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華夏

一、危機？轉機？公理：對走下坡路的註定覆亡的事物來說，不僅不會有效採納任何好的改良措施，而且往往會接受加速自己衰亡的措施，就像註定失敗的人，一定是剛愎自用一樣，命運註定的事，人力是無法改變的。晚期明朝是外表和物質繁榮，精神腐爛變質，在這方面，明朝還比不上宋朝，只要比一比明宋兩朝士大夫投敵叛國的數量，即可見分曉。當一個國家/社會精神腐化敗壞時，說什麼都沒有用，因為已經沒有任何可能來挽救這個國家/社會沒落敗亡的命運了。悲觀主義者在即將到來的混亂中，看到是絕望；而樂觀主義者，則看到的是希望。每個國家都不能避免完蛋的命運，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是長生不死的。但只要具有重建的決心和勇氣，即便國家完蛋，我們也可以重來，德國經歷過數次國家完蛋的命運，後來不是照樣崛起了嗎？俯瞰人類社會歷史，一旦原有的社會秩序遭到破壞或瓦解，都會導致社會發生的巨大動蕩或巨變，而作為下層的百姓，往往是這種變化的犧牲品。但是，上帝不喜歡看到紊亂的秩序，所以破壞的秩序需要被重建（這就是「亂世出英雄」的道理），而這個重建秩序的人，即是最後的勝利者。人類歷史上的任何國家，都有治亂循環的周期，區別只在於治亂時間周期的長短不同而已。能看清社會的發展趨勢，並因勢利導、順勢而為的人，是先知先覺的英才人物。這個世界本來是一個二元複合體，沒有破壞就沒有創造，沒有推到就沒有重來。對創造者和秩序締造者來說，危機和紊亂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能力和魄力去應對危機和紊亂。上帝要求他們：不僅要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埋葬一個舊時代，更要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創造一個新時代。任何的外來物，都不過是表象，自我的創造力，才是最重要的。外來物的作用，不過起一種「激發創造的靈感，和提供現成材料」的作用罷了。外部的影響力，和自身的創造力，是兩個概念，如果自身缺乏創造力，就是外部影響力再大，也起不了決定性作用。說白了，缺乏創造力，就是提供再好的思想與技術，也不會產生任何有價值的成就。所以說，自身的創造力，是本體，外來物，是客體，本體第一，客體第二，這個順序，是不能顛倒的。所以說，要靠自己，要培植自身的創造力，而不是靠別人，靠外來物。如果把一國比作生物有機體，那麼其ZHENGFU就是大腦，對生物有機體尤其是動物來說，大腦和軀體是必須相匹配與協調的，這樣動物有機體才能活動自如，充分發揮肌體的能量，適應生存環境。而如果大腦與軀體不相匹配與協調，那麻煩就大了，這樣不僅不能有效發揮肌體的功能，反而連生存都成了問題。回到國家上來，現在正常的西方發達國家，相對來說，作為大腦的ZHENGFU，和作為軀體的國家，是比較匹配與協調的，所以，人家沒有生存之憂，能很好地適應這個國際社會。但反觀我國，大腦與軀體是否匹配與協調，這是有疑問的，要不我們也就不談什麼政治體制改革和反腐了。所以說，要想成為正常的大國強國，我國需要先解決上述問題，否則，談什麼戰略，都是扯淡。內部實力積累不夠，最好不要盲目向外擴張，有多大的實力，做多大的事。而且，當本國的內部問題重重，就好比一個人染上重病，如癌症，非要動手術不能治癒，這個人正當壯年，身強體壯，在癌症初期，就動手術將其切除，則身體將很會復原。假如，這時候不以為意，反倒向外透支體力，等到年老力衰，癌症已到晚期，再想到動手術，那可能是一動就要命。所以說，要動手術，要趁身體強壯、病症初期動；要改革，要趁國家強壯、病患初期改，這樣，才能起到應有的效果。穩定當然是大前提，但是穩定之後，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以保持長遠而持久的穩定，這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穩定，是不是能讓社會全體受益？如果一個社會，一小部分人得到大部分財富，得到穩定的大部分益處；而大多數人得到小部分財富，得到穩定的小部分益處，這本身，即使在穩定中製造不穩定。因 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社會的不公平會造成這拿到較少利益的大部分人的不滿心理，人心不滿則思變，思變則不穩，不穩則會破壞穩定。因為存在不穩因素，所以需要維穩，但由於維穩重在維或維持，而不是治或治理，故而治標不治本，也就陷入了越維越不穩的怪圈了。所以，追本溯源，穩定的內核是：公道、正義、和平等。如果做不到這三點，而奢求穩定、高喊穩定，其可得乎？制度的推倒重建，就如同建築的拆除重建，如果建築沒有到達使用壽命年限或成為危險建築非拆不可的程度，那麼對其改造延長其使用壽命，從財富成本收益角度來講，最有效率。同理，制度如果沒有到達非推到不可的地步，制度改良，從社會成本收益角度來講，最為可行。當然，這其中對於是否拆除重建或推倒重建的判定，是關鍵中的關鍵，至於誰能判定？誰有資格判定？或許，只有上帝才知道。不過，作為主動方的ZF，雖然無法準確預知自己未來的命運，但是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進行預防性社會改良，比坐等不可知命運的來臨，要強的多。如果不進行任何改進，而一味逆勢而為，最後到迷信武力維持自己統治地位的地步，恃武者滅，那就離覆亡不遠了。我國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內外都有，但是內部問題，是主要問題，是重點，外部問題，是次要問題，是次點。現在的我國，不是一戰前的德國，卻更像一戰前的俄國，國內問題不重點解決，而把注意力放在國外，未來前景不樂觀。我國現在是內憂外患，最大的內憂是人口紅利吃光，資源消耗型、耗能型、低技術勞動密集型、出口驅動型產業已經走到了頭，給國內遺留下大量如環境污染、吃飯、醫療、養老、社會公正等等難以解決的問題，加上難以遏制的侵蝕社會肌體的「癌症」腐敗，我國的前途可以說，非常不確定。民生三大問題（住房、看病、養老）、教育、環保，產業升級、還有最重要的廉政問題，是困擾我國的幾個重大問題，這些重大問題不解決，我國難以走上正常國家的軌道。現在，腐敗正侵蝕國家的肌體，而且，國家欠缺消化能力，不能消化回歸的港澳地區，說明了制度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統一台灣，應該到制度進一步完善之後，才能水到渠成。我國現在是國內治理，還遠未完善，談國際治理，那是奢望。因此，我國現在的首要著重點，是內部治理，而不是外部擴張。我國現在實在是難，雖然表面繁榮，但由於缺乏最起碼的精神思想基礎、和信仰制度的支持，以及未能在技術上自立，我國的經濟增長僅僅是有名無實的「紙老虎」。我國的國內危機正在孕育，不久或將爆發，水災、地震、旱災等等只是前奏，而此前竟然還有人公然奢談崛起，實在是不自量力。驕奢淫逸，從來都是亡國的不二法門。驕——自大驕狂，奢——腐敗浪費，淫——縱情聲色，逸——不思進取，有此四大瘟神助力，衰落滅亡是遲早的事。現在的我國，雖然處於和平年代，可是形勢和五胡亂華之前的時代，仔細一看，幾乎沒有什麼兩樣，我們不能被承平日久的靡靡生活表象所迷惑，而忽視了越來越迫近的巨大的民族危機！但正是在危機中孕育著重生的種子，巨大的危機，同時也意味著巨大的轉機。轉機的希望在種子身上。種子是最脆弱的，但是種子的生命力卻是最強大的；嬰兒也是最脆弱的，但是嬰兒的生命力卻也是最強大的。種子蘊含著內在的生命力和內在的活力，而內在的生命力與內在的活力，比其它一切都重要。願望雖然往往是美好的，但是，現實卻常常是殘酷的。我們是理性地去面對殘酷的現實呢？還是去感性地去面對美好的願望呢？理想的選擇是：懷揣著美好的願望，去理性面對殘酷的事實。希望，產生於絕望；秩序，產生於混亂；黃金，產生於泥沙；精英，產生於大眾。未來，只要出現有志於民族、人民、國家的精英群體，就有希望。在危機之中，將會崛起真正的華夏英雄，而隨後，重建信仰、復興傳統、重生文化，歷史將驗證華夏偉大而光榮的重生。

二、信仰的復興宗教信仰之所以成長期存在，乃在於解決了人們核心精神的需求，這是任何短期精神信仰，所難以比擬的。而任何思潮、思想、主義等等，作為短期精神信仰，只能解決人們現實的功利精神需求，而無法解決核心精神需求。所以，它們被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而無法取代宗教信仰在人們精神上的絕對統治地位。宗教和種族之間的內在關係望需要好好研究，二者有著必然的內在的深刻聯繫。種族特性與宗教特性是相吻相合的，例如，北歐日耳曼人信奉新教，南歐拉丁人信奉天主教，東歐斯拉夫人（主要是俄羅斯人）信奉東正教，中東、北非阿拉伯人和突厥人信奉回教，東亞人（包括東南亞）信奉佛教，等等。宗教是提供一種精神上的感召力，這種精神上的感召力對處於無組織狀態的飢餓的農民或走投無路的讀書人來說，能發揮無與倫比的粘合力，使數十百萬烏合之眾凝結成一個堅強的整體，從而產生拍山倒海的力量。重建信仰是必須也是有用的，因為宗教在人民的精神生活中有著無可取代的作用。宗教信仰是人們的精神寄託之所在，只要人民的信仰空間得到本土宗教的填充，就不容易被外來的精神信仰所侵佔，這是重建信仰的的根本目的。中國缺乏系統而完整的宗教與神話，但並不表示中國的先民沒有對宗教和神靈的崇拜，中國古人崇拜上天、上蒼、上帝或天帝，要不古代王者為何自稱天子呢？國語 卷一 周語上「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孔子作為我國的文聖，其理論側重倫理道德，這和真正的信仰，不是在一個層次。因為倫理道德更重在現實世俗社會的應用，而不是添補超現實精神領域的真空。孔子不信神，這一點，就決定了儒家理論不能成為真正的信仰和精神的寄託。要佔領精神陣地，非需要貨真價實的宗教方可。目前我國人民的精神空間，正面臨基督教、回教、佛教的強勢入侵，為了有效抵禦三教的侵略、維護華夏的正統，非扶持、振興華夏本土宗教道教不可。華夏本土的道教，在與外來的佛教的千年對抗中，屢屢處於下風，原因何在？源於漢朝以後的道教與先周時代上古道教形成了一個斷層。如果說先周時期的道教是正宗（大宗），則漢後道教即是小宗。小宗以《道德經》和《南華經》為經典，而正宗則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為經典。道教正宗的經典，即天子太史之圖籍，由於在春秋時代迷失，致使道教正宗為之中斷，道教小宗隨之興起。欲復興華夏道教，應該將道教從小宗轉到正宗的信仰上來。為此，重新定義正宗經典，即成為當務之急。三墳，三皇之書,伏犧（羲）、神 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為了整合佛教，需要為《彭祖化胡考》和《老子化胡經》正名，同時也不能忘記昆崙山聖山，昆崙山在華夏古道教中的地位，一如奧林匹斯山之於希臘神話。任何的宗教，都有本教的經典作為宗教的物質載體和精神釋義。欲復興華夏上古道教，在下的觀點是：上古的《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才堪為華夏上古道教的經典，其地位，即相當於《舊約》與《塔木德》之於猶太教，至於周禮和諸子，似乎還難以達到這種地位。上古道教精華的零星片段，散失於後世的著作中，不過也保留了其完整的部分。在下認為，《黃帝四經》和《黃帝內經》，應該是《三墳》之中的黃帝之書的一部分；夏商周三代易經，和陰陽之說（包括太極陰陽圖）應該統歸於《八索》或《三墳》之中的伏羲之書；而《山海經》和《禹貢》，應屬於《九丘》的範疇（只不過前者言大九州，後者言小九洲而已）；河圖、洛書、八卦、太極圖，是華夏上古道教全部教義的源頭，也是華夏文化的源頭。華夏精神欲要重生，《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必將重現於世。華夏古人有三大祭祀，即祭天地、祭鬼神、祭祖宗。華夏先人信仰靈魂不死，祖先們雖然人已入土為安，但是祖先們的靈魂仍舊會在冥冥中保佑自己的子孫後代，尤其是周王朝之後，更是加強了祖先的崇拜和祭祀，祖宗祭祀的場所太廟, 在周人心目中具有無比崇高地位。華夏先人信仰靈魂不死最有力的證據，就是我們常說的「在天之靈」這四個字。再結合先秦時代，如在重大祭祀活動前，有先沐浴更衣和齋戒的習俗。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齋戒，並不是佛教的專利，因為在華夏的先秦時代，人們早已齋戒。先周時代，信仰天地、鬼神、祖宗，周代殷，周公制定周禮，將信仰加以改變，變為信仰天地、祖宗，把鬼神信仰逐漸剝離，所以中國古代的宗教和神話，在中原地區幾近絕跡。周天子，是信天仰祖，天在前，祖在後，而不僅僅是祖宗崇拜信仰，郊祀上帝，這是周天子的特權，諸侯各有自己的神社，用以祭祀山川鬼神，與宗廟並列崇拜。祭祀天帝或上帝，是周天子的特權，諸侯祭祀上天，是違規的，因此史載秦文公僭祀上帝。但是，周天子重祖宗而不是鬼神，也是不爭的事實，為何如此？乃在於姬周能成功登上天子之位，實在是拜祖宗的勤奮恩德所賜（當然更是拜上天所賜），說白了是與祖宗的奮鬥分不開的，祖宗重於鬼神，祖宗排在鬼神之前，上天之後，這是周天子時代拜祭的排序。基督教在中世紀歐洲佔據正統統治地位，毀滅了北歐異教信仰，周代禮教佔據正統統治地位，毀滅了古華夏宗教和神話，這是一種驚人的類比。子曰，怪力亂神，吾不語也，通過推崇克己復禮的孔子的這句話，可以從側面推出以上的結論。而儒家，則是片面的繼承了周代祖宗崇拜的部分，把上天崇拜和鬼神崇拜，基本上完全捨去，這就造成了，推崇仁義忠孝的儒家或儒教，基本上變成了一種宗族倫理觀。後退到西晉代魏，本來對士大夫來說，忠孝忠孝，忠在前，孝在後，忠孝不能兩全，舍孝取忠。但是司馬氏以不忠取得天下，自覺無言張楊忠心，因此，就把孝推到了前頭，為孝忠，孝在前，忠在後。因為司馬氏的西晉推崇顛覆的傳統倫理、不切實際的孝忠觀，而不是正統忠孝觀，負面效果很快顯現，司馬氏王室之間的自相殘殺、引來五胡之亂，即是活脫脫的教訓。精神信仰對締造長久穩定的社會有著難以估量的作用。在先秦時代，華夏人是有著超現實的精神信仰的，華夏中國也有樸素的神話，王朝的統治者自稱天子，但是一直沒有成功將自己和宗教信仰完全掛鉤，即把自己神化，所以，出現了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的世代更替現象。而後秦時代，由於焚書坑儒和儒家的獨尊，華夏原始的宗教信仰被邊緣化。王朝的統治者，已經難以從宗教信仰中為自己搜尋權力神聖化的源泉，只能從儒家的思想中找尋理論依據。而這種依據，是容易被權力顛覆的，其作用，遠沒有宗教信仰的敬畏，維持的長久。日本萬世一系之所以延續下來，與日本杜撰的天皇乃神族後裔的神化傳說，是分不開的，日本人，對天皇，感到更多的是敬畏，敬畏能長久。日本民族具有單一性和神道教信仰，說白了，日本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天皇即國家，天皇即民族，「朕即國家」，天皇即是國家，民族的精神象徵。而中國人，對王朝的皇帝，感到更多的是恐懼，恐懼不能長久。陳勝：王侯將相，寧有種呼？項羽：彼可取而代也；劉邦：大丈夫當如是也，等等，已經說明了，中國的皇權，在普通民眾眼中，不是神聖的，也不是令人敬畏的。既然中國皇室既不神聖又令人恐懼，那麼中國王朝也就不能實現秦始皇所夢想的那樣，「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而是不斷的改朝換代了。華夏創世史詩《黑暗傳》的發現，讓我們找回了久已失去的遠古信仰和神話，《黑暗傳》在華夏種族精神上的地位，相當於《埃達》在日耳曼種族精神上的地位，《黑暗傳》作為民族瑰寶，需要回歸其應有的地位。佛教和道教早晚會歸一的，因為二者的教義大同小異，西晉道士王浮撰的《老子化胡經》就是二者歸一的紐帶，而釋迦牟尼的種族屬性也是華夏種族，韓國人已經早於國人進行了這方面的研究。為了更進一步展現華夏上古道教的優越，我國需要為《彭祖化胡考》正名，這樣憑藉這種產生宗教創始人的優越感，華夏上古道教，將實現新的復興。關於華夏精神信仰的復興，在下的思路，僅僅是個人思路，復興道教，通過確證三黃之書，將道教始祖確定為三皇，這是第一步；通過為《老子化胡經》正名，將佛教歸入道教名下，這是第二步；通過考證並確定《彭祖化胡考》，將婆羅門教和佛教創始人歸入華夏人彭祖頭上。這樣華夏就能確立對印度的一種文化優勢，同時，為我們在文化上整合信仰佛教的東南亞國家打下了基礎。當然，未來複興的華夏精神信仰，重點不在佛教經典，而在道教經典，因為佛教信仰經過「胡化」，是專門為胡人建立的信仰，已經不在「純潔」。所以，雖然我們可以對其進行「提純」，作為華夏外圍信仰，但是，華夏精英，必須信奉純粹的道教經典，這一點，應該是毫不含糊的。儒教的精華在於王道，我們斷不可棄，而只能加以改造，以作為未來道德倫理的基礎，信仰則是天道，兩者是互補的。說白了，經過改造的儒家學說以後不再成為一種信仰，而是一種道德倫理規範，實際上，儒家學說本來即如此。道德和信仰是分不開的，信仰高於道德，道德生於信仰，道德支撐信仰。整合三教、重建信仰，是華夏信仰復興的口號，而《黑暗傳》，則是三教整合的基礎和紐帶。

三、宗教和理性事物的本質，往往得之於人類的抽象思維，所以，哲學的高度代表了智慧的高度，只要對比一下哲學，就能顯示智慧的高低。思想的深刻，集中體現在悲劇和哲學的成就上，古希臘和德意志，是盛產悲劇的國度，更是盛產哲學家的國度。這兩國，一個是西方哲學的開創者，一個是西方哲學的集大成者，一個代表了西方西方哲學的最早成就，一個代表了西方西方哲學的最高成就。西方理性思維方式的最高成就即是哲學，西方哲學的最高成就是德國的哲學，這種思維方式的基礎是理性，康德和黑格爾是理性哲學的集大成者，二人構建的哲學體系可以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所以推崇德國人的著作，實在是因為日耳曼德意志人具有絕佳的抽象思維能力，其哲學成就之高，其它種族難望其項背。但是，理性並不是解釋這個世界的唯一工具，還有直覺與頓悟，這是東方人的思維方式。佛家曰悟，道家曰參，儒家曰格（格物致知），其理大抵相同也，因此，東方的哲學大都帶有神秘主義的色彩。當然，在西方，以叔本華、尼采等為代表的非理性哲學的興起，也在預示著理性哲學已經走到盡頭了。在在下看來，西方的理性將哲學和宗教分離開來，造成人的精神上的二元化的分裂；而東方的神秘主義則是宗教和哲學的結合體，是將人的精神統一起來的，這是二者最大的區別。將來，哲學和宗教或許會合流，我們常聽到「萬教歸一」的說法，大抵與此意相同，這或許是人類文明最終的命運。宗教教義本身，是一種思維認知的產物，最原始的宗教經典文本，反映是創造這個宗教的民族/種族的思維認知模式。對宗教教義的理解，是另外一種思維認知的產物，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同樣的宗教，在不同的民族/種族那裡，會有不同的理解，會產生派系之爭。這也可以解釋同樣信奉聖經，為什麼會有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的差別。西方人的思維範式，只不過是用來作比較的一種通行標準，之所以通行，乃在於現在西方文明佔優勢，但是通行，不等於絕對。思維範式，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只有實用/有效與否之分。眾生平等，上帝是公平的，上帝賦予不同民族/種族不同的思維範式，是有著深刻的用意的，作為被創造者的人類，不宜妄自去揣測。先有精神或靈魂還是先有人？這個問題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樣是個未解之謎。聖經中記載上帝首先創造萬物，最後才創造的是人，而人是由泥土造成的，為了使人具有精神，上帝將自己的靈氣注入人身體中，人就具有了靈魂。所以說，人是感性理性、物性靈性的結合體。理性分抽象理性和工具（實用）理性，華夏民族自秦以後工具理性居多，抽象理性不足，儒家是工具理性的典型代表，因此，我國自秦就沒有出什麼偉大的悲劇作品和哲學思想。屈原的悲劇作品，代表了華夏悲劇的最高成就；而黃帝四經和老子的道德經，也代表了華夏哲學的最高成就。理性可以表現為自控和自製，而感性則涵蓋激情，二者都是我們需要的。只有純粹的理性，那我們將一事無成，完全成為規則和邏輯思維的奴隸；而純粹的激情，則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在理性引導下的激情，才是我們最需要的。如果把人比作汽車，那麼激情，是我們前進的引擎和動力，而理性，即是羅盤和剎車系統。二者只有契合在一起，我們的汽車才能正常行駛。人是理性動物，更是感性動物，從另一種角度上說，正是激情和狂熱創造了歷史。因為激情和狂熱是生物體內部生命力爆發的外在標誌。要知道，生物體只有處在激情時刻（發情）才能創造生命。即使是理性的思考也需要動力，那也是來自於激情，只不過是將激情的動力加以轉化罷了。民族主義是一個民族具有激情的體現，說明這個民族還有旺盛的生命力，當一個民族完全喪失了民族主義之後，作為民族，他已經進入了生命的暮年。誠然，盲目而極端的民族主義會造成巨大的破壞，一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但如果用理性來引導和支配民族主義，那麼，民族主義將完全成為一種良性發展的動力，如美國和以色列的民族主義。保持理性實在是理性國家和理性民族的最基本的特徵，理性是文明社會的首要特徵。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獨立的觀點和原則，但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國家利益和愛國主義面前，不管左右還是中，都必須保持一致，這才是最大的理性。觀點不同是正常的，出現爭論更是正常的，爭論結束之後，如果行動不一致，那就不正常了。所謂的理性，從更高意義上指的就是服從，服從整體的需要，說白了即是集體主義精神，這種精神是猶太人所具有，而為華夏人所欠缺的。請看以色列，不管工黨和利庫德集團在吵的如何凶，觀點如何不一致，但在維護以色列的生存和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們之間是大同小異的競爭，而不是涇渭分明的對立。凡是鼓吹左右完全對立的人都是別有用心的人，那種將內部仇恨看得重於一切的人也是極端的非理性的人，我可以在這裡說：未來的中國需要的不是這類人。事實不是一成不變的，人的思想也是可以變化的，過去的事實不等於現在的事實，那種鼓吹事實實際上就是對立的人是很有問題的。如果說時間是一條直線，現在就是一個點，過去是點左邊的射線，未來是點右邊的射線，只有過去才能稱為客觀現實，而現在永遠是個動態的點，因為時間永遠在流動，現在只能是一剎那。

四、文化的復興文藝復興的源泉，是古希臘文化；華夏文化復興的源泉，是先秦文化。歐洲文明是在傳承中創新；中國文明是在傳承中守成。沒有所謂的中華文明，準確的說是只有華夏文明，華夏文明的復興，應該基於華夏的古典文化，一如古希臘文化之於文藝復興，華夏的古典文化應該追溯到先秦時代，或更久遠的三皇五帝時代。華夏文明涅槃需要的不僅僅是謙虛和學習，更需要的是文明的再創。不是複製西方的文明，而是基於華夏古老傳統文明的再生。復興傳統文化和文化創新，二者是不矛盾的，所謂的復興，並不等於復古，而是在古人智慧基礎之上的創造。文藝復興，打的旗號，是復興古希臘羅馬的精神和文化，但是結果，卻是一個嶄新的創造。復興先秦文化，與文藝復興的意義和內涵，是一樣的。為了建立一種新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是應該有所否定的，不推翻舊房子，又怎麼能建立新房子呢？當然，舊房子的材料，如果有用處，也是可以利用上的。否定以儒家為主的後秦文化，中國才有文藝復興，正如歐洲的文藝復興是對中世紀宗教一統天下的否定一樣。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否定是相對的否定，不是絕對的否定；是為了創造而否定，不是為了否定而否定。對儒家建設性的批判，即是否定；至於肯定的方面，「儒家持王道之末端」，「如果說儒家對於保留中華之古典文化有重大貢獻，確實不假，儒家之文化實質上就是周及以前聖人之經典。」 儒家的主要貢獻在於保存了一部分先秦經典，不過僅僅是部分。我們對三千首的《詩》，經由孔子之手，變成三百首的《詩經》，深感痛惜；然而，痛惜的還不止於此。華夏文化的源頭，應該首推上古河圖、洛書、太極、八卦、《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古書亡軼代表華夏古文化的衰落。而先秦諸子的學說，不過是對華夏古文化精髓的發揮而已，但從本質上看沒有超越前人，儒家只是諸子之一，沒有資格代表華夏文化。華夏文學的最高成就是《詩經》、《楚辭》；華夏史學的最高成就是三皇五帝之書和三代之書（《夏書》、《商書》、《周書》），可惜已經亡佚，但《尚書》能略見一般。其此諸如《國語》、《國策》、《春秋》，遠優於後世史學著作；華夏哲學、政治學的最高成就，體現在先秦諸子學說上，後世沒有超越。中國文化的復興在下認為必須從發掘源頭開始，《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加上河圖、洛書、太極、八卦(《易經》)、還有《黑暗傳》、是我國文化的起點和源泉。語言的載體是文字，思維成果的載體還是文字。實際上，文字代表了不同種族各自獨特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理念，一個種族的文字是自己所創造文明的獨特表現形式。改變文字，也許就意味著要改變人。恢復繁體字、和簡體/繁體並用，是未來中國實現「文藝復興」的重要步驟之一，很難想像，應用不適合國人思維的拼音字母能對文化的復興起到任何的好處。在下認為，為了簡便、快捷，而主張漢語拼音化，純粹是一種急功近利的做法；而找不到與字母單詞相應的漢字詞語，那之只能說明創造力的缺乏，許多現代英文單詞不是新創的嗎？如果連英文國家單詞創新的速度都跟不上，還談什麼創造和超越？華夏文明有自己的獨創性，單以發明為例，中國古代有五穀之說，無一例外均產自本土；中國又有六畜之說，也無一例外均產自本土；黃帝發明舟車，蚩尤在首山煉出青銅，古書上早有記載；還有後世的四大發明，等等，華夏文明的發明成果，為人類的發展進步，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漢族的祖先華夏種族，曾經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文明，而且，華夏種族遍布幾大洲，蘇美爾人屬於華夏種族的分枝，印第安人也屬於華夏種族分枝，佛教的創立者釋迦牟尼也屬於華夏種族。華夏種族最早的分布區域在上古《三墳》、《山海經》中有所體現，我們在鄒衍的大九州說中也能看出一個梗概。過去的輝煌並不能掩蓋現代的不足，讓我們產生自豪感的古代文明不應該成為我們吸收其他文明成果的阻礙。漢唐時代，周邊國家尤其是韓國、日本，是學中文、用漢字的，中國是領先的、是被學習的對象；到了近代，中國人學起了英文，說明我們落後了，中國人需要向英語國家學習。從被學習者到學習者的轉化、從領先變為落後，這對國人來說是一種恥辱。知恥而後勇，才會有進步。現在中國是口頭愛國的人多，實際行動愛國者少，以實踐教育愛國的方式是值得讚賞的。近現代的日本，擁有自立自強的精神，斷然進行國內改革（當然也包括二戰之後的被動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令人讚賞，也確實有許多可效法之處，但是，這並不能彌補日本侵華的罪過。日本必須向中國道歉並反省，要知道，報仇必須是用自己的手，而不能假手於別人，除非別人將敵人置於死地。日本滅亡了嗎？沒有，美國人投的原子彈只是為自己的珍珠港被炸報了仇，日本人被蘇聯人大量折磨也只為日俄戰爭俄國的戰敗報了仇。請記住：你必須靠自己為自己報仇，如此才能成為一個強國。我國怎樣為自己向日本報仇呢？唯有通過精神和文化的復興，使我國在文化、科技、實力上，遠遠超越日本，使兩國之間的地位，重回盛唐時代，日本人乖乖的當小弟和學生，讓日本人心服口服，這樣才是崇高的復仇。英國，歷史上曾經在多次傷害美國，但是現在，不得不順從地給美國當小弟，美國這種對英國的復仇方式，我國將來可以效仿。破壞是為了更好地創造，文化中斷（比如蒙元與滿清時代）不是問題所在，關鍵是文化創造力的中斷，這就無藥可救了。但是，請不要悲觀，只要有我輩在，只要我輩擁有創造力，何愁華夏文化不能復興？何憂華夏精神不能重生？死後也可以重生，就像鳳凰涅槃一樣，以色列的復國和希伯來語的復活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華夏文明雖然經過重創和中斷，但是也不是不可以重生的。華夏核心精神就是先秦精神，重回先秦時代，就是恢復華夏核心精神的宣言。中國知識分子的根本缺陷是以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為主要的精力著眼點，過多的關注自己傳統的弱項和他人文化的強項，只能進一步增加我們改造傳統文化的慾望，這是一種方向性的錯誤。傳統文化是根，我們應該做的是考慮如何弘揚傳統文化的精華和優勢，如何從祖先的智慧結晶之中汲取創造的靈感，而不是大談什麼改造傳統文化。外來文化不管如何的先進與文明，必須與本國的傳統文化相適應，而不是本國的傳統文化變相去適應他國的文明。傳統文化是根，只有把根做大做實，一國的文化之樹，才能枝繁葉茂、屹立不倒。由於我國傳統文化發展出現斷層現象，文化之根有待更新，所以，「復興傳統文化、重回先秦時代」，就成為了文化復興的基調所在。

-----------------------------------------------------------------------------

要打賞，就掃下支付寶二維碼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