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國粹和國史的真相

財新《新世紀》2013年第33期

出版日期 2013-08-26

【舒立觀察】「經濟憲法」要長牙齒

2013危機再臨亞洲？

流動性管理待升級

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難

還原光大72.7億交易事故

泛鑫保險詐騙案起底

□ 朱大可 | 文

　　進入20世紀以來，中國人先後面對了三種歷史敘事模式。

　　第一是胡適、魯迅和陳獨秀的「新文化敘事」，它以「打倒孔家店」的激越口號，表達出對否定歷史傳統的堅定信念。儘管此後胡適作出了重大調整，重新走回「整理國故」的道路，但顛覆歷史傳統的「潘多拉之盒」已經開啟，變得不可逆轉；毛澤東的革命敘事，接過「新文化運動」的火把，將其變成更為徹底的「斷裂式進化」，通過歷次嚴厲的思想整肅，尤其是「文革」的「大批判」暴力，切斷了現代中國與自身歷史的血脈；鄧小平的財經敘事，終結了毛時代的意識形態革命，但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文化傳統的斷裂狀態並未得到修復，反而因大規模的城市現代化建設，致使「文革」中尚未摧毀的「硬體」——明清建築和地下文物，遭到更為嚴重的破壞。此外，經濟運動對文化建構的僭越和替換，也加劇了「文革」以來的文化退化態勢。

　　以上三種歷史敘事互相疊加的結果，導致了現代中國與傳統文化的嚴重斷裂。中國文化面對著這樣的價值危機：一方面是傳統價值無法成為世人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西方倡導的人類價值，又被視為來自「敵對勢力」的文化陰謀。這種雙面夾擊，為當下的教育危機、道德危機和精神危機，提供了深刻的邏輯前提。

　　基於對文化現狀的不滿，一種復古浪潮開始湧現。為了修復文化傳統，「儒學熱」「讀經熱」和「大師熱」開始大肆流行，形成以儒學為骨、道家為肉、醫家和氣功家為肌膚的國學體系，其基本特徵是：第一，大力倡導國家主義，試圖仿效董仲舒，在朝廷的支持下重建儒家專制；第二，國學倡導者多以「大師」自居，道貌岸然、裝神弄鬼，以叩拜、下跪和個人造魅的方式，製造老式的聖人偶像；第三，各種名目的國學班，從總裁國學班，到幼兒國學班，都收取高額費用，將國學當作高效斂財的工具；第四，把國學定義為「國粹」，藉此否定「西學」，進而否定人類共同的核心價值，以自閉的方式，向狹隘民族主義後退。而以排外為特徵的民族主義，通常是個人自卑情結投射在民族版圖上的結果，它無視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任何優秀的民族文化，均非緣於自我封閉和自我純化，而是對「外」開放和兼收並蓄的結果。

　　「國粹」跟所謂「純漢族血統」一樣，是一個典型的偽概念，它篡改先秦文化，阻止人們探究它的真實起源。對孔子「私生子」身世的追究，曾經引發過一場關於聖賢完美性的認知危機，為此，聰明的「國學家」拒絕發出這樣的追問：老子的「老子」究竟是誰？也拒絕追問莊周的「莊家」究竟是何方人氏。而我們的研究已經表明，先秦諸子百家，大多有其深遠的「境外」背景。例如，道家的主要思想來源，是印度吠陀文化，而墨家的核心思想，跟希伯來宗教有極為密切的聯繫，陰陽家鄒衍的思想，其「陰陽論」來自印度吠陀哲學，「五行說」則來自波斯祆教，如此等等。沒有那些重要的外部思想啟示，就不可能形成國學和國粹的文化內核，更不可能出現先秦文化的興盛與繁榮。

　　先秦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強烈的開放特徵，是因為在漢代以前，國族敘事的原則尚未建立起來，東亞地區跟中亞、南亞和西亞，形成了重大的「亞洲文化共同體」。東亞文明不是孤立自足發生的事物，而是這種文化共同體的一部分，並由共同體中多種文化原型所塑造。所謂「國粹」的真相，在於它吸納了當時全球文明的精華，並加以改造、深化和本土化，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體系。而軸心時代以後，從兩漢、魏晉、唐宋到明清，中國文化仍然置身於活躍的世界交換體系之中。儒釋道三大思想體系中，至少有釋道兩家具有顯著的「域外特徵」，占「文化總量」的三分之二。

　　導致這種東亞文明開放性的原因，在於東亞政治地理的特殊結構。五千多年以來，在整個亞洲版圖上，基於頻繁的戰爭，由西向東地形成逃遷式移民浪潮，這個浪潮推動了器物和文化的交流，尤其是推動了先進的西亞（西南亞、南亞）文化向東部的流動、傳播和植入。這個前赴後繼的移民浪潮，受到太平洋的嚴重阻攔，只能像泥沙一樣減速、停止並沉澱下來，堆積在東亞地區，形成豐饒的文化堆層，刺激本土文明的發育和生長。這個偉大的歷史進程，總是遭到本土文人和史學家的誤導，在他們眼裡，這是落後的游牧民族對先進的農耕民族的進犯與傷害。直到今天為止，人們還沉浸在這種文化自大的歷史幻覺之中。

　　作者為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

胡說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