諸形態提供質料而已。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青春，即便和對青春的承諾一樣富有感召力，也還總是這樣一個『青年白痴』。這種認識，在以後的歲月中，使我們抵禦得住鄉愁。」（《不竭的慾望》）「青年白痴」不僅是一種戲謔說法。青春不應成為空洞的承諾和「時代精神」的「質料」。在歷史的消耗戰中，巴丟的「抵禦」其實和魯迅對「身內」「身外」青春的領悟有共通之處。

阿蘭·巴丟

這樣的青春反思也指向我們當下緊迫的文化困境。宋明煒的文學史考察下限設在一九五九年。但在全書的「尾聲」，他把我們從過往的青春旅程引回到當今的「小時代」。青春正在成為「成功學」的泡沫、物質/情感生產的馴良勞力、消費文化的「質料」。用作者的話，新世紀之交的「新人類」的文學所表現的是「被動成長」。而現在已經是二〇一七年，韓寒們、衛慧們、郭敬明們等所謂「新人類」也已經在名利中「老」去。由於已經不存在任何抗爭性的文化政治，這種青春的耗盡也可能毫無意義。當我們在用「七〇後」「八〇後」「九〇後」這樣的標籤來劃分代際時，就說明連「時代精神」都早已歸隱，只剩下機械空洞的時間伴隨著資本的濤聲逝者如斯。這時我們真正懂得了魯迅的話：「青年們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於並且沒有真的暗夜。」

換言之，歷史的縱深全抹去了。我們知道，宋明煒也是研究科幻文學的先鋒學者。在書中，他特別提到了劉慈欣的《微紀元》：在後人類的烏托邦中，微型新人忘卻了一切歷史悲劇，永遠年輕，永不長大，生活在無憂無慮中。這是扁平的烏托邦，是放棄了一切烏托邦理想和烏托邦失敗創傷的烏托邦。這是一個只有現在而沒有歷史景深的青春。今天業已「衰老」的青年，是否願作為晚清「老少年」的翻版，周遊於扁平青春的烏托邦？抑或這一切不過是消費主義「惡托邦」的又一鏡像？質言之，今天的青春如何老去？獲得關於自我和歷史的新知識變得比任何時候都更艱難，也更迫切。

宋著開始於一場霧，我的讀後感也想在一場霧中收束。詩人冷霜在《我們年齡的霧》中把失去了歷史感的年齡比作一個「謎」、一場霧：「當我/看見你時，我已在你之中。」在我看來，《少年》一書的意義遠不僅止於引人入勝的專題研究。它以生動而有力的筆觸打開了一個關於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文化問題的關鍵領域，糾纏著想像的政治、體驗的歷史，而我們仍身處其中。它提醒我們去釐清二十世紀的青春之霧，從而重新尋找自我和歷史的可能性關聯。

二〇一七年草於馬薩諸塞州煉獄溪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