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洪華：關於中國大戰略的理性思考

進入專題： 大戰略

　　 中國大戰略之謀劃，應從基本國情和國家戰略資源出發，結合其所面臨的國際局勢，明確本國的基本世界定位及其基本戰略選擇；在此基礎上，確立大戰略的基本趨向，並以此為核心確定大戰略的基本內容及其實施原則，構建大戰略的基本框架。

　　 中國的世界定位

　　 一個國家的世界定位往往源自其國家總體實力，同時與其所追求的國際目標以及國際社會的反應也有直接的關係。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家實力及其國際影響力一直處於上升態勢，儘管不時出現「中國風險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分裂論」的悲觀論調和「中國威脅論」的聳聽「危言」，但大多數戰略分析家所持的預測是中國正在迅速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只是時間問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領導人在諸多場合宣布中國要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並採取具體措施進一步承擔國際義務和責任，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大國作用受到國際社會的更多關注。2006年以來，自美國開始，世界熱炒「中美兩國論」（G-2），中國開始被視為世界大國，尤其是2010年中國GDP規模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經濟強國，使得這一話題持續升溫。關於中國世界定位的爭論，主要集中於中國屬於何種程度的大國上，目前主要有地區大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亞太地區大國、具有世界性影響力的大國、世界性大國、准超級大國等幾種判斷。

　　 關於大國的基本標準，中國古人曾有探討和判定。例如，戰國縱橫家張儀指出：「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山積。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捲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1]以上剖析實際上指出了作為大國的基本標準：幅員遼闊（地半天下）、具有抗衡其它國家聯合起來的實力（兵敵四國）、地勢穩固（四塞以為固）、軍事力量強大、經濟實力雄厚、國內政治清明、制度先進（法令既明，主嚴以明，將知以武）、具有巨大的威懾力（天下後服者先亡）等。關於世界大國的衡量標準，國際關係學者、歷史學家多有涉及。例如，德國歷史學家蘭克指出，一個世界大國「必須能夠抗擊所有其他大國而不敗亡，即使在後者聯合起來的情況下」。[2]時殷弘認為，大國在某區域內或世界範圍內有較廣泛的國外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擁有足夠的綜合國力，平時能夠有效地維護這些利益，戰時則能夠或通常能夠抵禦至少其他兩個區域性或世界性大國的聯合力量，一般來說被別國認為有權利處理本區域或世界範圍內所有重大國際問題和足以影響其他多國安全的國內問題，通常與本區域內和世界上其他大國有起碼的共同利益、共同國際價值觀念、共同規範和共同國際運作機制，從而被視為大國共同體的一員。大國具有參與處理本區域內所有重大國際問題的公認權利，擁有實力、廣泛參與區域或世界範圍內的國際事務並在這些事務上同其他大國有足夠的協調與協作。[3]中國財政部副部長王軍指出，世界強國應具備以下特徵：（1）國家實力強，與同一歷史階段的其它國家相比，經濟更為發達、軍事力量更為強大、文化更為昌明、疆域更為廣闊；（2）對外輻射廣，其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對外擴張和輻射，能夠深刻改變時代面貌，強有力地影響乃至左右世界文明的進程；（3）歷史影響遠，其影響並不局限於某時某地，而是跨越時空、源遠流長。[4]

　　 對照這些參照條件，我們認為，有史以來，中國就是東亞地區乃至亞洲的大國。當然，中國從來未成為世界大國，因為19世紀之前並不存在世界大國，只有區域性大國，真正的世界大國是在19世紀後的群雄逐鹿中造就的，而歐洲大國的崛起與中國的衰落恰成鮮明的對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中國才再度以大國的面目在國際體系中現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制止了中國國際地位下降的百餘年趨勢，迅速確立了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地位。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地位迅速攀升，國家總體實力不斷增強。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上升，中國已經成為亞太地區的大國之一，亞太地區的所有重大事務，沒有中國的積极參与則難以獲得滿意的結果；中國具備成為世界大國的一些基本條件──如國家戰略資源佔世界的比重和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等，但尚缺乏足夠的海外利益和被國際社會所公認的世界性特權，因此我將中國定位為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亞太大國。[5]中國的世界定位以地區性為基點，兼具世界性的特徵。

　　 對於中國的大國地位，目前有異議者甚少，但關於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前景，卻歷來爭論不休。邁克爾?奧克森博格（Michael Oksenberg）等指出，世界大國的基本條件是：經濟發展處於世界前列，軍事實力處於領先地位，文化宣傳影響全球，具有世界性的政治影響力；從以上標準條件看，中國具有成為全面強國的潛力。[6]布熱津斯基指出：「全球性強國意味著真正在全球軍事能力方面佔有絕對優勢、重大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影響力、明顯的技術領先地位和有吸引力的社會生活方式——所有這些必須結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形成世界範圍的政治影響力。」[7]對照這些條件，中國目前不是世界大國，但具備了成為世界大國的基礎條件，中國的經濟實力、文化影響力、軍事實力、科技能力、國際影響力均處於穩步上升態勢，對照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潛力最為巨大、前景亦最為明朗。

　　 中國的戰略機遇期

　　 所謂戰略機遇期，即在國內外環境得到正確把握的情況下，能夠為一個國家的長遠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條件，對其歷史命運產生全局性、長遠性、決定性的特定歷史時期。從全球角度看，戰略機遇期是世界範圍內各種矛盾運動變化的結果，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在當代的體現，是國際國內各種因素綜合作用形成的機遇；從一國角度看，戰略機遇期則是該國在具備迅速發展條件基礎上邁向騰飛的中間階段，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重要關口。概言之，戰略機遇期對一國國家實力及其世界地位的提升具有重大意義。

　　 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國內外局勢同時出現重大轉折，這是中國戰略機遇期到來的重要標誌。從國際環境角度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信息革命時代、知識經濟時代，國際關係發生了重大變革，主要表現在：國際關係日益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塑造著國際權力和影響力的分散化和均等化；國際關係的整體性加強，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國際分工的深度、廣度和水平不斷加強，世界貿易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和生產一體化速度加快，總體上把各國聯成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世界越來越進入一個複合相互依賴的時代；國際關係日趨制度化和有序化，國際制度開始並將繼續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際關係民主化動因增多，國際組織特別是政府間國際組織得到空前發展，全球市民社會亦在興起。以上特徵表明，世界處於和平、發展與合作的時代，世界總體上和平、穩定，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發生世界大戰，中國的總體安全基本可以得到保證；同時，世界主要國家間關係呈現良性互動，主要採取經濟、外交、政治、文化等手段解決彼此之間的問題，大國之間的協調和對話有所增強，這使得中國有可能爭取到相對長時期的和平環境；國際秩序處於轉型時期，各國著眼於未來的國家實力之爭更加激烈，但競爭主要體現在經濟、科技方面，雙贏特徵進一步突出。

　　 從中國角度看，1978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衝破自我封閉走向世界的過程，也就是一個積极參与全球化的過程。把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反映出鄧小平對時代的一種深刻把握：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已經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其實已經是一個硬幣的兩面。[8]到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實現了分三步走實現國家現代化戰略的第二步，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但是，中國現有的小康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不平衡的。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第二大貿易國，是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的主要發動機之一，總體而言中國崛起的經濟基礎已經具備。在21世紀頭20年是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階段，集中精力於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是中國的總體戰略目標，這將是促成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全面跨越的重大戰略謀劃。同時，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提高和全面融入國際社會，中國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空前強化，中國以積極、建設性的姿態，成為國際體系的重要塑造者。

　　 正是基於以上國內外情勢的變革，中國領導人得出了具有指導性戰略意義的結論：「21世紀頭一、二十年，對於我國來說，是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中國大戰略謀劃是連接世界和中國局勢重大轉折的關鍵橋樑，中國對戰略機遇期來臨的主觀認識和戰略把握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條件。

　　 一個國家的戰略機遇期歷來由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共同促成的，戰略機遇期要求在客觀上等待時機，而主觀上要爭取創造條件。中國曾經與兩次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失之交臂。1820年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啟動工業化進程，經濟迅速增長，中國則困於內憂外患，與工業化浪潮錯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經濟進入黃金時期中國再次與之錯失，總體發展速度遠遠落後於其他大國。[9]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1978年，鄧小平以其敏銳意識，引領中國抓住了新一輪的全球化浪潮，使改革開放政策制定與全球化的浪潮洶湧相唱和，開拓進取，為21世紀初中國新戰略機遇期的來臨創造了基礎條件。歷史一再表明，機遇極為寶貴，稍縱即逝。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把握住了機遇，落後的國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成為時代發展的弄潮兒；而喪失了機遇，原本強盛的國家和民族也會不進則退，成為時代發展的落伍者。過去30多年，中國把握住了機遇，奠定了中國崛起的物質和觀念基礎。未來10年將是決定中國能否順利實現全面崛起的關鍵時期。

　　 戰略機遇期的認識、把握和運用，是一個創造性的實踐過程，其間挑戰與機遇並存且相互轉化。從中國的基本情況看，機遇總體而言大於挑戰，但在一定條件下則挑戰大於機遇，中國需要更加積極進取的精神，革故鼎新、有所作為。

　　 中國大戰略的基本選擇

　　 中國崛起是改變世界形態或格局的重大事件。新興大國崛起必然帶來世界的震撼。鑒於全球化和複合相互依賴的深化，新興大國必然與原有大國展開競爭與衝突，也必然進行合作與協調，如何尋求共贏是大國崛起成為可能的必要條件。

　　 1978年迄今，中國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的上升幅度為諸大國之最，成為世界大國的潛力充分體現出來，且表現出成為世界大國的積極意願。鑒於此，中國如何成功崛起，成為世界性、世紀性的重大問題。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強大起來之後的戰略選擇就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進入90年代，「中國威脅論」不脛而走，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未來走向爭論不休。中國一直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許多國家看來，中國強大起來後必然挑戰現行國際秩序。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籌資援助受損國家，成為抗擊金融風暴的中流砥柱，在國際社會中的份量劇增。國際社會高度評價中國的作為，認為中國表現出了負責任大國的應有姿態。此後，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等多次在國際場合宣講中國要「做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大國」，表明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方向。學術界認為，這標誌著中國確立了謀求世界大國地位的戰略。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強調堅持韜光養晦、爭取有所作為的戰略思路，確立了和平發展的戰略道路，以積極的、建設性、可預期的國際形象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