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白居易研究中心

論白居易的生存策略朱宏卿　　　　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我的老師寫了本《白居易傳》，全書皆是褒揚。我讀後在心靈深處樹立一座豐碑，關於白居易的豐碑。後來我到洛陽工作，自然有了拜謁白居易墓的方便。琵琶峰青青，伊河水淙淙，時代的滄桑變化，人間的榮辱浮沉，讓我由不得想起白居易。白居易是位詩人，是位政治家，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他是知識分子應該崇敬的偶像嗎？他的一生行止值得像我的老師那樣擊節讚賞嗎？是的，白居易是值得讚賞的，因為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對國家，對人民，也對他自己。　　白居易生於唐代宗李豫時期，卒於唐宣宗李忱時期，歷經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等八朝，享年七十五年。白居易生活的時代極不平靜。安祿山叛亂之後，唐朝一蹶不振。當時的權力結構為外府（泛指駐軍在外，擁有兵權的藩鎮）、內府（由宦官把持的宮庭）和朝廷（政府）。大權掌握在宦官和藩鎮手中。這樣的權力結成是極不正常的。皇帝之下，政府，應該總攬全局，但此時政府的行政命令連長安城也出不了，政府，徒有虛名而已！這就註定了爭權奪利，動亂不已；國勢衰微，人民遭殃。這樣一個時代，即使聰明絕頂的政治家也難以有所作為，作為一介書生的白居易是怎樣生存下來的呢？　　白居易生於大唐盛世，以其出色的政治主張和傑出的才華，應該做出更偉大的事業的。時代迫使白居易做出選擇，先哲早已教導的生存方式。他以自己的行為證明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所應有的行止。但縱觀白居易的一生，至少是被貶為江州司馬後，他過得相當悠然陶然，最後的十八年，以太子賓客的身份分司東都洛陽，不論外界如何風狂雨驟，甚至如何血雨腥風，雖心境悲傷，扼腕嘆息，都仍能頑強地控制自己的言行，以免被拖進污潭而聲名狼籍，所以，他貌似超脫，儼然不在三界內，逃脫五行中，過著神仙般的日子，儘管他心靈深處充滿痛苦。此種處世的妙法，非一般知識分子所能做到，感謝白居易的聰明睿智，否則，中國就失去了這樣一位優秀的詩人，我們雖欲高山仰止也不可得了！　　白居易天資聰敏，才華橫溢，元稹為白居易詩作序時寫道：「樂天未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辭賦，二十七舉進士，三十二歲又以『拔萃』登位，為校書郎，三十五歲復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以第四等入選」。由此開始了仕途生活，作秘書省校書郎，作縣尉，作翰林學士，又當了三年左拾遺。左拾遺雖說品位不高，職權不大，但有監察之權，可以常常和皇帝見面，可以「拾遺補闕」，抨擊朝政。三十五歲之前的白居易，應該說是一帆風順的。他像其他受儒教熏陶的知識分子一樣，忠君愛國，希望救斯民於水火之中，振興大唐，創造一個煌煌如貞觀、開元一樣輝煌的時代。他年輕氣盛，自負才高，忠誠耿介，毫無顧忌地對皇帝、對朝廷提出意見和建議，甚至提出尖銳的批評意見。史載：某次他竟為一件事和憲宗爭吵起來，弄得皇帝狼狽不堪，退朝後，憲宗咬牙切齒地說：「白居易這小子，我早晚要收拾了他。」此時的白居易名聲甚高，在人們的心目中地位也很重要，加之他很會寫詩，又自覺地繼承《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發揚從杜甫開始的詩歌革新運動——新樂府詩的寫作，以詩針砭時弊，以詩為民請命，把詩作為武器同社會上醜惡的現象作鬥爭。此時的白居易鋒芒畢露，英姿勃勃，完全像一位戰士，一位不計較個人榮辱得失的戰士。他留給我們的《新樂府》和《秦中吟》可作明證。但是，時代容不了這樣的戰士，當權者和達官貴人討厭他的諷諭詩，所以三年左拾遺任期一滿，立即被免去現職，改授贊善大夫——「贊善」「贊善」就是讓你歌頌，讓你拍馬屁，讓你歌功頌德，這樣，你還可以喋喋不休地爭辯於朝廷嗎？還可以面君直陳嗎？官職更迭，是對白居易的警誡，也是對他人格的侮辱，更是對他的打擊。但他仍不甘心，就同好友元稹避居於華陽觀，「閉門累月，揣摩時事」，寫了《策林》七十五篇。我翻讀《策林》，確實可以看出白居易的憂國憂民之心，治國求強之道。但可惜中唐時期的皇帝大都孱弱，加之外有強藩的飛揚跋扈，內有宦官的牽制阻撓，不論《策林》如何好，是絕對不可能被採用的。這是白居易的悲劇，是時代給白居易製造的悲劇。也是中唐以後所有有志於為國為民做一番事業者的共同的悲劇，陸贄是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但不也是作為不大嗎？「才自清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嘛！很多事情並不是僅僅靠人力所可完成的，歷史並不過份鍾情於那些傑出人才，歷史是按自己的規律運轉的。白居易當然認識不到這一點。書生意氣，使他突然從狂奮的高峰跌落下來，從此以後的白居易直面現實，調整心態，以超凡脫俗的人格，開始了人生另一種生活的方式。　　白居易四十四歲那年夏天，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派人在長安街頭，在光天化日下，將當朝宰相武元衡刺殺了。朝中的權貴們都清楚它的背景。「都清楚」又都不講——矛盾糾結太複雜，背景太複雜，殺手的指使者靠山權勢太重（以後宦官連皇帝也殺過呀！），誰都不願以身家性命作賭注去主張捕捉殺手，明正典刑，可白居易卻沉不住氣了。他拍案而起，奮筆疾書，急請捉拿兇犯，為國雪恥，整頓朝綱。我十分讚賞白居易的行動！「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堂堂男子漢，食君祿，做朝廷的官，為什麼不講真話、實話呢？可惜時代不容，特別是他的《新樂府》和《秦中吟》揭露得太深、太具體，語言又直露尖刻，宋人張舜民說：「樂天新樂府幾乎罵」。「幾乎罵」的詩，被罵的人能釋然嗎？於是找到了這個機會，說白居易只是一個贊善大夫，你寫諫書不是「越位言事」嗎？「越位言事」算不了什麼大罪，但他的政敵們一齊行動起來，羅織罪名，皇上決定將他調到江州任刺史，但群小們誣他不孝，說白的母親掉井裡淹死了，他還寫《新井》詩等等。「不孝」之罪有傷名教，在封建時代誰有這個罪名，誰就難以體面的做人。既為「不孝」，就不能做一個地方的長官。於是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　　白居易在《致元九書》中，引用孟子的兩句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被貶之後的白居易明白了孟子兩句話深刻用意：既然你的政治主張遭到排斥，你的生存受到威脅，不可能施展才智，最好的辦法就是「獨善其身」，不做損害人民的利益的事，不貶損自己的人格，卓然而立；否則，你就要與宦官為伍，禍國殃民。這是白居易萬萬做不到的。「獨善」並非「消極」，「獨善」本身就有對現有體制的不滿、不屑抗議！白居易被貶於江州作司馬之前，志存社稷，胸懷天下，為老百姓仗義執言，不愧是偉岸的丈夫，是傲然挺立的蒼松翠柏，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被貶官之後，他的人生態度，價值取向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對他後半生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自居易在江州司馬任上，作了深刻的反思，並總結出教訓，大有「覺今是而昨非」的大徹大悟。他緘口不語了。他樂於這個「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之功；郡政敗，非司馬之罪，言無責，事無憂」的官位，這是何等輕鬆自如，何等瀟洒的生活呀！他游廬山，參禪拜佛，引酒歌吟，陶醉於水光山色紅花綠草之間，並吟詩曰：「三十氣太壯，胸中多是非，六十身太老，四體不支持。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閑時」，這是畫龍點睛之筆，把一個看破紅塵、不求權勢、瀟洒曠達的白居易活脫脫地送到讀者面前。　　其實，唐朝的政治是詭譎的。朝廷失去了白居易好像失去了判斷是非的標尺，因此，皇帝對他又有愛恨交加的感情，這就可以明白皇上為什麼沒有太虧待他的原因了，他在江州只幹了三年，就被改任為忠州刺史，作了地方行政長官，一年後又被召回長安，任主客郎中，知制誥，參與國家的最高機密。　　看起來，皇上重用了他，其實不然。因為當時政局太亂，有了官位並不意味著有了權。他認識到這不是「達」，這是被放在「火爐上蒸烤」，因此，他對此官位心灰意冷。而這時朝廷朋黨之爭愈演愈烈，各路節度使也頻頻鬧事，在長安做官，稍不留意，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加上白居易上疏論河北用兵事，皇上不聽，他感到長安身處是非之地，與「獨善其身」的信條相悖，他不願再幹下去，於是，請求外任，他被任命為杭州刺史，三年後調任蘇州刺史。「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白居易在蘇杭這樣富庶繁華之地做官，自然春風得意，悠哉游哉！當然，白居易做地方官確實是儘力為民辦事的，如在杭州修築湖堤，蓄水可灌田千餘頃，政績頗佳，政聲很好，至今，杭州西湖還留有白堤，白居易仍活在杭州人的心中。對白居易的善舉，我們是絕對不應該忘記的。這之後的數年，白居易一直被皇帝看重，從歷史書上查不出對他有輕慢的言行。再以後他就以太子賓客、太子少傅之職分司東都洛陽了。洛陽是唐代的東都，其豪華舒適不亞於長安，但卻遠離了政治漩渦。如果為了求得一身清凈，保留人格高潔，恪守孟子的教誨，在洛陽做一個不做實事、享受優厚待遇、地位又相當尊貴的官兒，那真是求之不得了！我真不知道，歷史上有誰做過這樣有福分的大官，而又不理庶務，不擔驚受怕。白居易在七十一歲時，以刑部尚書致仕（退休）。他在中唐做了大大小小几十年官，堪稱幾朝元老，而真正受到嚴重打擊的只有一次而已。應該說在中唐政治結構極不正常的情況下，能做到這點的只有白居易一人。這是白居易不同凡響之處，是白居易給後代文人留下值得深思的處世哲學，同時也彰顯出那些身處極權統治時代，不知進退，甘心搖尾乞憐，求得一杯殘茶剩羹之輩，比起白居易，簡直是一粒塵土而已！　　當然，白居易在江州司馬任後，並非所有作為均是可圈可點，應該全盤肯定的。他面對亂世，難免有太過躲避之嫌，我們以平常心對之就顯得客觀了。白居易是寫諷喻詩出名的，也因為這些詩被推下馬三年，但到江州任司馬後，他就再也不寫這類詩了，豈止不寫，簡直有時有意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白居易違心地寫些詩，並不影響他的偉大，他的人文情懷，他的高尚情操，舉一例可證明。憲宗元和二年，白居易在周至縣尉任上寫一首《觀刈麥》，這是被選入中學課本的，讀過它的人很多。詩曰：「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足蒸暑土氣，背灼炎日光；……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遺穗，左臂懸弊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肌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初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對農民的同情，表達得多麼真摯！二十五年之後，白居易在河南尹任上，又寫了一首詩，題目為《與諸公同出城觀稼》：「老尹醉醺醺，來隨年少群。不憂頭似雪，但喜稼如雲。歲望千箱積，秋憐五穀分。何人知帝力，堯舜正為君。」將被宦官迎立的皇帝（文宗）李昂，比之為「堯舜」，這明顯是違心之作。此詩讓人極易產生誤解，其實，這也並非難以理解：你要生活，並為人民做些好事，你同獨裁者對著干，會有好下場嗎？何況文宗是弱智，而宦官卻心狠手毒，白居易不如此寫能行嗎？　　白居易文學創作的時間達六十年之久，在世界文學史上大概只有歌德可以同他相比。古人說：「言為心聲」，此言極是。白居易在貶官之前的詩大都是「唯歌生民病」的，即使是《長恨歌》，　也含諷諭勸誡之意。在洛陽的十八年，詩作很多，他在《序洛詩》中說：「作詩四百三十首，除喪朋、哭子十數篇外，其它皆寄情於酒，或取意於琴，閑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這段話說得很實在，「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這種消極情緒，正如前文所言，應歷史地進行分析，不能苛求前賢。　　白居易是天才詩人，他一生極重視自己的詩文，生前數次編自己的集子，並謄抄數部，讓親屬收藏，並放置於著名的寺院，其意在於流傳千古。白居易的目的確實達到了，他的詩一首也未亡佚，這在中國文學史上算一個奇蹟。「奇蹟」也有兩重性：全部保留下來，讓後世讀者能窺其全貌，像我這種學識淺薄的人，也能從他的詩中看出甲乙丙丁；全部保留下來，免去了大浪淘沙，精的劣的一起讓人觀看，難免瑕瑜互見。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儒家孟子提倡的處世哲學。但孟子當時的政治主張，明顯已不適應時代要求，但他仍到處宣講，從一個國家到另一處國家，被人罵為「惶惶然如喪家之犬」。他確實「窮」，但他也未堅持自己的處世哲學；後世的大儒大體上也如孟子。因此，我認為真正實現孟子主張的只有白居易一人。白居易在洛十八年，努力做到心如止水，不被捲入爭權奪利的鬥爭中；但他從未同人民切斷關係。他熱愛人民，關心人民，寫出許多好詩。如「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夜舟過此無傾覆，朝脛從今免苦辛；十里叱灘變河漢，八寒陰獄變陽春。我雖心歿身長在，闇施慈悲與後人。」白居易晚年出資修龍門八節灘，是白居易愛民思想的具體體現。白居易的人格品位令人傾慕。　　當然，白居易畢竟是千餘年前的文人士大夫，他不是神，自然有其不足，有其局限性。他之後的蘇軾，處世方法就與他不同。他是以文字獲罪的，所謂「烏台詩案」是也。蘇軾的詩沒有白居易《新樂府》和《秦中吟》的鋒芒畢露，他不用詩罵人。但他仍難逃厄運，甚至差點被殺。原因何在？正如蘇轍所說：「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名太高」難免引起群小嫉妒和反對，於是他們就分析蘇軾寫檜柏的詩了，研究的結果是蘇軾「攻擊皇上」，於是奏章紛紛呈送到宋神宗那裡。神宗並不相信這些不實的誣告。但群小們幫皇上分析，上綱上線，弄得皇上也迷糊不清了。皇上及皇上的祖母決不同意殺蘇軾，最後只得將他貶到黃州任團練副使。他是在湖州刺史任上被繩捆索綁押到汴京的。長途押解，一路示眾，人的面子丟光了。到了京城立刻被投入大獄，晝夜拷問，輪番轟炸。「遙憐北戶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一位同蘇軾的牢房只一牆之隔的官員這樣寫道。後來蘇軾被流放到荒涼的黃州。在黃州，蘇軾自然也會反思的。他當然知道孟子有關處世哲學的教誨。他消極過，但他堅持他的處世原則，他寫給李常的信中說：「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湞談笑於死生之際。……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擇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中國文學有幸，蘇軾在此寫了《念奴嬌·大江東去》，前、後《赤壁賦》等宏文；蘇軾不幸，黃州流放之後，又有惠州及海南流放，終於客死常州。如果蘇軾真正按孟子的教誨去做，象白居易那樣去做，其結局也許就大不相同了。　　總體而論，唐代是比較開放寬容的時代，不搞文字獄是一大功德！不強迫知識分子出仕為其效勞，不株連，不濫殺，不讓知識分子在政治問題上表態，等等。這些，也在客觀上成就了白居易，使他得以成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楷模。　　白居易有很多讓人感佩的地方，他為官清廉，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實事，不拉幫結派打擊異已，不坑害人；當然也有些消極的言行及詩文。本文寫的是他的生存策略。策略是智慧。行文至此，我也不願再多說什麼了。

　　作者：洛陽西工電大原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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