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聯共產黨的官僚特權階層

論蘇聯共產黨的官僚特權階層 　　 [Time] 　　 來源： 劉克明 蘇共所以失敗，蘇聯所以瓦解，究其根源就是因為蘇聯共產黨內出現了一個官僚特權階層。個特權階層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日益專權和保守，日益貪婪和腐化，在特權階層控制下，蘇聯共產黨越來越脫離廣大人民群眾，最後導致亡黨亡國的結局。因此，研究蘇共黨內的特權階層是如何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發生過什麼鬥爭，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什麼經驗教訓，對於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很大的意義。 　　　　一　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與發展 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是在缺乏民主、高度中央集權的斯大林模式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斯大林模式雖然可分為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思想文化體制等幾個方面，但其中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集權於黨、集權於領袖個人的這樣一種黨政合一的領導體制，是這個模式的核心。特權階層制度則是斯大林模式政治體制的組成部分。特權階層制度不僅僅限於生活待遇的特權。同這個制度相聯繫的還有中央對領導幹部的委任制、領導幹部終身制、高級幹部保衛制以及幹部問題上的保密制等一系列保證領導幹部層的特權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形成的官僚特權階層，是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同時斯大林模式反過來又成為這個階層利益的維護者。到赫魯曉夫時期，特權階層的某些物質方面的待遇，曾受到一些限制，但領導層擁有特權的基本制度未變。勃列日涅夫時期，廢除了幹部輪換制，領導層的特權待遇不僅得到恢復，而且有新的擴大。特權階層制度中的幹部委任制、領導幹部終身制有了新的發展。戈爾巴喬夫時期，特權階層顯露了他們貪婪的本性，利用他們的權勢地位和關係，一下子變成千萬、億萬富翁，成為顛覆、瓦解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力量。 (一)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開始於斯大林時期。它是在斯大林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下滋生和發展起來的。 在列寧尚未去世但已不能主持工作的情況下，斯大林運用手中掌握的「無限權力」，特別是分配幹部的權力，創立了官僚等級名錄製(НОМЕНКЛАТУРА)。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決議規定了選拔、分配領導崗位幹部的任務，中央決議批准了三類官職等級名錄的表格。第一號官職等級名錄中大約有3500個最重要的領導職位，其中包括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各局首長，托拉斯、辛迪加的領導人，大工業企業領導人等；第二號官職等級名錄，包括各部、局的副職以及其他相當職務；第三號官職等級名錄，則是地方上的領導幹部。到1924年年初，由中央委員會確定的領導幹部總數為13163人。地方各級也規定了自己的官職等級名錄，如烏拉爾州委規定本州的領導幹部為1066人。不過地方領導幹部只有最重要的職位才由中央委員會來確定。 由於官職等級名錄包括最重要的崗位和職務，這些職務的候選人都是由中央委員會事先審查和批准的，解除職務也要經過中央委員會的同意。官職等級名錄這個專門名詞推廣的結果，擁有這些職位的領導幹部就逐漸轉化為擁有自己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等特殊的社會集團(註：參見[俄]А．Н．波漢諾夫等：《20世紀俄國史》，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1996年俄文版，第244～245頁。)。 斯大林在戰後初期對這個高級階層實行了特定工資制。1945年4月，蘇聯政府規定，對在機關、企業、團體中擔任重要職務、具有高深學識的和經驗豐富的人實行特定工資制。其數額一般規定為2200～3000舊盧布，以後最高額可達4000～5000舊盧布(註：見《蘇聯的工資制度》一文，載《國外社會科學情報》1983年第6期。)。 後來這個特定工資額又有增加，這就出現了斯大林時期高級領導幹部除正式工資外同工資一起還要發一個裝很多錢的大信封的所謂「錢袋」制度。莫洛托夫同蘇聯作家丘耶夫在1969～1986年期間作了多次談話，其中也談到了工資和「錢袋」問題。莫洛托夫說：「我現在無法準確說出給我多少工資，因為變了好幾次。而且戰後根據斯大林的倡議，採用了錢袋制。用這種封著的小包給軍事和黨的領導人送錢，很多的錢。當然，這是不完全正確的。數目不僅太大，而且過分。我對此不否認，因為沒有權利提出任何反對意見。」(註：參見《同莫洛夫的一百四十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612～613頁。) 俄羅斯科學院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長阿爾巴托夫在《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談到了斯大林時期的特權制度。他寫道：「根據這個制度的等級——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中央委員、人民委員、各局的首長等等，每一級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權。戰爭之前，享有這種特權的人範圍相當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優厚的。」在戰後配給制廢除以後，「特權很快地重新開始擴大。有各種形式：幾乎是免費佔有別墅，有專用汽車，免費早餐，免費午餐(或者象徵性地交點費)，假日去休養所、療養院的大量路費補貼，『醫療費』(休假日月薪照發)。但是，在斯大林時期達到登峰造極地步的是所謂『錢袋』，即領導人員的工資附加款。這個附加款可以從幾百盧布(當時的貨幣)到幾千盧布，取決於職位的高低。信封裝在錢袋裡秘密發給，不上稅，甚至交納黨費也不包括它。例如，一個部長當時除工資外可得到兩萬多盧布，相當於1960年改革後2000多盧布。」(註：《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312頁。) 這樣，在斯大林時期就已形成了一種官僚特權階層制度。這些名列官職等級名錄的高級領導幹部是黨和經濟管理的最高層，享有巨大權力和優厚待遇。這不僅僅是在物質條件困難情況下對領導幹部的某種照顧。按這個錢袋制度的規模和後來的發展看，斯大林是有其深遠用意的。斯大林所以創立這樣一種制度，戰後又實行特定工資制，實際是力圖用一種「恩威並濟」的辦法使蘇聯高層領導幹部團聚在自己周圍，盡心竭力完成當時制定的高速度趕超任務，並忠誠地服從自己的指揮。他一方面給領導幹部以各種優厚待遇，同時他個人又直接掌握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的保安機構，使得這些高級領導人都沒有個人安全感，經常處於恐怖之中。斯大林用各種手段，把名列官職等級名錄的高級幹部置於自己嚴密控制之下，使他們很難利用自己的權力來謀求「私有化」財產；另一方面，在當時，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革命者的信念，也起了相當作用(註：參見《20世紀俄國史》，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1996年俄文版，第570頁。)。 但是，由於官僚特權制度本身對領導幹部有巨大的腐蝕作用，還在斯大林健在時期，就已出現了不少領導幹部以權謀私、結黨營私的現象。馬林科夫在蘇共十九大報告中就列舉了若干這類事例。例如，在若干經濟企業中，有少數工作人員「竟然企圖把委託他們管理的企業變成他們自己的私人財產。」「這些領導人認為：他們什麼都可以干，他們可以完全無視國家和黨所制定的法律和規章，可以違反蘇維埃的法律，可以採取各種各樣的專橫行動。」在一些黨的組織中，有一些領導人已經墮落腐化，竟至挪用公款和盜竊國家財產等等。 在斯大林去世之後，特別到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時期，官僚特權階層擺脫了恐怖控制和得到穩定發展之後，就更加貪贓枉法，為所欲為，終於把蘇共和蘇聯拖上了亡黨亡國的道路。斯大林創立特權階層這種制度，雖然一時達到了某種目的，但長遠的嚴重後果，卻是他始料不及的。 (二)赫魯曉夫時期。赫魯曉夫看到斯大林時期政治經濟體制、特別是在政治體制方面的若干弊端，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作了批判個人崇拜的報告。並在以後幾年中在政治、經濟體制方面作了若干改革。在經濟方面，主要是改變了過分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最重要的是改部門領導為地區領導。在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主要有：1.改組保安機構，限制其權力，改變保安機構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的不正常局面；2.強調實行集體領導，定期召開黨的中央全會和代表大會；3.實行領導幹部任期制和定期輪換制，其目的是為了防止個人崇拜複發；4.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法制，恢複檢察機關職權；5.減少高薪，縮減國家機構等等。 在減少高薪方面，蘇方曾於1957年2月由一位外交部司長向我駐蘇使館通報說：蘇聯將從1957年3月1日起降低高幹工資。規定政府部長每月工資最高為8000盧布(舊盧布，下同)，副部長7000盧布，部務委員4700盧布，司長4500盧布，副司長3000～4000盧布。黨中央各部領導人工資也減低，但比政府部門要高。例如，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長(按蘇聯規定，其工資相當於司長)康斯坦丁諾夫原為15000盧布，現降為5000盧布。據對方告，蘇聯政府各部工資分兩類：外交、國際、內務、財政為第一類，文化、各工業部門為第二類。第二類部工資略低些，如部長降薪後為7000盧布，司長為3500盧布。按通報所說，這次降工資幅度是相當大的。按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長降薪前為15000盧布的比例來推算，政府部長現降為8000盧布，未降前可能有兩萬多盧布。而當時工人最低工資只有300～350盧布，相差是太大了。 赫魯曉夫時期這些改革措施，有它的進步意義。他看到斯大林留下來的特權階層制度的某些弊端，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措施是為此而發的。他的若干改革措施在某些方面也觸動了官僚特權階層制度，如減高薪，取消某些官員的特權待遇，如取消保安部門的特權。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這個制度。因為這個制度是在斯大林高度中央集權、黨政不分、集權於黨、集權於領導個人而又缺乏民主的模式下發展起來的，是在斯大林模式的根基上生長發展起來的。赫魯曉夫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高度中央集權的斯大林模式，因而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特權制度。因此他的改革只能半途而廢。例如，赫魯曉夫可以在新黨綱報告中提出幹部選舉原則，但實際上未能實行，仍是實行傳統的委任制；他沒有解決好集體領導問題，也沒有解決好在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中個人過分集權問題；甚至在他領導後期對他個人的「個人崇拜」現象也開始出現。隨著赫魯曉夫的主觀主義的發展，個人專權的勢頭愈來愈嚴重，瞎指揮、個人專斷愈來愈多，加上某些改革措施，如領導幹部輪換制，並不為名列官職等級名錄的領導幹部所歡迎，這位不成功的改革家終於在類似宮廷式政變中被趕下台。 總起來看，赫魯曉夫只是看到斯大林時期的政治、經濟體制和官僚特權階層的表面現象，對這個體制，赫魯曉夫也動了一下手術，但整個斯大林體制仍然保留了下來，官僚特權階層的人員有不少變動，這個階層經歷了動蕩，但特權階層制度還是基本上保存了下來。所以如此，就是因為赫魯曉夫這個領導人畢竟是斯大林模式的產物。 (三)勃列日涅夫時期。這批名列官職等級名錄的領導幹部，支持罷黜赫魯曉夫，捧勃列日涅夫上台。他們認為勃列日涅夫是「老好人」一類的領導者，他的下屬比較可以為所欲為。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吸取了赫魯曉夫改革不成功的教訓，採取了完全依靠特權階層的方針。他強調領導幹部的繼承性，改變了赫魯曉夫時期領導幹部的輪換制度，恢復了赫魯曉夫廢除的一些高級幹部的特權，而且還搞了一些新的特權待遇。 據戈爾巴喬夫的秘書博爾金講：勃列日涅夫時期在特權制度方面「實際上還建立了龐大的系統。控制這個系統的是蘇共中央、蘇聯部長會議辦公廳的領導人、醫療界的得力幹部和克格勃九局的專業部門。在『食療餐廳』就餐的人數猛增。按規定有權利在這個餐廳就餐的都是些老顧問和蘇聯部長會議各主管部門的高級領導人、各部委的上層工作人員、人民演員、藝術家、作家、記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數迅速膨脹。當時在各共和國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類似的餐廳和內部商店。」「從1965年起，為官員服務的汽車大大增加，建造別墅的規模不斷擴大，不再建造樸實的小木屋，而用磚建造設備齊全的兩層樓的別墅。高級領導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著蘇聯衛生部第四總管理局不斷發生變化，修建許多的新的中央專門醫療、療養院和休養所。工作人員根據自己的職位，有時也因領導人的賞識可以享受各種特權。」(註：參見《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257頁。) 這時名列官職名錄的高級幹部已從斯大林時期的恐怖中解放出來，也從赫魯曉夫的領導幹部輪換制中解脫出來，這批統治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的大部分是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鎮壓」之後開始其事業的，同早期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不同，他們已從多方面的道德禁令中解放出來，他們已不再具有社會公正信念。這個統治集團主要是黨的高級官員，在20世紀60～70年代，這個統治集團又擴大到工會領導、享有特權待遇的科學家、高級知識分子。 據《20世紀俄國史》作者估計，這個階層人員總數為50萬～70萬人，加上家屬，大約為300萬人，即占當時全國人口的1.5%(註：參見《20世紀俄國史》，第571頁。)。 列入官職等級名錄的新一代，在總的文化水平、專業知識等方面要比老的一代高得多。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許多人有學位，不止一次出訪西方國家，嘗到了「消費社會」的甜頭。這個新一代，口頭上雖也掛著馬列主義詞句，但只不過是言不由衷的套話和空話。 勃列日涅夫任職期間，他任人惟親，對下屬自由放任、縱容姑息。勃列日涅夫在其統治的18年期間，為蘇聯特權階層貪贓枉法、胡作非為大開方便之門。 在這一時期，「蘇共的許多書記、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中央委員都捲入了骯髒勾當。贈送貴重禮品，包括贈給總書記，被認為是正當的。一到節日前夕，機要通訊部門就忙得不可開交，分發從各方各地區寄給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盒子。這種現象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特別盛行」(註：參見《戈爾巴喬夫沉浮錄》，第386頁。)。 這一時期，高級領導人彼此勾結、濫用權力、貪污受賄的案件層出不窮。這些案件，除個別案例外，大多是勃列日涅夫去世後才被揭露出來。據蘇聯《青年共產黨人》雜誌1989年第10期披露，「經濟領域裡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多數已存在10～15年或更長一些時間」。可見這些有組織的犯罪活動，主要都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發生的。《20世紀俄國史》作者評論道：「80年代中期，新階級實際上已最後形成。已經不需要公有制的形式，他們在尋找一種能夠自由管理，而後變成自己的財產，個人的私有的財產的途徑。」(註：參見《20世紀俄國史》，第573頁。) 總的來看，勃列日涅夫時期是蘇聯特權階層的穩定發展到完全成熟以至爛熟並充分暴露其貪婪性、腐朽性的時期；在勃列日涅夫統治下，表面上長期穩定，特權階層的腐敗卻加速滋長。這導致蘇共領導層加速脫離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為蘇共最後敗亡準備了條件。 (四)戈爾巴喬夫時期。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對蘇共領導者，即官僚特權階層的日趨腐化的危機，漠然無動於衷，視而不見。他執政之後，對勃列日涅夫時期留下來的高級領導人的特殊待遇都依然照舊保留。據戈爾巴喬夫的秘書講，特權待遇許多作法一直延續到很晚，直到1990年以前，過去的許多東西一直保留著(註：參見《戈爾巴喬夫沉浮錄》，第258頁。)。 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特權階層範圍有所擴大。有的蘇聯學者分析當時的特權階層，認為，「這個由中央確立的特權制度，在其『總設計師』斯大林死後大大地擴大了，它的各種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包括了不下1000萬人。其中包括高中級黨政官僚、國家安全部門的工作人員、很大一部分軍官和從事巨大規模軍工生產的科研和工程技術人員、科學和創作團體中的上層及上述各集團的家庭成員。」按照這種估計，特權階層加上家屬，大約佔當時總人口的3%左右(註：參見蘇聯科學院國家與法研究所奧勃倫斯基文章，載《社會科學與當代》雜誌1991年第3期。)。 在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戈爾巴喬夫自由化經濟改革政策的推行，如實行「三自」(自籌資金、自我核算、自負盈虧)改革，頒布《個體勞動活動法》，《合作社法》等，官僚特權階層的若干頭面人物，開始利用自己的權勢地位以及同高級領導人的種種關係，取得各種特殊的經營權力，以多種形式，通過多種途徑，侵吞國家財富，逐漸從管理者變成佔有者，把管理權變成所有權。這一過程大致是從1987年開始，是通過多種形式逐漸實現的。 最先是從共青團開始。他們利用了在蘇聯這時不受任何控制的市場自發形成的時機成立專門機構「青年科技創作中心」，涉足影視業、國際貿易、旅遊業等領域，並從事倒買倒賣的金融活動，這就是所謂「共青團經濟」。後來出現的七大銀行家中的有些人，就是由此發家的。 另一種形式，在1989～1990年間，在各個國家職能部基礎上建立康采恩和托拉斯。部被取消，在此基礎上成立股份公司形式的康采恩。部長或副部長任公司總裁，國家股份由集團公司領導託管。其他股份在部的領導人之間瓜分。著名的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就是這樣出現的。 再一種表現形式，是在國家銀行基礎上建立商業銀行，大多數是藉助於後來的專業銀行的分支機構和私有化組織起來的。有的商業銀行是在部的財務局的基礎上建立的，原來的財務局長或副局長就變成了銀行的董事長。石油化工銀行、無線電技術工業銀行和其他一些所謂「部門銀行」統屬此類。 最後，在商業領域，則在國家供銷機構和商業機構基礎上建立交易所、合資企業和大的商社。通過蘇維埃的分配體系的私有化，建立了共青團交易所(莫斯科商業交易所、莫斯科中央金融交易所等)，許多合資企業和一些大的商社。 隨著蘇聯的解體和蘇共的解散，這些掌握著管理權的官員們，誰是管理者，誰就成為佔有者、所有者。結果是，「國家官員、黨的職能人員、共青團積極分子成為了最初類型的俄羅斯企業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萬富翁和「新俄羅斯人」(註：宋錦海、遠方：《新權貴——俄羅斯金融工業集團的崛起》，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頁。) 至於俄羅斯和原加盟共和國政治界的精英，則是經歷了原蘇聯中央和各共和國特權階層人物之間的爭鬥最後形成的。這種爭鬥，特別是地方官員階層，在蘇聯解體中起了很大作用。據俄羅斯科學院斯拉夫研究所所長分析，「蘇聯社會的民族官員階層形成於40年代末，到勃列日涅夫時期，已經變成一個官官相護、貪贓枉法的網路性特殊集團。各地的民族官員集團起初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十分戒備。後來開始利用蘇聯中央政權的削弱鞏固自己的權力。1990年各加盟共和國進行人民代表選舉時，許多民族官員開始塗抹『民族主義的色彩』，撇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其中以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聯邦起了帶頭作用。蘇共解散、蘇聯解體後，大部分民族官員變為新的政治精英，保留了自己的地位，甚至是擴大了自己的權力，從而完成了由蘇聯民族官員到新獨立國家政治精英的轉變。」(註：張樹華：《過渡時期的俄羅斯社會》，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5頁。) 這些政治精英中，葉利欽打著反特權的旗號，贏得了俄羅斯總統的寶座，為了同戈爾巴喬夫爭奪權力，最後竟不惜使蘇聯解體，值得單獨提一下。據俄羅斯新聞工作者姆列欽所寫的《權力的公式》一書的介紹，葉利欽在競選人民代表時，故意做作地坐公交車到區醫院挂號看病，「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註：《權力的公式》，第169頁。)。在參加俄羅斯總統選舉時，「同特權作鬥爭是他重要的競選口號」(註：《權力的公式》，第166頁。)。但是，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葉從未放棄過與高層職位有關的特權。」(註：《權力的公式》，第169頁。)在他當選俄羅斯總統以後，就想方設法排擠戈爾巴喬夫這個蘇聯總統。他拒絕戈爾巴喬夫有關簽署主權國家聯盟條約的建議，理由是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不會批准這個條約；另一理由是烏克蘭已獨立(註：《權力的公式》，第319、321頁。)。然後在明斯克(別洛韋日森林)同烏克蘭、白俄羅斯的兩位最高領導人一起，簽署了別洛韋日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宣布「蘇聯停止自己的存在」，完全剝奪了戈爾巴喬夫的總統權力，同時蘇聯也從此宣告解體。 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很能適應新的歷史變化情況，在蘇聯劇變中，他們順應形勢，儘可能在變革中撈取自己的政治的、經濟的利益。因此，蘇聯劇變之後，不論在商界和政界，他們基本上仍然保持了自己的高位和利益。據《社會科學與當代》雜誌1995年第1期材料，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俄羅斯新精英的構成和來源的情況如下：最高領導中來自舊權貴階層的佔75%，政黨精英中佔57%，地方精英佔82%，政府佔74%，商界精英佔61%，總體佔69%(註：參見張樹華：《過渡時期的俄羅斯社會》，第101頁。)。這些數字說明，今日掌管俄羅斯的絕大部分人是舊時的權貴，即特權階層中的人物。 　　　　二　官僚特權階層在演變過程中顯現出來的若干特點 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是在高度個人集權、缺乏民主、十分封閉的體制下生長和發展起來的。這批人待遇優厚，手握黨政機關大權，在嚴格保密制度下，不受任何監督；這批人在中央委任制、領導職務終身制體制下，惟一專註的是如何討好上級，求得升遷，以便取得更高的特權待遇；隨著高居領導崗位日久，這批人拉幫結派，相互包庇，形成了各種集團，以鞏固他們的特權地位；隨著權勢地位的發展，這批人日益熟悉領導層應付人民群眾要求的各種手法，他們習慣於利用各種動人的口號，欺騙人民群眾，掩蓋問題，炫耀成績；這批人長期在優裕環境中度日，惰性很大，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特權地位，一心維護傳統的國家集中壟斷的計劃體制，對改革畏若蛇蠍，迫不得已時最多只在形式上敷衍一下，而無意進行真正的市場經濟改革；隨著新老領導幹部不止一次的交替，新提升上來的領導層越來越擺脫傳統的意識形態的束縛，他們心安理得地利用手中權力以多種手段聚斂財富，特別是當發現改革政策有漏洞可資利用時，他們就假公濟私、明目張胆地把公有財產攫為私有；而在政局出現變動有利於他們擴大權勢地位時，他們可以不顧一切，撈取私利，而使國家陷於瓦解境地。 在斯大林為這個特權階層制度奠基之後，經歷了赫魯曉夫時期的震蕩，經歷了勃列日涅夫時期的長期穩定，又經歷了戈爾巴喬夫時期政局和改革政策的混亂，這個特權階層的一系列特點突出地顯示出來。這些特點是： 第一，是這個階層的隱秘性、保密性。在官職等級名錄首次出現時，就已呈現出這種特點，以後更進一步發展，以至高度的保密制度成為蘇共的一個突出的特徵。 列寧時期黨內事務有很大透明度。當時，黨的各級委員會委員有權得到他作為其成員的黨的當選機關及從屬於它的執行機關(常委會)及其辦事機關的一切信息；連普通黨員也擁有黨員的平等權利。黨章規定，任何黨員「都有權要求把他的聲明完整地送給中央委員會或中央報刊編輯部」。 但是，斯大林時期對官職等級名錄人員的任命、委任、確定職務，都是由中央機關自己確定的；隨後的一些等級特權待遇，也是隨著等級名錄的確定一併實行的。這些都避開廣大黨員的耳目，都是由領導機關自上而下確定，最後由高級領導人批准。後來這些人員的職務變動或升遷，也是經過黨的機關審定，並經過中央的上級機關批准實施的。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保密狀態下進行的。 隨著斯大林不斷強調階級鬥爭尖銳化，使黨的保密制度更為嚴格，更為變本加厲，使蘇聯和蘇共成為世界上最講保密的國家和政黨。 高度保密制度影響到許多方面。這種制度是黨的機關可以不受監督地行使大權的基礎。斯大林在30年代初把執行機關與選舉出來的委員會(領導機關)關係倒過來了。通過保密制度，執行機關(如常委會)掌握核心機密，也就掌握了行使權力的大權。委員會，如中央全會，卻只能聽從常務會的安排，舉手通過決定。 這種日益嚴密的保密制度使得普通黨員對上級領導工作情況難以了解，因而也難以監督。例如，特權待遇，就是中央一級行政部門通過很少幾個人確定下來的，別人很難了解情況。因此，下級幹部，更不用說普通黨員，對此難以說三道四。 第二，是這個階層的專權性、反民主性。這個階層是在中央高度集權體制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這個官職等級名錄從它形成之時起，就沒有經過民主討論，而是少數領導者以至最高領導者個人確定的結果。因此，他們掌握黨政機關大權，控制著這個龐大的、高度集中的權力機構，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地位，他們就趨向專權、反對民主。 他們的權力既然都是由中央最高領導和中央機關委任得來，或者是名為選舉，實際仍是上級委任，因此，他們忽視一般黨員的民主權利，也忽視選舉出來的委員會的民主權利。 對掌握大權的黨的機關及其領導人，蘇維埃系統和黨的監督都喪失了獨立地位，而且形成了監督機構服從於受監督者的機制。無論蘇維埃系統的監督或黨內檢查委員會的檢查制度都不能真正有效地對執行機關實施監督，這就加強了這個階層的專權性和反民主性。 當這個官僚特權階層不僅掌握了黨權，而且進一步掌握了國家機器，把黨和國家融為一體的時候，這種專權的、只靠發號施令的趨向就更加膨脹起來。1934年黨的十七大把黨和國家融為一體，黨設置了各種與國家部門相重疊的但卻起領導作用的各部門後，這種專權、反民主的傾向就更加發展起來了。 在意識形態領域，由於當初這個階層形成時就為了嚴格執行上級規定的任務，接受任務執行時並不進行什麼民主討論，如同《20世紀俄國史》作者描繪這個階層接受任務時所寫的：「名列官職等級名錄的這些人，既不能也無興趣對問題進行廣泛的討論，對於他們更重要的是精確的指示和指令，然後照此辦理。所有的辯論、討論，只不過是礙事的空談。」(註：《20世紀俄國史》，第247頁。)因此，在意識形態領域，這個階層趨向於由上而下的帶有強制性的思想統一，而反對20年代曾經存在的廣泛黨內民主討論。由此使得意識形態領域由上而下統一集中的專橫性、反民主性的傾向更為加強。 也許在專權、反民主方面最終端的表現是「大清洗」期間給予保安機構特權的一系列規定。例如，1934年11月5日決定在內務部設立「特別會議」。這個會議有權對被認為是「危害社會的人」實行逮捕，並處以流放、驅逐出境、監禁等刑罰。「大清洗」期間(即1934年2月～1937年9月)曾給予保安機構許多特權，如規定偵查在十日內終結；起訴書在法院開庭前一晝夜送交被告人；審理案件無須被告人到庭；不準上訴；被判槍決者判決後立即執行，等等。雖然這些規定和法律條文，在批判個人崇拜後都已先後廢止，但這些法律條文，今天讀起來，仍使人感到蘇聯領導層的專權和反民主到了何等橫暴程度。 在斯大林之後，專權和反民主的這種極端表現有所改變，但直到戈爾巴喬夫執政前期，這種專權、反民主的極端趨向一直有所表現。甚至在赫魯曉夫時期，號稱「解凍」年代，也仍然在1962年6月，發生了羅斯托夫州諾沃契爾卡斯克市因食品漲價群眾鬧事，導致了軍隊奉命開火打死、打傷群眾多人的事件(註：參見原蘇聯總檢察長特賓的文章，載[蘇]《真理報》1991年6月30日。)。 勃列日涅夫時期，更令人注意的則是對持不同政見者的迫害、判刑，以至製造借口把持不同政見者送進精神病院，等等。 第三，是這個階層的保守性，頑強的保守性以至腐朽性。這個階層從本身利益出發，強烈要求維持斯大林時期形成的那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意識形態體制，維持上述體制的穩定。因為這個階層是從這些體制中產生的，他們要極力維護這些體制，力求穩定，反對變革，即使出現某些變革，他們也要竭力使之流產或流於形式，最後使之走回頭路。 農業領域的工作隊承包制就是一例。這一承包制儘管戰前行之有效，戰後則因為造成農業管理分散，不利於對農業的控制而被撤銷，主張搞農業承包、主管農業的中央書記安德烈耶夫也被迫去職。 1965年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柯西金主持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無果而終是另一例。柯西金主張擴大企業自主支配利潤權力，發展市場經濟關係，但改革推行後，經過前後幾年不斷的修正、調整，到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召開時，最終偃旗息鼓。 1968年因捷克斯洛伐克實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蘇聯領導層因害怕這場改革波及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就對這場改革，先扣上「市場社會主義」政治帽子，然後以蘇聯為首，糾集五個國家軍隊出兵鎮壓。這個行動暴露了蘇聯統治層，也即官僚特權階層的極端保守性和虛弱性。 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衝擊之下，1973年5月，由基里連科牽頭的一個工作小組為中央全會準備了一個在蘇聯推進科技革命的報告，呈送給總書記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沒有興趣，壓了下來。科技革命報告不受重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當時蘇聯發現了西西伯利亞秋明大油田，當時國際石油價格由於中東戰爭暴漲了十幾倍，蘇聯靠出口石油賺得大量外匯，財源滾滾而來，蘇聯領導層於是可依靠石油美元購買外國設備、成座工廠，進口大量糧食，從而緩解了經濟困難，而不願搞費腦筋的科技革命。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後，才在他的保險箱中找出了這份報告(註：參見《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第217～219頁。)。這種對待科技革命的態度，充分地暴露了這個階層及其代表者的落後性、保守性，以至腐朽性。他們早已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反過來，卻成為先進生產力的制動器和壓抑者。 第四，是這個階層的兩面性、欺騙性。這個特權階層所以能夠長期維持統治，除去因為控制了黨和國家統治機構之外，還因他們有一套兩面性的欺騙手法。 30年代取得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經濟建設的成就，40年代又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這是這個階層得以維繫人心的重要業績。但在衛國戰爭之後，他們繼續實行以備戰為主的經濟政策，極力壓低工人和農民的收入，同時卻大力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特權階層的各種特殊待遇、享受，在此期間卻有了更多的增長。這個階層的兩面性、欺騙性的實質越來越暴露了。 這種兩面性欺騙手法之一，就是在報刊上不斷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宣傳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和農民過著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實際上卻極力壓低工人、農民的收入和福利的水平。 拿工人工資水平來說，蘇聯工人儘管有較高的就業率，但工資和福利卻被壓得很低，遠低於發達國家工人工資的水平。據蘇聯報刊報道，1989年蘇聯職工工資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只有30%，而美國則佔62%(註：[蘇]《論據與事實》雜誌1991年第22期。)。至於職工的工資水平與外國相比較，蘇聯學者博戈莫洛夫認為：如果按消費籃子使用較為實際的美元對盧布的比價，那麼，美國工人平均工資為10萬盧布，平均月工資為8000～9000盧布，而1989年蘇聯工人月平均工資只有260盧布(註：[蘇]《共青團真理報》觀察員對博戈莫洛夫的採訪，載《共青團真理報》1989年10月3日。)。對農民，則經過農業集體化，把農民固定在農莊里，經過「義務交售制」，加上後來的低價採購制，迫使農民將農畜產品低價交給國家，並限制農民的遷徙自由，使農民長期處於貧困和不自由境地。 再拿工人的住房水平來說，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最後的遺言》中為俄國革命後好多年在住房條件上還遠不如沙皇時代的工人住房而「感到痛心」。他寫道：當他20歲作技工時，由於做的是高度技術性的工作，「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間。這套房間有會客室、廚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後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為資本主義下的工人，有比現在生活在蘇維埃政權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條件，使我感到痛心。」「我們已經推翻了君主政體和資產階級，我們已經贏得了自由，但是人們的居住條件比從前更差了。」(註：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150頁。) 這種兩面性欺騙手法之二，是為了確保官僚特權階層的統治地位和享有的特權利益，在衛國戰爭勝利後，他們不顧老百姓的改善生活的要求，繼續擴軍備戰，把軍備擴展到極端不合理的程度，搞起了一個超軍事化的經濟；另一方面，卻隱瞞經濟的畸形發展對人民生活的惡性影響的實際，長期隱瞞軍費開支的實際數字，把蘇聯偽裝成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長期以來，蘇聯官方統計國防開支數字只有200億盧布。只是到1989年，才第一次公布了較為實際的數字：蘇聯國防開支為780億盧布。但這仍是大大壓低了的數字。考慮到蘇聯武器採購價長期人為地壓得很低(武器的實際價值要高出公布的幾倍)，據此，蘇聯學者估計，蘇聯實際軍事開支要超過官方公布的1989～1999年國防預算1.5～2.5倍(註：C.羅戈夫：《均勢的代價》，載[蘇]《美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雜誌1991年第5期。)。 這種建立在龐大軍費開支基礎上的經濟，是一種超軍事化的極為畸形的經濟。它的表現是工業中生產資料和軍備生產比重過高，消費資料生產比重過低。從而導致消費品長期短缺，工人工資水平只能限制在很低水平上。 兩面性欺騙手法之三，是在經濟發展的統計數字上誇大成就。這是蘇聯領導人，也是這個特權階層欺騙人民的一個重要手法。 謝柳寧、哈寧合著的《虛假的數字》一文揭露了這種手法。這篇文章否定了1929～1985年蘇聯國民收入增長83倍(年平均增長8.1%)的虛假數字，而提出了較切合實際的數字：增長5.6倍(年增長3.3%)。這個統計數字打破了斯大林時期蘇聯經濟獲得迅速增長的神話，雖然這個統計數字遭到官方統計學家的反對，但卻受到許多蘇聯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肯定。認為這種估算的出現，第一次有可能真正科學地分析蘇聯經濟的真實動態(註：參見[蘇]《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1990年第1期，譯文載《蘇聯東歐問題譯叢》1990年第5期。)。 第五，是這個階層的貪婪性、顛覆性和瓦解性。 所謂貪，首先就是貪權。因為權、權力，是財富的來源，是最根本的東西。因此，貪婪性首先就表現為貪權，把持住大權不放。蘇共領導許多人任職之後，事實上成為終身制的根源就在這裡。 勃列日涅夫時期，這點表現得最為突出。勃列日涅夫本人在70年代中期身體狀況惡化，但仍然把住大權不放。在他帶動之下，領導層的職務終身制越來越普遍，職務變動越來越少。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連選連任的為80%；到1976年的蘇共二十五大，連選連任(除去去世的中委)則接近90%。1981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六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竟都是二十五大時的原班人馬。不僅中央機關變動不大，加盟共和國和州一級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的變動也很小。勃列日涅夫推行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政策的後果是，領導幹部嚴重老化。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任時，蘇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平均年齡分別是61歲和54歲，到1981年二十六大召開時，政治局成員平均年齡上升為70歲，書記處上升為68歲。勃列日涅夫的領導核心平均年齡達到75歲。政治局會議，在勃列日涅夫主持下，據說只能開15～20分鐘。很難想像，在這樣短的時間裡，這批老態龍鐘的領導人聚在一起，還能認真負責地討論和解決什麼重大的有關人民利益的問題。 貪婪性最本質的東西是貪財。貪權的目的最後是依杖權力聚斂財富。這些人由於大權在握，無人監督，得以為所欲為，許多重大貪污案件都在這個時期連續發生了。 勃列日涅夫對他領導期間下屬的貪污不法行為，常常裝聾作啞，不去過問。一是因為他任總書記之後，任用了大批親信，還任用了自己的一些親屬。過去有工作關係的幹部，老下級、老部下，如在烏克蘭、摩爾達維亞、哈薩克一起工作過的下屬，紛紛到勃列日涅夫身邊謀求新職位，藉以牟利。對這些老關係、老部下總要照顧一番；二是勃列日涅夫本人不但對貪污案件採取寬容態度，而且自己在以權謀私方面，還作了不光彩的榜樣。他在同西方國家首腦開「高峰會議」時，因他喜歡開汽車，西方國家首腦就投其所好，贈送豪華汽車，他就一輛接一輛地接受西方國家首腦贈送的豪華汽車禮品；蘇聯某加盟共和國的一位領導人送給他的一枚特大的金剛石戒指，他竟然「堂而皇之，忘乎所以地在百萬蘇聯電視觀眾面前愛不釋手」(註：參見《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第339頁。) 在這樣的最高領導人庇護和帶動下，蘇共特權階層的貪婪性，自然會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貪得無厭，貪污受賄案件層出不窮。 這些貪污受賄案件共同的特點是：高級領導人帶頭犯罪。這些事件都涉及蘇聯相當多的高級領導人。 這個階層的貪婪性到戈爾巴喬夫時期有了新的發展。在這一時期，隨著自由改革政策不斷出台，隨著政治局勢的動蕩，特別是民族關係局勢的動蕩，以及中央權力的削弱，這個特權階層審時度勢，它的貪財貪權的貪婪性有了新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對社會主義制度顛覆性突出地顯露出來，對統一聯盟國家的瓦解性也突出顯露出來。如果過去，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特權階層的某些人侵吞國家財富還掩掩藏藏，有所顧忌，現在則是利用改革的自由化政策，一些高級領導人、大企業經理等，用合法手段，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公開地侵吞社會財富，佔有國家財產，變成新的百萬以至億萬富翁，把對舊制度弊端的改革變成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改變。另一方面，這個特權階層貪婪性的進一步的發展也使統一聯盟國家走向解體。早已形成的各共和國的民族官員的特權階層，利用中央權力削弱的時機，打起民族主義旗號，向中央爭奪權力，並擴大自己的權力。這些共和國領導人為了一己私利，不惜違背趨向統一的民意，宣布國家獨立，從而最後使蘇聯陷於瓦解。 自然，特權階層中也有些人物，能潔身自好，比較耿直，不搞以權謀私這一套。但是他們居於少數，常受排擠，而且他們的認識水平又有局限，只憑這樣的少數人，終究無力回天，他們終於無法挽救蘇聯共產黨最後敗亡的命運。 因此，從總體上說，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和膨脹是蘇聯劇變的社會根源，是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蘇聯共產黨覆滅的根本原因。 　　　　三　幾點重要的歷史教訓 從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和發展以至最後導致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共產黨滅亡的過程來看，這是一個長期演變的過程。在這個長期演變的過程中，在各個歷史時期有各種不同的矛盾起著不同的作用。曾經有過各種力量試圖對特權階層統治的局面加以改變，但最後都歸於失敗。從這些矛盾鬥爭發展的過程中，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重要的歷史教訓。 (一)為了防止這種保密的、享有特權的官僚階層的出現，共產黨的組織機構在黨內就要保證黨員的民主權利，在統一紀律基礎上，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黨內要奉行公開的、民主的討論原則，特別在擔任重要崗位的領導幹部任命上，要進行公開的、民主的討論，防止把幹部任命的大權集中到某個人手裡。這個問題在俄共(布)黨內沒有解決好，以致出現了沒有經過民主討論就被任命的在組織上聽命於某一領導人的領導層。在20世紀20年代的代表大會、代表會議上的鬥爭，其實質是老布爾什維克政治精英同由新培養出來的幹部組成的新的階層之間的鬥爭。後來，斯大林基本依靠官職名錄列名的領導幹部的支持，把老布爾什維克的精英打敗了。後來經過「大清洗」，許多老布爾什維克遭到逮捕、流放，而且不少人遭到肉體消滅。隨之而來的是黨內民主的傳統的消失，這是俄共(布)黨的最重大的損失。斯大林依靠這個新形成的階層得以「一統天下」。一個毫無生氣、缺乏民主，看起來很守紀律，但一切都聽命於最高領導的黨出現了。 這是新階層在初級階段、形成階段的重大發展，也是這個階層的重大勝利，同時又是俄共(布)黨的發展過程中的重大損失。 因此，在黨內，為了防止類似的特權集團出現，就要使各級黨組織首先是中央一級黨組織的生活保持高度的民主，特別在高級領導幹部的任命上，要保持民主性、公開性，各種待遇要公開，有章可循，有規可依，這樣就可以使黨的生活始終能保持一種民主的、自由討論的、戰鬥的性質，而不致使黨淪為毫無生氣的個人工具，這就是蘇共黨建歷史上的第一個重要的歷史教訓。 (二)對特權階層制度進行改革，要對它產生的根源作比較深入的理論探討，特別要對斯大林時期的黨建模式同列寧時期的黨建模式進行歷史比較和分析，才能對究竟要改革什麼，有恰當的考慮。這個問題在赫魯曉夫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個人崇拜進行了批判，隨後進行了一系列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他的若干改革措施雖然觸及了特權階層制度的某些方面，也觸及了斯大林模式的某些方面，但沒有解決斯大林留下來的模式、首先是黨建模式的根本問題。 赫魯曉夫曾在經濟體制方面改革了過於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把中央部門管理制改為地區管理制；在政治體制方面，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這些措施並未解決斯大林模式存在的黨內缺乏民主、黨的機關專權而黨員無權以及過分集權於中央領導人的根本問題。赫魯曉夫在一些次要問題上，彷彿很有魄力，很快作出判斷；但限於他的理論和政治水平，他本人就是斯大林時期培養出來的領導幹部，因此，大受斯大林模式的局限，跳不出斯大林黨建模式的框框。因而雖有改革，但不徹底，一些改革措施只是曇花一現，沒有跳出斯大林模式，首先是黨建模式，只作些改良，以致改革擱淺。這是赫魯曉夫時期改革失敗的又一個主要教訓。 (三)由於戈爾巴喬夫不能正確解決特權階層問題，最後使蘇共遭到失敗。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大談改革，大談「新思維」，出台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的措施，還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提出「社會結構的官僚主義化」和「各級官僚階層」的「不斷繁衍」問題，但對改革官僚特權階層問題，只有言論而沒有實際行動，雖然言論上對官僚階層有所撻伐，似乎有改革之意，但最後並沒有見諸行動。在這一時期，蘇共的中上層領導，即特權階層這批人，口頭上擁護改革，但因改革涉及他們的自身利益，因而極力阻撓改革。但戈爾巴喬夫並沒有真正認識到他領導的改革所以推不動，是由於特權階層的怠工。他並沒有決心對特權階層制度進行徹底改革，而改革特權階層制度，就必須解決黨內生活的民主化和公開化問題，也就是要對蘇共本身進行重大改革，這些他更沒有認識到。 戈爾巴喬夫上台時，特權階層已日益腐化，蘇共危機也日益深化。對黨本身進行改革，解決黨的生活公開化、民主化、改革特權階層制度，已成為改革的中心環節。沒有抓住這個中心環節，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最大失誤。 由於戈爾巴喬夫沒有抓特權階層制度的改革，首先在同葉利欽的較量中遭到嚴重的失敗。 當時，葉利欽利用蘇聯群眾長期對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不滿的心理，公開提出反特權口號，作為他先是競選蘇聯人民代表，後來又競選俄羅斯總統的主要口號。葉利欽提出的口號和某些做作，在人民群眾中引起廣泛的共鳴。「人們在想像中把葉利欽描繪成一個為人民幸福而戰，奮起反對令人厭惡的政權的鬥士和英雄。」(註：參見《權力的公式》，第172頁。) 而戈爾巴喬夫在反對特權問題上卻無所作為，他對黨本身和特權階層制度問題都沒有考慮進行什麼改革，所以在同葉利欽的較量中，連遭失敗；而在葉利欽當選俄羅斯總統後，對戈爾巴喬夫步步進逼，最後戈爾巴喬夫連蘇聯總統位子也沒有保住。這是戈爾巴喬夫沒有抓官僚特權階層改革問題，在同葉利欽較量中遭受慘重失敗的一個重要教訓。 而更重要的教訓是，戈爾巴喬夫一方面沒有抓官僚特權階層制度和黨的民主化、公開化改革；另一方面卻去社會上大搞民主化、公開化，而且削弱了黨組織的領導作用，使得特權階層趁機大肆活動，為所欲為，最後導致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瓦解的嚴重惡果。 戈爾巴喬夫在號召改革中，鼓吹「新思維」，提出「公開性」、「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口號，放任社會上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攻擊和批判，這就攏亂了人民的思想，他想用社會上的所謂「民主化」，來實現他所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接著又在蘇共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上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方針。結果，蘇共交出了權力，而癱瘓了半個世紀之久的蘇維埃根本不可能一下子行使權力。這就導致了權力的失控和局勢的混亂。其後果是，黨組織喪失了原有的組織領導作用，而黨外的「改革」卻在失控的形勢下不斷發展，這就使整個國家、社會處於極端危險的、不斷動蕩的境地。 官僚特權階層利用這種失控局面，特別利用黨組織已不起作用的情況，從各個領域鑽了出來。他們鑽戈爾巴喬夫改革政策的空子，公開地把國家財產化為私有，由黨、共青團、政府官員搖身一變，成為各領域的財富巨頭。社會主義公有制變成私有制，顛覆了社會主義制度。 同時，各共和國的特權階層官員，也趁中央黨政領導削弱之機，打起主權、獨立的旗號，收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他們佔據了各共和國的領導高位，拒絕中央政府的領導，獨立行事，這就使蘇維埃共和國聯盟陷於土崩瓦解。 這方面最主要的教訓，是不應該削弱黨的領導作用。蘇共黨雖然存在很多問題，多年特權階層的控制使黨的威信大大降低，使黨嚴重脫離群眾，但只要對這個党進行改革，對官僚特權階層制度進行改革，擺脫特權階層的控制，實現黨內生活的民主化和公開化，這個黨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雖然這種黨內改革的過程不可能很快，不能急於求成，要穩妥地一步步進行，而只有首先進行這種黨內的改革，包括特權階層制度的改革，才是推進蘇聯社會改革惟一的正確出路。因為社會上的改革，最後還是要靠這個經過改革的黨來領導進行。先進行黨的改革，然後根據黨內民主化改革發展的進程，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有組織地、有秩序地展開，這樣，才能避免權力的失控，避免混亂，使改革基本上沿著社會主義的軌道前進。 戈爾巴喬夫沒有抓改革黨、改革官僚特權階層制度這個改革的中心環節，不先抓黨內的民主化、公開化的改革，然後再來領導社會上的民主化改革，這是本末倒置，以致改革遭到失敗，社會主義制度最後被傾覆。這是戈爾巴喬夫時期，由於不能正確解決官僚特權階層問題的又一個重要的歷史教訓。 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303 轉載務經授權並請刊出本網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馬克思主義研究網 | 網站聲明 | 聯繫我們 （瀏覽本網主頁，建議將電腦顯示屏的解析度調為102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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