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十個法國將軍 比不上一個李壞事

　　【核心提示】：在中法戰爭以簽訂有利於法國的條約結局之後，左宗棠對當時主和的李鴻章作出以下批評：「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　　1901年，李鴻章在屈辱中辭世。這位晚清顯赫一時的人物，身前和身後都遭詬病。在他死後一百多年的今天，人們對他的評價仍是毀譽不一。毀之者往往總是把他和中國近代歷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聯繫在一起，諸如甲午海戰的失利，《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的簽訂，等等。由於對這些事件負有直接責任，他不可避免地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進而成了某種國家落後的象徵，是「投降派」和「賣國賊」的典型代表。譽之者認為，他是近代中國的一位「愛國者」，是「晚清近代化事業的主要開創者」，是「一代先進知識分子的凝聚中心」。那麼，李鴻章究竟是「愛國者」還是「賣國賊」？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實際上，對於李鴻章既不能簡單做出判定，也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當年的所作所為，更不能一罵了事。　　要認識和評價李鴻章，必須弄清以下兩個前提：　　一是李鴻章本人所處的時代背景。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轉型時期。而這樣一個過程，又是在中國被動落後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鴉片和洋槍大炮軍艦，逼迫中國實行所謂「門戶開放」的。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變局當中，社會上各個階層、各種身份的中國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說法和方案，試圖尋找出一條強國富民的理想道路。這時候，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國內太平天國運動，一個新興的統治階級改革派——洋務派，從清王朝統治集團的高層產生出來。他們接過傳統儒家經世致用的旗幟，提倡和標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力圖挽封建末世的狂瀾於既倒。所以，這樣的一個改革派，也可以稱之為封建統治的「補天派」，因為他們雖然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層面上，無法觸動封建社會體制的根本痼疾。　　由於洋務派的領袖人物們掌握了從中央到地方相當大的一部分權力，所以洋務派在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早期改革舞台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成為眾多改革派別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務派內部，又分成眾多的集團，如中央的文祥集團，地方的曾國藩、左宗棠兩個湘系集團以及後起的張之洞集團。其中，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是這些集團里實力最強、興辦洋務成效最大的一個。李鴻章，可以說是一個伴隨著近代洋務運動潮流而產生的標誌性人物。由於他所具有的權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時代的慈禧、赫德三個人交織構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滿漢中外各項決策的關鍵性歷史人物。　　二是李鴻章究竟幹了一些什麼事。從1862年當上江蘇巡撫起，李鴻章在晚清社會政治舞台上縱橫捭闔，活動了整整四十年，其時間之長、涉及的領域之廣、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時代的政治家所無法比擬的。他先後擔任過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從1870年起，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裡一直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文華殿大學士，是清朝政府高層參與決策、執行決策的重要人物。在軍事上，李鴻章是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創始人，開了中國軍隊近代化的先河。他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近代意義上的海軍和一系列軍工企業，為中國工業打下最早的基礎。在經濟領域，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鴻章一個人就辦了前三個，後來他還辦了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等，並且率先倡導在中國修建鐵路。可以說他在洋務活動中，創辦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鴻章的自強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兩個留存至今的近代企業——江南製造局和輪船招商局。江南製造局採取中國人擔任領導，聘請外國技師；而輪船招商局作為民用的服務企業，則是純粹的華人企業，它的章程里特別規定不接受外國資本。相比之下，江南製造局由於模仿生產西方的船隻兵器，受國外的影響更大，而輪船招商局由於採用了股份制，在組織結構上更先進。它所採用的洋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體的組織生產的方式，一直為後來的民族工業所襲用。從細節和局部上看，李鴻章採取的措施是先進的，代表了未來中國發展方向的。但就他們所想達到的中國「自強」的目的來說，在當時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李鴻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為清王朝服務，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統治和現有的政治結構，這就意味著他所倡導的「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防禦性的現代化，是沒有實現可能的。梁啟超說李鴻章「只懂洋務，不懂國務」，可謂一語中的，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後的一面，也是他個人悲劇性人生的來源。在外交領域，從十九世紀70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經辦了許許多多的對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等等。《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絕大部分對外條約都是由他出面簽訂的，以致在當時外國人的眼裡，李鴻章就代表著清朝政府，甚至只見李鴻章而不見清朝皇帝。其實，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李鴻章就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縮影，不了解李鴻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國近代史。

　　先來看看一些著名人物是如何評論李鴻章的。　　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是李鴻章的政敵。他們在1895年成立強學會，堅決拒絕李鴻章參加，不屑與之為伍!1901年，李鴻章在《辛丑和約》上簽字後不久，便在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啟超立即寫了一本書，叫《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評論了這個期間的大事和李鴻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尋味的話：「若夫吾人積憤於國恥，痛恨於和議，而以怨毒集於李之一身，其事固非無因，然苟易地以思，當夫乙未(1895)二三月、庚子(1900)八九月之交，使以論者處李鴻章之地位，則其所措置果能有以優勝於李乎!以此為罪，毋亦旁觀笑罵派之徒快其舌而已。」因此，把「漢奸」、「賣國賊」的帽子往他頭上戴並不合適。　　梁啟超不愧為史學大師，這些話至今仍值得人們深思。以《辛丑和約》來說，實際是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的一紙投降議定書。這怪誰呢-李鴻章是奉命收拾殘局，所有條款都經朝廷同意，他沒有背著最高統治當局出賣過任何國家權益。如果要追究責任的話，應該清算的是慈禧及其操縱和支持義和團的愚蠢官員們的誤國大罪。列強的侵略和欺凌是應該反抗的，但國際法傳入60年後，不管有什麼理由，用義和團那樣的方式去對待外國人和外來事物是完全錯誤的。對下層民眾說來，這是愚昧的愛國情緒惡性大發作。只要清政府善於引導和制止，本來可以避免發展成為一場彌天大禍。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們卻要煽動與依賴這些無知之民同列強「一決雌雄」、「張國之威」(《宣戰詔書》，光緒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李鴻章當時是兩廣總督，禍亂的興起與蔓延都在華北，他對朝廷的荒唐舉措是堅決反對的，有什麼理由要苛責李氏呢-　　我們不妨再來聽聽張之洞的意見。張、李政見常相齟齬。譚嗣同曾一再引用他對李鴻章的評語:當時朝廷內外對西方軍事、內政和外交「稍知之者，唯一合肥（李鴻章）。國家不用之而誰用乎-」他們既是同時代人，又是頗有見識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門生故舊，這些親身觀察所得頗值得後人重視。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爭，以及對國防政策之歧見，與李鴻章素來不睦，甚至勢同水火。在中法戰爭以簽訂有利於法國的條約結局之後，左宗棠對當時主和的李鴻章作出以下批評：「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凈室，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說：「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勛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沖，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唯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李鴻章去世前曾留下這樣的遺詩：「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李鴻章去世後，當時有人用「權傾一時，謗滿天下」來形容他。他雖然已去世一百餘年，但仍是百年沉浮，蓋棺不能論定。而對他的評價爭議最大的，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國內戰爭中鎮壓農民起義，用鮮血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這當然是歷史上任何一個像李鴻章這樣的封建統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污點。值得探討的是，在內戰烽火中發跡起來的這部分地主階級經世派官僚，在面對強敵環伺、外侮日亟的形勢下，從軍事近代化做起，開始了「自強應變」的洋務運動，這是時代潮流的使然。借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革命的鎮壓者變成了它的遺囑執行人。二是如何看待李鴻章在主持洋務活動中的「賣國」。洋務又分經濟建設和外交活動兩大類，隨著近年來海內外研究的進展，學術界對他在洋務———近代化建設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基本予以肯定；而對於外交活動、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對外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則眾說紛紜，褒貶不一。其中疑點最大的，是他在簽訂《中俄密約》和中東鐵路交涉時，是否收受過俄方的賄賂問題。前不久，學者馬忠文，經過旁搜博證，寫出《旅大交涉中李鴻章、張蔭桓「受賄」的疑點》，予以廓清，認為李張二人不可能接受賄賂。此事尚待進一步求證。再比如馬關簽約，「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李鴻章從此背上賣國的罵名。可是目前的研究顯示，李鴻章在談判中無論大事小事，都用電報向國內最高當局請示，所謂「商讓土地」即割地之權，也是早經授予的；至於賠款數額，由於我方密電碼早在戰前就被日方破譯，因而二萬萬兩賠款的底線早被日方掌握，李鴻章無論如何在談判桌上辯爭也無濟於事，這只是科技不如人，落後必然挨打的鐵證。　　「權傾一時，謗滿天下」這八個字的評價很形象。因為李鴻章掌握了相當一部分的權力，而中國又是一個弱國，常言弱國無外交，在外交上他無論如何絞盡腦汁，總逃不脫受制於列強的命運。當然，李鴻章本人在如何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用人舉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點，講裙帶關係，任人唯親，不敢越封建體制的雷池一步。歸根結底，因為他畢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麼說，李鴻章總是他那個時代處於朝野內外各種矛盾和旋渦中心的一個關鍵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對近代社會發展的影響，都十分明顯地擺在那裡。　　本文摘自：《被誤讀的中國曆》，作者：羅文興，出版社：中國檔案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