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進展與問題——田野教授訪談

來源：國關前沿通訊

文/《國際政治研究》特約記者

《國際政治研究》2016年第1期 第143-160頁

　　 一、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軌跡與特點

　　 劉毅(以下簡稱「劉」)：您如何理解當代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緣起?

　　 田野(以下簡稱「田」)：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首先在西方興起的一門學科。儘管理查德·庫珀、查爾斯·金德爾伯格等個別經濟學家為這一新興學術領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國際政治經濟學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仍首先歸功於政治學家們的貢獻。國際政治經濟學從學科形成起就成為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學科下發展的一個次級學科。

　　 在改革開放以來新一輪「西學東漸」的浪潮中，隨著國際關係學科在中國的發展，國際政治經濟學也開始在中國落地生根。20世紀80年代，復旦大學的倪世雄、桑玉成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陳德照等先生陸續發文介紹了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些文獻，布魯諾·弗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和羅伯特·吉爾平的《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也被翻譯成中文出版。不過，在整個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尚未展開的大環境下，國際政治經濟學在當時也只是處在萌芽階段。

　　 20世紀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真正邁入起步階段。在1991年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主辦的「跨世紀的挑戰：中國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的宋新寧教授提交的《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挑戰、困境、出路》一文，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標、主要課題和未來設想進行了全景式的勾勒。20世紀90年代，宋新寧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組織了為期八年的中美暑期講習班(1990-1997)，斯蒂芬·克拉斯納、約翰·奧德爾、鄧肯·斯奈德爾等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都曾在這個講習班上授課。當時尚在南開大學任教的王正毅教授與邁爾斯·卡勒等聯合組織了「國際政治經濟學與亞太區域化」國際合作項目(1995-2000)，在五年的項目期內共舉辦了三次國際會議和兩次國際研討班。這些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不僅促進了中國學者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繫，而且為中國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人才培訓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作為學科知識體系化的反映，三部代表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或具有教科書功能的基礎理論性著作在世紀之交相繼出版。1999年，宋新寧和陳岳教授合著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概論》出版。復旦大學樊勇明教授於2001年出版了《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北京大學王正毅教授與其合作者張岩貴教授於2003年出版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範式與現實經驗研究》。①通過劃定學科邊界、歸納理論譜系和展開經驗分析，這三部著作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規範化、體系化。這些著作在初版後多次重印，而且都以不同方式再版或出了新版本，這反映了其學術生命力和影響力。

　　 從上述歷程上看，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學科溯源上至少體現出了兩個主要的特點。第一，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知識譜系是「西學東漸」的產物。儘管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就具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深厚傳統，而且這一傳統對日後國際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也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但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從學科體系的構建上看仍對接於西方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當然，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也包含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實際上，20世紀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能夠被系統介紹到中國，與宋新寧、王正毅和樊勇明等學者的海外留學或訪學經歷直接相關。西方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在20世紀70年代形成，走出國門的中國學者可以很快掌握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知識譜系與發展動態。由於在起點上就實現了與國際學術界的對接，三部代表性教科書所確立的學科體系也相對穩定，從而為日後國際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很好的知識基礎。

　　 第二，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發展是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學科發展的一部分。正如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主要是由國際關係學者來承擔的那樣，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學科歸屬上也屬於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學。從學科史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作為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一部分而引入中國的，是國際關係學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引進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先行者，王逸舟教授在1998年出版的《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中就把國際政治經濟學開闢專章加以介紹。②以教材建設為起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也走上了專業化和制度化的軌道。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相繼設置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本科專業(方向)、碩士點和博士點，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人才培養體系。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也成立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來整合從事該領域研究的人員，並在人才培養的各個層次上開設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課程。這種學科定位意味著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中國國際關係學科內生演化的結果。

　　 劉：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90年代起步，至今已有20多年的發展歷程。您如何劃分當代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階段?

　　 田：對任何學科而言，劃分發展階段都是頗費思量的問題。由於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源於西方，需先了解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階段。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早期發展階段，為了將國際關係的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重新結合起來，羅伯特·吉爾平等開拓者們回歸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傳統，即重商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作為當時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一種主要趨勢，國際關係理論家也致力於構建國際體系層次上的理論範式，這也不可避免地使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早期開拓者集中探索國際體系層次上的政治經濟互動。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思想傳統之間的辯論已經不再是驅動學科發展的主要動力。經過多年的學科專業化發展，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者更多地是在不同的問題驅動下展開更為具體的中層理論和微觀模型的構建以及相關的經驗研究。此外，隨著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兩個學科的日益融合，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者日益將其分析層次回落到國內體系中，積極探索開放條件下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經濟之間的互動。由此，20世紀90年代以後，「開放經濟政治學」(Open Economy Politics，OEP)逐漸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流，特別是在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幾乎有「一統天下」之勢。本傑明·科恩根據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上述轉變將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分為第一代學者和第二代學者，而羅伯特·基歐漢則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這兩種範式分別稱為「舊國際政治經濟學」和「新國際政治經濟學」。那麼，這種研究範式的轉變是否在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中也有所體現呢?

　　 我前面提到，世紀之交三部教科書的出版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形成確立了基礎和框架。這三部教科書儘管各具特色，但都深受吉爾平關於三大思想傳統劃分的影響。《國際政治經濟學概論》無論是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溯源還是對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流派劃分都採用了「三分法」，即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流派分為自由主義、新重商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範式與現實經驗研究》則在系統介紹古典重商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和古典馬克思主義這三種古典理論之後，將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分為沿襲古典重商主義傳統的霸權穩定理論和國家主義理論，沿襲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相互依存理論和沿襲古典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世界體系理論和依附理論。《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則更直接地將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分為「相互依存論和新自由主義」「霸權穩定論和新現實主義」「依附論和新馬克思主義」三大理論。上述結構安排體現出了吉爾平式的思想傳統劃分在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深刻痕迹。

　　 在這一學科體系下，中國學者對國際政治經濟學具體問題的探討也深受這種劃分的影響，即以某種理論流派的視角來分析國際體系層面的政治經濟互動。這些探討不管採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視角，都主要著眼於國際體系層次的分析。例如，復旦大學蘇長和教授與我分別在2000年和2006年出版的著作中基於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文獻探討了國際制度的形式選擇問題。③南京大學李濱教授運用新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對國際體系的歷史與現狀進行了系統的分析。④

　　 2006年以來，中國學者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開放經濟政治學在美國的進展。在與美國同行交流的基礎上，王正毅在2006年提出了「超越『吉爾平式』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目標。他詳細介紹了美國新一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有關國際政治經濟與國內政治互動的新成果，歸納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特徵，闡述了「後吉爾平時代」的研究議程。此後，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更多地邁向了聚焦於國際—國內互動的道路。

　　 這種範式的轉換反映在代表性教科書的再版上。⑤比如王正毅教授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通論》在理論演進部分開闢專章來介紹「第二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如何立足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來分析對外經濟政策，而且對國際金融、國際貿易、跨國公司、發展與轉型等經驗議題的政治經濟分析都體現了「後吉爾平時代」的特點。宋新寧教授和我合著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概論》(第二版)則將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分為「國際體系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國際—國內互動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並分章敘述。與第一版相比，該書第二版在國際貿易、國際貨幣金融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經濟分析中，也突出了國內政治對國際貿易、貨幣金融與投資的影響。此外，2006年以後出版的許多國際政治經濟學著作也反映了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對國內—國內互動的關注。⑥

　　 因此，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呈現出與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大致相同的發展軌跡，即從聚焦於國際體系的研究轉向國際—國內互動的研究。當然這一轉向發生的時間進程比美國要快得多。原因有兩點：首先，作為一門主要由美國學者創立的學科，國際政治經濟學在美國學術界的新發展必然會引起中國同行的關注。就此而言，國際—國內互動研究在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快速發展在某種意義上就反映了學科引進的「後發優勢」。其次，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具有將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相互聯結的固有思維傳統。基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就曾言簡意賅地指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這種內外聯結的思維也有助於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從單純的國際體系研究轉向國內—國際的互動研究。

　　 劉：您提到開放經濟政治學是當今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流，那麼，隨著國際—國內互動研究在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快速發展，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不是一定會走向開放經濟政治學之路呢?

　　 田：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軌跡呈現出與美國大致相似的特點，即從單純對國際體系的分析走向國際—國內互動研究，但並不能說，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必然會走向開放經濟政治學之路。簡單地說，開放經濟政治學研究的第一步是將世界經濟作為自變數，將國內行為體的偏好作為因變數；第二步是將國內政治中的偏好或制度作為自變數，將對外經濟政策作為因變數；第三步是分析這些具有不同政策傾向的國家之間的博弈。2006年以後，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儘管聚焦於國際—國內互動，但並不都是嚴格按照上述步驟來探索國際—國內互動的。實際上，「開放經濟政治學」一詞在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同行之間也沒有流行開來。

　　 有意思的是，當國際—國內互動研究在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開始佔據主流時，開放經濟政治學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開始遭受了很大的質疑和批判。由於過多地追求演繹的精確性及系統的實證數據，開放經濟政治學對於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新變化不夠敏感。基歐漢在肯定開放經濟政治學的成就時也坦率指出了這一不足，主張面對各種新問題需要採用更加多元的方法，包括與開放經濟政治學的學術旨趣相當不同的英國學派。蘇珊·斯特蘭奇所倡導的「開放的領域」為英國學派的很多人響應，從而使其能夠將世界上發生的各種新變化納入其研究問題的清單。2008年金融危機後，英國學派對國際政治經濟變化的及時討論彰顯了這一學派的活力。北京大學王勇教授、中央民族大學白雲真副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徐秀軍副研究員在介紹金融危機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時，都敏銳洞察到這個現象。

　　 在具體的研究程序上，開放經濟政治學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質疑，其中最為核心的一個批評來自對其還原主義方法論的批評。儘管開放經濟政治學在最後一步納入國際議價的因素，但在前兩步都以隔離國際政治進程的方式來集中探討對外經濟政策的國內政治根源。儘管一些政策選擇是純粹國內政治的產物，但其他的一些政策選擇是國內和國際進程互動的結果。在後一種情況下，忽視國際政治將會導致研究者基於國內政治而產生推理過程中的偏見。托馬斯·奧特利將其稱為「還原主義的賭博」。就此而言，重溫「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邏輯也許是有益的。

　　 應該說，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並沒有完全落入開放經濟政治學的窠臼，在國際—國內互動的研究中並沒有忽視國際政治的結構與進程。復旦大學張建新教授對國際能源關係的研究，復旦大學宋國友教授對中美金融關係的研究，中國人民大學李巍副教授對中國貨幣外交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鍾飛騰副研究員對中國周邊關係的研究和外交學院曲博副教授對全球經濟治理的研究，都表明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在從事國際—國內互動研究中雖然「找回」了國內政治，但沒有「踢出」國際政治。李巍副教授為了揭示國際貨幣的興衰之謎，在汲取作為「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霸權穩定理論的學術養料的同時對其進行重大的補足，突出了國際政治領導對國際貨幣秩序締造的建設性作用。⑦在我本人關於國際制度與國家自主性的相關著作中，作為國際政治體系一部分的國際制度是自變數，國內政治中的國家自主性是因變數，這一點不同於開放經濟政治學將世界經濟作為第一步研究中自變數的通例，也不同於其將國內政治作為第二步研究中自變數的通例。這種對國際政治結構與進程的格外「珍重」可能會使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強調國際——國內互動的同時形成不同於開放經濟政治學的特點。

　　 此外，儘管開放經濟政治學將國內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納入分析框架中，其分析的起點仍首先是對社會行為體的偏好，因此具有「社會中心論」的傾向。和國際政治經濟學興起之初國家主義理論的重要位置相比，開放經濟政治學的這種傾向可以說是某種「倒退」。與西方政治體系中「國家弱、社會強」的國內結構不同，中國的政治體系則是「國家強、社會弱」，與中國具有類似國內結構的某些東亞發展型國家也是如此。鑒於這種差異的顯著性，即使是對國內政治體系的分析，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也呈現出了與開放經濟政治學不同的特點，突出了國家或政府相對於社會的自主性。曲博副教授對東亞經濟體匯率制度選擇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就顯示，政府可以利用掌握的國內政治權力來主動應對全球經濟的挑戰。我本人的研究也表明，國家行為體可以運用國際制度來增強對國內其他行為體的相對自主性。這些研究表明，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國家自主性、國家能力、國內結構等國家主義理論的概念仍然有其生命力和適用性，儘管需要對其加以改造以增強其微觀基礎。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與開放經濟政治學在以上兩個方面的差異反映了中國在國際體系和國內體系中的主要「特質」：在國際體系中，中國是崛起中的大國；在國內體系中，中國是國家主導性的結構。因此，開放經濟政治學在中國的擴散並沒有帶來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對其趨同，而是使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實現範式轉換的同時開始初步展現出自己的特點。

　　 二、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與知識貢獻

　　 劉：當前，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是否已經走出了理論引進的階段，開始邁向理論創新?

　　 田：為了建立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體系，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被系統地介紹到中國。這些理論包括世界體系理論、新葛蘭西主義、國家主義、霸權穩定理論、相互依賴理論、國際制度理論等。陳玉剛教授和李巍副教授都曾對各種理論引進的情況進行了詳盡的回顧，在此我不再重複。⑧但這些對理論引進的回顧引發了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除了引進西方理論之外，是否已產生創新性的理論成果?

　　 基於理論創新的途徑，我把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成果分為兩類。第一類創新性成果來自對既有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範式的拓展或深化。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在引入和系統介紹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也對其中一些理論進行了一定的拓展，包括屬於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的世界體系理論、屬於自由主義思想傳統、以社會為中心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和屬於新重商主義思想傳統的霸權穩定理論，均取得了具有創新意義的理論成果。

　　 其一，對世界體系理論的拓展。王正毅教授注意到，中國無論是作為一個古老的帝國還是作為一個後起的民族國家，一直是世界體系理論關注的一個主要區域，也是世界體系理論進行構建的一個重要案例。因此，對中國與世界體系的關係進行系統的考察，也是世界體系理論發展的重要環節。在《世界體系論與中國》中，王正毅運用與沃勒斯坦相同的經濟網路標準討論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社會歷史進程，而且基於社會科學在中國的建立與發展闡述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思想歷史進程。⑨

　　 其二，「國家—市場—社會」的分析框架。王勇教授拓展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公認的國家與市場「兩維」分析框架，代之以國家、市場與社會「三維」分析框架。在新增加的社會維度上，社會行為體主要包括兩種類型：一類是包括各種非政府組織和非盈利組織在內的公共利益集團，另一類是包括勞工集團、工商集團在內的私人利益集團。

　　 其三，區域公共產品的理論及相關的經驗分析。樊勇明教授、張建新教授和賀平副教授等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團隊將霸權穩定理論的公共物品提供問題從全球體系層次轉換到區域體系層次，強調區域公共產品不同於全球公共產品的特點，即能更有效地防止和排除該產品被某個大國私物化、避免普遍存在的「免費搭車」現象及更直接地反映本地區不同類型國家的需求。

　　 上述創新性理論成果，或是擴展了既有理論的適用空間範圍，或是為既有理論增加了新的維度，或是轉移了既有理論的分析層次，從而超越了既有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並提供了新的知識增量。

　　 第二類理論創新性成果來自於不同理論範式之間的相互融合。這種路徑並非拋棄理論範式，而是探索不同範式的理論在實質性問題上的融合。前面提到，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範式之間的辯論已經不再是驅動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動力，從而為「分析折中主義」的應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與舞台。

　　 回顧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史，具有不同思想傳統的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之間的範式辯論主要在兩條線索上展開：一條線索是現實主義者和制度主義者之間的辯論；另一條線索是國家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之間的辯論。近年來，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分別試圖在這兩個線索上實現範式融合，出現了具有折中主義特點的理論創新。

　　 圍繞著國際制度相對於大國特別是霸權國的獨立性或依附性等問題，新自由制度主義和現實主義展開了範式辯論。李巍副教授主張通過整合兩者的有用內核來強調國際制度公共服務功能和私人權力功能，從而提出了現實制度主義。基於國際制度的雙重屬性，李巍認為，國際制度競爭日益成為國家間競爭特別是大國間競爭的重要表現形式。

　　 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則圍繞著國家和市場的關係展開了範式辯論。一般認為，固定匯率制是國家控制經濟的手段，而資本自由流動是世界市場擴張的結果，但東亞新興經濟體卻採取了固定匯率制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政策組合。基於西方國家經驗的對外經濟政策模型應用於東亞國家的局限性，曲博副教授強調社會行為體的選擇與分化並不依賴要素的流動性，因為社會行為體的政策偏好是由國家的發展戰略所確定的。另外，世界市場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來已經不再是自發的市場，而是由制度調節的市場。那麼，作為世界市場組織化反映的國際經濟制度是限制還是增強了國家自主性?我本人結合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國家主義而提出了國際制度增強國家自主性的理論，具體說明了國際制度為何可以作為國家行為體的工具來進行權力再分配、做出可信的承諾以及展開有效的政治動員。

　　 不難看出，上述理論創新都是在範式融合的基礎上取得的。李巍將自己的理論直接命名為現實制度主義就直接反映了現實主義與制度主義的融合。也許，曲博和我的上述理論可以稱為「社會聯盟的國家理論」和「國際制度的國家理論」，如果要為這些理論貼上標籤的話。

　　 劉：您如何看待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對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貢獻?

　　 田：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在中國的形成和發展是中國國際關係學科內生演化的結果。一般而言，國際關係研究至少可以分為國際關係理論、國際安全研究和國際政治經濟學三個部分。在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和國際安全研究在國際關係學科中的地位幾乎不分伯仲。經過多年發展，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雖然沒有達到該學科在美國那樣高的地位，但對中國整個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也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知識貢獻至少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國際政治經濟學將國際經濟關係納入國際關係學科的範圍，從而拓展了中國國際關係學科的研究對象。西方國際政治學理論體系在戰後初期形成後，20世紀7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西方的興起就打破了作為「高政治」的國際安全領域和作為「低政治」的國際經濟領域之間的界限，使國際關係學者的視野擴大到國際貿易、國際貨幣金融、對外直接投資等國際經濟領域。就此而言，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具有同樣的作用。不過，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與國際關係學科建設的全面展開幾乎同步，這也就意味著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比美國的國際關係學者更少有意識地區分「高政治」與「低政治」。很多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雖然並不自認為屬於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術共同體，但也習慣於從政治經濟互動的視角來分析國際政治問題。此外，隨著中國對外經濟關係的展開，像自由貿易協定、雙邊投資協定、人民幣國際化、全球經濟治理等國際經濟問題的討論不再屬於經濟學家的專屬領地，國際關係學者至少可以參與討論甚至在一些場合主導討論。

　　 第二，國際政治經濟學由於比國際安全研究更加關注國際—國內互動，使國際關係研究的分析層次出現了下移，從而加強了國際關係研究的微觀基礎。自肯尼斯·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出版以來，從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學者主要致力於國際體系層次上的理論構建。這一點也同時反映在國際安全研究和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相關理論的構建上，前者集中表現為防禦性現實主義、進攻性現實主義等結構主義理論，後者則表現為霸權穩定理論、新自由制度主義及世界體系理論等。但由於國際政治經濟學所關注的貿易問題、國際貨幣金融問題及對外直接投資問題更多地觸及了國內體系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密集互動，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層次隨著開放經濟政治學的興起而顯著地下移到單位層次。為此，一些從事安全研究的中國學者開始關注到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並由此考察國內政治對安全關係的影響。這樣，對國際—國內互動的關注不再局限於國際政治經濟學，而是擴散到整個國際關係學科。

　　 第三，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與國際合作研究相伴而生，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有助於國際關係研究避免過於關注衝突而忽視合作的偏向。戰後以來，國際關係學科將國際衝突置於研究的中心議程。特別在長期主導國際關係研究的現實主義範式下，國際衝突被看作國際關係的常態，而國際合作即使出現，也是偶然的、暫時的、不穩定的。但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國際合作問題開始引起國際關係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實際上，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興起後很長一段時期內關注的核心問題就是在霸權衰退後國際經濟合作如何維持的問題。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和國際合作研究在國際關係學科內幾乎是同時起步的。兩者相互伴生的關係也反映在中國國際關係學科相關領域的發展上，比如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在區域合作與區域一體化、國際制度與全球治理的研究中就發揮了主力軍的角色。

　　 第四，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基於經濟學方法論而形成的一些概念可以適用於整個國際關係領域，從而增加了分析國際關係問題的概念工具。在美國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中，經濟學方法論或者說其在政治學中的變體理性選擇路徑，無論是在國際安全研究還是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都得到了實質性的應用，比如，詹姆斯·費倫對戰爭的理性主義解釋就是安全研究中的一個範例。但在中國，國際安全研究更多地為結構主義研究範式所主導，這一點突出反映在對國際格局這個概念的過度使用和對權力轉移這個主題的集中關註上。這樣，經濟學方法論所形成的概念，比如交易成本、信息不對稱、集體行動、公共物品、協調型博弈/協作型博弈等，首先在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加以運用，並逐漸擴散到整個國際關係學科中。這些概念工具的使用，為中國學者分析中觀和微觀層次的國際關係問題提供了邏輯演繹和經驗歸納的重要基礎。

　　 三、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問題

　　 劉：您提到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學科上歸屬政治學，但與國際關係研究的其他分支領域相比，國際政治經濟學顯然還是離經濟學更為接近一些。您如何看待經濟學方法論在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

　　 田：這個問題實際上涉及政治經濟學的兩種學科定位。關於什麼是政治經濟學，西方學者有著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理解認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政治與經濟、國家與市場、權力與財富的關係。據此，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就是國際關係中國家和市場的互動。另外一種理解將政治經濟學定義為經濟學方法論在政治領域中的應用，基於經濟學的假定對政治進行的研究就是政治經濟學。

　　 這兩種對政治經濟學學科屬性的不同定義也反映在中國學者的有關教科書中。包括前面提到的三部代表性教科書在內，目前國內已經出版十部以「國際政治經濟學」為名的教材。總體來看，前面一種理解在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居於主導地位。也就是說，國際政治經濟學是根據研究對象而非研究方法來確立其學科定位，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就並不必然採用經濟學方法論。社會學方法、心理學方法、比較歷史分析等研究路徑都可以應用到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實際上，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英國學派就廣泛採用了這些非經濟學的研究路徑。

　　 但是，由於經濟學方法論在政治學各個領域中的滲透，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者在探討政治經濟跨國互動時往往會運用到經濟學方法論。這種經濟學方法論在政治學中一般被稱為理性選擇路徑。理性選擇路徑採用的最大化假定屬於簡單的「手段—目的」理性，並沒有具體確定目標、價值和偏好的內容。經濟學家一般強調物質利益最大化，但政治學家根據不同的情境來確定不同的目標。比如，政黨力圖實現選票最大化，利益集團力圖實現租金最大化，政治家和官僚以種種方式來使他們的政治和官場生涯的發展最大化，國家則是實現國家絕對收益的最大化。在理性選擇路徑的主導下，政治學家在理解選民、候選人和壓力集團的政治行為、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等政治制度及公共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的政治效應上都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比如「結構—誘致均衡」模型表明，在多元偏好條件下，穩定的均衡幾乎無法找到，只有在博弈中加入制度變數，穩定均衡才能維持。這些關於國內政治制度與政治行為的理性選擇模型為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有關國際—國內互動的分析打下了必要的基礎。

　　 隨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越來越多地強調國際—國內互動，理性選擇路徑在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中佔據了顯著的地位。近年來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關於國際—國內互動的幾部代表性著作，如《平衡社會利益與國家安全：政府對外貿易戰略選擇》《危機下的抉擇：國內政治與匯率制度選擇》《國家的選擇：國際制度、國內政治與國家自主性》等都是基於理性選擇的方法論構建了相關問題的分析框架。這種方法論傾向從這些著作的書名上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後兩部著作還對理性選擇的相關方法論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討論。

　　 此外，需要強調的一點是，理性選擇路徑並不一定都要實現模型的數學化。人們有時把經濟學方法和數學模型混為一談。如果數學化是硬的形式化，那麼理性選擇路徑也允許軟的形式化，也就是非數學化的形式化。即使在經濟學範圍內，理性選擇路徑也不依賴於數學模型。比如，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都沒有使用數學模型來闡述他們的經濟學思想。對政治學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一些當代經濟學成果，比如，羅納德·科斯、道格拉斯·諾思、奧利佛·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經濟學家的重要著述也都是非數學化的。在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理性選擇路徑的一些代表性著作也沒有實現數學化，如《霸權之後》《國際制度的理性設計》等。

　　 劉：既然理性選擇路徑對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建構的作用日益重要，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將會更多地向經濟學趨同呢?

　　 田：社會科學家大都聽說過「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說法。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路徑固然是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產物，但是，經濟學帝國主義並沒能真正主導政治學的學科發展和理論建構。政治學家雖然運用了經濟學家所發展的博弈論等技術工具，但沒有將經濟學理論直接應用於政治分析。實際上，理性選擇路徑在政治學的擴展中很快和政治學中固有的制度分析傳統結合了起來，從而形成了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從方法論的內在要求上說，理性選擇路徑要求展示情境性因素。作為約束條件，這些情境性因素決定了可供個體選擇的各種策略的成本和收益。在理性人的假設下，理性本身是不變的，但僅此並不能說明任何東西。任何一個理性選擇理論，必須說明決策者在什麼約束條件下做出選擇，選擇有多少，各種選擇的成本收益如何，然後才能確定什麼是最佳選擇。因此，理性選擇路徑下的各種政治學理論同樣也需要說明政治決策者所面臨的各種約束條件，而政治制度正是政治行為體所面臨的最主要的約束條件之一。在政治生活中，不同的政治制度為政治行為提供了不同的約束條件，從而使同樣具有理性的行為體表現出了不同的行為。這樣，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是某種意義上「學科自覺」的產物。一方面，理性選擇方法對約束條件的強調要求政治學家探尋政治制度這樣的情境性因素；另一方面，行為主義革命後主流的政治學理論並沒有提供對政治制度的系統研究。在「重新發現制度」的旗幟下，理論選擇理論家和堅持比較歷史分析的政治學家一同使政治制度回到了政治學的中心舞台，推動了制度分析在政治學中的復興。

　　 在這個意義上，近年來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些著作在採用理性選擇方法的同時並沒有放棄政治學的本體立場，從而與經濟學對同一主題的分析拉開了距離。比如，《平衡社會利益與國家安全：政府對外貿易戰略選擇》突出了國家行為體的安全偏好在對外貿易戰略選擇上的影響；《危機下的抉擇：國內政治與匯率制度選擇》依據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經驗說明了國家是否支持開放的世界經濟依賴於國內政治結構；《國家的選擇：國際制度、國內政治與國家自主性》則展示了國際制度如何通過改變國內政治均衡而增強國家的自主性。這些研究表明，理性選擇路徑在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擴散並沒有使其變成經濟學的「殖民地」。這些著作對國家安全、國內政治結構或者國際制度的聚焦，使其對國際貿易、貨幣或者其他類型國際經濟關係的分析視角和研究結論都與經濟學迥然不同。

　　 四、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足與發展前景

　　 劉：當前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存在哪些不足?

　　 田：關於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處，近年來已發表的幾篇學科述評中都有過歸納和探討。這些不足之處涉及學科界定上的泛化、學術共同體的滯後、研究方法單一、中國問題意識缺失、理論創新不足，等等。這些問題在當今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但有些問題已經有了一些改進。比如，在學科界定上，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力學者已經取得了大致的共識。又如，在學術共同體的建設上，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和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系聯合發起「國際政治經濟學論壇」，並在此後每年展開一次學術研討會，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及相關學科學者的交流提供了一個制度平台。再如，在研究方法上，儘管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仍然首先青睞於定性分析方法，但近年來也開始採用定量分析方法，比如關於中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中爭端解決機制形式選擇的定量研究、美國黨派政治與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定量研究等。我在此不再全面討論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中的缺失，僅就其理論研究中的不足談一些個人看法。

　　 第一，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仍缺乏回應重大理論問題的創新性成果。自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21世紀以來，儘管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導向更多地從理論範式轉向研究問題，但這兩種導向不是絕然對立的。在實證主義的方法論下，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各種理論大都是為了回應某些重要的現實問題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比如霸權穩定論和新自由制度主義都是為了回答霸權的興衰是否會影響國際經濟體系的開放和國際經濟合作的持續這個經驗問題。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者應該對國際經濟關係在宏觀層面的重大問題做出回應。近年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在某些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不少進展，特別是外交學院秦亞青教授的「國際政治的關係理論」、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的「道義現實主義」和復旦大學唐世平教授的「國際政治的社會進化理論」，都在「大理論」意義上取得了創新性成果。但與這些成果相對照，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性顯得更多是邊際意義上的。

　　 第二，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過多聚焦於國家或者中央政府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而對國家之上的國際組織和國家之下的地方政府、企業、階級、行業、公眾、個人等行為體重視不夠。如前所述，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在第二個發展階段上已經聚焦於國際—國內互動分析，但這種分析仍主要著眼於國家或者說中央政府對外經濟政策的分析。儘管中央政府的偏好在制約產品和生產要素跨國流動上的作用最為明顯，但地方政府、企業、階級、行業、公眾等的偏好也會發揮重要的作用。總體來看，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對於這些中觀和微觀主體的分析還是相當匱乏的。此外，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對於國際經濟組織和全球經濟治理這樣宏觀層面的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對組織結構、決策程序、投票規則、談判過程等中觀和微觀問題的分析，從而使不少論述大而無當。

　　 第三，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儘管注意到國內製度在國內偏好匯聚上的作用，但對國內製度多樣性的仍缺乏重視。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在國際—國內互動的研究中對國內政治制度的分析仍主要是描述性的，缺乏更為一般的類型學討論即國內製度形式的差異如何影響到跨國經濟交換。實際上，比較政治學關於制度多樣性的具體探討對推進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意義重大。即使在備受爭議的民主/威權二分法下，民主政體至少可以分為多數民主和共識民主，威權政體至少可以分為個人獨裁政權、軍人政權和君主制政權等。在歷史制度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多樣性的討論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則可以分為協調市場經濟、自由市場經濟和依附市場經濟等。但由於比較政治學在中國作為一個學科加以建設的時間比國際政治經濟學還要晚一些，也由於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經驗基礎大多限於美國等少數幾個國家，世界各國在這些制度形式上的廣泛差異在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研究中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關注。

　　 第四，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中國特質」仍不夠充分和鮮明。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特點是對國際權力結構的突出和對國家自主性的強調，但這一研究沒有從根本上脫離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知識譜系。反觀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重大創新，比如，秦亞青教授的「國際政治的關係理論」就將中國傳統的理念「關係」植入國際關係理論，從而展現了元理論上的中國特質。也許，中國傳統的經濟治理思想和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治理模式都難以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化提供足夠強大的思想資源和歷史積澱，但這並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務。

　　 劉：您如何看待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前景?

　　 田：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也存在諸多缺失。不過，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在當前也面臨難得的有利學術條件和現實機遇。如果利用好這些條件和機遇，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將會獲得深入的發展。

　　 在學術條件上，有關學科在中國的發展會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供助力。第一，國際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是國際經濟關係，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也被稱為「國際經濟關係的政治學」。如果沒有對國際經濟問題準確細緻的把握，政治學者就無法展開好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近些年來，中國的一些國際經濟學者加入到了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反過來激勵了政治學者更為系統地學習國際經濟學的知識。第二，比較政治學。前面提到，比較政治學在中國發展的滯後對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具有相當的制約作用，這和比較政治學在美國的發達對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推動作用形成鮮明的反差。但近幾年來，比較政治學在中國有了相當快速的發展，特別是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相鄰學科的比較政治經濟學已經發展成型，可以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提供必要的國內分析基礎。第三，國際關係理論。國際關係理論中中國學派的生成，也可能會推動作為國際關係次領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出現具有中國特質的理論創新。比如「國際政治的關係理論」或道義現實主義的邏輯是否及如何運用到國際經濟關係的探討中，完全可以成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思考的問題。第四，計量經濟學。儘管定量方法與定性方法並無高下之別，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也不一定需要像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那樣以定量方法為主，但目前定量方法在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仍然使用較少。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學專業課程體系的完善，新一代正在培養的博士生群體更多地掌握定量方法，從而為其日後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工具上的準備。第五，國際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發展。近年來，中國學者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上已經取得了一些創新性成果，同時比較系統、及時地掌握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最近進展，特別是跟蹤了西方學術界對主流的開放經濟政治學的反思。這些都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做出創新性的知識貢獻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也面臨著難得的現實機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史表明，理論創新往往來自於對國際經濟中重大現實問題的回答。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係已經並將繼續發生重大的變化，從而將向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提出新的研究問題。第一，中國巨大的經濟規模形成了中國在世界市場中的結構性權力，無論是在生產體系、貿易體系還是金融體系中都是如此。如何評估這種影響和如何運用這種權力都需要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給予理論上的回答。第二，「轉制」「改制」和「建制」成為中國與國際經濟制度關係的新特點，比如近期大家關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的改革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如何在動態描述和政策分析的基礎上對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新角色進行學術上的考察，也需要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理論性研究。第三，中國對國際經濟體系的參與會推動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中國的對外開放不僅會使中國對世界經濟產生更大的影響，而且會促進國內的制度變遷與國家建設。因此，無論就理論價值還是政策含義而言，經濟開放與國家治理體系的重構之間具有什麼樣的關係都值得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加以探究。第四，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和經濟發展的模式使中國政治經濟不同於美國政治經濟，比如國家在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中發揮了主導性作用。這種差異會使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發揮不同於美國的新作用，從而要求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不能照搬在美國居於主流的開放經濟政治學範式，而是基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進一步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質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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